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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鹰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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禿鷹軍團
Legion Condor
禿鷹軍團旗幟
存在時期1936年11月至1939年6月
國家／地區 納粹德國
效忠於西班牙國民軍、西班牙國
部門德國空軍
種類遠征軍
功能空中支援、密接空中支援、戰略轟炸、偵察、防空
規模常駐約5,000人
（累計約19,000人輪換服役）
直屬W特別參謀部（柏林）
駐軍／總部維多利亞、薩拉曼卡等地（隨戰線移動）
進行曲《禿鷹軍團進行曲（土耳其語：Parademarsch der Legion Condor）》
參與戰役西班牙內戰
嘉獎西班牙十字章
禿鷹軍團戰車戰鬥章
遺屬榮譽十字章（德语：Ehrenkreuz für Hinterbliebene Deutscher Spanienkämpfer）
西班牙內戰德國志願者重傷勳章（荷兰语：Gewondeninsigne voor Duitse Vrijwilliger in de Spaanse Vrijheidsstrijd）
指挥官
第一任指揮官胡戈·施佩勒
第二任指揮官赫爾穆特·福爾克曼
第三任指揮官沃爾弗拉姆·馮·里希特霍芬
標識
機翼圓標
機身圓標
機尾標誌
飛機
攻击机
轰炸机
战斗机
巡邏機
侦察机
運輸機Ju 52運輸機

禿鷹軍團[1][註 1]（德語：Legion Condor）是納粹德國在1936至1939年西班牙內戰期間派遣支援國民軍的志願軍事單位。軍團以德國空軍為主體，輔以少量戰車、高射砲及通信部隊，常駐兵力約5,000人，在役飛機僅在部分時期超過100架[4]。1936年11月正式成立後，先後由空軍將領胡戈·施佩勒、赫爾穆特·福爾克曼和沃爾弗拉姆·馮·里希特霍芬統率[5]，至1939年3月西班牙內戰結束後撤回德國。

禿鷹軍團的成立源於1936年7月西班牙軍事政變（英语：Spanish coup of July 1936）後，國民軍將領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向德國和義大利求援。同年7月25日夜間，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樂節期間接見佛朗哥的密使，並決定向國民軍提供軍事援助[6]，其動機包括反共意識形態、在歐洲均勢中牽制英法、獲取西班牙的礦產資源、以及為正在擴張中的德國空軍提供實戰測試的機會[7][5]。德國首先發起代號「魔火行動（葡萄牙語：Operação Feuerzauber）」的秘密空運行動[8]，於1936年7月底開始將佛朗哥麾下的非洲軍團運往伊比利半島[9]，在兩個半月內共運走超過13,000名士兵及270,199公斤裝備[10][11]，挽救了國民軍在戰爭初期的劣勢。隨著戰事持續，德國的軍事承諾逐步升級：8月底授權德國飛行員參加戰鬥，9月增派戰車和高射砲，至11月正式將所有在西班牙的德國軍事人員整編為禿鷹軍團，初始編制約3,800人及92架飛機[12]。

禿鷹軍團參與了西班牙內戰幾乎所有的重大戰役。1937年春，軍團投入北方（英语：War in the North），協助國民軍逐步攻克巴斯克地區和阿斯圖里亞斯。1937年4月26日，禿鷹軍團轟炸了巴斯克小城格爾尼卡，造成嚴重平民傷亡，在國際上引發強烈譴責，巴勃羅·畢卡索據此創作了反戰名作《格爾尼卡》[13]。此後軍團又先後參加了布魯內特戰役（英语：Battle of Brunete）、特魯爾戰役、亞拉岡攻勢、厄波羅河戰役及加泰羅尼亞攻勢（英语：Catalonia Offensive），在最後數月的戰事中發揮了決定性的空中優勢[14]。

西班牙戰場是德國空軍的大規模實戰試驗場。禿鷹軍團先後測試了Bf 109戰鬥機、He 111轟炸機、Ju 87俯衝轟炸機等新型機種[15]，又在地面戰鬥中首次實戰運用88毫米高射炮進行反戰車和直射火力支援[16]。戰術層面上，戰鬥機飛行員維爾納·莫德士在1938年發展出以雙機編隊（Rotte）和四機編隊（Schwarm）為基礎的新型戰鬥機戰術，取代了沿用自一戰的三機編隊（Kette），從根本上改變了空戰方式[17][18]。里希特霍芬則發展出空地協同的密接空中支援模式，為日後閃擊戰的空中打擊奠定了作戰基礎[19]。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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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介入西班牙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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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1936年7月西班牙政變（英语：Spanish coup of July 1936）、西班牙內戰和德国对于西班牙内战的干涉
空軍中將赫爾穆特·維爾貝格，組建了以其姓氏首字母、代號「W」的特別參謀部，負責統領德國援助國民軍的行動

1930年代的西班牙在政治上嚴重分裂，左右翼之間的對立日趨尖銳[20]。1936年2月大選，左翼的人民陣線以微弱多數上台執政[21]，此後暴力衝突不斷升級[22]。同年7月13日，右翼議會領袖卡爾沃·索特洛遇刺身亡，成為軍事政變（英语：Spanish coup of July 1936）的直接導火線[20][21]。7月17日，駐西屬摩洛哥梅利利亞的守軍率先起事[22][23]，叛亂隨即蔓延至本土，起事的右翼軍人自稱「國民軍」。然而政變在馬德里和巴塞羅那等主要城市遭到挫敗[24]，一週後雙方控制區的界線大致底定，包括主要工業區在內的西班牙多數地區仍留在共和政府手中[24][25]。國民軍當前的主要困境是最精銳的部隊無法投入戰場，最具戰鬥力的非洲軍團擁有約24,000名久經沙場的西班牙外籍兵團和摩爾人士兵，卻被困在一海之隔的摩洛哥[26][24]，而海軍幾乎全部留在共和政府手中[27]，戰艦「海梅一世（英语：Spanish battleship Jaime I）」號和數艘驅逐艦封鎖了直布羅陀海峽[24][28]。由於渡海無望，國民軍將領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意識到唯有透過空運才能打破僵局，遂分別向德國和義大利派出密使求援[29][30]。

佛朗哥的求援同時經由兩條管道進行。7月22日，駐得土安的胡安·貝格貝德爾（英语：Juan Beigbeder）中校透過駐巴黎德國武官向柏林外交部發出急電，請求提供10架運輸機[25][28]，但外交部迅速否決[31]。與此同時，佛朗哥委託兩名居住在西屬摩洛哥的納粹黨海外組織成員約翰內斯·伯恩哈特與阿道夫·P·蘭根海姆擔任密使，攜帶親筆信直接向希特勒求援[32][33]。德國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均明確表示反對介入，認為此舉在軍事上是浪費，外交部和經濟部甚至被蒙在鼓裡直到10月中旬[34][35]。然而副元首魯道夫·赫斯繞過外交系統，執意安排密使前往巴伐利亞覲見希特勒[28][25]。

7月25日深夜，希特勒在拜罗伊特觀看瓦格纳歌劇《齊格弗里德》後接見伯恩哈特和蘭根海姆[36]。希特勒起初態度保留，就西班牙的軍事局勢和佛朗哥的財力反覆質詢[37][38]。據美國軍事史學家雷蒙·L·普羅克特（Raymond L. Proctor）記載，希特勒隨後進入一段冗長的獨白，反覆陳述自己對西班牙局勢的理解，態度在這一過程中從最初的保留和不信任逐漸轉為好奇[37]，繼而突然下令召見國防部長維爾納·馮·布隆堡和空軍司令赫爾曼·戈林，當場拍板決定援助佛朗哥[39][40]。戈林最初擔心介入會過度消耗新生空軍本已匱乏的資源，但在希特勒表態後迅即轉為積極支持[41]；德國軍事情報局長威廉·卡納里斯上將亦為佛朗哥的老友，據法國航空史學家帕特里克·洛紐（Patrick Laureau）記載「最終克服了希特勒和布隆堡的猶豫」[42]。會議在7月26日凌晨約1時30分結束，決定向國民軍提供20架Ju 52運輸機、6架He 51戰鬥機及20門防空砲，援助不以贈與方式提供而是透過信貸安排，並成立私人公司作為掩護；戈林建議飛機和機組員名義上來自漢莎航空，以避免暴露空軍的直接參與[39][41][43]。7月26日當天，戈林的副國務秘書埃爾哈德·米爾希中將即返回柏林組織執行[註 2]。空軍中將赫爾穆特·維爾貝格奉命組建代號「W」的特別參謀部（Sonderstab W），負責統籌全部對西班牙的軍事援助[44]。特別參謀部在兩天之內即開始簽發計畫與命令[45]，不到一週便啟動了整個援助行動[42][註 3]。

希特勒介入西班牙的動機是多重的，歷史學家給予了多種解釋。就意識形態而言，援助佛朗哥符合反共立場，戈林在紐倫堡審判中即稱首要動機是「阻止共產主義在那裡的進一步蔓延」，其次則是「在各種條件下測試我年輕的空軍」[38]。希特勒本人在1941年則解釋：「如果沒有紅色危險席捲歐洲的威脅，我不會干預西班牙革命」[47]。就地緣戰略而言，西班牙衝突能將英法的注意力牽制在西歐，使其無暇顧及德國在東歐的擴張[48]；若佛朗哥取勝，法國更將陷入東面德國、南面西班牙、東南義大利的三面潛在威脅[42]。卡納里斯則從海軍角度考慮，認為德國潛艇在未來戰爭中若無友好的西班牙港口將無法在大西洋補給[47]。就實利而言，德國可藉此獲取西班牙的鐵礦石等重新武裝所需的戰略資源[36][25]。英國軍事史作家伊恩·韋斯特韋爾（Ian Westwell）還指出，佛朗哥卑躬屈膝的求援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希特勒的虛榮心：1936年3月萊茵蘭進軍後德國在歐洲外交上陷入孤立，而此時一位外國將軍的懇求使希特勒感到被需要[36]。這項決定完全繞過了正規的外交與軍事決策程序，由希特勒獨斷做出[49]。

組建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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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魔火行動（葡萄牙語：Operação Feuerzauber）
正在登上Ju 52運輸機的非洲軍團士兵，德軍的空運行動大為提高國民軍的實力

拜羅伊特會議結束後，德國以代號「魔火行動（葡萄牙語：Operação Feuerzauber）」啟動對西班牙國民軍的秘密軍事援助[50][25]。行動名稱取自希特勒當晚觀看的瓦格纳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中的「魔火」場景[50]。空軍中將維爾貝格領導的W特別參謀部負責統籌全局，亞歷山大·馮·謝勒（法语：Alexander von Scheele）少校則被派往西班牙擔任現場指揮[45][51]。7月27日，漢莎航空飛行員阿爾弗雷德·亨克（Alfred Henke）從柏林駕駛Ju 52飛回得土安，次日下午即開始空運非洲軍團的摩洛哥部隊渡過直布羅陀海峽[41][52]。每架Ju 52可塞進約40名士兵，遠超正常編制的17名乘客[53]，最初僅有1至2架可用，燃料嚴重短缺，有時連續兩天停飛[54]。儘管條件艱苦，從7月28日至10月11日空運結束，德國飛行員共飛行868架次，將超過13,000名士兵及270,199公斤裝備從非洲送抵西班牙本土，全程僅損失1架飛機[55][11]。英國歷史學家休·托馬斯（英语：Hugh Thomas, Baron Thomas of Swynnerton）稱此為「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空運部隊」[56]，希特勒後來更說「佛朗哥應該為Ju 52建一座紀念碑，西班牙革命要感謝這架飛機的勝利」[56]。空運在戰略上挽救了國民軍在戰爭初期的劣勢，使佛朗哥得以將最精銳的非洲軍團投入伊比利半島的戰場[10][11]。

與空運同步，更多人員和裝備經海路運抵。7月31日午夜，「烏薩拉莫」號貨輪從漢堡啟航，裝載86名志願者、6架裝箱的He 51戰鬥機、20門20公釐高射砲及773箱軍事物資[52][41]。志願者事先從國防軍退役並換上便服，以「旅行團聯盟」（Reisegesellschaft Union）為掩護登船[52]。裝甲艦「德意志號」等軍艦自葡萄牙西海岸起為貨輪護航[52]。8月6日「烏薩拉莫」號抵達加的斯港，此後數月又有多艘貨輪陸續運來步槍、彈藥、航空燃料和戰車等物資[57]。柏林最初的指令明確禁止德國人員執行戰鬥任務，He 51僅限於保護運輸機自衛[53]。然而戰場形勢很快迫使這一限制被突破：8月13日凌晨，德方指揮官在未經柏林授權的情況下派出兩架改裝掛彈的Ju 52轟炸共和軍戰列艦「海梅一世」號，命中艦橋並迫使其退出戰鬥序列[58][59]。8月25日，德國戰鬥機飛行員取得首批空戰勝利[60]；8月28日，希特勒正式決定授權德國人員投入戰鬥[61]。9月，德國又增派一號戰車、高射砲和無線電設備，到10月中旬在西班牙的德國軍事人員已達600至800人[12]。8月底，柏林已將「魔火行動」的後續階段交由瓦爾特·瓦利蒙特（英语：Walter Warlimont）中校負責，以「古多任務」（Unternehmen Guido）為代號，由其出任佛朗哥總部的德國軍事顧問並統管在西班牙的所有德國軍事與經濟事務[62][63]。

在德國援助抵達的同時，效忠共和政府的軍隊（通稱「共和軍」）亦獲得了蘇聯的大規模軍事支援[64][65]。面對蘇聯介入後急劇惡化的戰場態勢，瓦利蒙特多次趁返德時向柏林提交評估報告，強烈反對派遣德國地面戰鬥部隊，建議改為擴充一支約100餘架飛機、5,000人規模的空軍特遣隊[5][66]。柏林採納了這一方案，以代號「呂根演習」（Übung Rügen）為掩護，從各部隊抽調精銳人員和全新裝備運往西班牙[64][55]。10月30日，「禿鷹軍團」正式成立[67]，其指揮官施佩勒少將則在10月31日飛抵塞維利亞就任，並將已在西班牙的所有德國軍事人員統一整編至軍團麾下[68][5][69]。轟炸大隊33架Ju 52從格賴夫斯瓦爾德基地經義大利轉場飛往西班牙[70]，其餘部隊則從什切青港乘船出發，官兵直到進入比斯開灣才被告知真正目的地[70][71]。11月15日，轟炸大隊在薩拉曼卡投入戰備，首次任務即為轟炸卡塔赫納港以阻斷蘇聯物資流入[55][72]。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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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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禿鷹軍團的三任指揮官
胡戈·施佩勒
赫爾穆特·福爾克曼
沃爾弗拉姆·馮·里希特霍芬

禿鷹軍團共有三任指揮官，均為德國空軍將領，在西班牙使用化名以維持「志願者」的掩護身份[73]。

首任指揮官胡戈·施佩勒少將（化名「桑德爾」，Sander）於1936年10月底就任[71][5]，參謀長先由亞歷山大·霍勒少校擔任（1936年11月至1937年1月），其後由沃爾弗拉姆·馮·里希特霍芬中校接任（1937年1月至1938年1月）[74][75]。施佩勒性格直率粗獷、強硬而不耐煩，亦欠缺外交手腕[76]，通常由他與佛朗哥政府及其幕僚進行戰略層面的協同，禿鷹軍團的日常勤務則由里希特霍芬主導，兩人組成了高效的搭檔[77]，兩人制定的許多規範都沿用至戰爭結束[77]。然而施佩勒對西班牙指揮官的粗魯態度常引發不必要的摩擦，與德國駐西大使威廉·馮·福佩爾（西班牙语：Wilhelm Faupel）的關係亦十分緊張[78]。希特勒遂於1937年10月底將施佩勒和福佩爾先後召回[79][78]。

第二任指揮官赫爾穆特·福爾克曼中將（化名「法伊特」，Veith）於1937年10月30日在薩拉曼卡接任[80]，為確保過渡順利，暫時留任里希特霍芬為參謀長[81][82]。部屬普遍認為福爾克曼誠實勤勉[81]，不過里希特霍芬不滿其對空戰指揮的介入方式，後於1938年1月月底離開西班牙，由赫爾曼·普洛赫爾（英语：Hermann Plocher）少校接任參謀長[83][84]。福爾克曼在西班牙人和義大利人中亦未能建立良好關係[85]。1938年9月，福爾克曼致信柏林嚴厲批評戰爭進展，指出國民軍步兵精銳已消耗殆盡、高級將領大多不稱職，甚至認為共和軍指揮層「更有魄力和決心」，又因柏林對軍團的支援不足而屢生齟齬[86]。1938年11月初，福爾克曼離任[87]。此外在戰略層面，福爾克曼曾在1938年春國民軍打到地中海切斷共和國後路，建議佛朗哥趁勝北轉進攻加泰隆尼亞，但佛朗哥不採納，改為南攻瓦倫西亞，美國軍事史學家詹姆斯·斯特林·科魯姆認為這是佛朗哥的一大戰略失誤[88]。

1938年12月1日，里希特霍芬少將就任禿鷹軍團第三任指揮官，同時漢斯·賽德曼（英语：Hans Seidemann）中校也接過參謀長之位[89][85]。里希特霍芬此前擔任參謀長期間已發展出一套密接空中支援體系，包括在前線高地設置空地聯合觀察所、以電話和無線電即時引導後方機場出擊等機制[90]，又曾親赴前線觀察戰況，多次身處機槍和砲火之中[91]。里希特霍芬性格果斷、反應迅速且在危機時刻往往正確[73]，同時也冷酷無情、重視效率、絕不容許延宕，對西班牙盟友的消極行事時常表現出不耐[77]。不過與施佩勒相比，里希特霍芬更善於與國民軍指揮部打交道，還學會了西班牙語[92][93]。在內戰最後階段的加泰隆尼亞攻勢中，里希特霍芬指揮禿鷹軍團為國民軍攻佔巴塞羅那和推進到法國邊境的軍事行動提供了強大的空中支援[94]。

禿鷹軍團指揮官與參謀長擁有與國民軍領導人佛朗哥直接會面討論決策的權力，雙方曾多次發生矛盾與爭執，如對於佛朗哥採取穩扎穩打、有條不紊的推進方式非常不滿，但仍欣賞他作為領導人和戰略家的一面，佛朗哥本人也不喜歡德國人，但尊重後者的軍事專業能力，雙方在合作過程中逐漸形成一種默契與信任，一旦做出決定，禿鷹軍團將忠實地與西班牙人合作、執行其計畫，結束後再將成果完整的報告給佛朗哥[77]。

指揮結構與人員輪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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禿鷹軍團在名義上服從國民軍最高統帥部的指揮，但實際上德國指揮官享有高度的作戰自主權。柏林在成立軍團時提出了四項條件：一、所有在西班牙的德國空軍單位統一由德國指揮官領導，該指揮官為佛朗哥在航空事務上的唯一顧問；二、所有已在西班牙的德國飛行員、飛機、防空和通信部隊併入新編制；三、西班牙方面須在必要時保護德國基地；雙方須以更積極的方式協調地面與空中作戰[95]。佛朗哥接受了這些條件，但為維持表面上的西班牙主權，對外仍保持「西班牙領導」的形式[95]。在柏林方面，W特別參謀部負責統籌後勤、人員調度和裝備補給，維爾貝格一直擔任此職至1938年4月退休，由卡爾-弗里德里希·施魏克哈德（德语：Karl-Friedrich Schweickhard）中將接任[44][45]。

禿鷹軍團成員自從德國空軍的精銳部隊中挑選訓練最優秀的單身男性[5][55]，採取定期輪換制度，成員須先從現役部隊退役，將以平民身份前往西班牙[74][5]。初期人員招募以代號「呂根演習」（Übung Rügen）為掩護，被選中者不被告知目的地，人員從什切青乘船出發時仍穿軍裝，因名義上是前往波羅的海的冬季演習；直到船隻穿過英吉利海峽進入比斯開灣，才被告知真正的目的地，同時改換便服[71]。

服役期通常為6至12個月，期滿後整批輪換回國，由新一批人員接替[5]，目的是盡可能讓更多空軍人員都能獲得實戰經驗[96]。禿鷹軍團在西班牙常駐兵力維持在略超過5,000人的規模，1939年5月最終報告顯示編制為281名軍官、4,383名士官與士兵及472名民間技術人員[4]。整個內戰期間，累計約19,000名德國軍人輪換赴西班牙服役[4][96]。回國後，這些經歷實戰的官兵被分散安排到正在擴張的空軍各單位，有些擔任教官，有些進入各級指揮和參謀崗位，包括氣象預報、通信維修單位、飛行學校與空軍總司令部[97]。施佩勒等將領還撰寫了大量作戰經驗報告，對日後德國空軍的作戰準則產生了深遠影響[97]。

訓練、晉升與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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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陸軍博物館藏的金質西班牙十字章複製品

在作戰之餘，禿鷹軍團亦承擔了大量訓練任務。就內部而言，新型裝備的換裝訓練是一項持續性工作：Bf 109戰鬥機運抵西班牙後需要數週時間組裝、試飛和讓飛行員熟悉操作，一架Bf 109在試飛階段即因事故墜毀，直到1937年2月底才有一個小隊具備戰鬥能力[98]。密接空中支援的戰術則是在實戰中摸索而成，飛行員將此稱之為「在職訓練」：戰鬥機中隊起初在敵方戰鬥機較少的地區執行單獨掃射任務，而後發展出飛機之間的手語信號，以及地面部隊用布板、信號彈和煙霧罐與空中聯絡的方式[99]。對外訓練方面，禿鷹軍團通過「養蜂人小組」（詳見下文「輔助單位」一節）在國民軍各地建立了廣泛的訓練網絡，約500名西班牙飛行員接受了飛行訓練，另有約60人被送往德國本土受訓[100]。高射砲營中亦設有一個專門的訓練連，負責為國民軍培訓防空砲兵[101]。

晉升方面，派往西班牙的人員在服役期間享有臨時升級一級的待遇和更高的薪資，但回國後恢復原有軍銜[102][103]。不過西班牙的實戰經歷極有利於日後的晉升和職業發展：施佩勒回國後即升任航空兵上將（德语：General der Flieger）[104]，莫德士以中尉身份抵達、以上尉軍銜離開[105]，阿道夫·加蘭德亦在西班牙從少尉迅速晉升為上尉[106]。整個內戰期間，也有29名日後成為二戰頂級王牌飛行員的德軍飛行員在服役於禿鷹軍團期間獲得了最初的實戰經驗[107]。

軍事獎勵方面，德國政府於1939年4月14日設立西班牙十字章，分為銅質、銀質、金質和金質鑲鑽石四個等級，前線戰鬥人員會被授予帶劍版本[108]，其中最高等級的金質帶劍鑲鑽石十字章僅授予28人，多數為空軍飛行員，包括施佩勒、福爾克曼、里希特霍芬、莫德士、加蘭德和哈林豪森（英语：Martin Harlinghausen）等[109]。1939年6月6日，希特勒在新總理府親自向軍團成員頒發了金質鑲鑽石十字章[110]。此外，德國還設立了禿鷹軍團傷兵章（荷兰语：Gewondeninsigne voor Duitse Vrijwilliger in de Spaanse Vrijheidsstrijd）和禿鷹軍團戰車戰鬥章[111]，並頒發315枚遺屬榮譽十字章（德语：Ehrenkreuz für Hinterbliebene Deutscher Spanienkämpfer）紀念在西班牙陣亡的軍團成員[110][註 4]。西班牙國民軍方面亦向德國人員頒發了各類榮譽，如佛朗哥曾親自授予福爾克曼鑲鑽西班牙軍事勳章（西班牙语：Medalla Militar (España)）[113][註 5]。內戰結束後，希特勒下令將「禿鷹軍團」榮譽稱號授予一個轟炸機聯隊（英语：Kampfgeschwader 53）、一個防空砲兵團和一個通信營，以紀念軍團在西班牙的功績[112]。

下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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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禿鷹軍團編制沿革列表（西班牙语：Anexo:Evolución de la organización de la Legión Cóndor）

禿鷹軍團各下屬單位均以「88」為編號[註 6]。陸軍的戰車部隊在編制上不屬於禿鷹軍團，而是接受德國和西班牙陸軍的直接指揮，但與軍團保持通信聯繫[71]。以下分別列出軍團在三個階段的編制：

1936年11月（成立初期）[117]
1937年夏（北方戰役期間）[101]
  • 軍團參謀部（Stab/88）
    • 指揮官：胡戈·施佩勒少將
    • 參謀長：沃爾弗拉姆·馮·里希特霍芬中校
    • 聯絡參謀處（VS）、氣象站、野戰醫院（Laz 88）
    • 航空作業連（B/88）、機場勤務營（P/88）、彈藥庫（MA/88）
    • 轟炸實驗參謀處（VB）、戰鬥機實驗參謀處（VJ）
  • 第88偵察飛行大隊（A/88）
    • 3個中隊：1個裝備Do 17偵察機（兼轟炸）、其餘裝備He 70偵察機及He 46偵察機
  • 第88水上飛行中隊（AS/88）
    • 9架He 59水上偵察機、8架He 60水上偵察機
  • 第88戰鬥機飛行大隊（J/88）
    • 3個中隊（各9架）：2個裝備He 51戰鬥機（改任對地攻擊）、1個裝備Bf 109戰鬥機
  • 第88轟炸飛行大隊（K/88）
    • 3個中隊（各9架）：2個裝備Ju 52轟炸機、1個裝備He 111轟炸機
  • 第88高射砲營（F/88）
    • 4個重砲連（88公釐高射砲）、2個輕砲連（20公釐及37公釐高射砲混編）、1個訓練連
  • 第88通信營（Ln/88）
    • 航空警戒連、機場管制連、無線電連、電話連
1938年末（加泰隆尼亞戰役前）[118][89]
  • 軍團參謀部（Stab/88）
  • 第88偵察飛行大隊（A/88）
  • 第88水上飛行中隊（AS/88）
    • He 59水上偵察機、He 60水上偵察機（駐馬略卡島）
  • 第88戰鬥機飛行大隊（J/88）
    • 3個中隊：全數換裝Bf 109戰鬥機
  • 第88轟炸飛行大隊（K/88）
    • 3個中隊：全數換裝He 111轟炸機
  • 俯衝轟炸中隊
  • 第88高射砲營（F/88）
    • 4個重砲連（88公釐高射砲）、2個輕砲連（20公釐及37公釐高射砲）
  • 第88通信營（Ln/88）

輔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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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蜂小組」裝備的一號戰車，其僅配備兩挺機槍和薄弱的裝甲，遠遜於蘇聯援助共和軍（俄语：Советские танки 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в Испании）的T-26戰車

除禿鷹軍團的空軍編制外，德國陸軍另以「養蜂人」（Imker）和「雄蜂」（Drohne）為代號向西班牙派遣了兩支地面部隊。兩者在編制上均不隸屬禿鷹軍團，作戰命令直接來自柏林和西班牙陸軍，禿鷹軍團指揮官對其沒有作戰控制權[117]。然而兩者在行政和後勤上與軍團存在密切的依附關係：禿鷹軍團為其提供人事服務和物資補給[101]，通信營亦始終保持與地面部隊的通訊聯繫[71]。由於整個對西班牙的軍事行動以空軍為主導，陸軍人員最初甚至被正式轉隸空軍編制，瓦利蒙特曾解釋此舉主要是因為「陸軍和空軍之間存在很大的競爭」，戈林堅持將行動納入空軍體系[119]。

「雄蜂小組」（Gruppe Drohne）是一支戰車部隊，由威廉·馮·托馬少校指揮，1936年9月下旬抵達西班牙[120]。初始編制約為10名軍官和225名士兵，裝備41輛一號戰車（A型與B型）、20門反戰車砲及運輸車輛，編為2個戰車連和1個支援連[119][57]。一號戰車在防護和火力上遠遜於蘇聯援助共和軍（俄语：Советские танки 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в Испании）的T-26戰車，1936年11月馬德里戰役期間首次交戰即遭壓制[121][115]，馮·托馬從連串挫敗中歸納出戰車須與步兵、砲兵和空軍協同作戰的教訓，對日後閃擊戰概念產生了直接影響[122]。

「養蜂人小組」（Gruppe Imker）則是分散在國民軍各地的訓練教官團，約600名德國人員在西班牙各地建立了軍官學校、士官學校、步兵與砲兵訓練基地、迫擊砲和化學戰訓練設施[100]，在馬德里和托雷多附近還設有戰車和反戰車訓練場[100]。據報約56,000名國民軍士兵接受了德國各分遣隊的訓練[100]。一般情況下「養蜂人小組」僅負責訓練，德國教官原則上不得參戰，但普洛赫爾稱在「最嚴峻的戰鬥」時教官會親自投入戰鬥，到戰爭後期，也有部分德軍實際上已在指揮由西班牙兵員操作的戰車單位[123]。

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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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禿鷹軍團裝備列表（西班牙语：Anexo:Material utilizado por la Legión Cóndor）

作戰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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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有國民軍標誌的禿鷹軍團Bf 109戰鬥機。Bf 109是軍團獲得的最重要裝備，在布魯內特戰役中首次大規模投入即確立了對蘇聯戰鬥機的空中優勢

禿鷹軍團初期裝備的飛機多為尚屬草創階段的德國空軍第一代機種，在蘇聯大規模援助共和軍後迅速暴露出嚴重不足。軍團成立時的主力戰鬥機為He 51戰鬥機，在蘇製I-15和I-16面前速度、火力、爬升率和機動性均居於下風，兩挺機槍每射完一梭還須手動裝填，且沒有無線電，飛行員只能靠手勢溝通[124]。1936年9月17日，一個He 51編隊遭遇一架單獨的法製德瓦蒂納D.372戰鬥機（英语：Dewoitine D.372）即被迫全隊轉入防禦，直到第二個編隊趕到才解圍，德國飛行員由此確信He 51作為戰鬥機已徹底過時[125]。蘇聯I-16出現後局勢更為惡劣，第88戰鬥機飛行大隊指揮官梅爾哈德少校當面告訴施佩勒，若被強制命令繼續以He 51對抗蘇聯戰鬥機，他寧可被解職遣返[126]。里希特霍芬後便將He 51從制空任務中撤出，轉為對地攻擊用途。由於國民軍嚴重缺乏砲兵，He 51充當「空中砲兵」反而取得了顯著成效，在北方戰役期間每天出擊多達7次，從後方掃射巴斯克陣地[127][128]。不過到1938年的萊萬特攻勢時期，倖存的He 51機況已嚴重惡化，損失也相當高[129]。作為運輸機改裝的Ju 52充當臨時轟炸機同樣力不從心，在面對蘇聯戰鬥機時過於脆弱，很快被迫退出白天轟炸任務，僅能在夜間出擊[98][130]。

1937年起，德國空軍的第二代機型陸續抵達西班牙，戰場態勢隨之改觀。Bf 109戰鬥機是禿鷹軍團最重要的裝備，在速度和爬升率上均優於蘇聯對手[98]。1936年底，首批Bf 109B型運抵西班牙，但因組裝和引擎問題，直到1937年2月底才有一支小隊能勝任戰鬥任務[98]。Bf 109操控要求極高，狹窄的起落架使降落頗具風險[131]，但一旦投入戰鬥即迅速證明優於蘇聯飛機[131]。在1937年7月的布魯內特戰役（英语：Battle of Brunete）中，Bf 109首次大規模投入，羅爾夫·平格爾（英语：Rolf Pingel）也在此戰成為軍團第一位被確認擊落5架敵機的飛行員，確立了Bf 109對蘇聯戰鬥機的戰鬥優勢[132]。不過普羅克特指出，Bf 109的潛力直到1938年莫德士率領中隊換裝後才真正發揮。莫德士在8個月內取得14次確認擊殺（包括12架I-16），並發展出以雙機編隊（Rotte）和四機編隊（Schwarm）為基礎的新型戰鬥機戰術，取代了自一戰以來所有空軍沿用的三機編隊（Kette）[133][17]。新戰術的核心在於利用機載無線電實現寬間距編隊，飛機之間拉開300至500公尺的距離，使飛行員能將更多注意力放在搜索敵機而非防止碰撞上[134]。隨著B型、C型、D型乃至E型的逐步換裝，戰爭末期時Bf 109已牢牢掌握西班牙上空的制空權[135]。

1939年正為He 111轟炸機裝彈的禿鷹軍團士兵

1937年初，He 111轟炸機送達西班牙，首批30架迅速取代了轟炸大隊中的Ju 52[136]。He 111巡航時速可達360公里，幾乎與當時多數戰鬥機相當，載彈1,500公斤，性能遠超Ju 52[136]。到1937年秋，轟炸大隊已有兩個中隊完成換裝，舊Ju 52轉交國民軍使用[136]。但He 111在精確打擊方面仍有缺陷，攻擊具體目標時的準度不盡理想，里希特霍芬發展的對地攻擊和俯衝轟炸戰術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不足[75]。更嚴重的是，He 111在西班牙的成功使柏林產生了一個日後被證明致命的錯誤認知：高性能且武裝良好的轟炸機在密集編隊中可以自我保護，不需要戰鬥機護航。He 111取代Ju 52後，柏林一度認為可以「放開戰鬥機去自由獵殺」，但1938年的實戰記錄顯示Bf 109仍必須為轟炸機提供護航[137]。這一迷信持續至不列顛戰役，導致德國空軍訓練有素的轟炸機飛行員遭受慘重、難以恢復的損失[138]。

禿鷹軍團的另一款主力轟炸機為Do 17轟炸機，於1937年春到達，配備15架，可充當遠程高空偵察機或快速輕型轟炸機，在兩個角色中都表現良好，到達後即取代偵察大隊中較舊的He 70[136]。E型用作轟炸機，F型用於遠程偵察，在加泰羅尼亞攻勢（英语：Catalonia Offensive）中與He 111編隊一同出擊[136][139]。Ju 87俯衝轟炸機在西班牙的歷程則頗為曲折。軍團最先收到的是少量Hs 123俯衝轟炸機，表現令人失望；隨後到達的Ju 87A型同樣不盡人意，投彈精度遠不如預期[137]。直到1938年初的特魯爾戰役，由哈斯中尉指揮的3架Ju 87在2月17日首次出擊後，才「很快證明在俯衝轟炸共和軍目標時極為精確」[140]。此後Ju 87在攻擊碉堡和堅固設防據點方面表現出色[137]。然而Ju 87從大角度俯衝後猛然拉起時極為脆弱，需迴避防空火力密集的地區[137]。普羅克特記載，不少德國飛行員認為將過多的人員和資源集中在這一機種上「被證明是一個長期的錯誤」[137]。

在海上作戰方面，儘管He 59水上偵察機（英语：Heinkel He 59）和He 60水上偵察機（英语：Heinkel He 60）均已過時，第88水上飛行中隊卻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戰績。飛行員發展出切斷引擎無聲滑翔接近港口、低空投彈後再重新啟動引擎撤離的戰術，以250公斤炸彈攻擊泊港船艦，「被證明非常有效」[141]。水上飛行中隊在夜間轟炸方面也變得日益純熟，1938年的亞拉岡和埃布羅戰役期間定期執行遠程夜間任務，攻擊支援共和軍的鐵路調車場和鐵路樞紐[141]。1937年7月，德、義以及國民軍三方還建立了聯合海空參謀部以協調反航運作戰，三國水上飛機部隊的合作相較地面戰場的摩擦順暢得多[141]。1939年國民軍派軍官進入巴塞羅那港時，目睹30艘船艦被擊沉在泊位上，更多船隻受損，空中打擊造成的破壞規模可見一斑[141]。軍團水上飛機共聲稱擊沉52艘共和軍船艦，Ju 87另擊沉8艘[142]。然而這些成功並未促使德國空軍和海軍高層更加重視海軍航空兵，德國在進入二戰時仍缺乏任何現代化的遠程海上攻擊機，直到1942年才組建起專職的破交戰部隊[143]。

地面部隊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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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公釐高射砲。在西班牙，這款防空武器意外展現出作為地面直射砲兵的強大潛力，在277天戰鬥中參與的377次交戰裡僅31次為對空任務

禿鷹軍團的地面火力以第88高射砲營為核心，擁有超過1,400名官兵，是軍團中規模最大的單一單位[144]。88公釐高射砲垂直射程接近11,000公尺，1930年代幾乎所有飛機都在其有效射程之內[144]，在防空任務中擊落了59架共和軍飛機[96]。然而88公釐砲最引人注目的表現是在地面戰鬥中，安裝在可由半履帶車牽引的機動底盤上，不到4分鐘即可架設完畢準備射擊，射程達14,800公尺，超過大多數同時代的陸軍野戰砲[145]。

由於國民軍嚴重缺乏火砲，88公釐砲從戰爭初期便頻繁充當直射火力支援。在哈拉馬河戰役中，88公釐砲首次以地面作戰角色投入，共和軍戰鬥機反覆掃射渡河的國民軍後續部隊，遭到88公釐砲的猛烈還擊、受到重大損失[146]。此後88公釐砲在每場重大戰役中都擔當地面砲兵角色：在貝爾奇特戰役（西班牙语：Batalla de Belchite）中，一名德國砲手遭遇5輛蘇聯戰車向友軍步兵開火，迅速調轉砲口以直接命中摧毀了3輛[147]；在同一戰鬥中，利希滕貝格少校拉出兩門88公釐砲對敵方砲兵陣地猛烈快射，很快便壓制了敵方火力[147]；在加泰隆尼亞攻勢中，88公釐砲僅用3分鐘即摧毀一個敵方重砲陣地，又在共和軍工兵試圖炸毀洛夫雷加特河石橋時以砲火將其驅散[148]。在277天的戰鬥期間，高射砲營參與了377次交戰，其中僅31次是對空目標[138]。普羅克特總結，88公釐砲「作為防空武器相當稱職，但作為對付碉堡和戰車的地面砲兵則具有毀滅性」[138]。

20公釐高射砲和37公釐高射砲等輕型高射砲同樣表現出色，兼具保衛機場和支援地面步兵的雙重功能[149]。在貝爾奇特戰役中，洛澤中尉將輕型高射砲部署在通往城鎮的道路上，從其位置直接向據守房屋的敵軍射擊[150]。西班牙的經驗促使德軍大幅增加陸軍和空軍的高射砲配備數量，以高射砲射擊地面目標成為標準戰術[16]。不過這一成功也帶來了一個錯誤教訓：柏林由此認定高射砲是空防的終極武器，以致忽視了建立戰鬥機防禦體系來保護國土免受敵方轟炸機的深入攻擊[138]。

與禿鷹軍團協同作戰的「雄蜂小組」主要裝備的是一號戰車，僅有雙人乘員，武裝為2挺7.92公釐機槍，無論防護還是火力都完全無法與蘇聯援助共和軍的T-26戰車相提並論（4人乘員，配備機槍和45公釐主砲）[151]。1936年11月，一號戰車與T-26在馬德里的首次交鋒中即被全面壓制，德軍隨後下令避免一切正面接觸[121]。1937年1月，德軍發起一次由戰車作為前鋒的突擊行動，但又被共和軍反戰車砲輕易擊退，不少外國觀察員由此認為戰車過於脆弱，只能作為步兵的輔助火力而非攻勢矛頭[122]。不過托馬等人對此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戰車之所以失敗，並非戰車本身無用，而是投入的數量太少且缺乏摩托化步兵、反戰車砲和密接空中支援的協同配合[122]。到布魯內特戰役（英语：Battle of Brunete）時，國民軍在德國顧問指導下首次嘗試集中戰車發動反擊，雖然戰車本身仍不如對手，但共和軍的戰車和反戰車砲已在攻勢初期被空中火力大量摧毀[128]。德軍還在內戰期間得出一號戰車為雙人車組設計的空間過於狹小、作戰期間容易力竭的問題，為後續改善戰車提供寶貴的參考[152]。

作戰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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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西班牙內戰時程表（西班牙语：Anexo:Cronología d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和西班牙內戰中的轟炸（西班牙语：Bombardeos en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初期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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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马德里保卫战
正在訓練國防軍民兵的禿鷹軍團教官

禿鷹軍團成立之際，國民軍正從西面和南面逼近馬德里，企圖一舉攻佔共和國首都以結束戰爭。然而馬德里的防禦在蘇聯武器和由各國共產主義志願者組成的國際縱隊的及時增援下迅速穩固，國民軍的正面進攻在大學城一帶陷入逐屋爭奪的血戰[153]。禿鷹軍團首次以建制形式投入戰鬥即是在馬德里前線：11月15日轟炸大隊為國民軍步兵提供掩護，同日亦轟炸了蘇聯物資的主要入港卡塔赫納[154]。此後數日，軍團與義大利和國民軍航空隊對馬德里實施了當時西班牙規模最大的戰略轟炸，但轟炸對戰局和士氣幾無實質影響，反而引發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155]。在空中，蘇聯I-15和I-16戰鬥機已奪取馬德里上空的制空權，迫使禿鷹軍團轟炸機僅能在夜間出擊[130][69]。托馬斯記載，禿鷹軍團此時的裝備仍然原始，這些笨重的飛機速度全部不及蘇聯同類機種[69]。

11月23日國民軍的正面進攻宣告失敗後，佛朗哥改為在馬德里外圍發動一系列包圍攻勢，試圖切斷首都的對外聯繫，但均未能奏效[156]。1937年2月的哈拉馬河戰役中，國民軍企圖切斷馬德里至瓦倫西亞的公路，禿鷹軍團轟炸機攻擊共和軍後方交通線，88公釐高射砲首次以地面砲兵角色直接支援步兵進攻[146]。儘管高射砲對共和軍空軍形成強烈威脅，但國民軍仍無法奪下制空權[155]，但制空權仍不在國民軍手中[155]。3月的瓜達拉哈拉戰役（英语：Battle of Guadalajara）則以義大利軍的慘敗告終，共和軍空軍的集中攻擊使義大利縱隊迅速潰敗[155]。禿鷹軍團在此役中僅派出通信分遣隊和少量聯絡官[157]，但He 51和88公釐砲的對地射擊減緩了共和軍的追擊[158]。馬德里方向的連續挫敗使德國顧問確信：在更先進的飛機大量到位之前，攻取馬德里只是空談，應轉向共和國較脆弱的北方飛地[159]。施佩勒和里希特霍芬遂強力說服佛朗哥將禿鷹軍團全軍投入北方戰役[160]。

北方戰爭與格爾尼卡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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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北方戰爭（英语：War in the North）和格尔尼卡大轰炸

馬德里方向的僵局使佛朗哥接受了施佩勒和里希特霍芬的建議，轉向攻擊與共和國本土隔絕、補給困難的北方巴斯克和阿斯圖里亞斯飛地[161]。1937年3月底，禿鷹軍團全軍轉移至西班牙北部，以維多利亞為基地，佛朗哥授予軍團對戰區所有空中作戰的指揮權，國民軍航空中隊亦歸德方統率[162]。聯軍在北方集結超過150架飛機，而巴斯克守軍僅有寥寥數架[162]。里希特霍芬在此期間發展出一套標準化的空地協同戰術：在俯瞰攻擊點的山頂設立聯合觀察所，經由電話和無線電即時引導後方機場的飛機出擊；偵察機先拍攝敵軍陣地，88公釐砲前推至直射位置，轟炸機隨後進行地毯式轟炸，He 51戰鬥機則在敵後方低空掃射砲兵和補給線[163]。因基地靠近前線，各中隊採取穿梭攻擊方式輪替出擊，每日可對同一目標出動多達7次，對守軍造成巨大的持續壓力[164][128]。

比斯開戰役（英语：Biscay Campaign）於3月31日展開，攻勢從第一天起便高度依賴空中支援：He 51在國民軍步兵前方掃射敵軍陣地，多次在手榴彈投擲距離內對巴斯克守軍實施攻擊[165]。4月4日，禿鷹軍團對奧坎迪亞諾的巴斯克陣地投入全部轟炸機，五分鐘內投下60噸炸彈，轟炸後國民軍步兵幾乎未遇抵抗即攻佔陣地，發現200餘名巴斯克士兵被炸死、另有400名俘虜因遭轟炸震得暈眩、無力撤退[164][166]。此後國民軍在4至5月間緩慢推進，地形為一連串陡峭的山丘，5月又逢連日暴雨，嚴重妨礙地面行動和空中出擊[167]。

1937年4月26日轟炸後的格爾尼卡廢墟

4月26日，禿鷹軍團對巴斯克小城格爾尼卡發動了一次轟炸，在國際間激起巨大爭議。當時巴斯克軍23個營正朝城外倫特里亞橋撤退，里希特霍芬判斷炸毀該橋即可截斷退路，遂將其列為攻擊目標[168][164]。里希特霍芬此前還在維多利亞旅館的作戰室釘出簽名告示：轟炸機應攻擊軍事目標，但「不須顧及平民」[169]。下午4時30分至18時30分，德義機群分五波轟炸，各波均未命中橋樑，炸彈落入城區；戰鬥機對逃離的人群實施掃射；最後一波19架Ju 52投下至少31噸高爆彈和約2,500枚燃燒彈[170][164][註 7]。格爾尼卡沒有任何防空設施，全城74%的建築遭到摧毀[171]。傷亡數字爭議極大，巴斯克政府公布1,654至1,687人死亡，後來多數研究認為實際約200至300人[172][173]。

轟炸的動機和責任歸屬至今爭議不休。禿鷹軍團老兵辯稱風偏和煙霧導致炸彈落入城區[174]，但當日風力很小，而2,500枚燃燒彈對炸毀石橋毫無用處；托馬斯質疑，既然目標是橋樑，為何不用俯衝轟炸機，「燃燒彈的使用證明，目的不只是炸橋」[175]，阿爾佩特也明確指出「不能用『誤解命令』來解釋」[176][註 8]。至於誰下達的命令，里希特霍芬攻擊前一天即與國民軍參謀長胡安·維貢上校達成協議，但會談內容無從得知，阿爾佩特推測西班牙當局對此種空襲方式並不反對，但「沒有證據顯示德國人事先打算摧毀整座城鎮」[178]。里希特霍芬4月30日視察後在日記中將此次空襲評為「完全的技術成功」[179]，而柏林和國民軍在事後均否認責任，這套說辭維持了一代人，直到1970年塔倫的著作問世才被打破[180][181][註 9]。然而格爾尼卡轟炸在政治上的影響遠超軍事層面。英國記者喬治·斯蒂爾（英语：George Steer）的報導在4月28日登上《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頭版，巴斯克政府公布的誇大傷亡數字隨之傳遍全球；巴勃羅·畢卡索受共和國政府委託繪製的《格爾尼卡》在巴黎世界博覽會（英语：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es Arts et Techniques dans la Vie Moderne）上展出後，更將這一事件凝固為空中屠殺的象徵[173][185]。科魯姆指出，這反而成了希特勒在西班牙內戰中的「最大勝利」：全世界因此相信德國空軍有能力將整座城市夷為平地，而這在1937年乃至1940年都遠超其實際能力，由此產生的恐懼直接影響了1938年慕尼黑會議上英法的讓步[173]。

6月初，國民軍北方戰線指揮官埃米利奧·莫拉將軍在座機失事中身亡，由菲德爾·達維拉（英语：Fidel Dávila）將軍繼任[186]。禿鷹軍團偵察機仔細拍攝了巴斯克在畢爾包周圍修建的「鐵環」環形防禦工事的全貌，發現其中的薄弱地段[186]。6月11日發動最終突擊，集中砲火和一波接一波的空中攻擊在鐵環東側打開缺口，6月19日畢爾包陷落[187][186]。施佩勒此前已向佛朗哥確立了保護畢爾包工業設施的方針，拒絕了莫拉轟炸工廠的要求[188]。

畢爾包陷落使巴斯克守軍折損近半兵力和大量裝備，共和國失去北方主要工業中心[189]。禿鷹軍團原計劃隨即西進掃蕩桑坦德和阿斯圖里亞斯，但7月初共和軍在馬德里西方發動大規模攻勢（布魯內特戰役），迫使軍團全軍緊急南調，北方攻勢因而中斷[190]。布魯內特戰役結束後，禿鷹軍團返回北線，繼續支援桑坦德（英语：Battle of Santander）和阿斯圖里亞斯（英语：Asturias Offensive）的攻勢。桑坦德僅用不到兩週即被攻佔，軍團在此役中未損失一架飛機[191][192]。阿斯圖里亞斯的山地戰則更為艱難，持續近兩個月；He 51中隊從懸崖邊緣的前進機場每天出擊多達7次，並以大編隊從山谷後方低空飛入、在目標上空集體投彈的「地毯式轟炸」戰術壓制山地工事[193]。10月21日阿斯圖里亞斯全境落入國民軍手中，長達7個月的北方戰役宣告結束[194]。共和國由此失去了北方的鐵礦、鋼鐵工業和造船業，國民軍的戰線大幅縮短，北方師得以調往其他戰線[192]。

戰爭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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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布魯內特戰役（英语：Battle of Brunete）和特魯爾戰役

1937年7月6日，共和軍在馬德里西方發動內戰以來最大規模攻勢，企圖以鉗形攻擊迫使佛朗哥從北方抽調兵力[195]。共和軍投入約90,000人、160餘輛戰車和近400架作戰飛機，首日即突破國民軍防線[196]。禿鷹軍團的反應分為數階段：7月7日，最初判斷為有限攻擊，僅派出Do 17轟炸中隊和Bf 109中隊南下應戰；同日佛朗哥認定此為大規模攻勢，要求德義全面支援，北方的阿斯圖里亞斯攻勢隨即中止；至7月9日，軍團主力完成轉場，連同義大利和國民軍航空隊統一由禿鷹軍團指揮，聯合兵力超過200架飛機[197][198]。施佩勒命令轟炸機以小編隊每隔十分鐘間隔晝夜連續轟炸，瓦解共和軍士氣[199]。共和軍第5軍司令莫德斯托稱禿鷹軍團的攻擊「毀滅性的」，第18軍司令胡拉多則稱7月11日的空襲「是一場災難」[200]。Bf 109在此役中首次大規模投入，托馬斯記載「此後空中力量的平衡始終留在國民軍一方」[201][132][202]。7月24至25日的決定性攻擊中，禿鷹軍團全力出動支援國民軍突破共和軍據守的防線，一個高射砲連擊傷12輛共和軍戰車[203]。共和軍最終損失約25,000人和約100架飛機，最精銳的部隊和大部分戰車力量遭到重創；部分德國軍官後來認為佛朗哥在布魯內特實際上贏得了整場內戰[202][204]。

布魯內特之後，雙方在馬德里前線陷入對峙。1937年12月中旬，已失去北方的共和軍為打破僵局，突襲亞拉岡前線的特魯爾，以約60,000人的兵力完全出乎國民軍意料[205][206]。禿鷹軍團在新任指揮官福爾克曼率領下重新部署至特魯爾前線，但極端惡劣的冬季天氣嚴重限制了空中作戰：機油在零下低溫中凝固，德國機械師不得不發明引擎罩和加熱器來解決冷啟動問題[205]；共和軍還部署了令人意外數量的蘇聯新式高射砲，德國飛行員在此役中面臨的防空火力遠較北方戰役密集[206]。1938年2月5日起，禿鷹軍團在阿爾法姆布拉攻勢前展開四天密集轟炸，每日多達100架次，攻擊前24小時投下120噸炸彈[140]。2月7日的空戰中威廉·巴爾塔薩（英语：Wilhelm Balthasar）中尉在10分鐘內擊落4架敵機[140]。2月17日，3架Ju 87A俯衝轟炸機首次投入作戰，「很快證明在俯衝轟炸共和軍目標時極為精確」[140][207]。2月22日特魯爾收復，共和軍在此役中損失巨大，戰鬥機部隊大部被摧毀[140][208][207]。布魯內特和特魯爾兩役標誌著共和軍由盛轉衰的轉捩點：共和軍在兩次大規模攻勢中投入了最精銳的部隊和最好的裝備，卻非但未能改變戰局，反而遭受了無法彌補的損失，此後再未能發動具有戰略意義的攻勢[209]。

最後攻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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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亞拉岡攻勢、萊萬特攻勢（英语：Levante Offensive）、厄波羅河戰役和加泰羅尼亞攻勢（英语：Catalonia Offensive）

經過布魯內特和特魯爾兩役的消耗，共和軍的精銳部隊和蘇聯供應的裝備遭到嚴重損失[210]。佛朗哥抓住這一時機，於1938年3月發動亞拉岡攻勢，企圖向地中海推進，將共和國切為兩半[207]。國民軍在約460架飛機的支援下全面出擊，首日禿鷹軍團即投下160噸炸彈而無一架飛機損失[211]。推進速度極快，4月14日國民軍在維納羅斯到達地中海海岸，共和國領土被切為兩半[88][212]。福爾克曼建議佛朗哥趁勝北轉進攻加泰隆尼亞，但佛朗哥決定改為南攻瓦倫西亞[88]。萊萬特攻勢（英语：Levante Offensive）遭遇頑強抵抗和惡劣天氣，推進緩慢[213]。7月初莫德士的第3中隊換裝新型Bf 109後重返戰鬥機任務，7月15日首次出擊即取得戰果；W特別參謀部報告指出，新機在五天內擊落22架共和軍戰鬥機而自身無損[214]。

被切斷後的共和國並未放棄抵抗。1938年7月24至25日夜間，共和軍集結80,000至100,000人強渡埃布羅河，發動內戰中規模最大也是最後一次的攻勢，企圖重新打通與加泰隆尼亞之間的聯繫[88][215][216]。禿鷹軍團迅速投入反擊：首週即飛行664架次、投下689噸炸彈，其中322次針對埃布羅河上的橋梁[217]。然而共和軍工兵在夜間反覆修復被炸毀的橋梁，甚至將橋面降至水面以下以躲避空中觀察[218]。此後戰役演變為長達113天的消耗戰，禿鷹軍團在此期間飛行超過1,600架次轟炸橋梁，投下1,713噸炸彈[219]。莫德士在埃布羅河上空實踐了新型戰鬥機戰術，禿鷹軍團戰鬥機群在整個戰役中擊落約100架共和軍飛機，佔共和軍總損失的三分之一，其中莫德士的第3中隊即取得42次空戰勝利[220]。11月16日共和軍撤回河東岸，損失約70,000人（含20,000名俘虜）和大量重裝備[221][註 10]。禿鷹軍團自身損失極輕，僅10架飛機和5名機組陣亡[220]。許多分析家認為西班牙內戰的結局在埃布羅河西岸已成定局[222]。

厄波羅河戰役結束兩週後，里希特霍芬以指揮官身份返回西班牙，隨即率軍團投入加泰羅尼亞攻勢。12月17日起通信營製造密集假無線電通訊，成功將共和軍兩個師牽制在錯誤方向[223][224]。12月23日總攻發動後推進迅速，禿鷹軍團的Bf 109在連續空戰中擊落大量敵機，又以突襲手段在地面摧毀多處敵方機場[225][226]。1939年1月26日巴塞羅那陷落，數十萬難民湧向法國邊境[227]。2月10日國民軍推進至法國邊境，加泰隆尼亞攻勢結束[228][229]。此後共和國僅餘馬德里和東南沿海地區，內部各派系自相殘殺，抵抗迅速瓦解。3月27日上午10時，里希特霍芬發出最後的停戰令：「所有德國部隊停止作戰。」[230]

歸國與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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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希特勒檢閱勝利歸國的禿鷹軍團士兵

1939年3月27日禿鷹軍團的最後一次飛行是全部中隊以密集編隊飛越馬德里、阿蘭胡埃斯和托雷多，向國民軍地面部隊致敬[230]。此後軍團在西班牙境內舉行了數次告別式，包括塞維利亞、瓦倫西亞的閱兵；5月12日在馬德里巴拉哈斯區的航空閱兵約有500架飛機受閱，戰鬥機群並在空中排列出「FRANCO」的字樣，5月19日另在馬德里舉行盛大閱兵[231]。5月22日在萊昂舉行的最後告別式由佛朗哥親自出席，里希特霍芬代表軍團向佛朗哥贈送官兵集資的100萬比塞塔，捐予陣亡西班牙飛行員的家屬[230][232]。

5月26日，281名軍官、4,383名士兵和412名民間技術人員在維戈港登上數艘「力量來自歡樂」組織的郵輪，同時裝載約700噸裝備，包括最先進的Bf 109、He 111和Ju 87，其餘裝備則留給國民軍購買[233]。在離開前，德國運輸船同時卸下700噸食品和藥品供西班牙平民使用[232]。5月30日船隊在裝甲艦「施佩伯爵將軍」號等軍艦的護航下駛入漢堡港，戈林元帥親自到碼頭迎接[233][232]。值得注意的是，直到船隊抵達漢堡之日，德國媒體才首次獲准提及「禿鷹軍團」的名稱，此前一項保密規定始終禁止公開使用這一番號[232]。

返國人員隨後在柏林近郊的多伯里茨軍事訓練場集結，與此前各批輪換回國的老兵會合，共約14,000人[233][234]。6月6日，全體人員穿著軍裝在柏林盧斯特花園以九人一排的隊形通過希特勒面前受閱[235][236]。閱兵結束後，禿鷹軍團作為一個建制單位正式解散，人員重新編入德國空軍各部隊[235]。

禿鷹軍團在近三年的作戰期間，累計約19,000名德國軍人輪換赴西班牙服役，共298人死亡（其中131人戰死、167人死於事故或疾病），另有139人負傷[237]。軍團聲稱擊落共和軍飛機386架（其中59架為高射砲戰果），擊沉或擊傷共和軍艦船超過50艘[4][237]；自身在作戰中損失飛機72架，另有160架在事故中損毀[142]。托馬斯估計德國為西班牙內戰共花費約5.4億帝國馬克，其中3.54億用於禿鷹軍團，先後向西班牙運送了約600架飛機和200輛戰車[238]。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235]。

影響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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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經驗與戰術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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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內戰為禿鷹軍團提供了在實戰條件下檢驗裝備、戰術和組織的獨特機會。在空戰領域，軍團經歷了從第一代機種全面落後到第二代機種取得制空權的完整過程：He 51被蘇聯戰鬥機壓倒後被迫轉為對地攻擊角色，反而由此催生了密接空中支援的作戰模式[127]；Bf 109在布魯內特和埃布羅河等戰役中證明了對蘇聯飛機的優勢，莫德士在實戰中發展出的雙機和四機編隊戰術從根本上改變了空戰方式[17][239]。在空地協同方面，里希特霍芬建立的標準化體系，包括在前線高地設置觀察所、以電話和無線電引導後方機場出擊、步兵以布板標示位置等，成為日後德國空軍支援地面作戰的範本[163]。88公釐高射砲在西班牙意外發現了作為地面直射砲兵的強大潛力，在277天的戰鬥中參與了377次交戰，其中僅31次為對空任務[138]。

西班牙的經驗也暴露了德國空軍的諸多弱點。事故損失（160架）遠超戰鬥損失（72架），主要發生在夜間飛行和惡劣天氣中[142]。施佩勒回國後立即要求麾下部隊加強冬季惡劣天氣飛行和夜間導航訓練，使德國空軍成為二戰開戰時歐洲唯一在此方面具備一定能力的空軍[142]。通訊與後勤同樣是棘手的問題：電話線反覆被游擊隊切斷、被敵方竊聽[240]。科魯姆總結，德國空軍憑藉正常運作的總參謀部系統，得以迅速吸收戰鬥教訓並轉化為新的作戰準則[241]。

對西班牙內戰與二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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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班牙內戰的整體進程看，禿鷹軍團的介入在多個關鍵節點上改變了戰爭的走向。「魔火行動」的空運在戰爭最初數週挽救了國民軍的劣勢，使佛朗哥得以將非洲軍團投入伊比利半島[10][56]。北方戰役中，禿鷹軍團以全軍規模投入，在長達7個月的作戰中為國民軍攻克巴斯克和阿斯圖里亞斯提供了決定性的空中優勢，科魯姆認為「毫不誇張地說，禿鷹軍團使國民軍在北方的勝利成為可能」[189]。布魯內特和埃布羅河等關鍵戰役中，軍團在共和軍發動攻勢後迅速轉場集結、統一指揮三國空軍實施反擊的能力，一再阻止了共和軍扭轉戰局的企圖[242]。然而禿鷹軍團並非國民軍勝利的唯一因素：義大利的軍事介入規模遠大於德國，蘇聯對共和軍的援助在1938年後因國際形勢變化而銳減，共和國內部的政治分裂同樣削弱了其戰鬥力[243]。禿鷹軍團的核心貢獻在於空中力量的質量優勢和作戰創新，而非單純的兵力規模[96]。

禿鷹軍團的實戰經驗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同樣深遠。約19,000名經歷實戰的空軍人員回國後被分散安排到正在擴張的各部隊中，使德國空軍在1939年開戰時擁有遠超任何對手的實戰經驗[96]。多位日後的高級將領均在西班牙獲得了最初的實戰歷練，包括晉升為元帥的施佩勒和里希特霍芬、戰鬥機總監加蘭德，以及29名二戰頂級王牌飛行員[107][97]。里希特霍芬在入侵波蘭時即指揮俯衝轟炸機部隊，將西班牙發展的密接空中支援戰術直接應用於實戰[142]；禿鷹軍團老兵回國後還組成訓練團隊，為波蘭戰役訓練了200組機組人員[107]。莫德士則被派往戰鬥機監察部，負責以新戰術體系訓練整個戰鬥機司令部[105]。在地面作戰方面，馮·托馬從一號戰車的挫敗中歸納出的諸兵種協同教訓，亦深刻影響了閃擊戰概念的形成[122]。在外交層面，韋利認為西班牙內戰為希特勒提供了一個方便的外交實驗場：戰爭將英法蘇三國的注意力牽制在西歐，使潛在的反德「大同盟」嚴重分裂，為希特勒在1938年吞併奧地利和蘇台德區創造了有利條件[244]。

然而西班牙的經驗也導致了若干對二戰產生負面影響的錯誤判斷。He 111轟炸機在西班牙較弱的防空環境中表現出色，使柏林產生了「高性能轟炸機在密集編隊中可自我防護」的迷信，這一錯誤在不列顛戰役中導致了德國轟炸機飛行員的慘重損失[245]。88公釐砲作為地面砲兵的巨大成功則使柏林過度信賴高射砲的防空效能，忽視了建立戰鬥機防禦體系來保護本土，到盟軍戰略轟炸全面展開時才發現這一致命缺口[138]。普羅克特還記載，部分德國軍官指出西班牙的經驗「被武斷地作為空軍運用的基本原則」，卻忽視了這些經驗來自西班牙的特殊條件，即有限的戰場規模和質量極高的少量精銳人員，在大規模戰爭中未必適用[97]。科魯姆亦指出，水上飛行中隊在反航運作戰中的出色表現未能引起海軍和空軍高層的足夠重視，德國進入二戰時仍缺乏現代化的遠程海上攻擊機[143]。與德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他大國大多未能從西班牙內戰中汲取相應的教訓。科魯姆在對各國空軍的比較研究中指出，英國皇家空軍對西班牙事件的態度可以用「普遍漠不關心」來形容，其參謀學院在整場內戰期間完全未將其納入課程[246]；美國陸軍航空兵團同樣輕視西班牙經驗，直到1944年才建立有效的密接空中支援準則[247]。蘇聯雖從西班牙得到了開發IL-2強擊機的靈感，卻因「大清洗」喪失了約75%的空軍軍官，曾在西班牙作戰的幹部幾乎被全數清洗[248][249]。托馬斯還記載，蘇聯將領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向其領導人约瑟夫·斯大林報告稱西班牙經驗證明戰車編隊無法獨立作戰，導致蘇聯大型戰車部隊被拆散為步兵支援力量，直到德國戰車在波蘭和法國的成功才促使回歸機械化作戰[250]。

歷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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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德里阿尔穆德纳圣母公墓中，為紀念內戰中陣亡的禿鷹軍團士兵紀念碑，後於2017年拆除

佛朗哥統治時期，禿鷹軍團在西班牙被奉為國民軍勝利的功臣。在德國，1939年6月約兩萬名曾赴西班牙服役的人員在柏林近郊參加了盛大的凱旋閱兵，希特勒親自檢閱[251][236]，並下令以「元首命令」（Führerbefehl）將「禿鷹軍團」榮譽稱號授予數個空軍單位[112]。

1975年佛朗哥去世和西班牙民主轉型後，禿鷹軍團的形象經歷了根本性的重新評價。阿爾佩特指出，西班牙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拒絕了其佛朗哥主義過去，雖然並非完全」，但內戰引發的情感和怨恨至今依然尖銳[252]。2007年西班牙通過《歷史記憶法》、2022年又通過更為嚴格的《民主記憶法》，進一步要求清除佛朗哥時代的政治象徵，禿鷹軍團的相關紀念亦在清理之列。格爾尼卡轟炸的責任歸屬成為持續至今的爭議核心：佛朗哥時代曾長期否認德國實施了轟炸，堅稱是巴斯克人自己縱火焚城；佛朗哥末期的出版物才逐漸承認禿鷹軍團的行為，但下令者的問題至今仍不清楚[252]。

在德國方面，戰後禿鷹軍團的納粹關聯使其受到負面看待。儘管存在老兵聯誼會，但加入者甚少[252]。1997年格爾尼卡轟炸60週年之際，德國總統羅曼·赫佐格致函由德國駐西班牙大使在格爾尼卡代為宣讀，正式承認「德國飛行員在轟炸中的罪責」[252]。1998年4月24日，德國聯邦議院通過決議，要求政府不再以禿鷹軍團成員的名字命名德國聯邦國防軍的軍營、軍艦或飛行聯隊[253]。2004年，波茨坦軍事史研究局（英语：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在國會多次質詢後完成鑑定報告，認定莫德士不具備傳統榮譽的資格[254]。2005年1月，國防部長彼得·施特魯克據此決定從第74戰術空軍聯隊（英语：Taktisches Luftwaffengeschwader 74）中撤銷莫德士的榮譽冠名，菲瑟爾赫費德軍營亦同步更名[254]。近年來，德國國防軍在納粹暴行中的整體角色正受到更廣泛的討論，禿鷹軍團空中轟炸的倫理問題，即要求飛行員忽視對平民的附帶傷害，亦被納入這一反思之中[252]。

在史學評價的道德層面上，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韋利（英语：Robert Whealey）批評部分軍事史著作「為德國空軍做了太多辯護，對其受害者顯示出太少關注」[255]。格爾尼卡則早已超越軍事史的範疇，成為20世紀反戰運動的核心象徵。普羅克特指出，幾乎每一本基礎歷史教科書都會收錄畢卡索那幅著名畫作[181]。

相關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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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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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又譯「神鷹軍團」[2]、「兀鷹軍團」[3]。
  2. ^ 米爾希當日飛往拜罗伊特接受指令，下午返回柏林，傍晚5時30分在帝國航空部召集專家會議，晚間7時30分維爾貝格到場受命[43]。
  3. ^ 為掩護行動，德方在塞維利亞設立了名為「西班牙—摩洛哥運輸公司」（HISMA）的空殼企業，由伯恩哈特本人擔任西班牙方面的代表[46][44]。
  4. ^ 陸軍戰車和通信分遣隊人員另獲授紅底金字的「1936 Spanien 1939」袖標[112]。
  5. ^ 在北方戰役中陣亡的偵察飛行員馮·凱塞爾中尉亦獲追授同一勳章[114]，德國飛行人員還獲頒西班牙空軍飛行胸章，佩戴於右胸口袋上方[115]。
  6. ^ 據英國歷史學家邁克爾·阿爾佩特（Michael Alpert）記載，88可能取自「H」在拉丁字母中的序位（H為第8個字母），暗指納粹敬語「希特勒萬歲」（Heil Hitler）[93]。軍團的命名經歷數次更迭：最初稱「鐵糧」（Eiserne Rationen），後改為「鐵軍團」（Eiserne Legion），最終戈林要求以鳥名命名，遂定名「禿鷹軍團」[73][116]。
  7. ^ 首先由實驗中隊3架He 111投彈，炸中火車站和一間旅館；隨後3架義大利SM-79從高空投下36枚炸彈；第三波2架He 111以高爆彈、碎片彈和燃燒彈轟炸，市場和工廠嚴重受損；第四波He 51和Bf 109戰鬥機掃射人群，阿爾佩特指出「當時該區域並無敵方戰鬥機，掃射平民顯然就是目的」[171]。
  8. ^ 轟炸大隊第2中隊長漢斯-亨寧·馮·博伊斯特（英语：Hans-Henning Freiherr von Beust）上校事後在報告中說，第一波炸彈產生的煙塵把橋樑和城區完全遮住，「後面兩波只能大致估算著投」；他又形容Ju 52簡陋的瞄準設備，說「我們能炸中任何東西簡直是奇蹟」[177]。
  9. ^ 國民軍先說巴斯克人按「焦土政策」自行炸毀城鎮，後改口稱天氣和煙霧造成誤炸，又換了一套說法稱是前線部隊請求轟炸道路交匯處；施佩勒也附和了這些說辭[182][183]。德軍官方報告《北方戰鬥》聲稱「飛行員繞過了城鎮」，並提及一份「特別附件」，但從未被找到；格爾尼卡研究權威克勞斯·邁爾（英语：Klaus A. Maier）懷疑它根本沒有寫過[181]。禿鷹軍團內部也有反對之聲，戰鬥機飛行員哈洛·哈德爾（Harro Harder）在日記中寫道：「我們都認為，摧毀格爾尼卡這樣一個軍事上無關緊要的城鎮，是可恥而卑鄙的行為。」[184]
  10. ^ 共和軍在埃布羅河戰役中的飛機損失，各來源差異甚大：普羅克特記為約150架[221]，科魯姆記為超過300架[220]。

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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