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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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
南共六大會議現場
原文名 Šesti kongres Komunistične partije Jugoslavije
日期1952年11月2日—7日 (1952-11-02 – 1952-11-07)（為期六天）
地點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薩格勒布
座標45°48′13″N 15°57′52″E / 45.803493°N 15.964508°E / 45.803493; 15.964508座標：45°48′13″N 15°57′52″E / 45.803493°N 15.964508°E / 45.803493; 15.964508
類型政治會議
發起人南斯拉夫共產黨
參與者2,022位代表
結果選舉南共中央委員會等機構
批准工人自治等改革政策
將黨名改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

南斯拉夫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Šesti kongres Komunistične partije Jugoslavije）於1952年11月2日至7日在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薩格勒布舉行。代表779,382名黨員的2,022名黨代表出席了會議。南斯拉夫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針對包括蘇南衝突以及南斯拉夫與美國的和解等事件提出了新政策，被認為是1950年代南斯拉夫政治生活自由化的高峰。大會還將南斯拉夫共產黨更名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

大會着重批評了官僚主義，譴責它們是「史太林主義殘餘」。南共中央總書記鐵托呼籲應該逐步「讓國家消亡」而非固守官僚思想。大會上，地方黨組織被指示按各自選舉區划進行組織範圍調整，並被賦予更大的決策自主權。大會決定實行黨政分離，將南共黨組織從南斯拉夫各級政府機構中分離出來，各級黨委書記不再擔任各級政府中的相應職務，並主要通過說服各政府機構來落實具體工作。大會還強調了馬克思主義與宗教活動的不相容性，呼籲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譴責冷戰、侵略政治和殖民主義，宣佈南斯拉夫將與各國和平共處，援助發展中國家，並不干涉他國內政。

大會正式批准了工人自治政策，這一關於國家分權的改革引發了對南斯拉夫聯邦制更廣泛的討論。為回應相關輿論，1953年，南斯拉夫頒佈了1946年憲法的修正案（英語：1953 Yugoslav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以實施經大會批准的政治制度改革。然而，在南斯拉夫與蘇聯關係正常化之後，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一些決議被推翻了。大會通過的決議和戰略也導致了兩種並行政策的客觀對立，即進一步分權、賦予加盟共和國更大自治權與促進南斯拉夫各民族團結之間的矛盾。大會通過的文件的主要作者是愛德華·卡達爾和米洛萬·吉拉斯，後者認為應擴大自由化政策，這使他與鐵托發生衝突，最終被開除出南共盟中央委員會並免去一切公職和黨員身份。

背景[編輯]

南斯拉夫共產黨（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Komunistička partija Jugoslavije, KPJ）於1919年在南斯拉夫王國成立；1920年年底，南共遭到政府禁止，並被迫在國外運作[1]。1941年，軸心國入侵南斯拉夫後，南共組織並領導了抵抗侵略的游擊隊[2]，得到盟軍的認可。在1944年與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達成權力分享協議後，南共於1945年3月領導組建了民主聯邦南斯拉夫聯合政府[3]。同年晚些時候，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的南斯拉夫人民陣線（英語：People's Front of Yugoslavia）在反對派抵制選舉的情況下獲得了90.48%的選票，贏得了1945年南斯拉夫議會選舉聯邦議會的全部354個席位[4]。從1947年開始，南共領導的政府進行對政治反對派的鎮壓[5]。

1948年，南斯拉夫和蘇聯在一系列外交政策問題上的分歧公開化[6]。同年召開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英語：5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Yugoslavia）針對兩國關係的緊張重申堅持鐵托的領導，鐵托亦連任南共中央總書記。南共對蘇聯及其領導人約瑟夫·史太林採取了非常僵硬的立場[7]，希爾德·卡特琳娜·豪格將南斯拉夫的立場描述為比史太林所持有的立場更具史太林主義色彩[8]。儘管如此，南共五大仍申明反對「西方集團的資本主義」，使得南斯拉夫與西方的關係也日趨惡化，特別是由於第里雅斯特自由區領土爭端。

1948年夏，南斯拉夫因與東方集團停止對外貿易，被迫轉向美國尋求經濟援助[9]。美國政府謹慎地批准了這一請求，並希望以此作為在冷戰中戰勝蘇聯的籌碼[10]。1949年至1950年，美國的援助範圍擴大到貸款和大筆贈款等形式[11]。1951年，面對可能的蘇聯入侵的前景，南斯拉夫加入了共同防禦援助法案，開始接受美國的軍事援助[12]。

鑑於蘇南衝突與兩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摩擦，南共發現有必要將南斯拉夫的政治制度與蘇聯作區分。由於南共將蘇聯的政治制度定義為不民主的制度，因此設計一種不背離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的新型治理體系的工作被提上了日程[13]。1949年年末，工人自治機關工人委員會被引入，並在1950年6月由工人自治政策加以補充；南共早先堅持的單一制被批評為史太林主義的危險體現[14]。意識形態領域的變革使得黨內思潮逐步走向多元化，甚至需要長期堅持的黨的指導思想也受到質疑[15]。1950年代初期，南共引入了「意見鬥爭」這一概念，指在經濟和行政自由化進程中的此類思想交鋒[16]。儘管政府採取的工人自治政策賦予國有企業及其在市級黨組織內負責人決定企業經濟事務的自由，但企業的資金仍然高度集中[17]。到1952年年中，南共領導層希望重申其對工人自治的承諾，並正式宣佈會將南共黨組織同南斯拉夫各級政府機構分離[18]。根據亞歷山大·蘭科維奇的說法，即將召開的南共代表大會的主要目標是使該黨與前幾年進行的改革保持一致[19]。

決策[編輯]

1952年，鐵托在南共六大上連任南共中央總書記。

原定於1952年10月19日舉行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最終推遲到11月2日在薩格勒布召開[20]。代表779,382名黨員的2,022名代表出席了為期六天的會議[21]。主會場位於當時薩格勒布博覽會的舉辦地，特別是後來成為尼古拉·忒斯拉技術博物館的建築[22]。大會的主基調由鐵托定下，他在講話中批判了蘇聯帝國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指出南共帶領南斯拉夫走上了分權、經濟管理民主化和馬克思「國家消亡論」所指引的正確道路[23]。

在代表大會上，南共領導層宣佈打算改變黨在社會中的作用，使黨改變領導者的形象，轉而通過影響黨員和日常社會的政治生活將黨的角色轉變為教育者；另一項獲得批准的提案是削減國家官僚機構的中心職能[13]。此外，官僚主義被確定為史太林主義殘餘的主要問題。為取消黨在政府中的核心地位，大會決定黨委書記不再在政府中擔任相應職務[24]。代表大會認為，這一決定將使黨中央更重視政策和意識形態的發展，並主要通過說服相關機構來採取行動[25]。

代表大會還批准了工人自治政策[26]，並指示黨員通過宣傳、鼓動與教育而非恐嚇來控制各工人委員會。與此同時，代表大會採取措施限制工人委員會的投資決策自主權，增加更換公司經理的難度，這些都是對1949年工人委員會建立後，公司經理頻繁更換和地方黨委領導操縱工人委員會挪用投資資金的事件的回應。另一方面，地方基層黨組織被賦予更大的自主權，但明確指出不允許它們完全獨立[27]。地方黨組織作為政府行政部門的角色被終止，不再需要傳達政府對企業經濟和行政決策的指示；相反，基層組織被賦予教育作用，並以選區為單位進行重組[28]。

為了使變革更加明顯，南斯拉夫共產黨更改了名稱。大會上，鐵托提議將黨名改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Savez komunista Jugoslavije, SKJ）。這個名字的靈感是存在於1847年至1852年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卡爾·馬克思、腓特烈·恩格斯和卡爾·沙佩爾等人都是其成員和活動家[29]。米洛萬·吉拉斯聲稱最初提出新名稱的是他[30]。同樣，政治局的名稱也改為「執行委員會」[31]。

由於米洛萬·吉拉斯（圖中人物）為南共六大撰寫了大量的材料，這次會議也被稱為「吉拉斯的會議」。

大會選舉出中央委員會委員109人，執行委員會委員13人，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委員6人；中央委員會在第一次會議上一致選舉鐵托為南斯拉夫共產黨總書記。除鐵托外，執行委員會還包括亞歷山大·蘭科維奇、米洛萬·吉拉斯、愛德華·卡達爾、鮑利斯·基德里奇、莫薩·皮雅傑、伊凡·戈什尼亞克（英語：Ivan Gošnjak）、斯韋托扎爾·武克曼諾維奇（英語：Svetozar Vukmanović）、久羅·薩拉伊（塞爾維亞語：Ђуро Салај）、久羅·普察爾、拉扎爾·科利舍夫斯基（英語：Lazar Koliševski）、法蘭克·萊斯科舍克（英語：Franc Leskošek）和弗拉迪米爾·巴卡里奇[32]。大會重申馬克思主義與任何宗教信仰皆不相容，並修改黨章明確指出黨員不能參與任何宗教活動[33]。大會通過的文件的主要作者是愛德華·卡達爾和米洛萬·吉拉斯[34]。由於後者為南共六大撰寫了大量的材料，這次會議也被稱為「吉拉斯的會議」[23]。

南共六大是20世紀50年代南斯拉夫自由化的高潮，黨的章程也在大會上進行了修改，重新強調了權力下放和社會主義民主。然而，南共六大達成的共識只是曇花一現，黨內各派圍繞改革的意識形態衝突也隨之發生[35]。在吉拉斯、皮雅傑和可能的布拉戈耶·涅什科維奇（英語：Blagoje Nešković）周圍形成的一個陣營贊成加快黨和國家權力下放的步伐。他們的對手聚集在支持循序漸進進行改革的卡達爾、蘭科維奇、戈什尼亞克和基德里奇周圍；大會期間亦有傳言稱鐵托贊成後者的觀點。第六次代表大會也標誌着對先前政策批評論調的衰落，南共仍將六大通過的改革議程視為先前政策的繼承和擴大，故黨員被警告不要偏離黨的路線[20]。南共仍允許社會上針對黨的批評，但也施加了一定的限制[27]。

後續[編輯]

愛德華·卡達爾（圖中人物）為撰寫南共六大通過的文件作了許多貢獻。

在大會召開後的一年內，就有論調對不正確執行南共六大提出的政策作了批評。一些黨內下層官員繼續只接受上級指示，而不互相交換意見；另一些黨組織將大會的決議解釋為允許其消極被動地工作並減少工作量。此外，也有下級黨組織將新政策解讀為它們可以選擇無視上級指示、避免開會或履行財務義務[36]。為減少官僚主義，低級別的黨的官員將較小的黨組織職能整合到更大的地方和市轄區的組織中。到1954年底，減少官僚主義的努力導致南共盟黨內專職負責黨務的官員數量減少到369人[37]。

政策的變化也引發了關於南斯拉夫聯邦制度的辯論，即南斯拉夫各加盟共和國的作用和各民族的地位。這場辯論圍繞着一方面擴大權力下放和保證南斯拉夫境內各加盟共和國的平等，另一方面增進南斯拉夫國家統一的困境而展開。在此之前，南共認為民族問題已經通過1945年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得以解決，並沒有預料到民族問題會引起境內加盟共和國之間的關係衝突。針對這種先前的錯誤認識，大會呼籲促進加盟共和國之間進一步和解。南共將南斯拉夫人民的多元化民族遺產描繪為共享南斯拉夫文化的組成部分，同時避免了所有形式的強迫同化[26]。1953年南斯拉夫憲法修正案將南共六大批准的政治制度改革正式寫入憲法[24]；但在1954年，卡達爾又認為現行憲法受到了蘇聯對聯邦制機械使用的影響[38]。雖然在當時，這些問題的影響相對較小，但在之後的60至70年代又廣為討論，並最終使得1974年南斯拉夫憲法（英語：1974 Yugoslav Constitution）被制定[35]。

史太林去世後，鐵托和亞歷山大·蘭科維奇（圖中人物）努力推遲或減緩改革。

1953年史太林逝世後，蘇聯對南斯拉夫的威脅大大減少，從而消除了南共盟接受和堅持六大上通過的改革的一個重要原因。鐵托尤其注重繼續維持南共盟在社會中的領導地位，擔心「採用西方思想」可能會破壞該黨的執政地位。由於第里雅斯特危機仍未解決，他也懷疑西方對南斯拉夫示好的意圖[39]。1953年6月[25]，鐵托和蘭科維奇在布里俄尼群島組織了南共盟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實際上扭轉了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政策的許多要素[35]。最重要的是，委員會開始回溯六大上關於減少南共盟在政府中的角色和逐漸「消亡國家」的計劃。此外，贊成放慢改革步伐的團體贏得了鐵托的青睞並佔了上風[20]。

另一方面，吉拉斯認為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還不夠深入[35]，為此他撰寫一系列倡導引入多黨制的文章並發表在南共盟黨報《戰鬥報（英語：Borba (newspaper)）》上。作為回應，南共盟的領導層於1954年1月將他開除。吉拉斯的撤職被解釋為日後南斯拉夫改善與蘇聯關係的先決條件。幾個月後，南斯拉夫領導層讚揚了史太林的繼任者格奧爾基·馬林科夫。1955年5月，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雪夫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艾力山德羅維奇·布爾加寧訪問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兩國同意在新的基礎上重建關係，標誌着蘇南交惡和情報局時期（英語：Informbiro period）的結束[40]。

鐵托發現，他可以通過在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冷戰中保持南斯拉夫中立來使他的談判權最大化[39]。因此，無論與蘇聯的和解如何，南斯拉夫都告訴美國他們對西方的政策將保持不變。反過來，美國官方亦相信南斯拉夫不會與蘇聯結盟[41]。

腳註[編輯]

  1. ^ Banac 1988，第46–51頁.
  2. ^ Tomasevich 2001，第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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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Flere & Klanjšek 2019，第61–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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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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