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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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
Zhoufehai.jpg
中華民國
第1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
前任 首任
继任 褚民誼
个人资料
出生 1897年5月29日
 大清直隸省宛平縣
逝世 1948年2月28日
 中華民國南京市
政党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被开除)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被开除)

周佛海(1897年5月29日-1948年2月28日),湖南沅陵人,本名周福海,是中國近代重要政治人物。他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领导人,为建黨的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后成为国民党官员,抗日时期是汪精衛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的領導人之一。

生平[编辑]

青年周佛海

周佛海早年留學日本,曾經留學於第七高等學校,並且於此時接觸共產主義,曾經於1921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以日本留學生代表身份出席;之後回日本完成學業並畢業於日本京都大學經濟系。

1924年,周佛海回国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书,同年退出中國共產黨。

周佛海在寧漢分裂時支持汪精衛为首的武漢政府,1926年他曾擔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汉分校祕書長兼政治部主任。蔣介石清黨後周佛海改投靠蔣介石,1927年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总教官。

1929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兼总司令部训练主任。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

中年周佛海

抗日戰爭爆發後周佛海又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职。這段期間周佛海與汪精衛有所接觸。周佛海當時「見國際上對中國除了道義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同情以外,­沒有實際的援助,同時中國的國力,當時也趕不及日本,所以我自己對抗戰也­沒有信心」,於是與汪精衛夫婦於1938年9月投向日本[1]

1940年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周佛海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另外兼任財政部長、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上海市長、上海保安司令、物資統制委員會委員長。

1939年12月和1940年11月,两次与日本签约。

周佛海雖然在南京國民政府屢次出任要職,但是周佛海於其自述中都表示他本人其實是在傀儡政權的位子上全力爭取占領區人民的利益,而且他也於1943年透過戴笠杜月笙等人連絡重慶國民政府要求「戴罪立功」。不過,後來史學家從過去淪陷區的市民回憶及從他的日記、財產記錄發現,他在成立中央儲備銀行之後,強行要求淪陷區的人民以二兌一的價錢從市民手上強行兌換重慶發行的法幣,再利用得來的法幣出外購買,從中獲利。

周佛海从1940年底起即暗中向重庆方面靠拢,并在同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承认自己“对日本之观察甚为错误,今事实表现足以证明抗战派理论正确”。周佛海还同章正范一起商定今后如何同陈宝骅联系接洽事宜。不久(1942年)周佛海就正式向重庆国民政府秘密投诚自首“戴罪立功”。 周佛海秘密接受并实施重庆中央政府交付的任务包括:设立秘密电台向重庆中央供给有关日軍军事情报;掩护及营救重庆中央地下工作人员;相机诛除汪精卫李士群等。

2011年10月8日公布的三卷本《戴笠与抗战》,证实了周佛海在1943年被戴笠吸收进入军统,成为国民党政府在汪精衛政权中的卧底。另引1959年朱子家(金雄白)所著《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1940年5月13日周佛海於漢口演講提到「重慶各人自命為民族英雄,而目余為漢奸,余等亦自以為民族英雄,蓋是否民族英雄,純視能否救國為定。余等確信惟和平足以救國,故敢以民族英雄自命。但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終?抑以漢奸而終?實繫於能否救國。故余以民族英雄而終,則中日之永久和平可定;如以漢奸而終,則中日糾紛永不能解決。」。戰後,在首都高等法院受鞠時的抗辯,他說:「我的參加(汪)政權,前半段是通謀敵國,圖謀有利本國;後半段是通謀本國,圖謀反抗敵國。」

1945年日本投降後,汪精衛政权瓦解,周佛海曾被戴笠任為上海行動總隊總隊長。後在輿論壓力下被認為是降日漢奸而被捕並被于1946年11月7日判處死刑。1948年蒋介石签署《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無期徒刑令》。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减刑兴奋过度,死於南京老虎桥监狱,享年51歲。

朱子家(金雄白)於所著《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四九,感慨「但當和平以後,佛海瘐死監房,其由渝復員之故人中,如陳布雷、陳方、許孝炎、雷嘯岑、易君左等,或親往獄中探問,或代為經紀其喪,不避怨謗,不以生死易交。獨受恩深重之吳開先,竟吝於赴靈前一奠!……」

附記:周佛海特赦令(1947年)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國民政府令

家庭[编辑]

第一任妻子:郑妹,生女儿周淑海,儿子周少海。 夫人杨淑慧。有一子為周幼海,共产党员。

影视形象[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1. ^ 「我當時的意見,以為在北方,我們決不能再和「九一八」一樣地毫無抵抗。因為在北方如果不堅強地抵抗,既不能表示我國的決心和實力,就不能戢當時一部日本軍人的氣焰。我們要以實力表示我們是不可以不戰而屈,我們要以實力使日本知難而退。但是我們要堅持一種政策,就是我們是為結束戰爭而抗戰,不是為擴大戰爭而抗戰。所以我們的抗戰,只應限於北方,不應在北方以外的地方自行挑戰。自從廬山談話會回到南京以後,就和許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適當情形之下,可以結束北方的抗戰,恢復和平的關係。當時有三種觀察:一是戰必大敗,和必大亂;二是和必大亂,戰未必大敗;三是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我研究的結果,竟得第三種看法是對的。為甚麼戰必大敗?只要是稍有常識,而不絕頂糊塗,稍為理性,而不純粹感情用事的人,沒有不明白的,用不著多說。主張最後勝利的人,也明知道中國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擬。但是他們總覺得國際形勢是會變化的,日本內部是會崩潰的,於是把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比天還大的問題,寄託在這兩個鏡花水月的幻想之中!他們強調只要繼續抗戰半年,俄國一定實際參戰,英、美一定對日制裁,日本財政一定崩潰。這些主張,我們且暫緩以理論來反駁,只要先看看過去的事實,就可證明其荒謬。」周佛海:〈回憶與前瞻〉,見《中華日報》1939年7月22—24日

来源[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


前任:
吴颂皋
上海市市长
1945年
繼任:
钱大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