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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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汪精衛政府
大日本帝国扶植的傀儡政權
未被国际普遍承认的政權

 

1940年-1945年
 



頂部:國旗 (1940-1943)
底部:國旗 (1943-1945)
国徽
格言
“和平反共建國”
國歌
中華民國國歌
汪精衛政權位置图
  汪精卫政权
首都 南京
常用語言 汉语
政体 傀儡政權
未被国际普遍承认的历史政權
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
- 1940–1944 汪兆銘
- 1944–1945 陳公博
歷史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
 - 建立 1940年3月30日
 - 終結 1945年8月16日
貨幣 中储券(直辖地区)
联银券(华北政务委员会)
蒙疆券(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今屬於  中华人民共和国

汪精衛政權汪兆銘政權,是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帝国中国扶植的一个傀儡政权。1940年在大日本帝國陸軍中国派遣軍扶持下,汪精衛(汪兆銘)等投靠日本中國國民黨黨員於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汪精衛擔任“國民政府代主席”及“行政院院長”,周佛海李士群為主要成員。

抗日战争期间,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与以蒋中正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自称是“合法”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并沿用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青天白日国徽和《中华民国国歌》作为国旗、国徽和国歌,1943年2月5日之前在原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基础上附加有“和平反共建国”六字的黄底黑字三角旗,1943年2月5日开始则完全采用未经修改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旗帜。除了以納粹德國日本帝國为首的《反共产国际协定》缔约国外,汪精卫政权未受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承认。1945年,日本投降后,汪精卫政府瓦解。

名称[编辑]

汪精衛政權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名,故又被稱為汪精衛國民政府汪國民政府重慶國民政府不承認汪精衛的國民政府及行政院院長職務,故稱之為「汪偽政府」或者南京「偽國民政府」,日本則稱之爲「南京國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亦將該政權稱作「汪偽政權」。

历史[编辑]

南京政府控制区内“拥护汪精卫先生”的宣传标语
1938年在金陵大学内设立临时大学,在金陵中学内设立临时中学,图为1938年金陵中学内临时中学筹备委员会学生登记处招牌。

日本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先後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蒙古軍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等政權。而南京政权的領導人汪精卫原是中国国民党成立初期的主要人物,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1940年3月,汪精卫離開重庆政府并与日本方面寻求合作,在南京建立汪精卫政权,或稱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接管了原“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辖地,但是“临时政府”改组后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1940年3月30日,南京舉行所谓「國民政府」還都儀式,發表《和平建國十大政綱》。日本政府對汪政權發表宣言:「決定給予全力協助和支援。」[1]:532

直到汪精衛投靠日方後,於南京成立國民政府,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改制的「華北政務委員會」,撤銷中华民国維新政府,以及由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合併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而成立的蒙疆聯合委員會[註 1]進行統合。成立之初,汪政權仍奉重慶林森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本人作「代主席」,兼領行政院長及中國國民黨總裁,同時有五院院長設置及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恢復戰前一切體制。

除日本和满洲国最早承认汪的政權合法性外,承认汪政权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及政府还有納粹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丹麦西班牙克羅埃西亞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維希法國政府等轴心国及其被保护国。

汪精衛政权收回了部分日租界。如:1943年3月與日本簽約收回蘇州杭州天津等八市(福州、沙市等地的日租界其实并未真正设立)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租界,8月收回上海公共租界。10月,宣布廢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條約》。汪精卫在日本的支持下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1943年1月9日对盟军宣战。

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於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去世,11月12日,南京「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陳公博為行政院院長、代理國民政府主席,兼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并於11月20日正式就職。陳公博就職時稱將堅持奉行汪精衛手訂之政策,無論戰爭如何推移,時局如何迫切,都不会動搖。周佛海繼陳公博之後,於1945年1月就任上海市長[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16日下午4時,陳公博、周佛海在南京召開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宣布取消國民政府及其所有機構,成立南京「臨時政務委員會」和「治安委員會」,陳公博自任兩委員會委員長,周佛海任兩委員會副委員長;汪精衛政權存在五年零四個半月,終於最後滅亡[3]:893

疆域[编辑]

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

汪精衛政權雖在名義上統有華北政務委員會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然而事實上僅直接管轄江蘇淮海[註 2]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廣東中原[註 3]福建(部分日本占領地區)等省份南京上海漢口[註 4]廈門[註 5]特別市,再者,除了江蘇、淮海、安徽三省的形勢較為完整外,其他省區往往僅佔有少數;另曾設置浙東行政公署[註 6]、蘇北行政公署[註 7]及蘇淮特別行政區[註 8]等3個省級特别区。

華北政務委員會名義上管轄河北山東山西三省及北京(後改回北平)、天津青島等三個特別市;實際上尚管有河南省及江蘇長江以北地區[註 9];後另設立華北政務委員會第一直轄行政區[註 10]及冀東行政公署[註 11]等2個直轄省級特别区。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則管轄巴彥塔拉察哈爾錫林郭勒烏蘭察布伊克昭等五個与察南[註 12]、晉北[註 13]兩政厅,並先後設立厚和包頭張家口等3個特別市,合計10個省級單位。

1940年6月20日,汪兆銘政府中央政治委員會第11次會議決定對南京特別市政府實行改組,並定為首都。

政府[编辑]

1940年[4]
汪精衛於南京國民政府前,匾額刻有「忠孝 仁愛 信義 和平」。
陈公博于1944年接替死去的汪精卫成为南京政府主席
  • 军事委员会(1941年起)
    • 参谋本部(部长杨揆一
    • 軍事参議院(院长任援道
    • 军事训练部(部长萧叔萱
    • 政治训练部(部长陈公博
    • 調查統計部(部長李士群,政務次長楊杰,常務次長夏仲明;1941年8月16日增設[3]:8811943年9月9日,李士群被日軍毒斃,調查統計部撤銷,改設政治部,任命黃自強為部長[3]:892。)

军事[编辑]

汪精卫政权“成立3周年纪念大会”阅兵式

汪精衛在建立政權之前,曾仿照黃埔軍校先例,在上海江灣成立軍官訓練團,汪精衛自任團長,葉蓬為教育長,劉培緒為副教育長。由於日方反對,訓練團被帶至武漢綏靖處工作。

由於日本方面反對汪精衛建軍,因此只得接收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所遺留之武裝力量,將維新政府綏靖軍任援道所部七個師和一個獨立旅改編為南京和平建國軍,後又招收軍統游擊隊,編為兩個步兵旅。此外,由日本顧問影佐禎昭移交華北治安軍計七個旅和一個團。

南京和平建國軍直轄6個方面軍(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魯蘇戰區新編第一師師長,1943年1月18日,率所部約4萬人在山東沂水地區投汪,被編為山東方面軍總司令,7月29日改稱第三方面軍總司令,並任命山東省保安司令部參謀長寧春霖為副總司令,郭受天為參謀長[3]:891;第六方面军孙殿英:冀察戰區新編第五軍軍長,1943年4月被俘投汪[3]:891)及4個綏靖公署華北治安軍則最高曾轄有14個集團軍;蒙疆的蒙古軍最高曾轄有10個

1940年,汪軍總數8.8萬人,而到1945年春已擴大到40餘萬人[5]。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建国軍由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收编。[6]

外交[编辑]

1940年8月31日,日本帝国与汪精卫政府缔结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1940年12月10日,汪精卫派特使、外交部长徐良满洲国首都新京,向溥仪递交“国书”,开始所谓“国交”。1941年1月和8月,满洲国与汪精卫政府互派“大使”。1942年春,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发表演讲时说:“我们昔日为同胞,今日仍为同胞,他日更为同胞。”[7]

1941年7月1日,纳粹德国驻南京总领事吉普利希转呈建交电报。当日,欧洲轴心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也承认了汪精卫政权。而泰国、“自由印度”政府、缅甸巴莫政权、菲律宾劳雷尔政权等几个日本傀儡政府,也相继承认了汪精卫政权。[7]

影視作品[编辑]

注釋[编辑]

  1. ^ 後改名為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其後又於1941年8月4日改稱蒙古自治邦
  2. ^ 1944年2月1日由蘇淮改設
  3. ^ 1945年3月29日由豫陝鄂皖邊區改設
  4. ^ 1939年4月20日成立武漢特別市,後改名為漢口特別市;1943年10月19日降級改隸湖北省
  5. ^ 1939年7月1日成立,原直属台湾总督府,后改由日本兴亚院厦门联络部控制;1943年3月6日交還
  6. ^ 1942年5月28日設置
  7. ^ 1941年11月設置
  8. ^ 1942年1月24日設置,後改為淮海省
  9. ^ 1941年11月以前
  10. ^ 1943年11月23日設置
  11. ^ 1944年7月設置
  12. ^ 1943年1月1日改制為宣化省
  13. ^ 1943年1月1日改制為大同省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1. ^ 楊克林、曹紅. 《中國抗日戰爭圖誌》. 廣州: 廣東旅游出版社. 1995年1月. ISBN 7805215413. 
  2. ^ 蔡德金. 〈汪精衛國民政府始未末〉. 《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 
  3. ^ 3.0 3.1 3.2 3.3 3.4 3.5 章伯鋒、莊建平主編 (编). 《抗日戰爭》第六卷. 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7. 
  4. ^ 1940年《新支那现势图》
  5. ^ 左史. 〈汪偽軍事機構及偽軍概況〉. 《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二輯. 
  6. ^ 和平建国军.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2011-04-21 [2017-01-17]. 
  7. ^ 7.0 7.1 当年都有谁承认了伪汪精卫政府?. 每日头条. 2016-05-05 [2017-01-18]. 

来源[编辑]

书籍
  • David P. Barrett and Larry N.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John H. 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James C. Hsiung and Steven I. Levine, eds., 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 Ch'i Hsi-sheng,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 Frederick W. Mote, Japanese-Sponsored Governments in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Joseph Newman, GoodBye Japan (references about Chinese Reformed Regime), published in New York, March 1942.
  • Edward Behr, The Last Emperor, published by Recorded Picture Co(Productions) Ltd and Screenframe Ltd, 1987。
  •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Battle Hymn of China.
  • 蒋纬国, How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 Shek gained the Chinese-Japanese eight years war, 1937–1945.
  • Alphonse Max, "Southeast Asia Destiny and Realities",published b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5.
  • Jowett, Phillip S., Rays of The Rising Sun, Armed Forces of Japan's Asian Allies 1931-45, Volume I: China & Manchuria, 2004. Helion & Co. Ltd., 26 Willow Rd., Solihul, West Midlands, England.

參見[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