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里橋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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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桥之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部分
La bataille de Palikiao.jpg
战役傍晚时分的八里桥
日期: 1860年9月21日[1]
地点: 中国北京八里桥
結果: 英法联军获胜
參戰方
英国 英國
法国 法蘭西第二帝國
China Qing Dynasty Flag 1862.png 清朝
指揮官和领导者
英国 詹姆斯·霍普·格蘭特
法国 夏尔·库赞-蒙托邦
僧格林沁
兵力
1萬人[2] 5~6万人 [來源請求]
伤亡与损失
英军:[3]
死亡2人,受伤29人
法军:[4]
死亡3人,受伤18人
1,200[4]
Felice Beato1860年拍摄的永通桥(八里桥)

八里橋之戰爆發於距北京僅數10里的八里橋周圍一帶,是一場清軍和英法聯軍的大規模戰事。由於距離京師只有幾公里,對清王朝而言是攸關生死的一戰,清軍出動八旗軍和蒙古騎兵隊共約3萬大軍準備決一死戰。但不料落後的武器戰術上的失誤,使得清軍大部分被擊潰,以徹底大敗結束。隔日,咸豐帝以遊獵北方(清朝官方稱北狩)為理由逃奔熱河避暑山莊。英法聯軍最終獲得勝利,也為歐洲軍隊打通前往北京的道路。

战役过程[编辑]

[5]

1860年9月初,蒙托邦克灵顿所率领的英法联军天津出发进攻北京城的通州张家湾张家湾之战于9月18日结束。9月19日,英法联军对八里桥一带开始全面军事侦察,通过入华多年的传教士为辅助。英法联军通过侦察发现北京到通州运河沿岸部署大量清军,运河上有一座17世纪石料单孔桥,即为八里桥,距通县8里。

9月19日,清朝朝廷在《谕僧格林沁等应敌机宜》的“廷寄”中询问:“僧格林沁自退扎八里桥之后,日来与该夷是否又经见仗?”,在《著乌兰都迅带马队赴通》的“廷寄”中指令:“僧格林沁现扎八里桥,胜保现扎于家卫,防堵由通入京要隘,以截夷人前进……著乌兰都迅即统带所部马队官兵二千三百名,日夜趱行,前往通州以西八里桥地方,听候僧格林沁等调拨,勿稍迟延。”[6]

9月21日凌晨5点半,英法联军发出了出发信号。雅曼率领法军两个炮兵连和参谋部兵员,科利诺率领法军一个炮兵连居中,成为先头部队,英军居后。英法联军各有4000余人,共为8000余人。投入战斗的清军共2.5万至3万人,主帅是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左翼是热河副都统胜保统带的五千京营,右翼是热河都统瑞麟统带的四千绿营。蒙托邦声称是清军首先发动了进攻,清军骑兵面对英法联军排炮毫不畏惧,一批一批冲击。清军发现英法联军中法军和英军之间的空隙,趁机冲击进入,一度突破了英法联军的防线。

法国远征军中尉保罗·德拉格朗热对清军骑兵描述:“炮弹和子弹无法彻底消灭他们,骑兵们似乎是从灰烬中重生。他们如此顽强,以至于一时间会拼命地冲到距大炮只有30米远的地方。我们大炮持续和反复地排射,炮弹于他们的左右飞驰,他们在炮火中倒下了。”[7]蒙托邦科利诺雅曼等部队采用刺刀、炮火持续攻击,布杰(Pouget)少校率领法军第101旅夺取了清军阵地中心村庄,雅曼率法军占领八里桥。

英法联军开始采用大口径火炮射击拼死一战保卫八里桥的埋伏清军,最终占领了八里桥,桥上清军尸横遍野。蒙托邦回忆:“八里桥成了这一天最动人的一幕。早晨还斗志昂扬的那些清军骑兵,现在都已消失得无踪影了。这座桥是一种古老文明造就的伟大古迹。那些衣着华丽的骑兵,在桥道上挥动旗帜,毫无掩护地以一种对我们的大炮和火炮无能为力的炮火,作出了反击。”[8]

据俄使伊格估计,当时清军投入约5至6万人,其中3万骑兵,损失1000人(清朝自己估计为3000人)。法军死亡3人,受伤17人,英军死亡2人,受伤29人。9月21日,英法联军郭家坟八里桥附近进攻。胜保僧格林沁瑞麟奉命迎击,激战半日后僧部溃退,胜保瑞麟继续督军奋战,激战中胜保连中数弹而昏晕落马。最终清军战败。战后胜保咸丰美誉“忠勇性成,赤心报国”。[9]

争论[编辑]

史家对八里桥之战中的僧格林沁褒贬不一。

正面观点[编辑]

认为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虽败犹荣,堪与第二次大沽口之戰媲美[10]。此外,认为僧格林沁在八里桥之战中是首先接仗,并主动反复冲击敌军,僧格林沁确实是较早撤退,但并不是撤退而逃,是因为联军包抄僧军侧后,僧格林沁遂一面抵抗一面缓缓撤退。[11]。还有学者认为僧格林沁有战术上的失误,但兵力装备,物资供求悬殊是失败的根源,虽然失败却充分体现了各族爱国官兵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12]更有人主张僧格林沁领导的八里桥之战是中国千年传统的骑兵冲击、冷兵器近战与西方经过拿破仑战争工业革命后以炮兵为核心的火力战之间的两个时代的决战,血肉之躯终归抵挡不住侵略者的新式枪炮。[13]以及主张八里桥之败却对“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了进一步认识。[14]

负面观点[编辑]

有学者认为八里桥之战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僧格林沁的临阵脱逃造成的[15]僧格林沁在八里桥之战中是找借口保命逃跑[16]。此外亦有认为八里桥之战的失败不是由于僧格林沁的“畏敌如虎”,“撤队而逃”造成的,而完全是僧格林沁不汲取以往失败的教训,以及对新形势下的战争的无知和指挥失误造成的。[17]。批评家中还有认为僧格林沁第三次大沽口之役中已经知道冷兵器不能抵抗新式兵器,就不该督率马队与联军决一野战,是他的无知和错误使官兵付出惨重的代价,僧格林沁丧师误国难逃其咎,但与主和派也不可同日而语。[18]

参考文献[编辑]

  1. ^ 第十三章 八里桥战役(1). 新浪读书. 2008/03/22 [2011/07/29]. 
  2. ^ de Saint-Amand, Imbert; Martin, Elizabeth Gilbert (1912). Napoleon III at the Height of His Power. p. 273.
  3. ^ London Gazette: no. 22452, pp. 4770–4771, 27 November 1860.
  4. ^ 4.0 4.1 de Saint-Amand & Martin 1912, p. 277
  5. ^ 耿昇,《孟斗班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新公布的档案文献看英法联军侵华战争》,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 , 2005年。
  6. ^ 《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册,第2327页。
  7. ^ 保罗·德拉格朗热(Paul Delagrange):《第2轻步兵旅》,巴黎,1889年版。
  8. ^ 法国远征军司令蒙托邦将军(八里桥伯爵):《回忆录》(Souvenirs),巴黎1932年版。
  9. ^ 马东玉:《慈禧太后杀胜保记》,《紫禁城》1994年05期。
  10. ^ 张瑞萍:《僧格林沁—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爱国将领》,《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11. ^ 汪炳明:《<庚申夷氛纪略>一片严重失实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史料》,《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12. ^ 包虎:《评僧格林沁在大沽口战役中的历史功绩》,《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13. ^ 黄凤志、姚大学:《评僧格林沁抗击西方殖民侵略的历史地位》,《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14. ^ 马鼎盛:《试论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大胜与八里桥惨败的历史意义》,《军事史林》1989年第1期。
  15. ^ 孙顺霖:《论僧格林沁》,《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
  16. ^ 陈德华:《试论僧格林沁》,《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17. ^ 王道成:《僧格林沁的无知与八里桥之战》,《北京日报》1984年10月19日第3版。
  18. ^ 胡世芸:《略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主战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