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
公安派,中国明末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是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三袁籍贯在湖北公安,故称公安派。
公安派重要成员尚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该派主张“文章不可尽复古”,也就是反对前后七子如王世贞、李攀龙等人之拟古、复古说法,另外亦主张“学其意,不必拘泥字句”、“文学重性灵、贵独创,所作清新清俊、情趣盎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形成背景
[编辑]公安派产生于文学思想蓬勃发展的晚明时代,其兴起的背景,和政治社会、哲学与文学三方面的背景皆有所关连[1]:2-3。分述如下:
政治与社会背景
[编辑]明神宗初期,在大学士张居正的辅弼下,朝政稳定;不过在张居正去世后,万历帝开始出现怠政的倾向。不上朝、不批奏章以及缺官不补,让朝政陷入混乱、国库空虚。1592年,万历朝鲜战争,明朝援助属邦朝鲜国抗击日本丰臣秀吉,财政益加枯竭,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起,朝廷开始采矿、收矿税,试图借此解决困境;但由于吏治不修,派出的矿税监四处搜括民间财产,增加的赋税也多中饱私囊,国家收入反而更少。富豪、门阀、官员趁此时大肆兼并土地,许多农民丧失工作,四处奔逃,造成土地基础动摇,有些流民甚至被迫成流寇,使社会更加动乱。在此一环境之下,小说、戏剧吸引了不少民众的喜爱[1]:3-11。
哲学思想背景
[编辑]早在1508年,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开始其心性论的思路[2]:401-405,阳明学绍阐陆象山之学,并称陆王,对程朱理学学派在中国思想界的长期统治产生了动摇[3]:918。到了嘉靖以后,民间社会的市民生活逐潮多样化、官方控制力减弱,伦理的束缚渐小。加上城市、商业、交通和印刷、造纸计术的发达,创造了相对自由的思想表达和知识传播渠道。许多学者脱离官方学校进行私人讲学。1584年(万历十二年),面对这种民间士绅的思想力量,朝廷不得不将王阳明、陈白沙、胡居仁等人并祀于孔庙。获得官方认可后,王学也在社会中迅速散布开来[4]:300-302。
王学后期,发展出由王畿、王心斋以至于何心隐、罗汝芳、李卓吾(李贽)等人为主的泰州学派,肯定了日常生活与世俗情欲的合理性,对传统秩序提出挑战,其“非圣无法”、大胆而激进的理想主义和自然主义,特别吸引一些拥有文学气质的文人[4]:317-318。其中卓吾正是公安三袁之师,在其所著的《童心说》中,主张有价值的文学是有真情实感的,对于以摹拟为尚的作品则予以讥讽,甚至批判圣人经典[3]:919-920。从他质疑“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更要求为文应“蓄极积久,不能自遏”、“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已可见到公安派主张的前驱[5]:378-379。
文学背景
[编辑]从明代初期开始,“复古”就是文学思想的主流。先有杨维槇、林鸿、高棅等人支配了诗坛;而后有李东阳的茶陵诗派继起,[1]:15[5]:312-313。接下来,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喊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主义口号,后有王世贞、李攀龙等后七子的兴起,其间虽有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与茅坤等唐宋派文人的反抗,但影响不大[3]:898-918。
不过,由于拟古主义的庸俗引起了反感,加上晚明的学术思想有了变化,反拟古主义的声势日隆。除了有前述的李贽之外,焦竑、徐渭与汤显祖等人,都有反拟古主义的观点,为公安派的理论起了先行的作用[3]:918-920。
发展历史
[编辑]公安派是以袁氏三兄弟为核心,其中袁宗道在万历十四年以会试会元,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复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成为东宫讲官,在士林中赢得很大的声望。袁宗道不但带领宏道、中道二人得以结识李贽、汤显祖,为公安派的思想形成做了准备。而他在朝中结识的太史黄辉、陶望龄等人,也早在袁宏道入仕前,就开始反对拟古主义,为公安派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的共识[6]:49-50。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2月,袁宏道任苏州府吴县知县,与当地有影响力的文墨之士开始交往,为他日后主张的传播建立了管道;而其中江盈科、陶望龄、丘长儒与方子公等人,更与其相互唱和交游,对宏道的文学主张日益认同,为公安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6]:50-54。
形成期
[编辑]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指出其弟中道的诗作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
首次树立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旗帜。此说一出,立刻得到江盈科、袁中道等人为文支持呼应。同时其兄袁宗道,则在北京写成《论文上》与《论文下》二篇作品,以严密的逻辑攻击拟古主义,为宏道的“性灵说”提供了理论基础[6]:55-60。
在1595年到1597年间,公安派诸人为文致书,交相呼应,攻击拟古主义思潮的荒谬,对前、后七子的文坛统治地位形成冲击;而同时,宏道的《解脱集》,中道的《南游稿》、《塞游记》,丘长孺的《北游稿》,江盈科的《雪涛小说》,陶望龄的〈洞庭山记〉等大量清新的创作产出,在理论与实践都有坚实基础的情况下,公安派一形成即成爆发之势[6]:60-62。
发展期
[编辑]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袁宏道任顺天府学教授,北上京城;袁中道也通过乡贡成为太学生而到京师顺天府就学。次年,江盈科因改任大理寺廷尉入京,与黄慎轩、陶望龄也来到北京。袁氏三兄弟于是在城西的崇国寺蒲桃林中结社论学,往来者除三袁外,还包括尚宝潘士藻、刘日升;太史黄辉、陶望龄、顾天峻、李腾芳;仪部吴用先、中舍苏惟霖;以及江盈科、丘长孺、方子公诸人。这些参与者虽并非全部都支持公安派的理论,但蒲桃社已俨然成为公安派活动中心。其间众人不但作诗唱和,更因为时常郊游往来,形成一波游记创作的高峰[6]:62-65。
在此时期,袁宏道的文学理论仍有进一步的发展,他在〈雪涛阁集序〉中揭诸“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的理论,盛赞江盈科作品“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的创造精神,形成公安派的重要文献[6]:65。
不过,1600年袁宗道去世,蒲桃社众人的情绪大受打击;1602年,李贽被捕自杀,陶望龄、黄辉等人恐遭牵连而先后离开燕京,宏道、中道因兄长丧事回到公安,流派重心遂南移公安。1605年,江盈科的病逝,对公安派来说又是一大损失。然而,此时袁家兄弟除与原公安派诸人保有书信往来外,又结交了一批楚地文人形成新的群体,其中陶孝若、曾退如是重要代表。袁宏道的此时期诗风转以山水田园诗为主,宗陶潜为典范[6]:65-68。
1606年到1608年间,袁宏道再赴帝都,流派成员也在北京再次小聚,陶孝若、丘长孺、方子公、曾退如等人皆有参与。这段时间袁家兄弟的创作又有所开拓,袁宏道因公事曾赴陕西一趟,作品也因此行视野大开而更为精致;而袁中道的《游居杮录》融日记与随笔于一体,产生了小品文的另一样式[6]:68-69。
衰微期
[编辑]1607年,陶望龄、方子公去世;1608年,袁宏道去世;次年黄辉又卒于四川。核心成员陆续辞世,后继者又鲜有能达到三袁成就者,于是公安派渐入末流。另一方面,公安派所高举的“独抒性灵”大旗,又局限在个人情感的领域,明万历年间正是内外交迫时期,朝鲜半岛上有与日军的交火,东北有满族努尔哈赤的崛起,朝中有官僚集团倾轧日深,而民间反抗朝廷压迫的怒火也逐渐升高,公安派的成员虽然不乏有关怀民间疾苦的作品,但理论无法处理文学与时代、社会之间的问题。在创作与理论的衰退下,公安派迅速衰落,到袁中道辞世后,便完全成为历史。[6]:69-72
文学理论
[编辑]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基本上是反复古、反模拟的。虽然公安三袁仍有崇古之言,但是他们认为“学古”不应拘泥于字句的模拟。如袁宏道就说:“法李唐者,岂谓其机格与字句哉?…取古人一、二浮滥之语,句规而字矩之,谬谓复古,是迹其法,不迹其胜者也,败之道也。”宗道也指出:“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都主张学古应师法的是古人达意的精神,而不是字句间的相似[7]:10-13。
论诗
[编辑]公安派将明代以前的诗,分为诗经、汉魏、六朝、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及宋元各期。其中对于汉魏的风格并无分析、对六朝之诗也并未作细分。而针对唐诗分为四期的说法,公安派也仅应用于谈论明代时文的发展状况,实际上在论唐朝诗风时,多以“三唐”取代之,但也未细说三唐的分界为何[8]:33-34。
在公安派之前,复古派提出“诗必盛唐”的口号,为了打破这个局面,公安派对诗的探诗集中在宋元一期。然而实际上在论述中几乎未提及元代诗人,可以说是以宋诗做为评论的重点。袁宏道认为,宋元诗人能尝试各种不同的题材与写作方法,无所不写的特色让他们虽然在整体成就上无法与唐代匹敌,但是精采之处已足以与唐诗并存。袁宏道特别标举出欧阳修、苏轼,认为他们堪与李白、杜甫并比[8]:34-37,甚至在与李贽的信中,称苏轼为“有天地来,一人而已”。不过,由于袁宏道在提高苏诗地位以抗衡唐诗时,始终未有提出具体的评判标准做为依据,因此亦有难以服人之弊,就连其弟中道都在《宋元诗序》中以“诗莫盛于唐”,直接表示了不同的诗史观[7]:41-42。
至于明诗方面,袁宏道以苏州的诗风转变为例,将明诗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明初至弘治年间,即前七子活跃以前,此时吴地文风鼎盛。第二期为弘治以后到隆庆、万历以前,即前七子之后、后七子之前,此时文风已经靡弱;到了第三期即庆、历以后,后七子中徐桢卿、王世贞等南方诗人投入复古阵营,吴地文风便从“人各为诗”变成“众口一诗”了[8]:71-72。在明代诗人中,袁宏道特别推崇徐渭。徐渭之诗不同于复古派末流的句模字拟,而能从丰富的生活经验中写出他人写不出的东西,于是被宏道誉为“我朝第一诗人”、“今之李杜也”[8]:38-39。
论文
[编辑]公安派主张文学随时代而进化,历代文学的变迁,各有其时代的特性,有其历史的原因,不明了这种时代的特性和历史原因,就会违反文学的进化原理。作品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文学作品不能没有内容。公安派又反对摹拟,反对复古。拜古贱今,甘居落后,一字一句都要拟古,这是不承认文学的发展。
论俗文学
[编辑]公安派重视小说戏曲的文学价值,提倡语言通俗化。宋元以来俗文学逐渐流行,由于其不受复古风潮的影响,也没有形式、格律的束缚,能真实地表达创作者的情感。从李贽开始就对俗文学大加推崇,并借由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等俗文学作品的的方式,宣传他的观点。受到李贽影响颇深的公安派,也对俗文学加以肯定,袁宏道就曾将罗贯中、关汉卿两位俗文学作家与司马迁并列,认为他们都是识见极高之人;又称《水浒传》与《金瓶梅》为嗜酒之人必读之书[9]:161-163。
不过,相较于小说与戏曲,袁宏道对俗文学中的民间歌谣有更大的关注。他曾说:
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
甚至学习民歌的手法进行创作,视之为求真的门径,并认为这样的做法使他自己“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9]:163-164。
文风
[编辑]公安派文章平易流畅,清新活泼,隽秀生动,颇能表现个性,能抒写自己真实的感情。有时写作随便,作品则不免浅陋。
影响
[编辑]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编辑]日本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是日本文学史上汉文文学兴盛的三个时期之一。在江户中期,荻生徂徕的萱园学派追随明代前七子与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古文辞学。到了江户后期,古文辞学也如同复古运动般进入千篇一律的窘境,此时包括菅茶山、市川宽斋以及山本北山等人,便借用了公安派的理论,攻击古文辞学之弊。尤其是山本北山《作文志彀》、《作诗志彀》两本著作,借用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不仅主导了幕末的汉文文学走向,同时也对当时知识份子的心态与人生观造成影响[10]。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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