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膛手積：最終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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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膛手積：最終解答》是一本由英國作家史提芬·奈特（Stephen Knight）於1976年首次出版的書籍。這部作品提出了對於維多利亞時期倫敦的被稱作「開膛手積」（Jack the Ripper）的連環殺人兇手真實身份的一種陰謀論解釋，根據該書的理論，英國皇室、共濟會以及畫家華特·斯科爾特（Walter Sickert）均涉足了這場連環殺人案，以圖掩蓋皇室的第二繼承人亞厘畢·域陀王子（Albert Victor）與一名工薪階層女孩安妮·伊利沙伯·克魯克（Annie Elizabeth Crook）的秘密婚姻。然而許多事實均與奈特的理論不符，他的主要信息來源約瑟夫·戈爾曼（Joseph Gorman,別名約瑟夫·斯科爾特）也承認了這本書所講的故事是一個謊言。該推斷被廣泛地懷疑，並為大部分學者所否定。

儘管如此，這本書在當時十分流行，歷經二十個版本，均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1]，後來的視覺文學《來自地獄》以及根據該作品所改編的電影均以這本書作為藍本創作。這本書也影響了後來的犯罪小說作者，如派翠西亞·康薇爾以及安妮·佩雷。

靈感來源[編輯]

「開膛手積」連環殺人案[編輯]

主條目：開膛手積

1888年8月至9月間，在倫敦白教堂區發生了至少五起手段殘忍的殺人案。儘管白教堂區本身即是倫敦一個較為貧困的區域，且暴力行為並不罕見，但在這五場謀殺中犯罪手法的共同點卻能夠指向同一名兇手：

  • 所有的犯罪現場之間的距離僅有幾條街之遠。
  • 謀殺都發生在夜晚或是清晨。
  • 受害者均為女性，且均被割喉。
  • 在其中四個案例中，受害人的屍體均殘缺不全，其中三名受害人甚至被取出了內臟。[2]

當時認為，內臟被移除的手段體現出了犯罪嫌疑人專業的解剖學知識，並認為這可能暗示了兇手的職業：屠夫或是醫生。[3]當時，媒體與警署均收到了許多自稱兇手者所寄的信與明信片，兇手的綽號「開膛手積」（Jack the Ripper）也來源於其中一封信的書名。雖然大部分的信被警方認為是惡作劇，但其中一封后來被稱作「來自地獄」的信卻受到了更為嚴肅的對待。這是由於與這封信同時寄至的還有一個裝有半塊經處理的人類腎臟的小盒。儘管如此，警方並不能確定這塊腎臟究竟是來自於受害人的身上，還是一塊單純以惡作劇為目的而寄出的醫學樣本。

雖然警方進行了大規模的搜查，但自1892年案件停辦，真兇的身份至今依然是一個謎團，這也吸引了許多業餘或專業人士提出他們的假設，然而迄今為止，尚還沒有理論被廣泛接受。

湯馬士·斯托厄爾的理論[編輯]

亞厘畢·域陀王子

1970年，英國外科醫生湯馬士·斯托厄爾（Thomas Stowell）在《刑事學人》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開膛手積：一種解答》的文章。在文中斯托厄爾認為「開膛手」是一名貴族，在一次前往西印度群島的旅行中感染了梅毒，並最終因梅毒滲入神經而精神錯亂，因此作下這場連環殺人案。[4]儘管斯托厄爾並沒有直接點出這位貴族的姓名，但是他對於這個貴族的相貌，綽號以及其家庭的描述，均指向維多利亞女皇的長孫，皇位的第二繼承人亞厘畢·域陀王子（Prince Albert Victor）。[5][6] 斯托厄爾認為，在作下1888年9月30日的雙重謀殺案之後，域陀便被他的家庭送至英格蘭南部的某家精神病收容所，但隨後他成功逃出，並於同年11月9日謀殺了最後一名受害人，瑪麗·珍·凱利（Mary Jane Kelly）。為了支持他的理論，斯托厄爾描述了貴族獵鹿之後對鹿的內臟的處理手法，並將其與受害人被去除內臟的情形作了對比。同時斯托厄爾聲稱他的信息來源於威廉·古爾（William Gull），一位頗有聲譽的皇室醫師的私人筆記，因為他與古爾的女婿，希歐多爾·戴克·阿克蘭有交往，並是阿克蘭的財產執行人。[7]

威廉·古爾醫師

斯托厄爾的文章在當時引起了相當的反響，[6][8]並且使亞厘畢·域陀一躍成為最有犯罪嫌疑的幾人之一，然而域陀很快就被證明是清白的：首先，古爾先於域陀去世，故不可能了解任何關於其死因的信息。[9]隨後，三名於1892年見證了域陀去世的醫生一致指出其死因是肺炎而非梅毒。他們亦指出從感染梅毒到出現三期症狀（其中之一便是精神異常）大約要經過15年之久。雖然梅毒的發病時間並非是固定的，但域陀只有在1873年，也就是他九歲時就感染梅毒，才可能在1888年前後因梅毒導致精神異常。但域陀是在十五歲時前往的西印度群島，故時間並不相符。[10]斯托厄爾關於域陀被送至精神病收容所的說法也遭反駁：[11]當時的報紙、維多利亞女皇的日記、家族信件以及官方文件均能指出域陀在案發期間活躍於公眾活動、會見外國皇室等。且每場謀殺發生的時候，他都不在倫敦。[12][13]

1970年9月5日，斯托厄爾向泰晤士報寫信，否認了他欲暗示亞厘畢·域陀即是「開膛手積」的意圖。這封信於9月9日見諸報端。[14]在前一日，斯托厄爾本人因自然原因逝世。他的兒子隨後即燒毀了斯托厄爾的文件，稱「我仔細地把它們讀過了，我確信裏頭沒有任何重要的東西。」[15]

約瑟夫·戈爾曼的證詞[編輯]

儘管斯托厄爾的假設已經被認為是錯誤的，他卻重新引起了人們對「開膛手積」案的興趣。[16]1973年，BBC推出了基於「開膛手積」案的同名系列電視節目，這組節目混合了紀錄片與戲劇的因素：節目中使用當時的真實證據，但由兩名虛構的偵探：巴羅與瓦特（Barlow and Watt）對案件進行分析。[17]在節目的第六期，也是最後一期中，包含了一段約瑟夫·戈爾曼（Joseph Gorman）的證詞：他稱自己為約瑟夫·斯科爾特（Joseph Sickert），並聲稱自己是畫家華特·斯科爾特（Walter Sickert）的私生子。稱在斯科爾特向他所講述的故事中，包括英國皇室在內的許多名人都與這起連環殺人案有所關聯。[18]而威廉·古爾與其共犯則是這場謀殺案的真兇。與其相反，斯托厄爾在他的文章中雖然提及了關於古爾的各種傳言，但是卻否定了它們。[19]

戈爾曼聲稱他信仰天主教的祖母，安妮·伊利沙伯·克魯克（Annie Elizabeth Crook）秘密地嫁給了亞厘畢·域陀，故他的母親即是域陀的後裔與皇位第三繼承人,「開膛手積」系列連環殺人案則是皇室的一個陰謀：通過謀殺見證其母親出生之人來消滅不利於皇室名聲的流言。[20]在電視節目中，這僅僅是戈爾曼的描述與證詞，而沒有被兩位偵探用於推理。但戈爾曼的故事吸引了史提芬·奈特，奈特在該故事的基礎上作更深層次的調查，並於1976將其調查結果出版為《開膛手積：最終解答》一書。[21]

內容[編輯]

約瑟夫·戈爾曼的故事[編輯]

第三代索爾斯伯利侯爵羅拔·蓋斯科因-薛韶，兇案發生時擔任首相。

這本書首先由奈特介紹他與戈爾曼的相遇，並且奈特認為「戈爾曼的故事邏輯不清，但他必須要從這些散碎的信息中梳理出事件的來龍去脈。」[22]」[22]

戈爾曼宣稱亞厘畢·域陀之母亞歷珊卓將瓦爾特·斯科爾特介紹給了她的兒子，並希望斯科爾特可以教小域陀藝術。然而域陀卻因此認識了斯科爾特的模特之一：時年15歲的安妮·伊利沙伯·克魯克，一名信仰天主教的女售貨員。不久，她即與域陀秘密結婚，而日後的連環殺人案受害人之一，瑪麗·珍·凱利 當時也在婚禮的現場作婚禮見證人。根據戈爾曼的敘述，1885年，域陀與安妮的女兒愛麗絲·瑪嘉烈·克魯克出生，域陀隨後將安妮和愛麗絲安置在克利夫蘭街6號的某間公寓裏。1888年4月，維多利亞女皇與時任首相索爾斯伯利侯爵（Robert Gascoyne-Cecil, 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發現了域陀的秘密婚姻。戈爾曼稱索爾斯伯利侯爵隨即下令襲了擊安妮與愛麗絲所在的公寓，以防止公眾得知任何關於這位信仰天主教的潛在繼承人的消息，從而防止可能因此導致的革命。亞厘畢·域陀最終被置於其家庭的監視之下，而威廉·古爾醫師則負責證明了安妮精神錯亂。在此之後的三十年裏，安妮時常出入精神病收容所，一直到她於1920年逝世。[23]

戈爾曼也聲稱，在襲擊發生時與襲擊發生以後，見證了域陀與安妮婚禮的瑪麗·珍·凱利擔負起了照顧他們的女兒愛麗絲的責任。她最初計劃將愛麗絲藏起來，但隨後改變了計劃，並與數位朋友瑪麗·安·尼科爾斯（Mary Ann Nichols）、安妮·查普曼（Annie Chapman）以及伊利沙伯·史泰德（Elizabeth Stride）（此三人均為連環殺人案死者）共同謀劃勒索英國政府。為清除流言，索爾斯伯利侯爵與其共濟會同儕（包括當時倫敦警察廳的一位高級警官）制訂並實施了謀殺瑪麗·珍·凱利一行四人的計劃，而被指派執行謀殺計劃的正是威廉·古爾醫師。戈爾曼聲稱，古爾醫師在其同夥的幫助下，將受害人騙入馬車中殺死，並棄置在她們被發現的位置。戈爾曼認為，第四名受害者凱撒琳·艾道斯（Catherine Eddowes）之所以遇害，是因為曾使用過瑪麗·安·凱利（Mary Ann Kelly ）的化名，導致其被誤認為瑪麗·珍·凱利（Mary Jane Kelly）而遭誤殺。而威廉·古爾醫師的的同謀之一，約翰·奈特利（John Netley）則曾兩度試圖殺死愛麗絲，但均未成功，隨後他便跳泰晤士河自殺。在故事的最後，戈爾曼說愛麗絲成為了斯科爾特的情人，並且生下了約瑟夫·戈爾曼本人。

奈特的調查[編輯]

奈特在書中解釋說他最初並不相信戈爾曼聳人聽聞的敘述，認為它「非常糟糕，毫無半點娛樂價值」。但是他依然被這個故事吸引，並作了更為深入的調查。[24]奈特稱他在調查中發現了諸多巧合，比如：

  • 亞厘畢·域陀的母親與愛麗絲·克魯克均是聾子。[25]
  • 域陀之母愛麗絲與瓦爾特·史葛均是丹麥人。[26]
  • 瓦爾特·斯科爾特對「開膛手積」極有興趣。[27]
  • 這場連環謀殺的最後受害人的確是瑪麗·珍·凱利。[28]
  • 謀殺案發生時，公眾情緒以及對天主教的偏見均有增長之勢。[29][30]
  • 確有一名名為伊利沙伯·庫克（Elizabeth Cook）的女子曾居住於克利夫蘭街6號，奈特認為這即是名字被誤拼的伊利沙伯·克魯克（Elizabeth Crook）[31]
  • 安妮·克魯克確實曾被送入過精神病機構[32]
  • 亞厘畢·域陀似乎與當時的克利夫蘭街流言有關聯[33]
  • 威廉·古爾醫師喜愛葡萄，而有些受害人在死前似乎確實吃過一些葡萄[34]
  • 古爾的相貌與通靈師羅拔·占士·李斯所聲稱的藉助通靈所得到的兇手樣貌的描述相符。[35]

最終，在諸多巧合的疊加下，奈特相信了戈爾曼的故事，並認為它是真實可信的。[36]他同時將將現實證據的缺乏歸咎於因為政府的遮掩以及警方的刻意誤導。[37]為了支持其共濟會陰謀論，他舉出了共濟會的宗教謀殺與「開膛手積」的可能的相似之處。[38]隨後奈特指控時任警長查理斯·瓦倫藉助摧毀證據保護其共濟會會友。[39][40]奈特亦指出，首個提出亞厘畢·域陀與古爾與謀殺有關聯的斯托厄爾，其身份亦是共濟會會員。[41][42]

評論與反應[編輯]

當時的評論家認為，雖然這本書充滿了陰謀論與諷刺，但是奈特卻以精巧的手法將一個近乎不可能的事件呈現了出來。評論家昆廷·貝爾評論道：「這本書在一開始就列舉出各種超出案件本身的信息，並公平大膽地承認了'它們聽起來極不可能發生過'，確實如此。」[43]《醫學史》則評論道：「除了作者寫作時精巧的手法以外，這本書的理論並非基于謹慎的推理與分析，與之前的各種理論相比，這本書所給的解答並不值得被稱作「最終解答」。[44]自這篇書評以後，大部分學者將戈爾曼的故事視為荒誕的空想加以否定，並且舉出了很多與該書理論相反的例證。[45][46]

安妮·克魯克及其女愛麗絲確有其人，並且分別是戈爾曼的外祖母及母親。然而，並無證據可以說明戈爾曼即是畫家瓦爾特·史葛之子。[47]證據反而顯示戈爾曼是其母愛麗絲與其父威廉·戈爾曼的五個兒子之一；愛麗絲的出生日期決定了安妮的懷孕日期應當介於1884年7月18日至8月11日，[48]然而亞厘畢在1884年6月至8月這段時間內，是在德國的海德堡而非倫敦。故愛麗絲不應是亞厘畢的孩子。[49]愛麗絲出生時，其出生證明上的「父親」一欄是空白[50]，但在其成年後，她便聲稱自己的父親是威廉·克魯克[51]，這也是她的祖父的名字。開膛手案專家唐·羅比洛認為，愛麗絲之父的名字之所以沒有出現在她的出生證明上，是因為她是私生女，或是為了掩蓋其母親安妮與其外祖父威廉的亂倫關係；[52]沒有任何記錄可以說明亞厘畢·域陀與安妮·克魯克有過任何婚禮，[53]即便那場婚禮實際存在，根據英國1772年皇室婚姻法令，若非經過國王或女皇同意，任何皇室成員的婚事都將被視為無效。且任何該無效婚姻所產下的子女都不具有皇室繼承權。[54]信息記錄亦否定了戈爾曼聲稱他祖母信仰天主教的說法。即便他的祖母信仰天主教，並與域陀秘密結婚產子，根據英國的1701年皇室繼承權法令，由於她的天主教信仰，她與域陀的孩子愛麗絲也不可能有皇室繼承權。[55]

戈爾曼的故事中還有更多的紕漏：克利夫蘭街4-14號所有建築在早在1888年4月的時候就已經被拆除，故安妮母子在克利夫蘭街6號的那間公寓不可能在戈爾曼聲稱的時間被襲擊。[56]安妮母子也並不曾受過來自任何富人（比如亞厘畢·域陀）的資助，反而是受那些偶爾住在濟貧院的窮人的資助。[57][58]同時，安妮是因為間歇性癲癇，而非精神錯亂而被送往精神病收容所的。[59]除此之外，開膛手案的受害人之間以及她們與安妮並不相熟，尤其是安妮住在倫敦中部的另一頭的情況下。[60]即便她們知道關於愛麗絲的事情，也不太可能相信愛麗絲的「王家私生子"身份,所以因她們而傳出不利於皇室的流言的可能性就更低。[61]古爾1887年因中風退休，這導致了他部分癱瘓，並且喪失了語言能力。[62]雖然古爾後來曾經有所恢復，但在他1890年去世以前，他的中風又數次發作過。[63]同時，索爾斯伯利侯爵，安達臣警長以及威廉·古爾醫師均不是共濟會成員。[64]且並無記錄顯示奈特利與其他嫌疑人有任何關聯，或是他溺死於泰晤士河。實際上,奈特是於1903年從他的馬車上墜落致死。[65][66]法醫學所給出的證據也說明受害人的屍體並未被移動過，所以不可能是在馬車車廂中被肢解，再被移動到受害人被發現的地點。且有些受害人屍體被發現的街道對於四輪馬車來講過於狹窄。斯科爾特也從未在克利夫蘭街擁有過工作室。[67]安達臣警長在雙重謀殺案發生時身在瑞士，所以不可能是犯罪者之一。[68]

瓦爾特·斯科爾特

在遭受批評後，奈特承認在戈爾曼的故事中有一些問題，但他認為他「沒有誤解，也沒有刻意無視它們」。[69]他認為戈爾曼的故事中確實有些錯誤，但是他認為這些錯誤反而更好的證明了故事是真實可信的。在注意到安達臣警長案發時身在瑞士的事實後，奈特便將安達臣警長的犯罪嫌疑轉到了瓦爾特·斯科爾特身上。[70]雖然他並不是第一個提出斯科爾特犯罪嫌疑的人，早在1959年，就有作品將斯科爾特列為潛在的罪犯之一。[71]然而案發時，斯科爾特與他的母親和弟弟在法國，根據時間判斷，在五場殺人案中，有至少四場發生時他不在倫敦。[72]在奈特轉而懷疑斯科爾特後不久，約瑟夫·戈爾曼否認了他所講述的故事，並向星期日泰晤士報承認說「這是一場騙局……一個天大的謊言」。[73]

奈特的朋友與同事，同為開膛手案的愛好者科林·韋爾遜認為奈特的故事「很明顯是廢話」[74]，但是在奈特因腦癌而悲劇性地英年早逝後，韋爾遜又為他辯護道：「他最初是抱着開玩笑的初衷寫這本書的，但這本書的成功使他不可能再收回或是悄悄地切斷與他的這部作品的聯繫了。」[75]

影響[編輯]

儘管奈特的故事中存有諸多漏洞，但奈特與戈爾曼的陰謀論依然激發了其他作者的想像力，並且產生了許多基於對奈特作品的修改而產生的關於「開膛手積」的作品，比如派翠西亞·康薇爾的《一名兇手的畫像》。如同奈特的作品一樣，《一名兇手的畫像》並不被標識為虛幻作品，但是由於其內容建立在奈特的有誤的調查上，這本書的真實性被廣泛否定，而更多地被視為一部虛構文學。[76]

引用信息[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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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Marriott, p. 268
  13. ^ For example, on 30 September 1888, when Elizabeth Stride and Catherine Eddowes were killed in the early morning, Albert Victor was at Balmoral, the royal retreat in Scotland, over 500 miles (over 800 km) from London.
  14. ^ Stowell, T. E. A. (9 November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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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When graffiti mentioning "Juwes" was found near the site of one of the murders, Warren ordered it washed away before it could be photograp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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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作品[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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