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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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
CADAL02087089 海國圖志(一).djvu
作者魏源
类型四部分类集类
语言漢文
版本咸丰二年刊刻本
成书年代1841年
连载状态卷數:100卷;續集25卷
出版地清代中國
规范控制
OCLC34587779

海国图志》是中國清朝魏源所編撰的一本古籍,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為口号

成书背景[编辑]

林则徐钦差大臣时,命人编译英国人休·慕瑞所著《地理百科全書》,集成《四洲志》,但未及出版[1]

1841年6月,林则徐因鸦片战争中英交涉事宜被罢官革职[2],将被流放伊犁。他在走访路上将书稿全部交给魏源。希望他编撰《海国图志》。魏源以这些书稿为基础,搜集更多世界地理资料,一年后成书,初版五十卷于1843年1月刻印于揚州[1]

1847年至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2]。此書在中國未受到廣泛關注[3],“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4],流傳至日本後啟發明治維新及成為天皇和大臣必讀書籍[5]

《海国图志》曾多次修改,因此出現所謂的50卷本、60卷本、100卷本,地理學家邹汉勋和江宁名士汪士铎皆曾协助校勘。1852年增为100卷后內容並無太大更動,“百卷本全书约88万字,并有各种地图75幅,西洋船、炮、器艺等图式42页”。魏源在书中叙述了美国历史和政治制度和民主[6]。其間魏源還與陈澧進行多次切磋[7],陈澧為此還寫了《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信中陳氏表示“以为最可议者莫如《议攻》篇‘以夷攻夷’之说”。[8]

传入日本[编辑]

1851年,载有《海国图志》三册的中国商船亥二号停靠长崎,检查员向井兼哲照例检查物品,他发现书中有违反禁令的基督教文字,於是当成违禁品没收。该书三册分别被「御文库御用」、「学问所御用」及幕府老中牧野忠雄拿走。隔年,中国商船子二号又装载一部,仍属於违禁品由长崎会所负责保管[2]。这三部书因写有海外情报而被长崎官员视为禁书,直到江户幕府的大官阅读过後,认为有益於日本了解时局,下令全数上报[9]

此後几年该书不断被偷运入日本,有的被幕府官员和学者买去,因此进入日本市场[1]。基於书中的世界知识和应对西方的策略,海国图志很快在日本获得官员和学者的高度重视,广大民众也迫切想阅读此书。日本文化界也先开启了刊印、翻译、补注与评论该书的风潮[9]。等到三年过後,又一艘中国商船到达长崎港,被发现有20多部的海国图志。这一次幕府决定开价购买并推出官方译本[10]。自1854年开始後3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读本就有23种。相较于日本民间的追随热潮,当时中国的知识份子并不关心此书[11]

海国图志在日本售价逐年走高,在1851年至1852年是130日圓。1854年售价已达180日圓,1859年价格更涨至436日圓。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所载,海国图志到了江户身价百倍,成为急需的御用之书[2]

影响[编辑]

该书对日本国产生了深远影响,1862年(文久二年)日本幕府派遣代表团到清朝考察,其成员之一高杉晋作上海买书,询问书店是否有《海国图志》、陈化成林则徐等开明知识分子的书,书店老板回答都没有;高杉晋作在日记裡写下:“清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清朝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的记录[12]

评价[编辑]

江戶幕府時期精通漢學蘭學的學者塩谷宕陰將《海國圖志》視為「武經大典」,並將書中的海防建言納為日本對外國策的參考。對於清政府直到自強運動才採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他感嘆:「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於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焉,而并為清主悲之」[13]:p.29

日本思想家佐久間象山是海国图志的追捧者,他认为自己是魏源的隔海知音,还做了20万字的读书笔记[10]

現代日本作家井上靖對此書持正面肯定:「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14]

批评[编辑]

19世纪长期旅居中国的普鲁士人郭实腊在看过此书後,虽然他称赞该书在中国编撰史上的创新地位,称其「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任何同类着作与此相当」,但也毫不客气地批评林则徐对世界地理的误解[15]。诸如:

  1. 其中有6卷讲到印度的部份编排不当,充满错误,大部分来自外国人的记载。
  2. 关於亚洲土耳其的记载却非常贫乏,郭实腊嘲讽道:「我们第一次听说他们属于西印度。我们也不想被告知,印度是他们的重要组成部分。」
  3. 谈到阿富汗喀什米尔叶尔羌的地理则是疏于调查,以至於充满了想像的内容。
  4. 在欧洲、非洲的部份,林则徐将非洲称为利比亚,表示其知识不比一位西方学生多。还将德意志与其所属国完全搞混,将该国的公爵、王子和众多统治者当成与蒙古一样的部落。书中未提到奥地利匈牙利波兰
  5. 第31、32卷的丹麦、瑞士和普鲁士,最後一个国家和它的公国与分散的各省混淆一块。
  6. 对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资源、贸易及殖民地等有公正的介绍,郭实腊却认为书中评论「像中世纪的政治家一样对他们讲论」。
  7. 俄罗斯帝国的介绍表明作者不了解其所在欧洲的庞大规模与影响。

英国汉学家威妥玛在1850年翻译成其他语言,并在翻译介绍中评论该书。他对海国图志的学术价值抱持否定看法[15]

章鳴九認為:「华夏文化的优越感、天朝上国的自负意识,仍然是魏源文化思想的基础,他并没有视西方为真正平等独立的国家」[16]

軼事[编辑]

據旅美學人唐德剛回憶,他曾翻譯過《海國圖誌》,當時他看到傳曰:“孰荒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不知係出何典?他拿去問胡適先生。胡適說是《易林》,結果仍找不著。後來遂成公案[17]。此文可見於韩愈《琴操十首·越裳操》,越裳是古南海国名,白話文意思是“有谁会任自己的门庭荒芜,而去治理田园呢?只有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外国才会臣服。”

参考文献[编辑]

  1. ^ 1.0 1.1 1.2 劉昌翠. 《海國圖志》的命運. 央視國際.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5-05-25 [2022-04-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6-12-07). 
  2. ^ 2.0 2.1 2.2 2.3 王旭. 墙内开花墙外香:《海国图志》在日本的流传与命运. 澎湃新闻. 2017-12-27 [2022-04-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2). 
  3. ^ 1847年9月广州出版《中国丛报》记载,“我们从未在广州的各家书店听说过有这么一部书,我们唯一见过的副本,就是下面的评价所据以作出的那一套。……它在北京和各省的政府高级官员中广泛发行,目的在于使他们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时,能做到心中有数。”
  4. ^ 左宗棠:《海国图志》序,1875年重刊
  5. ^ 李汉武. 论魏源思想对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影响. 求索. 1987, (06): 64–72 [2022-04-15]. ISSN 1001-490X.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1987.06.0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7). 
  6. ^ 外大西洋墨利加洲總敘
    嗚呼!彌利堅國非有雄材梟傑之王也。渙散二十七部落,渙散數十萬黔首,憤於無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約成城,堅壁清野,絕其餉道,遂走強敵,盡復故疆,可不謂武乎。創開北墨利加者佛蘭西,而英夷橫攘之。憤逐英夷者彌利堅,而佛蘭西助之,故彌與佛世比而仇英夷。英夷遂不敢報復。遠交近攻,可不謂智乎。二十七部,酋分東西二路,而公舉一大酋總攝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載即受代,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謂公乎!議事聽訟,選官舉賢,皆自下始。眾可可之,眾否否之;眾好好之,眾惡惡之。三占從二,舍獨徇同,即在下預議之人,亦先由公舉,可不謂周乎。中國以茶葉、大黃,歲數百萬,濟外夷之命。英夷乃以鴉片歲數千萬,竭中國之脂。惟彌利堅國鄰南洲,金礦充溢,故以貨易貨外,尚歲運金銀百數十萬,以裨中國之幣,可不謂富乎!富且強,不橫淩小國,不桀驁中國,且遇義憤請效馳驅,可不謂誼乎。故不悉敵勢,不可以行軍;不悉夷情,不可以籌遠。魏源又曰:彌利堅與英夷所據皆北洲,具南則最大者為孛露國,起赤道南三度,至赤道南四十一度,大小數十部,廣袤萬餘里。國中金銀銅極多,國王宮殿,皆以黃金為板飾之。惟鐵最少最貴,其道路自國都以達四方。鑿山平穀,更布石為坦途,驛使傳命,數里一更,三日夜可達二千里。其出音各種,而別有一正音可達萬里之外。與中國官語相等,非西洋國國殊音之比故與南洲之彌利堅,皆墨利加之二大雄邦也。烏乎!八荒以外,存而不論,烏知宇宙之大哉。
  7. ^ 李柏荣《魏源师友记》之“陈澧条”下:“吾邵魏默深著《海国图志》初成,中有可议者。澧论辨之后,默深至粤,见而大悦,遂与订交并改其书。”汪宗衍《陈东塾(澧)先生年谱》載:“魏源来粤,先生以旧作《书〈海国图志〉后》所说质之,源大悦,遂订交,并屡改其书焉。”
  8. ^ 王惠榮. 〈魏源據陳澧書修改《海國圖志》說質疑〉. 《安徽史學》. 2006年, (10期) [2020-07-11]. ISSN 1005-605X. doi:10.3969/j.issn.1005-605X.2006.04.0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6-15). 
  9. ^ 9.0 9.1 吴小玮. 前教育现代化时期的落差———以《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为例.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上海). 2009-06-30, 27 (2): 90–96 [2022-04-11]. ISSN 1000-5560. 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09.02.0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2). 
  10. ^ 10.0 10.1 一本禁書傳到日本的後果 三十年後變成清朝的苦果. 中國時報. 2016-12-25 [2022-04-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2). 
  11. ^ 洪偉民. 吉田松阴与《海国图志》. 大阪: 大阪府立大学: 79–99. 2018 [2022-04-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7). 
  12. ^ 雪珥.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 西方国家为何反而同情日本?. 国家人文历史 (人民網). [2012-04-30]. ISSN 2095-518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8-17) (中文(中国大陆)). 
  13. ^ 張惠珍. 異國文化與現代性體驗:晚清文學的跨界旅行. 政大機構典藏. 2022-04-01 [2012] [2022-04-11]. doi:10.6814/NCCU20220038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7). 
  14. ^ 马国川. 【扶桑读史】影响日本近代史的两本中国书. 界面新闻. 2016-11-18 [2022-04-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7). 
  15. ^ 15.0 15.1 张坤; 田喻. 《海国图志》出版之初的西人评介. 海交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2021-09 [2022-04-11]. ISSN 1006-8384. doi:10.16674/j.cnki.cn35-1066/u.2021.01.0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7). 
  16. ^ 章鸣九. 〈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比较研究〉 (PDF). 《近代史研究》. 1992年 [2017-12-20].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7-12-22). 
  17. ^ 唐德剛. 〈國語·方言·拉丁化〉. 《胡適雜憶》. 唐德剛作品集13. 遠流出版. 2011-12-01: 223 [2020-07-11]. ISBN 978-957-32-6907-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23).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