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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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銘
Wang Jingwei.png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Nanjing (Peace, Anti-Communism, National Construction).svg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
(汪兆銘政權-南京國民政府)
任期
1940年3月20日-1944年11月10日
繼任 陳公博
任期
1932年1月29日-1935年12月15日
前任 孫科
繼任 蔣中正
任期
1925年7月1日-1926年3月23日
个人资料
出生 1883年5月6日(1883-05-06)
 大清廣東三水
逝世 1944年11月10日(61歲)
Merchant flag of Japan (1870).svg 日本名古屋
安葬地點 梅花山 (南京)(后被炸毀)
國籍  大清(1883-1911)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1912-1921)
 中華民國(1921-1940)
中华民国(汪兆銘政權)
(1940-1944)
政黨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配偶 陳璧君
親屬 父親汪琡
母校 日本法政大學
職業 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武漢國民政府主席、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汪兆銘政權)主席兼行政院院長

汪兆銘(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表字季新別號精卫(亦為其筆名),歷史多沿用其號,稱其「汪精衛」,中國近代政治人物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县),生于广东三水(现属佛山市),末秀才、公費留學生,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青年時曾經參與革命組織中國同盟會,1910年,因為謀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失敗,被捕下獄問死。後在肅親王善耆斡旋下,改判終身監禁;翌年辛亥革命成功後獲釋。早年擔任孫文秘書文膽,歷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行政院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及中國國民黨副總裁等,以在政坛朝秦暮楚,反复无常著称。直到中國抗日戰爭初期,汪精卫仍然是蔣中正主要政敵之一。同時也是詩人文學家

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汪兆銘主張“和平救國”,与大日本帝国合作组建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汪兆銘政權

家庭背景[编辑]

  • 曾祖父汪炌(1756-1832),嘉庆、道光年间幕游皖、湘、赣、粤各省,先后做过湖南巡抚阿林保、湖南按察使傅鼐及两淮盐运使曾燠的幕僚,为山阴汪氏游幕广东之始。
  • 祖父汪云(1786-1844)汪炌长子,道光二年(1822)乡试举人,1835年选授浙江遂昌县训导,并执教于妙高书院。
  • 父親汪琡,(1824-1897)汪云第四子,字玉叔,号省斋。先后在茂名、陆丰等地为幕僚。

生平[编辑]

幼年[编辑]

汪兆銘年幼時,每天为父親汪琡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陸游的诗,培养出演讲口才。1901年参加科举考试,以广州府第一名考取秀才

留學[编辑]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兆銘,1910年于狱中

1904年和胡汉民等考取赴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公费留学生。

年輕時的汪精衛

1905年7月,参加广东人留学生组织「兴中会」,加入参與同盟會,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成為孫文助手。曾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开始使用《山海经》中的「精衛」為笔名。1906年,以两百多学生中第二名成绩毕业。

汪精卫

1907年,开始随孫文游走越南马来亚南洋各地;在马来亚槟城结识了华侨富商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因富贍文采,成為孫文秘書,亦是其文告捉刀人與革命事業得力助手。

歸國行刺[编辑]

1910年,为了回击梁启超保皇改良派讥讽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等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行前《致南洋同志书》中说:「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3月31日,在北京后海北岸的一座桥(银锭桥或者后来被拆的甘水桥,无定论)埋设炸弹欲謀刺清朝摄政王载沣时被人发现,事洩被捕,狱中赋诗,慷慨激昂,一时为人传诵。由于肅親王善耆在审理中,对汪精卫之人品才学产生敬重,外加清廷担心如杀汪,可能会导致革命党更加暴力,经过善耆对摄政王的斡旋下,改判終身監禁。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之后,清廷大赦政治犯,汪、黄被释放。

中華民國成立初期[编辑]

汪兆銘獲釋後,面见袁世凱,促其推动清帝退位,并參加南北議和。 在清朝覆灭、袁世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汪兆銘曾發誓不當北洋政府的官員議員,1912年9月汪兆銘和陳璧君結婚,後赴法國留學。

二次革命[编辑]

1913年「二次革命」開始後,被孫文急召回國。返國討並參與護法。革命失敗後,亡命法國,入法國里昂大學攻讀社會學,其間拒絕了袁世凱對他回國任高級顧問的邀請。

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后,回國參加「護法運動」。 1921年,孫文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汪出任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1924年,汪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並任宣傳部部長。

1925年2月,孫文临终前预立三份遗嘱,分别是《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由孙文口授,汪兆铭笔录。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成立,汪兆銘在加拉罕鲍罗廷的支持下,被選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繼續執行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11月23日中國國民黨右派戴季陶林森等召開「西山會議」,反對汪兆銘左傾。

1926年1月4日至19日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会议决继续执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後,由於蔣介石成功迫使國際共產黨讓步替換了和汪精衛親密反對北伐的蘇聯駐廣州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Kissarka, ,1893年12月13日-1938年8月1日)、等人的職務,3月22日在汪公館開政治會議,汪精衛等面對的是蘇聯人已經決定讓步的現實。 決議“汪主席患病,應予暫時休假。”,汪兆銘以治療糖尿病,離開廣州,前往法國馬賽[1] 由蒋出任国民党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並接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位,開始國民革命軍北伐

因蔣逐漸與中國國民黨左派與中國共產黨分歧,力邀汪精衛歸國主持武漢國民政府,故1927年2月汪乘火車回國,途經蘇聯斯大林會面。3月10日,於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缺席,但仍獲选为国民政府主席。4月1日乘船抵达上海;4月5日和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4月6日返回武汉,就任武漢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反對蔣中正的清共建議,堅持容共。4月12日,南京的蔣中正與西山會議派反共國民黨元老,由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件」,下令清除共产党。汪兆銘發表講話,痛斥蔣中正的武力清黨行為,也认为两党之间在长时间中,目标一致,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蔣中正在南京成立一個新的國民政府,是為寧漢分裂

1927年6月5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派人送《五月緊急指示》給中共中央,要其「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由各界工農代表取而代之」,也給汪兆銘看過。本来想拉拢他,然則引起汪的严重不满,逐开始提防中共。7月13日,中共公開發表宣言退出國民黨。7月15日,汪兆銘召開緊急會議,通過《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的共產黨員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停止職務。8月1日共產黨發動南昌起义。8月8日,汪兆銘的武漢政府開始逮捕處死共產黨人,實行武力分共。8月14日蔣中正下野,武汉政府于8月19日宣布迁都南京,汪兆铭亦于9月初亲抵南京,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宣言》,宣告国民党“统一”完成。即所谓的“寧漢合流”。

1927年9月爆发宁汉战争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掌握宁方取胜,汪兆銘下野。10月,汪兆銘到廣東活动,反对蒋介石政府。11月,蔣中正回到上海,邀汪兆銘北上。11月17日,发生广州张黄事变。11月,汪兆銘在廣東成立政府。[2]:1412月,國民政府發出討伐廣東令。[2]:14

1927年12月初,在中国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请蒋复职,各方紛電促蒋再起。[2]:15汪受到新桂系攻击。12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葉挺葉劍英广州起义。12月16日,汪辭赴法國。

1929年到1930年间,蔣取得蔣桂戰爭中原大戰(亦稱蔣馮戰爭)胜利。

1929年9月17日,張發奎湖北宜昌解除南京國民政府的一個師武裝,並發表反蔣通電,要求汪兆銘回國主政。11月汪兆銘回國,聯合桂系共同抗蔣。

閻錫山與汪精衛在北京,1930年9月9日

1930年8月7日,中原大戰期間,汪精卫及其派系主导,在北京召開「中國國民黨黨部擴大會議」。

下野[编辑]

由於張學良東北軍挺蔣中正而造成反蔣陣營失敗,1931年1月1日,汪兆銘在天津宣佈下野。2月,蔣中正软禁胡漢民。5月,國民會議在南京集會,通過訓政時期約法。[2]:22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2]:225月27日,胡漢民派在粵成立“軍政府”。[2]:22又和汪精衛派、孫科派、西山會議派和兩廣軍人陳濟棠、李宗仁等在廣州成立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與南京國民政府對峙,形成寧粵分裂。粵、桂、胡、汪聯合反叛。[2]:229月初,廣州政府開始北伐,然而幾天後九一八事變爆發,粵、寧合流,合組以孫科為首的政府,蔣中正下野,汪兆銘在野。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之際,孫科辭職,汪兆銘出任行政院長。汪在抗戰初期抗日態度堅決,遷都洛陽,積極備戰。然而由於指揮不動蔣中正人馬,遂委請蔣中正出山指揮軍隊,自己主政。7月17日,日軍進攻熱河,汪對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再命張學良出兵抵抗。8月6日,汪公開致電張,宣稱「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願辭去行政院長職務來勸告張同時下野。[3]:356汪、張互訐,結果汪宣佈辭職,10月前往歐洲。[4]:113

1933年,由於民眾的呼聲,蔣中正請汪回國主持抗日戰爭。汪要求張學良先辭職,蔣中正說服張學良去歐洲考察,3月汪回國復職。此後汪兆銘主張對日和平交涉,得到蔣中正的支持。5月31日,何應欽與日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天津塘沽舉行會談,共同簽訂了《塘沽協定》,引發當世對汪兆銘與何應欽等認為這是個賣國協定的譴責。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表示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汪兆銘認為有談判的空間。但由於國民黨主戰派的反對,汪兆銘於8月8日表示辭職,後在蔣中正的強力挽留下復職。11月1日國民黨的四屆六中全會上,汪精衛遇刺,被軍人、鐵血鋤奸團團員孫鳳鳴擊中三槍,造成重傷,被救後前往歐洲療養。後來執行對日妥協政策的外交部常務次長唐有壬又遭暗殺。

蔣在西安事變之後加強抗日而減緩內戰,聲望大增,并受到苏共中共支持。1937年1月,汪兆銘回國,但並未擔任職務。

抗戰時期[编辑]

汪兆銘於南京國民政府前,匾額刻有「忠孝 仁愛 信義 和平」。
1941年汪兆銘接待一些德国纳粹党员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汪兆銘任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地位僅次於蔣中正。

此后的汪兆銘主張对日本親善,主張「和平運動」,主要的論點為:

(一)中國不可能打贏這場戰爭,在徹底失敗之前以談判實現和平將更為有利;
(二)他曾和蔣中正有過談判經驗,因此認為蔣是不可信任的人;
(三)他關心日占區人民的利益,認為日占區需要照料;
(四)根據汪兆銘的助手周佛海说,如果蔣贏得了這場戰爭,那麼汪和日本的協定自然被取消,如果蔣不能獲勝,那麼協定還可以限制日本的行為[5]

1938年8、9月間,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與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代表松本重治香港談判,日方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支持汪兆銘的和平運動。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宣佈了一項包含了六原則的所谓的“亞洲新秩序”聲明:

(1)東亞的永久和平;
(2)善鄰友好和國際正義;
(3)聯合防共;
(4)經濟合作;
(5)創建新文化;
(6)世界和平。

12月19日,汪兆銘向國民政府申請護照,借道雲南前往越南。汪主張與日軍媾和,自重庆叛逃至越南河內[6]蔣發電報給香港《大公報張季鸞,希望輿論對汪寬留餘地。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表示以下幾個條件的基礎上和一個新的中國政權調整中日關係:

(1)親善友好:日本對中國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
(2)按照軸心國之間,反共產國際協定之同樣的精神,共同防共;
(3)經濟合作,日本一方絕無壟斷中國經濟的意圖。

12月29日汪兆銘發出《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和電報(29日電報代碼為「艷」字),是為「艷電」,電文稱: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尊重中國之主權」,能使中國「完成其獨立」,以「互相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三原則,「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這樣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然而由於近衛內閣數天後(1939年1月4日)突然辭職,以及雲南軍閥龍雲并未支持汪兆銘,和平運動失败。

參加大東亞會議時的汪精衛(左三)

心宇將滅萬事休,天涯無處不怨尤。
縱有先輩嘗炎涼,諒無後人續春秋。

——《自嘲》,汪兆銘
1944年于病榻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开除汪兆銘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3月,汪兆銘和他身邊的重要幹部,在河內多次遭到刺殺,日本派人將汪營救,5月8日汪抵上海。

1940年3月30日在金陵組建日本[7]扶持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汪兆銘政權,取消華北王克敏長江下游的梁鴻志政權。3月26日,汪出任代理伪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伪中央政治委員會最高國防會議主席。蔣介石嚴正駁斥,明令通緝。

1943年汪兆銘曾經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名義,參與由日本主導的大東亞會議。年底,汪兆銘的健康惡化,1944年3月赴日治療。11月10日病逝於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今名古屋大学)醫院。11月23日遵其遺願,歸葬國民黨總理孫文之側,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身後[编辑]

死因[编辑]

汪兆銘雖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說法:一說10年前汪兆銘被铁血锄奸团成員刺杀受伤,子弹深陷體內,無法取出,毒逐漸扩散,終至藥石罔效;不過張學良之調查則指出,當時所使用之子彈為鋼彈而非鉛彈。日本作家上阪冬子訪問汪氏子女後写的書支持病死之說。一說是其妻陈璧君誤信中醫才造成汪兆銘病死。另一說則是汪兆銘遭日本軍下毒謀殺,但被汪兆銘長女汪文惺、女婿何文傑斷然否認[8];何文傑表示汪精衛患的是“多發性脊骨瘤腫”[9]

墓地[编辑]

日本投降後,1946年1月21日國民革命軍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奉命將汪墳炸毀;打开棺木時,见汪兆銘的尸体上覆盖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头戴礼帽。由于使用过防腐剂,尸体尚未腐烂。汪尸被送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1994年,原汪墓所在的梅花山顶放置一座汪兆銘跪像[10],因被游客吐痰便溺污秽不堪,于1997年被移走。另外2004年11月8日上午在紹興市市區挖出一個汪兆銘跪像[11],上刻有「汪逆精衛」四字。

身後評價[编辑]

汪兆銘一生前段部分,年少時滿腔熱血,以排滿主義為己志[12]。在革命屢敗、同志人心動搖之際,一直擔任參謀工作的汪兆銘卻自告奮勇投入第一線,自杀式的行刺攝政王載灃,失敗後一度問死。身為革命元勋卻又在革命成功後,主动远離權力核心携陈璧君赴法读书。后因革命需要数度回国主持大局,最终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官方定位为漢奸。

孫文逝世後,西山会议派试图在国民党内除去共产党的势力,后来蔣中正動用武力清黨,欲徹底剷除中共黨人,汪兆銘卻堅持孫中山聯俄容共和平路線,造成寧漢分裂。《五月指示》后,共产党宣布退出国民政府;两天后,主张以和平方式遣散共产党人;又一天后,将国民党内共产党党员停职,矛盾升温。八月南昌起义后,汪兆銘完全转变态度,决定清共。

中日戰爭期間,汪兆銘接受日本扶植成立“汪兆銘政權”。中國勝利後,國民政府與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不遺餘力地在政治、教育各方面加以批判,被中国人普遍視為漢奸。時至今日,汪兆銘就等於漢奸的印象尚深植人心。另一方面,在汪兆銘投奔日本的事實背後,其動機與實際努力是否和賣國求榮的漢奸一致,仍待後世檢討。

正面评价[编辑]

汪兆銘在辛亥革命之初,作为革命元勋,能够比较坚定奉行孙文意旨,坚持推翻满清政府。並且能以文學輔佐孫文,此為諸家所公認者。

汪兆銘為朱執信先生撰並書的墓表,位於廣州先烈東路

在文学方面,汪精卫頗能文墨,是南社成员,在晚清至民国的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有重要影响,作品在南京政权时代结集为《双照楼诗词稿》出版。其作品也会于中国大陆大学文学史教材中出现。[13]

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教授、中日戰爭史專家約翰·亨特博伊爾在《中日戰爭時期通敵內幕》一書中稱:汪政府和法國維希政府相似,“當他們認為軸心國會取得勝利時,他們設法為自己的國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較為有利的地位。當戰爭勝利誰屬已經沒有把握的時候,他采取哄騙、拖延的辦法來避開日本的勒索,並且多少為自己的管轄區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樣。”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走投無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對汪政權的勢力重視起來,“汪就越來越有可能為同胞爭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敵軍進攻。在享有中國物產和資源方面同日本人競爭。在汪看來,簽訂一些協定和條約,都是一種競爭的方法。一旦戰爭結束,假如同盟國獲勝,反正這些條約也不過是一堆廢紙而已。”“汪出走時留函給蔣說:從此以後他要挑起較重的擔子,讓蔣挑較輕的。究竟這封信有沒有感動過蔣則很難說,但是汪在此後六年的余生裏,的確是挑起了很重的擔子,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14]

抗日名將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說一句公道話,汪兆銘當了漢奸,卻沒有做積極破壞抗戰的勾當。他投敵後,向與其淵源最深的將領,也未嘗作片紙只字招降,如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和第五戰區內第十一集團軍司令黃琪翔。大義所在,汪氏也知道自我抑制。[15]

抗日名將張發奎曾經負責接收廣東地區,他說:我沒有聽到廣州民眾對汪偽政府的抱怨或抨擊,也沒有廣州民眾對偽政府懷抱惡感的印象。……無論廣州抑或上海,這些偽府政要都是汪精衛的追隨者,他們鼓吹所謂的“和平”,其叛國理由就是“中國打不過日本”,汪精衛組織偽府就是基於這一理念。事實上,日本人並不是平等對待他們,他們充當了傀儡。然而他們宣稱,即使他們僅僅是傀儡,也要為老百姓爭回一點權益。我沒有見到偽府在廣東壓迫民眾的任何證據。[16]

负面评价[编辑]

汪兆銘被大部分中国人视为叛国者[17]以及抗日战争中“最大的汉奸”[18]。对于从一位“反清志士”,“革命精神领袖”,再到“叛国者”的形象转变,中国史学家季羡林先生曾评价汪称其“晚节不保”[19]

汪兆銘政權承认了满洲国,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助日军接收各國在中國的租界,扩大日本的间接统治范围。1943年7月收回上海法國租界,8月收回上海英租界,10月宣布廢除已经无足轻重的《中日基本條約》等。同时,日本也将其在中国各通商口岸的租界“归还”给完全处在自己控制下的汪伪政权,以期迷惑民众和舆论。

汪兆銘政權积极配合日本在华侵略活动。对此著名作家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斥其为“汪逆”,并在第56章时,评论道:“他的投降,即使无碍于抗战,也足以教全世界怀疑中国人,轻看中国人。……(他)比敌人还更可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曾于1946年炸毁位于南京梅花山的汪墓,取出汪精卫遗体重新火化并使用鼓风机吹散其骨灰,战后政府及民众对其憎恶可见一斑[20]

汪兆銘多次遊說日本政府,但是汪兆銘政權沒有得到多大自主權,也毫無權力影響日軍在華軍事行動,如此一來汪兆銘提倡的政治結構毫無號召力。即便在汪政府主持下的東南半壁,亦有日軍於1942年之浙贛戰役中發動細菌戰,散播霍亂、傷寒、腺鼠疫及痢疾病原體,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其和平建國運動終未實現。

妻子辯護[编辑]

汪兆銘為烈士王昌題之墓碑,位於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

在汪兆銘死後,其妻陳璧君在法庭上為汪的責任與行為辯護:

「日寇侵略,中央政府領導無力護民,國土淪喪,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於鐵蹄下,這是蔣中正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有那一吋國土是汪先生賣去日寇的?

反而重慶統治下的地區,汪先生從未向一將一兵招降。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佔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險,忍辱負重,在敵前為國民生存謀福祉,每天生活在敵人槍口下,這有什麼國可賣?

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與日本人往還。收回淪陷區,如今完璧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21]

汪精衛與蔣介石[编辑]

部份史料與說法指出,汪精衛出走河內,與日本人和談,此事是由蔣介石策劃(戴笠與汪精衛政權之間的緊密連繫,也被當成這個說法的重要旁證之一[22])。這個說法,主要來自汪精衛的幕僚胡蘭成,以及馮玉祥

家庭[编辑]

汪兆銘与陈璧君夫妇育有6名子女,除一名夭折外,其他5名为:[23]

註腳[编辑]

  1. ^ 蔣永敬:《國民党滄桑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
  3. ^ 羅敏:〈蔣介石的政治空間戰略觀念研究——以其「安內」政策為中心的探討〉,刊呂芳上主編:《蔣介石的日常生活》,香港:天地圖書,2014年1月
  4. ^ 王克文:〈是歷史還是神話?〉,《明報月刊》,香港明報報業有限公司,1998年4月號
  5. ^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593頁
  6. ^ 陳布雷等,《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38頁
  7. ^ 当时板垣征四郎任在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日本国内米内光政为内阁首相
  8. ^ 高伐林p82
  9. ^ 高伐林p85
  10. ^ 南京梅花山发现汪兆銘跪像 曾面朝孙中山灵堂网易,2005-03-17
  11. ^ 150公斤TNT炸墓劈棺:大汉奸汪精卫的末日结局
  12. ^ 汪精卫投日算不算“曲线救国”
  13. ^ 陈洪、张峰屹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九编第一章,ISBN:9787301194010
  14. ^ John Hunter Boyle .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 :商务印书馆 , 1978
  15. ^ 李宗仁评汪精卫:虽当汉奸却没做积破坏抗战的勾当 凤凰网历史
  16. ^ 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318页
  17. ^ 汪精卫——从志士到叛国者
  18. ^ 20世纪的汉奸们:汪精卫前后有多少卖国贼
  19. ^ 季羡林:汪精卫晚节不保 尚未盖棺 即可论定
  20. ^ 150公斤TNT炸墓劈棺:大汉奸汪精卫的末日结局
  21. ^ 《本期社會要聞之二“盪氣迴腸”的新式婚戀——陳璧君初識汪精衛》載於張研:《1908帝國往事》,重慶出版集團出版
  22. ^ 兩岸史話-汪精衛是漢奸還是英雄. 旺報. 2013年4月21日 [2013年5月16日] (中文(台灣)‎). 
  23. ^ 国家文化资料库
  24. ^ 24.0 24.1 24.2 24.3 24.4 汪精卫女儿女婿细述往事:一生与刺杀结缘,中山网,2009-12月-08

参考文献[编辑]

  • 《真实的汪精卫》,林思云
  • 《汪精卫集团投敌-汪伪政权资料选编》,黄美真 张云
  • 《歷史塵埃——袁世凱、汪精衛、林彪後人訪談錄》,高伐林著,明鏡出版社ISBN 9781932138382

延伸閱讀[编辑]

外部連結[编辑]


官衔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首任
前任:
胡漢民
(陸海軍大元帥(代理))
國民政府主席
第一任
1925年7月1日-1926年3月23日
繼任:
譚延闓
前任:
孫科
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
第四任
1932年1月29日 - 1935年12月15日
繼任:
蔣中正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汪兆銘政權創立者 「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
第一任
1940年3月20日 - 1944年11月10日
繼任:
陳公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