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肉的道德

屠房中的牛肉

吃肉的道德是指人們就吃非人類動物的肉是否道德而展開的爭論。這一爭論持續了數千年。

支持肉類消費人認為，吃肉可以促進健康，而且吃肉符合他們的文化傳統、宗教信仰 ，他們認為不應該將無肉飲食作為最終目標，因為這樣做的話等於無視人類各個年齡段的營養需求。不過一些科學研究對此提出質疑。還有一類是雖然不是特別支持肉食消費但依然會食用肉類，之所以他們繼續吃肉是因為讓他們戒肉對他們來說有些困難。還有一些人不反對吃肉，但他們反對在養殖場飼養動物以及反對宰殺動物以及反對給動物投餵抗生素或激素。為此他們可能會避免食用小牛肉、肥肝、非自由放養的動物的肉、吃過抗生素或激素的動物的肉等。

不吃肉的人一般被稱為素食主義者。他們出於各種原因不吃肉，例如不喜歡肉的味道、宗教因素、動物福利、健康因素，還有些純素主義者甚至連動物產品也不會吃，例如他們不會吃乳製品和雞蛋。

2014年開展的一項對406名美國哲學教授進行的調查中，大約60%的倫理學家和45%的非倫理學家表示，吃哺乳動物的肉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不道德的。 2020年開展的一項對1812名哲學學者的調查發現，48%的人表示在正常情況下可以吃動物肉，而45%的人則表示不應該吃。

正反方的論證

有關吃肉的倫理討論已經進行了數千年，甚至可能更久。生活在公元前6世紀的希臘數學家和哲學家畢達哥拉斯，以動物也有靈魂的理由反對吃肉。而生活在公元前4世紀的雅典哲學家柏拉圖則持有完全不同的觀點，他認為肉是一種需要大量土地來獲取的奢侈品。因此，他認為肉的無節制消費會導致土地爭端，最終導致社會不可持續。

澤諾芬對柏拉圖的觀點表達了類似的擔憂：

「是的，當其他人祈禱莊稼豐收時，他大概會祈禱肉類供應充裕。」 年輕人猜測蘇格拉底的這番話是在說他，於是他沒有停止吃肉，但是順便吃了一些麵包。當蘇格拉底注意到這一點時，他喊道：「你們靠近他的人們，注意那個傢伙，看他是把麵包當作肉吃，還是把肉當作麵包吃。」 ——澤諾芬，《備忘錄》，第3卷，第14章

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數學家和科學家笛卡爾不同意前述立場。他認為動物沒有意識。因此，他斷言吃肉或使動物遭受身體痛苦在倫理上並沒有錯。康德也認為吃肉在倫理上沒有錯。他聲稱人性是區分人類和動物的關鍵，而動物不是真正的人，因此殺死或吃掉它們並沒有錯。

普林斯頓大學和墨爾本大學教授、動物解放運動的先驅彼得·辛格認為，因為非人類動物有感覺，所以它們應該按照功利主義倫理來對待。在他對「人」的倫理哲學中，辛格最終認為，畜牧動物感受到的足以值得比它們接受的更好的對待。辛格的工作後來被許多同意的哲學家廣泛借鑑，也有不同意的。他的基本哲學觀點已被動物權利倡導者以及倫理素食主義者和純素主義者廣泛接受。

許多現代思想家不僅質疑了物種主義背後的雙重標準，還質疑了人們支持對牛、豬和雞的待遇的雙重標準，這種待遇是他們絕不會允許應用在寵物狗、貓或鳥身上的。

尼克·贊格威爾是一位英國哲學家，也是倫敦大學學院和林肯大學的名譽研究教授。他不同意辛格關於不吃肉的道德必要性的結論。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我們吃肉的道德責任》一書中，贊格威爾認為馴化動物的存在取決於吃它們的實踐，並且歷史上吃肉使許多動物受益並過上了幸福的生活。因此，他聲稱吃非人類動物的肉不僅是允許的，而且對許多動物來說是有益的。然而，贊格威爾澄清說，這個論點不適用於工廠養殖的動物，因為它們沒有過上幸福的生活。因此，當他談到吃肉是被證明正當的時候，他只是指那些整體上過着幸福生活的動物的肉。支持吃肉的人士認同贊格威爾的觀點，主張像良好管理的散養和捕獵動物的消費，特別是那些自然捕食者已被大幅消減的物種，可以滿足大規模生產的、道德來源的肉的需求。

倫理素食主義者認為，不傷害或殺害動物的原因與不傷害或殺害人類的原因相似。他們認為，只有在極端情況下，比如生命受到威脅時，才能證明殺害動物與殺害人類是可以接受的。僅僅因為口味、方便或習慣而消費活生物是不可接受的。一些倫理學家補充說，與其他動物不同，人類在道德上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並有選擇權；這就是為什麼有關於人類行為的法律，以及為什麼它受到道德標準約束的原因。倫理素食主義的關注在發達國家變得更加普遍，特別是由於工廠養殖的普及、對人類食肉行為的更開放和生動的文檔記錄，以及環境意識的增強。減少全球大規模食品浪費也將有助於減少肉類浪費，從而拯救動物。

一些人將對人類和動物的不平等待遇描述為一種形式的物種主義，比如人類中心主義或人類中心主義。瓦爾·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1993年，1996年）認為，人類中心主義在綠色理論中扮演的角色類似於女性主義理論中的男性中心主義和反種族主義理論中的種族中心主義。普拉姆伍德將人類中心主義稱為「人類中心主義」，以強調這種類比。梅蘭妮·喬伊（Melanie Joy）根據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的類比，將吃肉稱為「食肉主義」。動物權利運動尋求結束對人類和非人類動物之間剛性的道德和法律區分，結束對動物的財產地位，以及結束它們在研究、食品、服裝和娛樂產業中的使用。

動物的意識

動物行為學家簡·古道爾在2009年的書《農場動物的內心世界》中指出：「農場動物感受到快樂和悲傷，興奮和怨恨，抑鬱、恐懼和痛苦。它們比我們想像的要敏感和聰明得多。」2012年，一群知名的神經科學家在《劍橋關於非人類動物意識的宣言》中表示，所有哺乳動物和鳥類（如農場動物）以及其他動物都具有產生意識並能夠體驗情感狀態的神經基質。

《鸚鵡的哀歌》一書的作者尤金·林登指出，許多動物行為和智能的例子似乎表明了情感和我們通常只歸因於我們自己物種的意識水平。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提出反駁：

意識需要一種特定類型的信息組織，這種組織在人類中似乎不是「硬連線」的，而是由人類文化灌輸的。此外，意識並不是一種黑白分明、全有或全無的現象，常常被假定。人類和其他物種之間的差異如此之大，以至於對動物意識的猜測似乎缺乏根據。許多作者只是假設像蝙蝠這樣的動物有自己的觀點，但似乎對探索其中涉及的細節不太感興趣。

哲學家彼得·辛格（普林斯頓大學）、傑夫·麥克馬漢（牛津大學）等人也反駁稱，問題不在於意識，而在於感知能力。

疼痛

一些相關的論點圍繞着非人類生物感受疼痛的能力展開。如果動物能夠像人類一樣感受到痛苦，那麼許多針對人類痛苦的論點也可以推廣到動物身上。布里斯托大學畜牧學名譽教授約翰·韋伯斯特觀察到：

人們曾以為智力與感受痛苦的能力有關，認為動物大腦較小，因此受到的痛苦也較少。這是一種可悲的邏輯，有感知能力的動物具有體驗愉悅的能力，並且受到追求快樂的驅使。只需觀察牛和羊在完美的英國夏日裏抬起頭躺在陽光下時，就能看到它們尋求和享受快樂，就像人類一樣。

世界各地都有一些項目宣傳養殖動物可以受到人道對待的觀念。一些工廠養殖業的發言人辯稱，將動物完全圈養起來對它們更有利。卡羅爾食品公司總裁F·J·「桑尼」·費森表示：

它們處於最先進的圈養設施中。我們認為這些動物在這種條件下比在野外更好。現在，它們居住在許多方面都受到環境控制的住房中。它們時刻有飼料和新鮮水供應，並得到良好的照料，因為動物的健康和幸福程度越高，它們的生長就越好。所以我們非常關心它們的福祉，到了一定程度。

作為回應，動物福利倡導者要求提供任何工廠養殖動物都比自由放養的動物更好的證據。農場庇護所主張，將動物視為商品化和屠宰是與「人道」定義不相容的。動物倫理學家加里·弗朗西昂等人認為，減少動物的痛苦還不夠；必須將其定為非法並廢除。史蒂文·貝斯特也對這一觀點提出質疑，並認為工廠養殖條件「類似於集中營的機械化生產線」，動物被「迫使產生最大量的肉、牛奶和雞蛋——這種強制性通過身體 confinement 和現在通過化學和遺傳操縱。與納粹集中營相似，這種強迫性和強化的勞動最終以死亡告終。」大衛·尼伯特表示，有感知能力的動物在工廠農場或CAFO中被視為純粹的非生物對象和「生物機器」，經常被困在黑暗中，無法進行自然活動，為了防止在擁擠條件下出現病態行為而被殘害，並經過基因操縱，許多動物甚至連站立都困難。大衛·貝納塔爾認為，每年有630億隻陸地動物被宰殺以供給人類肉類產品，其中絕大多數動物都經歷了痛苦和壓力。他說：

肉雞和用完的產蛋雞被倒掛在傳送帶上，它們的喉嚨被割開。豬和其他動物被毆打和電擊，以便引誘它們在屠宰場內移動，它們的喉嚨被割開或刺穿，有時是在麻醉後進行，但有時則不是。

在《現代事務》雜誌中，內森·J·羅賓遜描述了數十億非人類動物在人類手中為消費而遭受痛苦和死亡的情景，並引用傑里米·邊沁的表述「問題不在於它們能否思考？也不在於它們能否言語表達？而在於它們是否能夠感受到痛苦？」主張這種行為「在道德上是可鄙的」和「深層次的錯誤」。

相反，簡·納維森認為，在某些功利主義理論下，通過增加更多生物來體驗積極的效用，從而增加動物數量以供後續食用，這些理論可能會為養殖動物提供消費目的的正當性。批評道德素食主義的人說，在確定哪些生物能夠感受痛苦和哪些不能的問題上沒有達成一致。牛津大學哲學教授賈斯汀·萊伯寫道：

蒙田在這方面是兼容的，聲稱蜘蛛和螞蟻具有意識，甚至談到了我們對樹木和植物的責任。辛格和克拉克同意否認海綿的意識。辛格把區別定位在蝦和牡蠣之間。他在一個對其他人發出嚴厲指責的人來說相當方便地滑過了昆蟲、蜘蛛和細菌的情況，他們仿佛不感到疼痛。大膽的米奇利另一方面，似乎願意推測絛蟲的主觀體驗......納格爾...似乎在比目魚和黃蜂之間劃清了界限，儘管最近他談到了蟑螂的內在生活。

一些人爭辯說，雖然只有受苦的動物才感到痛苦，但植物像所有有機體一樣已經進化出生存機制。沒有一個生物可以被描述為「希望」為另一個生物的生存而死。《紐約時報》的卡羅爾·凱蘇克·尹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當植物受傷時，它的身體立即進入保護模式。它釋放出一系列揮發性化學物質，在某些情況下已被證明能誘導鄰近的植物主動加強自己的化學防禦，而在其他情況下則是吸引造成植物傷害的動物的天敵。在植物內部，修復系統被啟動，防禦被加強，科學家們仍在研究分子細節，但其中涉及的信號分子通過體內流動來集結細胞部隊，甚至招募基因組本身，開始產生與防禦相關的蛋白質...思考一下，為什麼我們會期望任何生物為了我們的晚餐而束手就擒呢？生物已經進化出盡一切努力來避免被消滅。如果一個物種的成員實際上不在乎你是否殺死它們，那麼這個物種能夠存續多久呢？

道德素食主義的支持者認為，支持植物權利意味着要避免食用肉類，因為植物被用來飼養動物。例如，生產1千克牛肉可能需要使用4.5至7.5千克的植物食物。PETA表示，「無論是否可以證明植物會感受到痛苦，素食食品都是仁慈的選擇，因為它們導致較少的植物和動物死亡。」辛格觀察到，對素食主義的道德論證可能並不適用於所有非素食的食物。例如，任何反對傷害動物的論點都不適用於不感受痛苦的動物。人們也經常注意到，儘管需要更多的糧食來餵養一些動物，如供人類食用的牛，但並非所有動物都食用陸地植物（或其他食用陸地植物的動物）。例如，牡蠣吃水下浮游植物和藻類。2010年，克里斯托弗·科克寫道：

從生物學上講，牡蠣並不屬於植物界，但在道德飲食方面，它們幾乎與植物無異。牡蠣養殖場佔了所有牡蠣消費的95%，對生態系統的負面影響很小；甚至有非營利項目致力於培育牡蠣以改善水質。由於許多牡蠣是養殖的，所以很少有過度捕撈的危險。為了養活牡蠣，不需要清理森林，也不需要施肥，也不會浪費糧食餵養它們——它們的飲食是浮游生物，這幾乎是你能想到的最低層次的食物鏈。牡蠣養殖也避免了許多植物農業的負面副作用：不需要蜜蜂授粉，也不需要殺蟲劑來殺死其他昆蟲，而且大多數情況下，牡蠣養殖場在收穫時沒有意外殺死其他動物的副作用。

科克接着建議，即使根據嚴格的道德標準，牡蠣也是可以接受的食物，即使它們不感受疼痛，他說：「雖然你可以給它們一點懷疑，但你也可以說，除非出現了一些新的證據證明它們有疼痛的能力，否則懷疑是如此微小，以至於沒有充分的理由避免食用可持續生產的牡蠣。」科克補充說，儘管他相信一些素食主義的道德理由，但他並不嚴格地是素食主義者，甚至不是素食主義者，因為他吃牡蠣。

對關於動物的意識的看法的影響

當人們選擇做一些他們感到矛盾並且很難為其辯解的事情時，他們會經歷認知失調的狀態，這可能導致合理化、否認，甚至自我欺騙。例如，一項2011年的實驗發現，當人們的肉食對動物造成的傷害被明確提醒時，他們傾向於將那些動物的心智能力評價得比當沒有提醒的情況下更低。當人們期望不久將要食用肉類時，這一現象尤其明顯。這種否認使得人們吃動物變得不那麼令人不適。數據表明，那些食用肉類的人會極力努力解決他們的信仰和行為之間的道德矛盾，通過調整他們對動物能夠感受到的能力的信念來實現這一目標。這種感知可能會導致對更喜歡某些類型的肉而不是其他類型的肉所涉及的道德和舒適性產生矛盾的結論。例如，鹿肉或野生鹿肉通常具有比家養動物的肉更高的營養質量和更低的碳足跡。此外，可以幾乎肯定這隻鹿從未被人為飼養或飼養在不自然的條件下，也從未被關在籠子裏，餵養不自然的穀物飼料，或注射任何人工激素；然而，由於為了獲取鹿肉而必需的殺死鹿的行為通常更明顯地展現給遇到這種肉的任何人，一些人甚至可能對吃這種肉比對養在工廠農場裏的動物的肉更不舒服。許多道德素食主義者和道德肉食者認為，應該調整的是行為而不是支持的信仰。

從環境的論證

一些人選擇成為素食主義者或者純素主義者出於環境原因。根據LEAD牲畜的長期陰影2006年的報告，「畜牧業在各個尺度上，從地方到全球，都是造成最嚴重環境問題的兩三個最重要的貢獻者之一。」畜牧業可能是水污染最嚴重的來源之一（由於動物排泄物、化肥和殺蟲劑），造成富營養化、人類健康問題和抗生素抗性的出現。它還佔據全球人類用水量的8%以上。畜牧業生產是土地利用最大的人類活動，佔據了全球陸地面積的大約25%，或者說佔據了所有農業用地的三分之二左右。它可能是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因素，因為它導致了森林砍伐、土地退化、污染、氣候變化和過度捕撈。

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2017年的一項研究發現，60%的生物多樣性喪失可以歸因於需要種植大量飼料作物來養殖數十億農場動物。畜牧業還負責至少20%的世界溫室氣體排放，這是當前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這是由於飼料生產、反芻動物的反芻發酵、糞便儲存和處理以及動物產品的運輸。畜牧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遠遠超過了任何其他人類活動的溫室氣體排放。一些作者認為，減緩氣候變化最好的方法是全球轉向素食或純素飲食。《碳平衡與管理》雜誌2017年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動物農業的全球甲烷排放比先前估計的高出11%。2017年11月，15364名世界科學家簽署了一份警告人類的聲明，呼籲「推廣以大部分以植物為基礎的食物。」《柳葉刀》2019年的一份報告建議，全球肉類消耗量應減少50%，以減緩氣候變化。

包括中國和印度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正在從傳統的植物為主的飲食向肉食為主的飲食轉變，這是現代化和全球化的結果，促進了西方消費文化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每年全球80多億人口消費166億到200多億陸地和水生動物，肉類消費預計到2050年將翻一番，因為人口將增長到90億以上。《科學》雜誌2018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由於人口增長和不斷增加的富裕程度，到2050年肉類消費可能增加高達76%，這將增加溫室氣體排放並進一步減少生物多樣性。大衛·艾登堡2020年警告說，「地球無法支撐數十億的肉食者。」

以穀物為食或依賴放牧的動物需要比穀物作物更多的水。生產1千克（2.2磅）肉需要高達15000升的水。根據美國農業部的數據，為農場動物種植作物需要將近一半的美國水資源和80%的農業土地。美國用於食物的動物消耗了大豆產量的90%，玉米產量的80%，和糧食產量的70%。然而，在採用廣泛的耕作系統（與圈養方式相反）時，一些水和養分被返回到土壤中，為牧場提供了一種益處。這種水和養分的循環和處理在大多數植物生產系統中不太常見，因此可能會使動物生產的效率接近植物為基礎的農業系統的效率。跟蹤從飼料到餐桌的食物動物生產過程中，肉類、奶類和蛋類生產的低效率範圍從4:1的能量輸入到蛋白質輸出比例到54:1。結果是，生產基於動物的食物通常比收割穀物、蔬菜、豆類、種子和水果要低效得多。

也有一些環保論證支持吃肉的道德性。這種論述的一個支持觀點認為，情感和個體福祉對道德的重要性不及更大的生態利益。遵循環境保護主義者阿爾多·勒奧波爾德的原則，即道德的唯一標準是保護「生物社區的完整性、穩定性和美麗」，這種立場認為，可持續的狩獵和動物農業對環境健康有益，因此是好的。農業生態學家、《紐約時報》有關食肉倫理的徵文比賽的獲獎者傑伊·博斯特支持吃肉，他認為「在特定情況下，吃在特定情況下飼養的動物是道德的；在其他情況下飼養的動物是不道德的」，這涉及到環境的使用。他提出，如果「道德被定義為以最生態友好的方式生活，那麼在相當具體的情況下，每個食用者都必須自行了解，吃肉是道德的。」他提到的具體情況包括使用動物循環養分和將陽光轉化為食物。

關於吃肉的宗教傳統

印度教將素食視為理想的原因有三個：一是將非暴力（ahimsa）原則應用於動物；二是意圖只供奉「純淨」（素食）或薩特維克食物給神明，然後將其作為供物接收回來；三是堅信無感知食物對身心健康有益，而非素食對心靈和靈性發展有害。佛教的素食主義對傷害動物有類似的限制。印度教和佛教徒的實際做法因其社區和地區傳統而異。耆那教對不傷害有感知生物尤其嚴格。

伊斯蘭教法和猶太教有飲食準則，分別稱為清真和猶太教法。在猶太教中，根據哈拉哈（猶太法律）可以食用的肉稱為猶太潔食肉；不符合猶太法律的肉稱為不潔肉。按照「饒恕動物之苦」的原則，不必要地傷害動物是被禁止的。儘管對於猶太人來說吃肉既不是強制的也不是禁止的，但一些中世紀的猶太學者，如約瑟夫·阿爾博和艾薩克·阿拉瑪，將素食主義視為一種道德理想。同樣，伊斯蘭教的飲食法規允許在滿足某些條件下食用某些動物的肉（例如，肉不是通過禁止的宰殺方式獲得的，如勒死、毆打等），並遵守其他限制。通過禁止的宰殺方式獲得的肉被視為哈拉姆。

在東正教會、羅馬天主教會、希臘天主教會等基督教團體的實踐中，禁食期間禁止食用肉。禁食的規則也各不相同。還有一些基督教修道院秉持素食主義。神道教有一個「污穢」和「玷污」的概念，傳統上吃動物被認為是其中之一。吃動物的數量多的被認為更糟糕（即，吃哺乳動物比吃雞或魚更糟糕）。這個概念導致了對宰殺工人和從事皮革工作的人的歧視，他們被稱為「部落民」。浄土真宗創始人親鸞認為，必須殺生的低階層也可以進入涅槃，即使殺生被認為是不道德的。

作為人

一些現代哲學家認為，一個道德共同體需要所有參與者能夠做出道德選擇，但動物無法做出道德選擇（例如，老虎不會因為吃人是道德上錯誤而選擇不吃人；它會根據飢餓所需決定是否攻擊）。因此，一些反對倫理素食主義的人認為，殺害動物和殺害人之間的類比是誤導性的。例如，Hsiao（2015）將傷害動物的道德嚴重性與摘花或向計算機引入惡意軟件的道德嚴重性進行了比較。還有人認為，人類能夠有文化、創新和克制本能以便以道德方式行事，而動物沒有這樣的能力，因此在道德層面上不如人類。這並不是在為殘忍行為開脫，但這意味着動物與人類在道德上不具有平等地位，也沒有像人類一樣的權利。道德共同體的精確定義並不簡單，但Hsiao將成員資格定義為能夠了解自己和其他成員的利益，並能夠抽象地把握這一點。他聲稱非人類動物不符合這一標準。

本傑明·富蘭克林在他的自傳第一章中描述了他轉向素食主義的經歷，但他在後來的生活中也描述了為何偶爾放棄素食主義。他寫道：

「……在我從波士頓出發的第一次航行中……我們的人們開始捕撈鱈魚，撈了很多。到目前為止，我一直堅持不吃動物食品的決心……但我以前很喜歡吃魚，當這道菜從煎鍋里端出來時，味道非常好。我在原則和興趣之間權衡了一段時間，直到我想起，當魚被打開時，我看到它們的胃裏有更小的魚被拿出來；然後我想，『如果你們相互吃，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不能吃你們。』所以我心滿意足地吃了鱈魚，並繼續與其他人一起吃飯，偶爾只是偶爾回到素食飲食。作為一個理性的生物是多麼方便啊，因為它使人能夠找到或製造一切自己想做的事情的理由。」

人畜共患病和抗生素耐藥性

反對食用肉類的人士認為，肉類生產助長了人畜共患病，導致了流行病的增加，這一說法得到了聯合國2020年的報告的支持。一份2017年的論文指出：「據估計，已知的傳染病中約60%是人畜共患病，而新發現或新出現的傳染病中高達75%是人畜共患病」，「據估計，人畜共患病每年導致25億例人類疾病和270萬人死亡」。肉類生產通常涉及對牲畜使用抗生素，助長了抗生素耐藥性。抗生素耐藥性被認為是與氣候變化一樣嚴重的威脅。對這種推理的批評者指出，雖然廣泛採用純素飲食會減少人畜共患病、抗生素耐藥性和流行病的增加，但純素食品生產仍然經常涉及抗生素，並且並不能完全消除這些問題。

在農業中被殺的動物

俄勒岡州立大學動物科學教授史蒂文·戴維斯（Steven Davis）認為，最小傷害原則並不要求放棄所有肉類。戴維斯指出，含有來自草食反芻動物（如牛）的牛肉的飲食會導致比素食飲食殺死更少的動物，特別是當考慮到農業殺死的動物時。傑森·蓋瑞克·馬瑟尼（New Harvest體外肉類組織的創始人）批評了這一結論，因為它計算了每英畝殺死的動物數量（而不是每個消費者）。馬瑟尼表示，當對數據進行調整時，戴維斯的論點顯示素食主義導致最小傷害。安迪·萊米批評了戴維斯的論點，認為它只是基於兩項可能不代表商業農業實踐的研究。在區分由農業機械殺死的動物和其他動物殺死的動物時，他表示這些研究再次顯示素食主義是「最少傷害」的。克里斯托弗·鮑比爾認為，反對食用工廠化肉類的論點也適用於在工廠條件下生產的蔬菜，因為在生產過程中會有動物被殺死（他認為替代來源的蔬菜意味着工廠生產的蔬菜是不必要的），因此並不能代表素食主義的前提性論點。

非肉製品

素食主義者和典型素食主義者飲食之間的主要區別之一是避免食用蛋、蜂蜜和奶製品，如牛奶、奶酪、黃油和酸奶。出於對奶牛和蛋雞工業中動物的剝削和屠殺以及奶製品生產對環境的影響，道德素食主義者不食用奶製品或蛋。

為了從奶牛中生產牛奶，大多數小牛在出生後不久就與母牛分離，並被餵以奶粉代替母牛的奶，以便將母牛的奶保留給人類消費。動物福利倡導者指出，這會破壞母牛和她的小牛之間的自然聯繫。不需要的公牛犢要麼在出生時被屠殺，要麼被用於小牛肉生產。為了延長泌乳期，奶牛通過人工受精幾乎一直保持懷孕狀態。儘管奶牛的自然壽命約為二十年，但大約五年後，奶牛的產奶量就會下降；然後它們被視為「用盡」並被屠殺用於肉類和皮革生產。

蛋雞電池籠是全球蛋雞主要的飼養形式；這些籠子減少了蛋雞之間的攻擊和相互殘殺，但它們是貧瘠的，限制了運動，並增加了骨質疏鬆症的發生率。在這些系統以及散養蛋雞生產中，不需要的雄性雛雞在出生時被淘汰並殺死，以確保進一步繁殖產蛋蛋雞。據估計，一個每年食用200個雞蛋70年的普通消費者負責造成140隻鳥類的死亡，一個每年飲用190公斤（420磅）牛奶70年的普通消費者負責造成2.5頭奶牛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