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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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灏年
Xin Haonian.jpg
2014年的辛灏年
出生地 (1947-11-12) 1947年11月12日(69歲)
 中華民國南京市
本名 高爾品
學歷 武汉大学中文系(1987年畢業)
身分 作家、歷史學家
經歷
祖籍 安徽省巢縣
職務
  • 黃花崗》主編
  • 光復民國(大陸)工作委員會發起人
作品
  • 长篇小说《足球场上》
  • 中短篇小说集《青春兮,归来》、《台湾女人》、《大宾馆之夜》
  • 长篇系列小说《八十年代纪事》前三部(《痴汉和他的女人》、《都市的女儿》、《少夫人达琳》)
  • 歷史著作《谁是新中国

辛灝年(1947年11月2日),本名高爾品安徽巢县人,出生於南京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筆名辛灏年中国大陸作家、學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旅居美國[1]

生平[编辑]

出生於南京的書香家庭,高中畢業後赴農村插隊務農,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曾任全国青联第六、七届委员。[2]35歲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88年1月-1993年2月间任安徽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3]1991年被評為中國一級作家(教授級)。

1989年天安門六四事件後,曾在安徽合肥七度領隊上街遊行抗議中共鎮壓學生,並辭去所有社會職務和榮譽頭銜。1994年3月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做訪問學者,將在中國所做的秘密研究成果帶出國;同年底应臺灣《联合报系》邀请,赴台灣访问研究。1995年夏,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黎安友邀請擔任訪問學者、1996年2月獲聘歷史學博士後研究員,1997年至1999年再度擔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以這三年多時間寫作完成《誰是新中國》一書,被譽為中國現代史忠誠守護者和代言人。

旅居美國至今。

言论[编辑]

對中國共產黨與台獨的評價[编辑]

  • 辛灏年說,六四事件後,他毅然走上街頭抗議中国共产党暴行,並辭去了中国共产党用來統戰他的個社會職務和榮譽頭銜,從那時起,「我不怕了。我失去了一切,但我尋回了良知。」
  • 2005年3月6日,辛灏年在賓西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第三場「九評共產黨」研討會說,中国共产党蘇聯命令下武裝顛覆中華民國,製造了國家內亂,從而成為破壞中華民族民主建國道路的「家賊」,並在這數十年間裡通外國、「以革命的名義幹盡了壞事」:1927年,第三國際日本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為台灣共產黨擬定了一份台獨綱領(當時台灣還在大日本帝國殖民統治下,所以「台獨」一詞在當時是指從日本獨立,而非從中國獨立);1928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霞飛路45號一家照相館的樓上,為台灣共產黨擬定了新的台獨綱領「台灣民族、台灣革命、台灣獨立」;而且,中國共產黨黨員還策劃了造成台灣社會族群撕裂的二二八事件。辛灏年接著說:「70年代在海外,台獨勢力的主要資源都來自於中國共產黨;海外台獨的主要領袖人物不但是馬克思主義者,還不斷的、連續的回大陸、回北京受訓。大家不要天真地認為台獨『非我族類』,台獨『是我族類』,可是它屬於共產黨這一類『馬列(馬克思列寧主義)黨族』之類。即便今天在美國的許許多多我這個年齡以上的台獨人士,他們都自稱是一個光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直到今天,共產黨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它培養了台獨,它生下了台獨。今天台獨是真的不想做中國人了,要走出中國了;他們不想做中國人了,可是他們還在和共產黨一唱一和啊!大家不要以為共產黨今天高舉著所謂的民族主義的大旗在反對台獨,那不是要統一,是要統戰;這是我們中國大陸人,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不要以為今天台獨是在反共,它是在反華。這才是台獨的真相!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中華民族子孫、中華的兒女,必須堅定地反對共產黨,反對和共產黨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台獨勢力、反華台獨勢力。我這樣說,並不是說我不理解台灣絕大多數人民不願意被中共專制一統;我知道他們不願意,我不但同情、而且理解;但是,我不能容忍那種像共產黨一樣,秉承了共產黨的所謂『黨化傳統』,來否定我們的民族、汙衊我們的民族,來否定我們中國人民的,一切的言行!」[4]
  • 辛灏年2005年访问英国时说,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来以“夺命、夺路、夺知”三个办法夺去了中华民族的志向。1949年到1976年间杀了几千万人,饿死几千万人,通过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夺去了民族自信心,在夺命的同时夺去了道路;共产党以愚昧治国,用假话骗民,用精心御制的充满历史谎言的教科书欺骗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用持久的“闭关锁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所谓的精神污染”来抵抗和诬蔑西方真正的进步和发展,使得中国人在反抗现状的时候又因为对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西方的近代进步文明或近代反动垃圾缺少起码的知识和瞭解,从而又一再地招致了自己的失败。1989年的机关枪和坦克车,又一次摧毁了信心;1989年之后共产党“以腐败治国”的行径更是将中国人的信心扫荡得所剩无几。[5]
  • 辛灏年说,苏俄在1920年8月在中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已经建立了临时中央。在中国开始宣传共产主义革命,并把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和中国的国民革命截然的划分开来,造成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1927年到1928年的北伐重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以后,斯大林直接命令并派人来到中国,重新要求共产党趁九一八事变时期,在全中国发动暴动,两个月后的11月7日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1945年这八年的过程当中不抗战却在扩张,致使中国在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两个政权,两个国家。是斯大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分裂了中国、率先制造了两个中国。它在中国人民走向共和、建設共和的艰难历程中,製造了中国的国家分裂,致使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海峡两岸分治分裂的状況之下。[6]

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编辑]

  • 辛灏年2005年访问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思想、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侵略了我们的民族,侵害了我们的国家。”导致民族意识的丧失,民族自尊的丧尽,民族信心的破灭,民族意志的沉沦,因而丧失了自身的民族精神。很多中国人常说的“向马克思报道去”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浸透了我们精神领域的非民族意识”。共产党凭借马克思“反封建”的主张把秦始皇在前221年“废封建,置郡县,建立了君主平民政府”到1912年间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全盘否定,继而把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全部一扫光了,导致了对中华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否定思潮。[5]
  • 辛灏年说,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思想发展,是一个邪恶的政治链条,是一个新兴的专制势力。把和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批判成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暴力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理论在黑格尔唯心论的绝对理念的影响下提出人类历史发展拥有“五大阶段的历史规律”之说,却又不得不赞成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实际上是费尔巴哈哲学的黑格尔化即唯心化。马克思在接受黑格尔辩证统一关系学说的“合理内核”同时强调转化的一切过程都源于斗争即绝对的对抗,不论是在变化的过程之中还是在相对静止的状况之下都必须由对抗和斗争来解决问题,把黑格尔的辩证统一论变成了他自己的“绝对斗争和对抗”的理论基础,变成了只有在绝对斗争和对抗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的转化。世界上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从建政到维护政权无不离开革命。马克思在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物与物的关系”变成了所谓阶级社会里面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人与人的关系”,直到用政治斗争的概念来取代经济发展的规律,导致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马克思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的社会主张及一元化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理论以及“无产阶级的美学原则”与17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政治上废弃专制走向共和、经济上朝着自由的市场的方向去发展,文化上、思想上产生的多元化,以及人性解放个性解放的道路背道而驰,是一个“倒退的历史要求”,是以革命的名义复辟专制。无产阶级一旦专政起来比哪个阶级都厉害。马克思的理论用近代科学的一些所谓的知识把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与暴力革命组成了一个政治链条,造成一部人永远要镇压另一部分人的现象。[6]
  • 辛灏年说,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一下瓦解了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艰难的历程思想;它瓦解了中国人民对民主科学的艰难的反复的探索和追求。与中国两千多年的农民革命和农民起义思想、行径一拍即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瓦解了共和思想自身的免疫力,把中国人走向共和的革命队伍瓦解并分解了。把辛亥革命说成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把中华民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是必须推翻和推倒的。“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们,骂倒了自己的大中华民国。”由于马列思想的传播,中国马列子孙在马列思想的左右下造成了已经建立的共和国被推翻,阻断了正在艰难进步的共和进程,使得中华民族的族权被人剥夺,也就剥夺了独立建国的权力和民主建国的权力,剥夺了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权力,剥夺了发展中华民族明天的权力。[6]

对抗日战争的评价[编辑]

  • 2005年8月,辛灏年在美国达拉斯和休斯顿纪念抗战60年讲演上称抗日战争为“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称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是在面临日军侵犯和共产党在苏联指使下发动武装暴动的双重夹击下而不得不求“内安”。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命令实际上是张学良下达的。蒋介石在抗战前通过在政治上逐步地使国家走向稳定、经济上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的前提下积极准备抗战为长期抗战奠定了起码的国力基础。蒋介石在淞沪抗战期间将黄埔精锐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合并成立第五军,任命张志中为军长,并且有意把功劳让给十九路军以表明中华民国的国民诚不可欺,还在征剿共产党武装的关键时刻赴长城沿线指挥抗日,在保卫华北的同时为中央政府对未来全面和长期抗战的准备争取了时间。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在上海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的退却是为了转移并保存有生力量,准备长期抗战做出的战略,把日军拖在中国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直至反攻开始。国民党军队抗日“是血写的事实,而非墨写的谎言”。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杰出表现使西方列强在蒋介石和他领导的政府的要求之下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中华民国不仅成了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成了“联合国宣言”的三大起草国之一,也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7]辛灏年还称共产党“抗战”是墨写的谎言。指出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中共中央先在1931年9月20日以“武装保卫苏联”的名义通过“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武装暴动扩大红军的力量,并于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制造分裂;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中共派地下党员对十九路军下级官兵策反,并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审判和处决抗日将领;1933年春中共趁蒋介石离开江西指挥长城抗战宣扬“反围剿”胜利并扩大了武装叛乱和武装割据,对内发动血腥的清洗,仅毛泽东一人发动的“富田事变”就杀了十万人,还勾结十九路军陈铭枢部叛变篡立“福建人民共和国”;1934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红军在江西兵败向南突围后,湘西和贵东建立苏维埃政权失败,再西上逃到懋功与从大别上西逃而来的红四方面军、从原湘鄂川黔根据地逃跑而来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中共中央于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俄界会议上放弃川、陕、甘,策定经过甘肃东北和陕北打通国际路线,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以便在不测之时能逃入苏联,后因无意发现陕北有刘志丹部而在9月28日于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留在陕北会合刘志丹,毛泽东还在10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在陕北来领导全国的革命”;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部在与毛的中央红军内讧分裂后一部受斯大林之命“西进”企图占据甘肃和新疆,一部则南下企图另立“革命根据地”,结果几乎全军覆没,仅数百人逃到苏联;到达陕北中央红军残余,在一边在毛泽东的带领之下、以红军将领的名义要求向国民政府投降的同时策动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因为斯大林的命令使得蒋介石则险为共产党借杨、张之手所杀。七七事变以后中共在8月20日至25日的洛川会议上提出“使日本和蒋介石都因战争而瓦解”的方针,会后毛泽东命令林彪的115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120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129师向鲁冀平原发展。毛泽东在平型关战役前发出“五封电报”要求绕到日军后方打游击、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敌后根据地。辛灏年引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话称八年全面抗战中毛泽东及其中共的“抗日游击战”是乘抗日之机为共产党夺地扩张的一个“法宝”,称毛泽东在1939年《共产党员》发刊词中将中共的武装斗争定性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游击战争是“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共产党政治路线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毛泽东暴露出了不抗日和假抗日的阴谋,趁中共军队转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的丑闻在重庆传开并激起不满之机,以“反对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在延安窑洞制造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理论,还向东南局写信指示积极扩张。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是毛泽东对东南局的指示信背景之下新四军绝不服从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一向专打国军、不打日军,并引用《大公报》中新四军在黄桥战役打击参加台儿庄战役韩德勤指出了事变的导火线。辛灏年引用《延安日记》中的记述指出大生产运动实质的中共对国统区进行鸦片制作与交易并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长期保持联系,并引用《南京志史》具体说明中共通过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进入南京与冈村宁次的联系。辛灏年引用王明博古等人的观点及中共党史专家言论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实际是借抗日之名准备内战。延安整风打倒了党内的抗日派别和爱国者,树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辛灏年指出1986年中国大陆专家证实中共军队在平型关的胜利是林彪看到国民党军队已经消灭日军主力主力22000人时命令袭击了日寇的一支补给部队并缴获军大衣15000件,彭德怀因为不满党的不抗战和假抗战发动百团大战并为此做够了检讨,毛泽东对游击区明确指示“只有在遭遇日寇、并且是不得不打时才可以打,而且主要是打伪军,打后就宣传别党不抗日,共产党才是抗日的”,左权是在逃跑时遭遇日寇空袭被炸弹炸伤再死在医院里,关向应是病死在延安的医院里。辛灏年借用中共党史专家言论称中共是在“八年抗战”中招兵买马和向国民党索要军费扩充兵力才“为国共内战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共产国际指使下假抗日的阴谋,1935年八一宣言提出“反蒋抗日”主张后的1936年斯大林得知中共击败“第六次围剿”是谎言以后命令中共要联蒋抗日和拥蒋抗日。中共自称“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历史性谎言。[8]

对新旧三民主义的评价[编辑]

  • 2006年11月26日辛灏年在多伦多大学的讲演上称孙中山从来只有一个主张“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从1905年《民报》创刊到1925年3月12日逝世之间的演讲和著述的内容都是“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从来没有讲过其他任何内容的三民主义,“没有所谓新旧之分、真假之分、革命的不革命的之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而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决议提出“迎汪(精卫)复职,以与蒋分权,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其中的三大政策在1927年春武汉创办的中共机关报上被鲍罗廷首次公开提出,并宣称其为“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还引用台湾现代史学家李云汉的话称“三大政策”最早出现在在民国十四年的十二月(1925年12月)中共上海区秘密通讯第七号的话:承认一些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和辅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份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1937年中共在3月15日和7月15日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四项保证”、9月22日的“国共合作宣言”以及9月29日毛泽东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都提出“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解释道“全面抗战虽然已经开打,但是,由于一方面是中共的“四项保证”刚刚重复作过,不好立即翻脸;另一方面,中共这个时候还仅仅有三两万人马,两三个县地盘,也还不敢马上翻脸。所以,在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表宣言、表示坚决抗日的决心时,他们说话还是较为小心,而不敢大胆妄为,更不敢马上就公开大撒其谎。”还解释称5月3日毛泽东在“中囯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说的“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说明的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不是“连一个‘民’字也没有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全面抗战打响以后的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朗的谈话”中“悄然地将孙中山‘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抛弃了,重新拾起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三大政策’为鲍罗廷‘圆谎’”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将孙文三民主义内容彻底地抛弃了,还将前苏联顾问为他们制造的新三民主义即三大政策重新塞给了死去的孙中山,甚至冠上了革命的三个字,言下之意“是指责孙中山原有的三民主义是‘不革命’的了”。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宣称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时代”的说法是为给鲍罗廷制造的“新三民主义”园谎制造的更大的谎言,并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说成旧三民主义、伪三民主义。他解释根本原因是“只要承认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建国思想,中国共产革命就无路可走,毛泽东要夺权打天下就毫无道理,中囯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党天下’就不可能实现”,并称毛泽东中共是必须对马列的任何“最高指示”都要顶礼膜拜的,更是必须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归结为资产阶级的,才能做到“承认它,是为了打倒他”。[9]

对孙中山与中共关系的评价[编辑]

  • 辛灏年在2006年11月26日多伦多大学的讲演上称孙中山“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但却不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先行者”“而是苏俄领导指挥的中国共产革命的物件”。[9]称孙中山推行“联俄容共”有三个原因,一是“孙中山先生反复辟、内外交困”,二是“他对苏俄不了解”,三是孙中山不在乎当时仅432人的共产党。辛灏年解释第一个原因称孙中山的革命不但得不到支持,得到的反而是帝国主义的围剿,引用孙中山的话说“我们不再依靠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是逼出来的”,还称世界列强都不希望中国强大,“世界列强不论东方西方,不论是民主列强还是专制列强,他们都不希望中国强大,都希望中国的市场,在条件相当微弱的情况下,向它开放,以保持西方的强大,维持中国的软弱,也让西方列强的资本家们能够和中国的官僚阶级斗,合作起来共同吸血呀!吸谁的血,中国人民的血呀!”解释第二个原因时称孙中山误认为列宁的“十月背叛”才是革命,不知道“十月革命”是对俄国民主革命“二月革命”的背叛,不了解苏联对华输出革命是出于列宁“东方路线”的战略。解释第三个原因时说孙中山不知道“中共虽小,苏俄却大,中共虽幼稚,苏联却老辣”,“而且把两个不同的革命混淆在一起”。[10]
  • 辛灏年称列宁从1920年冬到1923年年冬派人十一次找孙中山,先是要求跟苏俄合作,孙中山拒绝;二是要孙中山把国民党改成共产党,孙中山拒绝;三是两党平等合作,孙中山仍拒绝,要求除掉共产党参加国民党。苏联就命令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但是孙中山要求两个条件、三个原则。1923年11月26日“孙文越飞上海宣言”提出联俄的前提条件是“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得引进于中国,苏联不得鼓动外蒙古独立,苏联不得在外蒙古驻军”,容共的条件是“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必须服膺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纲领,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共产党参加国民党,要赤化国民党、赤化中国,我就将反对共产党,就将反对苏俄”。孙中山三个原则是“他坚持中国国民革命,反对世界共产革命,他坚持要走共和建国的道路,反对阶级专制。他坚持中国要走三民主义的道路,反对走中国共产的道路。”孙中山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重申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重申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奋斗的方向,就是让我们的人民在言论、信仰、结社、集会、居住、迁徙等各方面,获得完全的自由”。称孙中山的失误有不了解苏联的阴谋、老大自居、要联共不听谏言、过份地重用加入国民党的年轻共产党人等,这些失误“被蒋介石领导北伐、打倒军阀,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初步统一中华民国所解决”,还说“要不是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要不是1937年日本帝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毛泽东到敌人后方去扩张势力,他的这个失误,也给蒋介石解决掉了”。[10]
  • 辛灏年称共产党在吴廷康鲍罗廷传达的指示下分裂国民党为左、中、右三派,左派是亲俄亲共派,中派不亲俄,不亲共,也不反俄,不反共,右派是反俄反共派。共产党表面拥护三民主义,暗中攻击三民主义。孙中山死后鲍罗廷安插汪精卫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把手。国民党二大过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面三分之二成了共产党员,六个部、五个部长是共产党人。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建立革命军人联合会,从中发展共产党员,要求在孙中山先生死后强令国民党的军队里面每一个军、每一个级,都要派党代表,党代表必须由共产党员担任,任何军长、师长、团长、连长、营长的命令,必须共产党员的党代表附署,否则就不能形成命令。辛灏年称鲍罗廷按照苏联红军建制,要求国民党军队建立政治部,“同时他在黄埔军校派了三十几个苏联军官作为顾问,蒋介石要北伐,他们就说蒋介石是新军阀”。共产党以孙中山曾经批准建立海军大元帅府铁甲队的名义,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学生为主干,在湖南、在广东、在广西招收了两千位士兵,建立了叶廷为团长,中共广东区地下委员会指挥的叶廷独立团,“这个团就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反叛的为基础的那个团,也是后来屡次叛变国民政府叛变的那个团。”[10]
  • 辛灏年称“死了的孙中山先生和未死的共产党的关系”总结起来就是两句话:“为了抢夺,权力的历史合法性苟延残喘,必须继承孙中山。为了防止孙中山式的革命在今天的中国重新爆发,必须诬蔑、攻击、打倒孙中山,就这么简单。”[10]

對40年代美國援助國民政府的評價[编辑]

2015年,美中三民主義大同盟於芝加哥舉行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系列活動,辛灝年應邀出席、於研討會上發表「國共抗日戰略比較」演講。

  • 評價國民政府「忍辱負重、爭取美援」。另有一軼事指:戰後中華民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招待會上提出:美國政府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微不足道」。
  • 網傳「就憑著蔣介石國民黨還能夠打垮日本人嗎?沒有美國就沒有勝利、抗戰一定失敗!」的論點,辛灝年基本反對此論。辛灝年提到:美國對華4億美元物資援助、發放期間為1941到43年,並依中美簽訂之「租借協定」、此款未來將以相等價格的份量的中國農產品償還,而且這4億美元還要掌控在史迪威手中,主要部分由他發放給駐華美軍,發放之權力完全由其獨斷。財政支援5億,援華美元至此共計9億美元,而與美國在二戰時的數十億援英美援、對蘇聯約莫103億美元的軍備資助相比就不多了。亦提及:對蘇聯的資助在日本投降後「有三分之一留下來,蘇聯全部給了東北的中共,所以中共是飛機大砲樣樣有、不是「小米加步槍」打敗國民黨的(辛原話)」。
  • 在當時的美國朝野輿論方面,美國朝野左派當道,辛灝年指出:羅斯福曾自稱「中間偏左」,而他身邊的人「幾乎都是左」、有許多就是共產黨(40年代的美國共產黨基本相當強勢)。時任美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受命訪華,卻首先要求前往莫斯科拜見史達林、在而後抵達中國時卻要求訪問由共產黨控制的延安地區,返國後發表演講,「把延安吹成一片光明美好、把正在領導中國人民抗日無比艱難的國民政府描寫得一團黑」,因而影響了美國對中國的援助政策。
  • 「從戰爭部長史汀生、到馬歇爾、到史迪威、到赫爾利,他們連成一線、都是左派,他們在援華的過程當中、對中國的事務,第一:經常不向羅斯福匯報、背地處理,第二:即時透過美國駐華大使館(重慶)將美方對戰略問題的指示「首先送到延安給毛澤東」。特別是史迪威的幕僚、以約翰·戴維斯(政治顧問、美國外交官)為首共4人、加上部分親共學者(以費正清為代表),他們製造了很多不利國民政府的言論報給美國政府,又把延安政府向美國政府說得無比美好」。
  • 「美國政府根據共產黨的要求,組建「西北參觀團」參訪延安,參訪團匯集國內外記者。美國記者愛德加·史諾著作《紅星照耀中國》,造成當代中國青年「就因為看他這本書,把毛澤東、把延安講得無比之好,所以青年才投奔延安」。白修德著作《中國的雷聲》、《延安印象記》在40年代的美國廣為暢銷,把「抗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的延安才是有希望的中國」的論調,宣傳得美國知識界幾乎人人皆知。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寫到「到了這裡(延安)才能看到中國人民對抗戰的普遍動員與廣闊支援、這裡的軍隊是如何拚死的戰鬥在抗日的第一線上」,完全違背事實!而他本身正是國際共產黨的黨員。」
  • 1950年代,包括當時史迪威的幕僚、共計6人,叛國罪名成立。前美國共產黨黨魁厄爾·白勞德受審時公開宣稱:「美共在中國抗戰時期,已經不必再壓迫美國政府去支持中共,因為美國政府在1942年開始就與中共的關係相處非常融洽,而且接受了中共的建議:要求國民政府同意建立「聯合政府」、取代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美國政府甚至於強迫蔣介石與國民政府要接受中共的要求,史迪威更加要求裁撤胡宗南駐屯西北的數十萬兵力、並讓中共的軍隊由他來訓練。」
  • 共產黨「統戰到美國人頭上了,他提出要建立「聯合政府」,美國人就要幫助他建立「聯合政府」,他提出要對國民黨怎麼樣?美國人他們就要幫助共產黨「跟國民政府討價還價」,在後來的所謂「解放戰爭」、就是戡亂戰爭當中,共產黨只要一打敗了,馬上就要美國來調停。美國一調停,共產黨就大打出手」
  • 提到羅斯福寫給蔣介石的親筆信的軼事,信中提到:「中國共產黨人「其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他們就是個土地改革者、是我們美國的社會民主黨人、是自由派知識份子」。同樣狀況亦曾在蔣宋美齡的親撰著作提及,民國76(1987)年版《閱讀魏德邁將軍「論戰爭與和平」一書的感言》寫到:「羅斯福總統就是極受其所接近的幕僚以及外交人員欺矇之害,他甚至告訴我,中國共產黨只不過是『土地改革者』而已。」。

著作[编辑]

理论专著[编辑]

中、短篇小说集[编辑]

长篇小说[编辑]

近代史學專題演講[编辑]

  • 「評《反分裂國家法》」演講
2005年3月於美國芝加哥。邀請單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大紀元時報等
  • 「中國命運與台灣前途」演講
2006年10月於加拿大蒙特婁
  • 「孫中山與共產黨」專題演講
2006年11月於加拿大多倫多
  • 「迎接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系列專題演講
2010年10月。演講標題與地點為:「誰孕育了辛亥革命(加拿大多倫多)」、「誰背離了辛亥革命(澳洲雪梨)」、「誰說辛亥革命失敗了(英國倫敦)」
  • 「祖國在危險中」系列專題演講
2011年9月。
  • 「國民革命」專題演講
2014年10月。
  • 「民權與人權」專題演講
2015年3月。
  • 「中華民國抗戰方略」專題演講於美國舊金山
2015年6月。
  • 「國共抗日戰略對比」專題演講於美國芝加哥
2015年7月18日。
  • 「民國命運與臺灣前途」專題演講於中華民國臺北臺師大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11]
2015年8月30日。
  • 「未定」專題演講於中華民國臺北天成飯店[12]
2015年9月6日。
  • 「二個中國與臺灣命運的關係」專題演講於中華民國臺北臺大法律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13]
2015年9月6日。

參見條目[编辑]

参考資料[编辑]

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