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萊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河北省晉察冀烈士陵園傅萊紀念碑

傅萊（德語：Richard Frey，1920年2月11日—2004年11月16日），原名理察·施泰因（Richard Stein），原籍奧地利維也納，原奧地利共產黨黨員，1939年1月為支援中國抗日戰爭來到中國，後加入中國國籍，在華工作生活65年，於2004年11月16日在北京逝世。傅萊是中國首次成功研製青黴素第一人、是中國中西醫結合治療先行者、是中國醫學信息現代化管理開創者。

生平[編輯]

傅萊出生於維也納一個猶太中產家庭，獨子，曾是維也納第九區文理中學一名優等生。身高1.92米。1934年傅萊加入奧地利童軍組織，並參加奧地利內戰；戰後他加入奧地利共青團。1937年加入奧地利共產黨。就讀於維也納醫科大學，學習內科學、傳染病學、微生物檢驗學、X光放射診斷學等醫科專業知識，還參加了醫院的臨床實習，在維也納赫爾茲科勒西特放射專科院和維也納醫大皇家附屬醫院等醫療機構，學習放射治療專科技術及其它專科醫學。1938年3月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後，傅萊上了納粹黑名單；1938年底黨組織通知他為逃避蓋世太保追捕、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撤離出維也納。支援中國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戰爭，是他離開歐洲後唯一的志願。1938年底，傅萊在義大利熱那亞登船，漂洋過海前往中國，歷經28天的航行，1939年1月15日乘坐遠洋客輪「勝利號」抵達上海港。

投奔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是傅萊來中國的目的。傅萊在上海虹口難民傳染病隔離醫院工作不到三個月，就北上先後在天津德美醫院、北京道濟醫院、順德府（邢臺）福音醫院和天津馬大夫紀念醫院工作。他一面從事抗日醫療救援，一面四處尋找共產黨軍隊。1940年，傅萊通過在保定基督教青年會任職的美國進步人士胡本德（Mr. Hugh W. Hubbard，休·韋爾斯·哈伯德（1888 - 1975），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傳教士，1931年華北基督教農村事業促進會成立後，積極參加在保定樊莊鄉村試驗區鄉村教育實驗計劃，開創了鄉村識字工作），與中共北平地下組織取得聯繫。北平地下黨給傅萊的任務是利用在醫院的便利條件，為晉察冀及平西抗日根據地採購和運送部隊急需的藥品。傅萊在天津將近兩年的時間裡，不畏艱險和困難，承擔起為抗日根據地運送藥品等物資的重任，並出色地完成了黨組織交給的各項任務。

1941年，傅萊受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邀請，從天津出發，秘密穿越日軍封鎖線，來到抗日前線晉察冀邊區工作。聶榮臻根據他名字的德文發音取的，並說：「你是追求自由找到八路軍的，叫這個名字很好（『傅萊』是德語『自由』的諧音）。你有醫學方面的特長，先到八路軍的白求恩衛生學校（位於唐縣葛公村）去當老師吧！」不到一年時間，傅萊的漢語就說得非常流利了。傅萊與柯棣華在「白校」僅相處了一年多，柯棣華便去世了。柯棣華病危時，傅萊親自參加了搶救。柯棣華去世後，傅萊非常傷心，親筆撰寫了紀念柯棣華的文章。在抗日根據地，他參加過多次殘酷艱巨的反掃蕩戰鬥，搶救過無數抗日將士的生命，並培養出千餘名八路軍軍醫和衛生員。1942年6月，在靈壽召開的晉察冀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傅萊作了題為《疥瘡、結核、瘧疾的診斷與治療》的報告，隨後還當選為晉察冀軍區醫藥指導委員會委員，經常隨軍區衛生部檢查團到各軍分區和戰鬥部隊檢查衛生工作，目睹了邊區傷病無藥可治的嚴重情況，成為白求恩衛生學校傳染病教學工作的帶頭人，並為邊區傳染病防控作出了貢獻。1943年晉察冀邊區流行瘧疾，由於日軍封鎖，邊區缺少治療藥品奎寧；傅萊向當地老中醫學習，在八路軍和邊區採用針灸治療瘧疾，取得成果，最終戰勝了疾病，避免了許多軍民的傷亡，獲毛澤東、朱德褒獎，通報全軍。

1944年，傅萊從晉察冀被調到位於延安的中國醫科大學開展教學和醫療工作，任陝甘寧邊區中西藥研究會顧問、八路軍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衛生部醫藥衛生委員會委員。1944年冬，他以中國救濟總會（United China Relief, UCR）晉察冀代表的身份，通過宋慶齡和美軍駐延安觀察團，請美國援華會（CAC）幫助，向英美有關部門獲取青黴菌菌種和相關資料。傅萊連續三年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年經聶榮臻介紹、彭真代表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傅萊在延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5年旁聽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5年初傅萊利用美國援華會捐贈的菌種，經陝甘寧邊區政府批准，傅萊帶領兩位助手在延安城東柳樹店中國醫科大學內，自己動手建起生化研究室（土法生產粗製青黴素的小作坊）開始研製實驗。沒有培養細菌的恆溫設備，傅萊就用一個土屋當實驗室，在裡面壘炕燒火，以保持恆溫；沒有功能齊全的不鏽鋼發酵罐，就用大小不一的小口玻璃瓶代替；沒有攪拌器和搖床，就定時進入恆溫培養間，抱著發酵瓶振搖；沒有空氣壓縮機，就用打氣筒人工打氣；沒有空氣過濾器，就用打氣筒把空氣先通過一個裝有無菌棉花和濾布的小管，除菌後再通入發酵罐底部，來保證培養液中有足夠的溶解氧，經過50多次試驗培養出第一批粗製青黴素。1945年5月17日《解放日報》刊發報導，題為《留延國際友人傅萊醫生試製青黴菌素成功》。

抗戰勝利後，1945年11月傅萊奉命來到張家口，負責收編日偽的蒙疆醫院，並繼續研製生產青黴素供應前線，擔任晉察冀軍區衛生部顧問、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簡稱「解總」）晉察冀醫藥衛生總代表，在董必武的領導下，積極配合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會，將世界多國及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援華物資，分發給解放區軍民。帶著X光機和醫療聽診器參加了大同集寧戰役、太原戰役、天津戰役。在天津戰役中，傅萊作為華北軍區衛生顧問，親臨前線組織傷員救護工作。為確保戰役期間我軍傷員能夠得到及時救治，他根據天津戰役的規模、參戰兵力和特點，及時提出組建多個野戰醫院的提議。在他的積極努力下，天津周圍很快建立了十餘個野戰醫院，同時他還就手術治療、藥品供應和防敵偷襲等問題，進行了周密而細緻的部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底隨南下大軍到達重慶。傅萊選擇繼續留在飽經戰爭創傷和貧窮落後的新中國，任西南軍政委員會衛生部公共衛生處負責人，重慶市衛生局顧問，重慶醫科大學顧問。1952年加入了中國國籍。解放初期，他一直在中國落後的西南邊遠地區工作，經常深入到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研究傳染性疾病和地方病，並為中國預防疾病工作編寫了許多重要醫學文獻。1961年傅萊的父親在奧地利去世，傅萊經批准於1962年回瑞士探親，毅然返回中國，1979年任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情報研究所副所長。1982年在傅萊積極領導和具體參與下，決定引進美國IBM 4361（英語：IBM_4300#IBM_4361）中型電子計算機，從計算機房的基建、圖紙設計，到規劃審批，乃至機房後期的裝修都一一過問，還經常到工地查看質量。1987年建成我國第一個大型醫學文獻計算機檢索系統MEDLARS，結束了我國醫學文獻手工檢索的歷史，開創了中國醫療機構快速高質量檢索全世界生物醫學文獻和醫學信息的服務，並同時在全國各地培養出大批醫學信息現代管理技術人才。後任中國醫學科學院圖書館館長，中國醫學科學院信息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醫學科學院圖書館名譽館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顧問。

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並蟬聯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外事委員會六、七、八、九屆委員。在20年全國政協委員任期間，經常到全國各地進行調查研究和到世界多個國家洽談合作交流，為中國醫療衛生事業貢獻出了自己最後的力量。2004年11月16日凌晨，傅萊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按傅萊遺願，死後將他遺體捐獻給了中國醫學科學院作研究之用，安葬在他曾經戰鬥過的唐縣軍城鎮的晉察冀烈士陵園，傅萊之墓與白求恩、柯棣華的陵墓為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奧地利總統海因茨·菲舍爾兩國元首為他獻了花圈。

傅萊先後任教於晉察冀軍區白求恩衛生學校、延安中國醫科大學、白求恩醫科大學、華北醫科大學、重慶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學院。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自由勳章、解放勳章，衛生部科學貢獻獎。2005年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活動時，由兒子代表他接受了紀念抗戰勝利的金質獎章。著有《人民保健組織學》等。

婚姻家庭[編輯]

傅萊從天津奔赴晉察冀抗日前線後，與家鄉女友—漢娜（Hanna，中學同學、反法西斯戰士）失去聯繫。抗戰勝利前夕，傅萊在延安與李濱珠結婚。李濱珠於1921年11月在河南偃師市出生，1936年在開封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年8月赴延安參加抗日。1959年傅萊李濱珠夫婦因受害於黨內極左路線而被迫結束婚姻。之後傅萊再婚夫人江國珍；李濱珠撫養子女未曾再婚。2007年7月李濱珠在傅萊家鄉維也納國家老人院逝世，葬於維也納中央公墓。同日、傅萊骨灰也葬於河北晉察冀烈士陵園；這兩個來自不同國度的戰友加伴侶，竟無約地同時埋葬在對方之故鄉。

永遠的紀念[編輯]

2006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在奧地利維也納市第九區傅萊就讀的文理中學——Döblinger中學（德語：Döblinger Gymnasium）豎立了傅萊紀念牌，其碑文由奧地利共和國總統撰寫。 2007年，傅萊紀念墓碑在河北省唐縣晉察冀烈士陵園落成。 2015年，紀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奧地利總統在國家《記憶》文集中撰文紀念傅萊。

參考文獻[編輯]

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傅莱&oldid=81796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