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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media use and mental heal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gital media use and mental health are under study.

歷史和術語

一位正在玩手機的小男孩

關於數字科技和心理健康的關係已經研究過很多方面了。 相關研究已發現使用數字媒體對兒童和青少年發展的好處。研究人員、臨床醫師和公眾都表達出對數字媒體使用者出現明顯的強迫行為的擔憂，過度使用電子產品和心理健康問題之間的相關性變得明顯。

目前，尚未有統一標準的或者全球公認的術語用來表示強迫性使用電子媒體的行為。現有的詞彙，諸如「電子成癮」、「電子依賴」、「使用不當」或者「過度使用」，經常被數字媒體平台或研究報告（例如，手機使用不當或者網絡使用不當）使用。 無節制地使用電子設備可能會影響成長、社交、生理和心理健康，並可能導致其他類似的心理依賴綜合症或者行為成癮。 儘管當下標準化程度不高且研究可能相互矛盾，但研究中對電子產品使用不當的關注，尤其是與行為成癮相關的例子，已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可。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網絡成癮就被診斷為一種病，自2009年起，人們開始研究社交媒體及其與成癮的關係。 2018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一份報告指出，出於發展和教育目的，兒童和青少年規律地和節制地使用互聯網能產生好處，但過度使用可能會對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該報告還指出，2010年至2015年之間，使用互聯網的學齡兒童人數總體增加了40％。而在經合組織中，不同國家的兒童技術使用率以及所使用平台的方面也存在明顯差異。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尚未正式將不當使用數字媒體放進診斷類別，但其認為互聯網遊戲障礙是2013年深入研究的一個方向。 遊戲障礙，通常稱為視頻遊戲成癮，已被編入第十一版國際疾病分類（ICD-11）。 DSM和ICD不統一的原因是缺乏專家共識，分類手冊的重點不同以及利用動物模型進行行為成癮實驗的困難性。

有爭議的是，使用術語「成癮性」來描述過度使用數字媒體是否有用，它是否適合於描述新的數字媒體精神病類別，是否能與其他精神疾病中過度使用的表現有所區別。 該術語的使用也因與物質使用相關行為相似性受到批評。隨意地使用該術語可能會引起更多問題，既低估了嚴重受影響群體受傷害的風險，又誇大了過度、非病理性使用數字媒體的風險。 拉蒙·柳利大學的心理學家貝諾瓦（Panova）和卡博納（Carbonell）在2018年的報告中建議進行術語的變更，用不當使用來描述過度使用數字媒體，而不是用成癮來描述。

由於缺乏對所使用概念的認識和共識，診斷和治療難以標準化或發展。與新媒體（包括社交媒體，智能手機和視頻遊戲）有關的大眾焦慮感劇增，進一步模糊了基於人群的評估，並帶來了操作難題。 2019年，美國醫學會小兒科期刊 (JAMA Paediatrics) 的編輯拉斯塔基（Radesky）和克里斯塔基斯（Christakis）發表了一篇評論，該評論調查了「關於為了兒童認知、語言、讀寫能力和社會情感發展需要，過度使用媒體對健康和成長/行為產生的風險的擔心」。 由於全世界的兒童已經可以使用多種電子產品，因此該問題是雙向的，離開數字設備可能會對學習、動態的家庭關係和個人整體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不當使用

儘管已經觀察到數字媒體使用與心理健康症狀或疾病之間存在聯繫，但因果關係尚未建立；研究人員發表報告中的細微差別和建議時常被公眾誤解，或者被媒體誤傳。 女性更有可能濫用社交媒體，而男性則更可能過度地玩電子遊戲。 因此，數字媒體的不當使用可能不是單一的結構，可能會與所使用的數字平台有關，也可能會因特定活動而重新評估（而不是沉迷於數字媒體）。

心理健康

2019年的評論系統綜述提出潛在的某些類型的互聯網不當使用與精神病或行為問題之間的關聯，例如抑鬱症，焦慮症，敵意，好鬥情緒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研究無法確定它們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評論者強調未來前瞻性研究設計的重要性。 雖然數字媒體的過度使用與抑鬱症狀有關，但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利用數字媒體來改善情緒。 在一項前瞻性研究中，注意力不足多動症的症狀與數字媒體的使用呈現正相關。 但是，注意力不足多動症的症狀為注意力過度集中，可能導致受影響的個人過度看視頻、玩遊戲、用社交媒體或在線聊天。另一方面，過度專注與社交媒體不當使用之間的相關性很弱。

2016年，沙司阿克（Chassiakos），拉斯塔基（Radesky）和克里斯塔基（Christakis）發佈的一份技術報告指出使用數字媒體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帶來的好處和壞處。報告表明，影響問題的關鍵因素是社交媒體的使用習慣，而不是使用時間。被動使用社交媒體時，青年的健康狀況和生活滿意度下降，但是這種情況並沒有明顯出現在那些積極參與社交活動的青年中。該報告還發現，數字媒體的使用時間和患抑鬱症的風險之間呈U形曲線關係，使用時間最長或最短時抑鬱症風險最高。 2018年，一份針對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微信的評論指出，自評的心理健康症狀與過度使用平台有關。但是，影響整體心理健康的是微信用戶的動機和使用方式，而不是使用該平台使用時間。 在英國，一項針對1479名14-24歲的調查對象開展的研究比較了五個大型社交媒體平台對心理健康帶來的好處和壞處，平台包括 Facebook ， Instagram ， Snapchat ， Twitter和YouTube 。該研究的結論是，「基於14個與健康和幸福感相關的問題」，YouTube是唯一得到的全是積極評分得到，其他平台都有純負面評價，其中Instagram得到的評分最低。該研究認為Instagram對個人表現欲、自我認同感和社區分享意識具有積極影響，但該平台帶來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在睡眠，形象和「錯失恐懼症」的方面）遠遠超過了正面影響。

2018年，《臨床心理學》<a href="https://en.wikipedia.org/wiki/Clinical_Psychological_Science" rel="mw:ExtLink" title="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class="cx-link" data-linkid="119">（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a>上的一份報告對506,820名美國高中生進行了兩次橫截面調查，發現數字媒體的使用與較高的抑鬱症和自殺發生率有關。結論顯示，使用電子設備時間越多，參與「非屏幕活動」（例如，面對面的社交互動，體育運動/個人鍛煉，家務和參加宗教儀式）的時間越少，與抑鬱症和自殺相關的事情（自殺念頭、計劃和自殺行為）聯繫越密切，這種聯繫在女性群體中尤其明顯。 後來，發表在該期刊的另一份研究質疑該調查的研究方法，表示其「研究方法不準確，主要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不明顯，統計分析不充分、不恰當」。

《人類行為計算》（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開展了一項針對84名對象的特別調查，研究躁鬱症與技術使用之間的關係。調查發現，不同調查對象的自評情緒狀態與技術使用的關係存在明顯差異。隨後，報告作者假定，對躁鬱症患者而言，技術可能是一把「雙刃劍」，具有潛在的利弊。

錯失恐懼症（FoMO）是一種破壞性的行為現象，會引起情緒壓力。研究表明，個人擁有的社交媒體帳戶越多，他們患上錯失恐懼症的幾率越高。個人擁有的賬戶數量與個人的焦慮和抑鬱水平之間存在直接的關聯。

錯失恐懼症 /總體孤獨感沒有明顯的種族特性，這意味着社交媒體上由錯失恐懼症引起的焦慮和抑鬱對於所有種族而言都一樣。

2019年，一份美國研究發現社交媒體與青春期抑鬱症之間的聯繫。基於上行比較，反覆瀏覽理想化的照片可能會打壓青少年的自尊心，引發抑鬱症，並隨着時間的推移加劇抑鬱症。此外，重度使用社交媒體對抑鬱症患者產生的負面影響更大，原因可能受他們選擇的信息性質影響（例如，關於自尊心的內容），因此，久而久之，抑鬱症可能治不好，或者不斷加劇。

屏幕使用時間

於2019年發佈的評論系統審查指出，相關證據（儘管證據質量主要處於中低水平）顯示屏幕使用時間與多種健康問題有關聯，包括 」肥胖、飲食不健康、抑鬱症和生活質量''。他們還發現，在社交融合方面，適度使用數字媒體可能對年輕人有好處，屏幕使用時間和抑鬱症狀以及整體幸福感都呈曲線關係。

一項針對中國城市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在中國，每天有超過四分之一的青少年使用電子屏幕超過兩小時。他們發現電子屏幕使用時間和體育鍛煉都與心理健康息息相關。具體來說，屏幕使用時間的增加和體育活動的減少會讓人更抑鬱、焦慮，減少對生活的滿意度，從而給心理健康問題帶來額外的風險。

2017年英國大型研究「金髮女孩假說」（關於避免過多或太少使用數字媒體的研究）被專家和非政府組織（NGO）稱為迄今為止向2018年英國議會委員會報告的「最佳質量」證據。該研究指出，適度使用數字媒體可能幾乎沒有不良影響，並對個人健康有積極影響。

2019年在《柳葉刀兒童與青少年健康》（ The Lancet Child＆Adolescent Health）的一項研究表明，女孩使用社交媒體會增加她們受欺凌的幾率，減少她們睡眠和運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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