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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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英语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缩写:BIS),前身是中国国民党党团组织“复兴社”下属的“特务处”。是1938年至1946年间中華民國情報機關之一,早期的領導人為戴笠,1946年戴笠死后由毛人鳳繼任。

特工人员最多时近5万名,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活动。军统局在许多地方设有集中营、秘密监狱和看守所。中國抗日戰爭期间,军统也从事一些秘密活动搜集敌方情报。日本占领区的重要潜伏组织不少来自军统,也有相当数量的军统人员投降日本。

1949年,军统主要机构撤至臺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留在中国大陆的军统人员严厉清洗,到1950年代中,军统在大陆地区消失。

演变历程[编辑]

1928年初,国民党在中央组织部中设立专职情报的“党务调查科”,此时,军队系统也有“参谋本部第二厅”,负责军事谍报与电讯侦测。

1931年,“中华复兴社”(又称“蓝衣社”)的秘密核心组织“力行社”下设“特务处”,从事情报暗杀活动。

1932年,党务调查科扩充为“特工总部”。

1935年,党务调查科改组为“党务调查处”。

1937年4月,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原调查处为一处负责党务,仍由徐恩曾任处长;原力行社为二处负责特务,仍属戴笠管理。初创阶段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组织机构变动相当频繁。

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1938年初国共达成合作,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和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由完全秘密转为公开;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亦日益高涨,势不可挡。1938年春,蒋介石为了防止日谍汉奸活动,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抗战力量,在3月29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原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扩大成为3个公开的特务组织:

  1. 以第一处为基础,建立隶属中央党部秘书处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中统局),局长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任副局长,由徐负责日常实际工作。
  2. 第二处扩大为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首任局长由陈立夫兼任,戴笠任副局长。这个局简称“军统”。
  3. 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特检处(主管邮电检查)。

1946年戴笠乘坐飞机失事死后,军统局进行改组,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军统局的正式名称亦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专责保密防谍工作,确保国家安全。

1949年2月,国民政府党通局划归内政部领导,改称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

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于1954年10月,又将内调局改组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1949年,军统主要机构撤至台湾。1950年,保密局恢复正式编组,于台北士林芝山岩设立局本部,以持续执行国内保防工作及情报搜集之重责大任,并主导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及台北市工作委员会案等白色恐怖

1955年,情报机构改制。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专责执行战略预警情报搜集、研整之任务。保防侦查等业务拨归“司法行政部调查局”接管。

1984年发生江南案,当时之情报局长汪希苓亦被捕入狱,情报局再次大改组。1985年7月1日,情报局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并编成立军事情报局,隶属国防部参谋本部,受参谋总长直接指挥。其总部在台北阳明山下的芝山,设有情报学校训练间谍,军方内部称该处为山竹营区。[1]

主要部门[编辑]

一、军事处,也称第一处,主管军事情报及国际情报,下设军事科,负责对汪伪武装进行军事策反工作;国际科,负责国际情报,布置搜集有关中国抗战的国际情报兼及国统区外事活动;考核科,负责核派军事人员;档案科;收发科。

二、情报处,也称第二处,这是军统局最为重视的部门,主营项目是党政情报和中共情报,先是摘报研究,而后进行处理分类,逐项分析,并提出处理意见,分别报送甲乙丙丁等,报甲是送给蒋介石,报乙是送给何应钦,报丙是送戴笠,报丁是交秘书处存档备核。情报处下设中共科、经济科、警务科、考核股、档案股、收发股。中共科负责搜集共产党抗日情报,以及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活动,并策划对中共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经济科为战时经济制定政策,搜集有关经济动态的资料,进行研究和报送。

三、行动处,也称第三处,负责军统特务行动板块,每逢有任务执行,都由行动处事先进行策划和部署指挥。行动处下设行动科、航检科,其中行动科是军统局内部最重要部门,各地行动队、爆破队的成立都要经该科研究决定,各地外勤组织布置暗杀纵火等行动,也要由该科具体计划安排。航检科则负责航空检查和发放搭乘飞机通行证,控制航空乘客。

四、电讯处,也称第四处,负责电讯传递、监听侦察破译,下设业务科、工务科、电检科、材料科、考核股、文书股、档案股、事务室、译电室、特技室、重庆总台、息烽总台、兰州总台、监察台、侦察台等等。其机构颇为庞大,电台分布相当密集,遍布全国,并跨洋过海建到国外,总数在三百处以上。

五、总务科,总务科是军统局的后勤部门,负责购买分配办公用品,修建房屋,保管各种器材,对外交际、职工伙食等等,下设庶务股、保管股、文书股、交际股、汽车队、电话队等等,后扩大为总务处,也称第五处。

六、人事科,后扩大为人事处,主管局内外全部人事,包括吸收、任免、调派以及组建等等。人事科原设秘密人事股、公开人事股、注册福利股、档案股、收发股、文书股,改为人事处后只设行政科、考铨科,科下设股。凡是想进入军统者,首先要经过人事处的核定批准。通过后,还要由人事科主持,举行一次秘密宣誓,其仪式过程为:宣誓者进入宣誓室中,由司仪宣布仪式开始,监视人就位,宣誓人就位,对着蒋介石像行三鞠躬礼,监视人讲话,宣誓人读誓言:“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保卫安全,绝对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并以终身贡献团体,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誓言读完后,监视人讲话,礼毕,监视人握宣誓人之手,口称“同志”,表示从此以后就是自己人了。然后誓词由人事科存档。而考铨科则负责局内人员铨叙、考核,也就是说掌握着军统特务的升迁和晋级、加薪诸事。军统局不仅是个铁饭碗,而且升迁也快,军统局属军事部门,军统特工中凡有军校学历的,则可额定军阶,无军校学历或军队经历者,则以军用文官来界定级别。比如凡参加军统组织已有七年者,一律从少尉开始,以后每过两年晋升一次;在军统组织里工作的年限确定为军阶晋升军龄;凡军事院校毕业者,概按进入军统时原军阶起叙;凡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者,大学生从少校起叙,高中生从中尉起叙,初中生从少尉起叙。军统特训班毕业生的特训学历,作为正式学历看待;参加军统组织后,凡立有“特殊功绩”者,根据学历从优起叙。抗战中期,军统特务人数大约有三四万之多,基本上都是尉官以上,处长副处长多挂少将衔,科长多挂上校衔,股长多挂少校衔。

七、第七处,也称经理处,设综计、审计、预算、财务等科和现金出纳股。

八、训练处,负责军统几十个训练班的训练工作,并负责编辑军统局出版的局机关刊物《家风》月刊,领导各大专院校内的职业特务学生和一个从华北撤退到四川的,旨在高等院校中从事特务活动的所谓“抗H除奸团”。

九、警务处,设警务科稽查科,主管公开控制的警察机构和稽查处等方面的工作。

十、布置处,1945年添设,专司对沦陷区的各项工作的布置和安排之事。

局机关本部除上述各职能部门外,属于内勤编制的还有设计委员会、策反委员会、惩戒委员会、考核委员会,以及1946年初成立的财产清理委员会、设在重庆磁器口缫丝厂的办事处和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技术研究室、督察室等等。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是特别为中共叛徒张国焘设置的科室,由张牵头,根据戴笠旨意,目标针对中共组织,研究如何打进拉出的阴谋活动。特种技术研究室是从事研究如何提高杀人、放火、绑架等具有直接破坏性作业技术水平的科研单位,如研制毒刀、纵火器、定时炸弹、地雷等。

督察室是掌管内部人员和公开单位特务人员的业绩考核工作的专职配置。军统的督察考核制度极其严格,并且分公开督察和秘密督察两种方式,轮流担任的“周督察”时刻监督考察每个特务的一言一行。自跨进军统大门之日起,每个人都慎言谨为,小心行事,稍不注意,就有被检举、受处分的可能,轻则挨骂,重则关禁闭。为了严密监视投靠军统的中共叛徒,并防范中共派人打入军统内部活动,该室还特设了一个直属股――“防奸”股。一旦发现嫌疑,立即不问青红皂白,先行扣押,然后再审讯调查。据说,训练班有个女学生,其男朋友在中共方面的机关工作。两人在通信过程中被发现后,关了一年多的禁闭。

在军统局本部的这些庞大的基本建制外,还陆续设置和恢复了包括各省站在内的外勤单位。如渝特区、川康区、北方区、西北区、陕晋区、华南区、粤桂区和沿海区,以及滇缅办事处、桂林办事处、东南办事处、华北办事处、五原办事处、青海办事处、衡阳办事处、贵阳办事处;抗战胜利后增设上海办事处、武汉办事处和北平办事处等。

于本土以外,国外地区的组织有,印度站和德里孟买两个分站、缅甸仰光站、腊戍站、曼谷站、新加坡站、菲律宾站、海防站、西贡站、美国站、伦敦站和巴黎站等。

总而言之,军统内勤外勤最多时人员达5万之众,从事内勤工作的特务就有一千四百多人,大部分都集中在重庆罗家湾局本部和磁器口乡下办事处。不仅如此,军统局及戴笠本人还掌握或控制着若干单位。[2]

组织形式[编辑]

军统局的组织形式是局-区-站-组-队,有的地方设有相当区、站的办事处。组是军统局特工组织的基本单位。由于任务不同,组又分普通组、潜伏组、行动组、策反组、随军组、防谍组等。每组通常由十人左右组成。

军统局内勤组织共有八处、六室、一所"军统"的特工人员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以及交通运输等各个部门。

此外,军统局还设有电讯组织、武装组织、训练机构以及在军、政、警、宪等机关中的控制运用组织和“特种”组织。如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3][4]

录用方式[编辑]

军统局的特务称为组员或通讯员,多系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人员;当地录用者需经组长引荐,局方批准,并经试用合格。试用期间,称为试用员或试用通讯员。尚未经局方批举的,称为运用员或运用通讯员。[5]

前期[编辑]

軍統局前身乃為1927年成立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密查組」与1932年成立的复兴社特务处,同年9月則又改組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下轄二處,第一處負責黨務,第二處則負責情報並直接向委員長蔣中正負責。

刺杀杨杏佛与史量才[编辑]

1933年6月18日,戴笠亲自指挥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安徽人,抗战时任过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以后自杀)等6人在上海租界刺杀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干事杨杏佛。刺杀杨杏佛的主要原因在于,1933年初宋庆龄发起的人权保障同盟成立,杨杏佛担任同盟的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他们即为蒋所厌恶。因对宋直接下毒手顾忌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进行恐怖的威吓。[6]

1934年11月14日,戴笠亲自安排布置,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上海苏北帮惯匪,为这个组最主要的凶手)、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在沪杭公路刺杀了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史量才。军统华东区行动组奉令去杀害史量才的时候,戴笠的解释是史量才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后,曾阴谋搞上海市独立运动,要使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统治。所以要刺杀他。但据沈醉回忆,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 [7]

對日抗戰開始的1938年8月,該局重組,第一處另成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統」),而軍統局仍交由戴笠負責。除負責刺探情報、進行反諜工作外,軍統局亦以刺殺等手段執行情報任務,對付日本人和中國共產黨

抗战期间[编辑]

与日伪的斗争[编辑]

收集日伪情报[编辑]

抗战前特务处把全部力量都用在对付共产党和反蒋各派系方面,因此,获得的日本在华活动情报很少。故开战以后,军统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加紧对日情报收集。戴笠曾指示部下:“吾人之情报布置,必须做到任何情况下,均能使情报不间断,是为至要。”[8]

军统搜集情报的方法很多,但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进行电讯侦测、破译,从中获得情报。1937年8月,中国空军取得了开战之初的“8•14空战大捷”,就是由于特务处事先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二是派员打入日伪内部搜集情报。1944年12月,美国海军根据军统打入日军内部的女特工的情报,出动飞机一举炸沉了隐蔽在琉球、澎湖列岛附近的日舰队“大小船只83艘,击毁飞机210架”[8]。“由于情报准确,美国罗斯福总统曾专函致谢。”[9]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其提供的情报“成为美海军对日作战之主要情报来源。”从1944年至抗战胜利,中美所“供给美军的重要情报达四千一百四十九件”之多[8]“供给美国潜艇司令部之150余件情报,即曾使他们顺利击沉敌人大型军舰25艘,共约20万吨。所击沉小型军舰及货运船只,又数倍于此。”[10]

1940年4月,蔣中正为集中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下令「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簡稱BIS,共6处)(有另一說為「軍事委員會技術研究室」,而非BIS)加强对日情报工作。在6处中,池步洲(1908年生)担任了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1941年5月开始,池步洲在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他已感到日本要对美国“采取断然行动”了,并判断:日本对美进攻的地点可能是在珍珠港,发动战争的时间可能选择在星期天。军统局破译出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后,通知美国海军;但孤立主义情绪泛滥的美国政府怀疑是中国挑拨日美关系,未引起重视,以致酿成严重后果。[11][12]

軍統局還於中日戰爭期間與美國情報體系建立合作關係,於1943年成立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

刺杀日伪要人[编辑]

抗戰期間軍統局曾多次刺殺投日的軍政人員,如暗杀张啸林唐绍仪,暗杀未成的有殷汝耕汪精卫周佛海。而隶属BIS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则深入日本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軍和與日協作者,起了不小的作用。

抗战期间,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4万5千余。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此处有不同说法,军统所说的牺牲人员,部分很可能没有牺牲,而叛变投靠汪精卫政权,汪伪曾经招收军统游击队,编为两个步兵旅,大约1万五千人。

部分军统人员投敌[编辑]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寇对重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以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新方针,引诱蒋介石和谈。因此,从1939年秋开始,在扶植汪伪政权的同时,日方极力开辟与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联系,并把这项活动称之为“桐工作”。

1939年11月,日方铃木卓尔中佐,以日驻香港武官的名义赴香港物色与重庆和谈的联系人。他首先看准了宋子文之弟宋子良(时任西南运输公司主任,常驻香港),便请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出面代为联系。鉴于宋子良缺乏政治、外交才干,戴笠便挑选一位与宋子良长像相似的 军统人员前往。经过协商,双方于1940年3月7日至10日在香港东肥洋行秘密举行了预备会议,草拟了一《备忘录》。具体条款有: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日经济提携;日本在内蒙、华北若干地区驻军等内容。蒋介石得到会谈结果报告后,对“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缔结防共协定”等表示“同意”或“原则上同意”。但对“承认伪满洲国”问题,因担心“即使不顾收复失地口号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以及共产党的反对,也会由于国民党内部东北系、西北系的坚决反对,将引起党的分裂,很可能造成国内大乱”,而改为“原则上同意考虑”。[13]

6月4日至6日,中日双方代表在澳门市郊举行第二次秘密预备会议,双方再次讨论了“承认伪满”及“日本在华驻兵”问题,结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双方准备下一步举行“高级会谈”来商讨此事。9月底,各方情况起了很大变化:日本与德、意缔结了“三国同盟条约”,日方新任陆相和参谋总长反对和谈;英美不支持中日和谈,加上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活动被披露,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遂使策划中的所谓“高级会谈”被取消。 为早日结束战争,共同反共,蒋介石除指使军统派员在香港与日方秘密和谈外,还直接派员往上海、南京与汪伪挂钩。1940年3月,唐生明假投汪伪,就是军统一手策化的。临行前,戴笠曾给唐生明三项任务之一,就是密切注视共产党和江南新四军的情况,联合日伪共同阻止共 产党力量在江南的发展。对此,周佛海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载:“渝方盼余对于共产党在此间情形时予通知”[14]。抗战胜利前夕,戴笠则命令各地伪军与军统特务武装“通力合作,严防‘奸匪’之窜扰””[8],阻止新四军进入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

反共[编辑]

反共和清除异己是军统前身成立时蒋介石交给的两大任务,前者是其工作的核心。鉴于抗战初期,国共已再度合作,故军统的反共策略较十年内战时期有所隐蔽。戴笠就曾指使特务处上海区“对不公开的地下党员可以借口逮捕汉奸名义,公开拘捕、囚禁、杀害,对公开了的中共人员则可以侦察、监视、利诱、威逼”[15]。此时军统制定的反共原则是:在战区,尽可能地防止中共渗透到军事机构,分化军队,并注意“共党之活动与其武器来源,并共党对敌伪友军情况之侦查”;在敌后,“监视共党组织与活动,尤其须注意居该党领导地位者之言行”[16];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则相机渗透,以求得更多的了解;在大后方,则尽一切方法,遏制中共组织的发展。戴笠时常告诫部下:“工作中最应特别注意的是对‘奸匪’的缉捕” [17],“对‘奸党’之部队,绝无联络运用之余地,始终应站在敌对地位”,“如‘奸匪’问题不能解决,则吾人责任,尚异常艰巨””[8]

军统同时对日本和共產黨份子进行情报蒐集和暗杀,如1940年8月13日,中共少將陈昭礼(全国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在崇安吴公岭被事先埋伏的军统特务杀害。

国共内战期间[编辑]

1946年8月,軍事委員會改組成國防部,軍統局的正式名稱亦改為國防部保密局。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

军统主要对付日本和共产党,如1949年11月14日,中共党员江竹筠重庆渣滓洞监狱被保密局特务处决。

1949年后大陆[编辑]

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臺湾島后,一部分军统留在大陆进行復國行动。克什米尔公主号就是保密局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军统严厉镇压。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军统在大陆人员,除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合作者,一律枪决或重刑。到1950年代中,军统在大陆大致肃清。

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如肃清反革命运动四清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段插曲),一次又一次追查残余军统人员以及和怀疑曾和军统有关的人物,“活人要落实到人头,死人要落实到坟头”。到1976年后,不再提及军统。

遷臺後的軍統局[编辑]

1949年,國府遷臺。1950年6月,保密局恢復正式編組,於臺北士林芝山岩設立局本部,持續執行情報蒐集,並參與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案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案等案件。1955年,情報機構改制,保密局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保防偵查等業務撥歸「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今法務部調查局)接管。一般說來,該階段先後實際執行者為毛人鳳蔣經國

1984年發生江南案,當時之情報局長汪希苓亦被捕入獄,情報局再次大改組。1985年7月1日,情報局與國防部特種情報室併編成立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隸屬國防部參謀本部,受參謀總長直接指揮。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国民党军统 中统
  2. ^ 鲜为人知的军统组织体系和职能
  3.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概述
  4. ^ 国民党军统局的前世今生
  5.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概述
  6. ^ 沈醉(原国民党军统局总务处处长). 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 中国青年网. 2008-08-07. 
  7. ^ 沈醉(原国民党军统局总务处处长). 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 中国青年网. 2008-08-07. 
  8. ^ 8.0 8.1 8.2 8.3 8.4 费云文编纂,张式琦兼修.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 中国: 台湾国防部情报局. 1979-10 (繁体中文). 
  9. ^ 何应钦. 《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 中国: 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印. 1982年版 (繁体中文). 
  10. ^ 良雄. 《戴笠传》. 中国: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5- (繁体中文). 
  11. ^ 吴越. 池步洲抗战破译日军密码镇反中成罪行被逮捕判刑. 文史天地 (凤凰网). 2012年7月30日. 
  12. ^ 池步洲破译偷袭珍珠港密电及其它. 北京日报 (新华网). 2010年5月17日. 
  13. ^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委员会译校.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 中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简体中文). 
  14. ^ 蔡德金编注. 《周佛海日记》. 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 (简体中文). 
  15. ^ 沈醉、文强. 《戴笠其人》. 中国: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0年版 (简体中文). 
  16. ^ 陈恭澎. 《上海抗日敌后行动》. 中国: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 (简体中文). 
  17. ^ 王蒲臣. 《戴笠传记资料》(五). 中国: 台湾天一出版社. 1979年版 (繁体中文).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