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希·鲁登道夫

埃里希·魯登道夫 Erich Ludendorff
魯登道夫1915年照
本名	Erich Friedrich Wilhelm Ludendorff
昵称	「沉默的獨裁者」
出生	(1865-04-09)1865年4月9日 普魯士克魯舍夫尼亞
逝世	1937年12月20日(1937-12-20)（72歲） 納粹德國慕尼黑
效命	德意志帝國
军种	德意志帝國陸軍
服役年份	1883年－1918年
军衔	步兵上將
统率	展開 下萊茵河燧發槍第39團 第85步兵旅 東線最高司令部 軍需總監
参与战争	展開 第一次世界大戰 入侵比利時 列日圍城戰 東線 坦能堡戰役 第一次馬祖爾湖戰役 華沙戰役 第二次馬祖爾湖戰役 羅茲戰役 西線 阿拉斯戰役 亞眠戰役 皇帝會戰 百日攻勢
获得勋章	功績勳章 鐵十字勳章
签名
经历 1885年：以少尉身份服役於駐韋塞爾的第57步兵團 1893年：進入柏林普魯士軍事學院 1895年：晉升上尉，進入總參謀部 1900年：晉升少校，分派至第5軍參謀部任職 1902年－1904年：任第5軍高級參謀軍官 1904年3月：調入柏林總參謀部 1908年：晉升中校，負責部隊部署部門 1911年：晉升上校 1913年1月：被免除總參謀部職務，調往杜塞道夫任下萊茵第39步兵團團長 1914年春：調往史特拉斯堡，任第85步兵旅旅長 1914年4月22日：晉升少將 1914年8月：任第2軍團副參謀長 1914年8月22日：任第8軍團參謀長，獲頒功績勳章 1914年11月27日：晉升中將 1916年8月：就任軍需總監，晉升步兵上將 1918年10月26日：辭職 1923年11月8日：參加啤酒館政變 1937年12月20日：去世

埃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魯登道夫（德語：Erich Friedrich Wilhelm Ludendorff，1865年4月9日—1937年12月20日）是一位德國將領、軍事理論家與政治人物，最高軍階為步兵上將。魯登道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主要的軍事領袖之一，同時也是該國戰時經濟的組織者，戰後則投身極右翼政治運動，並以「刀刺在背傳說」和「總體戰」理論聞名於世。

魯登道夫出身於普魯士波森省的一個平民家庭，母親雖為貴族後裔，但家道已然中落。魯登道夫自幼立志從軍，12歲進入普倫軍校，後轉入普魯士王家中央軍官學院。1885年以少尉身份開始軍旅生涯，其後進入總參謀部，結識總參謀長阿爾弗雷德·馮·施里芬元帥，並在部隊佈署部門迅速嶄露頭角。然而由於堅持主張大幅擴軍，魯登道夫與威廉二世皇帝及戰爭部發生衝突，1913年初被免職，先後調往杜塞道夫和史特拉斯堡擔任部隊指揮官。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魯登道夫因指揮列日圍城戰而嶄露頭角，並因此獲得功績勳章，隨即被任命為東線第8軍團參謀長，與退休復出的保羅·馮·興登堡搭檔，在坦能堡戰役中取得德國軍事史上最輝煌的一次勝利，此後兩人在東線接連取勝。1916年8月，興登堡取代埃里希·馮·法金漢出任總參謀長，魯登道夫就任軍需總監並晉升步兵上將，兩人事實上掌握了德國的軍政大權，推行「興登堡計畫」和無限制潛艇戰。魯登道夫還安排密封列車將流亡瑞士的弗拉基米爾·列寧送回俄國，間接促成布爾什維克革命和俄國退出戰爭。1918年春，魯登道夫傾力發動春季攻勢（又稱「魯登道夫攻勢」），攻勢雖一度推進至馬恩河，最終仍遭遏制。協約國隨後發動百日攻勢，魯登道夫稱1918年8月8日為「德國軍隊最黑暗的一天」。9月底，精神狀態嚴重惡化的魯登道夫向興登堡坦承必須停戰。10月26日，其在首相要求下辭職。

戰後，魯登道夫流亡北歐後返回德國，將一戰的失敗歸咎於政客、共產主義者和猶太人，宣稱德國軍隊從未在戰場上被擊敗，而是「背後被捅了一刀」。1920年參與「卡普政變」，政變僅5天便宣告失敗。1923年，阿道夫·希特勒拉攏與利用魯登道夫的威望、發動了「啤酒館政變」，同樣失敗，魯登道夫被捕受審後獲判無罪。1925年以納粹黨代表身份參加總統選舉，在7名候選人中敬陪末座，僅獲1.1%的選票。1926年，魯登道夫與第一任妻子瑪格麗特離異，再婚迎娶精神科醫生瑪蒂爾德·馮·凱姆尼茨，後者持強烈的反基督教與民族主義運動立場，對魯登道夫的晚年思想影響甚深。兩人定居巴伐利亞圖青。1935年魯登道夫70歲生日時，希特勒不請自來，欲晉升其為陸軍元帥，但遭其拒絕。1937年12月20日，魯登道夫因膀胱疾病在慕尼黑去世，享年72歲。

生平

早年

1882年，17歲的魯登道夫

埃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魯登道夫於1865年4月9日出生在普魯士波森省的克魯舍夫尼亞村，位於今日波蘭波茲南附近，是家中六個孩子中的第三位。父親是奧古斯特·威廉·魯登道夫（August Wilhelm Ludendorff），母親是克拉拉·馮·坦佩爾霍夫（Klara Jeanette Henriette von Tempelhoff）。母親出身貴族，但家道中落，父親則是波美拉尼亞商人家庭的後裔，其名下有幾座小莊園，埃里希就在其中一座農場中長大。

魯登道夫的基礎教育始於當地學校，姑母在他的教育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同儕眼中，魯登道夫是個沉默寡言的孩子、不善交友、紀律嚴明，喜好學習而非與同齡人玩耍、注重整潔、不喜歡玩遊戲，以免弄髒乾淨的鞋子。魯登道夫從小便對數學、歷史和地理有濃厚興趣，少年時期即立志從軍，家人也因為其有助於紓解家中長期的經濟困境而表示支持。12歲時，魯登道夫進入位於今日德國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的普倫軍校就讀。儘管魯登道夫在校期間體能表現平平，學業成績卻十分出色。三年後，魯登道夫離開普倫，就讀柏林普魯士王家中央軍官學院，並保持一如既往的作風：無視其他同學、埋頭於書卷中，與周圍環境隔絕。

1885年，19歲的魯登道夫成為駐紮在今日韋塞爾的第57步兵團少尉，在隨後的八年間，先後在基爾和奧得河畔法蘭克福服役。魯登道夫在此期間養成了嚴格的自律習慣，他從不交友，對於被交付的每一項任務均一絲不苟地執行。1893年，魯登道夫進入柏林的普魯士軍事學院，後獲得雅各布·梅克爾將軍的推薦而進入總參謀部。1895年，晉升為上尉，隨後被分派至駐紮在家鄉波森省的第5軍參謀部任職。1900年晉升為少校後仍留在此處，1902年至1904年間擔任第5軍的高級參謀軍官。

施里芬計畫與戰爭準備

1904年3月，魯登道夫在柏林結識了德意志帝國總參謀長阿爾弗雷德·馮·施里芬，這成為他軍事生涯的轉折點。此後一年間，魯登道夫密切關注以施里芬之名命名的「施里芬計畫」發展，該計畫的核心是在西線對法國發動迅猛攻勢，同時在東線以持久戰拖住俄國。魯登道夫贊同此計畫，認為其前提是法國無論如何都不會尊重比利時的中立，或者比利時將加入法國一方對抗共同的敵人。施里芬在計畫公布後不久便退休，由小赫爾穆特·馮·毛奇接任。在此期間魯登道夫的聲望持續上升，三年後晉升中校，執掌部隊動員佈署部門，1911年晉升上校。

隨著戰爭日益逼近，魯登道夫對即將到來的戰爭深感憂慮，認為當前軍隊兵力已經少到處於危險的境地。根據「施里芬計畫」內容，戰爭一旦發生德軍需在西線發動猛攻的同時，在東線也要與俄軍鏖戰，所需兵力龐大，但戰爭部遲遲不肯批准擴軍。1911年春，義大利總參謀部通知小毛奇：因在北非的軍事遠征，義大利無法抽調兵力支援西線作戰，使德軍的處境更加嚴峻。魯登道夫認為德軍應當再增加3個軍，因此於1911年初與毛奇要求增兵30萬人，但帝國議會在2月僅批准增兵1萬人，其主張也未獲得戰爭部長約西亞斯·馮·黑林根和戰爭部總務局局長弗朗茨·古斯塔夫·萬德爾的支持。眼見正規管道行不通，魯登道夫轉而聯繫退休將軍奧古斯特·凱姆，由後者出面拉攏泛德意志聯盟主席海因里希·克拉斯等政界人士施壓，終於達成增兵目標。

由於違反了德國軍人不得干預皇帝或首相決策的慣例、藐視戰爭部的決定，魯登道夫被解除職務，於1913年1月被迫離開總參謀部，被調往杜塞道夫，出任下萊茵河燧發槍第39團團長。魯登道夫感到極為失望，他原本期望能指揮精銳的布蘭登堡團，現在則是自從進入總參謀部工作以來，時隔十餘年重返野戰部隊指揮職務，更使其受辱的是不少當初的反對者獲得了晉升，如萬德爾甚至獲授貴族頭銜，在姓氏前加上了「馮」字。魯登道夫在杜塞道夫的表現受到了重視和讚賞，儘管資深軍官們嘲笑其行事風格，但年輕士兵們對其抱持對父輩的敬仰之心。1914年春，魯登道夫奉調離去，往史特拉斯堡接管第85步兵旅。

在個人生活方面，魯登道夫於1909年8月與瑪格麗特·施密特·佩爾內（Margarethe Schmidt Perne）結婚，兩人的相識是在柏林一個雨夜，魯登道夫主動借傘給瑪格麗特、並護送後者回家。瑪格麗特此前有過一段不幸的婚姻，離婚後嫁給了魯登道夫，兩人並未生育子女，但瑪格麗特與前夫育有三子一女，魯登道夫對他們視如己出，而繼子們也受他影響紛紛投身軍旅。儘管結了婚，魯登道夫在生活中依舊保持嚴格自律和獻身軍事的生活方式。

第一次世界大戰

入侵比利時與列日圍城戰

主条目：德國入侵比利時 (1914年)和列日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初，魯登道夫被任命為駐紮在亞琛、由卡爾·馮·比洛將軍指揮的德國第2軍團副參謀長。由於在總參謀部任職期間便主導了列日突襲計畫，魯登道夫對該軍團的任務瞭如指掌。魯登道夫的方案大膽而精密：利用參謀軍官秘密赴比利時「度假」蒐集的地形情報，繞過外圍要塞群，直取列日城堡本身；一旦奪取防禦體系的指揮中樞，後續部隊即可繞道推進，同時以他力主研發的重型攻城臼砲（30.5 和 42 公分口徑）逐一摧毀殘餘要塞。早在1911年，魯登道夫便親赴列日考察當地防禦工事。開戰後，他被臨時派往由奧托·馮·埃米希將軍指揮的突擊部隊，其身份並非埃米希參謀部的成員，而是比洛的私人代表，負責協調前線行動與第2軍團的整體部署。8月3日，魯登道夫與埃米希於亞琛首次會面，部隊於次日向比利時進發。

列日擁有12座要塞構成的環形防線，由荷蘭裔工程師亨利·亞歷克西斯·布里亞爾蒙中將於1888年設計，造價1億法郎，在當時堪稱歐洲最堅固的要塞體系之一，是為「列日要塞」。然而要塞採用波特蘭水泥澆築，未以鋼筋加固，且部分要塞間距超出彼此火砲射程，存在無法互相掩護的死角。1914年8月4日清晨，埃米希麾下6個混合旅共約33,000人無視比利時中立地位越境入侵。魯登道夫當日騎馬北上至維塞附近視察騎兵偵察行動，生平首次身處敵火之下，但安然返回。德軍步兵於傍晚展開進攻後隨即遭遇猛烈抵抗，比利時守軍的步槍和機槍火力給進攻縱隊造成慘重傷亡。僅第34旅在8月5日一天便損失1,150名士兵和30名軍官。

8月5日深夜，魯登道夫與埃米希從赫爾韋騎馬抵達弗萊龍要塞東北方的米舍魯村，加入弗里德里希·馮·武索夫少將率領的第14旅。部隊在黑暗中出發不久即因命令誤解而停滯，魯登道夫衝到縱隊最前方親自領隊前進。穿越雷蒂訥村時走錯了路，部隊立即遭到猛烈射擊，數次衝鋒均告失敗在判斷無法突破後決定撤退重整，並在村中十字路口從武索夫的傳令兵口中得知武索夫已陣亡，遂主動接管第14旅的指揮權。在雷蒂訥，魯登道夫迂迴包抄守軍陣地，俘獲100名比利時士兵並繳獲數門火砲。部隊隨後在博瓦堡村外遭機槍射擊，但因彈道偏高未造成傷亡。

8月6日上午，第14旅肅清該村後向列日近郊高地推進，下午2時，部隊抵達夏特勒斯高地，俯瞰列日全城。然而第14旅是唯一突入要塞圈的德軍部隊（此時戰力已不足原編制的一半），魯登道夫擔心陷入孤立，整夜焦慮不安地側耳聆聽。8月7日一早，第14旅沿高地而下，未遇抵抗即進入列日城區。前衛指揮官馮·奧文上校本應佔領城堡，但得知比軍已撤離後改赴城市西北出口設防。魯登道夫誤以為奧文已拿下城堡，僅帶副官一人乘徵用的比利時汽車驅車前往。抵達後發現大門緊鎖，遂用劍柄猛敲大門直至門開，強勢要求內部約百名比利時士兵全數投降。實際上比軍主力早已撤離，此舉僅具象徵意義，但在德國公眾心目中，魯登道夫憑一把劍柄單槍匹馬攻下列日的形象迅速傳開，從總參謀部的技術官僚一躍成為德國家喻戶曉的戰爭英雄。

德皇威廉二世於8月22日授予埃米希和魯登道夫功績勳章，兩人成為大戰中最早獲此殊榮的軍人。毛奇隨即任命魯登道夫為第8軍團參謀長，赴東普魯士應對俄軍危機。毛奇在信中寫道：「你將面臨一項新的艱難任務，也許比突襲呂蒂希（列日）更為困難⋯⋯我不知道還有誰能讓我如此絕對信任。」

東線與坦能堡

第8軍團的主要成員：魯登道夫（左後白衣）、興登堡（前排中間）、霍夫曼（右二）

當德國民眾沉浸在西線連勝的喜悅中時，東線的德國第8軍團卻在马克西米利安·冯·普里特维茨將軍率領下艱難地抵擋俄軍的推進。兩支俄國軍團於1914年8月12日對東普魯士發動攻勢，兵力合計逾530,000人，而德軍第8軍團僅有約210,000人。普里特維茨在8月20日的貢賓嫩戰役中失利後決定全軍撤至維斯瓦河以西。小毛奇不滿其優柔寡斷，於8月22日任命魯登道夫為第8軍團新任參謀長，退役將軍保羅·馮·興登堡出任司令。魯登道夫當晚抵達科布倫茨大本營後展現出驚人的果斷：未等與興登堡會面，便以毛奇名義直接向各軍長發出電報，命令停止西撤、第1軍經鐵路南調以增援正獨力阻擋俄軍的第20軍。深夜，魯登道夫在漢諾威車站與興登堡首次見面。興登堡此前從未聽說過列日之戰的事蹟；兩人在專列的作戰車廂中坐定後，興登堡注視參謀長的時間遠多於地圖。興登堡此前已度過長達45年的軍旅生涯，對自己的定位有清晰的認知，認為是魯登道夫獲得了小毛奇的信任，被寄望以奇策拯救東普魯士，而自己的任務「即便不完全是一尊擺設，也無非是以資歷和軍階為這位年輕的參謀長掃清障礙」。半小時的簡報結束後，興登堡對全部方案表示贊同，兩人隨即各自就寢。

8月23日，兩人抵達馬林堡時，得知魯登道夫在柏林的舊識、中校馬克斯·霍夫曼已按照幾乎相同的構想行事，準備將第8軍團的部隊調往西南方向以包圍俄軍。此後數日，德軍先後截獲俄軍兩位軍團司令以明碼無線電發出的行軍命令，暴露了各部位置和意圖；魯登道夫起初懷疑是圈套，但曾任駐俄武官的霍夫曼深知俄軍通訊手段的弱點，堅持情報可信，並斷言北面的俄國第1軍團司令保罗·冯·伦宁坎普不會急於南下接應第2軍團司令亞歷山大·薩姆索諾夫。

8月25日，魯登道夫偕興登堡在蒙托沃的山丘上與赫爾曼·馮·弗朗索瓦將軍會面，部署對俄軍第2軍團的包圍計劃。興登堡「如同一尊木雕巨像般佇立在旁，一言不發」，以其沉默為魯登道夫的命令提供全部所需的威望支撐。當晚，興登堡轉身說道：「先生們，我們的準備已經到位，今晚可以安心入睡了。」隨即坦然就寢，留下魯登道夫帶著敬畏、羨慕和難以置信交織的目光目送其離去。翌日戰役打響後，魯登道夫始終處於高度緊張之中：在洛鮑的軍官餐廳裡，其用雙手不停搓揉麵包屑，幕僚們都知道這是極度焦慮的徵兆；而對面的興登堡卻鎮定自若地享用晚餐，彷彿仍身處漢諾威的家中。戰役最關鍵的時刻，霍夫曼判斷魯登道夫「有些失去了鎮靜」；興登堡在私下會談中穩住了其動搖的意志，使其堅持了原定的大膽方案。

被完全孤立的俄軍第2軍團最終於8月底的坦能堡戰役中遭到毀滅性打擊：德軍俘獲95,000名未傷俘虜和500門火砲，自身傷亡約37,000人，司令薩姆索諾夫也隨之自盡。當魯登道夫準備口述戰後命令時，霍夫曼建議將命令抬頭從指揮所所在的弗勒格瑙改為附近的「坦能堡」（1410年波蘭和立陶宛聯軍曾在此擊潰條頓騎士團），魯登道夫立即採納了這一極具歷史象徵意義的命名。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戰役期間，小毛奇不顧魯登道夫明確表態「不迫切需要增援」，仍從西線抽調兩個軍東運，這些部隊既未趕上坦能堡戰役，同時又減弱了進行中的第一次馬恩河戰役德軍力量。

9月中旬，俄軍第1軍團於馬祖爾湖戰役戰敗，該戰役與坦能堡合計令俄軍損失逾310,000人和650門火砲。興登堡成為德國的民族英雄人物，而真正策劃作戰的魯登道夫和霍夫曼則鮮為公眾所知。然而東線的勝利未能改變全局，西線亞歷山大·馮·克魯克和比洛將軍的部隊在馬恩河會戰中遭受決定性失敗，奧匈軍隊亦在加利西亞嚴重受挫。1914年9月15日，埃里希·馮·法金漢取代小毛奇出任總參謀長；同日，魯登道夫的繼子弗朗茨在布孔维尔附近身負重傷。

法金漢從第8軍團抽出部分兵力組建新的第9軍團，甚至一度下令魯登道夫留任新第8軍團參謀長、企圖拆散這對搭檔，但興登堡直接向威廉二世申訴後此令被撤銷。第9軍團由興登堡、魯登道夫、霍夫曼共同指揮，9月底向華沙推進。華沙戰役中，約60個俄軍師逼近維斯瓦河，德軍在兵力上處於嚴重劣勢；霍夫曼在10月中旬的日記中寫道：「我還在指望勝利，魯登道夫已經不抱希望了。」10月底全軍撤退，付出100,000人傷亡的代價。

魯登道夫隨即策劃新的攻勢。第9軍團在5天內經鐵路北移至托倫，於11月11日發動奇襲，是為羅茲戰役，此戰俄軍雖取得了戰術勝利，但對西里西亞方面的進攻也被迫中止。魯登道夫對法金漢的軍事策略感到憤怒，後者同時在西線發動的第一次伊普爾戰役造成超過100,000名德軍傷亡，其中大部分是未經充分訓練的年輕志願兵，魯登道夫認為東線更需要這些兵力。儘管未能取得全勝，威廉二世仍在戰役結束後晉升興登堡為陸軍元帥、魯登道夫為中將。

與法金漢的角力

埃里希·馮·法金漢，小毛奇總參謀長的繼任者，專注追求西線方面的勝利而與魯登道夫持反面立場

魯登道夫與法金漢之間存在根本性的戰略分歧：法金漢認為傳統的殲滅戰略已不可行，德國應先與俄國單獨媾和、再專注於西線決勝；魯登道夫與興登堡則堅持必須在東線以軍事手段徹底擊敗俄國。1914年12月，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訪問波森的東線司令部，受興登堡與魯登道夫的樂觀情緒感染，透露了法金漢有意與俄國單獨媾和，興登堡、魯登道夫與首相對此一致抨擊。魯登道夫隨即做出一項嚴重違紀的舉動：派遣情報官哈夫滕少校以「聯絡官」名義前往最高統帥部，實則為東線爭取法金漢手中的4個新編軍。哈夫滕甚至說服皇太子和皇后為興登堡寫信施壓，但威廉二世斷然拒絕撤換法金漢，並評價魯登道夫是「品格可疑、被個人野心吞噬之人」。

1915年1月，魯登道夫進一步公然挑戰法金漢的權威：未經請示便從第9軍團抽調部隊支援康拉德的喀爾巴阡方面。法金漢立即反擊，以此為由將魯登道夫調任新編南方軍團參謀長，企圖拆散這對搭檔，法金漢認為「魯登道夫依賴興登堡的聲望，而興登堡沒了參謀長不過就是個稻草人」。魯登道夫離開波森前往南方軍團駐地蒙卡奇，但因臨行前已與興登堡草擬了一封給威廉二世請求歸還參謀長的信（興登堡甚至以辭職相威脅）而不過份擔心。威廉二世最終妥協：魯登道夫返回東線、康拉德獲得4個軍的增援、法金漢辭去兼任的陸軍部長之職，但仍保留總參謀長一職。

1915年2月，魯登道夫策劃了第二次馬祖爾湖戰役，以兩翼夾擊的方式在嚴寒中包圍俄軍第10軍團，最終俘獲110,000人、斃傷100,000人。然而興登堡本人坦承：「儘管冬季會戰取得了巨大的戰術勝利，我們卻未能將其轉化為戰略成果。」此後數月，德軍在東線持續陷入零星而激烈的消耗戰中，魯登道夫卻被排除在法金漢主導的戈爾利采—塔爾努夫攻勢之外，該攻勢交由奧古斯特·馮·馬肯森指揮，東線司令部僅被要求在北段發起牽制性的佯攻。美國歷史學家、魯登道夫傳記作者唐納德·古德斯皮德（Donald J. Goodspeed）指出興登堡、魯登道夫和霍夫曼「在不悅的沉默中注視著這一切，愛國期望與個人情緒痛苦交織」。1915年6月，魯登道夫與霍夫曼構想了一個比戈爾利采—塔爾努夫攻勢更為大膽的計劃：以第10軍團和涅曼軍團對科夫諾實施鉗形攻勢，進而切斷維爾納至彼得格勒的鐵路、深入俄軍後方，一舉將俄國逐出戰爭。魯登道夫躊躇滿志前往波森出席御前會議，但威廉二世支持法金漢的小規模攻勢計劃（僅渡過納雷夫河而非涅曼河），魯登道夫憤然返回勒岑，自此東線司令部與最高統帥部之間進入「不宣而戰」的狀態。

東線轉入靜態後，東線司令部於10月遷至考納斯。魯登道夫無法像興登堡那樣以狩獵消磨時光，但很快找到了新的興趣，開始著手治理一片面積相當於法國的佔領區。東線司令部轄下設有6個行政省，魯登道夫在其中建立起完整的行政體系，包括憲兵、法院、地方貨幣和專賣制度。為確保德國從佔領區獲取最大利益，其治理手段極為嚴厲：農民的馬匹和牲畜遭到徵用，魯登道夫本人承認「持續而沉重的徵調必然使這片土地蒙受嚴重損害」，但「除了堅持徵收別無他法」。古德斯皮德評價，魯登道夫「至少與其軍事才能一樣出色的行政能力」在此得到了充分展現，其對東方（尤其是庫爾蘭）的殖民規劃甚至比拿破崙更具野心。這段治理佔領區的經歷也為其日後的政治觀點奠定了基礎。

1916年3月，俄軍在東線發動納羅奇湖攻勢未果，但到了6月，阿列克謝·布魯西洛夫將軍對已被削弱的奧匈軍隊發動大規模攻勢，一路推進至喀爾巴阡山脈一線，同時開闢了羅馬尼亞戰線。魯登道夫對法金漢的處置愈發憤怒，向來訪者抱怨「1916年正在毫無意義地消耗於流血之中」，並與貝特曼、鮑爾中校及諸多軍方與工業界人士結成反法金漢同盟。壓垮法金漢的最後一根稻草是1916年8月下旬羅馬尼亞出乎法金漢與威廉二世預料對奧匈帝國宣戰。在此之前，法金漢已因凡爾登戰役的嚴重失利以及未能在「布魯西洛夫攻勢」中充分支援奧匈軍隊而飽受抨擊。威廉二世得知羅馬尼亞參戰的消息後也陷入極度沮喪，宣稱戰爭已經輸了。經過一夜失眠，威廉二世含淚接受法金漢辭職，任命興登堡為總參謀長。魯登道夫拒絕接受為其擬定的「總參謀部第二長官」（Zweiter Chef des Generalstabes）頭銜，自創「第一軍需總監」一職，堅持與興登堡共享一切決策與指揮權，並晉升為步兵上將。

就任最高陸軍指揮部

1917年，魯登道夫（右）與興登堡及威廉二世

魯登道夫到任後首先面對的是羅馬尼亞參戰的問題，此時西線凡爾登戰役尚未結束，索姆河戰役才剛開始不久。魯登道夫任命法金漢擔任羅馬尼亞方面的第9軍團司令。1916年12月6日，由奧古斯特·馮·馬肯森將軍率領的同盟國軍隊攻入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方面暫時穩定後，魯登道夫與興登堡得以專注於法國戰場，兩人均認為凡爾登與索姆河兩場戰役必須盡快結束。魯登道夫每日清晨8時便進入辦公室，往往直到凌晨1、2時方才就寢，處理軍事決策時亦幾乎不再徵詢威廉二世的意見。皇帝軍事內閣的馬歇爾上校私下向威廉·格勒納警告：魯登道夫「以其無邊的虛榮和傲慢」，遲早會把德國的鮮血榨乾，然後讓皇帝承擔全部罪責。

就任新職僅數月，魯登道夫便與興登堡著手變革德國的軍事工業，計畫以更激進的方式取代戰爭部的舊有戰時體制。1916年以前，國家曾明令禁止政治或軍事人物干預工業事務，但兩人對此不以為意。興登堡希望到1917年時彈藥產量增長1倍、火砲和機槍產量增加2倍，是為「興登堡計畫」；為推行此計畫，魯登道夫促成在戰爭部下設立由威廉·格勒納主管的戰爭署，統籌全國的軍工生產與勞動力分配。工業界巨頭對此持懷疑態度，但只要勞動力問題得到解決，計畫仍有施行的可能。魯登道夫長期奉行所謂「總體戰」的理念，認為必須將「祖國的經濟、體力和精神力量提升到最高水平」，帝國中每一個有能力者都應做出貢獻。1916年12月5日，《祖國輔助服務法》經政府和帝國議會批准頒布，規定15歲至60歲的適齡勞動者均須從事有利於軍事工業的工作，拒絕者將面臨罰款或監禁。首相貝特曼在審議過程中已隱然察覺到與最高陸軍指揮部之間「不可彌合的分歧」。

然而「興登堡計畫」的目標從一開始便不切實際，實施後迅速暴露諸多問題。前線士兵認為工廠工人薪資遠高於軍餉；後方工人亦不滿意，尤其在1916年嚴冬之後，飢荒蔓延、生活水準遠低於承諾，抗議活動頻頻爆發。到1917年春，計畫的失敗已成定局，魯登道夫後來亦承認該計畫「不僅不夠充分，甚至是有害的」。在政治方面，魯登道夫亦判斷失誤：其輕信波蘭佔領區軍政長官貝塞勒爾將軍的保證，認為建立一個名義獨立的波蘭王國可為德軍提供多達5個師的兵力。1916年11月5日，德奧兩國聯合宣布波蘭獨立，此舉不僅令正在進行的德俄秘密和談徹底破裂，承諾的波蘭師也始終未能兌現。

在推行總體動員的同時，魯登道夫與興登堡也面臨來自政治方面的壓力。首相貝特曼-霍爾維格於1916年9月提議考慮與協約國簽訂和平協議，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亦表態支持，但兩人斷然拒絕，深知協約國在戰場上佔有優勢，不會同意任何對德國有利的和約。魯登道夫表示：「如果德國在沒有收益的情況下締結和約，那就等於輸掉了戰爭。」和談既無可能，魯登道夫轉而寄望於潛艦戰，但其態度經歷了明顯轉變。初到普什奇納時，魯登道夫曾支持首相反對無限制潛艦戰，擔心此舉將促使丹麥和荷蘭倒向協約國；然而1916年秋德國海軍正式提出以潛艦全面攻擊協約國船隻的構想後，以統計數據論證英國將在5個月內被迫求和，魯登道夫遂逐漸轉向，與興登堡一同主張以潛艦實施海上封鎖是扭轉戰局的唯一途徑。首相與皇帝仍持反對態度，擔心招致美國參戰。然而1917年1月初的會議上，首相在軍事專業上無力反駁軍方的論據，兩人最終說服威廉二世於1月9日正式宣布實施無限制潛艦戰。

然而潛艦戰的成效遠不如預期，德國潛艦未能有效削弱英國經濟。政治家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在1917年7月6日的帝國議會演講中援引統計數據闡述了這一事實，議會隨即開始起草和平決議。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勃然大怒，次日趕赴柏林，但威廉二世向二人說明議會之事不屬軍方管轄，並命其立即返回克羅伊茨納赫。昔日好友霍夫曼後來評述，此時的魯登道夫已無耐心聽取他人意見，執意推行自己的決定，最不能容忍的便是被強加的和談提議，只接受以德國佔據優勢為前提的和約。隨後大批反對首相的人士紛紛發聲，威廉二世被迫於7月12日召集會議決定貝特曼-霍爾維格的命運。魯登道夫和興登堡得知後以辭呈相逼，首相無法接受兩位軍事統帥離去，遂於次日向皇帝請辭獲准。至此，魯登道夫和興登堡已實際掌控了整個國家。有人暗示其正走向軍事獨裁，魯登道夫以半開玩笑的口吻回應：自己「骨子裡仍是個軍校生，演不了克倫威爾」；貝特曼去職前留下一句評語：「有法金漢，我們在戰略上輸掉戰爭；有魯登道夫，我們將在政治上輸掉。」

美國參戰與俄國革命

主条目：密封列车

儘管當下魯登道夫並未預見俄國革命家弗拉基米爾·列寧影響力甚深，仍授意其自蘇黎世乘密封列车經德國返回俄國，最終引發革命與對德停戰

宣布無限制潛艇戰後不久，航運巨頭阿爾伯特·巴林曾親赴最高陸軍指揮部，竭力勸說魯登道夫不可招致美國參戰，但遭到粗暴駁回。巴林臨別時當著在場數名軍官的面含淚對魯登道夫說道：「我或許活不了多久了，但你——你在戰爭結束前就會被關進瘋人院！」1917年4月6日，美國對德宣戰，但魯登道夫始終嚴重低估了美國參戰的影響。在其看來，首要之患在於美國向協約國輸送的軍火物資，而非美國軍隊本身，魯登道夫也認為潛艇將切斷大西洋上的協約國航運，美國縱然參戰亦遠水救不了近火。昔日好友霍夫曼在此期間寫道：「我們都知道他不是政治家。他太衝動了，總是要求事情馬上就發生，但政治家必須懂得等待。」

在東線方面，魯登道夫深刻影響了俄國的戰爭走向。1917年初，俄羅斯帝國陷入劇烈的政治動盪。魯登道夫雖持續收到彼得格勒局勢緊張的報告，卻不相信革命迫在眉睫。2月底，彼得格勒爆發麵包騷亂和工廠罷工，部分衛戍部隊嘩變，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於3月退位。俄國臨時政府雖承諾繼續作戰，但由弗拉基米爾·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則主張立即與德國媾和。然而德國外交部的官員並未認真看待這些俄國革命家，認為他們只不過是「一群在廉價公寓裡圍著茶炊爭論晦澀辯證法、印發粗劣小冊子的邊緣人物」。旅居瑞士蘇黎世的列寧雖已被德國政府收買資助了兩年半，卻始終被視為國際博弈中無足輕重的棋子。此時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派遣俄國流亡革命家亞歷山大·帕爾烏斯前往克羅伊茨納赫面見魯登道夫。帕爾烏斯描述了旅居蘇黎世、身邊僅三四十名追隨者的列寧其人，並強調此人已公開承諾一旦掌權便立即與德國簽訂和約。魯登道夫聽罷當場拍板，隨即派遣特工斯克拉爾茨前往蘇黎世與列寧接洽。然而列寧素來不願冒可避免的人身風險，且深知彼得格勒局勢動盪、前途未卜，因而提出諸多條件，雙方直到4月4日方才達成正式協議。後世有說法稱魯登道夫做此決定時深感不安、已預見到列寧日後的世界影響，但此說純屬事後附會；以1917年3月的眼光而論，「魯登道夫根本無法從這位溫文爾雅的流亡者身上看出改天換地的力量」。4月9日，列寧及其同志搭乘一列享有治外法權的密封列車從蘇黎世出發，經由德國領土，於4月16日抵達彼得格勒的芬蘭車站。

1917年夏季，俄國臨時政府在西方盟國的催促下，由戰爭部長亞歷山大·克倫斯基下令在加利西亞發動攻勢，是為「克倫斯基攻勢」。魯登道夫從西線抽調6個師交給霍夫曼增援東線。俄軍攻勢初期取得若干進展，但紀律迅速瓦解、嘩變頻發。7月19日，德軍發動反攻，首日即推進15公里，塔爾諾波爾於25日陷落。至8月初，俄軍完全撤出加利西亞與布科維納，這是其在一戰中的最後一次攻勢。9月1日，德軍在奧斯卡·馮·胡蒂爾將軍指揮下攻克里加。

10月25日，列寧和列夫·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發動政變，推翻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並奪取政權。11月26日，魯登道夫收到新任蘇俄軍隊總司令尼古拉·克雷连科的電報，詢問是否可以締結停戰協定。魯登道夫對此尚有疑慮，撥通了霍夫曼的電話：「跟這種人談判有可能嗎？」霍夫曼立即回答：「完全可以。閣下需要兵力，而這是最快的辦法。」12月2日，俄國停戰代表團越過德軍防線抵達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魯登道夫終於得以將東線的80個師逐步西調，感覺「彷彿一塊大石從胸口被搬走」。然而古德斯皮德對此評價道：「這一切都只是幻覺，因為關鍵的時機已經過去了。」

興登堡防線與西線重整

主条目：1917年西方戰線戰術、興登堡防線、阿爾貝里希行動和風暴突擊隊

魯登道夫在1917年春季實施了「阿爾貝里希行動」，將西線部隊撤至後方的新防線，收縮戰線騰出了多達14個師的可用部隊，同時對佔領區實施嚴酷的焦土政策破壞行動

1917年初，魯登道夫判斷戰爭短期內無法結束，決定以防禦為優先，無論是奧匈帝國對南提洛或保加利亞對馬其頓的增援請求均予以拒絕。此時西線協約國兵力已達390萬人，德軍僅250萬。魯登道夫自1916年底開始徹底改革西線防禦戰術，恰逢索姆河戰場上第1軍團參謀長弗里茨·馮·洛斯堡上校注意到固定防線在炮火下損失慘重，提出以縱深防禦取代單線死守的構想。魯登道夫對此方案思索再三，深知在戰爭進行中大幅改變戰術是高風險舉措，但凡爾登和索姆河的人力消耗已使德國無法承受舊有模式的代價，加之其仍相信德國軍官和士兵在訓練與技術上優於對手，遂決定採納新方案，隨即為各級參謀軍官和指揮官開設專門訓練課程，並發布名為《陣地戰中防禦作戰指導原則》的新版教範。

1917年2月中旬，最高陸軍指揮部遷至更靠近西線的巴特克羅伊茨納赫。魯登道夫對此感到欣慰，不過6個月，其對東西兩線相對重要性的看法便發生轉變。索姆河戰場形成的突出部構成防線弱點，魯登道夫下令在後方修築一條名為「齊格菲防線」的堅固陣地（即「興登堡防線」），並策劃了代號「阿爾貝里希行動」的大規模撤退與破壞行動。德軍在撤退沿途約20英里縱深範圍內，房屋被夷平、樹木被砍倒、水井遭到污染、道路和橋樑悉數炸毀，平民被強制遷出。負責該方面的巴伐利亞皇儲「魯普雷希特」集團軍司令官魯普雷希特對此深感不安，一度考慮辭職抗議，最終僅拒絕親自簽署該命令。3月16日開始的撤退行動取得了完全成功：29個德國師在3天內悄然撤至新防線或預備陣地，協約國直到4月5日才沿全線恢復接觸，德軍由此縮短了戰線並挪出了多達14個師的機動兵力。

新防禦戰術的首次重大考驗於1917年4月9日發生，英軍第1和第3軍團在阿拉斯發動猛攻，加拿大軍於上午便攻佔了號稱堅不可摧的維米嶺，德軍第6軍團的三條防線均遭突破。魯登道夫後來承認：「我曾滿懷信心地面對預期中的攻勢，現在卻深感沮喪。4月9日把一切計算都付之東流。」興登堡走進其房間，用雙手握住魯登道夫的右手說：「我們過去一起經歷過比今天更危急的時刻。」事後調查顯示，突破的原因並非新戰術之失敗，而是第6軍團司令部的指揮失當，洛斯堡隨即被調來接任該軍團參謀長。數日後法軍在香檳和埃納河地區發動尼維爾攻勢，但進攻以慘敗告終：頭10天法軍即損失約134,000人，54個師先後發生嘩變。然而德軍同樣損失慘重，魯登道夫認為若非東線因俄國革命而暫趨平靜、無須分兵應付，西線德軍恐亦難以承受如此烈度的消耗。

1917年下半年，西線戰事更加膠著。英軍元帥道格拉斯·黑格從7月底開始在伊珀爾突出部發動大規模攻勢（即帕斯尚爾戰役），魯登道夫對此深感憂慮，但新防禦體系經受住了考驗。在抵禦協約國攻勢的同時，魯登道夫也在醞釀進攻手段的變革。9月攻克里加一役中，胡蒂爾將軍首次大規模運用了一套新式戰術：由炮兵專家格奧爾格·布魯赫米勒上校策劃短促猛烈的炮火急襲，再以突擊小組向縱深滲透。10月下旬，奧匈帝國告知其軍隊無力再撐過一個冬天，魯登道夫遂組建由奧托·馮·貝洛將軍指揮的第14軍團，於10月24日在托爾明諾附近以同樣的滲透戰術對義大利軍發動突擊，是為卡波雷托戰役。義大利軍全線崩潰，德奧軍隊一舉俘獲275,000人，但魯登道夫仍不滿意，認為這場勝利並未讓其更接近最終的目標。11月20日，英軍以324輛坦克在康布雷發動奇襲，6小時內奪取的陣地超過英軍在伊珀爾4個月攻勢的總和。魯登道夫緊急調集部隊，至29日再度以突擊戰術成功反攻，奪回全部失地。里加、卡波雷托和康布雷的經驗證實了新式戰術的可行性，魯登道夫隨即著手將其系統化，編纂為《陣地戰中的進攻》教範，為翌年春季的西線大攻勢奠定了戰術基礎。

「魯登道夫攻勢」與戰敗

主条目：皇帝會戰和百日攻勢

「皇帝會戰」形勢圖：魯登道夫在1918年3月至7月間先後發動五次大規模攻勢——「米夏耶爾」、「喬治特」、「布呂歇爾-約克」、「格奈森瑙」、「馬恩防禦-蘭斯」，每次攻勢各朝不同方向展開，形成多個互不相連的突出部，卻始終未能達成任何決定性的戰略目標

西線德軍的兵力如預期般增長，據估計至1918年3月已增加了30%，德國由此在整場戰爭中首次於兵力上超過協約國。然而，截至1918年1月已有超過20萬美軍抵達西線，且持續增加中。魯登道夫計畫德軍應盡快發動進攻，便早在前一年年底即開始構想春季攻勢計劃。1月初，魯登道夫與老友兼顧問霍夫曼少將之間的關係急劇惡化。霍夫曼不贊同魯登道夫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中提出的條件，認為德國只需要一圈波蘭領土便已足夠，並主張對手無法在戰場上被徹底擊敗，因此應以妥協換取和平，而魯登道夫對此絕不接受。1月2日，霍夫曼在克羅伊茨納赫陳述其立場時，魯登道夫鐵青著臉猛然起身，以尖銳的聲調對在場所有人大吼大叫，包括皇帝威廉二世在內。兩人的關係從此再未改善。儘管如此，魯登道夫仍成功爭取到了嚴苛的條約條件，條約於1918年3月3日簽署。然而「以東方和平換取西方兵力」的戰略設想並未如期兌現：直到1918年10月，東線仍牽制著約100萬名德軍；魯登道夫甚至堅持向克里米亞派兵，而佔領區所承諾的糧食和石油也因缺乏運輸設施未能如期輸回國內。

1917年11月11日，春季攻勢的首次參謀會議在蒙斯召開。魯登道夫與魯普雷希特集團軍參謀長赫爾曼·馮·庫爾將軍、德國皇太子集團軍參謀長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將軍及作戰處長格奧爾格·魏澤爾上校共同研討攻擊的時間與地點，但沒有任何一位軍團司令出席。會上考慮了三個攻擊方向：佛蘭德斯的伊珀爾至朗斯地段、法國的阿拉斯至聖康坦地段，以及凡爾登兩翼。魯登道夫選定中段主攻英軍而非法軍，理由是英軍指揮官較為遲鈍、帕斯尚爾之後英軍亦已嚴重削弱，且該地段地面較為乾燥。然而其對攻勢的定性存在戰略模糊，魯登道夫曾宣稱「戰術必須優先於純粹的戰略目標」，計畫以「一連串緊密銜接的局部打擊動搖敵方大廈，使其遲早全面崩塌」，而當魯普雷希特追問具體的作戰目標時，魯登道夫僅不耐煩地回道：「我們打開一個缺口，其餘的事自然會解決。」協約國總司令費迪南·福煦後來嘲諷此為「水牛戰略」。巴登親王馬克西米利安·馮·巴登則直接問魯登道夫若攻勢失敗將有何結果，後者則陰沉地回答：「那德國就只有毀滅一途。」霍夫曼則認為，德軍每發動一次攻勢，即便成功也必將消耗更多預備隊，而協約國只需避免徹底崩潰，即可坐等源源不絕的美軍增援。

1918年3月21日，德軍「皇帝會戰」（又稱「魯登道夫攻勢」）於法國北部聖康坦一帶正式開始，第一波展開的進攻為「米夏耶爾作戰」。魯登道夫堅持對作戰擁有完全的控制權，希望向西北方向實現有力突破，將英軍與法軍分割開來、把英軍推向大海。然而戰術上的突破遠超戰略上的成效。進攻打響後，北段奧托·馮·貝洛的第17軍團在阿拉斯方向幾乎紋絲不動，南段胡蒂爾的第18軍團卻幾乎未遇抵抗便實現了突破。然而魯登道夫在最初數日違背了自己「戰術優先」的原則：非但未將預備隊投入胡蒂爾已打開的缺口，反而繼續向屢攻不克的北段增援，同時命令胡蒂爾轉向南方的努瓦永、遠離主要目標。直到第17和第6軍團再度未能突破阿拉斯高地，魯登道夫方才改弦易轍，將9個師調給馬爾維茨的第2軍團、令其朝亞眠方向進攻，攻勢重心由此從北段轉向南段，但數日的延誤已使胡蒂爾喪失了進攻動量，法軍將領菲利普·貝當也已調派21個法軍師馳援英軍。紀律問題同時浮現：士兵發現英軍的物資補給遠勝於己方，紛紛停下搶劫倉庫和農舍、成批的士兵醉倒路旁。至4月5日魯登道夫下令停止「米夏耶爾」時，德軍已在超過40英里寬的正面突入40英里縱深、俘獲80,000餘人和975門火砲，但決定性的戰略突破始終未能實現。

「米夏耶爾」將大量英軍師引至亞眠附近集結防禦，德軍在佛蘭德斯利斯河兩岸仍有向英軍施壓的空間。4月9日，魯登道夫發動「喬治特作戰」，然而相較於「米夏耶爾」動用的60餘個師，此次僅投入11個師，規模之小使其代號從「喬治」（George）被降格為「喬治特」（Georgette，意為「小喬治」）。進攻雖於25日攻克凱梅爾山，隨即陷入停滯。魯登道夫於4月29日中止行動，深感失望；更令其憤怒的是，部分德軍師已顯露拒絕進攻的跡象，搶劫補給站和農舍以覓食的報告不斷傳來。「喬治特」失敗後，洛斯堡認定繼續發動攻勢已屬徒勞，霍夫曼早在一個月前便已得出同樣結論。魯普雷希特私下致函首相敦促啟動和談，並補充道魯登道夫本人雖已意識到時機已到，卻仍在「絕望地寄望於某種天降奇蹟」。

然而魯登道夫非但沒有轉入防禦，反而在5月底下令發動新的進攻。「布呂歇爾作戰」原本僅是一場有限的佯攻，目的是將法軍預備隊從佛蘭德斯吸引南下，為計畫中的決定性「哈根作戰」清掃北段戰場。5月27日，15個德軍師在蘇瓦松和蘭斯之間向4個疲憊的英軍師發起突擊，進展之快出乎意料：三天後部隊已抵達馬恩河，德軍再次兵臨巴黎，然而魯登道夫故態復萌，見初期的戰術成功後便考慮將這場佯攻擴大為決戰，不斷從魯普雷希特的北方集團軍抽調師南下增援，佛蘭德斯的「哈根計畫」因此被無限期擱置，再也無法實施。然而與前兩次攻勢如出一轍，防禦者依靠鐵路增援的速度始終快於進攻者徒步穿越破碎地帶的推進速度，進攻在6月5日被完全遏制。「馬恩防禦-蘭斯」行動是皇帝會戰中的最後一搏，7月15日至18日間，德國第7軍團在蒂耶里堡以東渡過馬恩河，第1和第3軍團在蘭斯以東發動進攻，但遭遇極為猛烈的抵抗，魯登道夫在次日便下令兩支軍團撤退。7月18日，福煦發動蘇瓦松方面的反攻，德軍被迫全面後撤。自「米夏耶爾」以來的四場攻勢累計使德軍損失約500,000人，其中95,000人陣亡、32,000人被俘；魯登道夫麾下原有的207個師到7月底僅剩66個堪用。

7月22日之後，主動權不可逆轉地落入福煦手中。1918年8月8日，協約國以大量坦克和飛機在亞眠發動突襲，6個虛弱的德軍師（每師平均僅剩約3,000名戰鬥人員）一觸即潰。退卻的部隊向迎面開上來的增援師高喊：「工賊」、「罷工破壞者」、「你們在延長戰爭」。魯登道夫後來稱8月8日是德國陸軍在這場戰爭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福煦隨即採用了與魯登道夫相同的戰術：在不同地點連續發動猛烈但有限的進攻，但協約國有著魯登道夫不具備的充足資源。

被解職

魯登道夫的精神狀態自春季攻勢開始後便持續惡化。其長期受失眠折磨，拒絕下放職責，事無巨細地干預各軍團的作戰指揮。6月30日下午在斯帕，魯登道夫突然陷入一場無法控制的暴怒，語無倫次地痛斥帝國議會、外交部、獨立社會黨乃至德國人民本身。其還開始寄望於一本摩拉維亞兄弟會的禱告書：「米夏耶爾」發動前的午餐席間，魯登道夫突然轉向赫爾曼·馮·蒂紹維茨（Hermann von Tiesenhausen-Tieschowitz）將軍，問道：「你知道兄弟會明天的箴言是什麼嗎？——『這是上帝選民的日子。』那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對明天的攻勢充滿信心呢？」蒂紹維茨感到錯愕，難以想像魯登道夫說這話時是認真的。

8月8日「黑日」之後，魯登道夫的精神危機更為頻繁而劇烈。阿韋訥的作戰參謀最先注意到變化，私下決定繞過興登堡，安排柏林精神科醫生霍赫海默爾博士以藉口前來最高陸軍指揮部就近觀察。霍赫海默爾為其開出增加休息和睡眠（當時每晚僅睡1至5小時）、散步、按摩等治療方案，但好轉極為短暫。曾任首相的貝特曼-霍爾維格此前曾對海軍上將格奧爾格·亞歷山大·馮·穆勒說過：「你不瞭解魯登道夫，他只有在順境中才顯得偉大。當事情不順時，他就會失去理智。我在東線就見過這種情況。」如今此言在柏林廣為傳誦，知情人士談起第一軍需總監時已稱之為「一個徹底崩潰的人」。庫爾將軍亦記載：「已無法與魯登道夫爭論任何事情⋯⋯他不斷親自安排一切細節，與所有軍團司令和參謀長通話，發出的命令常與他先前吩咐我做的完全相反⋯⋯而且情緒極度激動、不接受任何反對意見。」

1918年9月28日，保加利亞求和的消息傳來後，魯登道夫的精神徹底崩潰，據在場人員所述，其口吐白沫、倒在辦公室地板上。傍晚約六時許，魯登道夫面色蒼白、渾身顫抖地走入興登堡的辦公室，說明了停戰的必要性；興登堡握住其右手，肯定地點了點頭。次日晚上，魯登道夫向外交大臣辛慈重複了同樣的話，表示若不立即達成停戰協定，西線將演變為一場災難。然而辛慈逐漸意識到，魯登道夫似乎將停戰僅僅視為一次暫時的喘息，以便休整後重新開戰。

10月初，德國新任首相、巴登親王馬克西米連·馮·巴登致信美國總統威爾遜請求停戰。威爾遜回覆稱願意向盟國提出和平建議，但協約國的一切要求都將被無條件滿足。魯登道夫的態度隨即急劇搖擺：10月10日，經過一段時間的呼吸訓練和休息後，其語調大為轉變，聲稱60萬替補兵員可修復士氣，敵軍突破「可能但並不太可能」。首相馬克斯追問：「當這些兵員也拼光之後，我們豈非面臨更糟糕的局面？」魯登道夫答：「不可能更糟。」馬克斯反駁：「有的——德國本土遭到入侵和蹂躪。」魯登道夫只說：「還沒到那一步。」馬克斯事後寫道：「在這次會議的過程中，我對魯登道夫這個人失去了信任。」10月24日夜，魯登道夫與興登堡未經政府批准便逕自簽署一道發給全軍的命令，宣稱威爾遜的要求等同於「無條件投降，對軍人而言不可接受」，號召繼續抵抗，此舉直接違反了新頒布的憲法。兩人隨即向皇帝建言：與其接受如此苛刻的條款，繼續作戰反而更為現實。

10月26日，首相馬克斯要求皇帝解除魯登道夫的職務。皇帝在宮中將魯登道夫召入密室，嚴厲訓斥其未經授權的電報和在軍事形勢上反覆無常的立場，會面氣氛「近乎暴烈」；據報皇帝一度高聲喝道：「閣下，我必須提醒您，您是站在您的皇帝面前。」魯登道夫表示不再感受到陛下的信任，請求予以免職。皇帝向其表示感謝，接受了辭呈，並半帶諷刺地說道：「我會在社會黨人的幫助下為自己建立一個新的帝國。」魯登道夫隨即敬禮，離開了房間。興登堡半心半意地詢問是否也需要辭職，但首相表示鑒於興登堡「對德國人民的象徵意義」有必要留任，皇帝亦表同意；而興登堡自始至終「未曾為魯登道夫說一句辯護的話」。兩人離開宮殿時，興登堡提議一起乘車回去，魯登道夫斷然拒絕：「我拒絕與你有任何來往，因為你對我如此薄情。」當晚，柏林各電影院宣布魯登道夫被解職的消息時，觀眾報以持久的歡呼。

回到妻子瑪格麗特身邊時，魯登道夫簡短地宣布：「皇帝解除了我的職務。我被免職了。」瑪格麗特無法讓丈夫做更多解釋。魯登道夫久久靜坐，然後站起來大聲說道：「兩個星期之內，我們將沒有帝國，也沒有皇帝。你等著看吧。」停戰協定於1918年11月11日在貢比涅簽署。直到戰爭結束之際，魯登道夫一直住在妻子位於柏林西部租來的公寓裡，每天無聲地坐在書桌前。

戰後生活

流亡到從政

瑪格麗特，魯登道夫第一任妻子

停戰後，柏林局勢動盪，不滿的民眾到處尋找戰敗的替罪羊，過去四年推行軍事獨裁的魯登道夫成為眾矢之的。11月9日晚魯登道夫離開柏林，16日持偽造證件出國，經丹麥輾轉至瑞典。妻子瑪格麗特認為出逃有損尊嚴，獨自留在柏林。流亡期間，魯登道夫撰寫了兩卷戰爭回憶錄，以齊格菲自喻，將自己塑造為邪惡勢力的犧牲品，並大力推動「背後一刀」的論述。1919年2月底，魯登道夫判斷革命騷亂已經平息，決定回國。

魯登道夫返回柏林後受到極為優厚的禮遇，其後定居於柏林蒂爾加滕區的維多利亞街（Viktoriastraße），寓所很快成為右翼密謀的聚會中心，自由軍團領袖帕布斯特（Pabst）上尉、柏林衛戍司令瓦爾特·馮·呂特維茨將軍、沃爾夫岡·卡普及鮑爾上校等各種人士頻繁出入。魯登道夫在此期間對妻子宣稱：「革命黨人最大的失誤就是留我們這些人活著。假如有朝一日我重新掌權，絕不會手下留情。我要親手把艾伯特、謝德曼之流吊起來，心安理得地看著他們晃盪。」一日，英國軍事使團團長尼爾·馬爾科姆少將前來拜訪，魯登道夫激動地指責德國政府和人民配不上「自己的尚武祖先」，語無倫次之際馬爾科姆試圖為其歸納，問道：「您是想說，將軍，你們是被人在背後捅了一刀？」魯登道夫回道：「就是這樣！他們在背後捅了我一刀！」這句隨口的措辭日後成為納粹宣傳的核心口號。在魯登道夫的首肯下，帕布斯特組建了「國民聯合會」，租用原德意志祖國黨在謝林街的辦公室，由帕布斯特、卡普和鮑爾著手策劃推翻共和國。魯登道夫本人雖因「精神狀態不穩且時常陷入沉思」而未參與日常策劃，卻是密謀不可或缺的核心：其在軍界和財界的人脈將各方勢力串聯起來，並從工業巨頭胡戈·斯廷內斯處為國民聯合會籌得大筆資金。

1920年3月，協約國要求德國裁軍至20萬人以履行《凡爾賽條約》，國防部長古斯塔夫·諾斯克遂下令解散最激進的自由軍團，包括駐紮在柏林西郊多貝里茨的埃哈特海軍旅。呂特維茨拒絕執行裁軍令，於3月13日凌晨率5,000名全副武裝的自由軍團士兵進軍柏林，是為「卡普政變」。諾斯克在深夜緊急召集高級軍官商議，漢斯·馮·塞克特以一句冷淡的「國防軍不向國防軍開火」拒絕保衛共和政府；到場將領中僅陸軍總指揮瓦爾特·萊因哈特一人表示願意抵抗。政府在出逃前發表宣言，號召工人發動總罷工以對抗「魯登道夫之流的軍事獨裁」。清晨7時，埃哈特旅抵達布蘭登堡門，魯登道夫事後辯稱只是從維多利亞街寓所「出來散步」時偶然看到部隊，但卡普和呂特維茨同時出現的事實表明這是預先安排的會合。四人隨即在軍樂伴奏下帶領部隊穿過布蘭登堡門，經菩提樹下大街進入政府區。然而叛亂者佔領首都後無所作為：卡普無法組閣，幾乎所有被邀請的要人都拒絕參與；總罷工在數小時內令柏林全面癱瘓，電力中斷、交通停擺、自來水斷流。各地國防軍指揮官紛紛宣布效忠共和國政府，柏林一個國防軍營甚至嘩變並逮捕了本營軍官。政變發動不到五天便徹底崩潰。在最後的夜間會議上，鮑爾上校「淚流滿面地」懇求魯登道夫接掌指揮權，被其拒絕。卡普逃往瑞典，呂特維茨和鮑爾逃往匈牙利；魯登道夫再次戴上假鬍子和藍色眼鏡，匆匆逃往巴伐利亞。

逃至巴伐利亞後，魯登道夫在鄉間輾轉躲藏，1920年8月在慕尼黑南郊的路德維希斯赫村（Prinz-Ludwigs-Höhe）購置一座圍牆環繞的宅邸定居。宅邸很快成為德國民族主義者的「朝聖地」，包括阿爾弗雷德·馮·鐵必制海軍元帥和正在崛起的巴伐利亞右翼新星希特勒都曾到訪。恩斯特·羅姆後來回憶，被邀請進入路德維希斯赫的「雅致宅邸」是一項「榮譽」。儘管魯登道夫本人在1920至1921年間暫時退出公開的政治舞台，其盟友埃哈特所領導的「领事组织」卻以巴伐利亞為基地展開暗殺恐怖活動，在1921至1922年間犯下至少354起政治謀殺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兩名受害者分別是簽署停戰協定的中央黨政治家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和猶太裔工業家、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魯登道夫不僅默許「领事组织」的恐怖行動，本人也與埃茨貝格爾和拉特瑙兩起暗殺案有「初步關聯」。後來魯登道夫在著作中將埃茨貝格爾之死輕描淡寫為「德國苦難的表達」和「自衛意志」，稱殺害拉特瑙的兇手是在「執行人民的裁決」以「消滅害蟲」。

與此同時，魯登道夫的反猶思想日趨激進。定居巴伐利亞後不久即宣稱正在「研究猶太人問題」，閱讀了《錫安長老會紀要》及亨利·福特等人的反猶著作，又在私信中寫道：「我在猶太人的文字中看到了布爾什維克的所作所為。」1921年底出版的《軍事領導與政治》（Kriegführung und Politik）一書標誌著反猶思想的全面爆發：戰爭回憶錄中對「顛覆分子」的含糊暗示被赤裸裸的反猶主義所取代，書中宣稱德國的政客「主要受到與本民族完全格格不入的猶太勢力影響」，猶太人企圖「在精神上閹割我們這個民族，以便讓具有更強民族意志的他者來統治我們」。書中還提出，德國若要在未來的歐洲衝突中取勝，就必須實現「無猶化」，此一用語後來為納粹所採用。此外，魯登道夫在書中反駁了克勞塞維茨「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延伸」的經典論斷，提出「政治必須為戰爭服務」的極端主張，日後在《總體戰》一書中有更為系統的闡述。

與納粹黨結盟到啤酒館政變

主条目：啤酒館政變

啤酒館政變的參與者。魯登道夫位於中央希特勒旁邊。左起第一人為魯登道夫的繼子海因茨·佩爾內

1920年底至1921年初，魯登道夫經魯道夫·赫斯結識了納粹黨領袖阿道夫·希特勒；1921年3月，馬克斯·埃爾溫·馮·朔伊布納-里希特透過其主持的民族主義秘密結社「重建」（Aufbau）正式安排兩人會面。希特勒對魯登道夫極盡吹捧，魯登道夫也享受這份崇拜，兩人相互利用：希特勒試圖藉魯登道夫的聲望為其運動增添正當性，魯登道夫則希望利用希特勒這位群眾煽動家作為自己軍事獨裁的文宣代言人。伊恩·克肖指出，魯登道夫雖未直接指揮巴伐利亞形形色色的右翼團體，卻是將這些勢力串聯起來的「共同紐帶」，是各派都能認可的領袖人物。

1923年，法國與比利時出兵佔領魯爾區引發全國公憤，隨之而來的惡性通貨膨脹，納粹黨員人數從1922年底的8,000人暴增至1923年11月的55,000人。1923年2月，魯登道夫應斯廷內斯之邀在柏林萬湖與國防軍統帥塞克特秘密會面，提議動員民族主義武裝力量對抗法國佔領；塞克特表示歡迎準軍事力量的支援，但堅持一切部隊須歸其指揮，而魯登道夫拒絕。同年9月1至2日，10萬名右翼分子和準軍事人員聚集在紐倫堡舉行「德國日」集會，魯登道夫與希特勒在閱兵台上並肩檢閱了歷時兩小時的遊行。集會期間，原先鬆散的準軍事聯盟正式改組為「戰鬥同盟」，宣誓效忠希特勒為政治領袖、魯登道夫為軍事首腦，其政治綱領公開主張以武力推翻柏林政府。9月26日，施特雷澤曼宣佈結束魯爾地區的被動抵抗，民族主義輿論譁然。巴伐利亞政府隨即宣佈緊急狀態，任命前州長古斯塔夫·馮·卡爾為國家專員，與國家防衛軍巴伐利亞軍區指揮官奧托·馮·洛索和州警察局長漢斯·馮·塞瑟組成三頭執政體制。

儘管魯登道夫事後堅稱自己對政變毫無預謀，大量證據表明並非如此。早在8月27日，魯登道夫即與希特勒、戈林在多特蒙德附近的哈根舉行秘密會議，同意在政治事務上服從希特勒。政變計畫在11月6至7日敲定，原定11月11日舉事，因獲悉卡爾將於8日晚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舉行集會而提前行動。魯登道夫事先將全部存款從德意志銀行提出，並向步兵學校軍官通報計畫；事後查獲的政變文件上有其親筆旁注。11月7日，洛索召集高級軍官，警告一場建立「希特勒—魯登道夫獨裁」的政變即將發生。11月8日晚8時25分，希特勒率衝鋒隊闖入啤酒館內，打斷正在演講的卡爾，還朝天花板開了一槍，宣佈「民族革命已經開始」，此事件即「啤酒館政變」。隨後希特勒將卡爾、洛索和塞瑟帶入一旁，脅迫他們表態支持，但未能成功。朔伊布納-里希特隨即驅車將魯登道夫從路德維希斯赫接來，後者抵達後便向三人謊稱：「諸位先生，我和你們一樣驚訝」，隨後以務實態度展開說服，駁回三人對外國軍事干預的疑慮為「戰術問題」，堅稱國防軍不會向國防軍開火。魯登道夫迫使洛索攤牌，後者立正、手按軍刀，低聲答道：「閣下的意願就是我的命令。」塞瑟隨後亦伸手表示合作，卡爾最終讓步。六人登台向群眾宣佈新政府：希特勒任總理，魯登道夫統帥國民軍。

被當作是「啤酒館政變」領導者而登上《時代雜誌》封面的魯登道夫

然而希特勒離開處理其他事務後，魯登道夫約10時30分以各人須回崗位為由放走了卡爾、洛索和塞瑟，甚至未派衛兵隨行。朔伊布納-里希特聞訊震驚，魯登道夫厲聲呵斥：「我禁止你懷疑一名德國軍官的榮譽承諾。」隨後前往陸軍部等候洛索，卻不知後者已直奔第19步兵團營房組織反擊。凌晨2時50分，三人透過廣播撤銷前一晚的表態，宣佈取締納粹黨和戰鬥同盟。魯登道夫在陸軍部苦等近7小時，直到凌晨5時才從步兵學校副校長洛伊波爾德上校處得知真相，反覆說道「我不能相信，我就是不能相信」。

清晨，政變領導人撤回啤酒館。克里貝爾主張撤退至羅森海姆打游擊，魯登道夫駁回；約11時提議率全體人員穿過市中心遊行，以一句斷然的「我們上街！」（Wir marschieren!）終結爭論。將近正午，2,000餘名武裝人員列隊出發，在路德維希橋以武力突破州警封鎖後繼續前行。隊伍行至統帥堂前的音乐厅广场入口時，與130名州警爆發持續約一分鐘的交火，造成15名遊行者、4名警察和1名旁觀者死亡。朔伊布納-里希特胸口中彈身亡，倒下時拽住挽臂同行的希特勒，使後者肩部脫臼但逃過一劫；魯登道夫的勤務兵諾伊鮑爾同時陣亡。羅姆後來描述：「列日和坦能堡的勝利者挺身直立，不眨一下眼、不加快一步，迎著槍火穿過警察隊列。」槍聲停歇後，魯登道夫獨自走入音樂廳廣場，從容任由一名年輕警官將其帶入王宮。魯登道夫隨後致電仍固守陸軍部的羅姆，說服其和平投降，政變至此結束。

叛國罪審判於1924年2月26日開庭，至4月1日宣判。洛索和塞克特在通信中均稱之為「魯登道夫—希特勒審判」，反映出當時魯登道夫才是首要人物。庭審中主審法官對被告明顯同情，給予充分的發言空間；魯登道夫於2月29日發表冗長的辯護演說，聲稱自己介入政變始於10月21日卡爾將國防軍置於巴伐利亞控制之下那天，稱此舉為叛亂和違憲，因而需要應對。希特勒主動承擔全部責任，藉此「將自己推到了魯登道夫前方，佔據了整個民族主義運動空缺的領袖位置」。法庭判處希特勒5年監禁（實際僅服刑9個月），魯登道夫則被宣告無罪，法庭認為其愛國動機無可置疑。魯登道夫對此評論：「這是我的制服和勳章所蒙受的恥辱。」

政變失敗後，魯登道夫試圖在希特勒入獄期間奪取運動領導權，與阿爾布雷希特·馮·格雷費等人將被禁的納粹黨殘餘力量拉入新成立的「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運動」（Nationalsozialistische Freiheitsbewegung）。1924年春季大選中，民族主義各派聯合名單獲得相當成功，魯登道夫與格雷費、弗里克、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等32名代表進入國會。魯登道夫鄙視議會政治，稱國會議席是「一種懲罰」。然而運動內部很快分裂：格雷費和希特勒主張不同的方向，魯登道夫於8月在魏瑪召集各派領袖會議試圖彌合分歧，但希特勒在獄中保持沉默，各派各行其是。12月的第二次大選更在前次32個國會席位中失去了20席。克里福德指出，「啤酒館政變」及其後的鬥爭暴露了一個根本事實：「納粹運動容不下兩個領袖」。希特勒出獄後於1925年2月在《人民觀察家報》上讚揚魯登道夫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最忠誠、最無私的朋友」，但兩人的關係已不復從前，交談經常以觀點衝突而告終。

晚年與去世

位於圖欽的魯登道夫之墓

獲判無罪後不久，魯登道夫即當選國會的納粹黨議員，但在議會中毫無建樹，本人更稱國會議席是「一種懲罰」。1925年3月，總統艾伯特去世後須舉行大選，希特勒說服魯登道夫參選總統。魯登道夫幾乎未做任何競選活動，結果僅獲約285,000票，在近2,400萬張選票中占比略逾百分之一。首輪投票無人過半後，興登堡受民族主義陣營勸說出馬參加第二輪並輕鬆勝出，在77歲高齡當選威瑪共和國總統。當年夏天，新任總統興登堡兩度拒絕與魯登道夫會面，後者怒不可遏，此後再未以好話提及這位昔日的搭檔。同年9月，魯登道夫在雷根斯堡創建「坦能堡同盟」，試圖在納粹黨之外建立自己的民族主義運動，鼎盛時期成員約3至4萬人。

魯登道夫在啤酒館政變前後結識了住在慕尼黑附近圖欽村的寡婦瑪蒂爾德·馮·凱姆尼茨，後者為一名受過醫學訓練的精神科醫師，曾在慕尼黑著名精神病學家埃米爾·克雷佩林的實驗室任職，戰後以新異教主義著作聞名。在瑪蒂爾德的影響下，魯登道夫逐漸形成一套陰謀論體系，認為天主教會、國際猶太勢力和共濟會正聯合密謀摧毀德意志民族。1926年，61歲的魯登道夫與瑪格麗特離婚，同年9月在圖欽與瑪蒂爾德再婚。此後兩人定居圖欽，透過自設的出版社大量發行攻擊天主教會、共濟會和猶太人的小冊子與報刊。魯登道夫也與幾乎所有舊識反目：巴伐利亞王儲魯普雷希特曾被迫對其提起誹謗訴訟，並輕鬆勝訴，37名將軍聯署聲明將魯登道夫排除出軍官社交圈，海軍元帥阿爾弗雷德·馮·鐵必制也在被公開辱罵後永久與其絕交。與希特勒的決裂源於魯登道夫指控後者受制於羅馬教宗，並在1931年出版題為《希特勒對德意志人民的背叛——將人民出賣給羅馬教宗》（Hitlers Verrat der Deutschen an den römischen Papst）的小冊子加以抨擊。1927年8月坦能堡紀念碑落成典禮上，魯登道夫拒絕與興登堡同車同席；據稱當興登堡張開雙臂迎上前來時，魯登道夫竟轉身背對、退後五步。典禮結束後，昔日的戰友無人上前搭理，魯登道夫只得獨自走向自己的汽車。1934年興登堡去世時，魯登道夫拒絕按照全國命令為其降半旗致哀。

1933年納粹黨掌權後，「坦能堡同盟」旋即遭到取締，但魯登道夫本人因聲望而享有一種「小丑特權」（Narrenfreiheit），納粹政權願意容忍其公開批評。1935年，魯登道夫出版《總體戰》（Der totale Krieg）一書，提出「戰爭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現，因此政治必須為戰爭服務」的主張，將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的經典論斷徹底顛倒。同年魯登道夫70壽辰，國防軍高層試圖授予其元帥軍銜以示拉攏，遭到拒絕；魯登道夫對心腹坦言「元帥銜位不配我的身分」，因為其已自封更為響亮的「統帥」（Feldherr）。

經過多年疏離和多方斡旋，魯登道夫於1937年3月30日在慕尼黑接見了來訪的希特勒；據約瑟夫·戈培爾日記記載，魯登道夫見到舊日戰友時眼眶含淚。然而和解僅維持了數月。同年11月底，魯登道夫因膀胱疾病住進慕尼黑約瑟菲努姆醫院，由其多年來猛烈攻擊的天主教會派修女照護。12月20日上午8時，魯登道夫去世，享年72歲。希特勒親自扶靈，送葬隊伍沿慕尼黑街道行至統帥堂，由國防部長維爾納·馮·布隆堡元帥致悼詞，稱魯登道夫為「普魯士—德意志軍人傳統中的偉人」。流亡荷蘭的前皇帝威廉二世則委託馬肯森元帥代為出席。最終魯登道夫依照其遺囑要求葬於圖欽，而非柏林榮軍公墓或坦能堡紀念碑，並囑咐追隨者「團結在我的妻子周圍」。

評價

軍事才能

史蒂芬·克羅托夫斯基繪製的魯登道夫肖像

美國作家H·L·孟肯在1917年6月的《大西洋月刊》中如此描述魯登道夫在戰時德國的地位：「世人對他一無所知，他卻掌握著世界的命脈。」古德斯皮德在傳記結尾的總評中指出，魯登道夫主導制定的防禦和進攻戰術「展現出這場戰爭中其他任何地方均未見到、且在任何戰爭中亦罕有匹敵的戰術天才」，而行政組織才能更為突出，「堪列古往今來最偉大的軍事組織者之列」。在純軍事事務上，魯登道夫展現出令人意外的虛心，如彈性縱深防禦方案來自僅為上校的洛斯堡、滲透進攻來自蓋爾上尉、推動炮兵戰術革新的布魯赫米勒也僅為中校。古德斯皮德評價，「魯登道夫始終樂於接受新的軍事思想，而協約國的高級將領卻很少如此」。傑伊·洛克瑙爾（Jay Lockenour）梳理了同代人與後世史家對魯登道夫的歷史比較，從腓特烈大帝到拿破崙，從沙恩霍斯特到華倫斯坦，「在某些人眼中，他就是德國的克倫威爾」；克瑞里·巴內特在一戰軍事史專著《劍的承載者》中將魯登道夫列為一戰四位「最高統帥」（Supreme Command）之一，與毛奇、傑利科、貝當並列。亞歷山大·克里福德稱魯登道夫為「受性情擺布的天才」（temperamental genius），需要興登堡的沉著加以節制，唯有在不受干擾的環境中方能充分施展才華；格勒納在戰後回顧坦能堡之役時亦評價：「坦能堡之勝就是他的勝利、他的功業。此戰之後，他的不朽似乎已成定局。」羅傑·奇克林則稱「興登堡計畫」是魯登道夫實現其戰爭觀（將工業、媒體和全部人力資源納入軍事管理）的嘗試，這也是其日後於著作《總體戰》中的思想雛形。

然而在戰略層面，魯登道夫的缺陷同樣突出。巴伐利亞王儲魯普雷希特被認為是一戰德軍最優秀的高級指揮官之一，在戰時便已公開批評魯登道夫的戰略與戰術。美國軍事史學者大衛·T·扎貝克在對1918年攻勢的專題研究中，認為魯登道夫是20世紀上半葉整個德國陸軍的縮影：戰術上天賦異稟，作戰層級有缺陷，戰略上一塌糊塗；英國史家特雷弗斯（Tim Travers）則從結果論斷，「在相當程度上，德軍是被自己的攻勢打敗的」，其過度傷亡源於拙劣的戰術執行，而戰略上又未能做到貫徹始終。魯登道夫曾仰仗的防禦戰術革新者洛斯堡在戰後回憶錄中指出，「1918年7月18日是戰爭指導的確切轉折點」，最高陸軍指揮部未能認清德軍戰力已在當月嚴重受損，未及時轉入系統性重建，「最終將我們推向了戰爭結束時的境地」。接替魯登道夫職位的格勒納於1922年反思時表示：即使前兩次攻勢失敗，軍方仍固守突破鋼鐵防線的幻想，「以自我欺騙直到最後一刻」；所宣稱的勝利「是英雄壯舉的勝利，而非將帥與政治家的才智所贏得的戰略與政治意義上的勝利」。

1918年秋的精神崩潰是魯登道夫研究中爭論已久的問題，如古德斯皮德懷疑其曾經中風，奇克林認為屬「偏執或妄想性障礙」，理查·M·瓦特（Richard M. Watt）則斷言魯登道夫為「半瘋」狀態；傳記作者曼弗雷德·奈伯林則較為謹慎，轉引海因里希·曼稱魯登道夫為「瘋子」、托馬斯·曼認為此人「不值得當回事」等說法。洛克瑙爾不以為然，認為「魯登道夫的精神狀態與評價其歷史地位基本無關」，以精神疾病解釋戰後的政治極端化反而模糊了責任歸屬，「甚至有開脫之嫌」。事實上，包括鮑爾上校、霍夫曼將軍乃至皇帝威廉二世本人在內，在戰爭後期都已流露出反猶和陰謀論傾向，魯登道夫只不過是將這些在德國精英階層中普遍存在的思想推到了多數人無法容忍的地步。

與興登堡的關係

主条目：保羅·馮·興登堡

胡戈·沃格爾創作關於魯登道夫與興登堡的畫作

興登堡與魯登道夫是20世紀軍事史上相當著名的一對戰時搭檔。克里福德指出，英語世界長期將兩人視為「舊秩序的守護者」和所謂「好德國人」，即稱職保守、品格高尚的軍人，但這種印象「完全偏離現實」，兩人實則「各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深度介入政治，其觀念和行動「最終導向了納粹獨裁」。關於二人的分工，洛克瑙爾援引威瑪時期國防部長格斯勒的評述：「有一點是確定的：魯登道夫是主動進取的一方、軍事領導層的驅動力；但不能抹殺興登堡，後者以其清醒的沈著做出最終決定，僅憑威望便能發揮平衡作用。」儘管如此，奇克林仍斷言，在戰爭的最後兩年，「魯登道夫是德國最有權勢的人」。英國歷史學家馬丁·基欽將兩人共治定性為「軍事化的波拿巴主義」，以強大的民眾支持為後盾，維護精英階層的利益並壓制內部異見。

基欽進一步分析了這種「沉默的獨裁」的運作機制：最高陸軍指揮部刻意隱身於文官政府背後，將首相作為政策失誤的替罪羊，自身則以專注軍務的面目示人；矛盾的是，「最高陸軍指揮部越是藏在首相的身影之後，其權力反而越大」。魯登道夫本人在戰後回憶錄中也承認了這一策略的存在，抱怨政府「沒有充分明確地對公眾說明：掌握最高指揮權的是政府本身，而非魯登道夫將軍」。在此安排下，興登堡實際上成為魯登道夫的保護傘，霍夫曼也曾暗示過軍方和政界均有人試圖將魯登道夫撤職，但對手們深知扳倒魯登道夫就意味著興登堡隨之辭職，因此無人敢輕舉妄動。塞克特在魯登道夫被解職後不久對妻子評價道：「我確信魯登道夫是心甘情願為大局犧牲的。我承認他傑出的精力、工作能力和組織天賦。沒有他，我們在軍事上不可能堅持這麼久。」塞克特之妻多蘿西婭則更直接地指出，興登堡之所以能在1925年總統競選，其聲望應完全歸功於魯登道夫的軍事才能。

戰後，兩人就戰功歸屬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論戰，而多數時候是魯登道夫處於進攻一方。魯登道夫自封「統帥」，將一戰勝績歸於自身，始終難以接受戰爭末期威廉二世接受了魯登道夫的辭呈，卻以「為了軍隊」為由挽留興登堡一事，認為興登堡當時提出一併辭職的行為不過是惺惺作態，對皇帝挽留的順從太過輕易。此後在流亡和著述中，魯登道夫不斷強調坦能堡之役的勝利、最高陸軍指揮部的重擔全在自己肩上，而興登堡的追隨者則致力於維護老元帥作為民族象徵的地位。不過古德斯皮德認為，興登堡有其精明之處：1924年坦能堡紀念碑奠基典禮上，興登堡主動上前嘗試與魯登道夫修復關係，因為前者非常清楚「對於後世而言，魯登道夫將永遠是其傳奇中不可擺脫的分身」（德語：Doppelgänger）。然而利益考量終究難以維繫私誼。1925年興登堡當選總統後兩度拒見魯登道夫，關係徹底破裂。啤酒館政變後，兩人的政治道路也徹底分野：興登堡走上憲政之路，以保守派的民族象徵身分出任共和國總統；魯登道夫則在極端主義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其形象也因審判而名譽掃地，在選舉政治中毫無號召力。此後十餘年間，魯登道夫在公開場合和出版物中始終以最刻薄的言辭攻擊興登堡。1934年興登堡去世時，魯登道夫拒絕降半旗，亦未致唁電；但據洛克瑙爾記載，興登堡直到臨終仍保留著魯登道夫的照片。

歷史遺產

關於納粹崛起的歷史責任，克里福德認為魯登道夫的直接責任雖不如親手任命希特勒的興登堡，但不能因為「這位古怪將軍和元首之間的恩怨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笨拙，就忽視其所作所為帶來的嚴重後果」。魯登道夫自1918年9月起蓄意編造並大肆散布「背後捅刀」神話，完全出於一己之私；這套說詞使整整一代德國右翼深信民主派、左翼分子和猶太人是應該憎恨的對象，更致命的是，將他們視為潛伏於國家內部的叛國者。威瑪共和初年，魯登道夫為最激進的反共和勢力提供資金、人脈和軍方庇護。啤酒館政變若沒有魯登道夫的軍界聲望，根本不可能發動；政變失敗後，正是他決定帶隊上街，才使這場未遂政變以流血收場而非悄然瓦解，從而成為納粹黨創黨神話的一部分。

基欽認為，魯登道夫的最高陸軍指揮部體制在德國歷史上是從俾斯麥的波拿巴主義過渡到希特勒法西斯獨裁的中間形態：「最高陸軍指揮部與法西斯主義的目標何其相似，無須逐一列舉；從前者到後者的意識形態脈絡同樣一目了然。」洛克瑙爾則著重剖析了圍繞魯登道夫建構的神話：在追隨者的敘事中，魯登道夫被比作日耳曼傳說中隻手屠龍的英雄齊格菲；他死後數十年，瑪蒂爾德及其信徒仍然利用這一「屠龍者」形象動員極端民族主義運動。古德斯皮德的結論最為直白：「魯登道夫竟握有如此大權，對德國和全世界都是一場災難。當然有人能更稱職地擔此重任——格勒納、霍夫曼或塞克特——但在威廉二世的帝國裡，這些人恰恰因為溫和持重而無緣獲得最高統帥部的任命。」克里福德在全書末尾以一句話為兩位將軍的歷史角色蓋棺論定：「全世界都為魯登道夫的瘋狂與興登堡的昏庸付出了慘痛代價。」

榮譽

德意志帝國

• 普魯士王國 功勳勳章（1914年8月8日）；加橡葉（1915年2月23日）
• 普魯士王國 大十字勳章（1918年3月24日）
• 普魯士王國 鐵十字勳章：一級及二級（1914年版）
• 普魯士王國 紅鷹勳章：大十字級，帶橡葉及佩劍（1917年6月29日）
• 普魯士王國 霍亨索倫王室勳章：帶星大指揮官十字級
• 普魯士王國 軍官服役獎章（25年）
• 普魯士王國 皇帝威廉百年紀念獎章
• 巴伐利亞王國 馬克斯·約瑟夫軍功勳章：騎士十字級
• 薩克森王國 軍事聖亨利勳章：騎士十字級（1914年12月21日）、 一級指揮官級（1917年11月13日）、 大十字級（1918年5月7日）
• 符騰堡王國 軍功勳章：指揮官十字級（1915年）、 大十字級（1918年）
• 巴登大公國 策林根獅子勳章：二級指揮官級
• 奧爾登堡大公國 彼得·腓特烈·路德維希公爵家族與功勳勳章：帶劍及月桂（1918年10月29日）
• 梅克倫堡-什未林大公國 軍功十字勳章：二級
• 薩克森-邁寧根公國 戰功十字勳章

外國

• 奧匈帝國 軍事瑪麗亞·特蕾莎勳章：大十字級（1918年3月26日）
• 奧匈帝國 軍功十字勳章：帶戰爭勳飾及佩劍大十字級（1917年7月28日）
• 奧匈帝國 利奧波德勳章：大十字級（1917年）
• 奧匈帝國 法蘭茲·約瑟夫勳章：帶星指揮官級（1913年）
• 奧匈帝國 大金質軍功獎章，配軍功十字勳章綬帶（1918年3月26日）
• 芬蘭 自由十字勳章：帶劍大十字級

參考書目

• Asprey, Robert B. The German High Command at War: Hindenburg and Ludendorff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1. ISBN 978-0-6880-8226-0 （英语）. 
• Barnett, Correlli. The Swordbearers: Supreme Command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3 （英语）. 
• Blaxland, Gregory. Amiens 1918. Wa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W. H. Allen. 1981. ISBN 0-352-30833-8 （英语）. 
• Clifford, Alexander. Hindenburg, Ludendorff and Hitler: Germany's Gener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azis. Havertown: Pen & Sword Books Limited. 2021. ISBN 978-1-52678-333-2. OCLC 1321790607 （英语）. 
• Cecil, Lamar. Wilhelm II: Emperor and Exile, 1900 – 194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ISBN 978-0-8078-2283-8 （英语）. 
• Clark, Alan. Suicide of the Empires: The Battles on the Eastern Front 1914-18. New York: American Heritage Press. 1971. ISBN 978-0-0701-1125-7 （英语）. 
• Dornberg, John. The Putsch That Failed: Munich, 1923 - Hitler's Rehearsal for Power.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2. ISBN 029778160X （英语）. 
• Feldman, Gerald D. Army, Industry and Labor in Germany 1914–191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ISBN 978-0-85496-764-3 （英语）. 
• Fest, Joachim C. Hitler. 由Winston, Richard; Winston, Clara翻译.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ISBN 9780156027540 （英语）. 
• Goodspeed, Donald J. Ludendorff; genius of World War I.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6 （英语）. 
• Hardach, Gerd. The First World War: 1914-1918. London: Books Ltd. 1977. ISBN 978-0-7139-1024-7 （英语）. 
• Hart, Peter. The Great War.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4. ISBN 978-1-84668-247-6 （英语）. 
• Holmes, Richard. The Western Front. London: BBC Books. 2008. ISBN 978-1-8460-7582-7 （英语）. 
• Horsfall, Jack; Cave, Nigel (编). Cambrai: The Right Hook. Barnsley: Pen & Sword. 1999. ISBN 978-0-85052-632-5 （英语）. 
• Keegan, John. The Mask of Command. London: Pimlico. 2011. ISBN 9781446498149. OCLC 1480248621 （英语）. 
• Kitchen, Martin. The Silent Dictatorship: The Politics of the German High Command under Hindenburg and Ludendorff, 1916–1918. London: Croom Helm. 1976. ISBN 0841902771 （英语）. 
• Kershaw, Ian. Hitler, 1889-1936: Hubri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ISBN 0-14-028898-8 （英语）. 
• King, Jere Clemens.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Walker. 1973. ISBN 978-0-8027-2047-4 （英语）. 
• Lockenour, Jay. Dragonslayer: The Legend of Erich Ludendorff in the Weimar Republic and Third Reich.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 ISBN 978-1-5017-5459-3 （英语）. 
• Parkinson, Roger. Tormented warrior: Ludendorff and the Supreme Command.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8. ISBN 0-340-21482-1 （英语）. 
• Rothenberg, Gunther E. 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76. ISBN 978-0-9111-9841-6 （英语）. 
• Showalter, Dennis E. Tannenberg: Clash of Empires. Hamden: Archon Books. 1991. ISBN 978-0-2080-2252-3 （英语）. 
• Sondhaus, Lawrence. 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 Architect of the Apocalypse. Boston: Humanities Press. 2000. ISBN 978-0-391-04097-7 （英语）. 
• Steigmann-Gall, Richard. The Holy Reich: Nazi Conceptions of Christianity, 1919–194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ISBN 0-521-82371-4 （英语）. 
• Terraine, John. The Road to Passchendaele: The Flanders Offensive 1917, A Study in Inevitability. London: Leo Cooper. 1977. ISBN 0-436-51732-9 （英语）. 
• Tiainen, Jani. Suomen kunniamerkit / The orders, decorations, and medals of Finland. Tampere: Apali. 2010. ISBN 978-952-5877-03-8 （芬兰语）. 
• Tschuppik, Karl. Ludendorff: The Tragedy of a Military Min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2. ISBN 083717788X （英语）. 
• Tucker, Spencer. The Great War: 1914–1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ISBN 0-253-33372-5 （英语）. 
• Wheeler-Bennett, John W. Brest-Litovsk: The Forgotten Peace, March 1918. London: Macmillan. 1963 （英语）. 
• Zabecki, David T. The German 1918 Offensives: A Case Study in The Operational Level of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6. ISBN 978-0-415-35600-8 （英语）. 
• Zuber, Terence. Ten days in August: the Siege of Liège 1914. Gloucestershire: The History Press. 2014. ISBN 978-0-7524-9144-8 （英语）. 
• Ritter-Orden. Hof- und Staatshandbuch der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n Monarchie. Vienna: K.K. Hof- und Staatsdruckerei. 1918 [2026-02-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4-10） （德语）. 
• Erich Friedrich Wilhelm Ludendorff. The Prussian Machine. [2026-02-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5-12-25） （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