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奧波德·馮·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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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克

利奧波德·馮·蘭克德语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十九世紀德國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也是西方近代史學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被譽為「近代史學之父」。他主張研究歷史必須基於客觀地搜集研讀檔案資料之後,如實地呈現歷史的原貌,他的這種史學主張,被稱作蘭克史學,對後來東西方史學都有重大的影響。

蘭克的歷史主義[编辑]

蘭克認為歷史必須擺脫先入為主的觀念和價值判斷,以客觀的態度去撰寫「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他說:「歷史學在每一樁存在之中都識別出無限的東西,在每種情況中,每種生存中,都有出自上帝的永恆。」簡言之,歷史家是「上帝之手」,而這種觀念被稱作「歷史主義」,它被視為是思想上的進步,它的出現不僅僅限於歷史理論,更是結合社會、政治秩序的人生哲學。

蘭克的歷史科學[编辑]

蘭克又有「科學的歷史之父」(The father of scientific history)之稱,其所謂的科學亦是個誤會,因「科學」一詞在歐陸乃泛指任何學科的有系統求知,重點是系統與方法,蘭克所謂「歷史科學」(Geschichtswissenschaft)是為此意,然而在英、美及中國,科學乃指自然科學,故傅斯年才言要把歷史學建設的和生物學地質學同樣,後來歷史學受社會科學所影響,也崇尚將成果列成「科學報告」,然這些皆非蘭克所樂見的,他所謂科學的歷史無非是強調信史,信史是建立在嚴格的學術基礎上,換言之,歷史非僅止於史料之蒐集,更須詳加考定整理,此即有賴於科學系統。且歷史本就是有個體與個性的,蘭克僅是將希望將歷史學提升至等同科學的地位,絕無意將歷史學一變成科學。

史料與史學[编辑]

蘭克成名極早,在處女作《拉丁與條頓民族史》時即一鳴驚人,但此書中他所依賴的史料多為已出版的資料,後來他一改其行,大量使用檔案等原始史料,還大嘆「資料無限而人生苦短」(the material is unlimited,the man smail in comparison,and time short)。《奧圖曼與西班牙王國史》即是他利用柏林圖書館中的十六世紀南歐諸國史料編匯而成,《教皇史》則是使用義大利檔案庫的教會資料。依蘭克而言,只有使用經過嚴格批判後而認定的史料才是言而有徵的史書,不過因其在《拉丁與條頓民族史》的序言中曾寫道:「歷史要寫得像過去發生之事一樣真實。」此後來成為學界的名言,但此言係經由德文譯成英文,之後再轉譯成中文時,因語言的隔閡,而產生的不同的解讀,原本重視原始史料的良法美意反被曲解成「史學即史料學」。

誤解[编辑]

因蘭克治史強調客觀與材料,以致他的史學被簡約為史學方法論,但強調的客觀不是指撰寫歷史時不加裁斷與解釋,以免有主觀的意識摻於其中,而是不以今人偏見來衡量史事,即歷史不為道德、宗教、哲學等學作嫁衣裳,雖他本人也未能達到此標準,不過亦可得知歷史家係因先有主觀才會有客觀與公心。其史學會被簡約成史學方法論的原因大致有三點:

首先是因伯倫漢(Ernst Bernheim)於1889年出版《史學方法論》(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n),內容提倡歷史知識的客觀性、史料的批判等,他自稱其方法是受到蘭克的啟發,更甚於蘭克的是他對歷史學科學化表現出樂觀的態度,認為經由考證與原始史料,歷史便能達到高度的客觀,蘭克的史學經由伯倫漢的發揚後,就被簡約成方法論了。

第二點,在蘭克之後,科學實證主義發展日益蓬勃,「蘭克學派」的成員如英國著名史家阿克頓勛爵等人,亦不免刻意淡化蘭克史學中的唯心主義和宗教色彩,而僅強調蘭克的科學性。可是蘭克並非科學實證派,實證僅是其史學的一部分,他本人的信念深扎於基督教義中,相信歷史是由神創造,歷史背後有一精神力量,他稱之為「理念」(Ideanlehre),「理念」是源自於上帝意志,而歷史家是在神的旨意下而客觀,故他自言:「神在人心,人在神中,知識不過是道出存在我心之神。」無怪乎荷蘭史家吉爾(Piter Gey)直言:「假如阿克頓在蘭克的著作中找不到蘭克的影子,那他一定沒讀懂蘭克。」

最後一個原因是「歷史主義」的式微,歷史主義強調歷史的文化性格,歷史經驗會依文化性格而由所改變,換言之,所有人類的組織都來自於歷史過程,故必須從此過程中去理解歷史的本質,在科學思潮的衝擊下,重視的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法則,蘭克原本強調的特性,隨著歷史主義的式微也被淡化了。

歷史敘事[编辑]

蘭克繼承了修昔提底斯的傳統,講究求真與敘事,他曾言:「歷史是藝術亦是科學」(history is at once art and science)。認為歷史乃是真實呈現具體的人事,須掌握歷史人物才能說明完整的故事,他的寫作從容流暢,可見他雖強調求真,卻未嘗拋棄敘事,說蘭克重分析拋敘事,乃又是一大誤解。

影響[编辑]

蘭克學派代表的是追求歷史上客觀的事實,他說:「What really had happened?」表示歷史家不應有主觀的判斷,這個說法提出來了,大家都覺得有道理,在美國、英國、法國,很多人都順著這條路走,後來都成了科學史學(scientific history)的宣傳者。中國的史學家傅斯年陳寅恪等亦受到的重大影響。

余英時認為在近代中國,很快的也引進了蘭克的方法,其因如下: 其一,有乾嘉的底子。其二,確實需要客觀的史學,因為在中國以前的史學是一種褒貶式(praise and blame)的史學。由此,中國史學就以科學史學作為一個模範,最典型的就是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的英文是History and Philology,明顯是受到蘭克的影響,這是因為傅斯年曾在德國留學,受了當時把歷史和語言打成一片的風氣感染。基本上這樣應是不錯,但很多人批評他,因為走到了極端,太重視小問題,反而忽略的大問題。不過就蘭克來說,並沒有這樣的問題,這種情況就像有人說柏拉圖不是柏拉圖主義者一樣。[1]大致上,因為傅斯年推廣的結果,有了幾個重要的影響:

  • 第一點、歷史和語言有密切的關係。
  • 第二點、歷史研究開始重視材料,材料完備就能得到完善的歷史,這個觀念是從歷史主義裡面衍生出來的。
  • 第三點、誠如上述,材料越多越理想,所以講史學一定要淵博,淵博就是對史料的掌握度,這與乾嘉考據有關,考證時如果學問不好就無法將材料集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陳寅恪,他的學問是大家都佩服的,他也受到蘭克的影響,認為歷史越全越好,一生準備材料就是要寫一篇最後的歷史 (ultimate history),所以他的著作都自謙為「稿」,表示未成最後的定論。按當時的想法,最後的歷史是可以成立的,當時的觀念認為把材料都收集完了,對每一個小問題作極深極細的研究,就可以得到可靠的結論,沒有主觀的成見。到最後全部的問題都研究完了,就可以綜合出一部最後的歷史。[1]

參考文獻[编辑]

  1. ^ 1.0 1.1 余英時. 史家、史學與時代//歷史與思想. 聯經出版. 1976: 248–251. 
  • 汪榮祖; Young-tsu Wong. 史學九章. 臺北: 麥田出版. 2002. ISBN 978-986-7782-36-6. 
  • Georg G.Iggers,《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後現代的挑戰》,(山東:山東大學出版,2006)。

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