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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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国父
孫文
中国国民党总理
Sun Yat-sen 2.jpg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任期
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1日
副总统 黎元洪
前任 首任
继任 袁世凱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總理
任期
1919年10月10日-1925年3月12日
前任 首任
继任 逝世後永久保留總理職銜
張人傑(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其他主要職務
中華民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
任期
1917年9月10日-1918年5月20日
前任 首任
继任 岑春煊(主席總裁)
任期
1920年11月28日-1921年5月5日
前任 陸鎮東(主席總裁)
继任 (護法軍政府改組為廣州中華民國政府
 中華民國政府非常大總統
任期
1921年5月5日-1923年2月21日
前任 首任
继任 陳炯明事件,護法運動被迫終止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創設,不再稱大總統
 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陸海軍大元帥
任期
1923年2月21日-1925年3月12日
前任 首任
继任 胡漢民(代任)
興中會會長
任期
1900年1月24日-1905年8月20日
前任 楊衢雲
继任 華興會光復會
合併為中國同盟會
中國同盟會總理
任期
1905年8月20日-1912年8月25日
前任 首任
继任 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等數政黨
合併組成國民黨
國民黨理事長
任期
1912年8月25日-1914年7月8日
前任 首任
继任 國民黨改組重建為中華革命黨
中華革命黨總理
任期
1914年7月8日-1919年10月10日
前任 首任
继任 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国国民党
个人资料
出生 (1866-11-12)1866年11月12日(同治五年10月6日)
 大清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
逝世 1925年3月12日(1925-03-12)(58歲)
中華民國京兆地方協和醫院
墓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苏省南京市中山陵
籍贯 廣東省东莞縣
国籍  大清(1866–1911年)
 美國(1904年3月14日–1909年3月11日)
中華民國(1912年–1925年)
政党 興中會
中國同盟會
國民黨
中華革命黨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配偶 盧慕貞(元配;1884年-1915年)
大月薰(妻;1903年-1906年)
宋慶齡(妻;1915年-1925年)
陳粹芬(妾;1891年-1906年)[1]
浅田春(妾;1897年-1902年)
儿女 孫科
孫娫
孫婉
宫川富美子
母校 香港華人西醫書院香港大學前身)
职业 醫師政治家革命家作家社會活動家
宗教信仰 基督教
签名 Sun Yat Sen Signature.png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註 1]),名幼名帝象譜名德明載之逸仙日新。流亡日本時,曾化名中山樵[4]:2936,故通稱孫中山。生於满廣東省廣州府香山縣翠亨村,祖籍广东省东莞。清末民初醫師政治家革命家哲学家,是中華民國奠基人,亦是中國國民黨之創黨人。1905年,在日本東京組成中國同盟會,被推為總理[4]:2936;確定「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4]:2936政綱,提出三民主義學說[4]:2936黃興於1903年12月在湖南成立之華興會以及1904年在上海創立之光復會等組織[5]:118,1905年在日本東京籌備成立中國同盟會,孫中山主張使用「青天白日旗」,反對使用黃興所提出的井字旗作為革命旗幟,被推為總理。1911年12月29日,被十七省代表在南京推选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建立中华民国臨时政府[4]:2936。1919年,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4]:2936。1940年4月,國民政府明令尊稱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國父」[6]中國共產黨尊其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4]:2936[7]

孫中山童年曾受太平天国的影响,就有革命思想。但到了青年時期,他依舊未有行動,28岁上書清朝重臣李鴻章,建言改革,卻遭遇李的冷落[8]日本命令將兵遣師,侵入中國[9]:52。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中國國民黨前身)[10]:52。1895年,兴中会发动乙未广州起义[10]:53。原本,孫中山提倡以武裝革命推翻滿清統治以建立中華民國,但民國建立以後,他得不到北洋軍人的信任、支持,所以他又提倡武力推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於是遭受許多非議。他提出三民主義等政治綱領,影響中國政治至深,中国国民党尊其為唯一總理

孙中山著有《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

目录

名字[编辑]

孫中山除了本名與下表所使用的名字外,亦用過大量中文英文日文化名筆名[11],多是為了擺脫通緝或隱蔽身份而取,部分則在於宣揚革命或是表達人生期望[12]。1912年以後,孫氏不再面臨滿清追捕,其本人之所有公私檔案均以本名「孫文」署名,他本人從來不以「孫中山」自稱。在歐美,孫氏以其號「逸仙」或全稱「孫逸仙」行。

性質 名字 释义
譜名 德明 族譜上的名字。
幼名 帝象 「帝」字,乃親人為其拜契於「北帝」神,祈求護佑之意[註 2]
在家鄉上學時所取的訓名[13]:355
明德 譜字,香山縣的風俗是男子在結婚時由主婚的族內長輩按家譜排行立字,然後把「字」書寫在木版懸掛牆上,稱為「字架」[14]
載之 由名「文」而來,取「文以載道」之義。
號、教名 日新 取自《大學》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語。1883年於香港皈依基督教受洗時的署名,亦即教名
號、教名 逸仙 漢語教師區鳳墀牧師依「日新」之粵語諧音所改。
羅馬化 Sun Yat-sen 「孫逸仙」的廣州話拼音。因孫氏曾任醫生,故常被尊稱為「Dr. Sun Yat-sen」。
化名 中山樵(Nakayama Kikori) 1897年,為掩護於日本流亡之行蹤,日本友人平山周在陪同孫氏投宿旅館時,想到附近有華族中山家宅邸。其當家貴族院議員中山忠能日语中山忠能明治天皇的外祖父,孫文亦欽佩明治天皇推動明治維新之舉措,便為其取日本姓為「中山」,加上自取之「樵」。
化名 高野長雄(Takano Nagao) 紀念日本維新志士高野長英醫師而命名。
通稱 孫中山 1903年革命人士章士釗將日本人宮崎寅藏(即宮崎滔天)之著作《三十三年之夢》翻譯為《大革命家孫逸仙》時,將本姓與化名連用,成為後人對孫文的通稱。

此外,孫曾自稱為洪秀全第二,並認為洪氏為「反清英雄第一人」。有人認為這是由於孫氏接受西式教育,不受傳統忠君觀念束縛,才敢於如此自稱;中华民国歷史教科书亦採用此說。但孙後也曾批洪秀全不知民權、民主。

另外,孫在香港西醫書院中讀書時,常當眾倡言反清,聞者多膽怯走避,與陳少白尢列楊鶴齡三人常住香港,「聽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予等為『四大寇』」[15]

清政府公文中,皆在其名字「文」上加上三點水部首,貶稱其為「孫汶」。“汶汶”一詞,出自《史記·屈原列傳》:“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說“汶汶,猶昏暗不明也”,或說“蒙垢塵也”,或說“玷污也”。通常清政府對於犯人其在名字旁會多加水字旁部首,以視為江洋草莽大盜,如刺殺馬新貽的「張文祥」被稱為「張汶祥」。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與黃興合稱為孫黃

尊稱「國父」[编辑]

孫於1925年3月12日病逝後,當時於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舉行公祭時,軍總司令樊鍾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橫額(闊丈餘,高四、五尺),當中大書「國父」二字,他的唁電輓幛,均稱「國父」,這是孫中山在公開場合被尊稱為「國父」之始[16]

中國抗日戰爭中期,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 “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積極拉攏汪精衛;1940年3月29日,汪精衛和日本達成協議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為了爭取正統地位,1940年4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决议,国民政府以孙「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公家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中国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

1941年5月29日,汪精衛的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員會第49次會議通過由陳公博提出的“手創中華民國之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應尊稱為中華民國國父”的議案,自此之後,孙中山即在中国历史上确立其“国父”的地位[16]。规定此後有关“公牍、教科书籍、报纸、刊物及一切文字称述总理或孙先生时,均应改称国父”。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未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父,亦不承认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中國共產黨在正式場合或文書上提及孫中山時,通常使用稱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從未稱孫中山為國父,现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使用“国父”、“国母”等词。但大陆民间仍有部分人称孙中山为国父。

家族背景[编辑]

孫中山与全家人的合照,他在後排左数第五位
孫中山母親楊氏葬於香港飛鵝山百花林

祖籍广东省东莞县。[17]孙氏祖先常德公,在蒙元末年(约公元1350年)受到张士诚朱元璋等民族思想影响,隨何真由广府人南迁广东中转站南雄珠玑巷迁来廣東省東莞縣長安鎮上沙村定居,到第五世房礼赞公才搬迁至香山。根据孙文故居《孙氏家谱》所载,始祖、二世、三世、四世祖,都在东莞上沙乡居住,五世礼赞公才从上沙迁走,先辈族谱仍以上沙作为“故乡”。

孫文高祖父孫殿朝(1745年-1793年),高祖母林氏;曾祖父孫恒輝(1767年-1801年),曾祖母程氏;祖父孫敬賢(1789年-1850年),祖母黃氏(1792年-1869年);父親孫達成(1813年9月26日-1888年3月23日),母親楊氏(1828年-1910年);長兄孫德彰(1854年-1915年),二兄孫德佑(1860年-1866年),長姊孫金星(1857年-1860年)、二姊孫妙茜(1863年-1955年)、妹孫秋綺(1871年9月3日—1912年4月18日)。

孫文的祖先務農為生,曾祖父孫恒輝家有田產十餘畝,當時屬小康之家,22歲時生孫敬賢,但於孫敬賢14歲即過世。

祖父孫敬賢依寡母為生,篤信堪輿,醉心術士們的風水之說,又常遊山玩水,以致家道中落[18]。孫敬賢有三個兒子, 依序是孫達成(1813年-1888年,孫中山的父親)、孫學成(1826年-1864年)、孫觀成(1831年-1867年)。

孫達成在未成年時,孫家田產變賣已盡,生活日漸困苦,16歲那年,孫達成為生計所迫到離家37公里的澳門做鞋店學徒,32歲那年,才返回香山與崖口鄉隔田村楊勝輝的女兒結婚。婚後,在家鄉翠亨村依靠耕作養家糊口。孫學成年輕時,與同鄉到美國加州淘金謀生,至34歲(1860年)才回鄉耕作,可惜38歲即因病過世。孫觀成則於年輕時,前往上海做工,至29歲(1860年)才回鄉,耕田為生。1864年春,孫達成兄弟三人曾共同批耕其先祖孫瑞英遺留在逕仔蓢一帶山上荒田,種植果樹。孫觀成因家境艱難,再次到上海謀生,後在上海附近船上病死,享年37歲。

早年經歷[编辑]

1866年11月12日(同治五年十月六日),孫中山生於滿清廣東省廣州府香山縣翠亨村,名文,幼名帝象,譜名德明。父親孫達成在澳門一家鞋店當學徒,32歲才與家鄉的楊勝輝的女兒結婚。孫中山是家中排行第五的孩子,上面有二兄(孫德彰、孫德佑)及二姊(孫金星、孫妙茜),其中二兄孫德佑及長姊孫金星均在幼年過世,下面有一個妹妹孫秋綺。孫中山家裡貧窮,他出生時,父親已經53歲,母親38歲,長兄孫德彰與他相差12歲。

1871年(清同治十年),長兄孫德彰與母舅楊文納前往檀香山謀生,最初他在農場打工,後來向檀香山政府領地,自己在茂宜開墾經營農場(20°41′30.58″N 156°22′42.47″W / 20.6918278°N 156.3784639°W / 20.6918278; -156.3784639),事業有成。

1872年,孫入翠亨村私塾,接受國學啟蒙教育[19]:204。自称童年受一位太平軍老战士的影响很深。

第一次前往夏威夷(1878年)[编辑]

1878年5月,孫中山接受長兄孫眉接濟,隨母乘輪船檀香山,孫回憶道:「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20]:71879年孫母親前往檀香山探望長子孫眉,孫眉較孫年長15歲,1871年即離鄉背井,到夏威夷闖蕩[5]:34。6月,孫到檀香山茂宜島茄荷蕾埠孫眉開設商店當店員[19]:204。後入盤羅河學校習算術等科[19]:204。同年秋,孫到一所由英國聖公會主教韋禮士英语Alfred Willis主持之教會學校意奧蘭尼書院當寄宿生,採全英語授課[5]:35。學校強制學生必須每天禱告,每週日必須作禮拜,孫開始認識基督教儀軌、聖歌,以及閱讀《聖經[5]:35。孫在內修讀英語、英國歷史數學化學物理等科目。

孙中山17岁时的照片

孫在意奧蘭尼書院讀三年書,學習英語,在1883年7月頒獎典禮上得到文法二等獎[5]:35。1882年7月27日,孫畢業於夏威夷伊奥拉尼書院[19]:204。因文法二等獎,獲夏威夷王國國王卡拉卡瓦在毕业典礼上親頒一本中国书籍作为獎品,出色的英文水平为孙中山之后的革命活动助力甚多[21][22]:213。孫眉認為年輕人應該先完成教育[5]:35

1882年秋,孫與其他教會學校子弟進入美國公理會創辦之奧阿厚書院就讀,繼續學習,特別是基礎醫學和法律[5]:35。孫繼續學業(相當於大學預科)[23]。同年夏天,入學不超過三個月,由於孫加入基督教意向不減,又經常勸說在夏威夷工作的華僑工人不要膜拜關聖帝君神像,兄長憂其觸犯眾怒,二怕雙親斥責,遂斷絕資助,將17歲的孫文送回翠亨村家鄉[24]:16-31。孫眉在1883年將孫送回翠亨村[5]:35

不久,孫與同鄉友人陸皓東一起「搗毀偶像」,破壞翠亨村村中的北帝廟神像,不為鄉人所容[24]:15,隨後乘小艇逃往香港[22]:240。陸皓東與孫是同鄉,在上海接受教育[5]:35

就讀於香港拔萃書室(1883年)[编辑]

1883年秋,孫赴香港入拔萃書室(當時英文稱為 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今拔萃男書院[25]為日校走讀生[22]:259-261。是年冬,孫與陸皓東一同到基督教綱紀慎會(又稱公理會)位於港島必列者士街的佈道所,由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喜嘉理牧師於1884年5月4日為他主持洗禮加入教會[26][27](陸則於1884年10月19日受洗[28]);在其所屬教會存留之受洗名单中,陸皓東署名「陸中桂」(名單中排第四)[29],孙署名「孫日新」(名單中排第二,後以粵語諧音又改號「逸仙」),「日新」取《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喜嘉里牧師與孫情誼真摰,欣賞孫對宗教熱忱,孫追隨他四處宣教[5]:36

第二次前往夏威夷(1884年)[编辑]

1884年春,孫轉學香港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19]:204。這是一所中學,學生多半是各國中產階級子弟,課程以英文為主,中文為輔[5]:35。得知孫皈依基督後,孫眉把他召回夏威夷,試圖藉由切斷弟弟所有奧援[5]:36。孫在中央書院讀書兩年半期間,受洗成為基督徒、第一次婚姻、與孫眉激烈衝突[5]:35-36。幾個月後,在基督教友人幫助得以於1886年返回香港,由於孫在夏威夷長待幾個月,其中學生涯結束,孫並未拿到中央書院畢業文憑[5]:36

與元配盧慕貞結婚(1885年)[编辑]

1885年夏,畢業於中央書院[19]:205。5月26日,孫奉父命返鄉娶盧慕貞為妻[23]。盧慕貞自幼纏足,盡心操持家務,照顧公婆和兒女[30]:205。出生於累世積善的書香門第之家,父親盧耀顯曾至美國檀香山經商致富。二人婚後生了一子二女,即長子孫科、長女孫娫與次女孫婉;由於孫中山終日在外奔波,所以和元配聚少離多[30]:205

習醫與懸壺濟世[编辑]

「四大寇」,前排左起:楊鶴齡、孫中山、陳少白、尢列;後立者為關景良。攝於香港華人西醫書院

就讀於廣州博濟醫院附設醫科學校(1886年)[编辑]

1886年,孫持喜嘉理博士介紹信,進入由(美國)長老教會海外基督使團嘉約翰(John Kerr)博士主持之廣州博濟醫院附設醫科學校習醫[5]:37,開始鼓吹革命[19]:205。孫與基督徒同學鄭士良結為知己[5]:37。鄭士良是上海富商之子,曾就讀於廣州德國教會學校,結交不少廣東會黨人士[5]:37

就讀於香港西醫書院(1887年1月-1892年7月)[编辑]

1887年10月[5]:37,孫轉入香港華人西醫書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即現今為香港大學醫學院[19]:205。學堂隸屬於倫敦傳道會,由聞名香港之菁英代表何啟出資籌辦,該校教務長是蘇格蘭名醫康德黎[5]:37。孫曾回憶:「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方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15]就讀香港西醫書院五年間,孫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當時在香港只陳少白尢列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與陳、尢、楊三人常住香港,聽夕往還,談革命之言論,懷革命之思想,研究革命之問題[15]。孫對達爾文進化論發生興趣[31]:14。孫中山、陳少白、尢列、楊鶴齡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為「四大寇」,為革命言論之時代[15]

1888年3月,孫父親去世,享年76歲[19]:205。1891年10月20日,長子孫科誕生。

1892年7月,孫以首屆成績第一名畢業於西醫書院[32][19]:205。並獲香港總督威廉·羅便臣親自頒獎。

在澳門行醫(1892年-1894年)[编辑]

畢業後,孫在澳門鏡湖醫院當醫師[19]:205。12月,設中西藥局於澳門[19]:205。 孫行醫於澳門、廣州[4]:2936。1890年,在香港讀書時,孫與楊鶴齡陳少白尢列倡導者革命,時人稱為「四大寇[19]:205。孫與陸皓東等暢談、批評國事。

1893年春,遷設藥局於廣州,改名東西藥局,藉醫術掩護革命[19]:205

革命經歷[编辑]

上李鴻章萬言書(1894年)[编辑]

1894年初,孫在鄉間用10多天時間草擬《上李鴻章萬言書》,主張「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19]:206。並決定親赴天津面呈給直隸總督李鴻章[5]:49

1894年3月31日,孫中山長女孫娫誕生。

6月中,棄醫,偕陸皓東天津上書李鴻章[19]:206。提出革新政治主張,被拒絕[4]:2936。旋遊歷北京、武漢,觀察形勢[19]:206。7月25日,甲午戰爭開打。李鴻章拒絕與孫面談,請願書後來刊載於在1894年9、10月號之上海萬國公報[5]:49。孫和陸皓東離開天津,在香港短暫逗留後,孫於夏末乘船前往夏威夷[5]:61。10月,孫自上海經日本赴檀香山[19]:206

成立興中會(1894年)[编辑]

1894年11月24日,孫在檀香山歐胡島募款[33],創立興中會[19]:206,在檀香山卑涉銀行(Bishop Bank)華籍經理何寬住宅裡,召集僑社人士李昌、劉祥、程蔚南、鄧蔭南、鄭金、黃亮、黃華恢、鍾木賢、許直臣、卓海、李祿、李多馬、林鑑泉、鄭照、劉壽、鍾宇(工宇)、曹采、劉卓、宋居仁、陳南、夏百子、李𣏌、侯艾泉等二十四人[34]。提出「振興中華」口號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國,创立合眾政府」[35]:60[36]:26政綱[4]:2936。後來在香港,誓詞於1895年改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永和泰商号經理劉祥、卑涉銀行(Bank of Bishop and Co.,Ltd.)華人經理何寬為首任正副主席,然不久,劉祥便退出興中會。

第一次起義:乙未廣州起義(1895年)[编辑]

1895年1月,孫中山與鄧蔭南等同志返回香港籌謀革命[19]:206。興中會香港總會設立於1895年2月18日,糾集孫故交與同窗,其中包括陸皓東、陳少白、鄭士良[5]:62。時楊衢雲謝纘泰等先創立「輔仁文社」,孫在領導權之爭上面臨楊衢雲挑戰,楊之抱負和自信與孫旗鼓相當[5]:63

2月21日,興中會總會於香港「乾亨行」(中環士丹頓街13號,外懸商號招牌作掩護)[19]:206。3月16日,首次幹部會議決定先攻取廣州,並採用陸皓東設計之青天白日旗為起義軍旗[19]:206。孫廣徵同志,定重陽節(10月26日)為起義之日。

新組織「會長」人事案,延宕直至10月10日,是日孫、楊和其各人馬對峙,劍拔弩張,經過妥協,「會長」職位給楊衢雲,孫則獲得廣州起義現場指揮權[5]:63。與會者利用傳統宗教信仰為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興中會選出楊衢雲為會辦(時稱「伯理璽天德」,音譯自英文President」),孫為秘書,指揮起義。

孫利用官方許可,在10月初設立「農學會」[5]:67乙未广州起义,1895年10月26日(農曆九月初九)一中清早,孫人馬已聚集在廣州碼頭,等著迎接來自香港之船隻、點收軍火,並與傭兵盟友會面,楊衢雲電告說「貨物」將延後24小時運到[5]:68。可是因為事先洩密,接濟未至而起義失敗[19]:206。孫於汕頭及西江沿岸募集兩軍,同時向廣州進逼[10]:53。兩軍期於1895年10月某日,一由西南,一由東北,同時向廣州進發[10]:53。大約400人連同軍火,已在10月27日登上「保安號」(SS. Powan),「保安號」在10月28日清晨被縣令帶令駐防軍逮個正著[5]:68-69。不料會員部署略定,忽有密電馳至,謂西南、東北兩軍中途被阻[10]:54。兩軍既不得進,則应援之勢已孤,即起事之謀已敗[10]:54。出於萬全考量,孫決定延遲整個行動,並解散雇用人馬[5]:68。11月7日,陸皓東等為首多數成員被捕處刑,孫則受到通緝[19]:206。陸皓東即便被嚴刑拷打,也拒不供出同謀名單,他在赴義前稱:「今日非廢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起者而不可盡殺。」[5]:69港府在清政府壓迫下頒發放逐令,不准孫進入香港,為期五年[10]:53。孫坐轎設法逸逃澳門,再從澳門前往香港,孫在1895年10月30日搭船前往日本[5]:69-70。11月,孫斷然改裝偕陳少白等赴日本,旋組織興中會分會於橫濱[19]:206。11月12日,孫在神戶上岸,隨行遇有鄭士良與陳少白[5]:70。孫利用蟄伏日本期間,徹底改變外型:剪掉辮子、不再薙髮,並脫下中式長袍換穿歐式西服[5]:71

從1895年建立香港興中會,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6年間,孫發動十次武裝起義中,有六次是香港興中會和同盟會香港分會,以香港為基地秘密發動。香港既是指揮和策劃中心,又是經費籌集與轉匯中心、軍火購製與轉運中心,海內外革命同志聯絡與招募中心,也是每次起義失敗後革命黨人避難場所[37]:57-70。孫動員秘密會黨,並重新利用興中會以及香港的革命根據地[5]:93

孫把陳少白留在東京,派鄭士良返回香港,旋即啟程前往夏威夷[5]:72。1896年1月,孫再赴檀香山[19]:206。孫眉安排寡母,連同孫妻小四人,前往他居住之茂宜島,就近照料他們生活[5]:39。孫與母親、長子孫科以及一雙女兒重逢[5]:72。3月4日,香港政府認為孫在港從事反清活動,威脅香港安定和秩序,於是簽發驅遂令,禁止孫氏5年內踏足香港境內[38]。6月,自檀香山赴美國[19]:206。9月,自美國赴英國[19]:206

倫敦蒙難、完成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编辑]

孫中山逃亡於英國倫敦期間的住處,今為紀念有一孫中山的浮雕像

孫收到昔日恩師康德黎邀請,於1896年9月30日抵達倫敦[5]:72。10月11日,孫被滿清駐英國公使龚照瑗誘捕[19]:206。根據歷史學者蕭若元和權威學者黃宇和闡述,孫中山最初於滿清駐倫敦使館外游盪,並計劃爭取領使館內華人支持革命,1896年10月10日,孫終得領館內相熟朋友批准,於第二天容許孫中山進入滿清使館裏巡視。翌日,使館工作人員得悉孫中山將要前來,並設置埋伏,將孫中山拘捕[39][40]。行動計畫是逮捕孫,將他祕密遣送回國,接受法律制裁[5]:73。孫得機會說服公使館內一名英國僕人柯尔,将自己比作遭土耳其人迫害的亚美尼亚基督徒,称中国皇帝也要杀中国基督徒,孫給柯爾20英鎊現金,並允諾事後再給他一千英鎊,从而获得其協助,將便條交給康德黎,上頭寫著:「予於前星期日,被二華人始則施以誘騙,繼則復驟加強暴,將予幽禁於中國使館中。一、二日後,使館將特僱一船,解予回國,回國後必被斬首,奈何?」[5]:7410月22日,《環球報》(The Globe)登載康德黎長篇訪問特刊[5]:75。經康德黎奔走媒體後,英國外交部認為公法上清廷無權在英國領土上拘捕孫,使得此事成為國際事件。孫12天始脫險,撰《倫敦蒙難記[19]:206。孫向報紙投稿,召開多次記者會,接受多次訪問,並嬴得並遍支持[5]:75。11月,孫在倫敦應英國劍橋大學漢學家翟理斯邀請,撰寫《倫敦蒙難記[5]:75

1897年,孫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研究並考察歐洲政治,完成三民主義思想體系[19]:206

創中西學校、化名中山樵[编辑]

1897年7月,孫自倫敦經加拿大,8日抵日本橫濱,旋創中西學校[19]:206。日本民黨領袖犬養毅宮崎寅藏平山周迎接孫[41]:36。引至東京相會,一見如故,抵掌談天下事,大為快慰[41]:36。平山周某次帶孫文至東京數寄屋橋外的旅館「對鶴館」住宿要登記姓名時,認為寫日本式名字較安全,平山周想起日前經過日比谷「中山」侯爵邸,於是幫孫文填「中山」的姓,孫文自己則寫上名字為「樵」[42]:24,於是孫開始使用「中山樵」的化名,孫中山因此得名[19]:206。更因犬養毅之介紹,廣交日本朝野賢豪[43]:49。被納入犬養毅羽翼後,孫定居東京,由宮崎寅藏、平山周為伴,身分為宮崎和平山中文教師[5]:88。透過他們,孫再結識頭山滿、進步黨黨魁大隈重信黑龍會山田良政日语山田良政等人[5]:85。12月,命陳少白成立興中會分會於台北[19]:206

娶淺田春[编辑]

孫於日本娶15歲的側室淺田春。淺田春(1882年-1902年),日本靜岡縣清水町人,懂中文及英文,當時孫居住在橫濱華僑溫炳臣先生的家中,15歲的淺田春被找來擔任孫的女傭兼秘書,被孫納為側室。是年孫31歲。淺田春1902年夏過世時,孫頗為傷心。

奔走建立革命聯絡組織[编辑]

1898年興中會會長楊衢雲等人於日本的合照。前排左起︰安永東之助、楊衢雲、平山周、末永節、內田良平;後排左起︰可兒長一、小山雄太郎、宮崎寅藏、孫中山(秘書)[44][45]、清藤幸七郎、大原義剛。

楊衢雲輾轉往來於東南亞南非後,於1898年春天前往東京與孫會合[5]:94。1898年春夏,孫來往於日本東京、長崎、神戶、馬關、橫濱等地,結識菲律賓起義軍代表馬里亞諾·彭西英语Mariano Ponce[19]:207。秋冬,與亡命日本之梁啟超會談聯合反清,未成[19]:207。1899年春夏,孫繼續在日本作革命聯絡策動,並為菲律賓起義軍購運軍械[19]:207。12月,孫命陳少白創辦《中國日報》於香港[19]:207。報紙經費由日本人提供,報紙開辦之初,先是得到何啟大力襄助,爾後香港富商之子李紀堂做靠山[5]:94

第二次起義:惠州起義(1900年)[编辑]

革命时期的孫中山,攝于1900年8月

孫一面重啟香港之革命根據地,一面聯絡並擴大秘密會黨之人脈[5]:94。1900年,中國發生庚子拳亂,引來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孫將網絡拓展工作部分託付給日籍顧問和同志,部分託付給湖南改革派畢永年[5]:95。陳少白邀請廣東三合會一位大老黃福赴香港,他在陳少白接受「白扇」頭銜之儀式中擔任主持[5]:95。1899年11月李鴻章接任兩廣總督,想北京混亂失序之際另起一個獨立政府[5]:96。孫藉此機會聯繫李鴻章,希望能籌劃南方諸行省獨立,成立類似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李鴻章也答應與其會見。但在日本友人協助下,卻發覺不過是清廷陷阱。在劉學詢召喚下,孫於1900年6月8日搭船啟程,隨行者還有日本顧問,日本顧問抵達香港後便開始替孫行事,與劉學詢協商,可是不久後李鴻章決定放棄分離主義念頭,奉朝廷之命回北京協調庚子條約,於1900年7月17日趕赴上海[5]:97。1900年6月,孫主動求見法國駐越北大使哈爾蒙德(Jules Harmond),6月21日孫抵達西貢,攜帶哈爾蒙德大使給法屬印度支那總督韜美(Paul Dourmer)之信[5]:128。同年夏,孫先是抵達香港(並未上岸),然後再到安南、新加坡、上海[5]:104。1900年9月,孫與日本友人及原香港興中會核心人物先赴香港,但被禁入境後轉往台灣,故孫命鄭士良等人在廣東惠州三洲田(今深圳市鹽田區三洲田村)一帶發動起義(史稱惠州起義[4]:2936。朝廷軍隊在沙灣遭大敗,起義隊伍直抵鎮隆,北距惠州僅20公里[5]:105。10月17日,鄭士良人馬接獲孫下達新指示,轉而揮兵廈門,他們在陌生之境長途行軍遭到清兵追擊,10月23日日本懾於俄國反彈,已放棄在廈門建立據點之念頭,並撤退先前承諾之援助,鄭士良和三合會各龍頭只得逃逸香港,丟下各自人馬,任他門歸巢返鄉[5]:107。由于未能按计划与新安、虎门义军会合,该地义军被迫解散。四战四捷后义军枪支弹药无法获得补给,郑士良急电孙,孙在台湾致电宫崎寅藏速送枪弹,由于采购枪械事物的中村弥六从中渔利,所购全是废枪。起义失败告终[46]。鄭士良左右手史堅如在廣州攻擊兩廣總督,10月28日廣州發生爆炸案,兩廣總督脫逃,史堅如在11月9日遭斬首[5]:107。楊衢雲在教室中被擊斃;鄭士良於用餐後暴卒[5]:107-108。孫返回日本[5]:108

1902年,宮崎滔天出版孫自傳《三十三年落花夢》,1903年中文譯本問世[5]:141。同年春,孫受章炳麟之邀,出席「支那亡國二百四十年紀念會」[5]:142。孫抵達越南,在華僑中建立革命組織,在河內結交法國官員[19]:21。從1902年12月至1903年5月,孫停留河內,結交某些法國政治、外交、軍事人士[5]:127

娶大月薰(1903年夏)[编辑]

1903年6月,孫抵達橫濱[5]:135。同年夏,孫在日本娶15歲的大月薰,是1902年夏,大月薰因打碎花瓶而使雙方認識。後生一女富美子。1903年夏,孫在日本青山秘密創辦一所軍事學校,訓練遭日本軍事機構排除之中國學生[5]:142。被吸收妁15名粵籍學員,青山軍事學校運作不超過4個月[5]:143。孫改革命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夏威夷出生证明[编辑]

孫於1903年9月26日啟程前往夏威夷[5]:136。為求工作方便,孫揚棄先前立場,加入三合會[5]:137。1904年1月11日,孫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門致公堂,成為致公堂「洪棍」。3月31日,孫帶著地方堂口給三藩市三合會之介紹信,啟程前往美國[5]:137-138

为规避《排华法案[47],孙預先取得偽造文件[5]:138,夏威夷準州政府當局發出的出生证明[註 3],和美國護照[48][49][47]。取得該證時親友們做了孙中山在夏威夷出生的假證詞[48][47]

1904年4月6日[5]:138,孙从檀香山赴美国,为阻止孙入境,清政府向美国举报孙护照有问题[49]。1904年4月6日,孙上岸后,被美国官员扣留并审问,他写下《自述证言》[49][50]。《自述证言》中称:自己于1870年出生在夏威夷伊娃英语Ewa Villages, Hawaii,三四岁时被父母带回中国。1904年之《自述证言》原件现藏于位于加州舊金山的美国国家档案局,目前仅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有复制件[49]

1904年4月16日,旧金山移民局作出“拒绝孙中山入境”的决定。移民局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孙中山曾经在1896年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入境美国旧金山。华裔报人“伍盘照”和舊金山洪門致公堂保釋及代聘律師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國。1904年4月26日,孙中山委託华盛顿的拉斯頓與席頓律师事务所(Ralston & Siddons),向美国移民局提起上诉。1904年4月28日美国“商务及劳工部”作出复议决定:准许孙中山入境美国,理由是早在1896年的时候,夏威夷尚非美国属地,是夏威夷共和国时期,孙不可能拿夏威夷发的美国护照,所以1900年4月30日生效的“美国移民新法案”,自动赋予孙中山“美国公民”的身份,取得“夏威夷护照”,或者说“美国殖民地护照”,又称“疆省护照”。所以准許。6月孫動身巡迴全美十多個城市[5]:138。之後孫到美國東岸尋求華僑支持革命。9月底孫抵達紐約[5]:139。孫首度發表對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國人士對革命的支持與好感,但並未取得甚大成果。不過,當時在香港有《中國日報》,在夏威夷有《檀山新報》,在三藩市有《大同日報》,最後在新加坡有《圖南日報》[5]:139-140

1904年冬,孙中山携朱和中德国柏林,访问清國籍華裔留德学生。在宾步程的带动下,王发科、王相楚等留学生加入兴中会。在柏林逗留数日后,孙中山与朱和中法国巴黎,留法学生唐豸、胡瑛汤芗铭、向国华等十多人应邀入兴中会。孙中山在巴黎住在利倭尼街的瓦克拉旅馆。一天,汤芗铭、向国华、王发科、王相楚四人结伴来找孙中山去附近的咖啡馆喝咖啡,王发科、王相楚二人中途离席,到瓦克拉旅馆盗走孙中山的行箧中的党人名单及入盟书、法国殖民大臣致法屬印度支那总督的信函。此为王发科、王相楚、汤芗铭、向国华四人合伙设计。得手后,四人到清国驻法国公使馆告密,公使孙宝琦训斥四人称:“你们加入革命党,是叛清朝;今来自首,又叛革命党。且陷害同学,人格何在!”孙宝琦收阅這四人盗取的文件后称,“今后你们要好好念书,安分守己,不要胡闹。”留法学生夏坚仲是孙宝琦的亲戚,得知消息后赶到使馆向孙宝琦疏通。孙宝琦乃将入盟者的宣誓书烧掉,将其余文件交给夏坚仲,夏坚仲通过邮局将文件寄还孙中山。但是,孙宝琦从法国殖民大臣致法屬印度支那总督的信函中得知孙中山的安南起义计划后,即赴法国外交部交涉,导致孙中山的起义计划未能实现[51]。1905年2月,孫抵達巴黎[5]:131

組建同盟會(1905年8月20日)[编辑]

同盟會成立情形示意油畫

1905年中再赴遠東。7月19日抵日本橫濱,當即由宮崎寅藏楊度等人介紹認識了黃興,並開始籌劃聯合各革命組織[52]:125。7月30日,在日本極端民族主義之黑龍會總部舉行大型會議,有70人出席,會中決議成立新組織,並奉孫為領導,新組織名為「中國同盟會」[5]:145。8月13日,孫在東京向留學生作公開演說,大為轟動;演說會場是東京富士見樓(麴町區飯田河岸),會場能容納千人[41]:38。大會由宋教仁主持,有逾700名學生雲集在大廳內,還有許多學生不得其門而入,簇擁在門外,聆聽孫首度在東京公開發表演說[5]:145。屆時爆滿,後來者猶絡繹不絕,門外擁擠不通;警吏令封門,諸人在外不得入,甚為喧嘩;又開門聽其進場[41]:38

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人內田良平牽線下,結合孫中山的興中會、黃興宋教仁等人的華興會上海蔡元培章炳麟吳敬恆等人的愛國學社張繼青年會等組織,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52]:126。成立大會是在日本國會議員阪本金彌之宅邸,在場300人聆聽孫宣讀新組織章程[5]:146。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於東京,其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次年發表「軍政府宣言」,復將此誓詞列為革命建國之「四綱」[53]:366。孫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54]:498。孫被推舉為總理,黃興為執行部庶務,地位形同副總理[5]:146

中國同盟會以華興會機關刊物《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組成為《民報[5]:146。在發刊詞首次提出「三民主義」學說,與梁啟超康有為等改良派激烈論戰。《民報》是在1905年11月26日創刊,並於1908年10月10日出版第二十四期後遭日本當局下令封禁[5]:169

同盟會宣言開宗明義,呼籲需要一場「國民革命」,由「一國之人」著手進行,且應分兩階段展開:第一階段是驅逐滿人,第二階段是恢復中國主權;滿人乃關外之東夷,他們征服中國、奴役漢人,讓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唯有驅逐滿人,才有可能「光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5]:172。同盟會創立時發表之宣言,是革命意識形態即三民主義之雛形,爾後又藉黃興、章炳麟之助,孫在1906年秋天進一步修訂,即所謂《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5]:167。正式宣示所進行者為國民革命與編定「同盟會革命方略」,並將創立者為“中華民國”;並舉所誓之四綱,制定「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道程序[55]。宣言主要方針是在《民報》上發展出來,文章由不同作者執筆,觀點具個人色彩,有時還彼此矛盾,確實構成三民主義教義主體,一般認為表達孫之政治思想[5]:167

同盟會其實一直是革命團體間一個極為鬆散之聯盟,其中某些革命團體多年後變得公開與孫為敵[5]:167。孫之門徒以排滿種族主義取代反帝國主義做為現代民族主義之基礎,全然將民主等同共和體制,諸如此類[5]:168-169。他們處理大多數問題,都是從同盟會敵視梁啟超之觀點來分析[5]:169

第三次到第九次起義[编辑]

1905年10月,自日本經西貢馬賽巴黎[56]:94。1906年4月,孫出席同盟會在新加坡成立分會[5]:163

1907年2月,要做為同盟會象徵旗幟設計,孫滿意青天白日旗黃興則想要有中國古風、象徵平均地權政策之「井」字旗[5]:161。根據宋教仁所言,孫態度令黃非常不滿:「蓋孫文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心坦懷待人,作事近於專制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5]:161一個月後,日本當局受滿清政府施壓,決定驅逐孙離境[5]:161。為表達善意,日方除發布驅逐令之外,還以外交辭令表達歉意,並饋贈孫大筆款項[5]:161。日本政府送其路費6,000元,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送其10,000元。孫收款後,留2,000元作《民报》经费[57]。孫自3月離開東京[5]:162。由於此事未經同盟會內部商議,於是引起會內分裂。合計日本政府右派人士共贈款2.3萬日元,相當於現今1千萬美金[58]。1907年3月至1908年1月[5]:164,孫先抵越南河内,继续策划革命起义,1907年5月,孫命余丑發動潮州黃岡起義,歷六日而敗,是為第三次起義。

6月,孫命鄧子瑜起義於惠州七女湖,歷十餘日而敗,是為第四次起義。

1907年7月6日,光復會徐錫麟在安徽安慶起義,是為安慶起義,失敗殉難。

1907年9月1日,粤西靠近廣西與越北之市鎮防城起義[5]:193,起義軍由秘密會黨首領王和順起義於欽州,是為第五次起義。

10月,孫私自委託宮崎滔天在東京幫他做財務處理,洽商購買軍火,形式上把同盟會其他領袖排除在軍事機密外[5]:162。12月[5]:194,孫親赴廣西,指揮黃明堂發動鎮南關起義,再告失敗,是為第六次起義。

在法國外交部壓力下,孙於1908年3月被逐出越南[5]:195。南下南洋之後,在胡漢民汪兆銘等支持下,孫在新加坡晚晴园另成立同盟會總部,后搬迁到槟城

1908年,同盟會陶成章在新加坡《南洋總匯新報》發表《孫文罪狀》。指責孫文「謊騙營私」,在滙豐銀行有巨額存款,貪污兩萬銀元的革命經費,有「殘賊同志」、 「蒙蔽同志」、「敗壞全體名譽」等三種十二項「罪狀」,要求「開除孫文總理之名,發表罪狀,遍告海內外」。陶成章在1912年被陳其美命令部下蔣介石暗殺[59]。1909年11月,章炳麟猛烈反擊偽《民報》,呼籲海外華人不要捐資給孫;陶成章譴責乾綱獨斷,再度要求同盟會開除孫[5]:163

1908年3月27日,黃興法屬印度支那率革命軍進攻欽州,發動欽廉上思之役,是為第七次起義。4月,黃明堂發動雲南河口起義,是為第八次起義。

1908年10月,《民報》遭日本發出禁令[5]:162。11月,孙中山在泰国期间访问美国驻泰国公使馆,面见美国公使汉密尔顿·金(Minister Hamilton King),要求美国政府给他颁发一本“美国本土护照”。1909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向汉密尔顿·金公使下发这样的决定:孙中山没有资格登记为美国公民或申请美国护照,理由如下:“美国公民享有权利,但也有责任和义务,他非但没有尽美国公民的义务,反而是全力投入中国的政治,尤有甚者,他是鼓动反政府的领袖,而本國政府與中國政府有友好关系”。

1910年2月[5]:198倪映典發動廣州新軍起義,是為第九次起義。3月,孫抵檀香山,改組興中會為中國同盟會檀香山分會[19]:56

第十次起義:黃花崗起義(1911年4月27日)[编辑]

1911年4月28日,溫生才暗殺廣州副都統孚琦[5]:202。4月27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趙聲黃興等人領導廣州黃花崗起義[19]:66。革命黨人一度占領兩廣總督衙門,之後黃興負傷[5]:202。由於起义军和政府军力量懸殊,黃花崗起義很快失敗,大批革命黨被捕犧牲[19]:66。是役戰死者為被捕57人,被捕後就義者29人[19]:566。共為86人[19]:66。後收殮到72具烈士遺骸,合葬於黃花崗,是為第十次起義。

武昌起義(1911年10月10日)[编辑]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广场上的孙中山铜像,图中远後方的红色建筑是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现在为辛亥革命博物館,又称“红楼”

1911年8月,「中部同盟會」在上海成立[5]:165武昌起義前夕,湖北革命團體一同集結在文學社(湖北新軍革命團體)與共進會旗幟下,文學社多招募自駐紮武昌之新軍軍官和士兵,共進會則是同盟會異議組織地方分支[5]:217。10月10日(農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武昌駐軍亂起,找上守備統領黎元洪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5]:218。據唐德剛口述歷史研究指出,辛亥革命當時孫中山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典華」的朋友的餐馆打工度日,對革命事並不知情,所以孫中山說:“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60];但封從德據一封未经认证的郵件断言,辛亥革命之際孫中山正在美國猶他州小鎮奧格登持續其演說募款之旅[61]。但孙长期以来一直为推翻清朝这一大事业募款,即便辛亥革命时孙亦在募款,这也只能说明孙当时在干他一直以来都在干的一件事,而不能说明孙当时对辛亥革命这一具体事件有详细的认知。起義後幾週之間,革命席捲華中、華南,各省紛紛宣布脫離中央[5]:220

孫10月20日抵達倫敦,先與康德黎夫婦敍舊[5]:223。11月11日,孫抵倫敦,就武昌起義成功接受《濱海雜誌》採訪[19]:57,至11月20日離開[19]:58。據統計,自1894年到1911年之間發動革命起義事件,計有29次之多[62]

建立民國[编辑]

籌款[编辑]

1904年底,孫收到中國旅歐學生資助,轉往歐洲活動,在倫敦巴黎布魯塞爾等地中國留學生中活動宣傳革命,並從留學生中籌得款項。受到清政府全力追緝影響,自1907年起孫便長期居留歐美各國。1909年5月,孫中山自新加坡赴馬賽轉巴黎,在巴黎住了一個多月[56]:95。7月,孫抵布魯塞爾,馬君武前往迎接[19]:54。8月,孫自布魯塞爾抵達英國倫敦[19]:52。11月,孫自英國抵美國紐約[19]:65。至1911年期間,孫大部分時間在旅途之上,曾環繞地球多次,在各國華僑、留學生中籌劃革命經費及外國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極為有限。

另一方面,同盟會及其週邊組織快速擴張規模,並於1910年1月成立同盟會美洲地區總會,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華僑參與革命。1911年2月,孫在加拿大溫哥華設立「洪門籌餉局」為革命籌款[19]:64。5月3日,孫在美國芝加哥召集會議,商討起義善後及再圖大舉等問題[19]:67。7月,孫到美國委陌林埠[19]:68。武昌起義時,孫中山人在美國進行募款活動而不在中國[註 4]。11月2日,孫从纽约出发。11月10日,在國外得悉「武昌已經為革命軍佔領」消息後,孫抵倫敦開展外交活動[19]:70。孫在倫敦草擬《告世界書》[19]:70。遊說英法美德銀行團代表終止貸款給清政府,并委托维加炮厂经理道森与英国外交大臣会谈,要求英国政府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借款,制止日本政府援助清政府,取消英属各地放逐令以便取道回国,得到英国政府同意。此后,四国银行代表团同意停止给清政府借款。11月23日,孙会晤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Stabislas Simon)[5]:224。孫要求“重掌握海关及其税收”“取消厘金”,给中国革命政府贷款,但遭到拒绝。孙中山还到法国参议院拜访了参议员、前外长毕盛英语Stephen Pichon和众议院的一些议员,希望法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并与前总理乔治·克列孟梭诚挚会晤,访问了法国在野人士。得到西方国家“皆极表同情于我”的印象。

民國成立任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编辑]

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就職照片

1911年11月24日,孫从法国马赛启程,乘“狄凡哈号”邮轮,经停馬來亞槟城新加坡香港。12月14日,各省諮議局代表雲集南京,共計44人,分別代表17個省分[5]:220。孫於12月21日抵達香港稍事逗留[5]:225。12月25日,孫到達上海[19]:72,偕胡漢民答稱:「我沒有一文錢。帶回來的只是革命的精神!」。12月26日,孫與黃興等在寶昌路408號(今淮海中路650弄3號)行館召開中國同盟會最高幹部會議,商討組織臨時政府方案[19]:73。在南北和谈进行之际,12月29日,同盟会连夜赴南京召集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结果孫中山以16票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56]:96。1912年1月1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上10時,在南京總統府舉行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19]:72。孫宣誓就任[19]:72。是年1月底,組成臨時參議院國會)。但当时的《纽约时报》报道对这次选举的代表英语wikisource:The New York Times/1911/12/31/DR. SUN'S ELECTION IS NOT TAKEN SERIOUSLY的合法性提出疑问[65]

「大總統誓辭」如下:

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

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

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

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

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66]

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孫文

中華民國建國之初,南京臨時政府和北洋政府均採用「五色旗」作為國旗,旗面按順序為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橫條,分別表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所選用的五色為五個民族傳統上所喜愛的顏色。

當時满清政权并未终结。1月3日,袁世凯指使手下冯国璋段祺瑞等48名北洋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共和制和南京临时政府,拥护君主立宪制,并以军事实力向临时政府施压。受到此事影响,南京方面内部主战情绪空前高涨,临时政府于是接受孙中山的用兵主张。1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决定组建北伐军海陆军,孙中山宣布自任总指挥,黄兴任北伐军陆军参谋长,林述庆任北伐军津浦路总司令,孙岳为北伐军淮扬线总司令,柏文蔚为第一军军长,蓝天蔚为第二军军长,并成立海军舰队。在总统府设北伐大本营,实际由黄兴主持。大本营的机构直到3月下旬取消。首战,北伐军在津浦路一线告捷,粤军于蚌埠固镇宿州一线大败清军,张勋军望风而逃,徐州不战而下。同时,安徽河南前线及奋勇军也传来捷报。1月16日,海军先锋进抵烟台沪军占领登州。北京为之震动。面对北伐军的胜利,袁世凯感到恐慌。英国、日本、美国、德国派军舰在长江示威,并阻止民军在秦皇岛登陆。日本向内蒙古、东北增兵。由于军费匮乏,粮草、饷械奇缺。时值严冬,北伐军御寒衣物不足,冻死者众多,军队士气大受影响。而六路大军只在名义上受临时政府指挥,实际上各自为战,进军受阻。与此同时,临时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举步维艰。尽管孙中山仍然坚持主张北伐,但是临时政府内部上层如张謇汤寿潜程德全等开始出现主张停战议和的声音,其他人认为可以把大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换取清帝退位。袁世凯上台后用《临时约法》对其限制,袁必不敢胡作非为。汪精卫认为孙中山不愿议和是因为贪恋总统之位,黄兴扬言要剖腹自杀,虽然该议和主张仍遭到了地方军政府及群众团体的激烈反对。孙中山最终依然选择妥协[21]:213。曾訪問過孫之記者提到「他真誠、慎思的外表」,以及「安靜、沉穩的舉止」[5]:230

2月12日,清廷下詔宣統帝遜位,詔書文本由南京方面草擬,再傳給袁世凱[5]:234。期间,袁世凯曾遭炸弹暗杀,但行动失败,1月18日,孙中山以提出《五条要约》方式向袁世凯摊牌,企图坐实南京临时政府。经过反复修改又于1月22日以公诸报端的方式将南北双方幕后谈判全部曝光,令袁世凯极其尴尬和不满,也让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尽失颜面。2月13日,袁世凯通电共和,根据南方独立各省及部分革命党人自始至终的意愿,孙中山提出辞职咨文,准备将总统一职讓位给袁世凯。2月15日,孫中山祭明孝陵時向文武官員講話[19]:88。同日孫宣布辭去總統職位[5]:235

臨時約法[编辑]

1912年3月6日,南京臨時參議院決議,允許袁世凱在北京就職。3月8日,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由臨時參議院通過頒佈具有「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取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3月11日公佈實施。行政權由總統與內閣分享,且閣員須由國會通過任命[5]:237。內閣由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組成,法院為司法機關[67]:4。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務部公署就任臨時大總統,3月25日,袁世凱任命之內閣總理唐紹儀抵南京組織新內閣[19]:86。3月29日,孫出席臨時政府各部總次長、衛戌總督、各軍師旅司令官舉行餞別宴會[19]:82。1914年5月,臨時約法遭罷廢,新憲法除去所有行政權約束,並無限期延長總統任期[5]:273

辭去臨時大總統(1912年4月1日)[编辑]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親自去參議院宣布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一職。孫中山辭職後不再過問政治[67]:5,决心“尽瘁社会上事业”,开始着手社会革命。4月3日,孙中山离开南京,到全国各地参观并宣传民生主义。4日,在接受《文汇报》记者提问时,孙中山说:“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尝矣;后当竭力从事于社会上革命,社会革命比政治革命愈属重大,且非兵力所能援助,必须以和平手段从事”。6日,参观江南制造局。4月9日,孫應鄂軍都督黎元洪之邀抵武漢[19]:85,与廖仲恺、胡汉民等由上海经南京前往,武昌市因此万人空巷。孙中山在武汉与辛亥革命首义战士和湖北同盟会会员见面,10日参观楚望台,并出席湖北军政界代表300人参加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讲,阐述官吏与军人的职责,并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强调“功不必自我成,名不为自我居”。4月20日,孙中山抵达福州,参观马尾船政局。25日抵达广州,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四万万同胞皆应受教育,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孫在其廣東之行中說:「吾國乃社會主義之民國,欲行社會主義。吾等皆是真誠的社會主義領袖。」[5]:2445月15日,前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地致祭文。5月27日,孫抵翠亨村[19]:81,与夫人和大哥团聚[21]:227-228。参观途中,孙中山愈加认为中国唯一的出路是发展实业,而建筑铁路是“发展中国财源的第一要策”。6月,唐紹儀內閣垮台[5]:243。6月中旬,孙中山回到上海与黄兴商量,草拟了一份修筑铁路的计划。袁世凱邀請南方領袖到北京與他會晤,孫於8月24日抵達首都[5]:243。9月25日,雙方達成共識,公布一則聯合聲明,提出建立中央集權之政府,去軍事化,開放外國資本,促成政黨和解,穩定政局[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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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建國民黨(1912年8月25日)[编辑]

1912年8月,宋教仁以同盟會為基礎,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及國民公黨,改組成國民黨,推舉孫中山任理事長,黃興、宋教仁等為理事,實際黨務由宋教仁主持[67]:14。孫擔任總理,黃興為協理[5]:241。8月25日,孫在北京舉行的國民黨成立大會中被選為理事長,孫以“決不願居政界,惟願作自由國民”,即委宋教仁為代理理事長。1913年11月,國民黨殘存勢力被解散[5]:273

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1912年9月10日)[编辑]

1912年9月10日,袁世凱「特授孫文以籌辦全國鐵路全國鐵路全權將擬築之路先與各國商人商議借款招股事宜」[68]。袁世凱任命孫為鐵路督辦,每月可支領經費3萬元[5]:250。孙自己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69],希望透過開放外資,盡快完成建設中國鐵路,自认为有相當詳細之規劃[70]:257-258、800、816、825-826[71][72]:137-151。1912年10月,孫委托王寵惠與英商簽定廣州至重慶蘭州的鐵路線,袁橫加阻撓,不予批准[53]:416-419

討袁護法[编辑]

1913年2月11日,孫赴日本考察,藉以籌措外資興建鐵路[19]:93。2月13日抵達日本後,孫受到熱情接待[5]:253。2月至6月,袁世凱提供巨額,誘使國民黨員另組政團,有國事維持會、政友會、超然議員社等從國民黨分裂出來[67]:6。3月4日晚,孫在東京設宴答謝日本各界人士,牧野外相等內閣閣員應邀出席[19]:98。3月11日,孫與宋嘉樹戴季陶等參觀大阪《每日新聞》社[19]:91。3月14日,孫與戴季陶、馬君武、宋嘉樹、何天炯等出席神戶國民黨交通部正支部長吳錦堂在寓所所設午餐會[19]:94

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車站遇刺,兩天後重傷不治[67]:14。3月22日,孫在長崎獲悉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消息[19]:99。暗殺宋教仁的人,從查獲之宋案兇手與北京來往電文中[67]:14,有观点认为主使行刺的是袁世凯[73]:499,而直接布置暗殺的則是國務總理趙秉鈞[4]:2936[74]:6。也有观点認為凶手是陈其美[75],还有观点认为孙中山的嫌疑最重[76],以宋教仁被暗杀和善后大借款为借口[77]

1913年3月23日,孫參觀長崎三菱造船所後,下午即乘船返國[19]:99。孫自從3月25日返回上海後,便極力主張公開與北京政府決裂,並以武力對抗袁世凱[5]:255。同月,孫與黃興等在上海橫濱正金銀行商討集資討袁[19]:96。孫中山力主興師討袁,但黃興認為兵力不足,主張循法律途徑解決[67]:6。提倡五权宪法的孙却反对法律程序解决,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是為二次革命,开民国武力解决政治争端先河[78]。「二次革命」因勢單力薄,在兩個月內被各個擊破[67]:6。8月2日,孫由上海乘德國船舶潛逃至福州,之後轉往台灣基隆,隨即再乘日本船舶信濃丸赴日本尋求援助。孫動身前往日本,於8月8日上岸[5]:259。9月初,袁世凱已弭平所有叛亂[5]:259。10月15日,袁以北京總檢查名義通緝孙及二次革命首要[79]。在日本內閣默許下,孫經門司神戶,最後從橫濱進入東京[註 5][80][4]:2936

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1914年7月)[编辑]

中華革命黨於1913年底開始籌建[5]:274。1914年1月,孫准許陳其美東北之行[5]:283。7月,孫在日本召集國民黨員[67]:33,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74]:6。並兩次發表討袁宣言[78]。「中華革命黨」宣佈「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規定入黨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約,絕對服從孫中山,黨員人數最多時只500人左右[67]:33。每個人都要發誓,「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5]:274每個黨員之地位取決於入黨時間:凡在革命開始前之前入黨者,即為「首義黨員」,日後為「元勳公民」,將被賦予「特權」;凡在革命開始之後、革命政府成立之前入黨者,即為「協助黨員」,日後成為「有功公民」,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革命勝利之後始入黨者,即為「普通黨員」,日後為「先進公民」,只有選舉權,沒有被選舉權[5]:275。孫提案遭到革命黨人強力抵抗,特別是黃興[5]:276。部分同時流亡日本的國民黨員對此反對,原同盟會中重要人物如黃興李烈鈞柏文蔚譚人鳳陈炯明等俱未有加入。7月8日,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在東京舉行,孫選任總理[19]:1017月[來源請求]蒋介石東北策动讨袁军事時,孫中山对蒋表示,“日本人如果不将东北和台湾交还我们,并保护朝鲜的独立,我们国民革命运动是不能停止的,你要将这个意思告诉日本将领”。后在东北时,蒋将孙的话表达予「一位日本联队长」:“听了我的话大为不满,面红耳赤而去。第二天就请我离开东北。”[81]:16311月29日,黑龍會領袖內田良平上呈日本政府一份關於解決中國問題之備忘錄,他在文中提議從袁世凱手中救出中國,然後與中國結盟,將中國置於日本保護下;他推薦支持兩個有助推翻袁世凱之團體:以肅親王為核心之北方君主主義者,和南方革命黨人孫[5]:280

中華革命黨在各地組織活動,由於缺乏群眾基礎而屢遭挫折;1919年10月,孫中山又把中華革命黨改組成中國國民黨[67]:33

孫與宋慶齡在日本東京結婚(1915年10月25日)[编辑]

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日本东京结婚

孫與盧慕貞分居多年,協議離婚[19]:102。1915年10月25日,孫與宋慶齡在日本東京結婚[19]:102

袁世凱稱帝(1915年12月12日-1916年3月22日)[编辑]

1915年,袁世凱慫恿籌組籌安會,鼓吹恢復帝制[5]:273。1月18日,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要求,事關山東、南滿和內蒙古東部權利讓渡,和日本軍事和政治顧問任用[5]:281。3月14日,孫致書日本外務省大臣,向日本政府承諾優於二十一條要求之權利讓渡[5]:282。11月,陳其美刺殺上海鎮守使鄭汝成,12月試圖破壞黃浦江之中國軍艦[5]:284。12月12日,袁世凱宣佈接受帝位,改國號為中华帝国,以明年為「洪憲」元年;前雲南都督蔡鍔潛離北京,繞道回雲南,於12月底聯同李烈鈞、雲南都督唐繼堯宣佈雲南獨立,組成「護國軍」,向四川、貴州、廣西三路出兵[67]:9。12月25日,雲南護國軍訴請其他各省響應討袁[5]:286。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19]:108。4月9日,孫、宋慶齡等在日本友人田中昂寓所舉行小型聲討袁世凱集會(又稱「帝制取銷一笑會」)[19]:108。4月27日,孫為討袁大計,離日返國[19]:111。5月1日,孫抵達上海公共租界[19]:111。5月9日,孫发表《討袁宣言》,號召推翻袁世凯。5月18日,袁世凱買兇刺殺陳其美[5]:286。6月6日,袁世凱逝世[19]:112。7月17日,孫在上海張園舉行茶話會,與各界人士研討袁死後之形勢和建設方針[19]:112。10月31日,黃興逝世[19]:120。11月24日,孫與前來吊唁之友人在上海哈同花園[19]:120

張勳復辟(1917年7月1日-1917年7月12日)[编辑]

1917年5月11日,段祺瑞派出「請願者」包圍國會[5]:289。6月,徐州張勳率軍5,000人北上,強迫黎元洪解散國會[67]:11。7月1日,張勳在北京重新擁立清廢帝溥儀,歷時12天,史稱張勳復辟[19]:121。皖系軍閥段祺瑞乘機糾集舊部,組織「討逆軍」攻入北京,張軍敗退,溥儀再度宣佈退位[67]:11。段祺瑞起兵驅逐張勳後,控制北京政府,拒絕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國會[19]:121。黎元洪去職,由馮國璋繼任總統,段祺瑞復任國務總理,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命[67]:11

第一次護法運動「三次革命」(1917年7月6日-1918年)[编辑]

中華民國軍政府在「紅樓」前合影

1917年7月6日,孫等南下掀起護法運動[19]:121。孫中山即以維護臨時約法為號召,聯合西南軍閥,在廣州組織軍政府[67]:11。時任廣東省省長朱慶瀾邀孙赴,並派程璧光之獨立海軍載孫中山、唐紹儀、汪兆銘、伍廷芳等人和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廣州。7月17日,孫抵達廣州[19]:121。7月21日,海軍總司令指揮麾下15艘軍艦駛離上海,開赴廣州,當時廣州已聚集130位國會代表,約占總數三分之一[5]:290。9月1日,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19]:122。9月2日,陸榮廷即通電國會議員和廣州士紳、商人,稱:「既然總統仍在位,則毋須另立政府。大元帥這令人難解的名稱尤其有問題。我們是簡樸之人,對權力沒有任何野心,只想盡本分,而且我們不會走錯誤的一步。因此我們不願意配合當前動作。」[5]:2939月10日,孫正式就任[19]:122。9月13日,廣州軍政府對德宣戰[5]:291。孫在廣州組織軍政府,謀求北伐。蔣介石撰上對北洋軍作戰計劃及滇粵兩軍對於閩浙單獨作戰之計劃[74]:7。此計劃受到孫讚許。

孫號召國會議員南下,召開國會非常會議,展開護法運動(亦稱“三次革命”),誓師北伐[78]。由於南方軍閥本無誠意護法,故不久即醞釀議和[67]:11。但廣州護法政府逐漸由旧桂、滇系軍人控制,孫實力有限,甚至「政令不出士敏土廠(大元帥府)」。孫曾嘗試發動兵變而未果。1918年5月,軍政府改組,實權掌握在軍閥手中[67]:11。軍政府以七總裁取代大元帥,領導南方與西南各省[5]:294

孫中山上海故居

孫中山見事不可為,惟有黯然離去[67]:11。孫抵達上海後,與先到之宋慶齡住進華僑捐贈之莫利哀路29號寓所(今香山路7號、上海孫中山故居)[19]:141。1918年至1919年,孙中山闭门谢客,撰写文稿,决心改变现状。宋庆龄随时帮助他收集有价值的书和报纸杂志,协助查阅资料,著书立说。作为秘书,宋庆龄还负责协助起草电函稿件,翻译英文,并加紧学习德文、俄文,准备联系苏联方面[21]:303

繼續革命[编辑]

成立中國國民黨(1919年10月)[编辑]

1919年10月10日[5]:297,孫改組中華革命黨,擴大吸收黨員,成立中國國民黨[74]:8[82]。1920年,陳炯明奉孫中山之命率領粵軍從福建返廣東,打敗盤踞在廣東之桂系軍閥,重建廣東根據地[67]:33。同年秋,孫試圖與湖南自治派之趙恆惕談判結盟,並透過湖南,爭取和四川、雲南結盟[5]:314。11月9日頒布之中國國民黨總章規定,中國國民黨以實施三民主義、創立五權憲法為目的[5]:297。11月28日,孫設法返回廣州[5]:312

第二次護法運動(1921年4月7日-1921年6月)[编辑]

1921年初,舊國會在廣州重開,因不足法定人數,故稱國會非常會議,推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政府非常大總統[67]:33。孫設法號召舊國會225名議員,於4月7日在廣州集會,推選總統[5]:312。4月2日,廣州非常國會取消軍政府,改總裁制為總統制。4月29日廣州政府外交部長接受《北華捷報》專訪,即明白表示:「任何人要和我方達成協議,必須同意由他(孫)擔任臨時大總統,以待召開國會、正常選舉。我們沒有其他條件。」[5]:313-3145月,孫中山宣佈就職,轄區僅有廣東,實權在陳炯明之手[67]:33。第二次護法運動開始。7月24日,孫與宋慶齡在廣州出席「出征軍人慰勞會」[19]:137。10月,廣州非常國會批准孫北伐計劃[5]:314

1922年4月,孫不滿廣東省政府不支持北伐,決定罷黜陳炯明廣東省長和粵軍總司令職位[5]:317。5月,直奉战争奉系直系擊敗[5]:314。6月2日,徐世昌在壓力下退讓,宣布辭職[5]:314。直系恢复约法和国会。在粤国会议员纷纷北上。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積極策劃北伐,陳炯明志在割據,多方阻撓[67]:33。陳炯明主张停战,实行聯省自治,而孙主张继续北伐,最終產生激烈衝突。1922年夏,孫自桂回粵,免陳炯明職[74]:8。6月16日,葉舉炮打孫寓所[5]:318。陳炯明發動圍攻總統府悬赏捕杀大总统,叛军将总统府焚毁,府中所藏孙心爱的大量藏书和未经发表的著述亦被焚毁,孫与卫兵登上永豐艦與之作戰,后被困黄埔,叛军不断炮击,孙及部属给养困难,孤立无援,处境极为艰难。6月29日,蒋介石在料理后事之后同汪精卫坐外国轮船冒死赶来救援,日夜陪伴左右并出谋划策,孙大为感动振奋。在永丰舰经过车歪炮台前往白鹅潭时,两岸叛军集中炮火进行攻击。孙中山在甲板上镇定指挥,吩咐士兵节约子弹并瞄准射击。由于炮火密集,士兵卫士多人倒毙,经其他人苦劝,孙中山才回到舰艇舱内[21]:300-301。英國只肯派一艘炮艇供孫調遣,孫因而得以在8月9日離開珠江,安抵香港,再轉往上海[5]:319。8月離開廣州往上海[67]:33。9月至12月,孫在上海寓所3次召集在上海各省中國國民黨負責人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張繼楊庶堪討論改組中國國民黨問題[19]:148。孫和吳佩孚談判,盼望能回到北京;孫同時與張作霖秘密交涉,從張作霖得到若干經費[5]:320

聯俄容共[编辑]

在1912年〈中國的民主和民粹主義〉中,列寧讚揚孫「真摯的民主精神」和「對群眾的溫暖同情」,不過批評孫之小資產階級,以及「意圖在中國阻止資本主義」之天真野心[5]:322。1913年4月〈中國的政黨鬥爭〉,列寧觀點更尖銳:他將國民黨之積弱不振歸因於「從未能吸引足夠廣大的中國群眾加入革命」,又指出國民黨領袖之「弱點」在於「他是個夢想家且優柔寡斷」[5]:322-323

1919年底,波布夫(Popoff)上校和孫接觸,形容孫是「一個老派軍閥,認為捨武力即無法拯救中國」[5]:324。1920年7月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馬林熱切支持列寧觀點,相信統一戰線政策,並渴望見到在中國實現[5]:323羅易不認同統一戰線構想,稱孫是「一個權謀家……不實際……絕對的反動派」[5]:324。1920年秋,孫時常在上海寓所接見共產國際東方部代表吳廷康[5]:323。第二次護法運動失敗後,因沒有西方及日本金援支持,拒絕原因是不看好孫文政治資本,孫中山開始考慮與蘇聯支持的中國共產黨合作之可能[83]。1921年12月,孫在桂林接見過共產國際官方代表馬林[5]:317。孫對俄國革命及列寧本人表示讚賞,很想多瞭解俄國新政權之成就,特別是對新經濟政策相當好奇[5]:323。1922年1月為反制華盛頓會議,在莫斯科召開之遠東勞動者大會上,共產國際首領季諾維也夫大肆抨擊中國國民黨之資產階級作風,以及孫尋求美國援助之執拗[5]:324。1922年8月,蘇聯政府秘密通過馬林與孫中山聯繫[67]:33;馬林和李大釗與孫中山多次會晤,討論振興中國國民黨之問題[67]:29。11月至2月,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綜論東方問題》,強調中國共產黨先天體質不良,主張暫與中國國民黨及若干地方領導人妥協,並提議組成統一戰線[5]:324-325

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決議,認定中國國民黨為中國共產黨唯一之夥伴,並指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民黨內部運作,同時要保有組織和活動自主[5]:325。1月17日至1月26日[5]:325,蘇聯政府全權代表越飛到上海與孫中山會談,到月底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標誌確立孫中山「聯俄」政策,主要內容有:
1.蘇聯願援助中國完成統一大業;
2.蘇聯願拋棄沙俄對華之不平等條約,另行開始中蘇交涉;
3.中東鐵路問題由中蘇協商,暫仍維持現狀;
4.蘇聯無意使外蒙脫離中國,蘇軍也不必立時撤退[67]:33。孫接受與莫斯科同盟,但有兩大保留:一、中國不會轉向共產主義,俄國將支持中國(孫)之國家統一及獨立奮鬥;二、越飛重申俄國放棄沙皇時代依條約在華所得之一切特權[5]:325-326。1月26日,孫通電各大軍閥,重申其自願裁軍之計劃,另外再提議委請列強出任第三方代表團;代表團負責監督裁軍,也負責籌募、運作用於國家經濟及政治改造之國際基金[5]:320-321

孫中山引入蘇聯金援改造中國國民黨、建立黨軍的政策[83]。雙方發表聯合宣言,聲明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但蘇聯願意援助中國完成統一及取得完全之獨立[67]:29。孫越宣言俄方承認中國對外蒙古主權,承諾不在中國進行共產革命,認為共產主義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83]。孫接受臨時協議,把中東鐵路委由蘇聯管理,並准許蘇聯軍隊占領外蒙古[5]:326。與共產國際合作後,蘇俄方面給予孫大量軍火銀錢援助,並派出軍事顧問幫助孫創立黨軍北伐。孫中山派遣參謀長蔣中正率領代表團訪蘇,考察政治和軍事,又聘用蘇聯代表鮑羅廷為政治顧問,協助改組中國國民黨[67]:29-30。1923年8月16日,孫中山派遣蔣中正訪問蘇聯,向革命成功推翻俄羅斯臨時政府的蘇聯學習建立革命軍隊的經驗。9月,蘇共中央挑選鮑羅廷出任孫之政治顧問,負責執行與中國國民黨之統一戰線策略[5]:334。蘇聯新特使鮑羅廷於10月6日抵達廣州[5]:333。10月9日至10月17日之間,鮑羅廷和中國共產黨五度私下會談,會中他表明改組政策即是滲透政策:「在報上,我講的是國民黨,但對我們而言,我講其實是最終共產黨影響力的增加……絕不能忘記,我們實際在做的工作(投入穩定國民黨的),就是為了穩定共產黨,這個目標應該要永久記住。」[5]:33710月13日,孫批准鮑羅廷提出之改組方案:訂定新黨章、在廣州和上海組建核心小組,再到全國各地成立地方黨部,最後召開黨之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變革,並推選一組中央執行委員會[5]:337。10月18日,孫以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名義,委任鮑羅廷為中國國民黨組織訓練員[19]:160。10月25日,孫指派9位同志組成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中一人具有共產黨員身分[5]:337。10月底,滇、桂系部隊作戰失利向廣州撤退,陳炯明軍一路尾追到廣州城外[5]:338。鮑羅廷在11月13日臨時中執會痛批中國國民黨領導人未能動員群眾,稱:「以農民為主廣東民眾對前線戰爭依然持消極態度!」[5]:338鮑羅廷組織兩支志願隊參加城防工作:趕赴前線者約有500人,大部分由共產黨員訓練[5]:339。11月18日夜,軍事情勢逆轉,陳炯明部倉惶撤退[5]:339。11月25日,孫在〈在廣州大本營國民黨員的演說〉稱:「吾黨與他(鮑羅廷)等所主張,皆是三民主義,主義既是相同,但吾黨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遲遲不能成功。他等氣魄厚,學問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學他,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為戰,今後應該結合團體而戰,為有紀律的奮鬥;因為要學他的方法,所以我請鮑君做黨的訓員,使之訓練吾黨同志……望各同志犧牲自己成見,誠意去學他的方法。」[84]:437-43812月29日,孫接受列寧和共產國際協助重建大元帥府,共產國際派鮑羅廷到廣州作孫顧問,以蘇聯共產黨模式重組中國國民黨[83]

對於中國共產黨黨員,孫願意容納於中國國民黨內,一來是為了爭取蘇聯援助,二來是為集中力量,壯大國民革命聲勢[67]:29。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5]:340。孫召開全代會,在1月20日上午之開幕演說上,他強調黨改組之必要,以及將黨變成革命、建國工具之目標[5]:343。孫力排中國國民黨內反共勢力干擾,堅持“聯俄容共”,但是国民党上层自大会一开始就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意见不一,争论激烈。意见分三派,一派主张联共,一派主张溶共,还有一派主张分共。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及改组以后,不断有人表示反对,有当面发难、联名上书、集会抗议、会场上抗议等。冯自由刘成禹胡毅生李石曾戴季陶等公开表示反对国民党改组。孙中山于是表示:“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甚至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因为发表了反苏反共的言论,不支持改组,被孙中山亲自把名字从第一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单中划去[21]:333-334[83]。大會主席團由胡漢民、汪精衛、李大釗等5人組成,蘇聯顧問鮑羅廷也出席大會;大會確立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並決議中國共產黨黨員可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但須服膺三民主義及遵守黨綱黨紀;與會代表百多人,包括20多名中國共產黨黨員[67]:30。大會後鮑羅廷離開廣州好幾個月[5]:347。從春天起,中國國民黨中執會農民部和農民運動講習所負責制訂、推行中國國民黨之農村政策:農民部當家是秘書彭湃,由中共農民委員會和鮑羅廷在幕後操控[5]:353。在廖仲愷倡儀下,5月1日大型慶祝會於廣州籌開,孫在會中演講,再度呼籲大家為民族解放奮鬥,而把階級鬥爭之主題擺到次要地位[5]:355

中共黨員威脅拒絕統一戰線即是與蘇聯絕裂,但孫不肯在鮑羅廷回來前解決爭端[5]:349。幾經急電催促,鮑羅廷在6月20日回到廣州[5]:349。6月25日,鮑羅廷與溫和派反對領袖會談時,承認共產黨的確構成「黨(國民黨)內有黨」,但他暗示是取得蘇援代價:「國民黨已經死了、埋了……新成員,如具有團體精神共產黨員,透過為老同志灌輸競爭活力,昭示著新國民黨誕生……國民黨的中央組織仍然鬆散,命令也得不到全體黨員遵行。在這種情況下,不能期待共產黨放棄他們自己的組織。」[5]:349-350上海、北京同志函電湧至,抗議共產黨干預、操縱,尤其是他們力促通過中蘇條約之宣傳;張繼汪精衛在廣州公開發表反共演說,並發起要求驅逐危險盟友之請願連署[5]:350。7月15日,沙面全體華工罷工[5]:356。孫統一戰線之工具性概念成形,是毛澤東審慎務實主義之前兆;毛澤東曾痛批教條「比大便更不如」,只肯保留馬列主義有用之部分[5]:357。8月3日,孫在廣州大學演講民生主義時批評馬克思主義,駁斥馬克思主義之剩餘價值說,也摒棄階級鬥爭之重要角色;和鮑羅廷對話後一星期,孫再次演講民生主義,推翻先前批評,再次主張民生主義即是社會主義[5]:350。8月21日,孫〈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屆畢業禮演說〉,對講習所學員發出警告,無法在中國發動階級鬥爭,反之應該要用平和方法,以合作為訴求:「所以大家此時去宣傳,一定要很謹慎……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方法,讓農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損失。」[85]:558。同年秋,農民協會和地方民團間之衝突已演變成激戰[5]:354。8月23日,中執會通過決議,承認中共黨員在中國國民黨內之特別責任,解除張繼、謝持控訴他們派系活動之罪名[5]:350。同年,蘇聯支持外蒙古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未從外蒙古撤軍。孫中山認為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衝突,民生主義已包括共產主義在內[67]:34。1925年2月,鮑羅廷決定派廣州政府軍增援農民協會對抗地方民團[5]:354

掃蕩軍閥[编辑]

1922年底,孫中山策動駐廣西之滇軍、桂軍及駐西江之部分粵軍趕走陳炯明,奪回廣州[67]:33。1923年1月16日,拥护孙中山的滇軍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和倒戈粤军合组西路讨贼军击败陳炯明部,陳炯明退守东江[86]。2月,孫中山回廣東,再任大元帅,3月正式成立大元帥府[67]:33。3月2日,孫以大元帥名義,特任楊庶堪為大本營秘書長,朱培德為大本營參軍長兼大本營護軍司令[19]:165。當時陳炯明佔據東江一帶及潮州、汕頭等地,與孫成相持之局[67]:33。4月20日,孫督師北伐討賊,與參謀長蔣介石從廣州火車北上[19]:168。8月14日,為紀念廣州蒙難一週年,孫與宋慶齡同該艦官兵重登永豐艦[19]:161。11月9日,鄧澤如等人聯名上書孫[19]:170

1924年1月1日,孫與宋慶齡在廣州大元帥府舉行慶祝中華民國成立12週年暨授勳典禮[19]:189。3月18日,孫署名公告〈關於實行黨紀的命令〉,提醒黨員遵守黨紀:黨員「應由所在地之最高黨部直接組織,並指揮之」、「不得假借名義,自由行動」[87]:618。孫在鮑羅廷和黨內領導人陪同下,於6月16日主持開學典禮[5]:360。6月,黃埔軍校正式開學,第一期有學員600多人,孫中山兼任軍校總理,任命蔣中正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蘇聯派出多名軍官作顧問,並安排中國共產黨黨員入軍校就讀或任教[67]:34。軍校參照蘇聯紅軍制度實行「軍事與政治並重」之方針,學生除學習軍事外,還要學習革命理論,以提高政治覺悟[67]:31

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孫試圖重新發動北伐,成為統一戰線之絆腳石、革命動員一致行動之異聲[5]:347。中國國民黨內部出現批評、抗議,孫科辭去廣州市長,廖仲愷放棄廣東省省長,蔣介石也拒絕讓黃埔師生參加北伐,只派一連兵到韶關保衛孫[5]:364。9月4日,孙在广州组建北伐討賊軍,以譚延愷总司令,联合卢永祥张作霖、段祺瑞,“共抗直系”,准备北伐。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孙中山指示于右任焦易堂徐季龙等秘密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系,对其做争取工作。孙中山送给冯玉祥六千本《三民主义》、一千本《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冯玉祥将这些书发给其官兵阅读学习。10月下旬直系第三軍軍長馮玉祥,率軍自長城前線回師佔領北京,軟禁總統曹錕,馮玉祥部和胡景翼、孫岳部組成國民軍[67]:43。10月10日,广州发生商团事变。10月15日,孙回师广州击溃商团武装。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变[5]:413。10月30日,孫因而捨棄在韶關建立之總部,返回廣州[5]:413。馮玉祥、張作霖、段祺瑞分別致電孫,請他北上共商國是[67]:43。11月3日,孫〈在黃埔軍官學校的告別演說〉,批評黃埔軍校學生抗議者缺乏紀律,「殊不知革命的目的」[88]:270。11月4日,為孫舉行餞行大會[5]:415。11月,孫應邀北上討論國是,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兩大號召,同帝國主義北洋軍閥段祺瑞、張作霖等作鬥爭[4]:2936。孫發表北上宣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謀求中國之和平統一,對外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對內實行民治[67]:43。11月17日,孫自北京抵達上海,與宋慶齡在上海寓所接見各界歡迎代表[19]:191。段祺瑞被推為「臨時執政」,宣稱「外崇國信」,承認一切不平條約繼續有效[67]:43。11月24日,孫與宋慶齡抵達日本神戶[19]:195。針對孫中山主張召開國民會議,段祺瑞宣佈召開善後會議,只限各省首領、各省區長官、有功勳及特殊資望者,不包括人民代表[67]:43。11月25日,孫在神戶與前來拜訪之頭山滿長談[19]:194。11月28日,在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19]:217

12月4日,孫抵天津,受到盛大歡迎,因勞累並受風寒,身體感覺不適[19]:217-218。年底周恩來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葉劍英、惲代英等也擔任要職[67]:34。12月31日,孫扶病至北京,發表《入京宣言》,及對歡迎民眾之書面談話[19]:218。然後孫在北京協和醫學院附屬醫院接受治療[5]:421。1925年1月,孫堅持速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是,段祺瑞卻主張召開善後會議[19]:218

逝世[编辑]

1925年1月1日,孫中山抵達北京後病情發作,入協和醫院住院治療。1月26日,協和醫院進行手術,證實孫罹患肝癌末期[5]:421張學良說孫中山病重時,在天津見過一回,他對唐德剛說:「他的病,你知道怎麼來的?他就是因為見我父親以後病的,冷的。他本來有病,見我父親的天很冷,大概在屋子裡很熱,感冒了;他病發了。」孫中山對張學良說:「現在國家的責任就在你們這些年輕人身上,而且,尤其是你們東北的年輕人,介乎這日、俄兩大之間,你們很難應付。」[89]:317

1925年2月,善後會議在北京召開,國共兩黨均激烈反對,4月善後會議結束,一無所成[67]:43。2月18日孫中山自協和醫院出院,移居鐵獅子胡同行轅[19]:218。在內憂外患中,孫扶病入京,苦無成果,終於病情惡化[67]:35。孫改以中醫治療,先後經由著名中醫陸仲安唐堯欽、周樹芬三人共同診視。1925年2月26日,停止服用中藥,改回用西醫治療。此期間湯爾和汪精衛對中西醫治療爆發爭論,湯爾和在《晨報》上發表〈關於孫中山病狀的疑問〉,對中醫治療加以指責。孫在顧維鈞家裡簽署《國事遺囑》[5]:421。3月11日,孫中山在遺囑上簽名,稍休後説幾句話勉勵各同志:「……生死本不足念,但所抱定的主義,還沒有完全實現,總是遺憾。希望你們努力奮鬥,使國民會議早日開成,達成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目的,我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90]:251。孫中山呼吸愈來愈困難,精神疲倦,在重複說著:「和平」、「奮鬥」、「救中國」;醫生因病人説話太多,就請孫入睡[90]:251-252。3月11日晚上6時半,孫中山手腳變冷,已不能再出聲說話,醫生説:已沒有脈搏,請大家注意逝世時間;第二天上午3時,孫又醒來一次[90]:252。3月12日9時30分[19]:218,孫中山心臟停止跳動,呼吸停止[90]:252,在北京逝世,享年59歲[4]:2936

孫中山的確實死因,外界普遍認為是肝癌,近年根據协和医院存檔的病理檢查報告,認為孫原发胆囊癌,癌細胞转移到肝臟並救治無效[91]。3月15日大殮,3月19日移靈於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供各界瞻仰致敬[19]:218。沿路護送民眾有12萬人,3月20日開弔,民眾前去弔祭更有幾十萬人[90]:253。4月2日出殯,由中央公園出發到北京西郊三十里之香山碧雲寺,幾十萬民眾把馬路填塞滿滿,直到北京西直門;還有30萬民眾把馬路填塞滿滿,直到北京西直門;還有2萬多人步行直跟到香山碧雲寺[90]:253。孫奉厝於北京西山碧雲寺內石塔中[19]:218

遺囑[编辑]

總理遺囑的國事部分

1925年3月11日,孫簽字於汪精衛執筆的《政治遺囑》和《家事遺囑》上[19]:218。據《家事遺囑》原件謂:「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孫文三月十一日補簽。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筆記者汪精衛。證明者宋子文 鄒魯 邵元沖 孔祥熙 吳敬恒 何香凝 孫科 戴季陶 戴恩賽。」在貪腐成風之年代,孫光明磊落,著實令孫之競爭者和軍閥相形見短;雖然在其他方面,孫之行動和政治風格常常無異他們[5]:423。孫在彌留之際,由汪精衛代筆[92]簽署了兩份遺囑。孫弥留之际提到国事的遺言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93]

5月16日,中國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決議接受先生遺囑[19]:218

輓聯[编辑]

孫先生逝世後,多人致贈哀悼孫先生輓聯: 楊度:「英雄作事無他,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自古成功有幾?正瘡痍满目,半哭蒼生半哭公」 邵力子:「舉世崇拜,舉世仇恨,看清崇拜或仇恨是些什麼人,愈見先生偉大;畢生革命,畢生治学,倘把革命與治学分成兩件事,便非吾黨精神」 陳炯明:「唯英雄能活人殺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在;與故交曾一戰再戰,私情公義,全憑一寸赤心知」 北京大學台灣同學會:「三百萬台湾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四十年祖国未竟事業,舍我辈其誰分擔」 熊克武:「與民国性命相依,討賊成功身速死;失吾黨創造先覺,枕戈待旦淚頻揮」

遺體[编辑]

孙中山生前曾说,自己死后,希望能像苏联领袖列宁那样,保留遗体供民众瞻仰。他病故的第二天,国民党便与苏联政府联系,希望帮助为孙中山作遗体防腐处理和定制安葬列宁时使用的那种水晶棺。但那时苏联人认为,列宁是不可比拟的领袖人物,其他人不可能再享受这种殊荣。因此未能提供防腐技术,但同意提供水晶棺。當時苏联政府赠送的水晶棺,现保存在北京碧云寺的中山纪念堂,供人瞻仰。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馆。苏联用火车运来的水晶棺到北京后,发现孙中山遗体因初期防腐技术处理不好,遗体皮肤开始变黑,已不能长期保存生前的状态,使用水晶棺已无意义。同时专家认为苏联的水晶棺仅适用于气候寒冷干燥的北方,在炎热潮湿的中国南方,遗体最多只能保存20年,所以最终未能使用水晶棺。孙中山的遗体最早安置在北京碧云寺内。四年后,南京的陵墓完工。

1929年6月1日,孫中山遗体从北京迁葬南京中山陵[94]。中山陵的墓室室内是一座半球形,中央是直径约4.3米的大理石坑,深1.6米,大理石坑四周围着一圈精致的白色大理石栏杆。石坑的正中棺椁上安放着就是孙中山身着中山装汉白玉卧像,卧像与其真人比例大小一样,由捷克雕塑家高畦雕刻。

思想與措施[编辑]

孫文的思想大部分是他將中國道統和西洋歐美各家學說綜合整理而來,但是也有少部分見解是其所獨創。

孫文:“中國有一個道統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95]

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96]

「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的「權能區分」;廣興福利,大有為式的「萬能政府」。

人民之權又稱為政權,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

政府之能又稱為治權,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立,是為「五權憲法」。

人民行使政權的基本訓練與條件:民權初步,即議事規則。

中央與地方的「均權制度」,以縣為單位的「地方自治」。

在經濟思想方面,提倡社會互助理論,曾說「人類進化之原則與物種進化之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似是受到達爾文進化論與俄國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

政治現代化建設方面,主張漸進主義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說。軍政時期優先消滅軍閥土匪,應實行軍管。訓政時期優先基礎建設與民權初步訓練,應實行一黨執政。憲政實行之條件是全國半數以上縣市具有選舉罷免地方首長之條件,公民具有發動創制複決之條件,則選舉召開國民大會制訂憲法,還政於民,實行多黨競爭的現代政治制度。

甲午战争以前,孙之政治主张类似洋务派,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之革新。失败后,认识到扶清抗洋行不通。只有改革制度,才能成功救中国,于是走上革命道路。

王道為基礎的區域合作和政治架構:大亞洲主義,以及向國際投資開放的實業計畫

人生哲學:「不做大官,要做大事。」

在哲學上,提出「知難行易」說,批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保守思想[4]:2936

天下為公

孫中山讚揚霍元甲「欲使國強,非人人習武不可」之信念和將霍家拳公諸於世的高風亮節,親筆寫下「尚武精神」四個大字,惠贈精武體育會[97]

孫是模範愛國者、世界主義之現代化推動者;孫之備受推崇,原因是訴諸外國資本之大型經濟發展計劃之倡導者[5]:432

宗教信仰[编辑]

孫中山出生在一個信奉中國傳統宗教的家庭,主要信仰是佛教道教,幼名「帝象」,「帝」字乃親人為其請求「北帝」(真武玄天上帝)神護佑之意。後來孫中山就讀西方教會學校,14歲時在夏威夷讀書曾接觸基督教西方傳教士,逐漸接受基督教,並且因為信仰緣故不惜放棄在檀香山學習。在香港拔萃書室开始信奉基督,並於1884年間(並非如一些史料所說之1883年)與陸皓東先後在美國公理會香港綱紀慎會堂受洗正式成为基督徒[26][27][28][98]。此時極為排斥中國民間信仰及其神祇如「北帝」、「關帝君」。但是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孙中山逃亡在马来西亚时,担任当地的洪门领袖,及宗庙领导人,曾经几次受到逮捕也是透过槟城宝福社大伯公庙的密道逃跑。

以下為其早年對宗教之言論:

孫中山曾抨擊西方「用宗教來耗奪中國人的精神」[99],有人從其言論中提出孫中山信基督教或不信基督教的各種說法。孫中山晚年指出宗教「迷信」的弊端,1923年的公開演講中說「就宗教和科學比較起來,科學自然較優」。因為「科學的知識,不服從迷信,對於一件事,須用觀察和實驗的方法,過細去研究,研究屢次不錯,始認定為知識。」[100]:316在政治上,主張政教分離宗教自由

孫中山論宗教和民族的關係:

「大凡人類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結合成一個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像阿拉伯猶太兩國,已經亡許久,但是阿拉伯人和猶太人,至今還是存在。他們國家雖亡,而民族之所以能夠存在的道理,就是因為各有各的宗教。大家都知道現在的猶太人,散在各國的極多,世界上極有名的學問家,像馬克斯愛因斯坦,都是猶太人。在像現在英美各國的資本勢力,也是被猶太人操縱。猶太民族的天資是很聰明的,加以宗教之信仰,故雖流離遷徙於各國,猶能維持其民族于長久。阿拉伯人所以能夠存在的道理,也是因為他們有穆罕默德的宗教。其他信仰佛教(誤,事實上是印度教)極深的民族,像印度,國家雖然亡到英國,種族還是永遠不能消滅。」

孫中山注意信仰的力量,以三民主義信仰團結革命同志。他曾說:「宗教之所以能夠感化人的道理,便是在他們有一種主義,令人信仰。普通人如果信仰主義,便深入刻骨,便能夠為主義去死。因為這個原因,傳教的人往往為本教奮鬥,犧牲生命亦所不辭。」「我們國民黨要革命的道理,是要改革中國政治,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我們的這種主義,比宗教的主義還要切實。因為宗教的主義,是講將來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我們的政治主義,是講現在的事和人類有切膚之痛的事。宗教是為將來靈魂謀幸福的,政治是為眼前肉體謀幸福的。說到將來的靈魂,自然是近於空虛;講到眼前的肉體,自然有憑有據。那麼宗教徒宣傳空虛的道理,尚可收到無量的效果;我們政黨宣傳有可憑據的道理,還怕不能成功嗎?!」民族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內容之一,孫中山曾論及民族主義思想以及民族和信仰的關係:「大凡人類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結合成一個民族。」「中國人黃色的原因,是由於根源黃色血統而成。祖先是什麼血統,便永遠遺傳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統的力是很大的。」

孫中山論“三民主義信仰”:

「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義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後完全成立。何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呢?因三民主義系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所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

其最后一任妻子宋庆龄回忆道:「孫中山明確地告訴我,他從來不信甚麽上帝,他也不相信傳教士(他們不是「偽善者」就是「受了誤導」)」[101]宋庆龄认为,孙中山“从来没有感觉到耶稣教义和他自己的主义之间有任何矛盾。对他来说,社会革命就是把基督教义付诸实施。”[102]

然而其元配夫人説:「孫中山過身前一日云:『我本基督徒,與魔鬼奮鬥四十餘年爾等亦要如是奮鬥;更當信上帝。』」 且孫中山脫險後寫信曰︰

       「弟被誘擒於­倫敦清使館十有餘日,

     擬將弟綑綁乘夜下船私運出境,船已賃運

     ,惟候機宜,初六七日內,­無人知覺,弟

     身在牢中,自為必死,無再生之望,窮則

     呼天,痛癢則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時

     惟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

     日,日夜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

     ,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

     ,自云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

  • 宫崎滔天所著《孙逸仙传》记载了孙中山自己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的回顾:“余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余在香港医学校时,颇感耶稣教之不合伦理,固不安于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余之所信,大倾于进化论。”
  • 孙中山认为科学优于迷信的宗教:“就人类的来源讲,基督教说世界人类是上帝六日造成的。近来科学中的进化论家说,人类是由极单简的动物,慢慢变成复杂的动物,以至于猩猩,更进而成人”。“依进化的道理推测起来,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既成人形,当从人形更进化而人于神圣。是故欲造成人格,必当消灭兽性,发生神性還有人性,那么才算是人类进步到了极点。”[103]

家庭[编辑]

  • 妻:
    • 第一任妻子:盧慕貞(1867年7月30日-1952年9月7日),1885年結婚,1915年離婚。育有一子二女。離婚後到澳門蟄居,1952年9月7日在澳門逝世,享年86歲[30]:206
    • 側室陳粹芬(1873年-1960年),原籍福建同安,出生於香港屯門區,原名香菱,又名瑞芬,貧,父母早亡,1891年認識孫中山[30]:207。為孫中山革命時的伴侶。二人在屯門青山紅樓租屋同居,曾與盧慕貞和孫科同在廣州一地[30]:208。孫與陳未有過正式婚禮。1895年和孫乘「廣島號」東渡日本橫濱同居,1907年「鎮南關之役」隨軍到前線作戰[30]:208。孫之兄長孫眉和孫之原配盧氏皆視陳為孫之妾。1911年離開孫,回到香港,與盧慕貞以姊妹相稱,孫家將陳以妾之身份收入族譜;1915年到南洋隱居馬來半島,領養一女嬰孫容,後改為蘇仲英(後為孫中山侄孫孫治乾夫人),後回香港居住,1960年10月21日逝世[30]:209-210。陳身故後亦下葬於孫家之家族墓園之內。
    • 第二任妻子:宋慶齡(1893年1月27日-1981年5月29日),1915年結婚,無子女。
    • 日本妻子:大月薰(1887年9月16日-1970年),1902年同居,1904年7月在橫濱淺間神社結婚[30]:213-214。日本共同社報道,孫中山和此少女生了一個女兒,名叫宮川富美子[105];女兒出生後,孫中山離開日本,就再沒有相見,據說仍有書信往來[106]。先後嫁給靜岡銀行總裁弟弟三輪秀司及栃木縣足利市東光寺住持實方元心,1929年誕下兒子實方元信[30]:214-215
      • 女:宮川富美子(1906年5月12日-1990年5月6日)[107],1911年往橫濱宮川梅吉家當養女,1956年大月薰對女兒說:「富美的讀音就是漢字的文(日語「富美」發音與「文」字訓讀相同),取名富美子,就是表明你是孫文的女兒。」[30]:214-215
    • 妾:淺田春(1882年-1902年),孫中山日本妾侍[30]:210-211

紀念[编辑]

臺灣[编辑]

孫中山當初便因甲午戰爭清廷戰敗,割讓台灣,而加深其推翻清廷的革命決心。孫中山一生訪台四次(備註:孫中山1924年最後一次登台,只隨船泊港於基隆,並未上岸),尋求日本臺灣總督府幫助其所需的人力與金錢、軍火,也曾被軟禁於梅屋敷[110],今日成為國父史蹟紀念館,連附近的道路一併改稱「中山北路」。

中華民國台北市國立國父紀念館,採用孫中山三次來臺灣的說法:

第一次到臺灣:1900年孫中山計劃在惠州起義,本來想從香港內渡但不成功,於是折回日本,轉渡臺灣,擬由臺灣設法潛渡內地,當時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十分贊同中國的革命,再加上義和團事變導致八國聯軍,中國北方已經陷於無政府的狀態。於是兒玉總督命令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與孫中山接洽,允諾起事之後,可以相助。孫中山於是一面擴充原有計畫,就地加聘軍官,一面令鄭士良即日發動,並更改原定計畫,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領沿海一帶,多集黨眾,等待孫中山的到來,等到有武器的支援後,然後再行攻取省城。不料惠州起義後不久,日本內閣改組,新任首相伊藤博文的對華政策,與前任山縣有朋內閣大為不同,禁止臺灣總督與中國革命黨接洽,又禁止武器出口及日本軍官投入革命軍,於是孫中山的計畫乃遭到失敗。孫中山在1900年9月25日,化名吳仲,從日本神戶搭3,450噸的客輪臺南丸來臺。同行的有清藤幸七郎、宮崎寅藏內田良平、平岡浩太郎、平山周、尾崎行昌等人。9月28日抵基隆進駐臺北,與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會晤。10月8日在臺北新起町設立革命總司令部指揮所,在此策劃惠州起義。新起町在割歸日本以前稱新起街,是艋舺後起的主要街道,現為長沙街。惠州之役失敗,孫中山聞訊,於11月10日仍舊化名「吳仲」,乘橫濱丸自基隆啟航返回日本,後藤新平同行。孫中山在臺前後停留44天,也獲得菲律賓中古武器一批,曾與楊心如吳文秀等會面。該次會面,也為兒玉總督於同年出兵佔領廈門的遠因之一。

台北逸仙公園 (國父史蹟紀念館)

第二次到臺灣:民國2年(1913年)討袁失敗後,8月5日孫中山化名汪國權,與胡漢民等隨員二人,搭信濃丸秘密來臺,由臺灣總督派員接待,住進御成町梅屋敷。梅屋敷是臺灣歷史悠久旅社,建於1896年,1900年由新竹州山中移來古梅木200株栽作梅林,先為一小屋,後增建「吾妻別館」兼作料理業。孫中山身著黑色洋服,由日人護衛村田省藏隨行,進入梅屋敷,由主人大和宗吉、藤井悟一郎及佣人村上百惠接待孫先生用餐。餐後孫先生,揮毫「同仁」、「博愛」橫幅相贈,署名「孫文」。民國35年(1946年)10月10日,因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之請,保留梅屋敷成立「國父史蹟紀念館」。民國43年(1954年)11月於紀念館中設立紀念亭,蔣中正親題碑文「匡復中華的起點,重建民國的基地」,以為中國國民黨建黨六十年紀念。紀念館現由臺北市公園路燈管理處管理。孫中山在臺期間,曾與翁俊明晤商但無活動。8月中旬孫中山仍搭信濃丸到神戶。2005年,台灣統派知名學者李敖曾以孫中山下榻梅屋敷的史實,質疑孫逸仙1913年的台灣之旅,有所謂嫖妓行為。該考證曾引起部分台灣榮民的嚴重抗議。一般學者則認為,該史實所稱的高砂族藝妓,應只是單純歌唱舞蹈表演的台灣原住民

第三次到臺灣:民國7年(1918年)6月,孫中山辭去護法軍政府大元帥後,由廣州搭船,經過汕頭,然後搭乘天草丸由臺灣轉赴日本。7日下午4時抵基隆,胡漢民、戴季陶隨行,目的是想和臺灣同胞見面發表意見,宣傳主義,以喚起民族意識,但遭臺灣總督府阻擾,臺灣官憲只派員到船中招待,下午5時即改乘信濃丸前往神戶。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過世。消息傳來,台灣一些知識分子立即著手籌備孫中山的哀悼會,並且創作訃文、輓歌與弔文,準備在會上宣讀,不料台灣總督府得知以後,約談一些籌備會的成員,要求他們不要在會上發表演說、宣讀訃文與弔文、唱歌……極盡刁難之能事,所幸經過有志之士的周旋與妥協,哀悼會還是照常舉行。當時,一位重要的新文學作家張我軍使用中國白話文寫了一首〈孫中山先生弔詞〉[111],原本打算在會上宣讀,卻因當局禁止而作罷。

1940年(民國29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通令全國,讚揚孫文「倡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尊稱其為「中華民國國父」或「中國國父」。

中華民國接收臺灣後,臺灣各地也常見為了紀念孫中山“中山路”、“中山公園”、“中山堂”等名稱的街道或紀念建築,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為紀念孫文百年冥誕命而名為“中山博物院”。

至今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依然尊孫中山為國父,並於主要公家機關及各級學校懸掛其遺像,臺灣民主化後,已無硬性規定,但不少的地方及公園仍有其銅像。

中華民國現今通行的新臺幣,拾圓、伍拾圓硬幣及壹佰圓紙鈔鑄印有孫中山肖像,中央銀行亦會發行孫文紀念幣。

中国大陆[编辑]

孙中山与东莞上沙村孙氏族人的合照

孙中山于1912年卸任臨时大总统后,曾与东莞上沙村孙氏族人合照。照片中,孙坐在前排正中,而参加此次会面的上沙孙族就有30多人。此照片至今仍保存在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孙氏宗祠,可供游客观览。此外,还有两副昔日香山赠送上沙的对联(实物已不存)。

由於孫中山晚年對中国共产党採取聯合政策,以及在他過世之後、其遺孀宋慶齡更是通過實際行動表達对共產黨支持,故孙中山亦為自1949年之後、在中國主流舆论中仍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國國民黨革命人士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原先常見街道名稱“中正路”大多被改,而“中山路”和“中山公園”等常見名稱卻多保留至今。現今中國共產黨官方對孫中山評價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

1989年1月26日,中国于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建立中国南极中山站,该站是中国的第二个南极科学考察站。站中设有“孙中山先生纪念堂”。

天安門廣場中特殊節日放置的巨幅孫文畫像

2005年起北京天安門廣場逢重大節日——勞動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孙中山的巨幅画像被树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前方。

中國共產黨稱孫中山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112]

在孫中山140周年誕辰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胡錦濤發表講話指出,在孫中山組織領導和革命精神感召下,於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統治,結束在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孫中山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建立歷史性功勞,復興中華民族,並盛讚他為「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113]

2015年11月8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通过《关于举办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活动的决定》,决定于2016年11月12日举行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活动[114][115]

2016年6月9日,孫中山基金會、中華詩詞學會、與中山市公共外交協會等機構在廣東中山聯合舉辦「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優秀中華詩詞徵集活動」。該次活動旨在緬懷孫中山先生的歷史功績、學習、繼承與發揚孫中山先生的愛國思想、革命意志與進取精神,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振興中華格律詩詞。因此,2016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誕辰150週年紀念日」[116]

香港[编辑]

2009年11月,孫穗芳在香港科技大學演講時表示,計畫耗資700萬元,於三年內鑄造九尊孫中山銅像,豎立於香港的教育機構,寓意長長久久,並作為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117]

2010年6月12日,香港媒體披露,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將銅像放置於儲物室近半年,引起孫穗芳不滿,斥責香港中文大學做法不尊重孫中山先生[118]

2010年11月10日,幾經波折之後,孫中山先生銅像終於豎立於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逸仙樓前[119]

其他[编辑]

孫中山與維克多·雨果阮秉謙三人,被越南新兴宗教高台教尊为“三圣”[120]

評價[编辑]

孫早年創立三民主義,為革命運動制定綱領[121]:39。他和他的战友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276年对华夏的殖民统治和民族压迫,光复了神州大地。晚年復吸納新思想,賦予三民主義以新解釋,推動國民革命發展[121]:39。策劃反清起義,策動反袁、護法,致力打倒北洋軍閥帝國主義,為爭取中國獨立、自由和統一而奮鬥[121]:39

著作[编辑]

书籍:《三民主義》(1924年十六講版)、《革命方略》、《五權憲法》、《中國革命史》(1923年)、《中國存亡問題》(1917年)、《建國大綱》、《建國方略》、《民權初步》(1917年)、《孫文學說》(1919年)(後編為《建國方略》之一)、《實業計畫》(1920年)(後編為《建國方略》之二)[19]:140

論文:〈中國法制改革〉(1897年)[122]、〈中國之鐵路計畫與民生主義〉(1912年)、〈三民主義〉(1919年文言論文版)、〈八年十月十日〉、〈中國問題真解決〉、〈支那保全割和論〉、〈中國第二步〉、〈農功〉、〈我的回憶〉、〈自傳〉、〈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中國之現狀與未來〉、〈駁保皇報〉、〈民報發刊詞〉、〈論據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識時務者〉、〈平時開口便錯〉、〈對外宣言搞〉、〈錢幣革命〉、〈平白的話〉、〈中國實業當如何發展〉、〈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內政方針〉、〈發揚民治說帖〉(1923年)。

其他:《倫敦蒙難記》(1912年2月)、《赤十字會急救第一法》(譯著)

最早出版的孫中山集錄有胡漢民所編的《總理全集》[123]黃季陸所編的《總理全集》、1958年國防研究院編的《國父全書》、與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50年編的《總理全集》12冊(後正名「國父全集」並由于右任題字),後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將孫中山著作、宣言、演說、電文……等加以整理並由蔣中正題「國父全集」四字,最早於1965年國父百年誕辰出版《國父全集》三冊,後於1973年再次以前一版為基礎補充近二分之一出版《國父全集》6冊,1985年出版《國父全集》補遺,1988年由秦孝儀為首組織「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將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現存資料、中國大陸的《孫中山全集》與公私立機關經考證為孫中山思想的資料,以1973年出版《國父全集》和1985年出版《國父全集》補遺為基礎全數整理編列為《國父全集》十二冊,並於1989年11月24日由近代中國出版社出版。[124]

中國大陸則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孫文研究所、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合編,由中華書局於1981年到1986年分別發行的《孫中山全集》,全十一冊[125]。而從2009年開始,由中國大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尚明軒主編,並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在2015年由人民出版社以16卷本的新編撰《孫中山全集》問世[126]

相關影視作品[编辑]

電影[编辑]

電視劇[编辑]

紀錄片[编辑]

歌劇[编辑]

  •  香港:《中山逸仙》,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歌劇院為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委約製作的原創大型三幕歌劇,由黃若作曲、莊梅岩編劇、陳薪伊導演,於2011年9月30日至10月3日期間於北京作世界首演,中樂團版本則於同年10月13日至10月16日於香港作首演[127]

軼聞[编辑]

美國移民及歸化局的孫中山檔案照

馮自由《革命逸史》記載孫喜歡下象棋,但棋藝不精:“中山畢生不嗜,讀書之餘,間與人下象棋,然習之不精,好取攻勢而懈於防守,故易為敵所乘,余與胡漢民何香凝等皆嘗勝之。外國紙牌尤非其所好,然頗精於三十年前盛行之廣東天九牌,乙巳(1905年)以前居橫濱時,每與陳四姑(名香菱)、張能之夫婦玩之。”

1892年7月,孫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並且在學成績滿分,第一名畢業,由教務長康德黎博士頒發畢業證書。當時有十三位學生入學,但到畢業時僅有兩位學生成績合格能夠畢業,孫氏及江英華。香港西醫書院在當時尚是草創,仍未能獲得香港當局的承認,無法取得香港的行醫執照[註 8]。香港西醫書院成立初期,畢業生只能以華人醫生資格在港行醫(當時法例無規管華人醫生);並無法例上醫生資格。在當時的遠東地區仍屬比較有開拓性的醫學院,孫畢業時,北洋大臣李鴻章曾有意將其延攬到其欲創辦的北洋西醫書院[24]

許多反清革命家都持外國護照,尤其是有了倫敦遇難的經驗,孫在1904年3月14日(倡導革命時期)以出生在夏威夷為理由申請美國公民,但在1904年4月7日從夏威夷前往舊金山時,遭到美國移民局官員懷疑并扣留,孫聘請律師[註 9],找了親友作證並打贏官司[24],保留美國國籍。美國此時正實施排華法案。中國人除政府官員,少部份留學生外,一律禁止入境。孫中山是以宣誓方式取得夏威夷出生紙後,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128],申請得到美國護照入境,以免被遣送回大清帝国,並讓孫之後可到美國東岸尋求各国人民支持革命。

1915年10月25日,宋慶齡離家私奔,在東京由日本律師和田瑞作證,同孫結婚。宋慶齡之父宋嘉澍聞之大怒,不能諒解,宋嘉澍夫婦追到日本,據日本人士回憶:宋嘉澍在大門口叫喊:「我要見搶走我女兒的總理!」孫出來後,宋突然往地上一跪,磕了幾個頭說:「我不懂事的女兒就拜託你了,請千萬多關照!」之後轉頭就走。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與一些革命同志逃亡日本。當時有對前途失信心的人,想拿孫的八字去給命相師算一算,看將來是否有革命成功之日;換句話說,如果孫八字不好,那麼革命便不會成功,他們可能就準備要各奔前程,另謀出路了。但當他們去詢問時,孫罵他們不該這麼迷信,並且說:「若我八字不好,難道我們就不革命了嗎?」接著,他告訴那些意志不堅的人說,他的「八字」是「打倒軍閥,繼續革命」。

1923年2月20日,香港大學學生會請58歲的孫回香港大學做報告,在陳友仁陪同下乘汽車抵達母校發表演講[129]。有問到孫於何時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他說:「……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至於如何得之,則我於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輒閒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閎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由市政之研究進而為政治之研究。研究結果,知香港政府官員皆潔己奉公,貪贓納賄之事絕無僅有,此與中國情形正相反。蓋中國官員以貪贓納賄為常事,而潔己奉公為變例也。……於是覺悟鄉村政治乃中國政治中之最清潔者,愈高則愈齷齪。……中國對於世界他處之良好事物皆可模倣,而最要之先著,厥為改變政府。現社會中最有力之物,即為一組織良好之政府。……我既自稱革命家,社會上疑議紛起,多所誤會,其實一中國式之革命家究不過抱溫和主義,其所主張者非極端主義,乃爭一良好穩健之政府。……學友諸君乎!諸君與余同受教育於此英國屬地,並在同一之學校,吾人必須以英國為模範,以英國式之良政治傳播於中國全國。」[130]

李敖引述陳鵬仁譯著《宮崎滔天論孫中山與黃興》一書記載,第29任日本首相犬養毅有一次問孫:一生最喜歡什麼,孫毫不猶疑說:「Revolution」(革命),再問:那麼第二呢?孫笑而不答,一再追問,孫答說:「Woman」(女人),犬養毅於是拍着手說,很好,並問:再其次呢?孫答:「Book」(書)。

注釋[编辑]

  1. ^ 孫文生日採用公定日期與公認說法[2],為其逝世後,廣東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向時居澳門的孫氏元配盧慕貞求證生辰,盧氏據訂婚時交換之八字查出,孫文生於同治五年(1866年)農曆十月初六寅時公曆11月12日)。然而孫文在1897年11月應英國劍橋大學漢學教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之請所著自述,則自稱生於1866年農曆十月十六日,與訂婚八字相差10天。學者黃季陸推測十月十六的「十」字可能是「初」字筆誤[3]
  2. ^ 孫文不信奉北帝廟之神佛,折斷村內「北帝」廟中神像之手,被村人攻訐圍剿,於是孫家安排其迅速離村,來到香港。
  3. ^ 證書申稱「孫逸仙現住在茂宜島的庫拉。見證人證明孫逸仙於1870年11月24日(「11月24日」是興中會成立之日)出生在夏威夷群島。證書上的照片與本人相似。」出生證明書上簽署的日期為1904年3月14日。[47]
  4. ^ 唐德剛表示:據某私人記述,武昌起義成功後,當時接到電報的孫中山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今譯丹佛)友人盧瑞連開的餐館中當「企檯」端盤子[63]。但事實上,武昌起義時,孫中山人不在科羅拉多州的丹佛,而是在猶他州鹽湖城附近的Ogden,並用飯店信箋寫信給友人談募款之事。而他與革命黨人舊金山致公總堂的黃雲蘇在1911年10月10日(中國的10月11日)才到丹佛,並下榻知名的布朗皇宮飯店英语Brown Palace Hotel (Denver, Colorado)(Brown Palace Hotel),該飯店現在仍保留孫中山當時的入住簽名簿,並展示在會議室與飯店Facebook專頁中。入住飯店後,孫中山才收到武昌起義的電報[64]
  5. ^ 孫中山致日本有司小池張造私函原件內曾提出以二十一條相匹敵之條件,以換取聯日、討袁。該函件由日本學者松末英紀教授從日本戰前檔案中影印,並在1986年於孫中山誕辰一百二十週年學術討論會中發表
  6. ^ 原名《国父孙中山》,2011年9月4日改为现名
  7. ^ 此為以孫中山在推動二次革命期間為背景的虛構劇本電影,另有同名漫畫,但此漫畫是以惡搞為基礎的虛構劇情
  8. ^ 見香港1892年教育年報(電子版載於http://sunzi1.lib.hku.hk/hkgro/view/s1893/1383.pdf),第13頁,20條,譯文大意:經過五年訓練,西醫學院的首兩名學生於1892年7月畢業。雖然他們的資格仍未為政府承認,但一班獨立的考官認可他們可以在藥物、外科及接生方面執業。
  9. ^ 亦有說法是得到舊金山洪門致公堂保釋並代聘律師。

參考文獻[编辑]

引用[编辑]

  1. ^ 孫必勝:族譜註明‧陳粹芬是孫中山側室. 《星洲日報》. 201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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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 孫中山. 我之革命思想發源地為香港——在香港大學的演說. 1923-02-20. 

來源[编辑]

外部連結[编辑]

參見[编辑]

中国国家元首
中華民國國家元首
前任:
鄂軍都督黎元洪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元首 繼任:
袁世凱
新頭銜
民國建立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第一任
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1日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南方割据政权元首
新頭銜
中華民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
(首次)
1917年9月10日-1919年5月21日
繼任:
岑春煊
(主席總裁)
新頭銜
第二次護法運動開始
自立中华民国非常時期政府
中華民國非常(時期)大總統
1921年5月5日-1923年2月21日
陳炯明叛變
政权中斷
陳炯明被逐出廣州
重建政权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陸海軍大元帥
(三次)
1923年3月2日-1925年3月12日
繼任:
胡漢民
(代理)
政党职务
前任:
楊衢雲
興中會會長
第二任
1900年1月-1905年8月20日
興中會、華興會及光復會
合併為中國同盟會
中國同盟會成立 中國同盟會總理
1905年8月20日-1912年8月25日
中國同盟會、統一共和黨
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
和共和實進會等
合併為國民黨
國民黨成立 國民黨理事長
1912年8月25日-1914年7月8日
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
中華革命黨成立 中華革命黨總理
1914年7月8日-1919年10月10日
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成立 中國國民黨總理
1919年10月10日-1925年3月12日
黨章永久總理
1919年10月10日-
繼任:
張人傑
(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