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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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Chen Yinke.jpg
鹤寿(不常用)
性别
出生 (1890-07-03)1890年7月3日
 大清湖南省長沙府
逝世 1969年10月7日(1969-10-07)(79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廣東省廣州市
国籍  大清(1890-1912)
中華民國(1912-1949)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69)
籍贯 江西義寧
民族 汉族
语言 汉语德语英语日语梵文巴利文蒙古语波斯语突厥文西夏文
职业 历史学家语言学家
研究领域 魏晉南北朝史、隋唐政治史
政党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配偶 唐筼
父母 陈三立(父)
俞明诗(母)
亲属 陈宝箴(祖父)
陈衡恪(兄)
東京弘文學院游学
复旦公学毕业
苏黎世大学游学
巴黎政治学院游学
柏林大学游学
哈佛大学游学
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國立清華大學教授
國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国立广西大学教授
燕京大学教授
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
故宮博物院理事
  •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 《元白詩箋證稿》
  • 《金明館叢稿初編》
  • 《寒柳堂集》
  • 《論〈再生緣〉》
  • 《柳如是別傳》
学术生涯
职务 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1948年)

陳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不常用),是一位籍貫江西省義寧州(今修水縣)、生於湖南長沙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亦為民初時期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其餘三人為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通曉二十餘種语言。其史學脫胎於乾嘉考據學,著有《柳如是別傳》、《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与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严耕望所评选的“现代四大史学家”。

姓名读音[编辑]

「恪」應讀作「kè(課)」。有異議讀「恪」作「què(確)」,根據是陳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屬客家系統客家人讀「恪」作「què(確)」。金文明在《守護語林》中考證,認為這是以訛傳訛之謬,上杭客家話裡,沒有q這個聲母,凡普通話q聲字在客家話裡多讀作//。另1980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李氏中文字典》用「課」注「恪」的國音,而用「確」注「恪」的粵音。「確」的粵音為/kʰɔk/,據陳寅恪助教王鐘翰回憶,陳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因此「恪」並不讀「què」。另據陳寅恪家鄉方言懷遠話(江西修水客家話,較之福建上杭客家話受贛方言影響更大),恪與確同音,「確」在懷遠話中應讀quò,所以也有人認為,恪實讀quò。陳寅恪認為,用普通話時,「恪」當讀作「kè(課)」。根據目前官方標準,「kè(課)」是「恪」字在普通話中的惟一讀音。[1][2]

生平[编辑]

1939年秋,陈寅恪、唐筼(yún)夫妇与三个女儿避难香港。

家世[编辑]

光緒十六年(1890年)五月十七日(旧历)陳寅恪生於湖南長沙,籍貫江西省義寧州(今修水縣)。祖籍是福建省汀州府上杭縣。客家人。陳寅恪是為其父陳三立繼室俞明詩所生的第二子,陳氏門堂三代世家,祖父陳寶箴官拜湖南巡撫,其父陳三立為詩文名家。祖母黃氏以在寅年生,取名寅恪(恪字為家族字辈),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晚輩稱其六叔[3]

求學[编辑]

陳寅恪兒時啟蒙於家塾,學習四書五經算學地理等知識[4]。1900年(光緒26年)祖父陳寶箴去世後,陳三立舉家遷居江蘇金陵,在家中開辦思益學堂,教授四書五經、數學、英文、體育、音樂、繪畫等課程。先後延聘教師有國學大師王伯沆柳翼謀周大烈。陳家兩代素來倡議新政,「思益學堂」領風氣之先採用現代化教育,陳三立與教師相約一不打學生、二不背死書,一派新式作風,深得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讚賞[3]。如此家學淵源下,陳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國學底子,眼界並擴及東西洋,留學日本前便「從學於友人留日者學日文」[5]

1904年秋天,14歲的陳寅恪隨長兄陳衡恪經上海吳淞碼頭離岸東渡日本,自費入東京弘文學院就讀,父親陳三立相送并作詩一首《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學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两儿附焉遂送至吴淞而别其時派送泰西留學生四十人亦聯舟并發悵望有作》[6]

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作為大學預科學校的上海吳淞復旦公學。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學習。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回到中國。

1918年冬獲得江西教育司官費資助,再度出國深造,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蘭曼教授(Charles Rockwell Lanman)學梵文巴利文。後因時局不穩,官費停寄,生活至為艱苦,每餐吃炒腰花(豬腎),省下的錢買書[7]。性情孤僻,很少社交1

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洪堡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通過留學期間的學習,具備了閱讀蒙古語藏語滿語日語梵語英語法語德語巴利語波斯語突厥語西夏語拉丁語希臘語等十餘種語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巴利文234。1923年陳寅恪在《與妹書》中明確地表示「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漢文,係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於希臘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屬一系」。夏曾佑曾對他感慨說道:「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

頗具意味的是,陳寅恪四處求學,學貫東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張文憑。

執教清華[编辑]

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國,時吳宓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應清華學校之聘,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在這之前,清華校長曹雲祥原本聘請胡適為導師,胡適堅辭不就,並推薦了梁啟超、王國維和章太炎三人5。1928年清華學校改制為清華大學,應聘為中文、歷史二系教授,並在北京大學兼課。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親,與原台灣巡撫唐景崧之孫女唐筼完婚。在此期間主要講授佛經翻譯文學、兩晉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課程。1930年以後,開「佛經文學」、「世說新語研究」、「唐詩校釋」、「晉至唐文化史」、「魏晉南北朝史專題研究」、「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諸科,凡是與佛教有關的資料,一律用黃色的包裝著6,當時名家如吳宓、朱自清、馮友蘭都來旁聽,鄭天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歷史系教授姚從吾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自視甚高的劉文典認為西南聯大文學院真正的教授只有「兩個半」,陳寅恪便是其中的一個,他自己只能算半個。他甚至公開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同時還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及第一組(歷史)主任、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編委會委員等職,得遍閱故宮滿漢文宗7。陳寅恪本人是謙虛的,自稱:「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8在清華大學任教時,仍經常到東交民巷鋼和泰學習梵文。

南渡北歸[编辑]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其父陳三立憂憤死。寅恪悲慟過度,導致右眼失明。11月攜眷南逃,途中手稿遺失甚多9,任教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主要講兩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專題和元白詩研究等。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中國史教授。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聯大,次年又隨西南聯大遷往昆明。1940年9月,他離昆明香港,准备轉英國。因戰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間撰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有詩「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

1941年受香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地山所邀,任職客座教授,講授隋唐史,僅講授韋莊秦婦吟》一詩,耗時兩個月,1941年8月4日,許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淪陷,學校停課,生活物資奇缺,由於陳寅恪懂日文,日軍十分禮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饋贈。期間寅恪閉門治學,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書。香港日本政權欲以高薪聘請其任香港東亞學院院長,未果。1942年,攜妻女逃離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長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於廣西大學。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學。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國治眼疾,卻因耽擱太久,無法痊癒,僅一眼能見微光。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8]1946年再任清華大學教授。

嶺南-中大時期[编辑]

1948年底,解放軍逼進北平,陈寅恪没有前往台灣的打算[9]傅斯年電話催請寅恪南下[10],寅恪舉家乘飛機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後在嶺南大學[11],未能前去台灣[12][13]

1952年院系調整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自此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為歷史系、中文系講授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等三門課程。1960年7月被聘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1954年,陳寅恪寫成《論〈再生緣〉》,油印稿由章士釗帶到香港,輾轉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一時轟動海外,議論紛紜,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關方面與郭沫若、周揚、齊燕銘等人交換意見後,決定在大陸出版陳端生著和郭親自校訂的十七卷本《再生緣》,以回應海外議論。然而,由於這部乾隆年間的虛構作品語涉「征東」,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特殊國際環境下,周恩來、康生出面中止了對《再生緣》的討論,陳著與郭氏校訂本也被擱置起來。胡喬木拜訪陳寅恪時,陳氏因言:「蓋棺有期,出版無日。」即指此事。[5][14]

文革晚年[编辑]

陈寅恪墓

國務院副總理,時人稱為「南霸天」的陶鑄敬重陳寅恪的學識和人品,1957年親自關心陳寅恪的眼疾。1962年,陳寅恪滑倒於浴盆內,右腿折斷,陶鑄派三名護士輪班照顧,助手為黃萱。大陸文化大革命時,陶鑄被江青打倒,陳寅恪同時遭到迫害,紅衛兵凍結寅恪夫婦工資,多次寫書面檢查交待,聲明:“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從未實際辦過事。”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有詩云:“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劉節代替寅恪受批鬥[15],造反者依然发明了对付盲人学者的独特批斗法,甚至将喇叭设在他床前,“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因心力衰竭且驟發腸梗阻麻痺逝世[16],陳寅恪逝世11天后,1969年10月18日,《南方日报》刊登了一条一百多字的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本月七日在广州逝世,终年七十九岁。”[17]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卷下,“己酉年 一九六九 先生八十歲”條目載:“……舊曆五月十七日,先生八十誕辰……陽曆十月七日(依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推算,為舊曆己酉年八月二十六日乙卯)晨五時半,先生逝世……”次月21日,唐篔亦逝[18]

後事[编辑]

陈寅恪与唐篔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改存银河公墓,直到2003年才安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19]

學說[编辑]

陳寅恪開創以詩證史、以史解詩的學術方法[20],很明顯是繼承了錢謙益「以詩證史」的方法,陳寅恪曾言:「對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21]。例如在《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中提出白居易以「七月七日長生殿」為寢殿之誤[22],「長生殿」前身是祀神之「集靈殿」,「唐代宮中長生殿雖為寢殿,獨華清宮之長生殿為祀神之齋宮」[23]

游牧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周期性激活机制[编辑]

陈寅恪《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中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对中国三千年来中原农业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了极为精辟和创见性的概括;并可延伸到后来《河殇》中认为的黄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的关系。

不古不今之學[编辑]

陳寅恪曾自言:「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對於「不古不今」之義,歷史學家有不同的說法,在中國有羅志田桑兵;在臺灣,除了汪榮祖著有《史家陳寅恪》專書以外黃清連王震邦逯耀東等亦有專文對此進行探究。而「不古不今」含義至今仍尚有分歧,茲舉數家之言如下:

依汪榮祖的說法「不古不今」為中古史,因陳寅恪本身也是以中古史見長,亦曾言:「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因此,此說得到多數認同。逯耀東則進一步認為「不古不今」係指經學而言,即超越今古文經學,專治乙部之學(按:乙部為古代圖書分類之史書),故可作兩方面探討,初為乙部之書,進為專指魏晉隋唐之史。而桑兵認為「不古不今」並非由字面上來解釋,應從其時代背景做觀察,「不古不今」為「不新不舊」之意,引申為治史不拘泥於古亦不疑古。但是根據錢賓四教授的想法,首開今古之爭的兩漢經學,就不存在實質的今古差異,僅是虛擬的差異。

陳先生身為一文史名家,不僅在治史上有卓越貢獻,在相當早的時候就提出與乾嘉學派治學風氣不同意見,他認為若是要瞭解詩詞典故的深意,除找出古典(第一出處)之外,還要找出作者當時的今事,這樣才能古今融為一體,這種古典今典共鳴的新傳記批評,實際上已經超越中國歷來詩詞評論的窠臼,乃陳先生晚年著作與早期著作的會通處,也就是陳先生的心史所在。

關隴集團[编辑]

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提出「關隴集團」的說法。從北周、隋至武則天政權,皆與關隴集團息息相關。

關中本位政策[编辑]

宇文泰建立關中本位政策,並且融合鮮卑及漢文化以消除胡漢隔閡。最後北周形成較團結的關隴胡漢集團,漢族也成為軍隊主力之一,得以攻滅因政治混亂而衰退的北齊。陳寅恪指出:「李唐承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全國重心在西北一隅。」

治學理念[编辑]

陳寅恪一生治學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4]。1953年已決定其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復》裡,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毛澤東)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25]」遂不能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此事於20世紀80年代方公之於世。

評價[编辑]

正面评价[编辑]

  • 《吳宓文集》說:“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
  • 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 胡適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稱:“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 高阳在《锦瑟详解》一文中言:“我作考证,师法陈寅恪先生,以穷极源流为尚。”
  • 许冠三认为其对新史学之贡献“首推史料扩充”,为学尚“喜聚异同宁繁毋简”。[26]
  • 余英时:“又谱玄恭万古愁,隔帘寒柳障重秋。哀时早感浮江木,失计终迷泛海舟。岭外新篇花满纸,江东旧义雪盈头。谁教更历红羊劫,绝命犹闻叹死囚。”“看尽兴亡目失明,残诗和泪写孤贞。才兼文史名难隐,智澈人间劫早成。吃菜事魔伤后死,食毛践土记前生。逄蒙射羿何须怨,祸事从来是党争。”[27]

负面评价[编辑]

  • 錢鍾書則認為詩史說是一個偏見,屢作譏評。在《管錐編》第1227頁、《宋詩選注·序》都直接或間接做了批評。錢先生的批評,實有其根據。陳先生在古典文學批評上偏向於寫實主義,對於抒情或不是為寫實目的的作品,詩史說就不能自圓其說。這種觀點證諸於西洋文學史,乃是有真憑實據的。反觀中國古典文學並不能一概皆視之為寫實主義,這是正確的。我們只能說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有泰半以上是寫實主義,其他是抒情或不是寫實目的的作品。所以詩史說值得商榷。但是陳先生的詩史說的新意在於以史證詩,以詩證史,在理論上確有一新耳目處,不但在理論的陳述上,以及實際批評貢獻,造成空前絕後的成就。[28]
  • 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敘述,在韓愈是否「服硫磺」的問題上,錢鍾書不取陳寅恪的考證;後來他(錢鍾書)又批評陳寅恪考證楊貴妃是否以處子入宮太「Trivial」(瑣屑)。余英時感慨地說:「我才恍然他對陳寅恪的學問是有保留的。」[a][b]
  • 錢穆1960年5月21日致余英時的信中對陳寅恪的文章提出了兩點批評:一是“冗遝而多枝節”且不“可誦”;二是“臨深為高,故作搖曳”,認為為文不可學他[29]
  • 严耕望云:“(陈)治学长处在于提出一个深具启发性的见解,但往往过分强调这个见解,有时为了强调新见解而走偏锋,自是他的短处。”[30]
  • 许冠三论陈寅恪:近人论述寅恪史学颇多误解,最无稽的莫若说他“一贯承袭乾嘉朴学的家法,”以及志在效司马氏“通古今之变。”,殊不知他衷心仰慕的,乃是宋人论史见解和司马君实所型定的长编考异之法,先考并世材料之异,复合古今情意之同。……概括来说,寅恪治史自有其不容忽视的特色,亦自有其不容低估的业绩,但无论如何说不上“伟大”。[31]

家庭[编辑]

著作[编辑]

  • 《陳寅恪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收著作十三種。
  • 《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收文五十二篇。
  • 《陳寅恪先生全集》,里仁書局1979年,收文九十四篇。
  • 《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萬繩楠整理,黃山書社1987年版。

延伸阅读[编辑]

參考資料與注释[编辑]

註釋
  1. ^ 錢鐘書1978年出席在義大利召開的歐洲漢學會上做的題為《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的報告中,說過這樣一段話:“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花費博學和細心來解答‘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的問題——一個比‘濟慈喝甚麼稀飯?’‘普希金抽不抽菸?’等西方研究的話柄更無謂的問題。今天很難設想這一類問題的解答再會被認為是嚴肅的文學研究。現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裡的考據並不減退嚴謹性,只是增添了思想性。”
  2. ^ 季羨林在《對我影響最大的幾本書》一文中寫道:“寅恪先生考證不避瑣細,但絕不是為考證而考證,小中見大,其中往往含著極大的問題。比如,他考證楊玉環是否以處女入宮。這個問題確極猥瑣,不登大雅之堂。無怪一個學者說: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風。在這個問題上,漢族與少數民族看法是不一樣的。寅恪先生從看似細微的問題入手探討民族問題和文化問題,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論堅實可靠。看來這位說那樣話的學者是根本不懂歷史的。”
引用
  1. ^ 蔡德貴著『東方學人:季羨林』p.81
  2. ^ 陳寅恪先生怎樣讀自己的名字?
  3. ^ 3.0 3.1 岳南:《陳寅恪與傅斯年》,第一章〈風雲際會〉「槎浮海外」
  4. ^ 俞大維在一篇回憶的文章中提到:“我們這一代人,不過能背誦四書、《詩經》、《左傳》等書。寅恪先生則不然,他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能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經解》及《續皇清經解》成了他經常看讀的書。”
  5. ^ 5.0 5.1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6. ^ 陳三立. 散原精舍詩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138-139
  7. ^ 趙元任楊步偉:《憶陳寅恪》
  8. ^ 45年国民党“最优秀教授党员”:华罗庚陈寅恪冯友兰
  9. ^ 据钱穆所著《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集》:“余闻此,乃知寅恪决意不离大陆,百忙之中未再往访。”根据汪荣祖所著《史家陈寅恪传》里记载:“陈氏一家赴粤前在上海,胡适曾力劝去台,夫妻二人都说不去,蒋天枢在场,可以为证。”陈寅恪曾说,“胡(适)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在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閉幕式上的發言》,鄧廣銘,載《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
  10. ^ “文革”期间,陈寅恪迫于压力曾写过《第七次交代底稿》:“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11. ^ 陳寅恪“文革”期間第七次交代稿稱:“我和唐筼都有心臟病,醫生說宜往南方暖和之地。我因此想到嶺南大學。抗戰時期南開、清華、北大遷往雲南並為西南聯大,所以認識陳序經。遂寫信與他,可否南來休養一個時期。1948年夏,他回信聘我來嶺大教書。”(《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蔣天樞)
  12. ^ 陳寅恪為何未登機前往台灣一直是個謎底。但陳在新中國的下場悲慘,卻是事實。錢穆回憶時說:“亦證當時一輩知識分子對共產黨新政權都抱與人為善之心。”又說:“在新舊政權交替的時刻,中國知識分子不生絲毫擾攘;對於新生的共和國,大體上保持了一種擁護、順應和期待的態度。”(見謝泳編《思想的時代:〈黃河〉憶舊文選》第15頁)
  13. ^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说身处岭南的陈寅恪和夫人唐筼曾为去留问题发生强烈争执,唐筼执意要走,因此只身去了香港,住在“一家无招牌的私家旅馆”,后来陈序经做工作后派人迎还。冯衣北写的《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文中极力否认了余英时对陈寅恪的观点正确性。学者汪荣祖考证,陈和夫人并无去留争执。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證實了唐筼前去香港的說法。
  14. ^ 徐慶全:陳寅恪《論〈再生緣〉》出版風波[失效連結]
  15. ^ 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稱“甚少有人知道陳寅恪的真實生存狀態”。
  16. ^ 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在回忆录《宗岱和我》外说:“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戰戰兢兢,因為紅衛兵經常用高音喇叭通知開會,點人出來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場。歷史系一級教師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裡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給嚇死了。”
  17. ^ 南方人物周刊. 陈寅恪家族百年兴衰史. 网易. 
  18. ^ 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陳美延寄給蔣天樞信中:“不久,母親即因腦出血、高血壓、心臟病等,搶救無效,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舊曆十月十二日庚子)晚八時半病逝。”
  19. ^ 张求会. 陈寅恪、唐筼骨灰安葬侧记. 凤凰网. [2011-03-31]. 
  20. ^ 季羨林《回憶陳寅恪先生》一文講道:「寅恪先生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發,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裡計。」
  21. ^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
  22. ^ 《元白詩箋證稿》, 41-43頁,三聯書店2001
  23. ^ 《通鑑》胡三省注
  24. ^ 陳寅恪:《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 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日後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重提早年所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表达的思想:“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1-112页)
  25. ^ 〈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復〉,陳寅恪口述,汪篯記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副本存中山大學檔案館
  26. ^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260-261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
  27. ^ 余英时:《读陈寅恪先生<寒柳堂集>感赋二律》,载《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第53页,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
  28. ^ 錢鐘書瞧得起誰啊?[失效連結]
  29. ^ 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附錄一,227-232頁,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
  30. ^ 严耕望.访谈录二:忘情于“不古不今之学”——访严耕望教授谈中国中古史研究[A].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C].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1.
  31. ^ 《新史学九十年》(上)卷四《史料学派·提要》
  32. ^ 刘梦溪.陈宝箴死因之谜:慈禧太后秘密赐死.:网易新闻,2009-6-18

腳註[编辑]

註解1馮友蘭回憶說:「我於一九二○年,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院做研究生,同學中傳言: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中有一個奇人陳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選功課大都是冷門。」(馮友蘭:《懷念陳寅恪先生》)
註解2季羨林: 《從學習筆記本看陳寅恪先生的治學范圍和途徑》一文的分析統計,陳寅恪有六十四本筆記本茲錄如下:藏文,十三本;蒙文,六本;突厥回鶻文一類,十四本;吐貨羅文(土火羅文),一本;西夏文,二本;滿文,一本;朝鮮文,一本;中亞、新疆,二本;佉盧文,二本;梵文、巴利文、耆那教,十本;摩尼教,一本;印地文,二本;俄文、伊朗,一本;希伯來文,一本;算學,一本;柏拉圖(實為東土耳其文),一本;亞力斯多德(實為算學),一本;《金瓶梅》,一本;《法華經》,一本;天台梵本,一本;《佛所行贊》,一本。
註解3陳哲三說:「俄人在外蒙發掘到了三個突厥碑文,學者紛紛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陳先生之翻譯解釋,各國學者毫無異辭,同聲嘆服。唐德宗與吐蕃之唐蕃會盟碑,許多學者,如法國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無法解決,陳先生之翻譯也使國際學者滿意。」(陳哲三《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
註解4陳封雄《回憶錄》曾說:「寅恪叔到底學了多少種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說來,他能讀懂14種文字,能說4、5國語言,能聽懂7、8種語言,是大致不差的。這些成績基本上是他在36歲以前取得的。」
註解5「十五年春,梁(任公)先生推薦陳寅恪先生,曹(雲祥)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名教授對陳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就請。民國十五年秋天陳先生到校。」(陳哲三《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
註解6「陳師每次上課,必攜帶要引用的書籍多種,以黃布包裹,拿到課室,放在講台。遇須引證的重要文句,亦必寫在黑板。陳師夏秋季常穿藍布長衫,冬春季常穿長袍馬褂。來校,常夾黃布書包,進入課室,就提出要講的專題,逐層闡釋,講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閉目而談,至下課鈴響,還在講解不停,真是誨語諄諄,從無倦容。」(羅香林《回憶陳寅恪師》)
註解7據夏雙刃的《陳寅恪傳》記載,至盧溝橋事變前夕,陳寅恪撰有《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有相夫人先天因緣曲跋》、《童受喻鬘論梵文殘本跋》、《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敦煌本十頌比丘尼波羅提木叉跋》、《元代漢人譯名考》、《大乘義章書後》、《敦煌劫餘錄·序》、《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吐蕃彜泰贊普名號年代考》、《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三國志曹沖華佗與印度故事》、《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敦煌本唐梵翻對字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跋》、《幾何原本滿文譯文跋》、《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李唐氏族之推測》、《禪宗六祖傳法之分析》、《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考釋序》、《斯坦因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殘卷跋》、《南嶽大師立誓願文跋》、《與劉叔雅教授論國文試題書》、《高鴻中明清和議條陳殘本跋》、《支湣度學說考》、《讀連昌宮詞質疑》、《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之最易解釋》、《李唐氏族支推測後記》、《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四聲三問》、《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李太白氏族之疑問》、《陳垣西域人華化考序》、《元微之遣悲懷之原題及其次序》、《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三論李唐氏族問題》、《武瞾與佛教》、《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考辨》、《論韓愈與唐代小說》、《桃花源記旁證》、《東晉南北朝之吳語》、《讀秦婦吟》、《府兵制試釋》、《李唐武周先世事跡雜考》等文。
註解8方豪說:「另一個印象是他太謙虛,我那時常以後輩自視,因為聽說他研究過梵文和幾種中亞古文字,也通拉丁文,一心想向陳先生請教……我便一連串提出許多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疑問,請求解答,陳先生是一問九不知,一再謙稱對此實在毫無所知雲雲。」(方豪:《陳寅恪先生給我的兩封信》)
註解9苗振亞《陳寅恪為何一世背運?》:「1937年7月,日本進佔北平,清華南遷與北大、南開合辦長沙臨時大學,陳寅恪因料理父親喪事,到11月初才舉家倉皇離京。離京前,他將一批重要書籍裝進書箱,托友人寄往長沙。待他半個月後到了長沙,書籍尚未郵到,可戰火已經逼近,臨時大學再遷雲南,他只好攜一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待他離開後,書籍郵到,卻在長沙大火中一本無存。1940年暑假,陳寅屬去香港探親,並等船赴英以應牛津大學之聘,終因二戰爆發未能成行,困居香港。後在全家返回內地途中,兩木箱隨身攜帶的書籍又遭盜竊。據說這是兩箱更加珍貴的書籍,所以這一次的打擊更大,等於多年心血徹底付諸東流,令陳先生精神幾近崩潰。這裡還有一個小插曲,很是叫人哭笑不得。1955年,越南華僑彭禹銘寫信告訴他,說在海防舊肆買到他當年被盜的兩冊《新五代史》批注本,准備寄還給他。陳寅恪自然十分興奮,盼望著書籍寄到就可據此著作。接著來的消息讓他有些失望,當時的越南政府不准書籍出口,郵寄暫時已不可能了。接著又有消息傳來,彭家遭遇兵火,此書同遭劫灰,這就令他徹底絕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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