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读本
《汉文读本》是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所编纂的汉文教科书。1905年发行《台湾教科用书－汉文读本》，1919年再次颁布新订《公学校用汉文读本》，二者皆为配合当时公学校的“汉文科”学制而编纂，各出版六卷。《汉文读本》除用于公学校的汉文教育外，总督府亦透过行政命令要求民间书房以此取代传统的《三字经》等儒家启蒙经典。在《汉文读本》颁行以前，公学校亦以四书五经作为汉文教育的教材，然而这类经典艰涩难懂且疏离学童日常生活，因而编订平易近人且删除不常用汉字的《汉文读本》。然而，《汉文读本》并非以台语或客家语作为授课语言，而是以日语训读的方式授课。[1]1918年，总督府减少汉文科授课时数，因此隔年便改采用内容较少的《公学校用汉文读本》取代原本的《台湾教科用书－汉文读本》，直至1937年总督府全面废止汉文科教育。
版本变革[编辑]
于1905年编订的《台湾教科用书－汉文读本》，其内容多为灌输大和思想的课文，且其内容又与国语课本（此国语系指日语）完全一致，故于民间书房的推广效果不彰。1919年，为解决此问题，总督府重新编订了《公学校用汉文读本》。根据总督府《公学校用汉文读本编纂意见书》之统计，新版《汉文读本》比旧版读本多出了28篇实用课文，如消息文、商业用文等。[1]
课文内容[编辑]
《汉文读本》课文内容多为近代科学文明，介绍火车、汽船、电灯、瓦斯、电线、公园、博物馆和动物园等近代化科技，展现大日本帝国内地的进步与繁荣。相对西方文明的介绍，日本精神的内容较为少数。近代化设施除硬体之外，课文亦导入许多近代化的制度与观念，如贮金、时辰仪（时钟）、病从口入、邮便局（邮局）等等。除近代化文明的输入，道德教育也是《汉文读本》的一个重要教学领域，以类似寓言形式的课文培养台湾儿童遵循家庭道德、建立公德心、重视社会规范等。此外，《汉文读本》亦介绍学童关于台湾本土的物产和文化风俗，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此类课程介绍“台湾”、“樟脑”、“蔗及糖”以及各式风土民情等，使学童了解自己生长的故乡、故乡物产等；此外也批评缠足、吸食鸦片等恶习，提供学童省思，并藉学校教育带动民俗改革。介绍中国事物的课文偏少，其目的是减少台湾人的汉民族认同，仅收录朱成功、论语、孔子等代表人事物。当然，读本中绝对不会缺少灌输日本天皇思想与人事物的课文，为推行皇民化的方式之一，以形塑台湾人成为日本人的一分子；如大日本、我国（即日本）、天长节、纪元节等关于日本事物与节日的课文。除上述内容之外，尚有实业（如商卖、工业、杂货商、农工商等）、应用文、自然科学（如菊花、骤雨、萤、水等）等方面的课文，内容相当多元化。[2]
影响层面[编辑]
和制汉语[编辑]
在两套《汉文读本》中，皆采用了许多日式汉语，透过公学校教育，使台湾学生将这些用词融入其日常生活中，成为台语的词汇组成之一。这些日语借词有些仍沿用至今，有些则已鲜为人知，但对于当时乃至今日的台湾人与台湾语言的发展仍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汉文读本》出现且较常见的和制汉语有邮便局（台罗：iû-piān-kio̍k，邮局）、银行（gîn-hâng）、勉强（bián-kióng，读书）、工事（kang-sū，工程）、会社（huē-siā，公司）等等。此外，尚有一些现今已不常用者，如：切手（tshiat-tshiú，邮票）、辩护士（piān-hōo-sū，律师）、家政（ka-tsìng；家事）等等。借由此类日式汉语的引入，增加当时台湾人对于近代化事物的吸收学习与本土语言词汇的增长。[2]
相关条目[编辑]
参考资料[编辑]
- ^ 1.0 1.1 日治時期台灣人「漢文教育」的時代意義. 王顺隆.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 ^ 2.0 2.1 從《漢文讀本》看日治時期公學校漢文教育的近代化 (PDF).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文化及语言文学研究所.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5-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