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
自然法（英語：Natural law, Laws of Nature；拉丁語：ius naturale, lex naturalis[1]），為獨立於政治上的實在法而存在的正義體系。對它的詮釋與使用在歷史上千差萬別。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義包括道德理論與法學理論。根據自然法的道德學說，在某種意義上，支配人類行為的道德規範起源於人類的自然本性或和諧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學理論，法律準則的權威則至少部分來自針對那些準則所具道德優勢的思量。經典意義上的自然法是指從社會和個人角度、運用理性分析人性，並且演繹出個人道德行為背後所遵循的規律。
自然法的語義頗豐，它既是一類道德理論，又是一種法理學說，而這兩種社會科學的核心卻是截然不同的。在自然法的哲學體系中，法律與道德的概念時有交會，這種理念稱作「交疊命題」。自然法的學派可謂百花齊放，其主要差異在於，在法律規範的確定方面，道德究竟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英國政治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在《利維坦》第十四、十五章中總共歸納出19條自然法則，並且這些法則可以被精簡為一條簡易的總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認為，自然法就是理性所發現的戒條或一般法則。[2]
歷史[編輯]
古希臘哲學高度關注「自然」與「風俗」之間的差異，區分抽象原則與具體運作。法律支配的內容因地而異，然而「生而具者」卻應該是處處相同的，這與後來的哲人們傾力追求的真理是一致的。上述習慣發展成為自然法的歷史進步，通常被歸功於斯多葛學派。這樣的法律符合並體現了理性人對純粹幸福的求索。這些理論在古羅馬法學家之間具有很深刻的影響，並且從此扮演了後世法理學中舉足輕重的角色。
儘管自然法有着異教起源，阿奎那仍然設法將自然法傳統融入了基督教教義（毫無疑問，斯多葛學派哲學家們對異教崇拜那可疑的虔誠，在這個收編過程中頗有幫助）。這些神學家中最為顯赫的，乃是希坡主教奧古斯丁，他將自然法視為人類祖先墮落之前的狀態；同時，返璞歸真的生活不再可能，人類需要代之以求援於神聖法和上帝的恩典。在十二世紀，格拉提安將如上理論倒置了，認為自然與神聖法是等同的。托馬斯·阿奎那恢復了自然法的獨立地位，他聲稱，作為人類理智盡善盡美的結晶，自然法可以接近，但無法完全代表神聖法。
所有對人為法的評價，應以其與自然法的一致性為標準。在某種意義上，一部非正義的法律根本算不上是法律。習慣法在制定法律內容的時候，即以獨特的方式採納了這種觀念。如此一來，自然法就不僅僅是以道德價值衡量不同法律的標準，並且還是確定法律主張的先決要素。
自然法本身具有實現人類幸福的目的性，因而其內容便由「什麼構成了人類的幸福」這個概念決定——是現世的安樂（如斯多葛派主張的）抑或來世的救贖（如基督教主張的）呢？踐行自然法的國家，被看作是領導其國民走向純粹幸福的政治機構。
到了17世紀，自然法遭到了來自部分人群的義正詞嚴的批判。托馬斯·霍布斯獨創了一套符合眾人意志的自然法理論：何為眾人所尋求的（指幸福）乃是爭論的焦點，然而在談到他們懼怕的事物（例如兇殺）時，卻可以達成廣泛的共識。自然法反映並代表了理性人趨利避害的表現。在霍布斯看來，自然法要求人們服從君主的支配。這意味着君主所命令的一切都具有法律效力：自然法的權威禁止實在法對它的申訴。傑里米·邊沁關於這一論題的修繕成為了法律實證主義的基本原理。
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約翰·洛克將自然法融入了他的許多理論學說與哲學體系中，尤其是在《政府論》一書中。美利堅合眾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弗遜在《美國獨立宣言》中描述「不可剝奪的權利」時，亦引用了自然法理論，原文如下：
| “ |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3] | ” |
| “ |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4] | ” |
神學[編輯]
羅馬天主教會將自然法理解為造化中無所不在的規律，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托馬斯·阿奎那的影響，這種觀點同時也通過薩拉曼卡學派得以傳播擴散。
該哲學系統認為人類是由軀體和精神組成的，並且物質的與非物質的（也許指靈魂）部分間緊密相連。按照這種理論，人類被描述為具備美德的物種。我們可以追求的這種美德，擁有許多具體表現，例如，生殖對於所有動物來說都是普遍與尋常的，然而對真理與智慧的崇尚和追求，卻傾向於人類特有的才智。存在於我們軀體與精神之間那難解難分的聯繫，要求我們的行為不能僅僅受原始本能的影響，而更應該為高尚的理性所指引。
哲學[編輯]
政治哲學[編輯]
自然法主義堅信，「在統治者和主權人民之上，在全體人類之上，還有更高的法律。」[5]自然法思想不僅是西方社會制度的基石，也是文明的根源，深植於西方思想，表現於《大憲章》、《獨立宣言》、《權利法案》及美國憲法，提供了是非對錯、公私行為的基準，成為對抗專制和暴民政治的根據，促進並保護自由民主體制的成長。但在20世紀，自然法主義趨向式微，人們認為觀念和信念是個人主觀的事情，沒有公共理據，不再堅持法治的理想。[6]
道德哲學[編輯]
自然法體系如今正經歷着一場蛻變（如同法律實證主義那樣）。許多美國哲學家，包括吉麥恩·戈瑞塞斯、約翰·芬尼斯、羅伯特·P·喬治，以及加拿大哲學家約瑟夫·波義耳，都已經創立了一套引人矚目的，這一寶貴傳統的嶄新註解。在功利主義與康德哲學之外，自然法學說浸潤着道德標準，也是分析哲學中第一原理倫理學說的時興選擇。「新自然法」理論正如它有時被理解的那樣，是起源於戈瑞塞斯的理論，它集中關注「人類基本的善」（basic human goods），例如生命、知識、審美經驗等（這樣的善具有「不證自明」的固有價值），以及這些善顯示出的，與其他事物不可比較的性質。
法學[編輯]
在法學中，自然法的學說指在自然狀態中固有的正義法則（這可以解釋為發現，而不是如同《權利法案》一樣的發明），以及（或者）在解決衝突的自然過程中顯現的規律（具體化為習慣法）。這兩個方面實際上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有時會相互對立或彌補，儘管他們擁有共同的特徵，即這兩者依賴無所不在的自然規律，而不似人為設計的正義法則。在上述兩種情形的任何一個方面，自然法都被認為是獨立於法律程序而自由存在，而不是簡單地作為起源自法律系統的戒律。鑑於法律實證主義會說，一部無典可查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法律，自然法也許會回應道，一部不公正的法不足以法律論之（即惡法非法）。法律詮釋主義（在英語世界，羅納德·德沃金對它的捍衛是十分著名的）堅持要有一個區別於自然法或實證主義的立場。
國際法[編輯]
17世紀胡果·格老秀斯將他的國際法奠基於自然法。特別他論海洋自由和正義戰爭理論的著作更是直接訴諸自然法。關於自然法本身，他寫道：「即使一位全能者的旨意都不能改變或廢除」自然法，「即使我們假設那不可能的事——就是上帝不存在，或它不關心世人之事，它都將保持其客觀的有效性」（De iure belli ac pacis, Prolegomeni XI）。這就是有名的「假設上帝不存在（etiamsi daremus non esse Deum)」的論證，使得自然法不再必然地連結於神學。
憲法[編輯]
自然法的概念在英裔美國人的習慣法發展史上，據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在議會與君主政治的鬥爭中，議會方面時常從英國基本法中引經據典，而英國基本法有史以來便蘊含了自然法的精神，並且對於君主的權力做出了限制。自然法原理在英國《權利法案》和美國《獨立宣言》中表露無遺，此外19世紀無政府主義者、法理學家萊桑德·斯普納也對自然法做了明確表述。
意定法[編輯]
法學上與自然法相對應的是意定法，即合意達成利益平衡而形成的法律，但意定法的制定也離不開自然法。二者分別相對應於「天賦人權」與「人賦人權」。
註釋[編輯]
- ^ 蔡英文. 從王權、專制到民主：西方民主思想的開展及其問題.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4 December 2015: 44– [2019-01-02]. ISBN 978-957-08-465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04）.
- ^ 李曉新; 程雁雷. 经济制度变迁与法律规制（安徽大学法学文库）. Beijing Book Co. Inc. 1 April 2016: 31– [2019-01-02]. ISBN 978-7-5118-9219-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04）.
- ^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dependence Hall Association. [2019-01-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0-01-06）.
- ^ 美国公民与宪法. 清華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6: 261–. ISBN 978-7-302-12295-1.
- ^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292引20世紀政論家沃爾特·李普曼。
- ^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頁292-293。
參見[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
參考[編輯]
- Robinson, Dave & Groves, Judy (2003). Introducing Political Philosophy. Icon Books. ISBN 1-84046-45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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