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
各朝均有设置，《史通》称：“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但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但在没有文字的上古时代，史官只能从前任史官通过口授习得历史，容易产生纰漏和歪曲，直到汉朝史官司马迁所作的纪传体史记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文献纪录功能才彻底打破。
在中国历代，多数君主、权臣都基本遵循史官的职能而不介入，但也有部分例外：春秋时期齐国大夫崔杼杀害齐庄公，史官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要求史官改写，史官不肯，崔杼一怒之下杀死多个史官，仍无法改变后继史官的心意，最后只得屈就事实。中国史学史经常以此强调史官气节，“不虚美，不隐恶”。[1]事实上，前秦苻坚就曾改写历史。[2]唐太宗强调他在唐朝初年的功绩和他即位的合法性，同时塑造其父李渊在隋朝的忠臣形象，在史书叙述上，将太原起兵的首功归纳于己身，高祖李渊则对于起兵反隋，表现为消极被动。他对于玄武门之变中杀兄之事强调自己的正义性，贞观十四年（640年），在皇帝一再要求下，“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唐太宗看过《高祖实录》立即要求重写，以突出自己杀死兄弟的叙述来淡化自己逼迫父亲的行为[3]，并为自己辩白道：“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后来的《高祖实录》记载︰“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畋猎，常与博徒游，故时人称为任侠”，通过突出李建成的缺点来强调自己发动政变的正义性。[4]宋朝司马光撰写《通鉴》时也不得不怀疑说：“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能无抑扬诬讳之辞。”[5]
注释
[编辑]- ^ 《汉书·司马迁传赞》：“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 ^ 《苻坚载记》曰：“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
- ^ 《贞观政要》卷七：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 ^ 牛致功《唐高祖传》说：“李世民要史官们把他利用阴谋手段夺取太子地位的宫廷政变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正当义举，也就是要把他杀兄夺嫡之罪合理化。房玄龄、许敬宗正是遵照这种要求修改《实录》的。”
- ^ 《通鉴考异》
- 赖瑞和：〈唐代史馆史官的使职官名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