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Ghren/中国文学2

概念

• “中国文学”（英语：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此地区的文学，包括中国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亦包括不是用华文写成的少数民族文学。部分人，如持台独意识的论者，会认为台湾文学非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中国文学是中国各民族创造，以汉代为主干的各族语文学的共同体”。
• “华文文学”、“中文文学”（英语：Sinophone Literature / Chinese Literature）：以“华文”/“中文”为作表达工具的文学，当中“华文文学”的术语较为常用。《大英百科全书》认为，“以中文书写的作品被称为中文文学”（英语：Chinese literature, the body of works written in Chinese）。
  • “海外华文文学”：指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陈贤茂认为：“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海外华文文学。”
• “中国古典文学”：
• “中国现代文学”：
  • “新文学”：“新文学”是第一个得到广泛使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概念。该概念最早始于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并编订《中国新文学研究网要》。以“新”命名，是受民国时期的文学运动命名影响，并因为“新文学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新文学”成为了文学史叙述的概念。此表述方式的问题在于排除了“新”文学以外的文学现象；而且“新”是不确定的，没有合适的“新”、“旧”对比标准。
  • “近代/现代/当代中国文学”：“近代”的概念于1929年由陈子展首次引入文学史；“现代”的概念于1933年由钱基博的《现念中国文学史》中首次引入文学史。其后，为了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再出现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概念。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该概念由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于1985年第五期的《文学评论》中提出。三人认为，应该“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并认为“世界文学

夏商文学

土反其宅，
水归其壑，
昆虫毋作，
草木归其泽！

《蜡辞》
（《礼记·郊特牲》中引）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回溯至文字产生之前，主要是当时的神话和传说，并依靠口耳相传流下来。但是时代久远，流传时出现了变异，因此后代流传的版本很难称得上是当时的原貌。夏、商时代的作品以歌谣、神话传说、散文和较为原始的书面文学为主。

歌谣方面，当时的歌谣在古籍中已经有记述，如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蜡辞》便是当时的一首农事祭歌。在夏商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较为完整的歌谣，据《吕氏春秋》记述，南音起源于涂山氏的《候人歌》，而东音则起源于夏孔甲的《破斧歌》；据《楚辞》记述，夏启时代有《九歌》。一般认为，夏朝的歌曲都是祭祀歌谣。商朝则是有《诗经·商颂》五篇，诗歌以颂赞祖先为用途。

神话方面，当时的神话主要保存在《山海经》、《淮南子》、《楚辞》、《庄子》之中，由战国初年至汉代初年的师、方士记录。当中有记录了不同的神话故事，如夸欲逐日、大禹、帝俊、西母的传说等。

散文方面，夏朝则已经有散文。《尚书》有收录《禹贡》和《甘誓》两编，一般认为是夏朝的遗文，但是有周人的补充内容。商朝则已经有较为完整的散文，以《商书》作代表，当中《盘庚》一篇记录了盘庚迁都于殷时所发表的训辞。迟于商代，就已经有专司记事的史官。甲骨卜辞中亦有较为完整的叙事文章。

书面文学则始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甲骨卜辞是刻在龟甲和兽甲上的占卜记录。大多篇幅短小，多为片段的文字。甲骨文的卜辞文句简朴，形式单一，有少量的记事文字，是和宗教、巫术相关的官方文件。《剑桥中国文学史》认为甲骨卜辞没有文学美学可言；《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则认为当中已有记录感情，有一定的文学因素。

周朝至战国的文学

西周时期只有贵族才有教育的权利，他们垄断了当时的文化。因此，西周、春秋时期的文学创作者都是贵族。在宗教方面，当时礼乐文化取代了夏商时代的巫术宗教文化，重视礼乐道德，当时的文学也受之影响，当时的文学更为关注于历史、社会，而非巫术和宗教。

在先秦时期，“文史哲”尚不分家，文学尚未得到独立的地位，尚未处于自觉的阶段，《诗经》和楚辞中同样都同样存在“文学”和“非文学”的成分。先秦的散文内容繁杂，同时涉合了多个学科，文学之是其中之一。

《诗经》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诗经·关雎》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有305篇，另有六篇有目而无辞。《诗经》当时皆可“弦歌之”，其后古乐失传，因此《诗经》为乐歌的总集。《诗经》的作者包括从贵族至平民，具体作者大多不可考。《诗经》中的诗一般认为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地域上，《诗经》的范围包括了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南至当时的湖北和四川。当中的内容被主流认为分作《国风》、《雅》、《颂》三部分。

《诗经》的题材多样，有史诗、怨刺诗、婚恋诗、颂诗、农事诗、征役诗、爱国诗等。史诗方面，《生民》至《大明》的五篇作品，赞扬周室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功绩。怨刺诗方面，《魏风·硕鼠》将统治者比作大老鼠，讽刺了统治者的恶行。婚恋诗方面，《周南·关雎》表达了贵族青年对淑女的追求。

《诗经》的表现手法可分为赋、比、兴三种，历来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说法，当中赋、比的说法较为一致。赋指的是陈铺直叙，将思想感情直接陈述；比指的是以彼物比此物，将事物和情感以物件作比喻。兴大致而言则是指烘托的手法。

《诗经》在古代文学中地位祟高，有深远的影响，是儒家六经之一。《诗经》的“风雅”精神影响了的后世文人，“比兴”方式在《楚辞》得到发展。此外，《诗经》的四言诗格式也影响了嵇康、陶渊明等人。

史家文学

史学在当时可见一定的初形，对应的散文也日渐成熟。《周书》中的“诰”、“誓”记录了西周初年征服商人的历史，周代钟鼎彝器中则出现较为原始的历史记录，史家记事开始萌芽。春秋时期各国都有史书，而以孔子校定了鲁《春秋》作为代表。春秋末年则有《左传》、《国语》的作品继承了《春秋》的表现手法。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当中记述了不少中国古代历史和哲学的资料，时间上至夏朝，下至春秋前期。分为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一般认为古文《尚书》是伪书。《周书》中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前期的历史文献，主要是诰和誓两种文体。《尚书》的语言技巧超过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尚书》的文章已经有初步的艺术技巧，使用了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各有特点。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首部编年断代史，以年代为记载方式，记载了上至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481年）的历史，由孔子所编定。其记事简略严谨，语言凝练含蓄。因其简略的性质（长的不过四十多字），非真正的叙事散文。《春秋》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在文学上，文学家因此理解遗词应言简而意深。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记事年代和《春秋》相近，旧题左丘明撰，今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早期。《左传》在《春秋》之上，将《春秋》的简短记事发展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的记事“文约而事丰，简洁而生动”，其叙事方式得到后代的赞扬。在描写人物方面，多用行动、对话的描写手法，绝少使用外貌、心理等主观描写。在记事方面，《左传》不完全从史学角度考虑，而是记述细致生动的情节，带有文学的因素。

《国语》是中国首部国别史，记事年代由周穆王开始，止于鲁悼公（约前1000年至前440年），内容包括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 整体而言，《国语》的文字质朴，文学价值较《左传》为低。《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指，《左传·庄公十年》和《国语·鲁语·上》都有记录“曹刿问战”，《左传》记录精炼而传神，但《国语》中只记录战前之问，但显得冗长。章培恒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认为，《国语》的部分章节有较《左传》为精采，如《国语·晋语》中记“骊娜之难”的故事则较《左传》为详尽曲折。

《战国策》计三十三卷，记录了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国的军政事务，属纵横家的著作。在人物描写方面，《战国策》所描述的人物阶层广泛，对纵横家苏秦、张仪等人都有生动的描写。《战国策》的辩辞“辩丽横肆”，气势纵横，并使用了大量寓言故事，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等，以说明道理。

诸子文学

春秋之前，官私合一，没有私家的著作。春秋之后，王官之官散于民间，兴起了私人之学，继而出现私人著作。其后，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家都因此著书立说。诸子散文是政治、哲学、伦理多方面的说理散文，不是单纯的文学著作。

诸子文学发源于《论语》，标题取自于首章的两个字，各篇间没有时间顺序，各章间没有共同主题，较为散乱。其后，战国时期的《孟子》开始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稍前的《墨子》和和《孟子》同期的《庄子》则由语录体改为专论体。至战国末期，《荀子》和《韩非子》大多都有点明主旨的标题，明确论点，可见论说散文的成熟。

《论语》是孔子弟子对孔子言语的记录，是语录散文。语言接近口语，明白易懂，文字简括，一般只叙述自己的论点。当中含有很多言简意赅，富於哲理和启发性的语句。《论语》虽没有追求文学上的效果，但当中的对话有一定的文学意义。《论语》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的基础。

《老子》传说由老子所作，表达了他的哲学思想。其散文简洁明畅，文句整齐，有些散韵相间，有些则全是韵语，字数不一，用韵亦不一。内容上，《老子》使用了具体形象以表达抽象的哲理。其文体形式影响了后世的骈文形式和赋体的韵散结合方式。

《墨子》是墨翟和其弟子的作品。墨家主张语言表达应该朴实无华，反对修饰。因此《墨子》的文风朴实，逻辑紧密，以具体事例说理。章培恒认为，“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的论说文，就是从《墨子》开始的”。

《庄子》是庄周和其门徒共同完成的作品。《庄子》中记述了很多寓言故事，当中表现了作者的想象力。而因其属散文的性质，故其寓言故事后依然有其哲理。《庄子》的语言具有诗歌的特点，清人方东树指：“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庄子》的文章结构奇特，形式变化较大，押韵不规则。《庄子》在思想上、文学风格、文章体制、写作技巧上对于后代有很大的影响。

《孟子》是孟轲和其门徒共同完成的作品，记述了孟轲的言行，和《论语》同为语录体。其文学性质在诸子文学中较重，行文在逻辑上说明道理，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文字通俗而流畅，多用排比句式。此外，《孟子》亦多用比喻说理。随韩愈提倡“古文”，《孟子》被经典化，至明代列为“十三经”之一。

《荀子》讨论了社会政治、伦理、教育方面的问题，由荀况所著。当中的论点明确，文章一般先有总论，后有分论，层层深入，成为后世论说文的典范。内容上经常以日常常见的说话作比喻，但不多以寓言故事说明抽象的道理。

《韩非子》由韩非所作，为法家集大成的著作。《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为先秦散文之首，约有三百多则，并有寓言专篇。寓言故事主要来自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和《庄子》不同。《韩非子》中大多为政论文章，文体多样，多用驳论，较《荀子》驳论方式更深一层。

秦国亦有一些散文，包括《吕氏春秋》和李斯的《谏逐客书》。《吕氏春秋》是由秦相吕不韦主持，门下食客集体编成的著作，为杂家著作，书中反映了先秦各家的思想。书中保留了大量的先秦文献，部分学者认为它是后代类书的起源。书中记述了先秦寓言计二百余则，大多以说明事理为目的。

《楚辞》

《楚辞》是《诗经》之后的出现在楚国的一种诗体，约产生于战国晚期，当中以屈原和宋玉的作品为代表。屈原有《离骚》、《九章》等作品传世。宋玉则有名篇《九辩》。

屈原方面，《汉书·艺文志》记屈原有赋25篇，一般认为只有23篇确是屈原所作。其名作《离骚》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余字，主流认为是屈原离开郢都，其第二次流放时的作品。该作一般被学者认为反映了对楚国政治了愤慨，表达了忠于楚室的思想。《离骚》中使用了“香草”和“美人”的两种象征方式，其“香草美人”的传统得到后代所继承。在形式上，《离骚》吸收了民间文学和先秦散文，打破了《诗经》的四言诗的格式，创立了“骚体”。

《九歌》本是流传在江南楚地的民间祭歌，后经屈原改定而流传，共11篇。《九歌》的篇章都有其祭神。内容上，《九歌》以描写爱情为主，亦赞扬了神灵，其爱情描写的方式被王世贞推许为“千古情语之祖”。

屈原和《楚辞》对后代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如宋玉《九辩》，其内容上要抒发了他因谗见而被流放的悲哀，多用写景抒情的手法，创作上多效法屈原。

汉代文学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因其时间短暂，加上文化专制，除了秦朝的刻石铭文之外，几乎没有文学作品流传下来。在先秦，除了《诗经》和《楚辞》是严格的文学作品外，其他都不是单一的文学作品，而至汉代，文学的地位虽然不及哲学、政治，但文学的价值已经开始受到重视，如出现了汉赋这种单以文学创作为目的文体，并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文学活动的文人。但在当时，文人的地位尚不甚高。

汉代文学随文学中心由地方转移至中央，出现了普及于全国的文学样式。先秦文学受当时的政治局面影响，文学以地方文学为主，各有联系而同时亦互相独立。但至汉代，早期的辞赋虽还带有楚辞的地方文学色彩。但至汉武帝时期，因汉武帝喜好文学，文学中心随之转移至中央， 辞赋吸收了南北文学的成分，形式全国的文学样式。

汉赋

汉代的文学以汉赋的创作为中心。赋新兴于汉代，由《诗经》、《楚辞》、先秦散文等发展而来，又专称为汉赋，可分为骚体赋、汉大赋、散体赋三种。在西汉初期，上层社会祟尚楚国文化，亦影响了当时的文人。于汉初，有贾谊、严忌、枚乘等人作汉赋。贾谊的汉赋是传世中最早的，其有作品《吊屈原赋》、《鹏鸟赋》等，都为骚体赋。《鹏鸟赋》继承了《楚辞》，属楚辞体和汉赋之间的过度性作品。其后，有淮南小山《招隐士》、严忌《哀时命》、司马相如《大人赋》等骚体赋作品。

西汉中叶，骚体赋因受汉代的集权政治影响，而走向规范化。此时候取而代之的是散体赋，有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枚乘的《七发》是梁园文学的典型。《七发》在借鉴先秦文学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特色，象征汉大赋的形成。《七发》使用了问答的方式编写，音律上韵散结合。其脱离了楚辞抒情的编写方式，开拓了文学上的新的描写题材。其所创立的“七”体得到后代人的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是汉代最优秀、影响最深远的汉赋作品。此两赋使用了夸张和比喻的手法，具有浓厚的浪漫意识，标示散体赋的成熟。

西汉后期至东汉初期，汉赋的创作由鼎盛期转为模拟期，此时候的作品以扬雄四赋、班固《幽通赋》、冯衍《显志赋》等为代表。扬雄在汉赋的地位只次于司马相如，以善于模仿见称，有作品《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杨雄四赋）等，皆模仿司马相如而作。其《甘泉赋》虽使用了骚体，但是他没有和前人一样以言志抒情为主旨，而是用之表达汉代盛世和天子的声威，扩大了骚体的题材。

两汉之间开始出现一些纪实性的述行赋，是记录笔者游历地点以成的一种赋体，以刘歆《遂初赋》为滥觞。其后有班彪的《北征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此外，还有以抒情为目的的抒情小赋，其始于张衡的《归田赋》。其后有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祢衡的《鹦鹉赋》等。

乐府诗

乐府诗指的是汉代乐府官署搜集的民歌俗曲和歌辞。乐府是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所用的歌诗之外，还搜集了各地的歌谣。在汉武帝时，乐府得到扩充，乐府诗则因此而兴。

汉武帝时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并令词臣制作诗歌，协以音律，即为乐府诗。乐府的句府虽然参差，但以五言最为突出，它促进五言诗的产生。乐府歌辞本来配题、配乐，各有其特定用途，其后，袭旧题旧乐而改歌辞；或仅借旧题，乐辞均改；乃至题、乐、辞均改之例日益孳多，辞与乐的关系乃渐渐疏离，最后完全无关，成为徒诗—仅供阅读的作品。其特色是诗人以极昏混乱的景、极沉重的口吻描写战争之频繁、惨烈、以及阵亡者的忠勇与悲哀，完全呈现现实世界的不堪，给人极为强烈的震撼。乐府诗为中国古典诗注入写实的精神，建构写实传统坚实的基础。代表作品为《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

古诗与乐府诗同起源于汉代，主流形式是五言，五言之外，也有七言的形式。大抵由乐府诗演变而成。两汉时代处于发展阶段，到东汉末年才趋于极盛。其特色为：章法上，句数不定，可自由伸缩，不受限制，但通常为双数句；韵法上，以连句韵及隔句韵为常见，可自由换韵，用韵较宽。代表作品为：东汉班固的《咏史诗》，象征五言诗的正式成立、《古诗十九首》，朴实自然，感伤抒情，为五言诗最早成熟的作品，后来在魏晋南北朝更为篷勃发展，曹魏曹丕的《燕歌行》，象征七言诗的正式成立，南朝宋鲍照以后才逐渐发展。

散文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长太息者六。

贾谊《陈政事疏》

西汉初期，学尚黄老，文化思想自由。当时的散文大多继承了先秦纵横家的风韵，但同时不如先秦策士一样多有诡辩，他们的论证较为充份。此时候的散文大多为奏疏，奏疏有贾山的《至言》、陆贾的《新语》、贾谊的《过秦论》、《陈政事疏》、晁错有《论贵栗疏》、枚乘有《谏吴王书》、邹阳有《狱中上梁王书》等。《新语》在文体上有诗的特性，当中除了四言句外，多有三言、五言，多使用排比、对照、句型变换的手法。汉文帝时，有贾谊的《过秦论》，总结了秦朝败亡的原因。创作风格上，《过秦论》的文笔犀利，言辞激切，有战国策士的遗风。他的另一部作品《陈政事疏》先是讨论了秦朝败亡的原因，再提升至批评时弊，并探讨当世治国之策。

此外，除了奏疏之外，还有其他的文体，如刘安《淮南子》等。《淮南子》由淮南王刘安和其门客所作，多有先秦策士的遗风，此书的许多篇章都使用了辞赋的文体，以描写和叙述的方式，结合神话故事和寓言故事以表达事理。书中多使用排比句式，句式灵活多变。《史记》是中国首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古代首部个人独力完成而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全书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组成。鲁迅指，《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西汉中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时的散文的内容依然以奏疏为主，但大多已无先纵横家的风格。此时候，部分的散文“依经立义”，散文出现了经学的文风，有董仲舒《春秋繁露》、谷永《黑龙见东莱对》、刘向《条灾异封事》等。另一方面，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桓宽《盐铁论》等散文开始追求对偶工整，后成为东汉散文的特色。

东汉初期，对策秦疏等文章大多都依然承袭西汉后期的风气，在文学史上价值不大。

《史记》

司马迁史记

魏晋南北朝文学

东汉末年，社会的急剧变化结束了汉代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士族和门阀制度的产生，削弱了秦汉时的专制统治；儒家学说的权威地位受玄学、佛教的挑战。在这个风气之下，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得到了较为自由的发展，走进了文学自觉的年代。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发展繁荣。在此时候，文学从广义的学术分出来，形成独立的一门。如

建安文学

建安（196-220年）时代，“三曹”“七子”的诗歌为

两晋文学脱离经学的束缚而独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发展。这是因为：魏晋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于德行，士大夫虚无荒诞；政治黑暗，士大夫备受压抑；玄佛道盛行，译经发达。在这些背景下，该时期作品的内容写实，重视技巧。因受汉赋影响，出现了骈体文，字数上四下六字，讲究辞藻华丽、雕琢字句、声律藻饰，多用对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赋、论及简牍，至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骈文带来声韵研究，后由南朝梁的沈约定出四声。小说方面，如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及葛洪的《神仙传》。该时期的史书多为民间著作，或出现多个版本，例如陈寿的《三国志》及范晔的《后汉书》[注 6][29]。

魏晋交替时期，稽阮文章甚佳，何晏之徒多为肤浅[34]。嵇康擅长四言诗，亦著有《养生论》。他诗风清峻，反对政治黑暗，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妥协，代表作有《与山涛绝交书》、《赠秀才入军》、诗十九首与《幽愤诗》。阮籍以《首阳山赋》及《咏怀诗》表现出权势害人及政治黑暗的厌恶[29]。

西晋时期，社会繁荣豪奢，文学走向雕琢美化。此时期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著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赋》，描写三国都城，内容雄浑闳博，完成后轰动京城。他的诗歌在艺术及风格十分高超，由于出身并非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挤，在诗歌中显现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诗》内容细腻，情感写实。陆机的《文赋》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叙述思想与艺术主从关系。他的散文也广为人知，但过于重视辞藻及对偶。西晋的诗受曹魏“建安体”的影响，但渐渐讲究对偶及声韵。有名诗人有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29]。

永嘉之祸后，出现如刘琨之诗中带有亡国悲痛，坚忍不拔的特色，为两晋少有的风格。东晋时期，简牍之类文章，以王羲之的《与谢安书》，风格高超，闻名千里。其中《兰亭集序》提及人生哀乐相随的感叹，颇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价值观。赋以玄言赋最多，多与清谈内容有关，例如孙绰的《游天台赋》、郭璞的《江赋》。郭璞尚注释《尔雅》、《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等。他的《游仙诗》更是魏晋游仙文学的代表，诗风绝逸。该诗内容叙述脱离尘世的悠游感，实际上是反写对现实的不满。东晋后期以陶渊明甚具特色，其擅长描述田园生活，风格清新朴实，提升古体诗内涵，表现出高远纯洁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记》寓意追求一个可供逃避乱世的和谐世界，富有哲理。其诗歌、散文及辞赋广泛影响后世名家如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

小说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开始成熟，当时的小说主要可以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两种类型。志怪小说方面，有题为班固所作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题为郭宪作的《洞冥记》，都记述了旧多认为实为六朝人作品，但也多有研究者有异议。

唐朝文学

唐朝文学成就以诗歌最为发达。清人所编《全唐诗》共收录两千两百多位诗人的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这还不是全部。唐初诗人以“初唐四杰”最为著名（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10]:712。盛唐时期诗人可分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派和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派。其中集大成者为“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最为出名[10]:715。李白的诗，飘逸洒脱，感情澎湃，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而杜甫的诗则更多体现现实主义之情怀。中唐时期最卓越的诗人是白居易，他的诗通俗易懂。此外还有元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10]:724。晚唐诗人以李商隐和杜牧最为出众，被称为“小李杜”。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总体水准都不如唐朝诗人，唐诗成为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10]:730。

散文方面，六朝以来，文坛盛行骈文这种文体形式，骈文讲究声韵、对偶、典故，辞藻华丽，以四字句和六字句为主[1]:293。在唐初十分流行，以初唐四杰最为著名，但这种文体到唐朝时显得形式僵化，内容空洞，故到了天宝年间，古文逐渐兴起[10]:727。古文运动在名义上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实际上是要文章更有内容，也就是“文以载道”。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散文气势磅礴又思想深刻，号称“文起八代之衰”；不过唐代的古文运动在韩柳去世后就逐渐衰退，唐末骈文又再度兴起[10]:736。

小说

传奇是中国的一种古典小说形式，出现在隋朝，兴盛于唐朝[10]:746。著名的传奇包括《柳毅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枕中记》和《长恨传》等。有的传奇在后代还被改编为戏剧和白话小说。唐朝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所谓变文起初是指佛教僧侣宣传佛教讲唱佛经的底本。最初变文仅限于佛教经典，后来则开始讲唱其他故事，讲唱的人也不限于僧侣。变文对传奇和后世的说唱文学都有很大影响[10]:749。

五代十国

五代的文人饱经沧桑，诗文也透露着沉痛的气息。其中以吴越国诗人罗隐的五七言诗比较优秀，著有《罗隐甲乙集》，收其诗作，今已不传。五代前期时期流亡四方的文人学士颇多，司空图、韦庄、杜光庭等，都是非常有文学成就的人物[参67]。

然而五代十国的文学是词的重要发展时期。其词风的前期继承晚唐风格，主要描写皇室贵族的享乐生活。其题材庸俗，境界狭窄，风格柔靡，以花间派的作品为代表。到后期出现清晰深沉的描述，情感生动，使人回味无穷，对宋词的影响极大。花间派起源于晚唐温庭筠、晚唐前蜀的韦庄，其中温庭筠被后人称为“花间鼻祖”，有名的有〈菩萨蛮〉、〈梦江南〉等，而韦庄有〈女冠子〉、〈菩萨蛮〉等，其风格较为清新。而后繁荣于五代，以蜀地和南唐词人较多，水平也较高，从而成为两个中心。蜀地有晚唐前蜀的韦庄与后蜀的欧阳炯等人，他们的作品后来由赵崇祚收入《花间集》。欧阳炯词作风极委婉之致，有名的有〈南乡子〉[参67]。

另一个中心的南唐有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冯延巳的作品有〈采桑子〉、〈谒金门〉等，词风细腻深沉，影响北宋词人晏殊、欧阳修等，遗有《阳春集》。李璟的作品以〈摊破浣溪纱〉最具代表，内容深动，没有艳丽虚浮感，李璟父子的作品被后人集刻为《南唐二主词》。李煜是五代十国中最重要的词人。其前期的作品也是如同花间派，以〈玉楼春〉、〈菩萨蛮〉等宫廷艳丽生活为主。但在国亡被俘后所写的词，或慨叹身世，或怀恋往昔，形像鲜明，语言生动，把伤感之情写得很深挚，以〈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等最具代表。突破了晚唐以来专写风花雪月、男女之情的窠臼。在内容和意境两方面都有创新，为北宋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参67]。

近代文学

“五四”运动之前

中国现代文学可以由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又或者是“五四”文学革命算起。相较于古典文学，文学观念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数方面：

• “言文合一”（书面语与口头语一致）：早于1887年，黄遵宪定稿的《日本国志》中已经提出要言文合一。
• 文体观念的改革：
  • “诗界革命”：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主张“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诗”。
  • “小说界革命”：

中国现代文学 五四时期 1911/12 年清朝推翻和民国成立后，许多年轻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向文学传统的改革，从语言本身开始。1917 年 1 月的一篇文章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生胡适题为“《文学改梁初一》（《文学改革试行》）发表于新庆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的激进月刊。胡在文中呼吁建立一种新的民族文学，不是用文言文，而是用白话文，活生生的“国语”。《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在自己的《文学格名论》一文中支持胡的观点，这使胡在第二篇文章（1918）中进一步磨练了他的论点，“建设的文学格明”（“建设性文学革命”），他在其中阐明了“文学复兴”的公式。

以这些和其他“武装号召”开始的文学改革运动是更大的文化和社会政治改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19 年 5 月 4 日学生抗议活动极大地加强了这一运动，反对知识分子的表现。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正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文学改革派遭到了著名翻译家林殊等古典文人的激烈反对，但大多是徒劳的，他们在几年内基本上放弃了战斗。

这一运动的第一个成果是在 1918 年和 1919 年看到的，在《新青年》中出现了诸如“Kuangren riji ”（“狂人日记”），一部受果戈理启发的作品，讲述了一个“疯子”怀疑他一个人是理智的，世界其他地方都疯了，还有“药”（“药”），两者都是周树仁. 以化名为人所知鲁迅曾留学日本，与弟弟著名散文家周作人回国后不久成为文革领袖。鲁迅对中国封建传统的尖刻、有点西化和经常讽刺的攻击使他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评论家和作家。他的《AQ正传》（1921；“《阿Q正传》是对20世纪初中国保守主义的严厉批判，是五四时期的代表作，已成为国际经典。

郭沫若 郭沫若 这些早期的著作为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动力，通过组建文学协会来汇集他们的资源，促进共同的理想。1920年沈彦斌（即后来的茅盾）等人创办了文学研九会（“文学研究会”），通常被称为“现实主义”或“为生活而艺术”的学派，担任了著名文学杂志《小说月报》的编辑。短篇小说月刊）。也许是 1920 年代初期最重要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被协会用来宣传所谓的“新文学”，在整个 1920 年代，大多数主要小说作家都在其中发表作品，直到杂志总部被日本人摧毁1932 年的炸弹袭击。以这个群体为特征的社会反思、批判现实主义写作在中国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到 1940 年代，当它逐渐被更具说教性和宣传性的文学作品所取代时。较小的创造社成员（“另一方面，Creation Society是“浪漫主义”传统的追随者，他们回避作家对社会责任的任何表达，将他们的作品称为“为艺术而艺术”。然而，在 1924 年，社会的领军人物，郭沫若皈依马克思主义，创世社演变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两个协会成员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翻译其他文化的文学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学，成为“新文学”的基础。在戏剧和诗歌领域尤其如此，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和孟加拉诗人泰戈尔等人物分别与本土剧作家和诗人一样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在戏剧中，南国社（“华南学会”），由前神创论者创办田汉，创作并表演了几部混合了批判现实主义和情节剧的短剧，而新月社的诗人（“Crescent Moon Society ”），例如受过英国教育的徐志摩与受过美国教育的人闻一多，在西方模式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形式，将音乐和色彩的美引入他们极受欢迎的抒情诗中。

1927–37 1920 年代中期，国民党、共产主义和军阀势力频繁发生冲突的政治事件引发了中国文字向左的转变，最终在 1930 年创立了左义左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其成员包括许多有影响力的作家。鲁迅是联盟五年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名义上的负责人，他在 1925 年末停止了小说创作，并在 1927 年从北京搬到上海后，将他的大部分创作精力用于翻译俄罗斯文学和写辛辣的讽刺作品。随笔（zawen ) 这成了他的商标。在众多活跃的战前小说家中，最成功的是茅盾、老舍、巴金。

茅盾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模仿社会的画面的主题包括五四前的城市知识分子圈、破产的农村，以及也许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子野》 （1933；午夜），大萧条时期的上海金融和社会混乱。

老舍，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幽默家，他的早期小说是在他在伦敦教中文时写的，深受中国传统说书人和查尔斯狄更斯小说的影响。他的作品以情节结构、生动的北方方言、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丰富的幽默而著称。却留给他写现代中国的经典小说，一个看似清廉的中国“下层”居民逐渐堕落的动人故事——骆驼祥子（1936 年；《骆驼祥子》，英文版以人力车男孩的名义出版，1945 年）。

巴金，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是那个时期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主要以自传体小说《贾》 （1931；The Family），它追溯了一个富有而强大的家庭的三个儿子的生活和不同的命运。这本书揭示了中国压抑的父权社会，以及中国青年对社会革命迫切需要的觉醒。

1930 年代也见证了一批来自东北（满洲）的小说家的迅速崛起，他们在 1932 年被日本吞并祖国驱赶南下。肖军和小红与强者的短篇小说端木红梁成为抗日青年的集会口号，战争迫在眉睫。

1930年代的诗歌也经历了类似的政治化，越来越多的学生从海外归来，为“人民反封建反帝”服务。早期新月诗人的抒情诗被艾青、田健、臧克嘉等人的更具社会意识的诗歌所取代，以唤起​​读者的爱国热情。其他人，尤其是那些最初被新月社吸引的人，开始向各个方向发起冲击：这些作者的著名作品包括沉思的十四行诗风致，北京的文雅歌曲卞之琳的浪漫诗句何其芳。不太受欢迎但更大胆的是戴望舒和李金发，诗人发表于《当代》，上海文学杂志。后者以法国象征主义者的方式写了非常复杂的诗歌，如果经常令人费解的话。

虽然小说在 1930 年代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五四作家掌握了短篇小说的艺术，小说也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可能最引人注目的进步是在戏剧方面取得的，主要是通过一位剧作家的努力. 虽然白话写实的社会剧早在 1930 年代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主要是对西方作品的翻译或改编，但直到曹禺，其第一部作品《雷雨》（1934；雷暴），一个富有的实业家家庭成员之间的宿命论、报应和乱伦关系的故事，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广受好评的戏剧也接踵而至，包括《日初》 （1936； 《日出》 ）和《元野》 （1937； 《荒野》）)，所有这些都以扣人心弦的张力和创新的戏剧手法审视了紧迫的社会问题和普遍的人类弱点。未来几十年的政治现实将迫使戏剧艺术稳步下降，以至于曹禺的六部主要作品仍然是现代中国戏剧的高水位标志。然而，尽管电影、电视和其他大众娱乐会削弱这种文学形式的弹性，但它仍将作为一种有效的宣传媒介为国家服务，尤其是在抗战期间。 年），大部分作家逃往内地，打着中华全国文义界康帝协会（“中华全国抗日文艺工作者联合会”），成立于1938年，由老舍主持。所有体裁都有代表，包括报告文学（报高文学），这是一种影响巨大的写作类型，是联合会号召作家下乡、上前线的自然产物。文学杂志上充斥着简短、易于制作和适应性强的戏剧、时事爱国诗歌和战区快讯。在此期间继续创作高质量作品的主要作家有巴金、曹禺和茅盾。沙丁在1930年代后期和1940年代中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和小说也受到了同行的好评。丁玲对女性心理和女性社会状况的虚构探索在 战争年代：1937–49 抗日战争时期（1937-45 1920 年代引起了公众的想像，并在 1930 年代后期确立了自己在共产主义大本营延安的主要文学人物地位。当时另一位著名的女作家是张爱玲（张爱玲饰）的作家生涯始于被占领的上海，其小说以精致的叙事和即将到来的毁灭感为特色。

知识分子对重庆国民党政府日益增长的不满在日本投降后在中国肆虐的内战中急剧浮出水面，以国民党撤退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 年 10 月成立而告终。大多数作家感到无比自豪并欢迎挑战，选择留在大陆为新政府服务。

当代中国文学

1949–7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文学大致可以分为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纲领，，他在其中阐明了他的立场，即为政治而存在的文学要大众化，而人民的水平文学鉴赏力逐渐提升。毛泽东号召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由工农兵写并为工农兵写——引发了一系列整风运动，进一步明确和巩固了党对文学活动的控制。1949年召开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文联，郭沫若当选为第一任主席。

毛泽东的文学理想最早是在 1940 年代实现的赵树礼，其早期的故事，如“《李有才半华》（《李有才韵》），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典范。内战接近尾声，丁玲获奖的《太阳赵在桑干河上》（1949；周立波的《阳光照过桑干江》和《暴风周雨》（1949；《狂飙》）大受欢迎。1949 年后，很少有老牌的五四作家继续创作小说，因为他们作为社会批评家的经历并没有让他们做好准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种从苏联借来的构图方法，根据这种方法，社会被描述为应该的样子，而不一定是它的样子。然而，许多年长的诗人在解放初期取得了成功，他们创作了赞美土地改革、现代化和朝鲜战争中的中国英雄的诗歌。剧作家也很活跃，在他们的作品中引入了更多的无产阶级主题，其中一些融入了音乐。这时候老舍已经开始写剧本了，比如《龙须沟》 （1951；龙须沟），为他赢得了享有盛誉的人民艺术家称号。另一部非常受欢迎的戏剧《白毛女》（1953；白发少女) by何敬之，取自当代民间传说。它是所有作家都应该遵循的模式。

1950 年代中期的自由化实验——百花争鸣——因对党的批评出人意料而戛然而止。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反右运动，清洗了大多数前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文化行列，剥夺了刘宾雁、王蒙等许多年轻作家的写作自由。然而，文学的最低点，直到文化大革命（1966-76 年），当时唯一可用的文献是一些经过仔细筛选的作品鲁迅，少数革命样板戏，被誉为羊板戏，革命言情小说浩然。在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倒台之后，文学卷土重来，大多数幸存的作家都得到了平反，尽管进展与中国文学继续反映的政治场景一样崎岖不平。

文化大革命后 高行健 高行健 指责性的“伤痕文学”，一种紧随 10 年“大屠杀”之后的民族宣泄，让位于更专业、更大胆的写作，例如王蒙，他们在意识流中的文体实验，以及白华，他们对过去20年的尖锐政治批评；象征性的“晦涩”诗歌北岛等；高行健等几位剧作家在舞台和银幕上比较大胆的戏剧，高行健在1994年成为法国公民后，于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刘宾雁的创新调查报导。除了来自西方的翻译文学外，沉从文、张爱玲等现代重要作家的作品，在离开大陆书店和文学史近30年之后，在1980年代中期被重新发现。

莫言 莫言 与1980年代初活跃的文坛相比，几乎所有重要文学杂志的出版量都超过100万册，1980年代后期文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开始下降。尽管如此，文学活动的总体规模仍然很大。汪曾祺等老作家高小生——后者关于淳朴农民陈焕生的短篇小说获得成功——继续写作，同时出现了年轻作家：王安忆；莫言以奇幻小说《投命的红萝卜》 （1984；《透明的红萝卜》 ）获得文学声誉，并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张晨志；贾平凹；韩少功；阿陈的故事，尤其是《棋王》 （1984；《棋王》），被视为文学瑰宝；以及石铁生、王朔和余华，他们的小说在 1990 年代中期及以后获得了国际关注。

文学在1949年后的台湾 1949年以后台湾文学活动的第一个十年，以陈旧的反共小说和感性的散文和诗歌为特征，除了《秧歌》（1954；《稻芽歌》）等小说之外，几乎没有产生令人难忘的文学作品。张爱玲，共产党统治下的农民生活故事，和玄峰（1959；旋风），蒋贵的山东权力斗争小说。然而在1960年代，一群台大学生通过发表自己的手工艺故事，开启了现代主义时代，这些故事对弗朗茨·卡夫卡、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西方大师产生了沉重的影响。其中许多作家，例如《玉渊清梦》 （1982；游园，梦醒）的作者白先勇在 21 世纪仍然具有影响力。台湾的白话诗歌围绕着现代主义甚至超现实主义诗歌流行的几个社会发展起来。这些诗人虽然没有被阅读大众广泛接受，但对后来更容易接近的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1960 年代后期见证了区域性（hsiang-t'u ) 写作，其中台湾农村作为小说和诗歌的背景，有效地捕捉了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的戏剧性社会和心理影响。黄春明的《逆子一志老毛》（1980；《老猫溺亡》是这种本土主义学派的代表，后来逐渐让位于反映台湾当前政治形势的更加民族主义的文学作品。大陆文学偶尔会出现在台湾期刊上，而大陆移民和海外华人的亲身体验和观察，如故事集尹显昌（1976；尹市长的处决陈若熹，被广泛曝光。

参考文献

带点“. ”者，前方为册数，后方为页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