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亞斯·卡爾施塔特

安德烈亞斯·卡爾施塔特 Andreas Karlstadt
作於1541年的卡爾施塔特肖像
出生	1486 卡爾施塔特
逝世	1541年12月24日(1541歲—12—24)（55歲） 巴塞爾
時代	宗教改革時期

安德烈亞斯·魯道夫·博登斯坦·馮·卡爾施塔特（德語：Andreas Rudolph Bodenstein von Karlstadt；1486年—1541年12月24日），簡稱為安德烈亞斯·卡爾施塔特（Andreas Karlstadt或Andreas Carlstadt Karolostadt），也稱為Andreas Bodenstein 。是德國新教神學家，維滕貝格大學校長。他與馬丁·路德同時代，是德國早期宗教改革者。

卡爾施塔特是馬丁·路德的親密夥伴，也是最早的新教改革者之一。在路德隱居在弗雷德里克三世的領地之後，卡爾施塔特和托馬斯·閔採爾在維滕貝格發起了第一次反偶像運動，並宣揚了許多與再洗禮派的神學思想相似的宗教改革理念。但卡爾施塔特和閔採爾從未將自己視為再洗禮派。雖然卡爾施塔特與路德的關係十分親密，但他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自己的理想而成為一名宗教改革者的。在與路德發生衝突後，他逐漸轉向歸正宗陣營，而後又成為一名激進的改革者，最後又再次回歸歸正宗。

他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遊歷四方，在晚年的時候與瑞士的海因里希·布林格結成盟友並在巴塞爾工作，最後在巴塞爾去世。儘管卡爾施塔特在去世時更接近加爾文主義，但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對許多神學問題保持著自己獨特的理解。

宗教改革

安德烈亞斯·卡爾施塔特一生主要途徑的地點；（在 1547 年的政治地圖上繪製。）

1515年之前，卡爾施塔特還只是支持把現有的經院哲學進行改良。並且他沒有正式的從屬於修行體系。由於在羅馬期間目睹了羅馬天主教會的大規模腐敗，他原本的的信仰受到衝擊，因此他在1516年9月16日發表了151條論綱（不要與路德抨擊贖罪券的九十五條論綱（1517年）相混淆。）

1519年，約翰·埃克向卡爾施塔特發起了萊比錫辯論。路德也隨後參加了辯論。

1520年6月15日，教皇利奧十世發布了教宗詔書《主，起來吧！》，威脅要把路德和卡爾施塔特開除教籍，對他們的論綱也進行了譴責。但兩位宗教改革者都對這份詔書不予理睬，最終他們在1521年的教宗詔書《這有利於羅馬教皇》中被逐出教會。

在沃爾姆斯議會之後，當馬丁·路德為了躲避風頭隱居在瓦爾特堡時，卡爾施塔特在維滕貝格致力於宗教儀式改革。1521年的聖誕節，他進行了首次改革後的聖餐儀式。他沒有抬高聖餐的作用，在主持期間穿上俗人的普通衣裳，把麵包和酒杯遞到每一位領受聖餐者的手中。他用德語而非拉丁語朗讀了祈禱詞，刪去了其中全部贖罪獻祭相關的內容。也沒有在聖餐前進行懺悔。

1522年1月上旬，維滕貝格市議會授權從教堂中移除聖像，並肯定了卡爾施塔特在聖誕節進行的儀式改革。但在1月20日，帝國政府和教皇命令薩克森選侯弗雷德里希撤消這些改動。雖然弗雷德里希讓大部分彌撒恢復了其原來的天主教形式，但在寫給維滕貝格議會的一封信中，他表達了他對卡爾施塔特的個人同情。

與路德的關係轉變

1522年3月7日，由於卡爾施塔特危險而又魯莽的改革，路德喬裝返回了維滕伯格，從3月9日至16日，路德連續八天為群眾講道。卡爾施塔特在改革運動中推行的許多做法，他也表示了同意。但他也告訴大家要謹慎行事。這是卡爾施塔特和路德之間關係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1523年5月，奧拉明德教堂邀請卡爾施塔特擔任牧師，他欣然前往。在這裡，他推行了他在維滕伯格未完成的激進宗教改革，奧拉明德成為加爾文主義改革的模範。他廢置了教堂中的音樂和藝術作品，並且在神職人員中大力提倡婚姻，拒絕為嬰兒洗禮。最重要的是，他否認了聖餐中真正身體和真寶血在現實中的降臨，將基督的臨在視為只有聖靈

1524年春天開始，路德開始反對卡爾施塔特，否認他未經授權而出版和布道路德學說的權利。

7月，路德發表了《致薩克森王子的信》（Letter to the Saxon Princes），其中他認為托馬斯·閔採爾和卡爾施塔特一致，他們是具有革命傾向的危險教派。儘管卡爾施塔特一直拒絕以宗教的名義使用暴力。

1524年9月，薩克森選侯弗雷德里希將卡爾施塔特從薩克森驅逐。路德在1526年所著的《基督的身體和血的聖事—反對狂熱者》也再次講道反對卡爾施塔特。

死亡和遺產

被從薩克森驅逐後，卡爾施塔特在瑞士的阿爾特施泰滕和蘇黎世擔任牧師。1534年，他前往巴塞爾擔任大學教堂的牧師和希伯來語教授及大學院長，直到1541年12月24日死於黑死病。

在卡爾施塔特的一生中，他出版了約90部著作，大概有213個版本。1518-1525年間，他的作品有125個版本在德國出版，在當時比除了路德的其他任何作家都要多。卡爾施塔特對新教中廢除強制獨身製做出了貢獻（他比路德早結婚三年多，並就這一問題發表了數篇拉丁文和德文著作）。至於禮儀改革方面，他直接影響了烏爾里希·茨溫利和重浸派，並間接影響了浸禮宗和長老宗的新教徒。他對梅爾基奧爾-霍夫曼的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此人將再洗禮派的思想傳播到德國北部和現在的荷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