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转
| 二人转 | |
|---|---|
|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 | |
| 申报 | 辽宁省黑山县、辽阳市、铁岭市;吉林省、吉林省梨树县;黑龙江省海伦市、绥棱县;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
| 分类 | 曲艺 |
| 序號 | 271 |
| 編號 | Ⅴ-35 |
| 认定时间 | 2006年(第一批) 2008年(第二批) 2014年(第四批) |
二人转,又称东北二人转,旧称“蹦蹦”等,是主要流行于中国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部的传统曲艺曲种,以东北方言进行表演,兼具说唱、歌舞、人物扮演等艺术形式,民间有“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的说法。2006年,“东北二人转”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项目编号Ⅴ-35,类别为曲艺;[1][2][3]此后又有多个地区作为扩展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4][5][6][7][8]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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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转主要流传于中国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3]以唱为主要表现手段,同时综合说、扮、舞及技巧性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传统表演中旦角称“上装”,丑角称“下装”,两名演员共同完成故事的讲述和人物表现;在双人表演中,两名演员并不始终固定扮演某一人物,而可在不同剧中人物以及说唱者身份之间转换,以少量演员表现较多人物和场面,因而又有“分包赶角”“千军万马,就是咱俩”等说法。[9][10]
二人转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狭义主要指由一旦一丑两名演员表演的“双玩艺”,亦称“双条”;广义则还包括单出头、拉场戏、坐唱和群唱等相关形式。其中,双玩艺和群唱以说唱为主要表现方式,单出头和拉场戏则具有更明显的人物扮演和小戏性质。[7]二人转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还因地域不同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地方传统,其唱腔、板式、舞蹈和道具技巧等均存在一定差异。[6][8]
名称与源流
[编辑]二人转在早期民间多称“蹦蹦”“双玩艺”等,其中“双玩艺”后来仍用于指称由一旦一丑两名演员共同表演的二人转主体形式。“二人转”一名至迟在1934年的《泰东日报》中已经出现,但当时并未在民间普遍使用;1953年,东北代表团参加北京举行的一次全国文艺汇演时正式采用“二人转”这一名称,此后逐渐推广。[9]
关于二人转形成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不同资料存在不同说法。一种说法将其源头追溯至清雍正末年的辽西锦州及辽南海城一带。[11]一般认为二人转以东北大秧歌为基础,并吸收由关内传入的莲花落等民间说唱艺术逐渐发展而成,民间因此有“大秧歌打底儿,莲花落镶边”的概括。[9][12][10]关于二人转更深层的文化渊源,也有研究将其喜剧精神、丑角艺术等与萨满跳神联系起来的解释。[13][14]二人转在形成和传播过程中还不断吸收东北民歌、太平鼓、东北大鼓等地方艺术的音乐与表演因素。[4]不同地区对本地二人转的早期传承又有各自记录。例如梨树县地方资料将当地演出活动追溯至清乾隆年间,并有《小两口回门》等作品传唱至今;辽阳市的地方资料则将当地二人转历史追溯至乾隆、嘉庆时期,并认为其与当地的辽阳地秧歌传统存在密切联系。[7][8]
历史
[编辑]清代至民国时期
[编辑]二人转的前身可追溯至清代出现的“蹦蹦”或“蹦蹦戏”。1949年以前已有部分二人转艺人的手抄唱本流传,但当时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文本搜集和整理工作。[15][16]
传统二人转长期以东北乡村为主要演出空间,多数艺人本身也是农民,通常农忙务农、农闲外出演唱,只有少数人完全以卖艺为生;其演出并不依赖固定剧场,田间、场院、农户炕头、大车店等均可成为演出场所,艺人还会进入林区等地为伐木、采参和捕鱼者演唱。[9]清末民初,原本主要活动于乡村和大车店等场所的蹦蹦艺人开始进入东北城市卖艺,但其社会地位仍然较低。1913年奉天行政公署已经发布查禁蹦蹦的禁令,此后民国及满洲国时期,地方当局仍多次以整顿市容、风化和治安等名义限制相关演出;传统社会对卖艺行为的轻视也影响了二人转艺人的社会身份,一些艺人因演唱谋生而被蔑称为“要饭的”。[15][17]
城市中的二人转同时面临其他成熟戏曲剧种的竞争。民国时期,蹦蹦在沈阳等地受到京剧、评剧和河北梆子等剧种挤压,一些艺人因难以在城市立足而重新返回农村,或转而演唱梆子、评戏等其他剧种;类似情况在抚顺、鞍山和辽南一些城镇亦有出现。[15]尽管如此,二人转仍在东北乡村持续流传并不断积累剧目;至20世纪40年代,传统二人转已经积累三百余部剧目,其中经常演唱的有数十部。[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编辑]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对“民间文艺”的重新发掘和整理,使蹦蹦的社会文化身份开始发生变化。1946年,老艺人徐生带弟子到哈尔滨演出,次年获赠“艺术先声”锦旗;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后,一些原来的蹦蹦艺人进入新成立的地方戏剧团、民间艺术团等机构,个别艺人还进入高校任教。与此同时,历史上带有贬义色彩的“蹦蹦”一名逐渐被弃用,“二人转”于1953年正式推广。[15][9]
在这一过程中,艺人的职业身份和演出环境发生变化,二人转逐渐进入由专业剧团、文化机构和专业文艺工作者参与创作、整理和排演的阶段。编剧、作曲和导演等专业分工开始介入演出,传统二人转以演员现场发挥为中心的创作方式因而发生变化,艺人将这种情形概括为“说唱靠作家打本子,唱腔靠音乐家打谱子,舞台行动靠导演摆位子”。与此同时,传统剧目受到整理和改编,并出现表现当代社会生活的新作品,如《送鸡还鸡》《买菜卖菜》等。这一时期发展的二人转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专业二人转”。[9]
文化大革命时期,二人转的资料搜集和理论研究工作受到中断,此前汇集的部分资料散失,一些熟悉早期演出传统的老艺人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去世。舞台表演本身亦发生变化,传统上主要由丑角承担的说口、使相等喜剧性表演受到较大削弱,演出趋向强调较为严肃的歌舞表现。[15][18]
改革开放以后
[编辑]改革开放以后,二人转的演出和创作逐渐恢复。20世纪80年代初是“专业二人转”的发展高峰,当时专业剧团频繁送戏下乡,新创作的专业二人转作品也大量出现;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削弱的说口、使相等喜剧性表演重新得到发挥,并逐渐成为部分演员塑造丑角形象的重要手段。[9][15]
这一时期二人转的演出体制也开始发生变化。1981年,沈阳曲艺团二人转演员张桂兰辞去原有公职,创办自负盈亏的民营剧团,成为二人转领域较早的体制改革尝试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走穴”等体制外商业演出逐渐活跃,俗称“滚地包”的民间演艺班子和民间小剧团大量出现,国营剧团的专业二人转开始受到市场竞争影响;至20世纪90年代,一些国营剧团已出现经营困难。[9][15]
赵本山是这一时期由专业二人转舞台进入大众文化领域的重要演员之一。1982年,他因在拉场戏《摔三弦》中饰演算命先生受到关注,此后又在《麻将·豆腐》等拉场戏中塑造以说口、使相见长的丑角形象,并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在东北地区获得较大影响。1989年,《麻将·豆腐》获评辽宁电视台春节晚会最受欢迎节目;1990年,赵本山首次参加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其表演由东北地方舞台进一步进入全国性大众传媒。[15]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小城市逐渐出现一种以固定小剧场为主要场所、节目结构明显不同于传统正戏和专业院团作品的商业演出形态,通常被称为“小剧场二人转”,也有研究者称其为“杂耍二人转”。此类演出通常由数对演员轮番登台,每对表演约二三十分钟,节目主体由笑话、杂耍、通俗歌曲、小品等构成,同时保留说口、小帽、三场舞、手绢等二人转表演因素。小剧场二人转重新强化了演员的舞台中心地位及与观众直接交流的特点,但完整故事和传统正戏在演出中的比重明显降低。[9]
进入21世纪后,赵本山通过商业剧场和大众传媒进一步扩大了二人转及相关演员的影响。2003年,沈阳大舞台更名为“刘老根大舞台”,此后沈阳工人会堂、沈铁文化宫等原有演出场所也陆续用于商业二人转演出;在赵本山的组织经营下,一批此前主要活动于酒吧、歌厅等场所的二人转演员进入固定剧场,并进一步通过电视剧和文艺晚会等大众传媒获得更广泛的知名度。[15]与此同时,商业小剧场演出与传统二人转在节目结构、唱段比重和艺术取向上的差异,也逐渐成为二人转研究和保护中的讨论议题。2008年吉林省文化部门组织的专题研讨会上,相关讨论被概括为“黄绿之争、优劣之争、管放之争”;吉林省艺术研究院的调查指出,部分民间演出过度突出“说”和“逗”,整场缺少完整唱段,但与此同时,长春民营二人转剧场已形成较大市场,而部分国有院团则面临演出和经营困难的情况。[19]
表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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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转在长期流传中形成了多种表演形式,主要有一旦一丑两名演员共同表演的“双玩艺”或“双条”,以及单出头、拉场戏、坐唱和群唱等形式。[7]“一旦一丑”是二人转的重要特征,其中丑角更为重要,有“七分丑,三分旦”的说法;一旦一丑的角色关系、相互调笑的舞台表演还具有较强的两性意味,这也符合二人转“浪”的特征;有学者考证这种角色原型来自东北远古的圣婚仪式。[20][13]
“双玩艺”是二人转最具代表性的表演形式,由一名上装(旦)和一名下装(丑)共同表演,两名演员载歌载舞,并根据故事需要分担多个角色。这种表演方式俗称“分包赶角”,演员可以在叙述者和不同剧中人物之间不断转换,以两个人表现较多人物和场面,民间有“千军万马,就靠咱俩”的说法;演员进入剧中人物后仍可随时跳出角色,以演员本人或旁观者的身份叙述、评论剧情,因此人物扮演并不要求演员始终固定于某一角色。传统节目有《蓝桥》《西厢》等。[10][9][17]
“单出头”由一名演员独立完成表演,可以由一人兼演多个角色,也存在一人只演一个角色的形式,节目有《红月娥做梦》《王二姐思夫》等。“群唱”和“坐唱”则由多人参加演唱,演员可分别承担不同唱段或角色,代表节目有《处处有亲人》等;“拉场戏”较双玩艺具有更明显的小戏性质,以小旦、丑角等人物为主,角色和扮相相对固定,主要使用二人转唱腔,节目有《回杯记》《二大妈探病》等。由两名演员分别固定扮演剧中人物的拉场戏,又称“二人戏”。[17][3]
传统二人转的完整演出还具有一定的程序,包括“打通”“三场舞”“喊战头”“说口”“唱小帽”和“唱正戏”六个环节。“打通”主要以锣鼓等招揽观众并使场面安静,“三场舞”和“喊战头”用于展示演员的身段和技巧,同时继续聚拢观众;“说口”具有较强的即兴性,演员通过说笑、自我介绍及与观众直接交流活跃现场气氛;“小帽”是在正戏之前演唱的短小歌舞节目,其内容可以与正戏相关,也可独立选择。二人转正式演唱故事以前通常先表演秧歌舞和民间小调,在这些铺垫之后再进入以故事表演为中心的“正戏”。[17][10]
传统曲目
[编辑]二人转在长期口头传承中积累了数量众多的传统剧目,至20世纪40年代已积累三百余部传统剧目,其中经常演唱的有数十部;代表作品有《蓝桥》《西厢》《包公赔情》《杨八姐游春》《猪八戒拱地》等。[9][4]不同表演形式各有相应剧目,例如《蓝桥》《西厢》常以“双玩艺”形式演出,《红月娥做梦》《王二姐思夫》属于单出头节目,《回杯记》《二大妈探病》则属于拉场戏。[17]
部分传统剧目与其他剧种存在渊源。例如传统拉场戏《梁赛金擀面》,又称《擀面》《罗裙记》《龙凤面》《兄妹会》等,至迟在民国初期已经作为拉场戏在东北地区演出;有研究考证其来源于河北梆子,并指出吕剧《龙凤面》与之情节相近。[21]
传统二人转剧目有时还被艺人和观众区分为“文戏”和“武戏”,但划分不如一般戏曲中的文武戏严格,民间有“文戏听唱腔,武戏看功夫”的说法。民国初年吉林梨树艺人耿君演出的《时迁偷鸡》即以武打见长,其将戏曲中的刀枪把子融入剧情,并使用单刀、矮子步等技巧进行表演。[21]传统剧目在口头传承中并不存在完全固定的篇幅和演唱文本,同一剧目可由不同艺人在长期演唱过程中不断增删和扩充;据老艺人李青山回忆,其约在1920年前后初学《蓝桥》时该剧只有三百余句,后来与郭文宝等艺人共同演唱时已发展至一千七百余句,增加的唱段中包括婚嫁习俗、讲史、姓氏知识以及“戒酒色财气”等与主要故事情节关系不大的内容。[9]
地域流派
[编辑]二人转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了按地域划分的东、南、西、北四路,其流派划分主要依据不同地区形成的整体表演风格,而非以某一名演员的个人艺术风格命名,传统民谚以“南靠浪,北靠唱,西讲板头,东耍棒”概括四路的主要特点。[22]
东路二人转主要流传于以吉林市为中心的松花江以东地区,以舞彩棒见长,在道具和舞蹈技巧方面较为突出,并带有一定的武打成分,因此有“东耍棒”之称。[22][4]南路二人转主要分布于辽南地区,包括辽阳、海城、营口等地,以歌舞表演见长,因此有“南靠浪”之称;辽阳二人转的国家级非遗资料即以“以舞见长,秧歌性强”概括其南路特点。[22][8]西路二人转主要流传于以黑山县为中心的辽西地区,包括北镇、锦州及山海关一带,讲究板头、节奏和说唱表演,有较多使用抱板曲调的作品,因此有“西讲板头”之称。[22][4]北路二人转主要形成和流传于黑龙江地区,以唱功见长,重视嗓音条件、唱腔韵味和声音表现,因此有“北靠唱”之称;[22][23]其中,绥棱二人转是现存北派传统的重要分支,其唱腔吸收西河大鼓、河南坠子、东北大鼓、大口落子和评弹等曲艺因素,并形成黑、红、顶、撞、撇等板式技巧以及双扇、手玉子、挎大板等具有地方特色的表演方式。[6]
二人转在四路传统之外还随着艺人流动传播到内蒙古东部等地区,并在当地形成新的地域特色。20世纪初二人转传入通辽地区后,当地表演吸收蒙古族舞步,并将蒙古族民歌曲调融入原有唱腔,逐渐形成兼具东北二人转和草原地方艺术特点的表演传统。随着不同地区艺人的流动和相互交流,东、南、西、北四路之间也不断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原有地域风格的界限逐渐减弱。[5][4]
艺术特点
[编辑]唱腔与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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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转传统表演以唱为主要艺术手段,民间有“千言万语,以唱当先”的说法,其整体艺术风格又有“唱、扮、舞、说、绝”四功一绝的概括。二人转唱腔曲牌丰富,传统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咳咳(嗨嗨)”之称。常见分类包括主调、辅调、专调、小调和杂调等。又有十大主调、十大辅调的说法,分别指胡胡腔、喇叭牌子、文嗨嗨、武嗨嗨、抱板、红柳子、哭糜子、四平调、小翻车、靠山调,以及秧歌柳子、大救驾、打枣、三节板、羊调、西口韵、慢西城、小悲调、英雄悲、锯缸调等。[17][10][24]
二人转唱腔在长期发展中吸收了多种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因素,兼具说唱性、秧歌性和戏曲性。例如四平调由东北大鼓曲调移植而来,文咳咳、武咳咳、红柳子、三节板等具有较明显的说唱特点,月牙五更、放风筝、大救驾、锯大缸等则具有较强的秧歌性,大悲调、小悲调中又含有戏曲音乐成分。不同曲牌在实际演出中具有不同功能,演员会根据剧情、人物、情绪以及演出地域和自身特点选用和组合曲调,例如胡胡腔常用于正戏开头,大救驾适于走场,快流水则常用于剧目结尾。[10]
二人转表演注重字正腔圆、上下句衔接清楚,特别强调句与句间气口的安排;演唱还十分重视“板头”,即唱腔节奏及唱词与节拍之间的配合。传统演唱中,后半板起唱称为“黑板”,顶板起唱称为“红板”,其中黑板是较主要的起唱方式;此外还有抢板、垛句、顿板、留板、锁板、闪板、撞板等多种节奏处理方法。艺人既要求唱词合板,又强调不能被固定节拍束缚,而应根据情绪和唱词内容调节轻重缓急,使同一曲牌在不同演员和不同唱段中形成不同的节奏和演唱处理。[10]
传统二人转的乐队伴奏主要使用唢呐、板胡、竹板、二胡及锣鼓等。[10][17]例如胡胡腔开始时通常由板胡、二胡等奏出散板性质的引子,为演员确定音高、速度和节奏;进入固定节拍后,乐器继续为唱腔托腔伴奏,因此得名“胡胡腔”。[25]
唱词、说口与文本
[编辑]二人转的演唱文本主要由唱词和说口构成,具有较强的口语性,其句式组织、平仄用韵等又受到莲花落、鼓词、梆子等说唱和戏曲艺术的影响;唱词以七言、十言句式较常见,也大量使用长短句,讲究好听、好记、好懂,并注重吐字清楚以及唱词与唱腔之间的配合。[16][26][4][10]
“说口”是二人转中区别于连续演唱的口头表演部分,并具有明显的即兴和喜剧功能。传统二人转说口分为“套子口”“零口”和“定口”三类,具有节奏明快、合辙押韵、使用谐音和设置包袱等特点;套子口是可以相对独立成篇的成套说口,可以是一段完整故事、笑话或顺口溜,零口是演员临场现编的说口,又称“抓口”,定口则是剧目中相对固定、属于剧情台词一部分的说口。传统演出中演员还会依据观众反应增减说口或唱词,使说口成为调节演出节奏和沟通观众的重要手段。[9]
传统二人转具有明显的口头传播和现场创作性质。因此,虽有艺人口述整理本和“彩字本”等脚本,但传统艺人并不主张完全照本演唱,艺人行话将照本宣科称为走“死道江湖”,而将在演唱过程中继续创作称为走“活道江湖”。现存传统文本大致可分为老艺人口述后由研究者记录整理的“口述记录整理本”、艺人自己记录唱词和说口的“彩字本”以及针对某一场实际表演记录的“现场演唱本”;前两类往往综合艺人多次演唱经验,内容相对完整,现场演唱本则更容易保存一次具体演出中的增删、即兴和观演互动。[16]
舞蹈、身段与绝活
[编辑]二人转讲究舞蹈、身段和技巧性表演与唱、说相互配合,不同地区对其基本功有“唱、说、做、舞”四功或“唱、说、扮、舞、绝”五功等不同概括。其中“做功”又称“扮功”,强调运用身段和动作辅助演唱,并讲究手、眼、身、法、步等功法的综合配合。[6][7]
二人转舞蹈以东北大秧歌的基本舞步为重要基础,并在长期演出中吸收其他民间舞蹈及武打成分。[3]二人转中的舞姿和扮相称为“浪”,演员常持手玉子、竹板、八角巾或折扇,以大秧歌舞步配合故事表演;进入正戏以后,舞蹈还可用于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性格和感情。“浪”并非单纯追求连续舞动,而讲究根据人物和情节决定动作的收放,使舞蹈、走场和扭动与表演内容相结合。传统二人转正戏之前的男女共舞部分常称“浪三场”,三个段落在速度、动作和表现重点上有所区别。第一场称“清场”,以较慢速度和腕部动作为主,多模拟梳妆打扮等动作,故有“头场看手”的说法;第二场称“逗场”,速度加快,以扑蝶、抢扇、抢手绢等动作及腰肢扭动为主,称“二场看扭”;第三场称“圆场”或“抖场”,以男女追逐、跑圆场、推磨、挎臂旋转等动作形成热烈场面,故称“三场看走”。[10][8]
除舞蹈外,二人转还通过扇子、手绢、大板、手玉子等道具发展出多种技巧性表演,如耍扇子、抛手绢、挎大板和扔彩棒等。各地又形成不同的道具技法,例如梨树二人转有“回旋绢”“按扣绢”“飞板”等绝活,并发展出装有“按扣”“亮片”、便于旋转的手绢;绥棱二人转则形成上装使用双扇、下装使用一对手玉子,以及挎大板、手玉子和双扇等具有地方特色的表演技巧。辽阳当地老艺人陈海楼还曾发展手绢功,其技艺通过师徒传承传播至东北三省及河北等地。[10][7][6][8]
身段和表情本身也可以成为二人转制造喜剧效果的手段,传统艺人将模仿特殊体态和神情的表演称为“出相”。传统“出相”包括瞎子相、瘸子相、傻子相和老太太相等,有的艺人甚至可以不借助唱词,仅依靠体态和表情引发观众发笑。[9]
搜集整理、研究与保护
[编辑]

对二人转传统资料的系统搜集和整理主要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吉林省为例,王肯、王兆一等文艺工作者和高校教师深入东北村屯访问老艺人,搜集传统剧目、说口和艺人生平史料,所记录的资料达二百余万字;1956年,吉林省文化局成立以二人转研究为主要任务的吉林省戏曲研究室;1960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程喜发口述、王肯记录整理的《六十年来的二人转》;至1962年,相关机构已编辑7集《二人转传统剧目资料》,收录二人转、单出头和拉场戏等188个剧目。[18]
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关搜集和研究工作受到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王肯任吉林省艺术研究所所长期间,再次邀请老艺人集中搜集剧目、唱腔和说口,并记录二人转源流、艺人从艺史料及演出录像;在此基础上编成的《二人转传统资料汇编丛书》共14卷。此后榆树、舒兰、伊通、四平等地亦陆续整理出版二人转史料和作品集。[18]
随着资料积累,二人转专门理论研究亦逐渐展开。1964年吉林省二人转工作者学习会上,宋振庭所作《坚决走革命化的道路,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二人转》报告讨论了二人转的艺术性质、艺术特点、创作革新和团队建设等问题;1988年王肯出版《土野的美学》,此后相关研究逐渐扩展至文学、音乐、舞蹈、表演、文本形态、演员艺术及当代发展等方面。[18][16]
2006年,“东北二人转”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类别为曲艺;2008年,通辽市和绥棱县的东北二人转作为扩展项目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梨树县和辽阳市的二人转又作为扩展项目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5][6][7][8]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各地逐步采取博物馆展示、传习、人才培训等方式保护和传承二人转。吉林省于2012年设立东北二人转博物馆,2018年又设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辽宁省亦通过二人转传承人研修培训班培养相关专业人才。[27][28][29]梨树二人转至今仍保留师徒和班社传承方式,当地二百余年来曾出现齐家班、耿家班、冯家班、高家班等多个班社和团体。[7]梨树二人转综合活动中心现为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剧院所在地,剧院保存有旧时演出使用的油灯碗、手玉子以及传承人“双菊花”手写唱本等实物资料;该剧院在保存传统表演技艺的同时长期开展送戏下乡,并通过剧场、校园、商场和文旅街区等场所进行展演,近年来还创作了百余部现实题材作品。[3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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