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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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抗日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战区的一部分
日期: 1931年9月18日-1937年7月7日
(局部战争)
1937年7月7日-1945年9月9日
(全面战争)
地点: 满洲地区(1931年9月-1941年11月、1945年5月-1945年8月)
中國本土(1937年7月-1945年9月)
緬甸北部(1941年12月-1945年9月)
越南北部(1945年8月-1945年9月)
結果: 中華民國勝利,日本帝國無條件投降
參戰方
 中華民國
同盟國外援

中華民國_(大陸時期) 國民革命軍
苏联 苏联航空志愿队
中華民國_(大陸時期) 中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
美國 美國陸軍航空軍
苏联 东北抗日联军

 大日本帝国
及其扶植的傀儡政权

 滿洲國
中華民國_(大陸時期) 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Flag of the Mengjiang.svg 蒙疆
中華民國_(大陸時期)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Flag of Reformed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中華民國維新政府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Nanjing (Peace, Anti-Communism, National Construction).svg 南京国民政府

指揮官和领导者
中華民國_(大陸時期) 蔣中正

中華民國_(大陸時期) 何应钦
中華民國_(大陸時期) 阎锡山
中華民國_(大陸時期) 李宗仁
中華民國_(大陸時期) 馮玉祥
中華民國_(大陸時期) 陳誠
中華民國_(大陸時期) 顾祝同
中華民國_(大陸時期) 卫立煌
中華民國_(大陸時期) 薛岳
中華民國_(大陸時期) 白崇禧
中華民國_(大陸時期) 張發奎
中華民國_(大陸時期) 程潛
中華民國_(大陸時期) 杜聿明
中華民國_(大陸時期) 傅作义
中華民國_(大陸時期) 彭德怀
美國 史迪威
美國 陈纳德
美國 魏德迈

大日本帝国 昭和天皇

大日本帝国 東條英機[a]
大日本帝国 岡村寧次[b]
大日本帝国 阿南惟几
大日本帝国 朝香宫鸠彦王
大日本帝国 香月清司
大日本帝国 畑俊六
大日本帝国 板垣征四郎
大日本帝国 闲院宫载仁亲王
大日本帝国 近衛文麿
大日本帝国 松井石根
大日本帝国 杉山元
大日本帝国 南次郎
大日本帝国 寺內壽一
大日本帝国 西尾寿造
大日本帝国 梅津美治郎[c]
大日本帝国 清三石川
汪精卫[d]
齊燮元[e]
杜錫鈞[f]
孫良誠[g]
吳化文[h]
孫殿英[i]
潘漢年[j]

兵力
627万人[k]
逾700架美軍戰機
410万人[l][1]:87
伤亡与损失
中国军队:
中华民国官方数据:
132万人死亡
179.7万人受伤
12万人失踪
总计:323.7万人 约300个师[2][3]
[4][5]

中国平民:
1700万–2200万平民死亡[3]

日本军队:
伤亡总计:190万-367万[6][7][8][9]

中国合作者:
伤亡总计286万–498.7万[m][10][11]

抗日戰爭日语日中戦争)通常是指20世紀初期中华民国抵抗日本帝国侵略而發生的一场戰爭,历经十四年(中国大陆通常只承认八年抗战),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東亞戰事的主要部分,抗日戰場主要在中國境內,同時也包括缅甸北部等鄰接地區[12]。中国全面抗战一般以1937年7月7日發生的卢沟桥事变为起始点,但廣義上也可將1931年9月18日發生的九一八事變視為抗战的开始。

1931年9月18日,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在100天內佔領整個中國東北地區[13]:608。1932年1月2日,蔣發表演講,指陳宣戰之弊害[14]。同年3月1日,日本帝國參謀本部及關東軍在東北建立一新政權,定名為「满洲国[13]:612。日本並在上海華北等地不断挑起军事衝突,蒋中正稱「抗日必先勦匪,攘外必先安內,安內以攘外,剿匪以抗日」[15]:121避免對日衝突擴大,同时對中国共产党进行围剿。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國在東北建立一新政權,定名為「满洲国[13]:612,进而在華北等地挑起军事衝突,将热河省併入满洲国。1935年,日本推动華北五省自治國民政府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应对[16]:85-120。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17],随后攻陷北平天津。同年8月,中国在上海发起淞沪会战反击[18],至12月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沦陷,國民政府撤退到重慶。日本占领中國大片精華地帶,並继续施行「以華制華」的策略,建立傀儡政权重庆国民政府則以西南部大後方抵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華民國国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並及德國意大利[13]:689。1945年7月26日,美、英與中国對日本发出《波茨坦公告》,重申《開羅宣言》,命日本無條件投降[13]:712-713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敕令,保證實行波茨坦公告規定之條件;8月15日,蔣中正委員長廣播,衹認日本軍閥為敵,不企圖報復[13]:715。同年9月9日,何应钦代表中国接收日本投降书,抗日战争结束。

據统計,抗日战争期间,國軍日軍共进行了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38,931次小型戰鬥,消灭日军45万余人;中國有3500多萬人死傷,經濟損失達6000億美元[19]。戰後,中華民國做為二戰戰勝國,参与创建了聯合國并成为五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20]。然而戰爭結束後不久第二次國共內戰即爆发,使中華民国在战后对日谈判中陷入不利境地[20]

名稱[编辑]

這場戰爭在華人社會常被稱為「抗日戰爭」,簡稱「抗戰」[21];歷時十四年,但通常也有一种学说认为抗战只有八年,因此亦常被稱作「八年抗戰」;另外亦有稱作「抗日衛國戰爭」;當描述的主語為日本時,稱為「侵華戰爭」、「日本侵華戰爭」或「日軍侵華」。

1937年發動侵華戰事時,日本近衛文麿內閣將這場戰爭的官方稱呼定為「支那事變」(日语:支那事変しなじへん Shina jihen ?[22]。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東條英機內閣將其納入為「大東亞戰爭」的一部分,更名為「日支戰爭」(日语:日支戦争にっしせんそう Nisshi sensō ?[23];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應中華民國政府要求,日本禁止繼續使用「支那」這個詞稱呼中國,遂改名為「日中戰爭」(日语:日中戦争にっちゅうせんそう Nicchyū sensō ?)。而「支那事變」一詞僅作為一個歷史名詞在歷史書中出現。

在國際上,出於中立考慮,一般將這場戰爭稱作「第二次中日戰爭」(Second Sino-Japanese War)[12][n]

戰爭背景[编辑]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國力大幅提高。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制造牡丹社事件,事後與清政府簽訂《北京专约[24]:77-79。1878年,日本設立直屬於天皇的參謀本部[24]:76-77,执掌用兵、作戰等軍令事务,内阁無權過問,由此确立“统帅权独立原则”[25],標誌着日本正式邁向軍國主義[26]:102。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1895年,滿清政府求和,訂立《馬關條約[27]:8。依照條約:中國承認朝鮮獨立,賠款二亿兩白銀,割據台灣全島澎湖列島遼東半島,並開四處商埠與日通商[27]:8。隨後,俄國立即聯合德國法國等,要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滿清政府,增加賠款3千萬兩,此為三國干涉還遼事件[27]:8。因此種下日俄之間仇恨,而引起1904年之日俄戰爭[27]:8

1889年,《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帅权。1900年,规定内阁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由现役武官专任。

1900年,中國發生庚子拳亂,引起八國聯軍事件[27]:9。中國紛爭不斷,積弱不振,成為日、俄兩國覬覦侵奪目標[28]:1。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俄國戰敗,與日本訂立《樸次茅斯和約》,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有各種優越利益,及監督保護之權;俄國將旅順大連讓與日本;俄國築長春、旅順間之鐵路及其支線,及附屬利益讓與日本[27]:10。日本將中國東北和內蒙古東部稱為“滿蒙”,加上日本1910年通過《日韓合併條約吞併了朝鮮半島,日本在東北亞獲得了進一步侵略中國的跳板和前沿基地[29]:42

1911年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后,并沒有結束中國國內的混亂,各軍閥受不同國家和勢力支持,中國陷入軍閥割據時期。1914年6月,歐戰爆發,8月,日本因與英國同盟關係,對德國宣戰;中國則宣佈中立[27]:10。日本第一步即以參戰國姿態出兵山東半島,奪取德國租借地;進而兵臨濟南,佔領膠濟鐵路全線[27]:10。日本入侵胶州湾(今属青岛市),佔據德國租界。日本隨後在龍口登陸,竟完全越出租借地區,以及中國政府所劃之日德交戰區域,進佔濰縣,兵臨濟南,其間日軍徵收物資,役使人民,把中國視同敵人一般,直到德國在青島守軍完全降服後[27]:10。1915年1月7日,中國北洋政府認為戰事已告一段落,照會日本駐華公使置益,要求日本撤兵[27]:10。日本大隈重信內閣訓令駐華公使答覆中國日本拒絕撤兵,另外再令其向袁世凱直接提出分為五號之《二十一條》要求[27]:11。1月18日,五號《二十一條》條約由日本駐華公使親手交到袁世凯手裡,打破國際慣例[27]:11。5月7日,袁世凱政府承認日本二十一條要求[27]:16

1928年,日本以保護僑民爲名,試圖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炮轟濟南城,與中國北伐軍發生交戰,造成濟南慘案,殺害中國外交部山東交涉員蔡公時等17人[30]。中国军民6123人罹難,1701人傷殘,蔣介石卻下令北伐軍“忍辱負重”,撤出濟南,繞道北伐[31][32][33]。最後,在蔣懲辦參戰主要中國軍官之後,日軍退出濟南[34]:740-742

战争经过[编辑]

局部战争(1931年9月-1937年7月)[编辑]

东北抗战[编辑]

1931年9月18日,日军佔領沈阳

1931年6月19日,日本參謀本部制定《滿蒙問題解決方策大綱》,決定在一年內侵佔中國東北,旋命令關東軍執行[35]:296。关东军、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东京策划入侵中國东北的军事行动[36]:247。6月25日,為進犯中國東北尋找借口,日本制造「中村上尉事件[35]:296。1931年7月1日,日本警察萬寶山地區屠殺中國農民,制造“万宝山事件”,並煽動朝鮮排華[35]:296。蔣介石親任總司令,動用3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35]:296。7月6日,張學良密電東北政務委員會:“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償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避免衝突,以公理為周旋”[37]:24。1931年8月16日,北京當局宣稱蔣介石以“銑電”密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35]:296不過這類說法遭到張否認,至今也查無相關跡證[38]:195-220。1931年9月6日,张学良從北平發「魚」電給東北邊防長官公署軍事廳長榮臻[39],與東三省政務委員會代主席臧式毅[40]:488:“查現在日方對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41]:125[42]同日,日本在東北召開領事會議,準備發動事變[27]:27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制造「柳条湖事变」,攻打瀋陽北大營中國駐軍,「九一八」事變爆發[35]:296。当夜11時15分,日本關東軍自動將南满铁路柳条溝段鐵橋炸毀,誣指为东北军所为,開始攻进瀋陽北大营[43]:97。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当时驻防沈阳,接到張學良“不抵抗”命令,不得对日軍作战。時張學良方滯留北平,严令駐軍王以哲不作抵抗,日本軍遂於9月19日晨6時佔領瀋陽[43]:97。日本佔領遼寧吉林兩省後,即著手謀取黑龍江省。11月4日,马占山指挥江桥抗战抗击日军,毙敌2000余人后在伤亡惨重、弹尽粮绝、乞援无望的情况撤退。日军随后占领齐齐哈尔哈爾濱。1932年2月4日,日军佔領哈爾濱。2月14日,馬占山同意与日本人合作。東北三省遂全部失陷[27]:28

上海事變[编辑]

第一次淞滬會戰,發生於1932年1月28日,又稱「一二八事變」,日方稱「第一次上海事變」[44]。「九一八事變」後,日方為轉移國際視線,並壓迫國民政府屈服,在上海不斷挑起事端[44]。1932年1月28日晚11時半,日本海軍司令官鹽澤以發動事宜準備就緒,乃命日軍向上海闸北区虬江路、青雲路、天通菴等地進犯,中國駐軍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以守土有責,遂奮起抵抗[43]:99淞滬抗戰開始[35]:296。2月1日,日本軍艦砲轟南京;2月4日,國民政府召集各界領袖,在洛陽舉行國難會議,惟軍政負責人仍留南京,至12月政府正式遷還[13]:611。2月8日,以最精銳之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師編成國民革命軍第五軍,馳滬增援,仍以第十九路軍名義加入戰鬥[43]:99。2月14日,張治中奉命率第五軍到上海增援[35]:296陳銘樞第十九路軍在軍長蔡廷鍇、總指揮蔣光鼐率領下奮起抵抗[44]。日軍三度增兵,四易主帥,前後出兵10萬人,戰線延及吳淞、太倉嘉定一帶,日機並轟炸蘇州杭州,軍艦亦逼近南京威脅[44]。3月2日,第十九路軍因後援不繼,蒋光鼐、蔡廷鍇、戴戟發表撤退通電[35]:296。戰役歷時33天,3月2日,日軍在太倉瀏河登陸,第十九路軍腹背受敵,被迫全線撤退;其後日軍佔領真如南翔,宣布停戰[44]。3月19日,中國在上海英國領事館與日方舉行會議,5月5日签訂《淞滬停戰協定》五款[43]:100。主要內容如下:劃上海為非武裝區,规定中國在上海至蘇州、昆山地區無驻兵权,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在該地區則可以驻兵[35]:297。日軍返回戰前原駐地,國軍暫留現駐地位[13]:611。5月19日,蔣下令調十九路軍開往福建剿共[35]:297。是役參戰日軍約6萬人,國軍約7萬人,武器雖遠遜於日本,仍能力戰月餘,士氣民心之旺,博得各界贊佩與同情[13]:611。6月,日本軍閥全部退回日租界[45]

满洲国成立[编辑]

1932年1月16日,鄭孝胥、臧式毅等在瀋陽舉行「滿洲善後大會」,籌備組織日本傀儡「滿洲國[43]:101。3月9日,傀儡組織舉行「建國」典禮,以溥仪為「執政」,定年號為「大同」,設偽都於長春(改名為「新京」),重要機關或由日本人任顧問,或由日本人充要職[43]:101。鄭孝胥任國務總理[35]:296。由駒井任「國務院」總務廳廳長,總攬大權,日本人分任次長及司長把握主權,各機關均有日本人[27]:28。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於是時對外國干涉提出威嚇[27]:29。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成立满洲国傀儡伪政权。6月14日,日本政府對「滿洲國」予以承認[27]:29。8月8日,日本派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為駐「滿洲國」特派全權大使及關東長官,其權力等於總督[27]:29。9月13日,日本武藤信義為「大使」,於9月15日與其「總理」鄭孝胥簽訂「日滿協定書」,許日軍駐紥東北,確認日本人在東北之權利與利益[43]:102。於是攫取東北鹽稅、郵權,及關稅,東北同胞遂淪入日本人鐵蹄之下[43]:102。由於國際社會對日本在中國東北侵略態度放任,日本扶植「滿洲國」傀儡政權得以出籠[44]。1934年3月1日,「滿州國」發佈日人代擬之「滿洲國組織法」[43]:101。溥儀在長春由「執政」改稱「皇帝」,改年號為「康德[35]:297。东北沦陷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成立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组织等抵抗日本軍閥侵略,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国民政府亦在1933年起支持东北义勇军,成立东北协会,负责人裴毓贞,并先后将学生送往黄埔军校,如宋长志、王多年(后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等[45]

长城抗战[编辑]

方振武在1933年6月举行的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台上讲演

1933年1月1日,日軍进攻山海关,中國守軍何柱國所部安德馨營英勇抵抗,經兩昼夜激戰,全部殉國。[35]:297日本關東軍在山海關炮擊榆縣城,中國守軍奮力還擊,與日軍巷戰。[46]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關。[43]:100隨後日軍加緊西進,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部署3路進犯熱河,東北軍守凌源腹背受敵,退守長城要塞喜峰口[46]1月11日,日本發表聲明:「熱河省係舊『東北四省』之一,與其他三省有不可分之關係」。2月21日,熱河戰役爆發,东北军在朝陽戰鬥凌南戰鬥赤峰戰鬥中節節敗退。3月1日,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扣留軍用汽車偷運鴉片輸送天津,3月3日夜竟率所部滿載私物潛逃[43]:101,不戰棄守承德[35]:297。3月4日,日軍以120名騎兵先頭部隊佔領承德[35]:297,熱河各地隨之陷落[43]:101,日本将热河并入满洲国。

1933年3月8日,政府通緝湯玉麟,命軍政部何應欽駐節北平,馳調國軍北上增援[43]:101。3月9日,日軍搶佔喜峰口,傍晚,奉軍長宋哲元令,第一〇九旅旅長趙登禹率兵跑步馳援抵達戰場;考慮到日軍日間火力優勢,宋哲元派趙登禹帶隊夜襲,並將第三十八師董升堂團也交趙登禹指揮。[46]3月10日,第二十九軍趙登禹在喜峰口與日軍激戰。[35]:2973月11日深夜,趙登禹親自帶「大刀隊」500人只帶大刀和手榴彈分兩路雪夜行軍,於3月12日凌晨夜襲日軍,砍死砍傷逾千人,繳獲坦克11輛、裝甲車6輛、大炮18門、機槍36挺、飛機1架,500名大刀隊員僅23人生還。[46]

1933年5月,日本关东军派遣伪军刘桂堂部、张海鹏部、李守信部,共约1万6千多人向察哈爾進攻[47]:126。5月26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張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35]:2975月31日,黃郛遣代表熊斌與日方代表岡村寧次签订《塘沽協定》。[43]:101中国守軍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通往华北大门。[45]6月22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復康保[35]:297一个月后,伪军反攻重占多伦[47]:131-135

華北五省自治[编辑]

1935年4月起,日軍開始積極策動「華北自治運動」[48]。6月27日,察哈爾省政府代主席秦德純接受關東軍特務長土肥原賢二之條件,撤退張家口駐軍及中國國民黨黨部,解散排日機關,協助日本人在內蒙活動,允許不向察哈爾省移民,是為「秦土協定[13]:634。7月6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与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協定》。從此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繼駐平政務委員會之後,同歸終了,國民政府失去對河北省之統馭力[13]:634。10月4日,日本冈田启介發表《鼓勵華北自主案》,扶植殷汝耕設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45]土肥原賢二催宋哲元與商震宣布自治[13]:637。11月,土肥原賢二操縱多个漢奸組織聯名致电北平宋哲元河北商震、山東韓復榘山西徐永昌綏遠傅作義察哈爾張自忠等,要求開放政權,允許「自治[49]。11月24日,河北省薊州密雲區兼灤州榆關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在日軍唆使下[13]:637,在通縣通電全國,宣布脫離國民政府獨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13]:637宣告成立,殷汝耕擔任「委員長」[48]。12月25日,殷汝耕又宣布將「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改組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轄25縣[13]:637,自任「政務長官」[48]。1937年7月,日軍相繼攻陷北平、天津,在日軍指令下,冀察政務委員會經濟委員會主席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也被併入[48]

1935年10月4日,日本外交官廣田弘毅國民政府提出三個要求:1.中國取締反日運動,並擺脫對歐美的倚賴,改為對日親善及合作。2.承認滿洲國獨立。3.應與日方一起合作防範共產勢力。最終被國民政府否決。1935年11月19日,上海一名日本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隊員中山秀雄被射殺,為中山水兵射殺事件。由於日本海軍與上海領事館擔心日本人社群的不安情緒爆發,這個殺人事件在案件發生後半年才公佈。事件的嫌犯楊文道1936年5月遭國際租界外國警察隊逮捕。1946年10月12日,楊文道重新審判後改判無罪。

绥远抗战[编辑]

1936年5月12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孫、察哈爾省原政府委員德穆楚棟魯普親王(即德王)在日軍支持下,宣布成立「蒙古軍政府」並自任「總裁」[48]。11月,德王自組織內蒙古軍政府,“西北蒙汉防共自治军”改称大漢義軍,并一再侵攻綏遠[50]。1936年11月26日,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部(晉綏軍)克復蒙軍盤踞之百靈廟,是五年來中國首次攻勢[13]:639。戰爭最終以晉綏軍大獲全勝而告終,大漢義軍在此次戰爭中幾乎全軍覆沒,並最終被撤銷編制,日本方面因為此次嚴重失利而減少了在總攻中使用日偽軍的次數[51]陳誠率軍赴援,稱:「人所待我者為不戰而屈,今後我決戰而不屈。」[13]:639

攘外安内[编辑]

1934年中国红军被迫长征

1928年,中国共产党朱毛會師后不断发展壮大,在湘赣粤闽等地建立起多个“苏区”[52]:50。1931年起,留俄国际派掌控中国共产党大权,观念和目标并不切合中国实际状况,仍然高倡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占领都市,继而使各省独立[53]。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于苏联国庆日在中央苏区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江西瑞金[54]。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55]。1933年10月,國民政府動員近100萬國民革命軍圍剿中國共產黨控制之農村根據地,迫使红军陕北转移。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中華共和國」,李濟深任主席,廢除中國國民黨[13]:615-616。11月21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曾與福建省政府第十九路軍訂立同盟協定,雙方停止軍事行動;第十九路軍允盡力消滅福建與蘇區間一切障礙勢力,雙方恢復商品貿易,並採互助合作原則;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軍贊同福建境內革命之一切組織之活動[13]:624。11月22日,由陳銘樞中國國民黨黨內反左派發動閩變。1933年12月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军事领导人会议,讨论是否要派兵支援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会后因十九路军曾参与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中共中央12月5日決定不支持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56]:65-68。1934年1月13日,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国民政府平定[57],存在僅53天[58]

1935年12月9日,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彭涛等人通过「北平学联」发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59]。學生1,000餘人出動示威,反對自治运动,要求停止一切內戰,與軍警衝突,數人被捕[13]:641。目标之一就是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935年12月18日,國民政府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對抗殷汝耕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使日本軍方所期盼之「自治」政府完全失去設立之根據,土肥原擾攘數月之分離華北陰謀只得暫時擱置。[60]:378[61]1936年5月,日本破壞海關緝私,並增兵華北,中國一再提出抗議。[62]:331937年8月6日,日军占领下的北平政府成立后,8月20日冀察政務委員會被解散。[63]1936年11月23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等七人被國民政府逮捕。1936年12月12日,张學良杨虎城蔣中正親自到西安指挥剿共之机,發動西安事變,对蔣“兵谏”,震惊中外[45]。最後,中共派周恩来到西安與中國國民黨商解決問題,在宋子文宋美齡斡旋下,蔣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而獲釋,國共兩黨表面上聯合抗日,成爲日後影響中國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關鍵因素之一[64]

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编辑]

七七事变与平津作战[编辑]

七七事变前形势图
蔣中正在庐山发表讲话

1937年7月初,日本中國驻屯軍北平城外的盧溝橋長辛店、回龍橋、平漢線等處進行軍事演習,製造摩擦[65]:163。7月7日,日軍在宛平軍事演習時,以一名士兵失蹤為由要求進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方拒絕后,日军隨即向宛平城和盧溝橋發動進攻[66]:178,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吉星文奉命率團反擊[24]:307-308盧溝橋事變爆發。隨後,中國在華北軍政最高長官、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在天津与日军談判[67]:163,試圖遏制事態擴大[68]:164-165。此時南京國民政府判断日軍有擴大侵略的可能,於是在通過談判[69]:166、美英調停[70]:168以阻止日軍進一步侵略的同時,也在進行軍事準備和部隊調動[71]:164[72]:179-181。7月11日,日本近衛文麿內閣決定向華北增兵,派遣關東軍獨立混成第11旅團、獨立混成第1旅團朝鮮軍第20師團。意圖事態升級為“北支事變”[24]:317。7月13日,在北平一台日軍卡車被中國士兵炸毀,造成日軍士兵4人死亡。為大紅門事件

7月17日,蔣发表《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第二次廬山講話),正式表明準備全面抗戰的方針[24]:328-329,盧溝橋事變遂成為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標誌[73]。蔣之嚴正表示得到中國各地勢力支持,陝北中國共產黨及紅軍四川川系廣西桂系山西晉系西北马家军云南滇系等軍政将领一致表态拥护南京國民政府,要求共同抗日[24]:330-332。然而此時,中日談判表面趨向緩和,日軍卻暗自向北平增援朝鲜军和关东军[74]:188-189

7月19日,宋哲元被迫接受日軍和談條件,以要求恢復至盧溝橋事變之前狀態為代價[75]:164,而準備將北平守軍撤往保定以保全實力[76]。次日,獲得增援的日軍再次發動進攻[77],并於25日攻占廊坊车站[24]:334。26日,日本司令員香月清司向宋哲元發出最後通牒,并在北平廣安門與第二十九軍再次交火[78]。7月27日,日軍進逼北平四郊[13]:662。日軍并以3个師團兵力增援華北,另各派1个師團前往青島、上海。7月28日,日軍攻佔南苑,雙方交火激烈,副軍長佟麟阁、第一三二師師長赵登禹陣亡[79],而第二十九軍全軍部隊在北平、天津一線與日軍全面交火[80]。月底,日軍進佔天津、北平,第二十九軍主力退守保定一線,餘部由張自忠率領接受日軍條件而困居北平,平津作战結束[24]:335-344

国共合作与红军改编[编辑]

洛川会议记录本(1937年8月)

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全民族实行抗战[81]。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及紅軍將領,請蔣嚴令第二十九軍保衛平、津、華北,動員全國海陸空軍,驅逐日寇出中國,紅軍願在其領導之下為國效命[13]:662。中国共产党首要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聯名電呈蔣,願在領導之下,為國效命[43]:120-121。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向中国国民党递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7月17日,周恩來、秦邦憲、林祖涵到廬山,會商陝、甘、寧邊區地位及紅軍改編問題[13]:662

7月31日,蔣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13]:662-663,只有抗戰到底,與倭寇死併[13]:662-663[82]:217-221。8月初,蔣復宣示抗戰方針,隨時隨地抵抗,使日本人戰而不取;各地重要軍事將領,如廣西白崇禧、山西閻錫山、四川劉湘、雲南龍雲、中共朱德等,不論以往與蔣有何意見,均會集南京[13]:663

8月12日,中國中央政府決設置國防最高會議,推蔣為陸海空軍總司令,以軍事委員會為統帥部[13]:663。国民政府設立國防最高委員會[43]:111。推蔣為陸海空軍大元帥,統率全局,領導對日抗戰[43]:112。中国国民党临时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以蒋为会议主席,授权他可以超越日常程序处理一切事务[24]:351-355。8月14日,國民政府宣布自衛抗戰[13]:664。8月16日,改以蔣為大元帥,組織大本營;南京失守後,大本營撤銷,仍由軍事委員會總攬軍事[13]:663

8月19日,蔣发表红军改编命令。8月20日,中國劃分南北各戰區[13]:664;蒋下达大本营第一、二号训令,颁布《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和《国防作战指导计划》:声明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生存和国家领土完整,对于入侵的“敌国倭寇”“以武力解决之”,提出“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确定战争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明确大本营的组织系统,将中国军队分为5个战区[83]。8月22日,陕北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朱德、彭德懷任總、副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轄3個師,計3萬人,師長為林彪、賀龍、劉伯承,副師長為聶榮臻、蕭克、徐向前,政治委員聶榮臻(兼)、關向應、鄧小平[13]:665。9月22日,江南红军合組为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葉挺、項英任正副軍長,轄4個支隊,計1萬餘人,支隊長為陳毅、張雲逸等[13]:665

8月20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召開洛川會議,確立中共抗戰方針[84]:32:“創造根據地,牽制消滅敵人,配合國民黨軍作戰,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共產黨對「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85]同日,毛澤東則命令八路軍跨越山西至河北,支持傅作義部隊作戰,卻事後透過無線電告知前線指揮官,早先命令純粹為宣傳,事實上八路軍應盡量放慢移動速度,「每天移動五十里(徒步25公里),每行軍三天,休息一天。」[86]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國難宣言》[43]:121。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87]:323。9月23日,蔣中正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24]:355-357[83][87]:323

日軍動員攻打中國[编辑]

1937年8月8日,日本曾擬有《停戰條件》及《國交調整案綱要》,準備談判[13]:663。8月15日,日本正式下動員令,編組上海及華北派遺軍[13]:664。 8月28日,日本宣佈封鎖中國港口,對沿海一帶,中國苦無海軍,僅由陸軍固守[27]:75。日軍曾砲轟廈門[27]:75。9月6日,日軍攻赤灣,威脅香港,日艦巡行於伶仃洋面,港粵航行陷於停頓[27]:75

华东战场、上海南京陷落[编辑]

1937年北平蘆溝橋事變後,蔣為長期作戰,將日軍入侵方向由北向南改為由東向西,同時也為引起國際社會注意日本侵華,在上海主動攻擊日軍;中日兩國不宣而戰,由地區衝突真正升級為全面戰爭[44]。7月27日,國民政府海軍部長陳紹寬奉命在行政院會議上報告,將實施在長江江陰段沉船以封鎖航道的計劃[88]。7、8月之交,中國部分軍隊已開抵上海附近,並計劃封鎖江陰要塞,使長江日本船艦無法逃脫;行政院秘書黃濬受日本收買,洩露消息,漢口一帶日艦、日僑先期退出[13]:663-664。7月中旬,日本駐上海艦隊司令長谷川清建議東京,不宜將戰場局限於華北,應同時攻取上海、南京,分散中國兵力,制其死命[13]:664。7月下旬,長谷川清借口陸戰隊1名失蹤,布防上海閘北[13]:664。8月9日,中、日士兵在上海機場衝突[13]:664。8月11日,蔣中正命令受過精良訓練的國民革命軍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教導總隊,裝甲部隊、重砲部隊等陸續集結至上海市郊;蔣中正与德国軍事顧問團團長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均坚信「上海必须固守」,因为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日本机械化部队可横行无阻,而上海的街道与水道,则有利于中国轻武装部队作战。[89]

淞沪會戰
圖為《中國娃娃》:淞沪会战中遭日军轰炸的上海南火车站

8月13日上午9時15分,大戰揭幕[13]:664。淞滬會戰是中國抗日戰爭中首場大型會戰,是規模最大、戰鬥最激烈之戰役[90]。中方稱「八一三戰役」,日方稱「第二次上海事變」[44]。中日雙方約有100萬軍隊投入戰鬥,戰役持續3個月,日軍宣布死傷4萬多人,國軍統計死傷30萬人[44]。8月14日,蔣中正下達總攻擊令,命令國民革命軍第八十八師奪回8月13日被日軍攻擊占領的市區據點,並向日軍陣地進攻[91]:265。隨後大日本帝國陸軍向上海增援,中日軍在上海市狹窄的巷弄內廝殺攻防,双方都死伤惨重。[92]上海日軍初僅陸戰隊1萬人,中國陸軍4萬人,猛勇進攻,空軍轟炸日本軍艦;此後雙方陸續增兵,國軍雖不惜犧牲,終不抵日本砲火[13]:664

8月14日下午,日軍6架九六式陸上攻擊機台灣飛杭州、廣德、長興轟炸,被國軍擊落3架[93]:415。日軍機13架轟炸杭州[13]:664。日本軍機分批襲杭州及廣德機場,時國軍第四大隊各機甫自周家口抵筧橋機場,即緊急升空作戰,由大隊長高志航率機27架,分途攔截,結果擊落日軍九四式轟炸機3架,後世稱八一四空戰[94]:283-286。中國可供作戰飛機僅220餘架[13]:664。中華民國空軍分批出擊上海敵軍事據點及船艦,並以驅主力防衛首都南京[94]:283-286。8月15日,日本軍機20餘架炸杭州,16架炸南京,在杭州被國軍擊落8架,在南京被擊落6架[93]:415。8月16日在句容被國軍擊落2架,擊傷1架。在上海被國軍擊落2架,在揚州鎮江被國軍擊落3架,在嘉興被國軍擊落2架[93]:415。共計3日來,日本軍機損失已在30架以上,國軍軍機僅受傷數架,空軍人員死2人,傷5、6人[93]:415-416

9月中旬,國軍退守第一預備陣地;日軍約10萬人,國軍約30餘萬,制空權則在日本之手[13]:664。第一批投入的精銳部隊折損過重開始撤下整補,並且由各地軍閥部隊開赴前線換防;然而足以讓國府精銳部隊受挫的日軍,換上戰力有限的各路雜牌軍後連維持防線都很吃力,只能轉入防守姿態拖延日軍攻勢。戰役後期,國軍敗退,上海將失守[90]。由於國軍抗敵悲壯,死傷極為慘烈,戰史學家喻之為「血肉磨坊戰爭」,甚至被喻為「中國版凡爾登戰役」[44]。9月下旬,國軍退守第二預備陣地;10月26日,主要陣地失陷,退向上海西部[13]:664。蔣下令精銳第八十八師留守掩護,師長孫元良則命令第五二四團團長謝晉元率領由約430人組成一個加強營,固守四行倉庫;他們從此成為上海「孤軍」[90]。10月,國府決議遷都重慶[44]

11月5日,日軍成功登陸上海南岸金山衛。日軍2個師(第10軍)登陸杭州灣,國軍全線西撤[13]:664。11月9日,國民政府發表自上海撤退之聲明:「各地戰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軍心仍堅如金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13]:64111月12日夜,上海淪陷,淞滬會戰結束[44]。11月20日,國民政府宣言,決不為城下之盟,本日起移駐重慶,「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13]:664由於苦戰之後,實力喪失十之六七,無法遏止日軍前進,預設之長江至蘇州、嘉興及江陰至無錫國防線不守[13]:664-665。除軍隊耗損,淞滬會戰後期毫無章法之撤退令戰線完全崩潰,令日軍得以長驅直入,間接導致南京保衛戰提早開戰[44]

南京保卫战

11月20日,蔣中正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官。12月1日,日本裕仁天皇下令中支那方面軍進攻南京[95],同日,蔣介石要求史達林加入對日作戰,然而遭到否決。12月8日晚,日军全线突破中国军队的外围防线,直逼南京城[96]:99。 12月12日,中國首都南京陷落,12月24日,杭州繼之[13]:665。12月12日下午5点,唐生智下令中国南京守军“突围”。12月13日南京失守後,日軍遂進行震驚世界之「南京大屠殺[44]。随后日軍進行了持续数月的「南京大屠殺」,殺害中国平民和战俘30萬以上[o],借此打击中國民眾士氣。下令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後改稱華中派遣軍)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杀戮最严重的第六师团师团长是谷寿夫[45]。日軍進入南京後,大肆劫掠、姦淫、屠殺,被擄官兵、平民婦孺,或遭集體掃射或被砍死,為時一週[13]:665。日軍用繩索,將數百名徒手士兵或民眾捆綁在一起,用機槍掃射,或用汽油焚燒[97]:31-32。12月17日,中支那方面軍舉行南京入城式[96]:103。12月18日,日軍於南京故宮飛行場舉辦陸海軍合同慰靈祭。12月23日,日軍在南京設立自治委員會,回復了治安。

华北战场、太原陷落[编辑]

平綏鐵路作戰
1937年10月,太原火车站,中国第一七九旅开赴前线

華北日军占领北平后[13]:665,计划在华北、山西北部和绥远决战,企图以主力沿平汉铁路进攻河北保定沧州一线,待保定作战后,再进攻石家庄德县一线。另以一部在主力右翼,沿平绥铁路北攻南口[13]:665。1937年8月初,日军编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联合中国驻屯军一部沿平绥铁路东段进攻察哈尔,以“解除对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境的威胁,消灭察哈尔省内的中国军队”。中國任命傅作义为国民革命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加强防御华北,负责平绥铁路东段。8月7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进入南口阵地。日軍在關東軍參謀長坂垣策劃下,以相當大兵力主攻南口,中方由湯恩伯部之王仲廉師苦守,8月9日,日军開始正式攻击[27]:94察哈尔境內日軍南攻張家口,激戰16天,8月下旬,南口失守,張家口亦陷[13]:665。日军並攻陷怀来延庆。8月29日,日军两支部队在宣化会合,防御平绥铁路西段的中国军队面临夹击危险,遂分头撤退。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随即在伪蒙骑兵协同下沿平绥铁路向西继续进攻。8月31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与到达的国内援军编组为华北方面军、第1軍和第2軍[96]:82,连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在内,日军用于华北作战部队合计约37万人。9月,日军为确保华北主力侧翼安全,以第5师团察哈尔派遣兵团分东、西两路从北面进攻山西。9月11日,中国第二九九团孤军坚守天镇一週后失守。日軍進陷山西大同[13]:665。9月13日,李服膺部在天鎮高陽一線守護不力,大同棄守[27]:95。9月中旬,日军逼近内长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平型关雁门关一线组织防御[96]:83

太原会战

9月下旬, 中國共產黨中央毛澤東命令朱德彭德怀[98]:54[99]:338[98]:26林彪配合國軍抗日[100]:143。9月24日,日军攻占重镇平地泉。第八路軍朱德部奉命增援,與山西王靖國部配合兩方夾擊[27]:96。9月25日,日軍第5師團第21旅團被八路軍第115师在平型关以东设伏,經過激戰,該部日軍1,000餘人被全殲,並繳獲大批軍用物資[87]:323;擊毀汽車100輛、大車200輛,繳獲步槍1,000多支、輕重機槍20多挺、戰馬53匹[101]。甫經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之紅軍林彪師會同晉軍、陝軍重創4,000日軍於晉北平型關,為中國在北戰場之首次勝利[13]:665。9月26日,中國軍隊殲敵一個聯隊,日軍向蔡峪口潰退,中國軍隊繼伏重兵於平型關之土溝,待其增援之兩聯隊經過,盡予以殲滅,遂成平型關大捷[27]:96。斃傷日軍運輸队500余人[102][103]:355。蔣致電嘉獎[87]:323。9月26日起,日軍於連雲港與中國軍隊發生炮戰,圖在墟溝登陸[27]:75。9月27日,中國軍隊乘勝攻靈丘,兩敗日軍[27]:96。10月2日,日軍佔領連雲港外東西島[27]:75

1937年10月初,卫立煌率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从河北石家庄转赴晋北增援,并负责指挥忻口会战[96]:87。忻口正面中国守军与处于日军后方第十八集团军密切配合,多次重创日军,使日军在晋北苦战[24]:434-452[104]:12。由于上海战事扩大,日本大本营命令华北方面军迅速完成平汉、津浦线北段作战任务并占领太原,以抽调兵力增援上海。10月21日,日军第二十师团从河北石家庄沿正太鐵路分两路进攻山西。日军右纵队强攻河北井陉娘子关,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依工事顽强抵抗。10月26日,日军左纵队进抵娘子关侧后,中国守军主力仓促后撤,日军当日攻破娘子关,并追击溃退的中国守军[96]:91,10月30日占领晋东阳泉。中央軍及晉軍破之於忻口,軍長、師長戰歿,而戰地不為之動[13]:665

10月,日军一支西陷绥远省城归绥,一支南犯太原[13]:665。11月2日,晋东方向日军占领昔阳,形成与晋北日军会攻太原之势,忻口中国守军当夜南撤保卫太原[24]:470-475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命令主力撤至太原以南,以傅作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守太原。日軍改自河北攻晉東[13]:665。11月9日,日軍佔領太原[13]:665。南口之戰告一段落後,日軍循平漢鐵路南下:9月,攻陷河北保定;10月,攻陷石家莊;11月,攻陷河南安陽[13]:665。另一路由津浦鐵路南下,攻陷魯南德州[13]:665山东省政府主席韓復榘不戰而走,12月27日,放棄濟南[13]:665青島以陷於海陸夾攻,守軍於炸燬紗廠後西撤[13]:665。1938年1月14日,經國民政府法院将其判處死刑,之後槍決[105]

華東戰場、徐州陷落[编辑]

黃河花園口決堤,導致黃河下游部分地區交通全部中斷,阻碍日軍推進,同時造成数百万中国居民遭受水災。

1938年2月,津浦鐵路北段日軍(华北方面军)深入魯南,南段日軍(華中派遣軍)越過淮河,企圖合犯徐州[13]:665。3月,南來日軍進攻臨沂,為時8日,傷亡頗大[13]:665。徐州東北台兒莊攻守尤為激烈,為時4週;中國以4倍兵力,截斷日軍補給,殲其16,000人,日軍於4月7日後撤,證明其並非無敵[13]:665。3月16日至4月15日之「台兒莊會戰」,中國軍隊約29萬人和日軍約5萬人在徐州台兒莊激戰一個月,中方傷亡5萬餘人,斃傷日軍2萬多人;中國最高統帥蔣介石曾3次赴徐州視察督戰[101]。南京失守後之士氣為之重振,人心尤為興奮[13]:665。3月,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部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战死殉国[106]。李宗仁遂以西北军孫連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兒莊與日軍反復爭奪,以西北军张自忠国民革命军五十九军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湯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軍侧背,最終取得台兒莊戰役勝利,以毙伤日軍一万多人的戰果成爲近代日本第一次軍事挫敗[107][108]:202。日軍改向山東、河南之交與安徽北部進攻[13]:665。5月,國軍放棄徐州,戰場移於豫東[13]:665。5月19日,日軍佔領徐州[45]

1938年5月,日軍土肥原賢二第14師團為切斷徐州中國軍隊之西面退路和阻止第一戰區軍隊增援徐州而进攻蘭封。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薛岳調集12個師兵力包圍第14師團。最終以第八十八師師長龍慕韓及第二十七軍軍長桂永清先後領兵臨陣棄守蘭封,日軍佔領蘭封而告終。蔣介石稱「蘭封會戰」為「千古笑柄」[109]。6月5日,國軍不守開封[13]:665。國軍掘毁鄭州以東花園口黃河堤防,洪水向南泛濫,人民損失慘重[13]:665-666。總計淹沒40餘縣,河南民宅沖毁140餘萬家,陸沉800餘萬畝,安徽、江蘇耕地陸沉1,100餘萬畝,傾家蕩產者480餘萬人[13]:666。但是黃河下游的大規模水災,使河南、安徽和江蘇三省近400万人逃亡,近百万人直接死亡或因饥荒與接連下來的大規模瘟疫间接死亡[110],百萬災民對國民黨怨聲載道。参与徐州会战的中国军队分路撤退。日軍進攻鄭州、南窺武漢之企圖為之滯延[13]:666

华中、华南战场[编辑]

武漢為南京撤退後最高統帥部所在地,亦為日本次一攻擊目標[13]:666。1938年2月以來,日本空軍不斷轟炸,遭到堅強抵抗:2月8日,中國空軍及蘇俄義勇軍擊落日機14架,中國大隊長李桂丹戰歿;4月29日,擊落日機21架,中國損失9架,蘇俄損失2架[13]:666。6月15日,日本海軍溯長江西上攻陷安慶,會同陸軍突破江西馬當要塞[13]:666。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1944年以前,中国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軍达30多万人,国民革命军达110万人。7月25日,九江失守,武漢外圍會戰開始,日軍分3路前進[13]:666。会战中,侵华日军损失近20万人,由此丧失战略进攻能力。中国军队大部份脱离战场,安全撤退,一部(桂系主力)留在大别山区敌後坚持游击。10月25日,湖北重鎮武漢三鎮相繼陷落。

9月底,日軍主力第106師團孤軍深入到江西九江德安縣萬家嶺地區,國軍第九战区部隊由薛岳指挥下屬10萬將士,在南浔铁路战场與日軍約28,200人激戰13晝夜,殲敵1.4萬,日軍前所未遇重挫[101]。国军取得万家岭大捷,使日军第106师团几近覆灭,是武漢会战中取得的最大胜利。10月12日,日軍4萬人登陆大亚湾,10月21日佔领广州[13]:666第七战区司令長官余漢謀部退至粤北地区。中國政府作戰中心遷往重慶市繼續抵抗[45]。日軍在占领武汉和广州後,转入休整,因战线拉长,无力作進一步大規模戰略進攻。由於蔣介石實行片面抗戰和單純防禦之戰略方針,致使中國大片土地相繼淪陷[111]:472。尤其是武漢失守以後,抗日力量嚴重削弱[111]:472

中日相峙(1938年11月-1941年12月)[编辑]

分而治之[编辑]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和日本占领军
1943年,日本召集汪精衛(左三)、張景惠(左二)等傀儡政权首脑参加大東亞會議

由於綿延上千公里的戰線以及後方游擊隊等因素,日本對中國採用“分而治之”的政策,扶持汉奸成立效忠日本的傀儡政權。[112]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通州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12月14日,冀察政務委員會經濟委員會主席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並併入「冀東防共自治政府」[48]。1938年3月28日,北洋軍閥段祺瑞心腹梁鴻志任「行政院長」之「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48],并与日本订立条约[113]:21,发行钞票。1937年,「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成立[48]。1939年9月1日,日本人將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合併,在張家口成立「蒙古聯合自治政府」(1941年改稱「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48]。1940年3月29日,汪精衛政權成立於南京,汪精衛自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陳公博周佛海等分據要津,「維新政府」取消,北平「臨時政府」改名「華北政務委員會」,由日本直接控制,非汪之權力所及[13]:679

日本侵略中国时,曾打着“反对共产主义”旗号,多次与国民政府接触,希望同蒋合作,分化中國士氣與國際影響力,但是蔣中正與國民政府沒有屈服。日本作戰方針最早為“三月亡華”。1938年1月10日,聲明將不以蔣為國民政府代表,而與各省政府主席簽訂和約[13]:676。11月第二次近衛聲明表示“東亞新秩序應由中日共同主導”、“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聲稱只要答應和解,就從華中、華南撤軍,華北在名義上屬於中國。同年底,第三次近衛聲明發表,將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部分義務由中國分擔,透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詳見陶德曼調停),藉以從側面誘導國民政府和談,並承諾和談成功後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歸還租界[45]。然而在内面临战局不利外受到列强压力的困局下,蒋中正对抗战始终未有动摇,坚持抗战到底,其夫人宋美龄亦以三国时期赤壁之战曹操劝降孙权为例子,劝告蒋切勿听信日本人,而务必坚持民族大义[45]

1938年1月,孔祥熙繼蔣為行政院長,3月,蔣任中國國民黨總裁,汪精衛任副總裁,汪難免有不快之處[13]:677。12月29日,汪致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請依近衛之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3點,與日本恢復和平[13]:678。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革所有职务,國民政府下令嚴緝民族叛徒[13]:677。3月,汪在河內遇刺,未中,再宣布和平是中國獨立生存之要道,急於自立政府[13]:678。12月30日,日、汪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參與其事之高宗武及陶希聖竟逃往香港,將全文披露,證明汪之賣國證據,日、汪大感狼狽[13]:678。1940年3月26日,汪精衛偽組織在南京成立[62]:41。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護下來到南京,以「還都」的名義於3月29日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113]:132。蔣嚴正駁斥,明令通緝[62]:41

1941年4月,蘇聯與日本簽署《日蘇中立條約》、《共同宣言》[114]:4681-4682。中國共產黨表態全力支持[115]:8-9。4月15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聲援兩國條約,并重申日蘇兩國條約並未變更中國領土權,反而確保了兩地的安全[116]國民政府外交部王寵惠部長發表聲明,強調東北四省外蒙均為中華民國之領土,《蘇日共同宣言》對中國絕對無效[96]:757-758

深入内陆[编辑]

1940年日軍佔領區

1939年後,日本空軍對中國後方轟炸遠及於西北蘭州、西安、西南之昆明,而以重慶為主要目標[13]:686-687。總計日軍對西南大後方,投彈60,174枚;重慶受創最烈,尤其是5月3日至5月4日,落彈上萬枚,傷亡慘重[117]:32。此一年之內,總計各地被空襲2,600餘次,人民死者28,000餘,傷31,000餘,房屋被毁138,000餘間[13]:687

日本為鞏固已有據點,維護水陸運輸線,擴大佔領區,嚴密封鎖中國對外交通,1939年至1941年,一再發動攻勢[13]:686。日軍仍以長江一線逐步朝內陸攻擊,希望藉由殲滅四川省周邊省分的戰區兵力,逼使重慶國民政府投降。重要戰役,一為兩次贛北之役,第一次在1939年3月,日軍約10,000人,進犯南昌,國軍約20萬迎擊,一週後南昌陷落[13]:686。第二次在1941年3月,日軍約4萬,國軍倍之,激戰於南昌以西地區,為時2週,日軍頗有損失[13]:686

1939年至1940年,日軍攻擊湖北省第五戰區一帶,經過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役佔領宜昌。1940年5月,日軍再度進犯,兵力約增加一倍,中國國軍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陣亡[13]:686。宜昌佔領後,日軍將攻勢矛頭朝湖南省第九戰區轉移;中日雙方在湖南省第一大城長沙周遭進行多場攻防,第九戰區成功的擋下日軍攻勢,並在當地與日軍持續對峙。

1939年2月10日,日軍佔領海南島[62]:39;6月发动潮汕戰鬥占领潮安汕头;11月,登陸欽州灣;兵力約5萬人,西趨廣西,襲陷省城南寧,完全斷絕中國與越南間之交通[13]:686。日軍相繼攻佔廣西省重鎮南寧、賓陽,但桂系並未妥協。12月,國軍16萬於南寧東北发动崑崙關戰役大舉反攻,歷時2月最终守住崑崙關[13]:686

日本對外擴張政策,分南進與北進;1939年7月,決定南進,為處理「中國事變」,更須解決南方問題,斷絕越南、緬甸與中國交通[13]:684。1940年,日軍出兵侵入越南,威脅英荷南洋帝國。[27]:25760日,乘法國在歐洲戰敗,迫令停止滇越鐵路為中國運輸物資,中國通海口之交通線全斷[13]:684。7月,英國政府為討好日本,竟封鎖中國唯一國際邊道滇緬公路,使中國作戰物資之出口完全斷絕。[27]:257後因美國對日態度趨於強硬,3個月後,始行重開[13]:684。自此中國深感財政困難,通貨膨脹不已,軍民生活日益艱苦,直到1944年秋間,實為中國抗戰最艱苦階段。[27]:2579月,六萬日軍登陸安南北部進攻滇桂。[62]:41

敵後戰場的發展[编辑]

1945年日本佔領區(紅色)及共產黨根據地(紅條)

1937年8月,中共向国民政府提出“红军擅长运动战,阵地战非其所长”,因而红军“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118]之前中共曾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游击战建议,未被采纳,而1938年10月之后,蒋中正看到中共游击战法成效,遂决定重视敌后游击战[119]:40-42。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蒋在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上说:“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扰乱敌人之后方,而牵制敌人之行动,破坏敌人交通运输,而减少其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作战”[119]。11月25日,蔣中正於南嶽軍事會議確立敵後戰場作戰方針,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120],并在南岳创立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120],同时请求中共派遣干部作为教官[119]。国民政府将敌后战场劃分為十二個作戰區域,分别是第一戰區第二戰區第三戰區第四戰區第五戰區第六戰區第七戰區第八戰區第九戰區第十戰區魯蘇戰區冀察戰區[121]:409-410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八路军115师除聂荣臻一部留晋察冀创建根据地外,主力转移至汾河流域和晋南,并留一部在太行山,配合129师在晋东南创建根据地。120师仍在晋西北同蒲路北段活动,并化整为零改为游击战。11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成立[96]:72。同时,东北军吕正操部加入八路军,建立冀中军区[96]:74。1938年4月,八路军129师开始组织兵力,在冀南平原建立根据地[122] 。1938年12月,罗荣桓陈光率八路军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鲁西地区,重组山东纵队并在山东建立抗日根据地[123] 。120师与129师则继续在山西、河北一带进行扩编,多次击败日军扫荡[96]:351-353。与此同时,新四军部队则开辟了苏南、淮南、鄂豫边等根据地。隨著汪精衛等国民党高层投日,部分国军因不滿國民政府,投向中國共產黨部隊。在1940年周恩来给斯大林信中提到,中共基本政策是支持蔣领导抗日,在中国100万以上伤亡士兵中,八路军伤亡数量13万人,新四军则为11万人[124]。1940年8月,彭德怀命八路军晋察冀军区、120师、129师部队發動百團大戰[125][126]。这是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之后参与较具规模的战役。战争初期战报统计(第一阶段)共达一百零五个团,因此定名为百团大战。整个战役中,八路军破坏了正太、平汉、同蒲等铁路干线,而八路军遭到約1.7萬人傷亡之巨大損失[127]

由于中共根据地不断扩大,加之国共两党之间的互相猜忌,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地带、华北、华中,国共冲突接连不断。1939年國民政府冬季攻勢期間,晋系阎锡山爆發十二月事变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宣佈脱离晋系,事后五万余山西新军编入八路军120师、129师编制,而阎锡山与八路军最终也划定了活动范围[128][96]:389。1940年3月,八路军与国军朱怀冰石友三等三个军共6万多人发生冲突,八路军取得上风[96]:390。在华中地区,国共双方则发生竹沟惨案平江惨案等事件,中共处于不利地位[96]:388。1940年10月,蘇北地區的中國共產黨新四軍与當地駐紮的國民革命軍发生黃橋戰役,一舉击溃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所屬國民革命軍第八十九軍[96]:391。1941年1月4日至12日,新四军9,000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国军7个师8万余人包圍,除2000余人突围成功,多数战亡。该次事变称为“皖南事变”。軍長葉挺以下5,000人被俘,副軍長項英被殺,番號撤銷[13]:682。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29],统一整编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为7个师[96]:400

太平洋战争期间(1941年12月-1945年9月)[编辑]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发。12月8日,美國對日本宣戰,並呼籲世界各國對日本實施貿易制裁。12月9日,中华民国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向日本宣战[130]。不久之後,除了先前與日本簽立互不侵犯條約的蘇聯以外,英國等同盟國也對日本宣戰。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日本的戰略重心也從中國轉变为美國。因此中國與英國簽訂了友好同盟條約,並與英美等國簽訂廢除部分不平等條約,令重慶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上升。[131]

香港保衛戰[编辑]

日本对英国宣战后,开始入侵英属香港香港时间12月8日早上8時,即珍珠港事件後仅數小時,由酒井隆指揮的日本軍隊從深圳向香港发起进攻,香港保衛戰於此開始[132]:171。12月25日,香港總督楊慕琦率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淪陷[132]:288。同时,日本在國内进一步徵兵動員,將戰場扩大至荷属婆罗门(今印度尼西亞)、菲律宾等英、荷、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奪取當地產量豐富的石油、橡膠等战略資源。並派兵向英國遠東軍進攻,接連攻克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並在暹罗湾發動主力決戰,將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擊沉,標誌著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已無人能敵。

中緬印戰區[编辑]

日本方面不滿足于控制東南亞的油氣資源,同時注意到滇緬公路對中國戰場的意義,并防止中国对东南亚战事的介入,轉而出兵缅甸,意圖切斷滇緬公路孤立中國。此時英国在远东的军队已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转而向中華民国国民政府求援。於是罗斯福与蒋中正磋商组建盟军中缅战区,由蒋中正兼任司令,中国派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率10万名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日本作战。原本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與日軍会战[133]:45,但是日軍先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退兵,於是日軍迂回至中国军队背後,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结果联合作战破局成為各自潰退慘劇,远征军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殘部被迫自野人山回國或撤往印度,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六军撤退回国[133]:46-49

这次战斗中,國軍第二百師師長戴安澜戰死。最终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餘人安全撤离,杜聿明被召回。美军兼任中缅战区参谋长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和新三十八師师长孫立人廖耀湘則留下繼續负责在印度编练軍隊。史迪威重一隅而忽略全局,與中國全面抗戰之戰略觀念不同。[43]:131遂公開反抗蔣之命令。[43]:1311943年6月24日,史氏因要求撤換杜聿明軍長不獲中國政府同意,乃不經預告,於二日後將中國戰區作戰之美國第十隊轟炸機,全部調埃及助英軍作戰。[43]:131其後史氏曾拒絕將租借法案下撥給中美商業組織之中國航空公司兩架運輸機轉交中國空軍,不肯向華盛頓代轉中國前線500架飛機之作戰計劃,反對美軍1000桶飛機汽油之借用。[43]:131史氏甚至要求擔任中國三軍統帥,美援武器直接援助中共,大為中國朝野所不滿。[43]:131

中国内陆戰區[编辑]

国军在鄂西三峡地区行军(鄂西會戰

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期間,中國軍隊與日軍在第九戰區有過4次大規模會戰,日軍先後出動66萬人次、共傷亡10.7萬人,國軍出動100多萬人次、共傷亡13萬人,在中國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直到1944年5月第四次長沙會戰,激戰月餘,日軍才攻陷長沙[101]。1941年1月16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计划》,企图在年内在不减少现有兵力,对重庆国民政府采取高压的军事态势,利用国际形势变化尽早解决中国作战[96]:338。1941年4月,阿南惟几制定了长沙作战计划,力图在现有兵力的情况下,最大可能的摧毁重庆政府战力。第二次长沙会战于1941年9月6日爆发,历时33天,日军攻占长沙,之后迅速撤离,国军趁机收复失地,双方恢复战前状态[96]:345第三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6日,最终中方成功防守长沙,日方遭受惨重损失撤退。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同盟国取得的首次胜利,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133]:99

百團大戰后,日軍调回20余万部队,並集中了汪精卫政權的全部軍隊,共60万日军及90万伪军,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134]:1208。採用了“保甲制度”來斷絕共產黨軍隊與當地民兵的接觸,設立無人區,進行三光政策,甚至時常使用違反國際法的生化武器來作戰[135]:107-122。共產黨面對日軍掃蕩壓力下,全军退入山区和乡村,化整為零保留實力,并积极开展山地及平原游击战迟滞和消耗日军锋芒。华北日軍一再向共军根據地進攻掃蕩,實行所謂殺光、燒光、搶光之「三光」政策,冀中區、晉察冀邊區受禍特烈,冀中根据地几乎全部毁灭。解放區人口,由1億降至5千萬,八路军由40万降至30万,新四军由13万降至11万[13]:695。与此同时,中共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以解决自己的补给问题[136][137][138][139][140]:41-117[141]:263-298[142]:79-80[143]:1452-1455

1940年12月26日,日本东条英机陆相和杉山元总长提出“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于1941年5月发动中條山會戰,以伤亡不到1万人的代价,造成国军5万多人伤亡,是抗战历史上中日双方伤亡最悬殊的战役之一。其中,在5月7日至5月10日的張店鎮戰鬥中,国军新27師全軍覆沒。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会战,在打通浙赣铁路,摧毁沿线机场后撤退[133]:99-111。1943年5月12日,日軍為打通長江上游航線並摧破重慶門戶而向湖北西部國民革命軍守軍发动进攻,最终没能打通從長江進攻重慶必經的石牌要塞。因此,石牌战役被誉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44]

战事逆转(1943年11月-1945年7月)[编辑]

1943年11月2日 - 12月20日常德會戰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發表新聞公報《开罗宣言》,要求战後日本归还自1895年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133]:488。1943年11月,日军进攻常德,戰鬥一直持續至12月20日,日軍一度攻占常德,但在中国军队反击下最後撤退[133]:120-130

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形勢惡化,兵力不足與運輸船隊遭美國獵殺使得戰爭物資緊缺;華北地區的資源生產遭到當地民兵與八路軍連續不斷的襲擾,絕大多數地區喪失了生產能力。爲了取得東南亞地區的物資,日本于1944年4月發起豫中会战,击溃湯恩伯河南省的大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之後,华中日軍乘胜追击,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击败薛岳,一路追击至湖南省南部重镇衡陽。第十軍軍長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华中日軍与华南日軍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後打到贵州省独山,震动重庆;另一路则从衡阳南下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了粤汉铁路[145]豫湘桂会战,日军以50万兵力投入到广阔的地区,竟使号称600万之众的国军损兵70万。战后,国军失守大小城市146座,沦陷国土20万平方公里,航空基地7个,机场36个,而遭日军奴役的国民不下600万人[146]。全国舆论哗然,各界痛斥。日軍虽然最終控制了華南交通動脈粵漢鐵路并打通「大陸交通線」,但却无法保证其使用顺畅,反而使得兵力分散的弱点更为突出。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发起局部反攻,基本恢复1941年前的根据地范围。此外,中共还派出王树声进军河南,派出王震进军湖南,开辟新的根据地。1944年3月5日至3月7日,新四军粟裕开始苏中1944年攻势作战,发起车桥战役,之后又陆续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先后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攻克、逼退日伪据点60余处。[147]

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发動了滇西缅北大反攻。 1944年3月10日,盟军发动密支那战役,至1944年8月2日,攻佔密支那[148]。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華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後攻克日軍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搶通中印公路[133]:551-555。其中在松山戰役中,日本一個联隊稱被全殲,被称為日本二戰亞洲戰場上的一次「玉碎戰」[149]。1945年1月,中緬國軍會師南坎。[62]:46中印公路首次通車,蔣決定命名為「史迪威公路」,自茲由印度運入作戰物資,得以暢通,印度輸油管亦接通至昆明。[62]:46

1945年2月以後,盟軍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於是為了消滅美軍在中國的飛機場以維持大陸交通線的通暢並早日結束中日戰爭以集中全力於本土防衛,1945年3月起日軍先後發動豫西鄂北会战湘西会战。在河南,日本軍於3月下旬從豫中會戰之後的防線以東向西發動攻擊,其前鋒一直衝到西峽口。在湖北,3月日本軍向西北部發動攻擊,於4月8日攻陷老河口[133]:559;不過之後國民政府軍隨即發動反攻,收復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軍佔領的地區。湘西會戰從1945年4月9日起,止於6月7日,是中國抗日戰爭中最後一場會戰;日軍為爭奪芷江空軍基地,共投入5個師團10萬兵力,國軍由何應欽親自指揮9個軍26個師18萬兵力,戰線長達200餘公里[101]。戰場位置在湖南省中西部,此戰又稱「芷江攻略戰」。[150]日軍攻入湖南西部,但是在中国军队抵抗之下,日軍遭受挫敗而退回原陣地。雙方參戰總兵力28萬人,戰線長達200公里。[150]國軍在會戰主力王耀武指揮下,取得雪峰山大捷,會戰以日軍戰敗而結束,殲敵3萬餘人[101]。在湖南戰場上中國軍民一寸山河一寸血之浴血奮戰,激起中華民族戰勝日軍之信心和勇氣,日軍自此逐步收縮戰線[150]。湘西會戰之勝利,標誌中國抗日正面戰場由防禦轉入反攻階段[101]

1945年4月,中国军队乘勝追擊,反攻廣西桂林、柳州,於5月27日收復南寧,6月29日收復柳州。7月27日,國軍反攻,收復桂林[62]:46策定反攻廣州計劃,完成一切部署,陸軍總司令部推進桂林。[62]:468月,美國第十航空隊調增中國。[62]:46國軍收復廣西全境,原本預定打通中國對外運輸要道,因為日本投降而無須實行。

日本战败(1945年7月-1945年9月9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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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作为中国全权代表在侵华日军投降书上签字,1945年9月9日,南京。

1945年7月16日,美國原子彈試爆成功,杜魯門乃與邱吉爾取得蔣介石同意,勸告日本投降。[151]7月26日,中國蔣委員長(未被邀請與會)、美國總統杜魯門、英國首相邱吉爾,在波茨坦发表聲明,對日本提出最後通諜,促其宣佈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使用三國巨大之陸海軍全部力量,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毁滅。[27]:225三国予以日本“最後之打击”[152]。此時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哈利·S·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未邀請苏联協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日本始終認為如果無條件投降,等於毁滅日本;公告中雖有將來可依日本人民的意志,成立一個傾向於和平及負責之政府之字句,然而未提及日本最關心之是否保存天皇,因之不肯接受[153]

1945年8月6日,为避免採取大量傷亡的登陸戰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8月9日又在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蘇聯紅軍根據《雅爾塔協定》,隨即在8月8日對日宣戰,發動八月風暴行動,於8月9日出兵中國東北。此时日本关东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蘇聯紅軍則多达150万人投入到远东战场,雙方裝備懸殊。苏联对日作战1个多星期,佔领中国东北全境、日本南千岛群岛朝鲜半岛北部。苏军撤出后,将大批军火弹药交给中共军队[154]

1945年8月10日下午7時,日本政府正式向中、美、英、蘇四國發出《日本請降照會》[155]。下午7時50分,日本政府請降書,已請由瑞士瑞典轉達盟方,日本願意接受盟方《波茨坦宣言》之各項規定,無條件投降,但僅要求保留天皇,仍為日本元首[27]:227 晚上8時許,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經中央通訊社收獲,發佈號外,「頃刻震動全市,街頭人山人海,遍處歡呼吶喊……超過十萬以上之男女老少市民……奔赴國民政府暨中央黨部前歡呼,向蔣主席致敬……」[156]:668-669同日,在延安總部,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發佈《大反攻第一號命令》[157]。同時,由於美國原子彈攻擊與蘇聯軍隊參與,中國内部開始有人感到中國抗日戰爭即將終結。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中國國民黨迅速佔領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中國共產黨由毛澤東發表《對日寇最後一战》,將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據地一一連通。中国共产党則接收經營多時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在苏军协助下,也收复一个省会城市张家口。八路军、新四军於敌後长期控制大量铁路干线,增加在西南正方對敵的之國民革命軍接收日佔區之困难。

1945年8月15日晨,同盟國由瑞士政府之通知,獲悉日本天皇已頒勅令,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項規定,宣告投降後,遂同時公佈日本無條件投降[27]:230是日正午,日本昭和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62]:46-47。8月15日15时,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朱德致電岡村寧次,飭其命令所屬向中国共产党投降[43]:147朱德并致牒英、美、蘇駐華大使,聲言國民政府無法代表中國接受日、偽軍投降,唯有延安總部才有權代表參加受降工作,並稱蔣介石為「法西斯頭子獨夫民賊」、「挑撥內戰」[158]。朱德另電岡村寧次,命令日軍分別向華北、華東、華中、華南(廣東)中共將領投降[13]:721。最終日軍拒絕朱德的要求,同盟國則完全不予理會。8月16日,日本大本營向全體陸海軍發佈命令,停止戰鬥行動。[159]:681於1944年接替汪精衛擔偽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之陳公博,宣布解散偽國民政府,汪精衛政權宣告滅亡[48]

1945年9月2日在東京灣美國戰艦密蘇里號上簽署降書的日本代表。

日本既已宣佈無條件投降,盟國遂委任麥克阿瑟將軍為盟軍最高統帥(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接受所有日本皇軍投降(all Japanese armed forces by the Emperor)[p],並負責主持佔領日本本土,日投降代表團由首席代表河邊虎四郎日语河辺虎四郎參謀總長率領,於8月19日乘飛機至馬尼拉,簽訂投降條件。[27]:234國軍按照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於《一般命令第一號》所劃分之受降範圍,中國戰區受降範圍應為中國(東北除外,歸蘇軍受降)、台灣以及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接受日本全面投降。[27]:2348月16日,蔣中正致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做出相关指示。8月17日下午5時32分,岡村寧次覆電表示服從指示。[27]:234-235

雅爾達會議中,蘇聯獲得同盟國主要國家允諾具有旅順大連等港阜之控制權,因此日軍宣布投降並不代表蘇聯攻勢劃下中止。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諾夫大将发表声明:“八月十四日日皇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给武装部队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尚未布,而且日本軍队还在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日本实际投降尚未发生。我们只有在日皇命令其军队停止敌对和放下武器,而且这个命令被实际執行的时候,才承认日本军队投降了。鑒于以上各点,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160]8月9日,蘇軍佔領德王府,8月23日,八路軍攻克張家口,「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宣告結束[48]。直到1945年8月23日,蘇聯軍開入旅顺港完成攻勢目標後,中國戰場的組織性大規模戰爭甫真正結束。

9月2日,日本向同盟國投降簽字儀式在日本東京灣美國戰列艦「密蘇里號」上舉行。[159]:682日本政府代表、外相重光葵和日本大本營代表梅津美治郎在投降書上簽字,中國派徐永昌參加簽字見證[62]:47。9月8日,何應欽由芷江飛南京,9月9日上午9時,代表最高統帥,主持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27]:237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投降,八年中日戰爭告終[13]:713。對中華民國來講,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至此正式結束。按盟軍指令,中國戰場上的日軍必須立即向國民政府投降,但中共中央則不這麼認為,除熱河、察哈爾之張家口、山海關等6都市由蘇聯軍所佔據轉交給中共外,其餘重要都市多未進入和平狀態,戰事仍然持續[161]:218-222

8月,設置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陳儀為長官[62]:47。10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奉麥帥下達之命令接受在台日軍的投降並接管台灣。[162][163]。10月25日,駐臺日軍在臺北公會堂完成受降儀式[164],中華民國政府宣布恢復對臺灣、澎湖列島之主權[165]。12月25日,美国国务院照会国民政府,希望中華民國能尽快派兵赴日参加占领。后因国共内战,中国最终未能派占领军进驻日本。(此也引發後世極大爭論的「釣魚臺列嶼主權問題」)

参战方[编辑]

中华民国[编辑]

国军

国民政府對中国共产党进行围剿,同时避免對日衝突擴大。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國軍大幅擴編。至1945年,國軍共有120個軍、354個師,此外尚有獨立旅、獨立團等。據統計,八年抗戰中,國軍中陸軍傷亡將士三百萬人以上,當中將級軍官陣亡已超過二百名,中下級軍官更大幅傷亡。此外,抗戰期間國軍亦首次離開中國,組成中國遠征軍,到緬甸與印度的英軍共同作戰,且亦屢有勝果(120個軍,354個師)。重庆国民政府中国西南地区大後方抵抗,利用本身廣大的領土減抵日軍的攻勢,也取得同盟國部分支援,直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國東北義勇軍和東北抗聯

東北抗日義勇軍是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淪陷初期以舊軍隊為基礎的自發抗日武裝力量,人數最多時曾達五十萬人,但在日軍強大兵力的進攻下,缺乏統一領導而又成分複雜的義勇軍,於1933年即大部陷於瓦解。一部退入關內,一部分由蘇聯領導组成東北抗日聯軍,繼續堅持鬥爭。

八路军及新四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迎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115师,红二方面军为第120师,红四方面军为第129师。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留守南方的红军部队和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66]。1938年5月,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提出抗日战争应分为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167]:59-61

华侨

華人華僑在中国抗日戰爭中做出了很大贡献。抗战期间,世界各地华人华侨为中國抗战捐款超过13亿元。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当时全国战斗机飞行员中华侨占了四分之三。著名的南洋华侨机工队活跃在滇缅公路上,保证了抗战物资的运输畅通。[168][169]

美国援華
美国国内的宣传海报,上书“这人是你的朋友——〔中国人〕——他为自由而战”

美国大量援助中国抗日战争。抗战初期,美國不願捲入中日戰爭;1937年9月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宣布禁向中日兩國運送軍火。[170]美国奉行中立政策,对中日双方都提供原材料。因为日本工业基础强于中国,此举实际上有利于日本。直到戰爭進行17個月,即1938年12月,中國方行到美国1,500万美元借款,以桐油抵償[13]:669。還有2,000万美元贷款。外交人員幾經努力,1942之前美國對華提供1.7億美元貸款。[170]

美国在外交上支持中国,卢沟桥事变爆发後,美国对日本提出抗议并力促中国和日本的和谈。1941年,由於中日和议始终难于达成和日本入侵中南半島,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和钢铁禁运。日本石油和钢铁来源断绝,冒险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後,美國開始全力援華,1942年向中國提供5億美元無償援助,並根據《租借法案》向對華租借大量軍事物資,包括「駝峰空運」。[170]美國以租借法案名義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國運送作战物資支持中華民國繼續抗战。世界各國介入主要是因为英美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

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發給「飞虎队」飛行員的識別「血幅」(上),以及繪有「飛虎」圖案的美籍志願大隊徽章(下)

美國派員到中國參戰,包括「飛虎隊」、美軍第14航空隊和第20轟炸機隊,以及「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170]飛虎隊(Flying Tigers)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縮寫AVG),因為飛機頭部畫上鯊魚頭,而未見過鯊魚之昆明市民稱作「飛老虎」而得名[171]。1937年初,美國陸軍航空隊退役飛行員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獲聘為中國空軍顧問;1941年4月,蘇聯撤走航空志願隊,陳納德遂成立以美國機師組成之美國志願航空隊,從租借法案爭取到約100架戰機,並在美國招募約100名後備役軍機機師及200名地勤人員。[171]志願隊員月薪750美元,擊落日機1架,給奬金500美元[13]:685

中美士兵互插国旗。

1942年6月,根據《中美租借協定》規定,國府分別派遣中國空軍機師赴印度和美國受訓;1943年10月,中美混合聯隊(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成立,隸屬於美國第14航空隊指揮。[172]

1942年1月,日軍大舉進攻緬甸,5月切斷中國最後一條對外交通線滇緬公路;6月,中美兩國代表在華盛頓簽署《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協定》,中國正式成為「租借協定」受援國。[173]4月,中美決定開闢「駝峰航線」,為中國抗日戰爭及美國在亞洲戰場補給油桶、彈藥、藥品、食品和黃金等物資;美國空軍第10航空隊和中國航空公司共同承擔「駝峰」空運任務,其中以美國空運為主。[173]1942年末,日軍占領緬甸,為防止日軍入侵西南地區,國民政府炸斷惠通橋並沿江佈防,滇缅公路封閉。駝峰航線上600多架運輸機幾乎全天候運轉。[173]为保证中国物资供应,美军开始空前的大规模空运。自1942年起,驼峰航线开辟,從喜马拉雅山脉東側(横断山脉等高寒山区)由印度飛往中國,至二戰結束,中美兩國至少642架飛機失事或失蹤,1,382名機組人員犧牲;向中国運送物資65万吨,佔外援物资總量八成。[173]驼峰航线不僅地形險峻複雜,气候堪稱世界上最恶劣,天氣制約著空运數量;經常有暴風雨、湍流猛烈、橫風每小時160至240公里,結冰嚴重。[173]有時氣候急變影響飛行,使貨物甩出飛;結冰把機翼壓變形,令飛急降數千英尺。[174]數據顯示,在1941年到1945年之間,援助中國物資81%是透過「駝峰」空運,西起印度阿薩姆邦,向東橫跨喜瑪拉雅山脈、高黎貢山橫斷山薩爾溫江、怒江、瀾滄江金沙江、麗江白沙機場,進入中國雲南和四川,總航程約800公里。[173]航線經過高山海拔4,500至5,500米左右,最高海拔7,000米以上;由於當年飛機設備落後,機上沒有加壓裝置,機員需要極大耐力。[173]

美國開闢中印空運之初,僅供給美國14航空隊之需要,直到1944年春季之後,方始運作戰物資,至於美國對中國之援助,空軍方面獲得數百架飛機及配件和燃油,陸軍則獲得29個師輕裝備,其價值約為5億美元,若按美方援助盟邦之物資2,800億美元計算,或相等於裝備588個裝甲師或2,000步兵師,中國所佔者實在微乎其微。[27]:257所有上述援助合計,中國在抗戰中所獲美援總額達16.02億美元,是所有國家中對華援助最多。[170]

苏联貸款

随着纳粹德国崛起,苏联希望将战略中心转移到东欧而不是远东。因此,苏联希望援助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来牵制日军,从而减轻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压力。1937年4月,國共和解已成,蘇聯表示願給中國以軍火借款,中國反應冷淡[13]:669。8月21日,苏联同中華民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70],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协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另有口頭聲明,在中日關係未恢復前,蘇聯不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中國不與第三國訂立防共協定,蘇聯允3個至6個月內,實行參戰[13]:669

苏联對華出售重型武器曾超德國,並先後分別對華贷款3筆,共計2.5亿美元[170],实际到位1.7亿美元。苏联允许中国使用这些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成为抗战初期中国军事装备主要来源。據統計,抗戰開始至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前,中國利用蘇聯信用借款購買飛機904架(包括輕重轟炸機318架)、坦克82輛、汽車1516輛、自動牽引車602輛、各種火砲1140門、機槍9720挺、步槍6萬枝、步槍子彈16700多萬發、機槍子彈1​​700多萬發、炸彈31100顆、砲彈187萬多發[175]:486-491

中國空軍的霍克II戰鬥機

1937年9月初,中國代表到莫斯科,不久,朱可夫率蘇聯顧問團到中國[13]:669。10月,第一批苏联航空部队与500名苏军专家一同到达汉口空军基地,他们开始向中国飞行员教授驾机技术。苏联在战争期间,協助培养了部分飞行员、领航员及地勤人員[176]。1937年12月1日,苏联航空志愿队首次参战。1938年冬,第二批志愿队来华,其中有当时被授予苏联英雄的雷恰戈夫,先後在武汉和台北给予日军重创[176]。蘇聯空軍志願人員先後來華共700多人,其中200多人在華犧牲;從1937年8月至1941年,蘇聯空軍志願隊與中國空軍共擊毁日機1,049架。[170]

1938年7月9日至8月14日,苏日在张鼓峰(今中朝俄边境)发生冲突,1939年6月27日至9月16日,苏日在中国领土诺门坎(今中蒙边境)发生冲突,两次冲突都以苏军重创日军结束。

苏联继1939年与納粹德國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後,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定《苏日中立条约》,背叛了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簽訂,苏联对中国援助全面停止[170]。条约宣称“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日中立条约》也违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後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和约及协定。”。苏日签约後,斯大林亲往火车站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破例与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车送行。4月25日,苏联和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交换条约批准书,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正式生效。条约的有效期为5年。國民政府對於蘇日中立條約表達了嚴厲的批評,中國共產黨則發動輿論,全面支持蘇聯與日本的中立合約,並認為雙方相互尊重對華領土主權,是有利於中國人民的[177]

然而日蘇雙方都把對方作為潛在敵人。日本把幾十萬關東軍守在東北,準備大量化學武器一旦和蘇聯發生戰爭時用,直到今天,還有中國人因為地下化學武器泄露而傷亡。日本支持白俄反蘇,而蘇聯則支持東北抗日聯軍的游擊活動。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政府签署《雅尔塔条约》划分战後在华利益,中国政府並不知情。1945年4月5日,苏联在《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前單方面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直到1945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後,蘇聯才出兵中國東北;但中國卻因此同意外蒙古公投独立、允許蘇聯在東北和新疆享有特殊權益,整個東北工業設備被蘇軍洗劫一空,損失20億美元慘重代價。[170]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橫掃日本關東軍,由于军纪败坏,对战败日本人及中国东北人抢劫、施暴及强奸等,在当地造成巨大恐慌,使中国损失巨大。

中德軍事合作(1928年-1941年)
中國德械師士兵

中德軍事合作早在1928年11月就展開,中國国民政府聘用德国顾问团;「九一八」事變後,中日關係日趨緊張,1934年起,德國顧問團協助國軍創建3個「示範師」,組建10個炮兵營,並組建工兵、汽車、高射炮、海岸要塞、電信、炮兵航空觀測隊等專業化部隊。[178]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開始時,中央軍是由德国軍事顧問訓練,其中最精銳部清一色是德式裝備;國軍從武器到兵工廠幾乎全部來自德國,甚至連防禦計劃也是德軍顧問制定。[178]

全面抗戰爆發前後,德國協助中國整訓30萬精銳部隊,並出售大量軍火物資;與此同時,中國還從德國購買大量軍火物資,特別是1937年底中日激戰期間,德國不但未像其他國家一樣限制對華出口武器,反而加緊對華軍火運輸[178]。从1936年起,德国和中国签订了2.82亿德國馬克军火销售协议。阿道夫·希特勒曾经希望将中華民國拉入反對苏联的联盟当中,并积极調停中日战争。但日本步步进逼,始终未能成功[179]。截至1938年8月,至少有1.44億馬克(約5,816萬美元)之德國軍火物資運抵中國[178]。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將正式承認「滿洲國」;4月德国禁止對華軍售,並召回全部在華军事顾问,隨後更召回駐華大使[178]。但德国军火在中国抗战初期依然有重大影響。中德合作令國民政府軍裝備大大改進。「八一三淞滬會戰」時有大約70名德軍顧問直接參與指揮國軍各級部隊;在上海到南京之淞滬戰場上,儘管蔣介石將所有德式訓練之中央軍精銳全部投入戰鬥,卻仍遭慘敗[178]。外國輿論對於中國軍隊英勇智謀,亦再三贊譽;雖訓練猶未充足,装备猶未齊備,外人以為不能支持一週之陣地,竟能抵抗十週[13]:664

英国援華(1941年-1945年)

英國在19世纪時在中國擁有龐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東亞已是鞭長莫及,而且要與北非和西歐的德軍作戰。抗戰初期中國多次向英國求助都被拒,蔣甚至親自向英國大使卡爾表示,中國政府可以提供20萬人替英國保衛香港,依舊被英國拒絕。[170]

1938年10月,中國華南、華中相繼失守,英國在華勢力範圍基本為日本控制,英國開始援華;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英國對華提供財政援助貨款共1,550萬英鎊,其中三分之二是1940年後提供。[170]英国对中國抗战支援基本上只限于道义,对中國的帮助包括开通滇缅公路和为驼峰航线提供基地。英國對華軍援微乎其微[170]

日本帝国[编辑]

日军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参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部隊包括中国驻屯军关东军华北方面军(北支那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华中方面军(中支那方面军)、驻蒙军华南方面军(南支那方面军)、中国派遣军(支那派遣军)、参加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的大日本帝国海军部分军队。日本占领中國本土大片精華地帶,並继续施行「以華制華」的策略,建立傀儡政权

皇協軍

在抗日戰爭時期,日本為為解決前綫作戰兵力不足的現象,招募當地人民來負責佔領區治安。根據日本佔領區的傀儡政權的管轄範圍,設立如“南京和平建國軍”、“華北治安軍”等,各佔領區政權沒有干預其他政權轄下偽軍活動的權利,但日本軍官有權隨時任意調遣地區的偽軍

1938年時,皇協軍在中國的數量約為7万8千人,隨著1940年汪精衛叛離國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在華皇協軍數量急劇上昇至14万5千人。其中,又以1943年5月14日,龐炳勛孫殿英兩人聯名通電投日,所率領的軍隊數量為龐大。對於東北方面,1940年时的满洲国军人数正规军约10万余人(30个旅);武装较好的警察队约5万名以上,‘兴安军’约1万名以上。[180]

1945年初,仅汪精卫政权统治区就有皇協軍40万余人[181]

战争终止[编辑]

战后审判[编辑]

战後,盟国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但由於日本跟美國的政治協商成功,所以只對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宣判有罪,而对已经逮捕的其他数十名重要战争嫌疑犯陆续予以释放[182](當時日本天皇不需要上庭作供或辯護)。對於裕仁天皇的處置,在1943年開羅會議上,西方代表曾有在戰後廢除天皇一設想,羅斯福對此咨詢蔣中正意見,蔣中正则表示「应让日本人民自己决定」[183]:147。战後美日同盟的形成,最终使裕仁逃过一劫[184]。1947年2月24日,香港法庭判處第一名日本戰犯野間賢之助死刑[185]:8295。1948年4月20日,中國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向哲濬對法庭表示:中國政府要求對凡在對華戰爭中發生重要作用之日本戰犯﹐予以「嚴厲與公正」之處罰,這種處罰並非在報復,而實在為杜防日本侵略之重演[185]:8578。12月23日,日本戰犯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人,在東京巢鴨監獄執行絞刑[185]:8759

中國戰區則在1945年12月成立戰爭罪犯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漢奸進行審判。日軍中將酒井隆,戰後由第十一戰區緝獲,押解戰犯軍事法庭證據確鑿判處極刑正法。1945年10月3日,南京軍事法庭陳公博由日本引渡回中國。1946年4月12日,江蘇高等法院叛國罪宣判陳公博死刑確定。6月3日,發由蘇州獅子口執行槍決[186]。1947年3月10日,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侵華日軍第六師團長谷壽夫(南京大屠殺主謀、華南派遣軍司令官,中將軍銜)死刑;判決書宣布:「查屠殺最慘厲之時期,厥為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年二十一日,亦即谷壽夫部駐京之期間。計於中華門外花神廟、寳塔橋、石觀音、下關草鞋峽等處,我被俘軍民遭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及焚屍滅迹者,有單耀亭等十九萬餘人。此外零星屠殺,其屍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十五萬餘具。被害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185]:8308,4月26日押赴雨花臺執行槍決。1947年5月19日,南京大屠殺日本主犯之一田中軍吉由日本押解到上海[185]:8357。6月11日,松本潔(嘉山之虎)經戰犯法庭判處兩個死刑,立即核准執行。6月17日,日本戰犯米村春喜下田次郎行刑[187]。1948年1月28日,百人斬南京大屠殺)之中的田中軍吉、野田岩向井敏明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場執行槍決。國府成立戰犯法庭,由石美瑜任審判長[27]:258。12月22日,經過多方求證之後,松井石根因參與南京大屠殺,被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絞死。1949年1月26日,原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上海被国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宣布无罪,引起全國人民的激憤[188]。中國共産黨對此向南京國府提出強烈抗議,得到國內輿論的廣泛贊同[189]。1月31日,南京政府遵從東京麥克阿瑟命令,將日本侵華戰犯260名連同岡村寧次等九人一起送往日本;2月4日抵東京[185]:8798。1950年,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武部六藏等日本战犯969人、溥仪等伪满战犯约300人。这批日本战犯和此前在国共内战中俘获的140名日本战犯,分别被集中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太原战犯管理所集中关押改造。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1956年4月宣布,对在押的日本战犯从宽处理。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无一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同年,其他1017名被认为罪行较轻、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190][191]。1964年3月,在中国服刑的最后一批日本战犯共3人被特赦释放。

和平条约[编辑]

1951年,美國主导并邀请52个国家召开旧金山和会,中国因中華民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權問題未參加此會。和会的结果是48個戰勝國與戰敗國日本於1951年9月8日签订的对日《舊金山和約》,但与会的越南朝鲜蒙古宣布不承认该条约。周恩来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192]

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政府在台北与日本单独签订《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中日和约)。在中日《台北和约》及旧金山和约中,日本聲明放棄台灣澎湖群島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主權[193]最早從美國政府內部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後,美國在冷戰期間希望國民政府放棄外島,意圖將台灣法律地位從中國內戰及主權中分離出去。[194]:153因此支持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學者据此认为因為条约沒有指明歸屬任何特定國家(参見臺海現狀台灣問題)。另外一派学者則认为中日和約是与中华民国签定的,当然是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并且“約文第三條指出日本有關台澎包括在主權之內的財產、債務之處置對象為「在台灣及澎湖之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195]。然而在《舊金山和約》和《中日和約》中,日本只聲明「放棄」臺灣、澎湖,没有聲明將臺灣、澎湖的主權轉移给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1972年以前日本承认的中国政府是臺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中日和平条约》中,于第一条第二款宣布“出于对日本国民的宽厚和善意”,自动放弃向日本索討「戰爭賠償」的“要求”,但並不包含「民事損害賠償」。

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建交时,日本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廢止中日和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放弃要求日本国家赔偿的权利,但没有放弃民间要求赔偿的权利。日本以「作為鄰國互相協助」、「反省過去的過錯」等理由来援助中國發展承諾實施政府開發援助(ODA)作為最終解決戰後處理的方案。[來源請求]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两国代表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1979年開始,日本對华ODA贷款總額超過3萬億日圓[196],2008年日本停止了对华ODA贷款项目。

领土变更[编辑]

七七事变前相比,中国收回了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以及在甲午戰爭中割让给日本的台灣澎湖地区,但部分人认为台灣、澎湖的主權归属問題仍存在争议苏联则以战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不支持新疆独立及出兵消灭东北日军为条件,换取了中華民國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占领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此外,苏联还在中国东北获得中东铁路旅顺港使用权,后归还中国。

战後统计[编辑]

重慶大轟炸中的受難者

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197]:32,按1945年货币折算,約為6,500亿美元。中國平民約有900万死於戰火,另有800万平民死於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為難民。另外有统计,中国抗日战争直接伤亡合计可能达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至少3,480万人;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直接伤亡合计可能达4,100万人以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人数,战争直接使中国人死亡、伤残及失踪共计超过4,500万;中国人口总损失应在5,000万人以上[198]。1947年2月15日,聯合國提出報告草案,詳述中國八年所遭戰爭破壞:據估計戰爭死亡人數逾900萬,由於戰爭死於疾病及受傷人數達數百萬,劫後餘生者亦陷於窮困和流亡;交通遭巨大破壞,教育受嚴重損害,工礦業十損其九,災荒和瘟疫波及廣西500萬人、湖南1000萬人[185]:8287

國軍统计

中国抗日战争時任國軍參謀總長之何應欽在《開戰之前敵我兵力比較》中,對比「七七事變」中日軍力,開戰之初,日本兵員總數為448.1萬人,其中現役兵、後備役兵、預備役兵為戰鬥兵,數量199.7萬人,補充兵人数248.2万[199]。协助日军的中国“偽軍”最多时超过100万(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210万)。[來源請求]陸軍常備師團17個,海軍艦艇190萬噸位,空軍飛機2,700多架[199]。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後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55,700人[200]。(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及苏军在东北消灭的日军。)

中國抗日戰爭中開始之初,國軍陸軍現役兵170多萬,補充兵約50萬;海軍艦艇11萬噸位,不足日本十分之一;空軍僅有戰機305架,各式飛機加起來共600架[199];75毫米以上之火炮只有800多門,其中重炮只有48門[201]。中國國軍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1937年,中國飛機、大口徑火炮、坦克、汽車年產量為零;而日本年產飛機1,580架、大口徑火炮744門、坦克330輛、汽車9,500輛(設備能力為年產3萬輛)[201]。據台北中央日報社出版《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第122頁載:中國國民政府领导下的國軍日本軍共有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38,931次小型戰鬥[202]:64。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國軍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总计损失365万0465人[203]:243[204]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万9958人、负伤176万1135人、失踪13万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海军舰艇全部损失,損失戰機2468架。[205]:36-37[204][27]:253日軍八年在中國戰場之傷亡,負傷131萬8670人[206],阵亡177萬9774人[207][27]:253

中國先後徵發兵員1,400萬人,傷亡官兵320萬人,人民生命犧牲以千萬計,財產損失約4,880億美元[13]:715。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实征壮丁总数为13,922,859人[208]:114。据蒋纬国《抗日御侮》一书记载:“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征兵近1,400万,至于游击区、沦陷区、壮丁,则由战区司令长官自己设法招募”。此外“凡属军事所需之工事、道路、机场,均由民工以义务劳动方式,参加土工作业。八年抗战各战区工事之构筑,军用道路之开辟,被炸桥梁之抢修,以及敌军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坏,先后所发动之民工,当在10,000,000人以上。”[209]:120而据蒋梦麟回忆录称,有1,400万壮丁被国军拉夫后死于饥饿疾病。[210]

据1943年7月中华民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211]:118何成濬日记记录,薛岳第三次长沙会战後由于虚报战绩过于夸大,被同侪将领“笑斥”[212]:59。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国军将领普遍虚报战绩的现象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213]:242日军和中共军队一般会将内部报告和对外宣传区别对待,内部报告较为真实,而国军则内部报告亦不可靠。国军的抗日战绩其实是经过注水而来的。[214]

共军统计

中国共产党領導的抗日部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主要在日军后方及日占区进行游击战。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52万463人、伪军49万130人,俘虏日军6,213人、伪军51万2933人,日军投诚746人、伪军反正18万3632人。缴获长短枪68万2831支、轻重机枪1万1895挺、各种炮1,852门。[215]缴获和摧毁的辎重统计为:擊毀飛機57架、坦克69輛、裝甲車164輛、火車頭301輛、汽車和摩托車6,080輛;繳獲汽車、摩托車347輛,馬30,448頭。[216][217]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之〈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人员损失统计〉,中共军队八年损失统计为:伤290,467人,亡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共计584,267人[218]。2015年7月14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吹風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查研究成果作介紹[218]。李忠杰稱,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傷亡3,500萬以上,其中軍隊傷亡380餘萬,佔各國傷亡人數總和三分之一;按照1937年比價,中國官方財產損失和戰爭消耗達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218]

战争影响[编辑]

抗日战争是自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國第一次全面胜利战争,中国军民牺牲2200万人,伤亡3500万人以上,拖住60至80萬可能派遣到太平洋之日本部隊,减少美國太平洋战区之压力,[219]使蘇聯避免東西兩線同時作戰之不利,[22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重要。中國抗日的貢獻也使中國成為五个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221][222]

抗戰八年,國民政府兵役部門實征壯丁總數1392萬2859人。[223]:114中國平民約有900萬死於戰火,另有800萬平民死於其他因素,9500萬人成為難民。1947年6月4日,國民政府發表抗戰損失統計,中國抗戰直接損失達310億美元。[185]:8367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按1945年貨幣折算,約為6500億美元。據蔣夢麟回憶錄稱有1400萬壯丁被國軍拉夫後死於饑餓疾病。[224]

中国方面[编辑]

抗日战争對中國影響很大[225][226]。隨著中国領土被日本佔領,中國金融、軍事、教育、工業、人口等都有很大改變[227],其中有的隨國民政府遷都而調整與移動[228],也有的不願转移而被日本佔領[229]。经历八年抗战後,国共两党军事实力对比大变,中国共产党军队由战前约9.2万人[230]:12猛增至约127万人[231],另有268万民兵[232]。“解放区”面积达104.8万平方公里,拥有1.255亿“解放区”人民[233]。国军则由抗战初期的170万[234]:89增加到524万陆军[235],海空军另计。抗战结束後,国军改编150万日、“伪”军,中華民國軍隊控制中国大部分地区,大多数工业城市、铁路和四分之三人民,在内战初期武器装备也优于中国共产党军队。因此抗日战争对国共内战结果有关键影响,对中国战後影响深远。抗战结束,国共矛盾凸现,内战爆发不可避免。[236]同時,中國抗日战争亦因為日軍消滅中國國民黨軍閥,使國民黨軍閥數量減少,促進中國統一。國民革命軍把整個運輸力量集中到長江沿岸,從而影響后來到國軍敗於中國共產黨[237]:169-170

國共內戰后,隨著由于中国共产党擊敗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政府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国共产党一贯自称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而称中国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日國軍後人、謝晉元之子謝繼民認為,中國國民黨在八年抗戰中,堅持抗日是主流,過份強調支流,不符合歷史事實,「對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大業沒有好處。」[238]

中华民国方面,对抗战研究有戒严时期的一党制的单一研究发展到戒严后及民主化呈现多样性,对抗日战争观点亦是多样化。謝晉元之子謝繼民與台灣學生交流中,聽到「我們台灣,你們中國」之說法[239]

西方现代史历史研究曾因冷战意识形态,加上中共建政美國為首的西方反共國家採取圍堵中國的政策,忽视抗日战争对世界战场之作用。随着冷战结束和东西方文化不断交流,西方学者開始重视中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作用,研究工作也逐渐增加。

蔣介石在1950年6月11日在圓山軍官團講《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成立之意義》:

「在抗戰以前,不論什麼事,我們總是平心靜氣,忍辱負重的和他們交涉,想法使他們能夠瞭解我們是同文同種的國家,決不能兄弟鬩牆,自相殘殺,否則只有同歸於盡。後來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公開佔據了我們的東三省,到了七七又發動盧溝橋事變,我們迫不得已,才起來全面抗戰。但是我們抗戰的目的,只是打不平,希望戰爭結束,彼此立於平等的地位,做一個親善的兄弟之邦,真正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最後我們抗戰勝利,在日本宣布接受條件那一天,我立即發表文告,聲明今後中國對日本決不報復,以後一切處理,都一本寬大原則予以優待;這就是要貫徹我們抗戰的初衷,實現 總理的外交政策。經過我們這一次抗戰之後,大部份日本人就都感悟中國真是他們一個兄弟之邦,而一般有識之士,更深切瞭解,亞洲如果沒有一個獨立自由的中國,日本決不能單獨存在。我們只要日本軍民真正覺悟到這一點,中日之間就有了合作的基礎;同時我們自己也要認清,如果亞洲沒有一個獨立自由的日本,中國也是不能單獨存在的。現在事實擺在眼前:日本經過八年戰爭,已經徹底失敗了,我們雖然獲得一時的勝利,但是因為蘇俄指使共匪作亂,到如今也是徹底失敗了。這兩個國家現狀,實在都等於亡國,過去所謂「同歸於盡」的話,不幸而中了。現在中日兩國既已明白日本不能侵略中國,中國亦不可敵視日本,兩國必須親睦合作,才能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至此 總理的外交政策,亦才有實行的可能了。

……我這一次決定請日本教官來擔任我們軍事訓練。這些日本教官自到臺灣以來,對我們各方面的貢獻,十分誠摯,他們都知道中國今日的災禍,無異是日本的災禍,復興中國的工作,就是復興日本的工作,所以他們在這裏擔任教官,和在日本訓練他本國學生一樣的精誠,因此我們腦筋裏再不可留有過去的敵意,更不能存一種輕視的心理,以為他們是打敗仗的,不值得我們的尊重。我們要反省在抗戰中我們究竟憑什麼來打敗日本?老實說我們抗戰的勝利,一半是靠著總理的主義和正確的國策,一半是靠著友邦美國的援助,纔有此徼倖的勝利。難道日本真是被我們打敗的麼?現在我們國家在這樣存亡危急,到處受人欺凌,被人侮辱的時候,而日本教官反肯冒險來台,且能以其一片至誠,來幫助我們反共抗俄,教授我們作戰的精神技術,以及其他各國所不能學得的學問,願與我們共患難、同甘苦、同仇敵愾、同舟共濟,那我們更應該特別優禮他們,尊敬他們。……」

中华民国政府在2008年《中华民国年鉴》中评论抗日战争:

從民國26年到34年,為8年全面對日抗戰時期。影響抗戰陣營最大的因素是中共,共軍的主力用在敵後擴張基地,國民政府除全面抗日外,還要防止中共的擴張。戰爭初期,沿海各省及華北、華中、華南相繼撤守。民國30年珍珠港事變後,抗日戰爭變成同盟國對抗軸心國的戰爭,中國和盟邦並肩作戰,不僅中國戰場的情勢日趨穩定,而且派遣遠征軍支援緬甸戰場。8年抗戰使中國社會發生很大的變遷,民眾在抗日宣傳中獲得國家觀念,強化了民族主義,這種主義後來被中共用來對抗美國;民眾為逃避戰火,造成重大的人口移動,減少省際的隔閡,有助於社會的整合和政治的統一。但戰爭使各項產業蕭條,尤其田園荒蕪,生產減少,農村經濟衰退,造成許多退伍而不願歸田的人,成為政府和社會的負擔。

美國歷史學者兼政治傳記作家、《蔣介石傳》作者布賴恩·克羅澤英语Brian Crozier曾經和日本軍事作家末至磨爭論過,他認蔣以大撤退爭取時間之戰略是正確也是成功,但政治後果卻對蔣長遠不利,使大片土地由中國共產黨游擊隊滲透,並表現出抗日英雄主義氣概[240]:6

日本方面[编辑]

陸軍總部確定計劃後,即下令各戰區、各方面軍、及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遵照實施,國軍遂依計劃空運、車運、水運及徒步各種方法,由各方面向各要點推進,日軍則於國軍到達後即遂次集中,並同時解除武裝。[27]:244

從1945年9月11日起,到10月中旬止,日軍大部業已集中繳械完畢,經過情形十分順利,只有蘇北、山東及華北方面,因受阻礙及交通關係,致未能完全按照預定之日期完成,直到1946年2月初,這些地方始繳械完畢。[27]:244-245

當時受降之後,日軍及日僑共為2,039,974人,另外還有韓籍俘虜及韓僑與台胞10萬餘人,分別集中於中國大陸,及台灣、海南島越北各地,由塘沽、青島、連雲港、上海、廈門、汕頭、廣州、海口、三亞、海防、基隆、高雄等12個港口出港歸國。[27]:245並由美方使用85艘登陸艇自由輪100艘,及部分日本船隻擔任輸送;此一遣俘工作,由1945年10月底開始,直到次年6月底始遣送完畢。[27]:245中國為遺返日軍及日僑,曾調配船舶30萬噸。[241]:169中國政府緊縮一般交通,為日軍及日僑動員火車輪船。[242]:202-203自1946年5月7日至12月31日,由葫蘆島遣返日僑合共158批,計1,017,549人;1947年6月25日至10月25日,又遣返12批,計29,627人;1948年6月4日至9月20日,再遣返3,871人[243]

儘管日軍沒有帶武器,仍然維持原有軍隊系統,而且歸還一度被接收,但在指揮上必需器材、飛機、汽車、腳踏車,致使日軍順利獲得遺返。[244]:201日軍及日僑從中國回日本所持行李太多,阻礙日本鐵路運輸。[245]:169中國也曾給日軍及日僑增配火車。[246]:169

1947年1月7日,盟軍駐日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宣布:留中國各地約300萬日本僑民、日本戰俘已遺送完畢。[185]:82602月4日,中國向日本追還善本古籍首批10箱運返,尚有108箱待運。[185]:8280

2月24日,遠東委員會決定授權麥克阿瑟將已指定之日本工業設備,先行分配30%與中國及菲律賓,作為初步賠償,由日本負擔所有拆卸、搬運費用;中國及菲律賓則負擔運輸船隻及其他費用。2月25日,中國、美國、蘇聯等國商討日本賠償問題。[185]:8295

3月7日,日本賠償物資約達1000萬噸,中國可獲得30%。[185]:83054月3日,美國政府發言人宣稱:美國政府已訓令麥克阿瑟於短期內依照臨時計劃,提前將30%日本賠償品給中國、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緬甸與馬來聯邦各國,中國可得15%。[185]:8327-8328

4月5日,據《大公報》南京電:美國政府授權麥克阿瑟以日本賠償物資之30%提前分配,其中中國應得之5%,將達130餘萬噸;駐日盟軍總部已將65家機器廠及12家火力發電廠之名單公佈,為先行拆遷之賠償物資之一部分,供中國、美國、荷蘭、菲律賓之選擇。中國之運輸計劃已擬就,第一批賠償物資將分兩次運回,所需費用將達8,000餘億元;須俟遠東賠委員會之通知到達,即可派員前往拆運。[185]:83294月7日,中國海軍總部副參謀長高如峰談稱:關於日艘六十四艘平均分配中、美、英、蘇四國一事,海軍總部已接獲通知,刻正遴選官佐士兵,候令赴日接收。[185]:83304月11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日本驅逐艦級軍艦140艘,將立即平均分配與中國、美國、英國、蘇聯;是為根據1943年四國宣言,對239艘軍艦之首次分配。[185]:83324月18日,遠東委員會決定:「日本應保留足以使其維持1930年至1934年間生活水準之工業動力。」[185]:83374月19日,國民政府特派商震為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兼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185]:83374月22日,中華民國海軍總司令部派馬德建、姚璵赴日接收日本賠償中國之軍艦。[185]:83386月27日,首批日艦抽簽分配:中、美、英、蘇各得8艘,下月將由日本分駛各國。[185]:8375根據美、英、蘇、中四國協議,解散日本海軍所得戰艦92艘,四國平分,中國獲23艘;7月3日,日本賠償中國首批軍艦8艘抵達上海。[185]:83787月17日,日本賠償艦隻第二次抽簽,中國共得8艘8,000餘噸;7月26日自日本啟碇,7月28日到達上海。[185]:8384

4月,因中、美、英、蘇、法、荷、澳、加、印、新西蘭對日要求賠款數目超過日本資產之總額,麥克阿瑟宣稱,必須堅持二原則:一、充許日本留存維持最低國民生活水準之產業;二、水準以上之資產,由各國分配。[185]:8345

5月1日,國民政府派秦汾為賠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決定將日本賠償物資分上海、南京、塘沽、漢口、廣州、青島、廣州灣、葫蘆島、馬尾、廈門、營口、石灰窰、基隆、高雄14地起卸;賠償物資包括工具機、造船器材、鋼鐵、化工原料、電力以及輕金屬等。[185]:83465月5日,中國駐日本代表團賠償組長吳半農與其他7國賠償代表赴日本南部視察掠奪物品。[185]:83495月12日,中國賠償及歸還代表團組成,吳半農為團長,負責處理日本賠償事宜,和盟軍總部賠償執行處及民間物資保管組聯繫,執行賠償事宜。[185]:8353

6月2日,上海各報在《日本野心未戢》之標題下刊載法國通訊社東京消息,日本希望獲得「跟美國共同托管琉球群島,在千島群島庫頁島外有捕魚權及在台灣有特別移民權」等項權利。[185]:83676月7日,台灣省議員、國大代表聯席會議,電請蔣妥籌對策,堅決反對日、美共管琉球群島及台灣特別移民權等無理要求;同日,台灣旅滬同鄉會代表旅滬同胞發表通電,請政府採取有效措置,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之野心復活。[185]:83686月21日,中國財政部、經濟部、外交部及中央信托局、資源委員會、僑務委員會等,共同組成赴日商務考察團,潘序倫任團長。[185]:8373

1948年9月27日,日本政府外務省報告流落東北日軍近況,稱在東北中共軍中之原日軍官兵總數約6萬人[185]:8683。1949年2月23日,日本歸還戰時掠奪中國最後一批銅幣、鎳幣700餘噸,由「海遼」輪裝運回中國[185]:8827

战争纪念[编辑]

位于七七事变发生地宛平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簽署投降書。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將9月3日定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47][248],1955年起改為「軍人節[249]。1949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将日本发布投降诏书的8月15日定为“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50]。1965年9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首都各界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1985年9月3日,举办“首都各界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1995年9月3日,举办五十周年大会。2005年9月3日,举办六十周年大会,胡锦涛为抗战老战士颁发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2014年2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51],并于每年的9月3日举行国家纪念活动,将原本的“政府规定”规定的胜利纪念日升格为立法机关“法律条文”,同时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252]同年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举办“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活动,并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2014年9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献花仪式,习近平以及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2014年12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南京举办首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公祭。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办首都各界人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大会上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同时,国务院规定,当年9月3日为公共假期,全国休假一天予以纪念[249]

从1949年到1980年代初,大陆教科书缺乏对当时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描述和正确的表达。如196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和1979年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教参《世界历史大事纪年》中的中国抗战年份大事表,自八一三事变后,唯一提到国军行动的就是豫湘桂战役,此外还有花园口决堤和封闭生活书店发动反共高潮之类,主要内容都是中共的活动和作战。大陸教科書自蘆溝橋事變日本投降,皆以中共領導的「抗日統一民族戰線」的「全面抗戰」為正面敘述,並適時地介紹毛澤東發表的文章,针對時局作的分析或指示;对于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则敘述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如何「消極抗日、积极剿共」,如何「密令國民黨軍隊」進攻陕甘寧邊區,甚至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非常困難的時期, 蔣介石打著“曲線救國”的旗號,指使他的一部分軍隊,充當伪军,進攻解放區[253]。1980年代起出于統戰的需要及对历史事实的认同开始宣传国军的作战,如台儿庄战役[254]。近年中国大陆各版本历史教科书虽然近来有所改变,并明確指出國民政府負責正面戰場的對日作戰,但是中共負責敵後戰場的作戰,在抗戰中為“中流砥柱”之地位和作用的官方論述仍然存在。在台灣,由於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逐漸崩解,政治步入民主化、思想的多元化、台灣主體意識的增強以及去中国化的影响,台湾教科書中對於包括抗戰在內的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歷史日漸淡化。

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亦曾出品数部描述国军正面战场的电影[255],如《血战台儿庄》(1986年)、《七七事变》、《铁血之血战南宁》、《铁血之昆仑战役》、《太行山上》(2005年)和《我的团长我的团》(2009年)等[256]。近年来中國大陸社會對对存在“手撕鬼子”等夸张情结的“抗日神剧”有很多爭議[257]。台湾抗战題材影視作品主要拍攝於中华民国同日本、美國先後斷交后的一段時期,主要作品有《八百壮士》(1975年)、《筧橋英烈傳》、《英烈千秋》(1976年)等。1995年在華視首播42集紀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在2011年,台视三立电视播出為纪念中华民国建国百年而拍攝的电视剧《勇士們》的第一单元(即该剧前五集)有提及抗战歷史。

另外,与中国抗日战争有关的音乐作品有:《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258]、《長城謠》、《大刀进行曲》、《游擊隊歌》、《在太行山上[259]、《到敵人後方去》、《黄河大合唱》、《抗敵歌》、《中國一定強》、《旗正飄飄》等。

注释[编辑]

  1. ^ 日本軍隊的最高指揮官,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兼內務大臣
  2. ^ 日本中国派遣军總司令官
  3. ^ 關東軍總司令官、參謀總長
  4. ^ 伪南京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伪中央政治委員會最高國防會議主席
  5. ^ 華北綏靖軍总司令
  6. ^ 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署长
  7. ^ 和平建国軍第2方面軍总司令
  8. ^ 和平建国軍第3方面軍总司令
  9. ^ 新五軍軍長,兼任第四方面軍指揮官、豫北保安司令
  10. ^ 中共中央對日代表
  11. ^ 人数最多时,中國方面約6,270,000人。
  12. ^ 人数最多时,日本方面約4,100,000人,包括汪兆銘的「和平」軍等和其他皇協軍
  13. ^ 日本医疗记录中称整个战争中总死亡军人数为212.1万。
  14. ^ 「第一次中日戰爭」指中日甲午戰爭
  15.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萬人以上
  16. ^ 一般命令第一號》第一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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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编辑]

参见[编辑]

歷史背景
外部環境
日军战争罪行
战犯处置
戰後安排及影响
日本历史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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