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國長江中下游旱災
災情概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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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災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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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災範圍：長江中下游流域 | ||
| 涉及省份：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 | ||
| 受災人口：3483萬人[1] | ||
| 受災農田：3705千公頃[1] | ||
| 經濟損失：149億元人民幣 [1] | ||
| 重 災 區：湖北、湖南、江西 | ||
| 重災湖泊：洪湖、洞庭湖、鄱陽湖 | ||
| 應急措施：三峽大壩加大下泄水量、人工增雨 | ||
2011年中國長江中下游旱災是開始於2011年4月，發生在中國長江中下游流域的旱災。這次旱災是自1959至1961年的旱災後50年來最嚴重的一次。旱災所處的長江中下游平原是中國重要的商品糧生產基地，淡水漁業也相當發達。乾旱使該地區的農業遭受重創，漁業也大幅度減產，受災人口達三千四百萬，大量牲畜飲水困難，直接經濟損失149億元人民幣。乾旱將對2011年的中國經濟、民生與生態環境產生重大影響。
這次旱災影響範圍廣，持續時間長，中國各路媒體都作了大量的跟蹤報道及專題討論，反響非常大，中國高層也非常重視，胡錦濤、溫家寶都曾到災區體察災情。包括水利、地質、氣象等各類專家、學者從技術層面對旱災作了多角度分析，但解讀觀點與所得結論歧異很大。眾多的中國百姓也通過互聯網發表自己的觀點。對於旱災的成因，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為，旱災受制於全球氣候的大環境，是自然現象；另一種觀點認為，是三峽大壩蓄水嚴重影響區域性水量平衡，造成下游乾旱，人為因素很大。
乾旱成因[編輯]
由於此次乾旱非常嚴重，引起中國各界的高度關注。對於乾旱的成因，一方面是主流媒體採信的氣象解釋，他們認為乾旱是受大氣環流異常影響，為極端的全球氣候異常現象；另一種觀點則不認同氣候是導致乾旱的主因，並堅信異常乾旱的主因是三峽工程高位蓄水。[2] 2011年5月中旬，中國國務院稱三峽工程對長江中下游地區產生了不利影響，包括對下游的供水。[3] 此前主流媒體多認為長江流域的乾旱源於大氣環流及溫室效應，是該地區極端的氣候異常現象，與三峽蓄水無關。
氣象解釋[編輯]
中國氣象局認為，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持續乾旱是大氣環流異常所致。該局在其氣象網站發布文章稱，造成此次長江中下游地區降水稀少的原因在於暖濕氣流始終不強盛，不利形成降雨，還有西北太平洋副熱帶高壓與往年相比偏東偏弱，太平洋水汽難以向長江中下游地區輸送，造成了該地區降雨稀少，從而形成大面積乾旱。該文指出：影響中國的海洋水汽有三個通道，其一，索馬里越赤道氣流，由西南越過赤道向東輸送，但該氣流今年明顯偏弱；其二，孟加拉灣附近的越赤道氣流也偏弱；其三，南中國南海和副熱帶高壓有關的越赤道氣流同樣較弱。氣象局專家進一步指出，即使來自北方的冷空氣活躍，但由於來自海洋的暖濕氣流偏弱，無法在長江流域與冷空氣形成冷暖交匯，從而難以形成有效降雨。也有媒體文章認為，這次長江中下游地區的乾旱可能與「全球溫室效應」相關。[4][5][6]
三峽大壩誘發乾旱論[編輯]
三峽水利工程在中國一直存在極大的爭議，而水利專家之間的看法也存在相當大的分歧，如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和湖南省水利專家聶榮芳曾公開反對興建這座大壩。網路有文章披露，黃萬里從生態環境與環保角度論證了三峽建壩不可行，為此曾數度上書中國領導人闡述自己的論點和主張，但最終未獲支持。1992年4月7日，國務院向全國人大提交的三峽工程議案進入表決程序，參與表決的人大代表共計2633人，結果是1767票贊成，177票反對，664票棄權，另有25名代表未作表決，贊成票約占總票數的2/3。議案雖然通過，但其得票率創歷屆全國人大得票率的新低。三峽工程從醞釀到施工成形，運作至今一直爭議不斷，這次的長江中下游大旱更是將這一爭議推向高潮。2011年5月31日，香港大公報網媒登載署名文章，指「長江中下游乾旱也與三峽有關」。[7][8][9][10]
木桶效應[編輯]
2006年川渝大旱發生，三峽誘發長江乾旱的論點開始形成。8月中旬，一名被媒體冠以「北京地理環境學者」頭銜的王紅旗，提出他的「木桶效應」論點。他認為三峽大壩建成後，會使水汽不能正常循環，導致像這次2006年的高溫旱災。但此說法，立即遭到中國官員與主流學界的一致反駁，並解釋四川盆地上空暖性大陸高壓的持續作用，是導致高溫和乾旱的主要原因。而深層原因，則在全球氣候的暖化[11]。王紅旗後來補充說明，三峽大壩是造成川渝高溫乾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12]。儘管王紅旗提出的論點遭到各界質疑與反駁，但是面對1992年的《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環境影響報告書》的官方說法：「三峽建庫後，對溫度、濕度、風和霧的水平影響範圍一般不超過10公里。」至今仍不能為乾旱成因提出一個滿意的答案。有氣候專家認為，三峽工程對氣候的影響，需要更長時間的觀測分析，更多的研究方法[13]。目前還不能確定三峽工程是否與降雨量有直接關係，但三峽大壩工程對生態長遠的影響，多少加劇了乾旱災情[14]。然而問題是，當年乾旱地區的也包括並非長江流域的河南、山東、浙江等地，且當年度乾旱最為嚴重的雲南貴州地區處於三峽上游。可見由於興建三峽工程導致大旱的說法，明顯帶有偏倒的錯誤。 [15]
清水下切江槽[編輯]
原湖南省水利廳副總工程師、洞庭湖經濟和社會研究會首席專家聶芳蓉認為，三峽工程改變了長江中下游的原生態，加劇了旱情。他分析指出，三峽水庫9月、10月蓄水時的下泄流量只有幾千立方米每秒，下游江段自然少水；另外由於三峽水庫多年蓄水，大量泥沙在庫內沉積，庫內下泄的清水下切下遊河槽，造成長江河道水位下降，使得中下游的湖水加速流入長江，湖面水位隨之大減而導致乾旱。他還認為此前湘江、洞庭湖等長江中下游支流的冬季大旱也與三峽工程相關[16]。已故中國水利專家黃萬里曾預言三峽大壩會對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氣候產生嚴重影響；而中國工程院院士沈國舫則持相反觀點，認為長江中下游的乾旱並非三峽大壩引起，是大範圍的氣候因素促成了該地區的乾旱，但跟貼留言幾乎全部反對他的說法。[17]
高水位蓄水改變雨水時空分布[編輯]
也有觀點認為，三峽水庫寬闊的水面會嚴重影響區域性的大氣循環，使長江中下游的降水量發生改變；另外，三峽蓄水後巨大的水壓，導致江水嚴重滲透，從而使上游江水在庫區或四川盆地大量積聚，雖然流域內的水體總量變化不大，但在某個時期內本應下泄的江水被大量截流在大壩上游，使得長江中下游的江面和流域內的湖泊水面收窄，水氣蒸發減弱，從而改變大壩上游與下游降水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分布，引發中下游地區的季節性乾旱。對這種觀點，官方媒體基本不予承認，但網路上有關長江中下游乾旱的各種論壇卻是一邊倒地支持這種說法。[18][19]
政府聲音[編輯]
2011年5月18日的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三峽工程在防洪、發電、航運、水資源利用等綜合效益開始全面發揮，但同時在移民安穩致富、生態環境保護、地質災害防治等方面還存在一些亟須解決的問題，對長江中下游航運、灌溉、供水等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另外，中國新華社也在其英文新聞報導中引用專家發言稱，「如果不採取預防措施，三峽大壩項目將會引發巨大的災難」；6月初，溫家寶視察長江中下游旱情，強調在南水北調工程中，應考慮生態環境，注重生態平衡。有網路評論認為，這些公開發布的消息，表明官方間接認同三峽大壩與長江中下游乾旱具有關聯性，只是沒有披露具體影響程度。[20][21][22]
人為因素[編輯]
新華網的文章認為，長江中下游乾旱的主因是天災，但各地的人為因素對乾旱也有很大影響，並總結了三個具體的人為因素。第一，各地在河道湖泊非法挖沙，使河道深度嚴重下切，水位下降，造成沿江沿湖地區取水困難；第二，地方小水電站快速發展，在乾旱期間蓄水發電，成為抗旱的「攔路虎」，並列舉江西修河流域，因上游電站不願放水，致使下游二萬畝早稻田缺水灌溉；第三，各地水利設施老舊，幾十年前修建的水利設施，有些損毀嚴重，甚至時常無法運轉，難以滿足抗旱需求。[23]
各地災情[編輯]
長江中下游流域內的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陽湖平原等是中國重要的商品糧基地，沿江分布着眾多的大小湖泊，水產養殖也頗為發達，被譽為中國的「魚米之鄉」。大面積乾旱造成這一地區的許多湖泊見底、河流乾涸，農業和漁業受災嚴重。據中央電視台所傳送的影像顯示，中國最大的淡水湖－鄱陽湖，湖面嚴重萎縮，原本行舟的湖面因乾涸而長滿雜草，至於無草的湖底甚至土質堅硬，汽車還可在上面自由行駛。有消息稱，長江中下游旱災將推高中國糧價，但官方媒體引用專家觀點認為「長江旱情難撼糧價，專家稱應管好通脹預期」。[24]
此次乾旱影響範圍非常廣，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的大部分地區受旱災波及，江蘇、上海等沿江地區及浙江北部地區亦受牽連，尤以湖北、湖南兩省最為嚴重。2011年5月下旬，中國民政部救災司發布所有災區的統計數據，截至5月27日，長江中下游的乾旱導致3483.3萬人受災，423.6萬人的飲水受限，需要救助的人口506.5萬；107萬頭（隻）牲畜飲水困難；農作物受災面積3705.1千公頃，其中絕收面積166.8千公頃；直接經濟損失149.4億元人民幣。[1]
湖北[編輯]
中國人民網文章指出，長江流域持續乾旱，使湖北省江漢平原南部、鄂東大部、鄂西北和鄂西南局部呈現重度以上氣象乾旱。文章援引湖北省防辦數稱，截至5月15日的統計數據，除神農架林區外，湖北其他16個市州、80個縣市區均有旱情，農田受災面積1451.7萬畝，其中有739.5萬畝生長中的農作物因旱遭災（重旱96.3萬畝）、630.6萬畝水田缺水、81.6萬畝旱地缺墒；41.2萬人和14.3萬頭大牲畜飲水困難，直接經濟損失71億元人民幣。乾旱亦使漢江上的丹江口水庫出現歷史最低水位。為緩解旱情，湖北各地曾實施人工增雨，共有飛機4架次升空播撒增雨劑，地面高炮和火箭發射增雨彈350多次。[25][26]
湖南[編輯]
乾旱使湖南湘江和洞庭湖水位持續下降，湘江大片河床裸露，洞庭湖水位創1968年以來的最低紀錄。大旱使全省747.2萬人受災，156.6萬人和48.7萬頭大牲畜出現飲水困難，需救助人口122.6萬人，農作物受災697千公頃，其中絕收52千公頃，直接經濟損失27.4億元人民幣。洞庭湖的低水位給東洞庭湖濕地自然保護區帶來嚴重災難，數萬畝濕地乾涸，延長了苔草生長期。大旱也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125條溪河斷流，158座水庫乾涸，許多水庫、山塘瀕臨死水位。[26][27]
江西[編輯]
江西坐擁中國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陽湖，嚴重乾旱使鄱陽湖湖面大幅度收窄，水域面積只有往年平均值的16%，原本廣闊的湖面因缺水而演變為「草原」和灘涂，漁業受災嚴重。江西第一大河－贛江早在4月就創下歷史最低水位紀錄，灌溉用水嚴重受限。江西氣象部門稱，2011年以來全省降雨不足多年均值的一半，致使北部和中部分地區出現嚴重的春夏連旱，一些地方一季稻無法栽插。江西省民政廳報稱，截至5月29日，有111萬人因旱遭災，需要政府救助。為應對江西的重大災情，中國民政部緊急啟動國家四級救災應急響應，派出工作組察看江西災情。[28]
救災中的問題[編輯]
有媒體報道稱，中國疆域遼闊，各種自然災害頻發不足為奇，並對官方及時通報災情、積極救災的行動抱持肯定態度。報道還認為，「報喜不報憂」幾乎是官場的潛規則，由於地方官員無需對自然災害負責，他們在報告災情時往往喜歡「報多不報少」，甚至刻意誇大災情，目的是想得到更多的中央財政救濟，這與地方官員一般習慣隱瞞人為災難的做法迥然不同。基於利益的驅使，有些地方一有災情就立刻聯繫記者前來拍照、攝影，並極力描述輕災區為重災區，甚至在媒體上買版面和播出時段，人為製造「嚴重受災」的氣氛，以引起社會和上級政府的「強烈關注」。中國的救災資金發放並非統一管理，而是發放權分布中央各部，如民政部、農業部、水利部等。地方災區申請救災款項是分部門申請，上級部門各自下撥，這為災區誇大災情，並要求更多救濟打開了方便之門。另外，有些媒體為製造轟動效應，也十分熱衷災情炒作，儘可能地將報道方式多樣化，這對上級政府及社會大眾了解實際災情非常不利。[29]
防災措施[編輯]
長江中下游乾旱有許多人為因素，正是這些人為因素導致乾旱程度進一步加劇。由於這次旱情異常嚴重，民眾關注度極高，在遏制人為因素加劇旱情方面，許多民眾通過網路博客、專題、評論、論壇等多種方式，為預防或減輕災害給出了許多辦法。第一，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要嚴格評估生態因素，通過調研，科學規劃，找出最佳結合點。目前中國各地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大量稻田變成了城市或工業區，水塘、河溝通過掩埋、填平變成工廠，對生態破壞嚴重，是給乾旱雪上加霜的重要因素。第二，糾正過往「圍湖造田、填湖造城、圍水造樓」的反生態行為，因為這些行為導致湖泊庫容大幅萎縮，蓄水和調節功能嚴重下降，這是加劇旱情又一原因。第三，通過行政和司法手段加強森林和植被的保護，儘量減少或杜絕工農業生產對生態的破壞。第四，新的水利工程要特別注意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將生態與環保放在第一位來考慮，避開唯GDP論。第五，將生態和環保成績作為考核官員的硬性指標，工作不力者不予任用，支持、縱容破壞生態和環保者予以嚴懲。[30][31]
影響[編輯]
經濟[編輯]
長江中下游流域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糧倉，號稱「魚米之鄉」。古云「湖廣熟，天下足」[32]，足見這一地區在中國極其重要的經濟地位。旱災直接導致長江中下游地區糧食減產，水產品供應能力下降。由於江水水位偏低，大噸位船舶無法航行，貨物運輸受阻。旱災也使流域內的工業用水奇缺，許多企業開工不足，有些甚至停工。進入5月份，特大乾旱使民眾對糧食減產的擔憂情緒逐漸升溫，實際上中國部分地區的糧食及蔬菜價格已出現大幅反彈，這與4月的物價回落和市場滯銷形成鮮明對比，物價變換猶如閃電。大旱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全面性的、深層次的，隨着時間的推移，各種隱憂將逐一浮現出來，使中國原本面臨的通脹壓力日益加劇。[30][33] 由於旱災導致長江中下游地區糧食產量糧食嚴重減產，此一地區過去在中國糧食輸出所占比重較大，在國際市場糧價不斷高漲的背景下，預期會帶動全球糧價不斷上漲[34]。
生態環境[編輯]
長江中下游的持續大旱，將對這一地區的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中國環保部門認為，受乾旱影響最嚴重的是長江中下游流域湖泊的水質，其次濕地和候鳥棲息[35]。另有文章認為，長江中下游乾旱是災難性的，並有固化的可能，一旦固化後果不堪設想；文章進一步指出，氣候變化帶來的災難雖無可估量，而人為因素卻對災難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中國南方許多地方漠視自然生態，在水資源管理上表現粗放，重索取輕保護，給原本脆弱的生態雪上加霜。生態環境一旦惡化，恢復起來非常困難，周期也極其漫長，耗時幾年、幾十年、幾百年都有可能[36]。中國清華大學教授盧風認為：「走出生態危機需確立超越物質主義的信仰」[37]。中國高層顯然明白生態失衡的災難性後果，既然是災難性的，那就涉及到政治、經濟、環保等諸多問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視察江西旱情時指出，進行中的南水北調工程必須考慮生態因素。這一現象表明，長江中下游的特大乾旱促使官方對建成、在建和將建的水利工程，開始在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方面進行重新評估[22]。
水災及地震預警[編輯]
中國民間普遍認為「大旱之後必有大澇」，而中國氣象局局長秦大河則認為，此觀點是民間的經驗性總結，未必準確，而真實的情況再次應驗了民間說法。2011年6月3日後，長江中下游流域普遍降下中到大雨及特大暴雨，湖南、湖北水患成災，其中湖南局部地區的強降雨300年一遇，引發山洪和泥石流。截至6月11日，兩省已有44人死亡，逾百萬人受災，大量農田被淹，許多民房被洪水沖塌。[38] [39][40]
有學者根據史料記載，研究了中國兩千餘年來發生的特大地震，總結出大旱與特大地震的關聯性極為緊密。該研究認為，大旱後發生地震的可能性達八成，而大震前一至三年半內出現乾旱情形的概率達九成。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的1972年，華北地區嚴重乾旱；2006年川渝大旱後，爆發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西南五省乾旱後，青海玉樹又發生強烈地震等。持乾旱伴隨地震的觀點認為，從地質上解釋乾旱是地殼內部應力發生改變，地球內部能量向大氣層釋放，從而影響地面局部地區的天氣與氣候。根據這一說法，長江中下游大旱可能是地震前兆；但也有專家認為，乾旱與地震雖有聯繫，但沒有證據證明二者的必然性。[41][42]
評價[編輯]
此次乾旱範圍之廣、災情之重為歷來罕見。災情爆發後，中國政府行動迅速，救災積極，高層領導人也頻現災區體察災情，督導救災，受到多方肯定。但有媒體觀點認為，此次乾旱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參半，暴露出中國在處理生態、環保和經濟建設關係上的嚴重問題，是利益主導的人為因素將災情進一步加劇，致使以三峽工程為首的一系列水利工程成為人們宣泄不滿情緒的主要對象。有民眾通過網路批評中國許多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經濟利益、漠視自然生態，毀林開荒、填湖造田、毀田建房的現象比比皆是；在大江大河上更是梯級建壩、窮追猛堵，使流域內的生態環境惡化。網路上的許多觀點認為，對於像長江這樣的大河，要像古人治水那樣，重在疏導（如都江堰），而不是截流（如三峽大壩及長江干、支流上眾多的水電站設施），要順應自然規律，打破「人定勝天」的迷思，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使旱災不會因人為因素而進一步惡化。[43][44][45]
參見[編輯]
參考資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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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編輯]
- 中科院環境評價部、長江水資源保護科學研究所.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 中科院. 1996年. ISBN 9787030055286.
- 黃真理、吳炳方、敖良桂. 《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统研究》. 科學出版社. 2006年9月. ISBN 9787030168795.
- 蔡慶華、劉敏. 《长江三峡库区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报告》. 氣象出版社. 2010年11月. ISBN 9787502950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