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史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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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中國知識界發生了關於當時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和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中國大百科全書》將前兩者合稱為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論戰[1]或總稱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國社會史大論戰社會史論戰

論戰參與者有陶希聖郭沫若熊得山呂振羽周谷城梅思平李季杜畏之等。郭沫若肯定中國歷史上存在過奴隸社會階段,並和呂振羽等認為秦漢至清是封建社會;而另一種觀點則借鑑拉狄克波格丹諾夫的看法,認為中國自秦漢至清處於前資本主義社會。

背景[編輯]

社會史論戰的基本理論工具是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的流行是論戰的背景。[2]:32

中國革命受共產國際指導。共產國際領導人中,史達林布哈林等認為,中國的封建勢力仍占據優勢,應當進行民主革命,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托洛茨基拉狄克等則認為,中國已是資本主義主導,革命目標應包括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3]

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1928年7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認為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根本任務是反帝反封建。此決議一出,立即引來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托陳取消派的反對。[2]:45

派別[編輯]

新思潮派:王學文潘東周、劉夢雲(張聞天)、李一氓、吳黎平(吳亮平)、杜魯人(何干之),主要在《新思潮》雜誌發表文章。[1]

動力派:嚴靈峰任曙,主要在《動力》上發表文章。[1]

新生命派:陶希聖周佛海梅思平,多在《新生命》上發表文章。[1]

或分別稱為中共幹部派、托洛茨基派(托派)、國民黨改組派。[4]:138此外,還有自稱無派別的個人,如胡秋原王禮錫孫倬章王亞南等。[5]

歷史[編輯]

1928年10月,陶希聖發表《中國社會到底是什麼社會》,約可作為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起點。文章中陶希聖否定中國社會是宗法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認為中國是宗法封建社會。[2]:471929年,陶希聖出版《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和《中國封建社會史》,把討論擴展到社會史領域。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此書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理論,考察中國歷史發展進程。[5]

1932年至1933年,社會史論戰以王禮錫主編的《讀書雜誌》為陣地展開。在此期間,《讀書雜誌》先後刊出4輯「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號」,將論戰推向高潮。主要問題有三:一、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二、中國歷史有無奴隸社會。三、中國封建社會及其過程問題,關於封建社會特點及秦漢以後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是封建社會相對的說法是中國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6]

1935年始,發生了王宜昌王毓銓張志敏王景波等「中國經濟派」和錢俊瑞吳覺農孫冶方薛暮橋等「中國農村派」關於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錢俊瑞、薛暮橋等論證中國農村封建生產關係占主要部分,帝國主義入侵並沒有改變農村生產關係。[4]:144

隨著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論戰在1937年基本結束。

後續[編輯]

1937年,何干之出版回顧這場論戰的第一部專著《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長沙新知書店,1938年)、呂振羽的《中國社會史諸問題》(耕耘出版社,1942年)、伍啟元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現代書局,1934年)、馬乘風的《中國經濟史》(上海經濟研究會,1935年)、李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批判》 (神州國光社,1933年)等書也不同程度地涉及社會史論戰。[2]:2-3

評論[編輯]

  • 阿里夫·德里克:「馬克思主義史學直至1927年之後才開始成為一種顯著的趨向——在所謂的『社會史論戰』之後,它作為中國史學中也許是最有活力和剌激性的趨勢而迅速地顯露出來。」「對於當時這些關於中國歷史的不同解釋,我們很難言其孰勝孰敗。顯然,那些提出了關於中國歷史的最透徹最富於洞見的解釋的人很難、也並沒有從他們的分析中得出獲勝的結論;那些最終獲勝的革命策略,也並沒有被最令人滿意的歷史分析(有別於革命分析)所支持。」[7]
  • 大辭海》:論戰的實質是全世界人類社會的發展有無共同的客觀規律、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社會經濟形態的學說是否適用於中國。[8]
  • 吳澤:「這場持續多年的大論戰,絕不是一般的歷史問題和理論問題的學術爭論」。「通過這場大論戰,進步知識分子捍衛了中國共產黨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的科學理論,向全國人民揭示了真實的中國國情,從而直接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中實踐的的進一步結合,推動了中國革命的發展,並為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歷史的現實的基礎」。[9]
  • 陳峰:「社會史論戰是現代中國史學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它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形成,其作用和意義猶『古史辨』運動之於實證史學一樣。社會史論戰不僅摧枯拉朽,動搖了傳統史學的根基,而且破中有立,孕育了新的學術因子。作為一次學術革命,它開啟了多種可能性,墾闢了廣闊的問題空間。」[2]:1陳峰又提出論戰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內部的辯論、論戰的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空前壯大、論戰造成民國時期史學一大轉折等觀點。[4]:141
  • 喬治忠針對陳峰觀點,認為論戰絕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內部的辯論、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不是論戰本身推動的、論戰未造成民國時期史學轉折。[4]:141喬治忠還認為,「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是從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延延伸而來的,與社會史的論戰關係不大。」[4]:143喬治忠又認為,無論政治上還是學術上,馬克思主義學者在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所取得的業績都是社會史論戰無法比擬的,從而為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方針提供了充實理論依據。[4]:144
  • 謝保成認為「真正對論戰作出總結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實踐。」毛澤東1939年與各理論工作者合作完成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是對論戰的理論總結。[10]

參考[編輯]

  1. ^ 1.0 1.1 1.2 1.3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历史.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4: 986. ISBN 7-5000-5469-6. 
  2. ^ 2.0 2.1 2.2 2.3 2.4 陳峰. 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 山東大學出版社. 2010. 
  3. ^ 張越. 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论析. 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5, 44 (4): 13-19. 
  4. ^ 4.0 4.1 4.2 4.3 4.4 4.5 喬治忠.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 天津社會科學. 2014, (5): 137-144. 
  5. ^ 5.0 5.1 李娟. 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来龙去脉.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7-02-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07). 
  6. ^ 馮契主編. 中国近代哲学史 下.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4: 739–740. ISBN 7-108-04412-9. 
  7. ^ 阿里夫·德里克. 革命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由翁賀凱翻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5. 
  8. ^ 夏征農陳至立主編;熊月之等編著. 大辞海 中国近现代史卷.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3: 309. ISBN 7-5326-4071-X. 
  9. ^ 吳澤.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及社会史问题论战研究(续). 社會科學輯刊. 1990, (2). 
  10. ^ 謝保成. 学术史视野下的社会史论战. 學術研究. 2010, (1): 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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