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仓库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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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31°14′32″N 121°27′58″E / 31.24222°N 121.46611°E / 31.24222; 121.46611

四行倉庫保衛戰
淞滬會戰的一部分
日期: 1937年10月26日 - 11月1日
地点:  中華民國上海市閘北
結果: 524團在國際介入下退入外國租界
參戰方
中華民國
link = 國民革命軍 國民革命軍
第88師,第524團
link =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陸軍
第三师团
指揮官和领导者
謝晉元 link = 大日本帝國 松井石根
兵力
414人 不詳
伤亡与损失
37人受傷, 10人陣亡 超過200人陣亡

四行仓库保卫战发生于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淞沪会战之结束。

參加這場保衛戰的国民革命军被稱为“八百壯士”,他們抵住日本軍多番进攻,掩护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師及其他国民革命军向西撤退[1]。保卫战成功振奋因淞沪会战受挫而下降的中国军民士气。四行仓库上海公共租界只相隔一条苏州河,因此整个战斗展现在西方世界面前,进一步吸引国际社会注意,但並沒有如蒋中正所希望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实质国际支援。

背景[编辑]

四行倉庫周圍的地圖:
  保衛四行倉庫的國民革命軍隊
  外國租界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大第二次中日战争,在中国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尽管后勤保障不利、士兵训练不足及缺乏空中、重炮支援等困难,国民革命军仍固守几近成废墟的上海。日军没有攻击上海外国租借地,表面上仍与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尽管事实上与其关系十分紧张。直到四年后,日本决定向同盟国宣战,日军才占领上海外国租借區。

10月26日,国民革命军在上海闸北区抵抗日渐艰难。中華民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命令该区所有军队撤出,以防卫上海西部郊区,同时命令第三戰區代理司令长官顾祝同让精銳的第八十八师单独留守。此举一是为了拖延日军进攻速度,二是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在抵抗日本侵略战争上的坚决态度,因九国公约签字国正好将于当年11月6日召开会议,希望以此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2]。謝晉元之子謝繼民說,最高當局決定死守閘北,除掩護大軍撤退外,更主要是想藉11月3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九國公約」會議之機,爭取英美法等列強譴責日本,伸張正義[3]。顾祝同出于个人感情,并不愿意第八十八师留守,因为他曾是第二师(第八十八师整编前的番号)指挥官。顾打电话向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传达命令,而孙强烈反对这一计划。之后孙又将自己的参谋长张柏亭派到离前线20公里的顾祝同司令部反复协商。

顾祝同、孙元良和张柏亭都不会违抗蒋中正命令,但孙经张向顾建议,既然是出于政治目的,那么留守闸北部队,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同时,守多数据点是守,守一二个据点也是守。顾祝同最后同意第七十二軍第八十八师留出一团兵力,留守地点则自行处置[4]。张柏亭回到第八十八师师部四行仓库后,孙元良决定,就以四行仓库作为固守据点,但觉得一团兵力仍然过多,在最后撤离之前,又决定只留一个加强营就够了。

于是以第七十二軍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第一营为基干,配属必要特种部队,组成一个加强营由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组成,共414人。由中校团附谢晋元[5]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另一说时任一连连长[6]),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524团时任团长是韩宪元,广东文昌人,黄埔三步兵科毕业,四行仓库保卫战时,韩宪元带着除1营外的该团大部分部队在苏州河南岸。10月26日晚10点,驻扎与上海北站的第五二四团接到命令要求撤回位于四行仓库的师部。第一营营长杨瑞符面对这条要求其撤出已坚守两个多月的阵地的命令一开始难以接受[7],但在得知孙元良是让第一营防守四行仓库后便同意撤退。

四行仓库是一座25米高之混凝土建築,原是金城中南大陸鹽業4間銀行合資建設之倉庫[3]。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西岸一座混凝土建筑,位于新垃圾桥(今西藏北路桥)西北沿;建于1931年,占地0.3公顷,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屋宽64米、深54米,是該地区最高建筑。所以称为“四行”,因为是四间银行合資四行储蓄会共同出资建设;由于先前是第八十八师师部,因此仓库中贮存大量食物、救护用品及弹药。

战斗序列及装备[编辑]

国民革命军[编辑]

谢晋元
  • 一连连长,陆军上尉 陶杏春
  • 二连连长,陆军上尉 邓英
  • 三连连长,陆军上尉 石美豪(负伤),三连连长,陆军上尉 唐棣(接替石美豪)
  • 机枪连连长,陆军上尉 雷雄

第一营作为一支加强营最初有接近800人,但经整个淞沪会战的消耗到该次战斗前包括军官只有423人(一说453人)。而在部队从北站转移到四行仓库的过程中人数又降为414人。经过两个月的艰苦战斗,國軍损失了大量原经过德式训练的士兵,基本上20天左右就要补一次兵。守卫四行仓库前夕,88师部队刚好进行了第五次补充,来源是湖北保安团。由于建制对口的关系,补进了524团一营的士兵不少正来自通城保安大队[8]。他们大多来自湖北驻军第五团第一营。湖北方面不愿意将他们训练最好、原與共产党作战的军队送到上海,因此被送到上海的都是些在7月7日战争爆发后招募的尚未完成训练的新兵[4]。四行之战的绝大多数为鄂南子弟兵。其中,通城县200余人、蒲圻县(即今“赤壁市”)40余人、通山县20余人、崇阳县10余人。为迷惑日军,中国军队在其正式通讯中用“五二四团”代替“第一营”,让日军以为有一个团防守四行仓库。

该团每人装备一支中国仿造Gewehr 88或Gewehr 98式步枪,300发8毫米毛瑟子弹,两箱手榴弹,一顶德制M1935式头盔,一副防毒面具及食物袋[7]。守军共装备有27挺轻机枪,大部分为ZB26式轻机枪(捷克式輕机枪),接近每班一挺。4挺24式水冷马克沁机枪以及一个迫击炮排。

日本陆军[编辑]

日军第三師團是当时日本帝国陆军中最精锐部队,在淞沪会战中受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重创。他们称第八十八师为“闸北可恨之敌”。尽管如此,其指挥系统尚属完整,同时拥有空军海军炮火支援。该师团装备有九四式轻装坦克及八九式迫击炮,步兵使用俗稱三八大蓋儿的三八式步枪

经过数月轰炸后的上海北站

战斗经过[编辑]

10月27日[编辑]

当晚各连分批穿过前线,杨瑞符命令一连去四行仓库,自己带领二连前进。而三连、机枪连和一连第三排士兵无法联络。直到第二日上午9时,他们才到达四行仓库。他们是在随大部队撤退途中,得到有关一营留守四行仓库的消息[7]。之后他们这种志愿参加“自杀行动”的精神,被蒋中正称为英勇行为的典范[2]

早上時分,有关中国军队仍在四行仓库保卫闸北的消息在上海传开。这引起中國童子軍楊惠敏关注,而她将在整个保卫战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角色。凌晨4点左右她听到枪声便沿苏州河行走,她發現英國士兵向倉庫丟了一袋香菸,她问新垃圾桥头的英国士兵对岸发生了什么,英军回答四行仓库中有中国守军。於是她要求附上她自己的紙條,不久後倉庫傳回紙條,說明他們需要彈藥與食物。楊惠敏向上海商會求助,不過對方並不相信[9]

谢晋元将一连沿西藏路部署在四行仓库右翼,三连在左翼交通银行倉庫大楼对面,二连在中央担任四行仓库外围之守备。机枪连除以两挺布置在楼顶担任防空其余分配一、三两连完成全营火力网的编成[7]。苏州河北路有原为防御租界内欧美军队的防御工事,但工事的枪眼是向现在中国守军方向开的。为了防止日军利用,中国守军便在其中埋下炸药,后日军进入其中,中国守军引爆炸药而对日军造成伤亡[7]

守军用仓库内的沙袋、装玉米大豆和其他货物的麻袋构筑工事。并将楼内电灯全部破坏以便隐蔽,焚烧四行仓库周围房屋[7]

上午7时,日军第三师团开至上海北站,到午后1时开至四行仓库附近。约十名日军接近防御工事进行侦查,很快被击毙。午后2点由第三連排长尹求成带领的一队中国侦察兵与约50名日军交火。之后不久一个连的日军从西侧发动进攻,三连连长石美豪面部中弹但继续指挥战斗直到腿部再次中弹。大约七十名日军进入仓库西南墙根中国军队火力死角,中国守军便爬上楼顶向其投掷迫击炮弹及手榴弹,炸死日军七名伤二三十名[7][10]。在第一波攻击失败后日军向储有燃料及木材的仓库西区放火。下午5时大火被扑灭。同时日军在闸北进行抢掠纵火。

晚上9时,营长杨瑞符判断当日日军不会再发动进攻,便下令做饭并加固防御工事。当天有两名守军阵亡,四人受伤。

10月28日[编辑]

从公共租界拍摄的燃烧中的四行仓库
楊惠敏与中华民国国旗

10月28日早晨出版发行的《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中央日报》都采用了中央社27日的报道: “闸北我军虽已于昨晨拂晓前大部安全撤退,但此非谓闸北已全无我军踪迹,盖我八十八师一营以上之忠勇将士八百余人,由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尚在烈焰笼罩敌军四围中,以其最后一滴血,与最后一颗弹,向敌军索取应付之代价,正演出一幕惊天地泣鬼神可永垂青史而不朽之壮烈剧戏也。”上海租界的外国报纸则提供了不一样的数据。《大美晚报》、《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等先后有150人、800人、200-250人的不同说法。

中国守军连夜抢筑工事,没有人睡觉。早上谢晋元用从楊惠敏处得到的上海商会的电话号码与上海商会联系[9]

四行仓库的位置及建筑结构对守军相当有利。四行仓库临近上海公共租界,日军不敢用海军炮火攻击。他们怕炮弹落入公共租界内,因为日本此时尚不愿意同欧美开战。日军也不敢像在上海其他地方那样使用芥子毒气,因为这将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早上7时,一架日军轰炸机在仓库上方盘旋,但因为害怕误中公共租界并未投弹。在遭到守军防空火力攻击后日军轰炸机离去。

上午8时,营长杨瑞符召集全营官长及班长讲话鼓舞士气。10时谢晋元与杨瑞符共同视察工事并观察日军动向。当他们在楼顶上时谢晋元发现一队日军沿苏州河北路移动,据杨瑞符回忆大约在一千米外。谢晋元拿起一支枪向其射击,当场击毙日军宪兵一名[7]

下午3时开始下雨,四行仓库周围的火逐渐熄灭。日军在西侧发动另一次主攻,占领交通银行大楼,在四行仓库北面部署加农炮攻击。加农炮对四行仓库厚重的墙壁无法造成致命伤害,而在交通银行大楼内的日军又很容易被占领制高点的中国守军压制住。當時,430多名士兵在倉庫西側2、3樓,與佔據一街之隔之交通銀行內日軍交火,日軍用加農炮攻擊,令倉庫西牆千瘡百孔[3]。两小时后日军放弃进攻,但得以切断四行仓库供电及供水。

当日由第一连陶杏春连长、营部军官汤聘梓和机枪连杨排长带领的一小队中国士兵加入了战斗。

这期间上海商会得到中国守军仍在闸北消息后相当激动,消息很快通过电台传遍全城。「八百壯士」英勇精神,大大激勵全國軍民抗日鬥志,大批上海市民在雨中聚集在苏州河南岸,为守军吶喊助威[3]。上海市民向守军捐献十多卡车给养[9]。卡车于夜间抵达四行仓库附近,守军用沙袋筑墙到卡车旁,将给养拖至仓库。搬运给养用了四个小时,在此期间三名守军阵亡。守军收到了食物、水果、衣物、器具和市民的慰问信。一队记者也来到了四行仓库,但由于谢晋元与杨瑞符因事繁忙,由机枪连雷连长代为接见。

谢晋元通过上海商会,向美军要求送十名重伤员离开战场。美军同意了此项要求,因此伤员趁夜幕掩护被抬离战场[7]

同晚上海商会决定向守军送一面中華民国国旗[9][11]。中国整编部队当时没有携带国旗和军旗,当楊惠敏将国旗送入四行仓库时由最高指挥官谢晋元亲自接旗。当楊惠敏问及守军的作战计划时,守军回答誓死保卫四行仓库。楊惠敏十分感动并向谢晋元索取所有守军的名册,并将其通告全国[9]。但为了迷惑日军同时又不使楊惠敏失望,谢晋元让人根据原五二四团的名册伪造了一份800人的名单。謝晉元鼓舞士兵說,我跟你們一起死在四行倉庫;他嘱咐出外就醫之士兵,「有人問四行倉庫有多少人,你們就說有800人,決不可說只有一營人,以免敵人知道我們人數少而更加兇橫」[3]。另据杨瑞符在《孤军奋斗四日记》中对10月28日晚运出伤员的情形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当嘱咐出外就医的士兵说:你们出去,有人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你们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的人数少而更加凶横,后来轰传世界的八百孤军的数目,就是这样来的。我团五二四的团长本来是韩宪元,而今天一般人误称为谢团长,也就是在折八百的数目字而推测出来的。”

这就是“八百壮士”的由来[7]。「八百壯士」之名由此響徹全中國[3]

10月29日[编辑]

外國記者從上海市閘北區蘇州河南岸英美租界建築物中所拍攝的八一三淞滬會戰四行倉庫保衛戰中,在上海閘北四行倉庫頂樓隨風飄蕩的中華民國國旗

10月29日早上,上海市民发现四行仓库楼顶升起一面中华民国国旗。由于杨惠敏只带来了国旗但仓库内没有旗杆,因此守军用竹子和草绳临时制作了旗杆。守军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了升旗仪式[9]。而苏州河对岸聚集的群众据说超过三万人[12],他们欢呼“中华民国万岁!”(一说“毛主席萬歲!打桌球萬歲!”)。日军开始对中華民國国旗发动空袭[7]。由于防空炮火密集,同时顾忌误伤公共租界,日军飞机没能摧毁中国国旗就撤退了。经过两天战斗,四行仓库外防御工事和仓库本身都遭到破坏。

中午,日军发动迄今最大规模攻击。加农炮和轻装坦克从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迫使中国守军第三连从仓库外工事中撤回仓库内。四行仓库西侧本来没什么窗户(这可以从上面的照片看出),而日军的炮击却给守军打开了许多射击孔。一队日军试图通过梯子爬入仓库二楼,谢晋元当时恰好在二楼窗户前。他一手夺过第一个上来的日本兵的枪,另一只手将其推下,之后向第二名日军射击,最后推倒了梯子[10]。一名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将自己绑上手榴弹从六楼跳下仓库,利用自杀攻击炸死约二十名日军。战斗直到天黑,此时日军以装甲车和加农炮掩护进攻。最终日军再次失败后,开始用挖掘机向四行仓库挖地道。河对岸市民用大字报通知守军日军的行动[7]。一人甚至在发现日军准备再一次发动进攻后,打电话通知四行仓库守军。

10月30日至11月1日[编辑]

10月30日早上7时,日军大部分时间用加农炮再次进攻,只有少数步兵参加。日军试图摧毁四行仓库,由于建筑坚固,沙袋和修理材料充足,守军得以时刻修复。据杨瑞符回忆,加农炮炮火相当密集,平均每秒都有炮弹落下[7]。傍晚时,日军用数盏探照灯照亮四行仓库,以便炮击。战斗持续一天,守军摧毁日军数輛装甲车。

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外籍人士不愿战斗地点接近他们。面对日本压力,他们同意劝说中国军队停止作战。10月29日,外籍人士派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以“人道主义原因”停止战斗。10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英軍司令少將見國軍英勇作戰,深受感動,除購贈糧食給八百壯士充飢外,更親自進入四行倉庫會見謝晉元,建議孤軍自租界撤出,英國駐上海領事願給予最大協助,謝回答:「我們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即使撤走,也得要有我們蔣委員長的命令,否則我們寧願戰死。」[13]後來,各國使節團透過外交關係,正式提出照會,要求國民政府下令撤離孤軍,以免日軍重炮射入公共租界,危及各國僑民[14]。对于蒋中正来说战斗已经胜利,绝大部分中国军队已经撤离,并重新部署到新位置,战斗已经引起西方世界注意。響應外國租界停火要求,蔣下令撤離[3]。部队在10月31日撤离四行仓库。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受命与英军将军斯马莱特会面[4],会议决定第五二四团撤至公共租界,与在上海西部战斗的第八十八师汇合。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表示同意并保证允许中国守军撤退,但事后很快反悔。谢晋元希望能继续留守四行仓库,直到战斗至最后一人。最终,张柏亭劝说其同意撤退[4][8]。10月31日进入孤军营的只有355人[15]

午夜,11月1日,谢晋元带领376人分小队,分批通过新垃圾桥,撤入公共租界[3],约十人在撤退中被日军机枪打伤[16]。到凌晨2时,所有守军均完成撤退。11月2日,谢晋元在孤军营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证实“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受伤入医院治疗中”。

后续[编辑]

部队撤退后随即宣布与第八十八师汇合,但马上被租界内的英军攔截没收武器并限制自由。部隊馬上被繳械,後被軟禁近4年[3]。这是因为日军威胁:如果让他们离开就要入侵租界[4]。他们被送至公共租界西部意大利防区的胶州路进行隔离。

蒋介石提升了所有参加保卫战的军人的军衔(各晋一级),并授予谢晋元与杨瑞符青天白日勋章[4]

在他们被软禁期间,上海市民经常探访他们并进行文娱表演。军官为士兵开设了多种课程如外语数学基督教神学[17]。《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者陈望道也经常到营地探望。士兵继续每日进行军事训练并保持高昂的斗志。他们抵住外界的压力坚持升国旗、唱国歌

1938年8月11日,被困于上海胶州公园隔壁孤军营的四行孤军为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与公共租界白俄商团发生冲突,冲突中爱国官兵被商团击毙2人,伤94人。团长谢晋元等16人被扣押,次日四行孤军绝食抗议暴行。同日将上海各界捐助的281元转捐作保卫武汉之用。是月13日,蒋介石电令中华民国行政院与公共租界交涉此事,后公共租界工部局被迫同意恢复8月11日之前状态,严惩肇事者,抚恤被难士兵,四行孤军可自由悬挂国旗,不受干涉[18]

淞沪会战中方虽然失败,并损失国民革命军近三分之一精锐部队,但它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并向外界传达中国积极抗战决心。媒体用“八百壮士”来称呼这414名守军,同时《八百壮士歌》被创作出来以激励军民抵抗日本侵略。「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八百壯士歌》在抗戰中唱8年,雖然四行倉庫保衛戰最終並未促使九國公約會議制裁日本[3]。但蒋中正期盼的外国援助却毫无进展,欧洲各国除了对日本提出谴责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只有德国苏联二战欧洲部分爆发前援助过中国,而德国迫于日本压力于1938年结束了对华援助

守军在“孤军营”中被羁押三年多。后来日本方面声称允许释放这些士兵,但条件是解除武装并以难民的身份离开上海。谢晋元拒绝这些条件。其間他多次拒绝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1940年)及汪精卫政权(1940年-1945年)劝降[3]

1941年4月24日,謝晉元像往常一样指揮孤軍官兵做早操。謝晉元一個人站在操場門口檢查士兵遲到的情況,已被汪精衛政权收买的二連下士郝鼎誠、四連下士張文清、尤耀亮,上等兵張國順4人從大禮堂方向走來。代團長謝晉元走上去問他們為什麼遲到。郝鼎誠突然拿出身藏的匕首刺向謝晉元面門,隨後在其頭胸等部位猛戳,其余3人也一擁而上,向其左太陽穴及咽喉等致命處狂刺,謝晉元當場倒地[8]。謝晉元被刺殺身亡;消息傳出,上海市民悲慟不已,逾10万人参加其葬礼[3]。而三天内涌进孤军军营瞻仰其遗体的共达二十五万人次[8]。谢晋元也被追赠少将军衔[3]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并俘获这些士兵。他们分别被遣送至杭州南京孝陵卫光华门做苦役,还有一部分留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拘押。部分被送至孝陵卫及光华门的士兵于1942年11月逃脱,其中一部分在重庆重新归队,另一部分就近参加游击队[1][8]。另外三十六名官兵被押至新几内亚作苦工[19]

楊養正獲得的忠貞獎章執照

“八百壯士”無限悲痛,一致決議鑄造“謝團長紀念像章”。八百壯士孤軍抗戰的事蹟傳開後,全國慰勞總會向他們敬贈了“忠党衛國紀念章”。1944年,“八百壯士”部分倖存者逃出日軍控制範圍,陸續到達重慶,國民政府又特意制發了“忠貞獎章”表彰這些愛國勇士。另外還有“四行孤軍工務社證章”。

抗戰勝利後,從全國各地回到上海之倖存者有一百多人,在新畿內亞作苦工之36名官兵由澳洲政府派軍艦送回上海[20]。约100名该营战士回到上海在四行仓库搭棚为谢晋元守灵。国共内战爆发后,他们大多不愿再战而復员。之后他们當中一些包括女童子军杨惠敏随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那些留在中国大陆的士兵,因为是国军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不公正待遇[17][21]

2009年3月7日,中華民國國防部成立專案小組,自巴布亞紐幾內亞迎回海外陣亡將士英靈總牌位,並由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主持春祀。其中包含中華民國陸軍第六十七師二〇〇團吳坤上尉、新30師孔憲章上士、曹友生上士,以及當地從事抗日活動被捕民眾梁有年、陳緯南,共計256位英靈正式入祀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根據當地新挖掘到的中國廣東民眾死亡紀念碑記載,共有636員死亡,其它受難者尚無下落[22]

居住在台灣的八百壯士當事者,名為厲鼎新,當年為傳令班中士班長[23][24]

2010年12月16日下午5時,“八百壯士”中最後一名倖存士兵楊養正因肺部严重感染及心臟衰竭,在重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逝世。享年九十六岁[25][26]

另據報導,又找到一位八百壯士倖存者杨根奎[27][28],但其身份尚存疑。

影响[编辑]

谢晋元遗体被埋葬在其孤军营宿舍门前小花园内[1]。1947年上海市政府将上海北火车站到四行仓库的满洲路改名为晋元路,将与孤军营一墙之隔的胶州公园改名为晋元公园,并将附近一所中学改名为晋元中学

虽然谢晋元从未参加过国民政府剿共的军事行动,但他的墓地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3年4月1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虹桥万国公墓重建其墓,“表彰他‘参加抗日,为国捐躯’的光辉业绩”。1986年,谢晋元的家乡广东蕉岭为其树立纪念碑,将其母校改名为“晋元中学”。

現在上海四行倉庫是一家專業物流公司,在四行倉庫保衛戰中,謝晉元團長和下屬守衛之光復路1號四行倉庫和日軍佔據之光復路195號交通銀行倉庫均屬該公司;上海四行倉庫原經理呂傳良說,「八百壯士的故事就是我們的入職教育」,但多年來公司為紀念「八百壯士」所設置之陳列室一直難獲官方認可[29]。仓库遺址雖然於1985年9月被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批准為抗日紀念地,但長期作商場,裝修陳舊,門面不整,其中地下大部分是上海市最大之文具和辦公用品批發市場[29]。1995年,呂傳良在加蓋之7樓一間房內建起「八百壯士抗日陳列室」,最大時才120平方米;這間陳列室是四行倉庫所属之百联集团河岸管理公司自資建立,展品也是公司員工四處募集而來[29]。礙於人手和資金限制,建館以來,只有周五下午開放3小時,由公司員工志願講解[29]。展览厅开放时间是每周五下午1時30分至4時。其余大部分仍被用作仓库,甚至在3楼还有一家保龄球馆。2015年,隨着官方高調紀念抗戰70周年,商戶集體搬遷,周圍住戶全部拆遷,四行倉庫被按照歷史資料圖還原成1937年原貎;呂傳良之陳列室換成倉庫内3,800平方米之多媒體紀念館,8月13日,在淞滬抗戰78周年之日正式開放[29]。大廳是巨幅謝晉元《與妻書》,左側牆上刻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014年9月3日之一段講話,「國民黨軍八百壯士,是中國人民不畏強暴、以身殉國的傑出代表」[29]

四行仓库保卫战期间,许幸之吴印咸等人曾深入战场一线,拍摄了八一三事变前后的大量新闻资料片,其中他们还将摄像机架在高层建筑上,抢拍到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现场画面。1938年春,许幸之、吴印咸携该批资料赴香港剪辑,制成新闻纪录片《中国万岁》。

1938年,八百壮士的事蹟被拍成同名黑白电影,1976年又于台湾拍摄了同名彩色电影。

2005年,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国电信发行了一套主题电话卡,其中一张为四行仓库。

参考文献[编辑]

  1. ^ 1.0 1.1 1.2 陈德松:《殊死报国的四行孤军》,载于《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68页
  2. ^ 2.0 2.1 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7,第124页
  3.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烈士後人:日本人民也夠苦〉. 《明報》. 2015-08-23: 新聞專題A10版. 
  4. ^ 4.0 4.1 4.2 4.3 4.4 4.5 张柏亭,《淞沪会战纪要》,载《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30-148页。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二期
  5. ^ 1937年10月29日孙元良师长致信:“谢团附、杨营长、暨我诸忠勇同志:余顷在沪西前线。余虽在沪西前线,余之心魂与诸同志同在闸北。”————《孙元良忆谢晋元与八百壮士 真实还原那段历史》。1937年9月中旬,524团团附黄永淮在前线作战指挥时负重伤,被转往后方医院救治,谢晋元由262旅参谋主任调任接替成为524团团附。
  6. ^ 据团结出版社2010.9版谢继民《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记载,在谢晋元率部于10月27日凌晨进入四行仓库布防时,由于一连连长上官志标因家眷在租界暂时离队,由二连一排资深排长陶杏春代理一连连长,而拟以一排一班班长蒋敬为排长。上官志标应该是从一连连长转调为少校营附。
  7. ^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杨瑞符,《孤军奋斗四日记》,载《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49-163页。原载四川省合川县《大声日版》,1939-06-12
  8. ^ 8.0 8.1 8.2 8.3 8.4 孙元良,《谢晋元与八百壮士》载于《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15-129页。原载,台北 孙元良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
  9. ^ 9.0 9.1 9.2 9.3 9.4 9.5 楊惠敏,〈自述〉,载《谢晋元与八百壮士》,载于《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17-119页
  10. ^ 10.0 10.1 上官百成,《八百壮士与谢晋元日记》,1975年,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出版。
  11. ^ 谢继民,《关于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史实的几点说明》,载《史林撷英》(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八辑),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第210-211页
  12. ^ 上海《立报》,1937年10月29日。
  13. ^ 四行倉庫,八百壯士. 
  14. ^ 謝晉元- 率領八百壯士堅守上海四行倉庫. 
  15. ^ 根据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记载,并比较《新加坡路中国士兵拘禁营拘禁兵力实况清单》,10月31日进入孤军营中的实际人数为355人,谢晋元之后与工部局的书信中再次证实了这个数字。
  16. ^ 上海《立报》,1937-11-02
  17. ^ 17.0 17.1 李扬:《王文川忆四行孤军八百壮士》,《文汇报》,2007-08-13
  18. ^ 罗元铮主编.《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1》第203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 ^ [1]
  20. ^ 胡志偉:〈抗日名將孫元良訪問記〉,香港:《明報》,2005-06-19,D10世紀版
  21. ^ 方军:《老兵杨养正-淞沪抗战八百壮士中最后的英雄》,中国黄埔军校
  22. ^ 四行倉庫八百壯士聞名中外 部分輾轉成巴紐陣亡英靈
  23. ^ 《花蓮榮家之寶》厲鼎新 八百壯士全台僅存,《自由電子報》,2009-7-26(繁体中文)
  24. ^ 花蓮榮家厲鼎新憶述上海戰事─在四行倉庫接楊惠敏所送國旗,榮民文化網,(繁体中文)
  25. ^ 最后“八百壮士” 病逝重庆,《联合早报》,2010-12-18(简体中文)
  26. ^ 壯士楊養正走了,《重慶商報》,2010-12-17
  27. ^ “八百壮士”最后一员希望找回勋章
  28. ^ 抗战老兵要养老金,官方让其去台湾找国民党
  29. ^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官方曾欲拆遺蹟 今還原舊貎開放〉. 《明報》. 2015-08-23: 新聞專題A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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