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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神修院（Holy Spirit Seminary）是香港一座富历史的神学院，以培训香港天主教神职人员为宗旨。
圣神修院位于香港黄竹坑惠福道6号，原址属创办于1931年的华南总修院（South China Regional Seminary / Regional Seminary of South China）。华南总修院于香港日治时期曾一度停办，复办后又因中国政权变更，华南地区没有修士前来而停办。罗马教廷传信部于1964年将华南总修院移交予香港教区管理。同年，原址位于薄扶林太古楼、一块由巴黎外方传教会所捐献的土地的圣神修院（于1957年成立）迁入华南总修院原址发展。
圣神修院现时除了是香港训练天主教神职人员及供教友进修的重要地方外，也为教友提供图书馆、静舍租用等服务以及开放教区文物馆予已预约人士。亦有每月一次，名为“聆风乐祷”的读经及供一般人士参加之祈祷活动。
历史[编辑]
华南总修院时期[编辑]
需求及议决[编辑]
在1900年以后，香港的天主教教育步入了正轨，而圣召人数也增多了。教会要为意欲成为司铎的青年提供适当的教育。初中的教育可以透过小修院进行。小修院的修生增长得很快的要把大修院的修生挤出去了。主教座堂旁的房子本可收容小修生，而修院方面实在需要多一幢的楼宇去供大修生用七年来读毕哲学和神学。然而，对牧区而言，为了少数的大修生而准备适当的教员是困难的。而中国其他地区亦在面对同样的问题。以往在澳门和槟城的大修院都为周围教区的修生提供教育，亦有好些修生被送往罗马或欧洲受训。然而，随著大修生的人数上升，要有另外的方法了。最后，华南众牧区认为需将各地的大修院合成一所，而新的大修院不是只为一个牧区服务，而是为整个地区服务。[1]
1922年，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已有意在香港成立一所总修院，以便培训华南地区有意修道的青年。1924年， 刚恒毅总主教在上海召开第一届中国天主教会议，会议的其中一项议决为在中国全国成立共十四所总修院。华南总修院即为1936年前成立的十一所总修院的其中一所。[2]相比起其他中国国内，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两年间停办的总修院，华南总修院从1931年10月开课至1964年移交予天主教香港教区为此，共历三十三年，是当中办学年期的一所。[3]
选址[编辑]
刚恒毅总主教递予教廷传信部的书信表示当时的香港总督金文泰愿意为修院地皮及其他有关事项，以及提供“有关的便利”。他在信中亦曾表现他视察过香港郊区的一些土地，他记述“……位于山脚，地点甚佳，且离市区不远，海陆交通都很方便。”若要购买那块面积共十万平方公呎的土地，刚恒毅总主教推测约需美金三千元。[4]
他亦向传信部表示那时为相当适合建院的时机，更清楚指出无论香港发生甚么政治或经济危机，香港仍会受英国管辖，所以推论香港乃安全之地；在此地建院亦能方便接触各华南代牧区，而且也不会牵涉任何政治性的问题。而当时的主教们亦认同在香港建立总修院最佳的培训条件予有志于训导及牧养教众的人士。[4]但需一提的是，当时在政治不稳的中国大陆仍有十所总修院相继落成。[2]
另有说法指华南总修院选址于香港是由于当时适合于华南建立总修院的城市只有广州，但广州代牧区是由法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所牧养，而当时的法国政府一直反对罗马教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若华南总修院建于广州，运作必会受制于法国政府，而在香港建院则恰好可以回避这个政治问题。[2]
购地[编辑]
香港宗座代牧区的恩理觉主教于1927年3月11日首次去信予当时的香港总督金文泰表明刚恒毅总主教欲于香港建一总修院之意。信中亦表示经过选择后，恩主教希望在香港南区香港仔深湾坟场邻近一带购地以建修院，而预算的购地及建筑成本将为二十万港元。在后来的信件中，恩主教表示将以每英亩1000港元的价钱购入，而馀款亦会于三年的年期内偿还。
由于该地段位近坟场，亦有坟地可能位于地段内，政府首先派遣东华医院之人员前往坟地考察，但该地树木丛生，有好些墓碑已不能认清被葬者为谁。由于当时东华三院之人员正忙于处理于马头围之起坟工程，故在修院地段内之坟墓只有留至1928年之清明节后再作打算。
1927年12月22日，地段正式通过将以私人合约的形式售出。而东华医院有关方面亦于1928年3月9日指出起坟工程将于该年的清明节前完成。同年7月30日，政府有关方面将地皮之售价定为6400港元，而界石之费用则为31.25港元，费用合共为6431.25港元，而每年需缴交的地税为640港元。恩主教虽以土地为教育用途为由去信申请只需缴交“象征性的地税（a nominal Crown Rent）”，不果。最后，香港南区香港仔深湾坟场邻近一带的乡郊建屋地段315号于1928年9月3日售予香港宗座代牧区。[5]
关于当时购地的情况，现时的圣神修院则在2009年12月13日的《公教报》中流出一个说法，指当时觅地困难，枢机及主教便发了起一个一百八十天的敬礼，叫信友们向圣女小德兰祈祷，祈求这位传教区的主保赐恩，使修院能顺利建成，并许下诺言，如圣女助佑，修院将奉她为主保，每年于其瞻礼举行大礼弥撒，以示谢意。最后修院于1930年10月3日，即圣女小德兰瞻礼启用。据当时《公教报》所述，当时立下的羊皮谕旨乃存于拉丁文石碑之后，直到今天。[6]唯根据田英杰神父所著之《香港天主教掌故》，恩主教是在1927年12月25日和几位耶稣会神父视察黄竹坑的土地时，一致认为是合适的地点，并许下了三个诺言，分别是把未来修院的圣堂献于中华圣母、在五年内每月朝拜圣体一小时以及每年隆重庆祝圣女小德兰瞻礼[7]。而石碑内的羊皮卷，根据《香港天主教掌故》引述的教区档案，上面所写的是建筑师的资料。[8]
设计及建筑[编辑]
早在刚恒毅总主教于义大利时，已经对艺术十分喜爱[9]。在他到了中国后，他在1922年发表讲话时指“在一个有著古代艺术及真正艺术价值的国度里，天主教艺术也应配合传教的革新倾向”他欣赏中国的建筑，而不喜中国沿岸的殖民地代建筑，尤其是教会建筑[10]。此外，他认为“在欧洲，表现人民志趣和情感的东西，是人民所了解的；可是搬到中国来，则会使人陌生，成为一种难以了解的语言。”[11]刚恒毅认为教会的建筑形式应该清除和淡化某一西方国家或者是欧洲文代的特色，因为教会的本质是至公的，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教会是属于全人类的，应体现并至公的特性，它在中国就应反映中国的特色。同时，他也认为这是代解人们认为教会等同于帝国主戡误解的一种方法[12]（虽然他也不见得这些成见会一下子打消[13]）。
刚恒毅邀请了荷兰籍本笃会艺术家和建筑师葛斯尼神父（D. Adelbert Gresnigt）到中国认识中国的建筑风格，好能以本地风格设计建筑物。[14]北京的辅仁大学校舍正是葛斯尼神父的设计，其后他亦设计了开封的河南总修院、宣化的主徒会教堂[15]。刚恒毅在葛斯尼神父负责兴建辅仁大学时，请了他担任华南总修院的设计。葛斯尼神父把华南总修院设计成一座四合院，上有台阶一直伸向海边。但后来将总修院改成面向大路。此外，在建筑的左右两翼及正面设计了正面设计了覆有中式大屋顶的高楼。1927年刚恒毅去信通知香港的恩理觉主教，指他会派遣葛斯尼神父往香港以指导华南总修院的工程[16]。
到了1928年，华南总修院的工程展开，由Messrs little，Adams和Wood三位为建筑师，每日的工程由甘沛霖神父（Fr. Grampa）监管[17]然而，葛斯尼神父因要监督辅仁大学的工程而不能到港。到了1930年，华南总修院的碑文经已拟定，原文为拉丁文，日期以罗马数字显示，唯刚恒毅未知奠基日期。至于碑文之中译则由恩理觉主教负责。[18]
在总修院建筑时，圣伯多禄工程处先行负责兴建华南总修院的全部费用，然后各涉及的教区及修会将会在之后的二十年内分期摊还所有费用——于1926年先支付地价，在之后的日子再支付其馀费用。由于主催建立华南总修院的决策者为教廷传信部，因此除了有份保送修生来受培育的教区外，传信部亦会负担一部份支出。而由于华南总修院的主权属教廷传信部，传信部也要没有财力的代牧区承担经费。[2] 但最终经费仍不足以将计划中之修院完全建成，而只能完成原先计划中的四合院设计的三分之一。[19]
在人手方面，刚恒毅总主教起先希望华南总修院由道明会（当时负责在福建省的几个教区）管理，但遭到拒绝[4]；最后总修院被委托由爱尔兰耶稣会管理，所以日后的六名院长均为爱尔兰籍耶稣会士。耶稣会之后在主持华南总修院的三十四年间，没有要求当中的修生转入耶稣会，亦没有派遣修生到华南总修院攻读。[2]
1930年10月3日是华南总修院的奠基仪式，而1931年11月1日，即诸圣瞻礼日，华南总修院才正式开幕，并奉献于中华圣母[20]。当天的仪式相当简单，在典礼上恩主教以拉丁文演讲，向修生讲述修院的创办对南中国的传教事业发展有深远意义[21]。
培育[编辑]
根据耶稣会士T.J. Morrissey所述，华南总修院开学时的院生人数为二十人，其中七位为神学生，其馀的是哲学生。[21]但另一位耶稣会士骆显慈
生活经费[编辑]
各在华南总修院的修生的生活费用均由派出之教区及修会承担，而教廷传信部亦会给予各教区及教区拨款及津贴。自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政权变更，不少的修士南涌至华南总修院，除了之前所提及来自传信部及教区的财力支援外，总修院亦为部份修士寻找捐助者以支持院中修生的生活，其中生活费及学费会直接支付到总修院，而零用钱则交予修生。[2]基本上，修生在进入修院后是不用再花钱的，而院方亦不希望修生在日常生活之外再花金钱，以训练修生节俭。零用钱会由校方供给，实报实销。但亦有一些来自香港的修生自备零用钱，能买一些日用品。至于北方来的修生如果没有零用钱则将所需的日用品列成清单，交了院长，再由校内工友购买，费用则在修院中报销。修生若从家中带来零用钱，则会交由院方保管，于放假时发还，供回修生自已使用。修院亦容许修生的家人支令零用钱。至于有捐助者的修生，有时在来自捐助者的信中亦会收到零用钱。[22]
晋铎及晋牧[编辑]
华南总修院三十四年间共有230位毕业生成功晋铎，第一批晋铎的神父有冯息尧、刘荣耀和叶荫云（于1934年晋铎）[19]。众毕业生当中出了一位枢机（前香港教区胡振中枢机）、一位总主教（前古晋教区总主教锺万庭总主教）、十五位教区主教或辅理主教。[2]具有主教职务而未曾有主教职份（如监牧、教区长或教区署理）的毕业生则有七人。[23]
有不少在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之前晋铎的中国神父后来回到中国大陆服务，有一些在1949年之后才来修读的修生也有不少在学成后返回国内。到了1950年代，不少学成后的修生不能返回中国大陆，故留在香港，一部份的神父名义上仍属原有的教区，工作上则借予香港教区，而他们的生活费则由原本的修会负责。到了1970年，香港教区主教徐诚斌主教宣布欢迎所有居于香港的华南总修院毕业生全部改属香港教区圣职班，华南总修院毕业生外借予香港教区的情形才告结束。[2]
华南总修院的毕业生除了外借予香港教区一途外，亦可选择转往其他教区，不过不同于一般的例子，华南总修院的毕业生若要转往其他教区，除了要有本人、旧教区及新教区的同意外，亦要有教廷传信部的同意。[2]
停办[编辑]
虽然华南总修院于1945年后复办，但由于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南地区再也没有选派修士前来，所以罗马教廷传信部于1964年将华南总修院的院址交由香港教区管理，当时原位于薄扶林太古楼一块由巴黎外方传教会所捐献的土地的圣神修院就此迁入华南总修院原址发展。[19]虽然由耶稣会管理的华南总修院就此停办，但耶稣会士们依然有在这新成立的教区修院中任教授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24]至2009年，仍有三位耶稣会会士于圣神修院任教。[25]
在华南总修院运作的三十三年间，共历六任院长，列举如下﹕
| 姓名 | 任期 |
|---|---|
| 康宁神父 （Fr. T. Cooney, SJ） | 1931年-1937年 |
| 马良神父 （Fr. J. O'Meara, SJ） | 1937年-1947年 |
| 夏神父 （Fr. Richard Harris, SJ） | 1947年-1951年 |
| 伦若瑟神父 （Fr. Joseph Garland, SJ） | 1951年-1957年 |
| 黄永耀神父 （Fr. John Wood, SJ） | 1957年-1963年 |
| 科利神父 （Fr. John Foley）（代理） | 1963年-1964年 |
圣神修院时期[编辑]
迁入[编辑]
成立于1957年的圣神修院本位于香港薄扶林一幅由巴黎外方传教会所提供的一块土地上。罗马教廷于1964年将华南总修院的院址交由香港教区管理，而圣神修院就此迁入发展，而神职人员之培训亦就此渐趋本地化。[19]
教学发展[编辑]
圣神修院神哲学院于1970年成立，现时之校长为劳伯埙神父。起初由香港教区、澳门教区、耶稣会和慈幼会合办（1985年再邀得方济会加入）并于1973年起接受信徒入读，自此，修院由专职培训神职人员渐变成也为教友提供进修的机会。神哲学院的神学部及哲学部先后于1974年至1976年间成为罗马宗座传信大学属校。宗教学部亦于1989年成立，同样地获得宗座传信大学神学院的认可。其后，神学部于1994年取得了宗座传信大学的同意，开始一个为期两年的神学硕士学位课程，因此神学部需从宗座传信大学附属学院的地位提升为该大学的成员学院；最后，公教教育部于1997年终于批准神学部升格的申请。 [27]
课程[编辑]
现时圣神修院神哲学院为一般教友提供神学学士学位课程、哲学学士学位课程及宗教学学士学位课程，课程收费每年为港币9000元，或以每学分400港元计算。
在硕士课程方面，圣神修院亦为所有天主教司铎、终身执事、修女、会士、修士和教友提供神学硕士学位课程，但申请者必须先拥有“荣誉”(Cum Laude)神学学士学位；而不符合此条件者，将由校长成立之入学委员会决定是否接受其申请。每学分收费为港币450元，不设旁听。
准备晋铎，而无意立即继续神学硕士课程之教区修士和修会修士亦可以考虑报读牧职年课程。攻读神学硕士课程的修士须在两年内，以部份时间形式修读必修科中之主要科。为了回应教区目前及日后的需要，此课程除了开放予修士外亦开放予牧民小组成员、修女、牧民工作者、传道员及终身执事等人士。全科生最快可用一年可完成牧职年课程，课程完成后会获授学院颁授毕业证书。[28]修院在2009年时有修生十五名，但属天主教香港教区的只有十一名[29]。2010年时有十六位来自香港、澳门、墨西哥和越南的修生。[30]
建筑[编辑]
南楼[编辑]
南楼的设计是尝试揉合中国宫廷及意大利的建筑艺术，设计上原先是四合院的形式。在建筑总修院时，圣伯多禄工程处先行负责兴建华南总修院的全部费用，但由于1930年代的经济不景导致资金短缺，只能完成计划中的四合院设计的一部份，即为今日圣神修院之南楼[19]。“聆风乐祷”的进行地点及用膳处都是位于南殿西端地下。
南楼的西端向北处原为一面灰白色的墙壁，但于圣神修院时代中，修院的负责人请来了两位画师——分别为对道教有研究的吴格林以及基督徒画师刘有权。他们在原先灰白色的墙壁绘上了结合中国道家思想以及基督信仰的壁画。
壁画的构图为一个分为内外两层的圆形，内层为抱著圣婴耶稣的圣母，外层的十二等份合成一圆，代表著月复月，年复年，并有著中央的耶稣基督带领[19]。外层的十二等份，除了象征著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份，也象征著人生中不同的事物，列表如下：
| 花与果 | 世间的因果循环 |
| 日月星宿 | 生命于星宿及自然下孕育 |
| 蛇 | 世间的险恶 |
| 枯枝 | 世间事物的终结 |
| 枫叶 | 终结前的凄凉和苍桑 |
| 鸟 | 正义与和平 |
| 人 | 完美的创造，伸展双手代表尽展潜能 |
| 蝴蝶 | 生命短暂而灿烂，所以人应充实生活 |
| 红心 | 热血，为建设更美好的人间而努力 |
| 天虹 | 上苍和人的接触令人生的色彩表露无遗 |
以前，在圆形的两旁有两行直写的字，左边的为：
- “基督传人基督传人基督传人基督传人”
右边的为：
- “龙的传人龙的传人龙的传人龙的传人”
这两行字用作提醒院内的修士们自己所拥有的“中国人”和“基督徒”的双重身份[32]。但这两行字后来被新的油漆盖上，所以墙壁上现在只剩下圆形的构图以及浅蓝色的底色。
神哲学新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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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哲学新厦于1967年建成，由当时的香港教区主教白英奇主教进行奠基。此厦楼高四层，采用中西合壁的设计，紧接著南楼之东端，是为神哲学院教学场所的所在地[19]。神哲学新厦的地下为会议室、二楼为校务处、校长室和教授室的所在。大楼的二楼为神哲学院的课室和小圣堂的所在地；在三楼则只有课室，而顶层则为圣神研究中心。[33]
大圣堂[编辑]
圣神修院之大圣堂奠基于1956年，并于第二年完成。[34]它位于神哲学新厦之东面，是一采用中式设计的圣堂，可容纳约60人[35]。大圣堂之所以被兴建，是因为1950年代的修士人数日益增多，旧教堂不敷应用，才建了宽敞的新堂。大圣堂除每天弥撒外，也会在特别日子如迎新日、圣召活动等举行隆重晚祷，神哲学院之礼仪亦常行于此。[29]
设施[编辑]
圣神修院图书馆[编辑]
圣神修院图书馆于1967年正式成立，是一所专科图书馆，藏书约有50,000册（创馆时只有6,000册），种类以神学、哲学及宗教学为主，每年订购的期刊则约有200种，以作支援本地神学教育之用。创馆时藏书均来自太古楼小修院及华南总修院，以供圣神修院所需；到了1971年，圣神修院图书馆又吸纳了公教进行社图书馆的藏书，并把服务扩及圣神修院神哲学院。[36]于创馆时只有一层楼的圣神修院图书馆于1998年增至目前的三层楼。地下主要存放中文图书；二楼收藏西文图书；而三楼则藏有期刊，另有会议室及温习室等设施[37]。
圣神修院图书馆于1994年进行电脑化及地方扩展工程。更于1997年安装了DYNIX图书馆电脑系统（即香港公共图书馆所用的电脑系统），在编目、流通及公共目录方面进行全面电脑化。[36]读者亦可以透过该馆的电脑设置检索EIN的联合目录，当中所载的图书资料将有三十万册。目录中的图书来自以下数所图书馆，包括中国神学研究院图书馆、信义宗神学院图书馆、建道神学院胡慕德纪念图书馆、香港浸信会神学院梁根纪念图书馆、道风山基督教丛林艾香德牧师纪念图书馆、圣公会明华神学院图书馆及播道神学院图书馆。[36]
现时除了学院教授及教会资讯网成员可以免费申请图书证外，其他人士均需付年费，包括本科生、研究生、校友、神父、执事及修女。天主教教友及一般人士亦可申请图书证，除了要缴交年费外，并需附上神职人员的介绍信。[38]
教区文物室[编辑]
教区文物室设于圣神修院图书馆三楼，于2006年7月9日由汤汉辅理主教主持开幕祝福礼及开放日，并于同年10月正式开放。教区文物室共有两个展览室，第一个用作介绍香港的教区历史，第二个则介绍第二次梵谛冈会议之前所用的弥撒用品。文物室中的文物大致由五个途径搜集，分别为：
文物室核心小组至2006年7月为止已收集了数千件文物，而其中的一千件己整理入档。该小组有三十位受过礼仪培育的义工协助整理文物及其档案。文物中较为特别的有利玛窦与明朝皇帝的通讯（《正教奉褒》及《正教奉传》）、教宗保禄六世于1970年访港时所穿的祭衣、以及徐诚斌主教和胡振中枢机的礼帽和戒指等。 现时教区文物室由香港教区礼仪委员会负责运作。[39]
其他建筑[编辑]
圣神修院有其他小形的设施，包括供有露德圣母及圣伯尔纳德圣像的圣母山。每逢圣母月和玫瑰月，院中神父、修士们在晚饭后便会齐聚圣母山，恭念玫瑰经。这座由人手搭建而成的圣母山据院中修生说由以前一位身为建筑师的修士所设计，以山坡上的石头建成了这个圣母山，内里作装饰的贝壳也是在山坡下的海滩捡拾的。[40]西端亦设有一用卵石砌成，名为“思道”的设施，可供信徒作静思默想之用。[41]
避静及留宿[编辑]
圣神修院除了作为培训天主教神职人员外，亦为一般信徒团体提供静舍租用服务以作灵修及祈祷、举办研讨会或讲座之用。修院设有单人房14间，其中12间可作双人房用途，故此最多可容纳26 人，另外院方会免费提供一间单人套房以便随团“退省神师”（即神父）使用。信徒亦可租用两所分别可以容纳25人及60人的会议室，以及可容纳约60人的大圣堂和可容纳约30人的小圣堂。 留宿费用包括早、午、晚餐，但只限于星期六、日的收费是和长假期的收费是不同的。 圣神修院亦有场地日租服务提供。[42]此外，在“教区司铎圣召年”（2009年7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43]期间，在每次的“聆风乐祷”活动后，修院团体邀请不同界别的未婚男青年在修院度宿，与修生一同探讨生命路向及天主召叫的问题。[44]
聆风乐祷[编辑]
圣神修院虽然是私人地方，但每月一次的聆风乐祷则是让一般人士进入修院范围内的机会。聆风乐祷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主题讲座”、“默想 / 思道行 / 圣言诵读”和“晚祷及明供圣体”数个主要部份。[45]
在一小时的“主题讲座”后，院外人士可以分组加入默想、“思道行”或“圣言诵读”。
思道行是利用院外的“思道”进行默思及参与之后的小组分享[41]。“思道”又在一些基督宗教中称为“明阵”。这种灵修方式于公元七、八世纪起开始在基督宗教的历史中出现。当时欧洲有不少教堂在大门前的地板都设有这种设施，并在十一至十二世纪时非常盛行。后来在启蒙运动及理性主义抬头时，这种灵修法开始没落，到了1970年代才被重新发掘。[46]
“圣言诵读”是利用第三、四世纪的读经祈祷方法，进行诵读、默想、祈祷和默观[47]。“圣言诵读”是以缓慢的、默观的方式来诵读圣经，使圣经成为人与天主合一的媒介。这个古老的祈祷方式一直保存于隐修院传统中，如本笃会士及其他献身修道生活者便一直使用[48]。
在分享过后是是用膳时间，饭后在大圣堂进行晚祷及明供圣体。[45]
参见[编辑]
注释及参考文献[编辑]
- ^ Thomas F. Ryan, S.J. (1959)：《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 p.194-195,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林瑞琪, 华南总修院简史及其对教会当前的影响[1]（2010年6月3日验证）
- ^ 林瑞琪著，2010，页155，《近代天主教在华传播史论集》，香港，圣神研究中心
- ^ 4.0 4.1 4.2 田英杰编著，1983，页216，《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圣神研究中心
- ^ File HKRS58-1-140-51, “R.B.L. 315 - APPLICATION OF BISHOP VOLTORTA, VICAR APOSTOLIC OF HONG KONG FOR A STRIP OF LAND AT ABERDEEN BAY FOR ESTABLISHING A REGINAL SEMINARY”, 07.03.1927 - 03.09.1928
- ^ 公教报，《修院来鸿 - 石碑》，2009年12月13日，第7页
- ^ 田英杰编著，1983，页217，《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圣神研究中心
- ^ 田英杰编著，1983，页218，《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圣神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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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刚恒毅著；孙茂学译。1968，页12，《中国天主敎美术》，台中，光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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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顾卫民著，2006，页107，《近代中国基督宗教艺术发展史》，香港，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
- ^ 刚恒毅著；孙茂学译。1968，页27，《中国天主敎美术》，台中，光启出版社
- ^ 田英杰著，陈爱洁译，〈刚恒毅对中国教会本位化及本地化的贡献〉，《圣神研究中心﹕鼎》，2008年， [2]（2010年6月7日验证）
- ^ 顾卫民著，2006，页123，《近代中国基督宗教艺术发展史》，香港，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
- ^ 顾卫民著，2006，页131，《近代中国基督宗教艺术发展史》，香港，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
- ^ 顾卫民著，2006，页132，《近代中国基督宗教艺术发展史》，香港，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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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