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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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
雷海宗.jpg
出生1902年6月18日
 大清河北省永清县
逝世1962年12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
职业历史学、世界史
政党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1942年-1949年)
九三學社(1956年-1962年)
配偶張景茀(1930年)
儿女雷崇立

雷海宗(1902年6月18日-1962年12月25日) ,原名雷得义,字伯伦,河北永清县人,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提倡兼顾考证和综合,是“战国策派”、“清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梁启超蒋廷黻郑天挺并称“南开史学四大家”。

生平[编辑]

1902年,雷海宗生於河北永清县,父親雷鳴夏是當地中華聖公會的牧師。1910年,到教會興辦的蒙學堂讀書。1917年8月,入讀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5月,參加五四運動,9月,受教會資助轉至清华学堂高等科,插班二年級學習。1922年6月,畢業後考取公费,9月,入芝加哥大学歷史系,主修歷史,輔修哲學。1924年9月,攻讀博士學位,導師為詹姆斯·汤普逊英语James Westfall Thompson。在學期間和劉紹禹何運暄聞亦傳張景鉞等人交遊,參加芝大清華同學會,主張推行民主政治,反對外國干涉,並常常做文章評論時事。1927年6月,完成《杜尔阁的政治思想》,通過答辯获得博士学位。[1]

8月,回国後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1929年8月,任系主任,並在金陵女子大学兼課。1931年2月,被聘為金陵女大历史系教授,7月,兼任女大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8月,轉至國立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任教授。[1]

1932年7月,辭去武大教職,9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和蔣廷黻共事。1937年8月,抗戰爆發後告別妻女隨校南遷長沙。11月,長沙臨大開學,文學院設在衡山聖經學校,雷海宗接替劉崇鋐任臨大歷史社會學系主席。12月,南京淪陷後臨大決定遷往昆明,雷海宗隨文學院遷回長沙,後與金岳霖葉公超吳有訓赴廣州、香港採購辦學物質。5月,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師範學院史地系主任。同年,與林同濟參與由錢端升主持的《今日評論》的編輯工作,與陳雪屏輪流主編《當代評論》雜誌。1940年4月,和林同濟陳銓在昆明創辦《戰國策》半月刊。8月,任聯大歷史系主任。1942年春,應林同濟邀請到雲南大學講演。12月經姚從吾王信忠介紹加入國民黨。1943年2月,任聯大文学院代理院长,他婉拒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訪美邀請,留在國內參加抗戰,為戰地服務團和翻譯人員培訓。1946年2月,在《反蘇宣言》上簽字,並參加在重慶舉行的“反蘇大遊行”。3月,蔣介石訪問昆明,到聯大國民黨部,雷海宗直言通貨膨脹問題嚴重,建議增加學生公費。7月,聞一多死後,雷海宗任治喪委員會委員;清華復員北上,雷海宗先到重慶再到南京、上海、天津,8月,清華在北平復校,任歷史系主任。1947年春,為胡適主編的《獨立時論》撰稿。1948年1月,受國民黨北平黨部主任吳鑄人之託,創辦《週論》,不過僅出到11月就停刊了。12月,拒絕了陳雪屏的邀請,選擇留在北平。1949年9月,辭去歷史系主任。[1]

1950年春,學習馬克思主義,參加北京市郊的土改運動。3月,成為管制對象。1951年3月,赴西北參觀土地改革,4月,回京後解除管制,並寫了一系列批判教會的文章。1952年3月,進行思想檢討。9月,院系调整後,清華歷史系被取消,和北大的鄭天挺一起調任南开大学歷史系,分別辦古代史和世界史教研室。1953年,任《歷史教學》編委。1956年,加入九三學社。1957年4月,參加《人民日報》和天津市委的百家爭鳴的座談會,認為社會科學的發展停滯,需要用新材料、新解釋進行補足。7月,在天津反右大會上被補劃為右派,遭到點名,被停職。雷海宗長期患有腎病,在這個時候出現血尿。1958年3月,中共南開大學黨委決定,撤銷雷海宗一切職務。1961年末,摘帽。[1]

1962年3月,不顾病体,重登讲台。12月16日,病發送醫。25日,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於天津總醫院去世。[1]

思想[编辑]

雷海宗最有名的是他對“中國的兵”的研究,他未將著力點放在兵制的考察,而是分析兵的精神,從兵的成分、紀律、風氣、心裡來考察,指出中國古代的軍隊構成由貴族、良民到貧民、流民、囚犯和外族,最終陷入兵匪不分,軍民相互仇視的局面。他認為“無兵的文化”使社會無法應付戰爭危機,“漢代的問題是中國的永久問題,東漢以下兵的問題總未解決”,這也是中國長期長期積弱的主要原因。不過張其昀以兩千年來中國兵役和兵制的常態作為反駁,而梁漱溟認為雷海宗對文化的批判切中癥結有其見地。[1]

他批評只重考據的訓詁學,認為歷史的了解不僅僅是事實的了解,更是時代精神的了解,如果沒有對思想、知識、信仰的了解就沒有對歷史的了解。[1]

他以民族前途為根本的問題意識,以世界文明的視點,斯賓格勒文化形態學將中國和全球結合,既打破傳統史學的想像又試圖衝破西方中心論的敘事。這說明他對政治的關切,主辦《戰國策》更說明了他積極“入世”的態度。他提出“歷史週期論”,以“戰國時代重演”的觀點號召中華民族的發展和進步。創辦《週論》時也體現了這一理想的延續,主張自由和個性,以憲法和對市場的適當干預為社會基礎,漸進的改良。[1]

在反右鬥爭中對雷海宗的批判大多來自他在座談會的演講,認為他用“生產工具發展史”否定階級鬥爭社會主義,以否認奴隸制推翻五種社會經濟形態,還被挖出反共反蘇的歷史問題。[2]

著作[编辑]

  • 1940,《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務印書館
  • 1946,和林同濟合著,《文化形态史》,大東書局
  • 2001,《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2,《国史纲要》,武汉出版社

腳註[编辑]

參考文獻[编辑]

  • 江沛. 雷海宗文集.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09. ISBN 978-7-310-05846-4. 
  • 孙定国. 雷海宗批判.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05.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