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巴布 (巴哈伊信仰先知)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重定向自巴孛）
赛义德

巴孛
以色列海法的巴孛圣陵
个人资料
出生
阿里·穆罕默德

(1819-10-20)1819年10月20日
设拉子，伊朗
逝世1850年7月9日(1850-07-09)（30歲）
大不里士，伊朗
死因枪决
墓地巴孛陵寝
32°48′52″N 34°59′14″E / 32.81444°N 34.98722°E / 32.81444; 34.98722
宗教信仰巴比教
國籍伊朗人
配偶哈迪婕-苏尔坦（1842–1850）
兒女艾哈迈德（1843–1843）
父母米尔扎·穆罕默德·里达（父）
法蒂米·巴古姆（母）
知名于巴比教的创始人
巴哈伊信仰的核心人物
职业商人
圣职者
Relatives阿夫南

巴布（Báb，1819年10月20日—1850年7月9日），原名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波斯文：سيد علی ‌محمد），是巴比教的创立者，[1] 亦为巴哈伊信仰的核心人物之一。巴布在其大量著作中表明自己是“神的显现”，其地位可等同于摩西、耶稣与穆罕默德等先知，所受启示之深广可媲美妥拉、福音书与古兰经等。[2][3][a]他宣称，这一道新的启示将释放实现全球团结与和平所必需的创造性能量与能力。[5]

他以巴布（the Báb）作为自己的称号，意即“大门”[b]，可以看出，此称号有着特殊的灵性涵义。[7] 他宣称其使命的核心目的是为一位比他更伟大的灵性之光的降临作准备——这位人物是世界诸大宗教所预言的那一位；他把这位应许的救主称为“上帝将使其显现者”。[8] 巴布是通向这位救世者的“门”，而这位人物带来的的信息将传遍全世界。[9]

巴布于1819年10月20日出生在设拉子，出身于侯赛尼家系的赛义德家族；其家中多数人在设拉子和布什尔从事商业活动。[1] 他是卡扎尔王朝时期来自设拉子的一名商人，1844年，年仅25岁的他创立了巴比教。在随后的六年里，巴布撰写了大量书信与著作，包括废除伊斯兰教法和诸多传统，创立了一种新宗教，并提出以团结、爱与服务他人为核心的新社会秩序。[10][6][11] 他鼓励学习艺术与科学，[12] 推动教育现代化，[13] 并改善女性地位。[14] 他提出了“渐进启示”的概念，强调宗教的延续与更新。[15] 他亦重视伦理，[16] 独立探求真理，以及人的高贵。[17] 此外，他还对婚姻、离婚与继承作出规范，并为未来的巴比社会拟定规则，只是这些规定未付诸实施。[12] 在所有论述中，巴布始终将他自己的启示与律法置于那位应许者的背景之中加以阐述。不同于以往宗教对应许者的零星提及，作为巴比教奠基性经典的波斯文《巴扬经》的首要焦点，即在为那位应许者的到来作准备。[18] 巴布在下层民众、贫者以及城中的商人、手工业者与部分村民中颇受欢迎。[19] 然而，他遭到正统教士与政府的反对并最终被处决，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也遭受迫害，这些追随者被称为巴比教徒。[20][c]

巴布被处决时，他被绑在大不里士的一个公共广场上，面对由750支步枪组成的行刑队。第一轮齐射之后，人们发现巴布不见了，后来又被找到并带回广场。他最终死于第二轮齐射。关于细节的记载各不相同，但都一致认为第一轮齐射未能将他击毙。[d]这一广为记载的事件增加了人们对他的兴趣。[22] 他的遗体被秘密地保存并辗转转移，直到1909年被安葬在由阿博都-巴哈在卡梅尔山坡上为其建造的巴孛陵寝中。

在巴哈伊信徒看来，巴布在其宗教中的角色类似于犹太教中的以利亚或基督教中的施洗约翰：各自宗教的先驱或奠基者。[23] 对巴布作为神圣使者的信仰延续至现代，体现在拥有约八百万信徒的巴哈伊信仰之中，[24] 其创始人巴哈欧拉于1863年宣称自己是巴布预言的应验者。到19世纪末，大多数巴比教徒已成为巴哈伊信徒。[25] 巴哈伊信徒将巴布视为上帝的显现者，与亚当、亚伯拉罕、摩西、琐罗亚斯德、克里希那、佛陀、耶稣、穆罕默德以及巴哈欧拉同列。[26]

背景

[编辑]

早年生活

[编辑]
巴布在十岁之前的书法练习

巴布于1819年10月20日（1 穆哈兰姆 1235 AH/27 梅赫尔 1198 SH）生于设拉子，父亲为该市一位中产阶级商人，取名为阿里·穆罕默德。[23] 他是赛义德，为穆罕默德的后裔，其父母双方都可将其家系追溯至侯赛因·本·阿里。[27] 其父为穆罕默德·礼萨，母亲为法蒂玛（1800—1881），是设拉子一位显赫商人的女儿。她后来成为巴哈伊信徒。他在年幼时父亲去世，由其舅父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一位商人）抚养长大。[28][29]

在设拉子，他的舅父把他送到一所传统的maktab初等学校，他在那里读了六七年。[1] 与当时学校课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正式而正统的神学——其中包括法学与阿拉伯语语法——相比，巴布自幼便倾向于数学、书法等鲜有人研习的非传统科目。巴布对灵性、创造力与想象力的专注极大地挑战和激怒了他的教师，而这种倾向在19世纪波斯学校体系的氛围中难以被容忍。[30] 这使巴布对教育体制感到失望；此后他嘱咐成人应以尊严对待儿童，允许他们拥有玩具并参与游戏[31]，且绝不要对学生发怒或施以苛厉。[32]

在15至20岁之间的某个时候，他加入了他舅父经营的家族生意——一家贸易行，并在伊朗的布什尔市成为一名商人，该市靠近波斯湾。[28] 作为商人，他以经商中的诚实与守信而闻名，其业务主要与印度、阿曼和巴林进行贸易。[33] 他的一些早期著作表明，他并不喜欢经商，而是热衷于研读宗教文献。[1]

婚姻

[编辑]

1842年，他23岁，遵从母亲的意愿，娶了20岁的哈迪洁-苏丹·贝古姆（1822—1882），她是设拉子一位显赫商人的女儿。[34] 这桩婚姻事实证明很幸福，尽管他们唯一的孩子——一名叫艾哈迈德的男孩——在出生当年（1843年）就去世了[35]，而哈迪洁此后再未怀孕。这对年轻夫妇与巴布的母亲一起住在设拉子一所朴素的房子里。后来，哈迪洁成为了巴哈伊信徒。[35]

谢赫派运动

[编辑]

18世纪90年代，在伊拉克，谢赫·艾哈迈德（1753－1826）在什叶派内部开创了一种宗教学术思潮。他的追随者（后来被称为谢赫派）期待通过马赫迪、隐遁伊玛目，或隐遁伊玛目的代理人的显现而即将重新获得神圣的引导。他对伊斯兰教义采取较少字面主义的解读；例如，他教导说穆罕默德的物质身体并未在登霄中升天，[36]并且所期待的死人复活是属灵性质的。[37] 谢赫·艾哈迈德与当时正统的什叶派神学家发生冲突，并于1824年被指为异端。[38]

谢赫·艾哈迈德去世后，领导权转移给卡齐姆·拉什提（1793–1843），并强调伊斯兰历1260年（公元1844年），即第十二任伊玛目进入小隐遁后的一千个阴历年。[39] 1841年，巴布前往伊拉克朝圣，并在卡尔巴拉及其周边停留了七个月，[40] 在那里他聆听了卡齐姆·拉什提的讲座。[40] 1843年12月他去世之际，卡齐姆·拉什提劝告其追随者离开家园，去寻求马赫迪；据其预言，马赫迪将很快显现。[28] 其中一位追随者穆拉·侯赛因在一座清真寺守夜祈祷四十天后，前往设拉子，在那里与巴布相遇。[41]

性格与外貌

[编辑]

资料常将巴布描述为温和、早熟，或极具智慧之人。[23] 一位爱尔兰医生形容他“为人极其温和，外貌清秀，身材略显矮小，就波斯人而言肤色很白，嗓音圆润柔和，令我印象深刻”。[42] 守基·阿芬第提到“巴布温⽂尔雅，朝⽓蓬勃，极富魅⼒，为⼈⽆⽐谦和、恬静沉着，⾔辞极具感召⼒”[43] 据称，他的人格“吸引了许多与他相遇的人”。[44]

宣示

[编辑]

作为宗教领袖，巴布的使命始于一个梦：他饮下了自伊玛目侯赛因被撕裂的咽喉滴落的七滴鲜血——在什叶派伊斯兰中，侯赛因是一位重要烈士与牺牲的象征。[34][33] 尽管他先前更倾向于传诵《古兰经》，但自此梦后，他便能撰写自己的经文与祈祷词，宣称源自神圣启示。1844年4月，他的妻子哈蒂哲成为最早相信其启示的人。[45]

据称并由其妻见证，巴布第一次受宗教启发的经历约发生在1844年4月3日傍晚。[45] 巴布首次在公众面前表露其使命感，是在穆拉·侯赛因抵达设拉子之后。5月22日晚，巴布邀请穆拉·侯赛因到其家中[e]，穆拉·侯赛因向他讲述自己在寻找卡齐姆·拉什提的可能继承者——那位“应许者”。巴布自称正是此人，并且是神圣知识的持有人。[1] 穆拉·侯赛因成为第一位接受巴布主张——即其为受神启示之人并很可能是卡齐姆·拉什提继承者——的人。[28][1] 巴布对穆拉·侯赛因的一切问题都作了令人满意的回答，并且在其面前以极快速度写就一部长篇塔夫西尔，即对《优素福章》的评注，名为“Qayyúmu'l-Asmáʼ”，被视为巴布的第一部启示作品。[28] 这一日期后来被定为巴哈伊教的圣日。

生命字母

[编辑]

穆拉·侯赛因成为巴布的第一位门徒。在随后的五个月内，赛义德·卡齐姆·拉什提的另外十七位弟子也承认巴布为上帝的显现。[46] 其中有一位女性——诗人法蒂米·扎林·塔吉·巴拉格哈尼，后来获赐名号“塔希丽”（纯洁者）。这18位弟子后来被称为“生命字母”（每个灵魂包含“上帝之灵”的一个字母，合而成“圣言”），并被赋予在伊朗和伊拉克传播这一新信仰的使命（被理解为亚伯拉罕唯一信仰的回归或延续）。[1] 巴布强调这18人的灵性地位；他们与他本人一起，构成其宗教的第一个“合一”[47]，即阿拉伯语术语wāḥid（“合一”），其按阿卜贾德数字的数值为19。巴布的著作《波斯巴扬》将“生命字母”的象征身份解释为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十四无瑕者：穆罕默德、十二伊玛目和法蒂玛，以及四位大天使。[47]

旅行与囚禁

[编辑]

在十八位“生命字母”承认他之后，巴布和库杜斯启程前往麦加和麦地那朝觐，这两座城市是伊斯兰的圣城。[1] 在克尔白（位于麦加），巴布公开宣称自己是卡伊姆（Qa'im），[48] 并致信麦加谢里夫（克尔白的监护者），宣告他的使命。朝觐结束后，巴布与库杜斯返回布什尔，在那里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了彼此。

瓦基勒清真寺，设拉子

库杜斯前往设拉子的行程使总督侯赛因·汗注意到了巴布的宣称，他拷打了库杜斯，并于1845年6月传召巴布前往设拉子。[49]

巴布被软禁在他叔父家中，直到1846年9月该市爆发霍乱疫情。[1] 获释后，他启程前往伊斯法罕。在那里，许多人前往主麻伊玛目的宅邸探望他，该人对他表示同情。巴布在一次非正式聚会上与当地教士辩论，并展示了他即兴作经文的速度，因而名声大噪。[50] 在他的支持者、伊斯法罕总督曼努切赫尔·汗·戈尔吉去世后，省内教士的压力促使穆罕默德·沙阿于1847年1月下令将巴布押解至德黑兰。[51] 在德黑兰城外的营地逗留了数月后，且在巴布尚未得见沙阿之前，首相便将他送往该国西北隅的大不里士予以拘禁。[1]

伊朗马库的堡垒（2008年）

在大不里士停留40天后，巴布被转押至靠近土耳其边境的伊朗伊朗阿塞拜疆地区的马库堡垒。在那里被囚期间，巴布开始撰写其最重要的著作《巴扬经》，但未完成。由于巴布在马库的声望不断上升，甚至连马库总督也皈依，首相遂于1848年4月将他转押至奇赫里格（Chihríq）堡垒。[28]在那里，巴布的声望同样提高，狱卒也放宽了对他的限制。

在大不里士的审判

[编辑]

参见：巴布在大不里士受审

1848年6月，巴布被从奇赫里格押解至大不里士，在一批伊斯兰教士面前以叛教罪受审。途中，他在乌尔米耶停留了10天，期间绘制了其唯一已知的肖像；其副本后来被送给巴哈欧拉，并仍藏于巴哈伊世界中心的国际档案馆。[52]

这场由王储出席的审讯发生于1848年7月，涉及众多当地教士。他们就其主张的性质及其教义审问巴布，并要求他显现奇迹以证明其神圣权威。他们劝诫他收回其主张。关于此次审讯，现存九份目击者的报告，其中数份可能出自更早的来源。其中六份为穆斯林撰写的记载，将巴布置于不利形象。[53]

在这九个来源中共记录了62个问题：其中18个仅见于一个来源，15个见于两个，8个见于三个，5个见于四个，13个见于五个，3个见于六个。不计“是”与“他没有回答”之类的回复，剩下的答案只有35个：其中10个仅见于一个来源，8个见于两个，6个见于三个，3个见于四个，2个见于五个，5个见于六个。在全部九个目击者来源中，仅有一个答案同时出现，即巴布宣称：“我就是你们期待了一千年的人。”[53]

这场审判并未得出决定性的结果。一些神职人员主张判处死刑，但因巴布颇受欢迎，政府向他们施压，要求作出从轻判决。政府还请医学专家认定巴布精神失常，以避免对他执行死刑。此外，政府很可能为挽回颜面并安抚神职人员，而散布关于巴布撤回其主张的谣言。[54]

作为反巴比教运动的主要推手，谢赫伊斯兰并未出席对巴布的审判；他下达了一项附条件的死刑判决：若认定巴布神志清醒，则处以死刑。随后又发布法特瓦，认定巴布构成叛教，并声明：“顽固的叛教者的悔改不被接受；之所以推迟对你的处决，唯一的原因是对你的心智是否健全仍存疑。”[54]

太子的医生William Cormick为巴布进行了检查，并依政府要求设法寻找从宽处置的理由。[53] 这位医生的意见一度使巴布免于处决，但教士们坚持改以施以肉刑，于是巴布遭受了鞭打脚心——在脚底被鞭打20下。[54]

审判结束后，巴布被下令送回切赫里格堡垒。

宣示

[编辑]
1846年9月，巴布在设拉子的Masjid-i-Vakíl这座讲坛上向民众发表讲话。

在他早期的著作（1844—1847年）中，巴布将自己自称为“门”（báb），意指隐遁伊玛目的四位代理人，其中最后一位于公元941年进入隐遁。到了后期的著作中，巴布更明确地宣示自己的身份为隐遁伊玛目以及来自上帝的新使者。[55][56]

巴布的不同宣称之性质，以及不同群体对其的理解，十分复杂。反对者认为，这些不断变化的宣称反映了巴布自身不断变化的抱负；支持者则将其描述为对一个连贯身份的审慎而渐进的揭示。[57] 例如，巴布的第一部著作为仿照《古兰经》的风格所作，这在当时很容易被识别为一种对启示的宣称。[57] Saiedi 写道：

他在被流放至马库之前的早期著作，对其真实宣称语义含糊，以便使人们为其随后揭示自身真实地位作好准备。[56]

据 Manuchehri 所言，采取先自居较低身份的策略，旨在为隐遁伊玛目的出现营造期待，同时也为了避免迫害与监禁，因为公开宣称拥有马赫迪身份可能会迅速招致死刑。在其公开宣告的最初几个月里，这种谨慎策略基本上以最小的争议换取了最大的关注。[58]

他逐步展开其主张的方式在公众与部分追随者中都引起了困惑。一些早期信徒将他视为拥有神圣权威的上帝的使者，这在巴比社群内部引发了分歧。[58] 尽管巴布意图以谨慎的方式传达他的信息，他的许多追随者，如塔希丽，仍然公开宣告应许的隐遁伊玛目与马赫迪的来临。[58]

《Qayyūm al-asmā》是巴布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它将其作者认定为上帝的使者，延续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及其前人一脉。此注释面向全人类，屡次提及世界各民族以及东西方的统治者，邀请他们接受一个“奇妙”的、带来灵性与社会更新的新事业。[59] 在这部注释的许多地方，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以传统的穆斯林头衔“巴布”（意为“门”）自称，尽管从上下文可见，他赋予这一称号的灵性内涵与先前相关的任何意义迥然不同。[7] 在一个层面上，他使用“门”这一称号旨在减弱其作为独立的上帝使者之宣称所带来的挑战性；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对于那些把握其主张含义的人而言，这一称号指向他作为先驱、即“巴之门”的角色 – 指的是巴哈欧拉，这位为世界主要经文所预指的普世先知。[60][f]

巴布被囚于马库，标志着他生平与使命的一个关键时刻。在这九个月的囚禁期间，他公开宣示自己的地位为应许的马赫迪（Qá’im；即隐遁的伊玛目），并废除了伊斯兰教的社会律法。巴布解释说，他在其传教早期，出于怜悯，坚持古兰经的律法，以便让人们更易过渡，避免以一次新的启示使他们不安。他有意遮蔽自己的真实身份，以确保他的信息能够为大众逐步理解。甚至他的称号“巴布”（“门”）也是为减轻他自称为神的显现所带来的冲击而选定的。[61] 他说：

思量那位应许者所赐予的无数恩惠，以及他所倾注的慈恩洪流——正是这些恩泽遍及伊斯兰信众，使他们得以获得拯救。确然，观之：那位代表万有之源者，那位阐明“我确是真主”这一经文者，如何将自己认定为“门”（巴布），以迎接那位应许的卡伊姆——穆罕默德的后裔——的到来；并且在他的第一部经典中，命人遵守《古兰经》的律法，使人们不致因一部新经典和一次新启示而心生惶惑，而是发现他的信仰与自身信仰相似之处，或许因此不至背离真理，不至忽视他们被召唤而存在于世的真正目的。 [61]

处决

[编辑]
位于大不里士的军营广场，巴布即在此被处决

1850年中期，新任首相阿米尔·卡比尔[62]下令处决巴布，原因可能是各地巴比教徒起义相继失败，加之该运动的人气似乎正在衰退。巴布被从切赫里格押解回大不里士，以枪决处死。行刑前一夜，在他被押往牢房的途中，一位来自佐努兹的年轻巴比教徒穆罕默德－阿里（阿尼斯）恳求与他一同殉道，随即被逮捕，并与巴布关在同一间牢房。

1850年7月9日清晨（希吉来历1266年沙阿班月28日，AH），巴布被带到他被囚禁的兵营院子。成千上万的人聚集起来观看他的处决。巴布和阿尼斯被悬挂在墙上，一支规模庞大的行刑枪队整装待发。[1] 众多目击报告——其中包括西方外交官的记述——都叙述了随后发生的结果。[g] 下达了开火的命令。关于细节的记载有所不同，但都一致认为第一轮齐射并未将巴布击毙；子弹反而射断了把他们悬在墙上的绳索。[h] 又调来第二支行刑队，并再次下令开火。这一次巴布遇害。[1] 在巴比教与巴哈伊信仰的传统中，第一轮齐射未能杀死巴布被认为是一个奇迹。巴布与阿尼斯的遗体被抛入沟渠中，被认为遭犬啮食，此举遭到当时的英国驻德黑兰公使贾斯廷·希尔的谴责。[1]

遗骸由少数巴比教徒秘密营救并隐藏起来。随后，这些遗骸按照巴哈欧拉、继而阿博都-巴哈的指示被秘密转运，经由伊斯法罕、克尔曼沙赫、巴格达、大马士革、贝鲁特，并于1899年由海路运至位于卡梅尔山下平原的阿卡。[63] 1909年3月21日，这些遗骸被安葬在阿博都巴哈为此而建的巴孛陵寝内，地点位于今以色列海法的卡梅尔山上。其附近的巴哈伊世界中心欢迎游客参观花园。

教义与遗产

[编辑]

巴布教义的核心，是呼吁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的团结与和谐，标志着人类历史一个新阶段的来临：[64][65]「如同一棵树上的叶与果，或可使你们彼此成为安慰的泉源……你们都应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66] 因此，巴布强调的是一种普世伦理视角，包括在信徒与非信徒之间不作区分的道德要求，以及承认他人的客观需要。[67] 这些教导旨在为「人类的革命性转变」奠定基础。[68]

最终，巴布解释说，人类的幸福与福祉取决于依照黄金法则对待他人，尤其是避免使他人悲伤；并使万物——无论是自然之物还是人造之物——臻于完善，这一过程即是为万物注入美与灵性目的。[69][70] 由此，文明本身成为一项神圣的事业；巴布指出，只有当人们将自己的“目光注视于巴哈欧拉的秩序”时，这一任务方能被理解。[71] 正如赛义迪所强调的，“巴布著作的更广泛重要性在于其与巴哈欧拉著作的不可分割的关联……”[72]

巴布的教义对上帝、宗教与先知等观念作出新的诠释，并相应地重新解释诸如天堂、地狱与复活等宗教概念。[73] 渐进启示、宗教的延续与更新，[15] 教育现代化，[13] 提升女性地位，[14] 废除祭司制度，[17] 强调伦理，[16] 独立探求真理与人类的高贵，都是巴布教义中的关键教导。[17] 其教义的另一项根本重点，是他强调一位弥赛亚式人物的来临，他常将其称为“上帝将使其显现之人”。[74] 巴布始终在这位应许之人的语境中讨论他自身的启示与律法。与先前诸宗教仅偶尔以暗示提及应许之人不同，巴比教教纪的母书《巴扬经》的主要焦点，就是为“上帝将使其显现之人”作准备。[18]

关键原则

[编辑]

巴比教的一个核心信念是宗教持续演进的观念。[75] 上帝通过先知逐步启示其旨意；随着人类的进步，神圣教导也变得更为全面而精细。[76] 每一种宗教都是为回应其时代特定的社会需求而兴起，超越其前一宗教，但最终又会引向一种更为完美的宗教的出现。[77][15] 这些先知被视为上帝在世间的完美映照。[15] 他强调先知的统一性，将他们比作映照同一轮太阳（上帝）的镜子。[15] 此外，巴布主张神圣启示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历史上不断会有新的先知出现。[15]

巴布将复活重新诠释为旧宗教的衰落及其通过新的启示而复兴，并非世界末日。他用季节的隐喻来说明这种循环性的进程。[73] 他主张，正如树木在冬季似乎死去，却在春季重新萌发，宗教也会经历衰落与复兴的时期。[73] 这一理念包容历史变迁与人类能动性，并倡导一种面向未来的视角。[73]

巴布将宗教视为一种由上帝意志与人类历史阶段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动态现象。他否定将宗教视为上帝意志的绝对且不变的强加的传统观点。[15] 宗教如同人类一样，是一种动态且进步的现实。[15]

不同于较早的宗教只偶尔暗示未来的先知，巴比教典籍《巴扬经》以一位比巴布自身更为崇高、被称为“上帝将使其显现者”的救世主为核心。[18] 巴布把自己的使命看作是为这位应许者铺路。[74] 据描述，这位人物具有一切神圣属性，并拥有与上帝相等的权威。[78] 巴布鼓励通过独立探求，根据其品格与行为而非外在因素来认出这位应许者。[79] 他告诫不可依据巴比教典籍而拒绝这位应许者，以免重演过往宗教反对新先知的情形。[79]

巴布强调人类与生俱来的批判性思考与独立探求真理的能力。[17] 他废除神职人员制度，并强调启示之言而非奇迹，作为先知正当性的真正检验标准。他打破祭司的权力结构，禁止由教士带领的集体祷告，认为崇拜不需要人的中介。[17] 他视神职人员为宗教腐败的主要成因之一。[13]

巴布强烈倡导理性、科学和高效的教育。[13]他设想一个以组织良好的学校为基础的进步社会，学校教授伦理学、尊重多元意见与科学探究，并强调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他鼓励学习自然科学，并提出教育改革，例如删除陈旧的课题并使用更为简明的语言。[13]

与当时的普遍规范相比，巴比教显著改善了妇女的生活。[14][80] 他在其律法中总体上对男女一视同仁，[14] 减轻了伊斯兰教法所施加的负担。[14] 他不鼓励一夫多妻，禁止强迫婚姻与纳妾，并赋予妇女对自身生活更大的自主权。[80] 他鼓励女性接受教育，并认为她们在上帝面前与男性平等。[81] 他对塔希丽（一位挑战社会规范的女性主要弟子）的支持，进一步彰显了他致力于改善妇女权利的承诺。[14]

巴布强调宽恕、仁慈以及行善，即使是对那些伤害你的人。他倡导自我提升、环境保护，并建设一个美丽而繁荣的社会。[16]他禁止暴力，并通过仁爱与温和的举止来促进和平共处。[13]总体而言，巴布设想了一个以团结、爱、服务以及拒绝暴力为核心的共同体。[16]

与巴哈伊信仰的关系

[编辑]

与较早期宗教中对未来应许人物仅偶尔提及、且多为暗示与寓言不同，作为巴比教启示期的母经，《巴扬》全书本质上就是一部关于一位弥赛亚式人物——其地位甚至高于巴布自身——的论述；巴布称其为“上帝将要显现者”。巴布总是将他自己的启示与律法置于这位应许者的语境中来讨论。[18] 巴布一再强调，他自身使命的本质与目的，就是为这位的降临做好人们的准备。[74] 巴布将这位救世主人物描述为一切神圣属性的源头，并指出他的命令等同于上帝的命令。[78] 他要求其追随者独立探求并寻找这位应许者，依据其自身的本质、作为与属性来认知他，而非基于任何外在于他的理由。[79] 他甚至告诫他们，不要像先前宗教的追随者援引其圣典来反对下一位先知那样，从巴布的著作出发反驳他，从而错失这位应许者；这一主题他在整部《巴扬经》中反复强调。[79] 此外，巴布还谈到这位应许者降临之迫近，并将其降临的时间称为第九年与第十九年。[82]

1863年，距巴布宣示其使命已十九年之际，巴哈欧拉在伊拉克与其同伴在一起时，宣称自己就是巴布所应许的那一位；随后于1866年在埃迪尔內，他以更公开的方式发表这一主张。[83] 巴比教社群中的大多数人接受了他，后来被称为巴哈伊教徒。[84]

巴哈伊信仰中的纪念

[编辑]
参见：巴哈伊圣日

在巴哈伊历法中，巴哈伊社团每年都会纪念巴布的诞生、宣示与逝世等事件。[85] 在1944年5月巴布向穆拉·侯赛因宣示的百周年纪念之际，巴哈伊信徒在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的巴哈伊灵曦堂举行庆祝活动，并在活动中瞻仰了巴布的肖像。[86] 在该活动上发表讲话的有多萝西·比彻·贝克、霍勒斯·霍利等人。

「雙子神之顯現者」的觀念是巴哈伊信仰的一個基本概念，用以描述巴布與巴哈歐拉之間的關係。二者各自被視為神之顯現者，分別創立了不同的宗教（巴比教與巴哈伊信仰），並啟示了各自的聖典，但被認為共同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連續性。對巴哈伊信徒而言，巴布與巴哈歐拉的使命密不可分：巴布的使命在於為「上帝將使其顯現者」的到來作準備，而這一位最終以巴哈歐拉之身降臨。巴布與巴哈歐拉均被尊為巴哈伊信仰的中心人物。人們常將巴哈歐拉與巴布的關係，與耶穌與施洗約翰之間的關係相提並論，同時強調在同一個時代出現兩位神之顯現者這一特殊情形。[87]

影响

[编辑]

阿博都-巴哈概述了巴布的影响：“他独自承担了一项几乎难以想象的任务……这位卓越的存在以如此强大的力量兴起，动摇了波斯的宗教律法、风俗、礼仪、道德与习惯的根基，并创立了新的律法、信仰和宗教。”[88] 他被拿来与马丁·路德相比较。[來源請求]

巴比运动对19世纪伊朗的宗教和社会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Christopher de Bellaigue在撰写关于伊斯兰世界的启蒙运动时期时写道：

“巴比运动始于19世纪40年代，随后成为19世纪中叶伊朗社会进步的重要催化剂，推动了宗教间的和平、两性社会平等以及革命性的反君主主义……它进一步提出了一种以世俗主义、国际主义以及拒斥战争为基础的现代性愿景。正是这种愿景使之得以延续至今——以巴哈伊教的形式——存在于零星的群体与社群之中，人数达五百万之众，并使其有资格被纳入关于中东现代化的任何叙事之中。[25]”

著作

[编辑]
维基语录上的巴布 (巴哈伊信仰先知)语录

巴布断言，由上帝的显现所启示的经文，是其使命最有力的证明；巴布的著作包括两千多部圣简、书信、祈祷文和哲学论著。巴布的大多数学作是在回应巴比教徒提出的具体问题时启示的。有时，巴布会在书记和目击者在场时以吟诵的方式迅速启示作品。这些著作构成了巴哈伊经典的一部分，尤其是他的祈祷文，常被个人诵读，也用于灵修聚会中。[89] 巴布的著作亦引发了学界的兴趣与分析。Elham Afnan 将巴布的著作描述为“重塑了读者的思想，使他们得以摆脱陈旧信念和沿袭习俗之枷锁”。[90] Jack McLean 指出巴布著作的新颖象征主义，并认为：“巴布圣作的宇宙处处充满象征。数字、颜色、矿物、液体、人体、社会关系、姿态、行为、语言（字母与词语），以及自然本身，都是映照上帝的名称与属性（asmá va sifát）更深层实在的镜像或征兆。”[89] 巴布的作品具有语言创新性；每当他认为现有的神学术语不足以表达时，便创造大量新词。[89] 自由联想与意识流式写作是某些作品的显著特征。[91] 多位学者指出，在巴布的著作中，对具有宗教重要性的特定词语或短语的不断重复，是贯穿始终的一个鲜明特征。[92] 巴布本人将其著作分为五种体例：神圣经文、祈祷文、注释、理性论述（以阿拉伯文写作），以及波斯文体例，后者涵盖前四者。[90] 学者们还指出，巴布的著作与西方思想家如黑格尔[93]、康德[94]和詹姆斯·乔伊斯[95]的作品之间存在共通之处。

然而，巴布的大部分著作已经佚失。巴布本人表示其篇幅超过五十万节；相比之下，古兰经共有6300节。如果按每页25节计算，那就相当于20,000页文本。[96] 纳比勒·扎兰迪（Nabíl-i-Zarandí）在《破晓英雄传》中提到，巴布在马库被囚期间启示了九部完整的古兰经注释，但这些作品已毫无踪迹地佚失。[97] 如前所述，确立仍然存世作品的可靠文本并非总是容易的，有些文本需要进行大量工作。不过，也有一些保存状况良好；巴布的若干重要著作为其受信任的书记的亲笔手稿所保存。[98]

位于巴哈伊世界中心的档案部目前保存着约190篇巴布的经简。[99] 若干主要著作的节录已收入唯一的巴布著作英文汇编：《巴布文选》。Denis MacEoin在其Sources for Early Bábī Doctrine and History一书中对许多作品作了描述；下文的许多概述即出自该来源。除主要作品外，巴布还启示了致其妻子与追随者的众多书信、为各种目的而作的许多祈祷文、对《古兰经》经文或章节的众多注释，以及许多khutbihs（讲道辞，其中大多数从未宣讲）。其中许多已散佚；另一些则保存在汇编中流传下来。[100]

巴布因其宗教著作中对阿拉伯语语法的运用时而正确、时而错误且前后不一致而受到批评；不过，在他的阿拉伯语书信中，他几乎没有犯错。[101] 造成这种不一致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把不能看透词语外在形式的人，与能理解其信息更深层含义的人区分开来。[101] 巴布在其《语法论》中强调，阿拉伯语语法必须作为宇宙精神语法的外在象征来教授。[102]

三个阶段

[编辑]

巴布的著作被从不同的分类方式加以描述，包括按时间顺序和按主题。[103] 巴布本人将其著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出于准备与谨慎的目的，他对自身主张与教义的微妙之处加以遮蔽，因此未能为身边人之心灵与思想所理解与重视；以及后一个阶段，他公开宣称自己不仅是什叶派伊斯兰教所期待的第十二位伊玛目，而且是带来一种新的世界宗教的先知；这一宗教已在《妥拉》、《福音书》与《古兰经》中被预言。[2] 他声称，这一新的启示将释放建立全球统一与和平所必需的创造性能量与能力。[5]

巴布的教导可进一步理解为包含三个大的阶段，各有其主导主题。他最初期的教导主要体现在他对《古兰经》与圣训的诠释上，他以一种新的诠释学重释对神学信仰的常见理解，强调上帝、其先知以及全人类的统一。[103] 与其说他揭示了新的宗教律法，不如说早期的巴比教教义“着重于宗教律法的内在与神秘意义”，并且“将仪式性的行动转化为一段灵性的旅程”[104] 这些主题在其后岁月中延续，但随后出现转变，他的重心转向哲学性的阐明，最终转向具有立法性质的宣示。

在第二个哲学阶段，巴布对存在与创造的形而上学作出阐释；在第三个立法阶段，他的神秘与历史原则汇合[105]，随着巴布的著作获得历史意识。[106]并明确确立了渐进启示的原则。[107]

巴布在第二个阶段讨论了宗教中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包括如何认识灵性真理、人性、信仰的意义、善行的本质、灵性旅程的先决条件，以及关于世界是永恒还是有始的问题。这一阶段的另一大重点，是在世界上实现“真正的正义”，以及宗教在达致此种正义中的核心作用。他甚至在其《论歌唱》中探讨了音乐哲学，“在那里，正如其他一切人类行为一样，歌唱会因行为者的意图与行为的功能而成为道德或不道德。”[108]

1848年，巴布的教导发生变化，明确废除了伊斯兰教法，并引入了他自己的一套教义与实践。[1] 他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论断：宗教不应被理解为上帝旨意对人类无尽的加诸，而是“上帝旨意与人类发展历史阶段互动的产物”。[103] 随着人类的理解与行为发生变化，宗教同样是一个不断展开、循序发展的现象。《巴扬经》，即此时期巴布的主要经典著作，公开宣示了一种新宗教的开端。巴布的律法体系包含婚姻、安葬、朝圣、祈祷等实践的细节，这些规定似乎是为未来的巴比国家而设，或将由上帝所应许的普世使者——其在巴布著作中反复提及的“上帝将要显现者”——来实施。所有这些律法都以“上帝将要显现者”的许可为条件，因此其重要性在于它们所象征的灵性意义：在下一次神圣启示中认知这位上帝将要显现者。[55]

宣示之前的著作

[编辑]

巴布于1843年11月或12月开始撰写其对苏拉《黄牛章》的塔夫西尔，比他宣示其使命早约六个月。上半部于1844年2月或3月完成；下半部则在巴布宣示之后启示出来。这是巴布在宣示之前启示的著作中唯一完整保存至今的一部。它也揭示了巴布对十二伊玛目派信仰的态度。[109] 他的妻子也提及他宣示之前的一些重要事件。[110]

设拉子，1844年5月－9月

[编辑]
  • 《Qayyúmu'l-Asmáʼ》（“对《优素福章》的注释”）[來源請求]是巴布于1844年5月22日傍晚在向穆拉·侯赛因宣示时写下的。整部著作长达数百页，在巴哈伊信徒看来属于启示，写作耗时四十天；它是巴布较长的阿拉伯语著作之一。该书在巴比运动的第一年即被广泛传播，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巴比派的“古兰经”或“圣经”。书中巴布宣称自己是神的彰显，尽管此一主张被掩饰在他自称隐遁伊玛目仆人的表述之中。[111] 塔希蕾将此书译为波斯语。
  • 《Sahífih-yi-makhzúnih》启示于1844年9月他启程前往麦加之前，由十四篇祈祷文组成，多数用于在特定的圣日和节庆时诵念。其内容仍在伊斯兰教的预期之内。[112]

朝觐，1844年9月—1845年6月

[编辑]

在其前往麦加进行为期9+1⁄2个月的朝觐期间，巴布撰写了许多著作：

  • Khasá'il-i-sabʿih：巴布在朝觐后海上返航至布什尔途中撰写的一部作品，其中列出巴比社群应遵守的一些规定。该手稿的一个副本很可能仍保存在伊朗。[113]
  • Kitáb-i-Rúḥ（“灵之书”）：此书共700或900节经文，写于巴布从朝觐返航至布什尔途中。原稿在巴布被逮捕时几乎被毁，现存多份手稿抄本。[114]
  • Sahífih baynu'l-haramayn（“两圣地之间的论书”）：这部阿拉伯语著作写于1845年初，巴布自麦加前往麦地那途中；其内容是回应一位著名的谢赫派领袖向他提出的问题。[115]
  • Kitáb-i-Fihrist（“目录之书”）：一份巴布著作的目录，由巴布在完成麦加朝觐返回后，于1845年6月21日亲自编写。它是其最早期著述的书目。[116]

布什尔与设拉子，1845年3月—1846年9月

[编辑]

巴布于1845年3月至6月在布什尔，随后在设拉子。

  • Sahífih-yi-Jaʿfariyyih：1845年，巴布写下此论著，致一位不知名的收信人。篇幅逾百页，阐述了他许多基本教义，尤其涉及谢赫派的一些信念。[117]
  • Tafsír-i-Súrih-i-Kawthar（“对多福章的注释”）：巴布在设拉子期间为 Yahyá Dárábí Vahíd 而作，是设拉子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尽管该章仅三节经文，是《古兰经》中最短的一章，但其注释长达两百多页。此书广为流传，至少留存有十余份早期手稿。[118][119]

伊斯法罕，1846年9月－1847年3月

[编辑]
  • Nubuvvih khásish：这部约五十页的作品，是应总督 Manouchehr Khan Gorji 的提问而在两小时内被启示而成。它讨论了穆罕默德的特殊先知地位，这是穆斯林与基督徒辩论中的一个重要主题。[120][50][121]
  • Tafsír-i-Súrih-i-va'l-ʿasr（对《al-ʿAṣr》的注释）：这是巴布在伊斯法罕撰写的两部重要作品之一。应该市首席教士 Mir Sayyid Muhammad 之请，他当众即兴写作；其中大部分在一个晚上就写成，令在场者惊讶不已。[122]

马库，1847年夏末—1848年5月

[编辑]

巴布于1847年3月离开伊斯法罕，在德黑兰城外逗留了数月，随后被送往靠近土耳其边境的伊朗马库的一座堡垒。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其最重要的一些著作。

  • 巴扬经: 这无疑是巴布最重要的著作，包含其教义的成熟总结。它于1847年末或1848年初在马库撰成。全书由九个称为“瓦希德”（统一、合一）的章节构成，而每个“瓦希德”通常再细分为十九个称为“巴布”（门）的部分；唯一的例外是最后一个“瓦希德”，其中只有十个“巴布”。巴布解释说，完成此书将是“上帝将使其显现者”的任务；巴哈伊信徒认为，巴哈欧拉的《笃信经》是对《巴扬经》的完成。每个“瓦希德”都以前言式的阿拉伯文概要开篇，这使得本书较巴布的许多著作更易阅读。本书的节选收入《巴布著作选集》；A. L. M. Nicolas 将全书译为法文，共四卷，每卷约150页。[123]
  • 阿拉伯贝扬经: 这是两部《巴扬经》中较短且较不重要的一部。全书由十一“瓦希德”（统一）构成，每个“瓦希德”各有十九个“巴布”（门）。它对巴布的教义与律法作了简明扼要的概述。成书于1847年末或1848年初的马库。[124]
  • Dalá'il-i-Sab'ih（“七重证明”）：以此为名的著作有两部，较长者为波斯文，较短者为阿拉伯文；二者皆成于1847年末或1848年初的马库。Nicholas 称波斯文《七重证明》为“出自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之手的论战性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125] 该作写给一位非巴比教徒，或是一位信心受动摇的追随者，但收信人的身份已不可考。[來源請求] 阿拉伯文本概括了波斯文本中的七项证明。

切赫里格，1848年5月—1850年7月

[编辑]

除为受审而短暂前往大不里士外，巴布在切赫里格停留了两年。他在那里创作的作品更为深奥或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且在主题上的组织性较弱。[126] 除许多较小的作品外，他还创作了两部重要的著作：

  • Kitabu'l-Asmáʼ（《圣名之书》）：这是一部极为浩繁的论述上帝诸名的著作。写于巴布在切赫里格的最后日子，即他被处决之前。现存各稿本的文本差异颇多；要重建其原始文本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127]
  • Kitáb-i-Panj Sha'n（《五品之书》）：此书用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写成，成书于1850年3月至4月，距他被处决仅三个月，是巴布的晚期著作之一。全书共85节，分为17组，每组以上帝的一个不同名字为题。每组内部有五个“品”，即五种不同类型的段落：经文、祈祷文、讲道文、评注，以及以波斯语写成的启示。每一组都在不同的日子写成，并寄给不同的人。因此，全书是由彼此并不相关的材料汇编而成的杂集。其中一些章节进一步阐发了巴布教义中的基本主题；另一些则由对上帝诸名及其词根的长篇反复与变体构成。[128]

参见

[编辑]
  • 自称马赫迪者列表
  • 宗教传统的创始人列表
  • 双圣诞

注释

[编辑]
  1. ^ 不过，从《Qayyūm al-asmā》——巴孛宣示之后的第一部作品——即可清楚看出，他自称为神圣启示的接受者。事实上，巴孛的第二位门徒 Mulla ʻAlíy-i-Bastámí 因相信一部自称为神之启示的作品（《Qayyūm al-asmā》）的作者，而于1844年（巴孛宣示之年）在伊拉克被什叶派与逊尼派教士共同以异端罪判决。[4]
  2. ^ 术语“Báb”（/bɑːb/；阿拉伯語：باب；意为“门”或“门户”）指的是“隐遁伊玛目”的代理者[6]
  3. ^ 在三次巴比教徒被伊朗军队围困并遭攻击的情况下，他们进行了自卫。最终他们几乎全部遭到屠杀。巴孛从未准许圣战，并教导其追随者要和平，不以刀剑逼人改宗。[12][20][21]
  4. ^ 有些记载称阿尼斯在第一轮齐射中身亡，也有称巴孛被刀剑所杀。枪弹打断了把他们悬在墙上的绳子。参见 Firuz Kazemzadeh、Kazem Kazemzadeh 与 Howard Garey，“The Báb: Accounts of His Martyrdom”，载《World Order》，第8卷第1期（1973年秋），第32页。所有记载，即便是穆斯林的记载，也一致认为巴孛在第一轮齐射后幸存。
  5. ^ 巴孛在设拉子城门迎见穆拉·侯赛因；二人此前曾在卡尔巴拉相识。
  6. ^ 巴孛在首次向穆拉·侯赛因披露其主张时所作的陈述，将自己描述为上帝的使者，且尤以“上帝的记念”和“上帝的明证”自称，明白无误地指向那位期待已久的隐遁的伊玛目。 [4]
  7. ^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驻德黑兰特命全权公使贾斯廷·希尔爵士于1850年7月22日致信亨利·约翰·坦普尔，第三代帕麦斯顿子爵（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谈及此次处决。该信件的原件以文件F.O. 60/152/88的形式，存放在伦敦公共档案办公室中外交部的档案中。
  8. ^ 有的记载称阿尼斯在第一轮齐射中身亡，也有的说巴孛被刀剑处决。参见Firuz Kazemzadeh、Kazem Kazemzadeh与Howard Garey，《The Báb: Accounts of His Martyrdom》，载《World Order》，第8卷第1期（1973年秋），第32页。所有记载——即便是穆斯林的记载——均一致认为巴孛在第一轮齐射后仍然生还。

参考文献

[编辑]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MacEoin 2012b.
  2. ^ 2.0 2.1 Lawson & Ghaemmaghami 2012，第15頁.
  3. ^ Stockman 2020，第2–3頁.
  4. ^ 4.0 4.1 Cole 1998，第28頁.
  5. ^ 5.0 5.1 Saiedi 2021，第36–38頁.
  6. ^ 6.0 6.1 de Bellaigue 2018，第135, 141頁.
  7. ^ 7.0 7.1 Hatcher & Martin 1998，第7頁.
  8. ^ Lawson & Ghaemmaghami 2012，第19頁.
  9. ^ Hatcher & Martin 1998，第25頁.
  10. ^ Hartz 2009，第24頁.
  11. ^ Stockman 2020，第5頁.
  12. ^ 12.0 12.1 12.2 Hartz 2009，第29頁.
  13. ^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Abdolmohammadi 2024，第102–126頁.
  14. ^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Momen 2012.
  15. ^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Saiedi 2021，第34頁.
  16. ^ 16.0 16.1 16.2 16.3 Stockman 2020，第9頁.
  17. ^ 17.0 17.1 17.2 17.3 17.4 Saiedi 2021，第36頁.
  18. ^ 18.0 18.1 18.2 18.3 Saiedi 2008，第344頁
  19. ^ Stockman 2020，第3頁.
  20. ^ 20.0 20.1 Stockman 2020，第7頁.
  21. ^ Walbridge 2022，第339–362頁.
  22. ^ Hartz 2009，第35頁.
  23. ^ 23.0 23.1 23.2 Ghaemmaghami 2022，第17頁.
  24. ^ Smith 2021，第509頁.
  25. ^ 25.0 25.1 de Bellaigue 2018，第140頁.
  26. ^ Smith 2000，第231: "Manifestations of God"頁.
  27. ^ Balyuzi 1973，第32頁.
  28. ^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Bausani 1999.
  29. ^ Balyuzi 1973，第30–41頁.
  30. ^ Amanat 1989，第114頁.
  31. ^ Saiedi 2008，第305頁.
  32. ^ Saiedi 2008，第206頁.
  33. ^ 33.0 33.1 de Bellaigue 2018，第141頁.
  34. ^ 34.0 34.1 Ghaemmaghami 2022，第18頁.
  35. ^ 35.0 35.1 Balyuzi 1981.
  36. ^ Adamson 2009，第436頁.
  37. ^ Smith 2000，第312頁.
  38. ^ Britannica 2022c.
  39. ^ Warburg 2006，第121–123頁.
  40. ^ 40.0 40.1 Balyuzi 1973，第41頁.
  41. ^ Balyuzi 1973，第13頁.
  42. ^ Balyuzi 1973，第146頁.
  43. ^ Effendi 1944，第xiv頁.
  44. ^ Momen & Lawson 2011.
  45. ^ 45.0 45.1 Afnan 2008，第20–22頁.
  46. ^ BBC 2009.
  47. ^ 47.0 47.1 Amanat 1989，第191頁.
  48. ^ Balyuzi 1973，第71–72頁.
  49. ^ Algar 1980，第138–139頁.
  50. ^ 50.0 50.1 Amanat 1989，第257頁.
  51. ^ Amanat 1989，第258頁.
  52. ^ Ghaemmaghami 2022，第24頁.
  53. ^ 53.0 53.1 53.2 MacEoin 1997.
  54. ^ 54.0 54.1 54.2 Amanat 1989，第390–393頁.
  55. ^ 55.0 55.1 Warburg 2006，第144頁.
  56. ^ 56.0 56.1 Saiedi 2022，第31頁.
  57. ^ 57.0 57.1 Smith 2000，第58頁.
  58. ^ 58.0 58.1 58.2 Manuchehri 2000.
  59. ^ Lawson & Ghaemmaghami 2012，第8頁.
  60. ^ Lawson & Ghaemmaghami 2012，第14頁.
  61. ^ 61.0 61.1 Ghaemmaghami 2022，第23頁.
  62. ^ Smith 2000，第38頁.
  63. ^ Effendi 1944，第273–289頁.
  64. ^ Lawson 2012，第135–157頁.
  65. ^ Saiedi 2021，第35頁.
  66. ^ the Báb.
  67. ^ Saiedi 2021，第37頁.
  68. ^ Lambden 2010，第301–304頁.
  69. ^ Saiedi 2008，第314頁.
  70. ^ Saiedi 2008，第322頁.
  71. ^ Saiedi 2000，第294–295頁.
  72. ^ Saiedi 2000，第28頁.
  73. ^ 73.0 73.1 73.2 73.3 Amanat 2017，第239頁.
  74. ^ 74.0 74.1 74.2 Saiedi 2008，第1頁
  75. ^ Amanat 1989，第245頁.
  76. ^ Saiedi 2008，第254頁
  77. ^ Saiedi 2008，第256頁
  78. ^ 78.0 78.1 Smith 2013，第180頁.
  79. ^ 79.0 79.1 79.2 79.3 Saiedi 2008，第290–291頁
  80. ^ 80.0 80.1 Zabihi-Moghaddam 2023，第705頁.
  81. ^ Keddie 1981，第46頁.
  82. ^ Saiedi 2008，第348–357頁
  83. ^ Smith 2000，第180–181頁.
  84. ^ Amanat 2017，第246頁.
  85. ^ Smith 2000，第182–183頁.
  86. ^ Astley-Cock 1944.
  87. ^ Buck 2004.
  88. ^ Afnan 2019，第5頁.
  89. ^ 89.0 89.1 89.2 Martin 1995.
  90. ^ 90.0 90.1 Afnan 2019，第3頁.
  91. ^ MacEoin 2011b.
  92. ^ Behmardi & McCants 2007.
  93. ^ Saiedi 2008，第246頁.
  94. ^ Saiedi 2008，第303頁.
  95. ^ Lawson 2015.
  96. ^ MacEoin 1992，第15頁.
  97. ^ MacEoin 1992，第88頁.
  98. ^ MacEoin 1992，第12–15頁.
  99. ^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2002.
  100. ^ MacEoin 1992，第15–40頁.
  101. ^ 101.0 101.1 McCants 2002.
  102. ^ Saiedi 2008，第205頁.
  103. ^ 103.0 103.1 103.2 Saiedi 2021，第29–39頁.
  104. ^ Saiedi 2008，第30頁.
  105. ^ Saiedi 2008，第27–28頁.
  106. ^ Stockman 2010.
  107. ^ Saiedi 2008，第241頁.
  108. ^ Saiedi 2008，第34–35頁.
  109. ^ MacEoin 1992，第46–47頁.
  110. ^ Momen 2007.
  111. ^ MacEoin 1992，第55–57頁.
  112. ^ MacEoin 1992，第59–60頁.
  113. ^ MacEoin 1992，第61–63頁.
  114. ^ MacEoin 1992，第61頁.
  115. ^ MacEoin 1992，第60–61頁.
  116. ^ MacEoin 1992，第65頁.
  117. ^ MacEoin 1992，第66–67頁.
  118. ^ MacEoin 1992，第71頁.
  119. ^ Nabíl-i-Zarandí 1932，第174–176頁.
  120. ^ MacEoin 1992，第76–77頁.
  121. ^ Nabíl-i-Zarandí 1932，第202–204頁.
  122. ^ MacEoin 1992，第76頁.
  123. ^ MacEoin 1992，第83–85頁.
  124. ^ MacEoin 1992，第85頁.
  125. ^ MacEoin 1992，第85–88頁.
  126. ^ MacEoin 1992，第88–94頁.
  127. ^ MacEoin 1992，第91–92頁.
  128. ^ MacEoin 1992，第93–95頁.

参考资料

[编辑]

延伸阅读

[编辑]

外部連結

[编辑]
维基共享资源上的相关多媒体资源：巴布
检索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巴布_(巴哈伊信仰先知)&oldid=91977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