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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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上海公共租界外滩,其繁荣的程度远高于当时中国的一般城市

租界,是指兩個國家议订租地或租界章程后,在其中一國的領土上為擁有行政自治權和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的另一國設立的合法的外國人居住地。在中国是指近代历史上列強中國政府議定條約或租界章程取得的租借地简称,多位于港口城市

简述[编辑]

“租界”这一名词在中文中出现的时间为1860年代。一般认为,租界要具备中外文件条约作为依据,有明确的地域四至,区域内的外国居留民行使独立完善的行政司法体系。中国的租界制度以最早建立的上海租界为蓝本,并影响到其他租界。租界最主要的特点是内部自治管理,并不由租借国派遣总督,而是成立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担任市政税务警务工务交通卫生公用事业教育宣传等职能,兼有西方城市议会市政厅的双重职能。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费成康的研究则指出,租界是指兩個國家议订租地或租界章程后,在其中一國的領土上為擁有当地行政管理权的合法的外國人居留、贸易区域。一般由开辟国领事或由侨民组织的工部局之类的市政机构来行使这些权力,形成不受侨居国政府行政管理的国中之国。

租界分爲兩种,一種租界是只有一個使用國的單一租界,一般的稱呼方式是“某某國租界”,這樣的租界是分佈範圍較廣的一種形式。但也有數個國家共同享有一個租界的行政權,如香港九龍城广州沙面厦门鼓浪屿等地,這樣的地區則被稱爲“公共租界”。由於公共租界内的行政權分屬租借各國,治权划分可能存在分歧,利于他人在租界之中進行不正當甚至是違法活動。

成因[编辑]

1845年11月29日,中國上海出現了第一塊租界。[1][2][3]由於與被割讓的领土不同,租界在名義上其領土仍屬出租國,並且自身不具備治外法權的屬性。

普遍上认定历史上租界使用國均是借由本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取得公民領事裁判權,許多人會认为中國是被殖民的一方,不过事实上许多租界其实是中国当局主动出让的。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内文列明英国人有权居住在上海,并无允许在上海划予英国任何租界。后期其实是上海道台宫慕久害怕中国人和英国人杂处、滋事而影响个人仕途,于是自愿划出上海县黄浦江的河滩上一块不毛之地予英国作为租界。宫慕久和英国人签订的开辟上海租界的条约,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签署于1845年,当时英国军队已撤离大清国土地很久,英方与宫慕久谈判并签约的是领事巴富尔,过程中英国军方没有参与谈判[4]

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文如下:“……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

旧中国二十七个外国租界中还有厦门鼓浪屿租界,天津美租界(后并入英租界)、比利时租界、意大利租界、广州沙面租界等都存在中国当局主动出让外国作为租界使用的情况。就如1843年在广州,英国本想租用地块是十三行对岸河南的数十亩田地,清廷当局并无异议,然而地方乡绅“会齐四十八乡,集约二千余人”大肆反对征地,英方并无付诸暴力,同意放弃选择,所以后来直到1859年7月才正式与法国共同由清廷政府处租获沙面

中华民国二次革命时期,袁世凯北洋政府为解决革命党人在法租界进行对抗政府的活动,于1914年4月7日与法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一份条约如下:1、法国承诺中华民国:法租界不得窝藏革命党,一有查出,立即逮捕法办、或驱逐出境;2、中华民国政府同意:法租界面积扩展至15150亩。

可见由于内部政治等因素,中方政府不止一次自愿甚至是主动划割租界予外国,并非单纯所谓外强威逼而已。而深层次上,有认为租界是外资严重不信任资金投放地司法状况而产生的。

管治[编辑]

20世纪30年代上海法租界的巡捕,其成员多来自安南,也包括不少中国人

制度架构[编辑]

租界的行政自治權限制了租让國在其区域内行使行政權,部分租界甚至還有立法權限(《中國人權發展紀錄》,第一章第5節)。租界的领土主权所有国將租界視爲外國管辖下的領土,不敢輕易干涉租界内部事務,更別提軍隊警察開駐,因此難以對租界内的行爲進行司法活動,要從租界引渡犯罪的非租界使用國公民一般就會很困難。這個特點也往往令租界成爲一些異議份子或戰爭時期平民的避難場所。

不过翻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又有规定“英国人犯罪,依英国法律管;中国人犯罪,依中国法律管。”在1850年代,上海租界里的英美巡捕,每次抓到中国人犯,都是会移交给上海县的清朝衙门办理,每日大约有20起刑事案件,但是上海县衙门借口不识英文案卷,往往草率放人。重获自由者往往会再潜入租界继续犯罪,为此西人很不满上海衙门的审理手法。

與近代各國在北京设立的东交民巷使館界不同的地方在於,租界是許可外國人(不僅是外交人員)進行任意不違反國籍所屬國法律的活動。換言之就是租界内的活動可能有違反租借地所在國法律的行爲。同等性質的還有“居留地”。

管治机构与相关队伍[编辑]

在1876年以前与中国有关的所有租界條約中,外國人居留地都只有土地的租賃使用權,而沒有佔有權。太平天國時期,其將領李秀成曾率兵攻至上海近郊,由於太平天國早先的政治領袖楊秀清曾公開要求外國不要插手干涉太平天國的活動,被外國人解讀為不支持本國勢力在中國的存在,因而他們在租界組織了“洋槍隊”,協同巡捕維護租界安全。原來租界沒有中國人居住,由於富商逃難而入,導致租界當局藉口人滿為患,擴大地界;藉口维护華洋雜居現象后的治安,設立員警和法庭;這些原本只屬於國家機關的行政機構不斷發展,並最終形成“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的中文譯名)。

後來,工部局成為一個擁有軍隊警員監獄法庭的租界行政機構,又有徵稅審判管理市政設施教育衛生等各項權力,成爲租界事實上的政府。這套制度在上海完善后,被推廣到其他口岸。1876年中英《煙臺條約》使之合法化。

中國公共租界出現了近代歷史上具有警察意義的公務員——“巡捕”。巡捕的組成不僅包括租界使用國公民,印度人越南人中國人也有擔任巡捕的紀錄。巡捕以租界使用國的法律為基準,加上部分中國籍巡捕存在有針對本國公民濫用職權等違法行爲,故而經常被當地人稱爲“漢奸”、“走狗”等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稱呼。

影响[编辑]

租界一般分佈在沿海、沿河等通商口岸或便於貿易活動的城市中,換言之就是外國資本主義能夠進行經濟活動的地點。由於租界的特點,外國人多願意在租界投資辦廠或從事貿易活動,此外也建立教堂進行傳教、開辦具有本國特點的學校醫院墳墓等附屬設施。因而租界的經濟文化繁榮程度往往遠高於其周圍的地區,依照城市發展的方式,自然而然的成爲該城市的商業中心,並以租界為中心向外慢慢擴張,為城市留下有別于傳統文化的,濃厚的外國特色。並成爲拉動城市部分相關行業發展的契機。對於相當多曾經是通商口岸的城市而言,其城市的幾何中心一般都有租界的影子,可見租界對部分城市區位因素的影響[5]

租界的法治清明亦直接促进大清施行司法改革。当年西人向清政府明着说:“只要大清国改善司法公正问题,我们可以归还租界”。这件事直接刺激满清政府启动晚清司法改革,废除了凌迟枭首等一系列野蛮酷刑,并初步建立大清国律师制度和人权保护的框架。

歷史[编辑]

現在租界由於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及作用,被大部分歷史學家認爲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特有的。歷史上19世紀中葉以前的日本印度伊朗均有租界的存在。中國上海第一塊租界也於1845年11月29日由宫慕久以道台名义和告示形式公布《上海租地章程》後出現。[2][3]

在中国设立的租界[编辑]

历史上中国租界内的商务活动为拉动通商口岸城市经济发展,刺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传播近代民主、科学文化,提供宗教信仰和政治宣传起到了很大作用,部分租界内共公设施完善,治安相对平稳,为部分政治流亡者提供庇护,如鲁迅就曾在租界生活过,并影响了他的政治观念。其《且介亭杂文》的“且介”二字就来自于“租界”两字。租界繁荣的经济发展,吸引了相当数量的中国上游阶层,在那里定居,消费。上海正因其繁荣的租界,被时人称为“十里洋场”,并很快成为中国各地租界的代名词。

1845年11月15日,上海道台宮慕久與英國領事巴富爾,簽定《上海租地章程》,成為中國第一個合法租界。這份章程是上海道台主動向英國領事提議,將黃埔江河灘上無人居住的土地,租借給英國,讓英國僑民居住。

租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是发展迟滞的中国城市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租界由于其不受清廷法律管制,烟馆、妓院等大量不符合中国朝廷传统管制思维的事物于租界中随处可见。尤其是鸦片馆,有说在当时很多中国人看来,租界许可这种摧毁中国人意识的毒瘤可以公开在租界中出现,是外国人对中国的蔑视和敌对的最好写照。因而在租界烟馆门外,时有暴发冲突。

在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允许中国人前往国外做工后,出现大量外国人通过非法手段透过租界将中国人带往国外做苦工的事件。在西方,奴隶贸易早已被法律所禁止,而实际上中国劳工是被这些外国人所买卖,用于开发海外殖民地。

对于劳工出国协定,一般的华工根本不知其含义。在寻找出国华工的时候,广东、福建甚至发生了外国人利用武力强制中国人签约出国,导致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华工出国一事噤若寒蝉。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伯驾就曾指出:“(中国的)苦力贸易原来同奴隶贸易是一模一样的。”随着华工出国现象产生了对这些工人的蔑称“猪仔”。

各国在华租界数目[编辑]

据统计[6]中国自1845年英国从《上海租界章程规定》中取得第一块租界,至1902年奥匈帝国设立天津租界。前后共有27块租界,其中有25块租借国单一的专管租界,4块公共租界(有争议,见[7][8][9])。

各国租界的分布:(1911年)

另有3处未建:

上海租界[编辑]

上海法租界纹章

天津租界[编辑]

1931年中国收回天津比租界
现今的天津租界已经成为旅游景点,图中为天津意式风情区
天津租界地图:
海河东岸:
  天津俄租界(分为两部分)

海河西岸:

天津于1860年首先设立英租界,最高峰时有9个国家设立租界。天津也是中国最早收回租界的城市之一(另一个是汉口)。1917年3月14日,中国政府对德奥宣战的当天,中国军警进驻天津德租界奥租界。德租界被改为天津第一特别行政区,奥租界被改为天津第二特别行政区。

1860年9月11日中英双方交换了中英《天津条约》批准书,同时签订《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其中规定“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章程,比例划一无别。”

1860年随同英国天津强划租界,美国也在英租界南面相邻设立一个租界,在1902年合并入英租界。

1861年6月2日,清政府与法国政府签定《天津紫竹林法国租界地条款》,划定法国租界。

1895年,德国驻华公使绅柯向清廷总理衙门提出照会,借口德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迫日还辽(东半岛)”有“功”,向清政府索取租界,要求享受与英、法等国同等特殊待遇。清政府饬令天津海关道同驻津德国领事商谈划定租界事宜。同年九月十三日(10月30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天津道李岷(一作琨)琛与德国领事司艮德签订《天津条约港租界协定》,允许德国在天津永久设立租界。[10]

1896年7月21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1898年8月29日,根据《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天津日本租界协议书及附属议定书》,划定日本租界,南临法租界,西北与老天津城相望。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后,俄国先强占,然后再和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一月九日签订了《天津租界条款》,正式划定俄租界。

1902年6月7日,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与新任意大利驻华公使嗄里纳签订了《天津意国租界章程合同》。划定意国租界的范围。位置介于天津奥租界天津俄租界之间,南临海河,北到津山铁路,距离天津站不远。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时,德国军队占领了天津城东海河东浮桥对岸的一片市区,当这支部队调防北京时,改由奥国军队驻守。当俄国、意大利、比利时陆续在天津开辟租界后,奥匈帝国也要求援例设立专管租界。1902年12月27日(清光绪廿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奥匈帝国驻天津署理领事贝瑙尔与天津海关道唐绍仪订立了《天津奥国租界章程合同》,天津奥租界正式开辟。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北京时,比利时并没有派兵参战,但是在11月17日,比利时驻天津领事梅禄德向天津领事团宣布,他奉比利时驻华公使之命,占领海河东岸俄国占领区以下长1公里的地段。1902年2月6日,政府天津道台张莲芬与比利时驻天津代理领事嘎德斯签定《天津比国租界合同》。位置在俄租界以南,海河与大直沽村之间,直到小孙庄,面积740亩[11]。同时,还规定,如果日后比租界商务兴旺,可以开辟由比租界到京山铁路的通道,作为比租界的预备租界,这片土地不得卖与别国。

汉口租界[编辑]

中国国民政府在北伐时期收回汉口英租界

汉口租界的数目仅次于天津。其中在甲午战争以前只有一个汉口英租界;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数年间增加了4个(法、日、俄、德),形成5国租界沿江岸排列的局面(1898年-1917年);1917年汉口德租界被北洋民国政府收回,1924年汉口俄租界被北洋民国政府收回,1926年汉口英租界被北伐军国民革命政府收回。1927年以后,减少到2个:汉口法租界汉口日租界

苏州租界[编辑]

苏州日租界是苏州唯一的租界。于1897年开辟,约484亩。位于城南盘门京杭大运河边的青旸地。相比日本其他在华租界,苏州日租界显得开发无力。各国洋行,甚至日本商业,几乎无一设在本租界内,而是设在阊门一带。1907年沪宁铁路从苏州城北经过,使得苏州日租界的前景更加暗淡。1926年,苏州日租界建成瑞丰丝厂。1943年,日方将租界交还给汪精卫政府

杭州租界[编辑]

杭州日租界是杭州唯一的租界,是日本在华的第二大租界。1895年11月,日方欲在涌金门旁的西湖边开辟租界,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只愿将杭州城北15里处拱宸桥以北、京杭大运河东岸划为类似宁波江北岸性质的外国人公共居留地,中国保留行政管理权。1897年5月13日,杭嘉湖道道台王祖光与日本驻杭州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在杭州重新签订了开辟杭州日租界的章程《杭州日本租界续议章程》,规定日本人居留区改为日本专管租界。杭州日租界因为远离杭州城,始终未能繁荣,绝大部分地段一直是农田和坟墓。1943年,日方将租界交还给汪精卫政府

厦门租界[编辑]

根据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厦门成为最先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厦门鼓浪屿岛被英军占领岛到1845年。撤军之后,英国于1852年在厦门岛沿内港海岸获得了一块滩地兴建英国租界,面积约24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厦门受到日益上升的日本势力的威胁,为了寻求所谓的“国际保护”,清廷于1902年主动将鼓浪屿出让为公共租界。国民政府先后于1930年和1945年收回了厦门英租界鼓浪屿公共租界

广州租界[编辑]

九江租界[编辑]

九江英租界是九江唯一的租界。1861年初,英国参赞巴夏礼乘坐军舰前往根据条约新开辟的长江口岸勘察形势,选定将要开辟的租界界址。3月22日,巴夏礼从汉口返回九江。他一度计划改到控扼鄱阳湖口的湖口开辟商埠,但是经过江西省官员的一再劝说,最终确定在九江开辟商埠。租界的位置位于九江府城以西,长江与甘棠湖之间的狭窄地段,面积150亩。在九江英租界存在期间,曾经发生过数起中外冲突事件。1927年1月6日,九江英租界被大批中国民众冲击。3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收回九江英租界。

镇江租界[编辑]

芜湖租界[编辑]

烟台租界[编辑]

其他形式[编辑]

除租界外,外国在中国的领土占领还有以下几种形式:

  • 租借地:由租借国通过条约获取。与租界所实行的工部局自治的管理形式不同,租借期内租借国在租借地内拥有并行使排它的主权。在中国,租界的法律地位最初是南京条约附件规定的:中国政府许可了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以及永久居住的权利。由于列国条约中一体均沾条款的存在,各国很快都享有了在通商口岸活动的权利,并将这种权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合法谈判和武力胁迫的手段,将权利不断扩大,但唯一不变的就是租界只存在于通商口岸。租借地的租借时间往往长于一般租界,并且这些地区不但允许外国军队驻扎,还由外国人完全掌握当地的行政权(例如德国驻青岛的胶澳总督、日本关东州长官、英国威海卫租借地总督等),中国官员不能决定这些地区的行政事务。这是租界与租借地的最大区别。
  • 铁路附属地俄国日本在其管理的中东铁路南满铁路两侧取得的附属用地,拥有行政、驻军、警察等多种权力,中国在此区域内的主权受到限制。铁路附属地的性质类似租界,但范围远比租界为大。參考北滿特別區滿鐵附屬地
  • 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由英国等11国共同管理的地区,行政司法等职能由各国使馆行使,这一点既有别于租借地的总督统治,又有别于租界的工部局管理。

收回租界[编辑]

租界是中国近代史中影响中国政局的因素之一。比如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和清政府的谈判就是选择在上海的英国租界展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后转移到嘉兴)。包括五卅运动在内的大量示威游行路线也多经过租界,以示对外国势力的不满。租界在中国被政府视作主权丧失的象征,中国历届政府都在为收回租界而与租借国展开收回租界的谈判。1927年开始,各地的租界被中国政府陆续收回。

以下是部分租界收回的时间表:

在日本设立的租界[编辑]

1858年日本江戸幕府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俄国签订《安政五国条约》,被迫允许开放长崎横滨神户、新潟、函馆五处港口。1859年至1869年之间,这五处港口和东京大阪陆续开埠,设立外国租界(日语中称为外国人居留地),到1899年,西方国家将这些在日本城市的租界交还日本。

横滨居留地[编辑]

1859年7月4日,横滨正式開港。先开辟山下居留地作为外商贸易区域。最初建造的是日本式建筑,1866年发生大火“豚屋火事”之后才改建西式建筑。同年开设日本的第一个赛马场——根岸赛马场。随着外国人的增加,1867年增设了北侧的山手居留地作为外国人住宅区。也被称为关内居留地。

1862年9月,四个英国人在生麦村(现横滨市鹤见区)的东海道上骑马时,因不肯向萨摩藩大名的仪仗队下跪而被杀,引发生麦事件。在江户时代,排外的浪人经常在附近出没,杀害外国人。此后到1875年,英国和法国驻扎军队保护侨民。

1872年,英国人修建了从新橋到横滨的日本第一条铁路。当時的横滨车站设在居留地外的樱木町,而新桥站(今汐留)设在筑地居留地的外缘。因此,日本第一条铁路便是连接筑地和横滨两个居留地的。今天,游客在山手仍可见到几座西洋建筑。

筑地居留地[编辑]

东京的筑地铁炮洲外国人居留地开辟于1869年,即今日的中央区明石町一带。不过,与横滨的外国租界不同,此处并非贸易区域,而主要是基督教传教士的教堂和教会学校。这里是立教大学,明治学院大学的诞生地。这里也有许多外国大使馆,1875年美国使馆成立于此,1890年迁往赤坂。筑地居留地在1899年废止治外法权时一并撤废。

川口居留地[编辑]

1868年,大阪与神戶、东京同时期开港,设立了川口外国人居留地。基督教各派的传教士在此定居。附近是明治和大正时代大阪府和大阪市的行政中心。

神户居留地[编辑]

由于近畿地区攘夷气氛强烈,神户开港延迟了10年(1868年1月1日)。原神户居留地在1945年大空袭中遭受重创。

长崎居留地[编辑]

长崎出岛是日本锁国时代(江户时代)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贸易对象局限于中国荷兰两国。1854年外轮可以停靠补给。1859年正式开放。

函馆[编辑]

1859年正式开港,划定元町一带为居留地。但函館的居留地有名无实,外国人杂居市内。

在朝鲜设立的租界[编辑]

各國租界[编辑]

日本在朝鲜的租界[编辑]

清朝在朝鲜的租界[编辑]

1882年,政府与朝鮮王朝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和《仁川华商租界章程》、《釜山华商租界章程》、《元山华商租界章程》,在朝鲜的仁川釜山元山设立了租界,用于通商贸易及驻军,并在租界行使行政权和警察权。甲午战争后,朝鲜将清租界收回。今仁川唐人街即为当年仁川清租界的遗迹。

参考文献[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