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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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僧事件是1932年发生在中国上海的一宗中日冲突事件,此事件直接促成一·二八事变的爆发。
蔡廷锴等指出:“一二八”事变的“近因完全为暴日军阀蚕吞中国之支动作。日僧事件及抵货运动不过如中村失踪及满铁被毁,为其同一自然之导火线耳。”[1]
“日僧事件”是由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精心策划,目的在于促使日本海军迅速出兵[2]:6。
背景
[编辑]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扶持成立了满洲国。中国人的对日反感情绪上升,上海的反日运动尤为高涨。生产毛巾的工厂三友实业社位于华界马玉山路(今双阳路),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被认为是反日运动的基地之一。
经过
[编辑]1932年1月18日,在田中隆吉助手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煽动下,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和佛教徒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藤村国吉5人举行宗教仪式之寒中修行,途经杨树浦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时,故意寻衅闹事(中国方观点),同该厂工人义勇军发生冲突[2]:7。结果日僧三人被殴伤,一人伤重身亡[2]:7。上海工部局作出了回应。
后果
[编辑]1月19日,村井仓松就“日僧事件”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口头抗议,要求缉凶,并保留其他要求条件[2]:7。
1月20日凌晨2时40分,重藤千春在田中隆吉指使下,指挥上海“日本人在华青年同志会”32名暴徒,携带枪械、刺刀等武器和硝磺、煤油等引火物,潜赴三友实业社工厂,纵火焚烧毛巾工场厂房,并打死前来组织救火之公共租界工部局华捕一人,打伤二人[2]:7。田中深信“这样一来,日华之间必然引起冲突”[3]。当日下午1时,在田中隆吉煽动下,约一千余名日侨以“日僧事件”为借口,在公共租界蓬路日侨俱乐部召开第四次侨民大会[2]:7。决议:“吁请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并要求驻上海的帝国官府(总领事及海军陆战队)采取强硬手段。”[4]嗣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游行请愿,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具重海军大佐向日侨保证:“为在万一的情况下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和行使自卫权,我们将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而且现有兵力不足,随时准备增兵。”[5]散会后,日侨在虬江路和北四路一带闹事,殴打行人,撕毁标语,捣毁多家商店[2]:8。
田中隆吉眼看暴动之状况,加紧工作,一面向日本公使馆及“支那派遣军”游说出兵之重要,一面以手枪胁迫“三井物产”上海分公司负责人致电东京三井财阀负责人团琢磨,请其主张出动日军[2]:8。
日侨在文监师路(今塘沽路)上海日本居留民团门前,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并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上海工部局发布戒严令。1月28日,中日两国军队交战,一二八事变爆发。
审判
[编辑]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田中隆吉少将对于日僧事件作出证言:所谓的“惨案”是由板垣征四郎委托其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少佐制造事端,实际执行则委托宪兵上校重藤宪史与田中之情妇、前清皇族川岛芳子,雇用杀手攻击在上海的日莲宗僧侣,煽动日本侨民情绪制造混乱[6]。然而,川岛芳子和日僧事件的关系并没有除了田中的证词以外的证据。1948年,川岛芳子以汉奸罪名被处决。
参见
[编辑]参考文献
[编辑]出处
[编辑]- ^ 蔡廷锴、蒋光鼐、戴戟著,《淞沪战斗详报》,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第7-8页
-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李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周天度、郑则民、齐福霖、李义彬等著,《中华民国史》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 ^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0页
- ^ 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4页
- ^ 关宽治、岛田俊彦著,王振锁等译,《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369页
- ^ 《明治・大正・昭和・平成 事件・犯罪大辞典》,东京法経学院出版,2002年,第341页、577页
书目
[编辑]- “明治・大正・昭和・平成 事件・犯罪大辞典”、东京法経学院出版、2002年
- 黒井文太郎:“谋略の昭和里面史”、宝岛社文库、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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