科爾多瓦大學自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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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爾多瓦大學自治運動
Reforma Universitaria de 1918
1918年，科爾多瓦大學的學生在學校升起阿根廷國旗
日期1918年3月-1918年10月
地點
 阿根廷科爾多瓦
結果
  • 阿根廷確立大學自治制度及學術自由原則
  • 阿根廷各大學修改教學綱領，放寬招生限制
  • 學生運動、工人運動不斷發展
衝突方

阿根廷阿根廷政府（西班牙語：Gobierno de Argentina）

科爾多瓦大學自治運動，又稱大學改革運動（西班牙語：Reforma Universitaria de 1918），是阿根廷近代史上的一次學生運動。1918年3月，阿根廷中部的國立科爾多瓦大學學生舉行了遊行示威，要求改變大學落後、陳舊的教學管理機制，但遭該校校長等行政管理者束之高閣，因此學生決定擴大運動，並發表了《科爾多瓦宣言》，要求阿根廷政府（西班牙語：Gobierno de Argentina）採取改革措施，變革大學管理機制，最終，伊波利托·伊里戈延總統接受了示威學生的要求，同意對該校教育制度進行改革、並決定在全國各大學實行大學自治管理機制[1][2]。

背景[編輯]

拉美大學自治的發展[編輯]

法學院是國立科爾多瓦大學成立最早的二級教學單位之一

自1492年航海家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以後，西班牙與葡萄牙兩國相繼在美洲建立殖民地[3]:129-132，以後大量拉丁裔移民從伊比利亞半島來到殖民地定居[4]，為滿足移民及其後裔的教育需求，西班牙殖民帝國在今墨西哥、秘魯、阿根廷等地的城市陸續建立高等院校。1573年，殖民者赫羅尼莫·路易斯·德·卡夫雷拉（英語：Jerónimo Luis de Cabrera）在今阿根廷建立了科爾多瓦[3]:134，而與之相配套的教育機構最高學院（西班牙語：Colegio Máximo，即今國立科爾多瓦大學）則於1613年由耶穌會成立，成為阿根廷最早的大學[5]:63[6]:505。

與此同時，西班牙本土的薩拉曼卡大學等學校已經從傳統的學者行會轉變為近現代的大學，大學生也可以在一定限度上參與管理自己的學校[7]:639；這種自治理念也傳入了拉丁美洲的各大學，因當時的大學主要為殖民政府培養行政管理者，學生對大學治理的參與也被殖民者視為畢業後從事殖民管理工作的提前演練，因此，殖民政府默許包括最高學院在內的部分高校實行小範圍的大學自治[8]:102-103。

19世紀初，阿根廷脫離西班牙殖民帝國獨立，並將最高學院收歸國有，更名為國立科爾多瓦大學[9]:131-132，此時，受到法國《拿破崙法典》及實證主義思想的影響，一些政治家及學者主張將大學置於政府嚴格管理下，因此，阿根廷政府（西班牙語：Gobierno de Argentina）便廢除了殖民地時代的大學管理模式，更長期控制着該校的經費預算、主要人事任免。在這一階段，儘管在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米恩托等教育家的支持下，國立科爾多瓦大學引入了一些教導數學、物理、化學、礦物學、植物學、動物科學和天文學等自然科學的教授，但並沒有扭轉學校殖民主義、教權主義特色的人才培養體系[10]，該校仍然崇尚精英教育，專業多樣化色彩並不明顯，新興的自然科學類專業並不如醫學及法學兩門傳統專業受到師生重視，而教學及學術自由則在總體上受到天主教會之教權主義的束縛，發展緩慢[11]:450[12]:97，僅保留了自主考試、授予學位與從業資格培訓證書等少數權力[8]:103。秘魯共產主義人士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認為舊貴族對政治經濟秩序的壟斷，導致了拉丁美洲大學被寡頭所控制，進而導致大學缺乏人文精神及科學理念[12]:97。

19世紀下半葉以來，阿根廷的大學自治地位得到了一定的加強，1885年，阿根廷通過了阿維亞內達法（西班牙語：Ley Avellaneda），確立了該國大學的自治地位，該法令允許學校制定法規、選出領導、管理內部財務等權力[6]:510[13]:207-208；進入20世紀，在阿根廷、智利、秘魯以及烏拉圭的一些大學，有學生開始組織遊行示威，要求政府對大學進行改革，並切實保障學校的學術自由[11]:450-452。其中在專制傳統較弱的烏拉圭，何塞·巴特列-奧多涅斯及威利曼領導的政府向大學生做出了一些妥協，並重組了烏拉圭共和國大學的管理機制[11]:453[14]。

阿根廷現代國家的興起[編輯]

伊波利托·伊里戈延。

自胡利奧·阿根蒂諾·羅卡於1880年出任阿根廷總統開始，經濟自由政策得到該國連續十屆聯邦政府的執行與強化，在政策激勵下的歐洲入境移民潮（英語：Immigration to Argentina）重塑了阿根廷社會和經濟的面貌[2]:65。1870年到1910年，移民潮和死亡率的降低使人口數量擴大到了原來的五倍，經濟規模擴大到了原來的十五倍[15]；鐵路里程（西班牙語：Ferrocarril en Argentina）從503公里陡增至31,104公里[16]；小麥年出口從10萬噸增至250萬噸，冷藏船的應用使牛肉年出口從2.5萬噸增至36.5萬噸[17]，令阿根廷躋身於世界出口五強之列[18]；受惠於世俗的免費公共義務教育（英語：Argentine Law 1420）系統，該國識字率從22%激增至65%，比部分拉美國家五十年後的水平還高[18]。1908年，阿根廷人均收入超越德國、加拿大和荷蘭，全球排名第七[19]。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也從「大農村」轉身成為國際化的「南美巴黎」[20]。

與此同時，阿根廷產業結構也趨於多樣化，投身於商業及工業等非農產業的移民及其後代逐漸形成了該國中產階級的主體，他們在經濟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政治等領域卻受到保守勢力的漠視及排斥[2]:65。中產階級的壯大對阿根廷國家政治體制形成了強大壓力，並促使保守派總統羅克·薩恩斯·佩尼亞於1912年制定了普通男性無記名投票法（英語：Sáenz Peña Law）[21]；他們對於保守派壟斷大學教育模式頗為不滿，並呼籲政府對大學進行改革，以令大學更為現代、民主，從而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12]:97。以後激進黨領袖伊波利托·伊里戈延於1916年當選總統，結束了保守派寡頭政治36年的統治。伊里戈延推行的社會經濟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阿根廷中產階級及工人階級的境遇，也影響了大學生對大學管理機制的看法[2]:66。

國際情勢變化[編輯]

在拉丁美洲，阿根廷的近鄰墨西哥於1910年爆發了革命，執政超過30年的考迪羅波菲里奧·迪亞斯被弗朗西斯科·馬德羅推翻；隨後，墨西哥於1917年通過了新憲法[22]。墨西哥革命及1917年憲法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該國工人階級與農民的權益[2]:66[23]:60。在墨西哥發生的這些變革也讓阿根廷人了解到拉美其他地區的舊有社會結構開始發生改變[2]:66。在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其殘酷性震驚了阿根廷的知識分子，一些學生及學者甚至認為這場戰爭意味着19世紀的思想體系的失敗，他們試圖排除歐洲的影響，減少戰爭對阿根廷的負面影響。1917年，俄羅斯帝國相繼爆發了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終結了羅曼諾夫王朝的統治，其中，十月革命革命理想及其倡導的社會公平理念，也引起了一些阿根廷青年的關注，他們因此認為自己肩負着改造舊世界，推動建立新時代的使命[2]:66[24]:110-112。

思想進步與學術繁榮[編輯]

除了科爾多瓦國立大學之外，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國立拉普拉塔大學等高等院校於19世紀先後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建立[13]:207，進入20世紀，它們在阿根廷高等教育體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2]:64；另一方面，一些阿根廷學者開始呼籲社會改革，其中，何塞·因赫尼埃羅斯（西班牙語：José Ingenieros）[25]、里卡多·羅哈斯（西班牙語：Ricardo Rojas）、曼努埃爾·加爾維斯（西班牙語：Manuel Gálvez）、華金·維克托·岡薩雷斯（西班牙語：Joaquín Víctor González）等思想家本身也是任職於大學的學者，抑或是與大學保持着緊密的聯繫；他們的理論觀點也對學生觀念的轉變起到了引領作用[2]:66[11]:448-449。針對阿根廷貧富不均，經濟成就所帶來的財富由上層人士壟斷的社會問題，胡安·巴蒂斯塔·胡斯托（西班牙語：Juan B. Justo）[26][27]、阿爾弗雷多·洛倫索·帕拉西奧斯（西班牙語：Alfredo Palacios）等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人士主張阿根廷政府要進行經濟社會改革，以消除國內社會不平等的問題[28]。該國還有思想家提出反對實證主義，主張理想主義。而在學校里，不少阿根廷大學生通過閱讀專著及期刊，參加大學校園裡的講座、討論會等形式，接觸到了社會民主主義及理想主義等思想[2]:66。

前奏[編輯]

阿根廷公共教育部長何塞·桑托斯·薩利納斯

相比起瀕臨大西洋的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及拉普拉塔，科爾多瓦居於內陸地區，社會觀念並不及沿海城市開放，因此進步思想在該校的傳播力度也不及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國立拉普拉塔大學[2]:66；國立科爾多瓦大學的學術氛圍深受天主教會的影響，偏重發展法學及醫學等傳統專業，而現代科學相關的專業則發展緩慢[29]:25，學校課程安排的天主教色彩也頗為明顯，甚至因此被學者視為一些考迪羅「精神上的總督區」[30]:54。

但在1915年，國立科爾多瓦大學畢業生德奧多羅·羅卡（西班牙語：Deodoro Roca）發表演講批判學校採行形式主義，教學方式陳舊古板，忽視現實生活相關的知識，並要求學校進行改革[31]。羅加還敦促科爾多瓦的在校生通過集體行動推動改革實施[27]。在羅加的倡議下，自1916年起，阿圖羅·奧爾加斯（西班牙語：Arturo Orgaz）、薩烏爾·亞歷杭德羅（西班牙語：Saúl Alejandro Taborda）、阿圖羅·卡普德維拉（西班牙語：Arturo Capdevila）等一批知識分子開始投身於大學改革運動中[27]，並通過組織社團、創辦期刊、開展辯論會等方式傳播新思想及改革教育體制的主張[8]:104。但反對改革的保守勢力也開始阻撓改革進程[2]:67。

1917年，國立科爾多瓦大學工程學院的學生表達了對其學院內學術條件的不滿[32]；同年，該校行政管理機構最高委員會決定取消醫專生住院實習的規定，又在未徵得學生同意的情況下，以經濟和道德理由強行關閉了該校醫學院的宿舍[25][27]。醫學生社群認為政府破壞了自己的生活，也粗暴干涉了學校事務[25]，因此，他們向該國公共教育部長何塞·桑托斯·薩利納斯（西班牙語：José Santos Salinas）要求重新開放公寓[32]，並藉此機會實行大學改革，撤銷保守的教條，同時罷免校內不稱職的教師，但遭到拒絕。與此同時，學校最高委員會還採取措施，修改學生的考核制度[33]，此事件隨即成為了該校改革運動的導火線[2]:67。

過程[編輯]

1918年3月，暑假結束後，國立科爾多瓦大學新學期開始，但該校的在校生卻拒絕回到課堂，決定聯合起來組織遊行示威[8]:104。3月14日，示威者加強措施，由全校各院系選出的24名代表組成的支持改革委員會宣布無限期罷工罷課[6]:508，並要求在大學從事技術崗位的學生儘快內離開[33]。但國立科爾多瓦大學高層主管卻對在校生的訴求視若罔聞，該校校長仍然呼籲學生在4月返校上課，學校最高委員會還將學生們的抗議活動定調為對學校行政及教學工作的擾亂及嚴重違反校紀的行為，並決定關閉大學[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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