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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樂茜·麥基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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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蘿西·麥基賓
洛斯阿拉莫斯時期徽章照
出生多蘿西·斯卡里特
Dorothy Scarritt
(1897-12-12)1897年12月12日
 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
逝世1985年12月17日(1985歲—12—17)（88歲）
 美國新墨西哥州聖菲
國籍 美國
職業簿記、秘書、看門人
知名於曼哈頓計劃

多蘿西·麥基賓（英語：Dorothy McKibbin，1897年12月12日—1985年12月17日），美國曼哈頓計劃後勤人員，負責管理項目設在新墨西哥州聖菲的宮殿大道東109號（109 East Palace Avenue）辦公室，而該辦公室是項目員工前往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中轉站。多蘿西通常是初來乍到者第一個接觸的人，故被譽為「洛斯阿拉莫斯第一夫人」[1][2]。隨着聖菲辦公室1963年關閉，多蘿西也光榮退休。

早年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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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young white woman with dark hair in an updo, wearing a blouse with a wide white collar edged in ruffles
學生時期的多蘿西·A·斯卡利特，出自史密斯學院1919年年鑑

多蘿西·安·斯卡利特（Dorothy Ann Scarritt）1897年12月12日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是企業律師威廉·奇克·斯卡利特（William Chick Scarritt）與妻子法蘭西絲·弗吉尼亞（Frances Virginia，本姓戴維斯（Davis））的女兒。夫婦倆一共有五個孩子，多蘿西在家中排行老四，有兩個名叫威廉·亨德里克斯（William Hendrix，化名比爾（Bill））和亞瑟·戴維斯（Arthur Davis，化名A.D.）的哥哥，一個叫法蘭西絲的姐姐，一個叫弗吉尼亞的妹妹，其中妹妹於1907年去世[3]。家人和好友常稱呼多蘿西迪克（Dink）[4]。多蘿西的父親活躍於堪薩斯城政界及社會事務，曾於1896年到1897年擔任警察總監，1922年擔任公園專員委員會（Board of Park Commissioners）主席[5]。

多蘿西的家人非常重視教育，也因為如此，多蘿西在堪薩斯城歷史最為悠久的私立女子預科學校巴斯托學校（英語：The Barstow School）就讀，在校期間擔任學校文學雜誌編輯，參加戲劇小組，在學校籃球隊擔任前鋒。1915年，多蘿西預科畢業，進入了馬薩諸塞州北安普敦的文理學院史密斯學院，這所學院在當時是美國最大的女子學院（英語：Women's colleges in the United States）。多蘿西最初考慮主修英語和歷史，最終選擇了歷史。入學第一年，多蘿西就當選班長。此後她加入了學校的基督教工作協會（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Work）及社會學與時事社（Current Events Clubs），為一戰中的戰爭難民籌集了2.5萬美元的善款。多蘿西喜歡打網球、游泳、遠足及爬山，也加入了班級的籃球隊，曾入選史密斯學院棒球隊的最佳陣容[6]。

1919年從史密斯學院畢業後，多蘿西於1921年隨父親週遊歐洲，隨後前往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西部，1923年抵達優勝美地國家公園。1923年9月，多蘿西去明尼蘇達州戴爾伍德（英語：Dellwood, Minnesota）找史密斯學院時期的朋友敘舊時，結識了後來的丈夫約瑟夫·錢伯斯·麥基賓（Joseph Chambers McKibbin）。1924年，她前往魁北克省、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新斯科舍省和千島群島旅行，1925年隨父親前往古巴、巴拿馬、秘魯、智利和阿根廷。後來多蘿西和約瑟夫正式訂婚，可多蘿西從1925年從南非回來後，被診斷出患有結核病，而她的姐姐法蘭西絲1919年就是因為這個病去世。至此，多蘿西決定撕毀婚約[7][8]。

新墨西哥州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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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當時還沒有治療結核病的有效藥物，患者只能被送去療養院，要麼等待自愈，要麼靜候死亡。由於美國西南部陽光明媚、氣候乾燥，有利於患者康復，當地開設了許多療養院。多蘿西的家人選擇了新墨西哥州聖菲附近的一家療養院森蒙特（Sunmount）。這家療養院與其說是醫院，倒不如說是度假村。1925年11月，多蘿西和母親來到這家療養院，結果發現要排隊等候入院。經過一番遊說，多蘿西最終於1925年12月9日成功入院。沒過多久，多蘿西就愛上了新墨西哥州的風景及文化。1927年12月22日，入院一年的多蘿西宣告痊癒，正式出院[9][10]。

出院後的多蘿西與約瑟夫重訂婚約，最終於1927年10月5日在堪薩斯城家中喜結連理。婚後兩人前往里約熱內盧度蜜月，隨後來到明尼蘇達州聖保羅，那裡是約瑟夫父親皮草公司麥基賓、德里斯科爾與多爾西（McKibbin, Driscoll and Dorsey）的所在地。多蘿西與約瑟夫的兒子凱文（Kevin）於1930年12月6日出生，但沒多久約瑟夫就被診斷出患有霍奇金淋巴瘤，1931年10月27日去世[11][12]。丈夫去世後，多蘿西成為單親母親，回到了聖菲。她當掉了身上的所有財物，換了一輛福特A型車，載着兒子凱文於與小姑麥吉（Maggie）前往，最終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於1932年6月11日抵達[11]。時值大蕭條及黑色風暴事件雙重影響，百姓就業困難。儘管如此，多蘿西還是在西班牙印度貿易公司（Spanish and Indian Trading Company）找到簿記的工作，而這家公司從事的是手工藝品和藝術品的生意。公司老闆諾曼·麥吉（Norman McGee）和吉姆·麥克米倫（Jim McMillan）將公司的日常運營全盤託付給了多蘿西，每日支付50美分的薪水[13][14]。

1935年5月，為了多點陪伴兒子凱文，多蘿西辭去工作。此時多蘿西的父親在大蕭條的影響下，幾乎輸掉了全副身家，但還是可以掏錢給女兒買房。多蘿西沒有買房，而是選擇自己蓋。1936年4月21日，她在森蒙特療養院的不遠處買了一幅1.5英畝（0.61公頃）土地，與在森蒙特認識的病友、飛行員凱瑟琳·斯廷森（英語：Katherine Stinson）共同設計一套19世紀西班牙風格的農舍及牧場，再搭配從西印貿易公司購置的古董裝飾，總共花費1萬美元來買地蓋房。施工的時候，多蘿西的父親時不時過來監工[15][16]。

1937年，凱文被診斷出患有心內膜炎，而這種病極有可能會危及生命。由於這個病在當時沒有治療手段，只能躺床靜養，凱文在1937至38學年都是躺在床上。1938年2月16日，多蘿西的父親因支氣管肺炎（英語：bronchial pneumonia）去世，同年多蘿西與母親及姨媽娜娜（Nana）把凱文送到洛杉磯兒童醫院。後來醫生說凱文的病是誤診，實際上是扁桃體炎。扁桃體切除後，凱文也痊癒了，之後重新上學，多蘿西則繼續為老東家西印貿易公司打工[17][18]。

曼哈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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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爆發後，西印公司的老闆決定轉向戰爭方面的生意，於1943年關閉了公司，多蘿西因此失業[19]。1943年3月，三位來自加州的神秘人物找到她，希望在聖菲建一個新的辦公室[20]。多蘿西對其中一個人印象非常深刻，後來更這樣寫道：

多蘿西所說的這個人，其實就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教授、日後大名鼎鼎的「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當時奧本海默正在籌建一個秘密的實驗室，用於在戰時建造核武器，而這個項目就是曼哈頓計劃[21]。到1943年3月27日，位於宮殿大道東（East Palace Avenue）109號的曼哈頓計劃聖菲辦公室正式啟用，多蘿西成為辦公室第一位正式員工[20]。新建的辦公室一共只有五個房間，每個房間都故意建得很小，這樣冬天用小壁爐生火取暖的時候，熱氣很容易傳導到整個房間。而辦公室員工除了多蘿西，還有負責住房事務的喬·斯蒂芬森（Joe Stephenson）、擔任業務經理的加州大學審計長杜安·蒙西（Duane Muncy）、主管科研用品的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系教授達娜·米切爾（Dana Mitchell）、統領全局的奧本海默，以及奧本海默的秘書普里西拉·格林（英語：Priscilla Greene）[22]。後來愛德華·康登帶着秘書伊莎貝爾·貝米斯（Isabel Bemis）從伯克利抵達，大家必須擠在一起[23]。格林自掏腰包，在聖菲當地買了一台打字機[24]。當時多蘿西的月薪是150美元[25]，這筆工資最初由斯蒂芬森用零用錢支付。沒多久，多蘿西就成為了加州大學的雇員[23]。

伊西多·拉比、多蘿西·麥基賓、羅伯特·奧本海默與維克托·魏斯科普夫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奧本海默家中合影，攝於1944年

一開始，多蘿西不知道自己會被分配什麼樣的工作，而她的職責會隨時間不斷轉變。多蘿西後來擔任奧本海默在聖菲的副手，負責管理住房辦公室，而這個辦公室不過是一個幌子，目的是掩蓋離此地35英里（56公里）遠的在建絕密實驗室，而這個實驗室就是日後的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只不過這個名字從未出現在聖菲，一般只稱之為「山丘」（the Hill）[23]。多蘿西開始和實驗室的人士熟悉起來，與詩人兼作家佩吉·龐德·徹奇（Peggy Pond Church）結識，而徹奇是洛斯阿拉莫斯牧場學校（英語：Los Alamos Ranch School）創辦人阿什莉·龐德（Ashley Pond）的女兒[23]。多蘿西負責接待初來乍到的人，向他們批出通行證，否則他們無法通過門衛那一關[23]。也因為如此，多蘿西被譽為「洛斯阿拉莫斯的看門人」[26]、「洛斯阿拉莫斯的第一夫人」[1][27]。為保密起見，每天晚上下班前，多蘿西都要把白天用過的每一張紙燒掉[25]。

一天24小時，多蘿西都隨時待命，而奧本海默經常半夜給她打電話。她的家也經常擠滿了客人，正如她後來所回憶的：

到了1943年5月，實驗室接上了電話線，各個實驗設施也初具規模，奧本海默和他的手下終於可以搬進去。奧本海默想過給多蘿西在實驗室安排一個工作，但被她婉拒了，說要留在聖菲，繼續打理辦公室[29]。和之前一樣，多蘿西的工作非常繁雜，既要看護兒童和寵物，也要保管公文箱及機密文件。她是洛斯阿拉莫斯居民的百事通，每當大家需要養小狗，要給奧本海默的聖誕節晚宴找一隻鵝，或者需要找一位醫生做引產手術的時候，大家都會去找她[26]。據作家勞拉·費米（英語：Laura Fermi）回憶：

多蘿西的家也是洛斯阿拉莫斯人結婚的必選場地。1943年9月5日，在多蘿西聘請的當地法官的見證下，格林與化學家羅伯特·達菲爾德（Robert Duffield）喜結連理。出於項目的安全考慮，這位法官不能了解夫婦二人的姓氏。此後喜事連連，三個禮拜後，大家再次齊聚多蘿西的家，見證格林的伴娘瑪喬麗·霍爾（Marjorie Hall）與物理學家休·布拉德納（英語：Hugh Bradner）的婚禮[31]。大約有30場婚禮在多蘿西的家舉行，當中包括奧本海默的兒子彼得（Peter）的婚禮[32]。

1944年5月，奧本海默又把另一項任務交給了多蘿西。當時實驗室的人員迅速擴張，新建的宿舍還沒有完工，又有80個人計劃在夏天抵達基地。隨着軍方接管了班德利爾國家保護區（英語：Bandelier National Monument）的菜豆峽谷旅館（英語：Bandelier CCC Historic District），多蘿西需要把旅館打點好，以便接受新人。多蘿西雖然沒有經營酒店的經驗，但還是把聖菲辦公室六個禮拜的工作交給助理處理，自己則於1944年6月入住旅館。在軍方及她帶來的女性的幫助下，僅用了五天時間，旅館就已經打點好。最終原定的80人最終沒有來到，多蘿西把旅館改成度假村，共實驗室的科學家使用[33]。或許多蘿西接受過的最不尋常的工作，就是監測天空有沒有日軍偵查熱氣球的跡象[34]。

1945年7月15日，有兩個人來到辦公室，邀請多蘿西晚上和他們一起去阿爾伯克基附近的桑迪亞峰（英語：Sandia Mountains）野餐。次日凌晨5點30分，多蘿西見證了天空被強烈的光芒所照亮，而這就是人類首次核爆炸三位一體試驗的壯觀景象[35]。

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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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戰爭正式結束，外界紛紛推測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會不會保留下來，更不用說聖菲辦公室了。此時的多蘿西開始安排人員撤離工作。1945年10月16日奧本海默離開的時候，沒人比她更悲傷了。後來諾里斯·布拉德伯里同意接任奧本海默的工作半年，結果一待就是25年，期間實驗室和辦公室保持開放，多蘿西擔任辦公室負責人[36]。

1950年代，聖菲辦公室的入口

1949年6月7日，正在華盛頓特區參加史密斯學院同學會的多蘿西來到國會，現場觀看奧本海默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作證的景象。當時奧本海默的秘書安妮·威爾遜·馬克斯（Anne Wilson Marks）坐在他旁邊，她接任了普里西拉·格林的工作，成為奧本海默在實驗室的秘書[37]。1950年5月，為美國政府提供共產黨滲透情報的線人保羅·克勞奇（英語：Paul Crouch (activist)）的妻子西爾維婭（Sylvia）指控奧本海默1941年7月在伯克利的家中組織地下共產黨員聚會。為了洗清奧本海默的罪名，多蘿西做了大量調查，寫了一份詳細的記錄，證明奧本海默當時在聖菲。1954年4月和5月，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展開奧本海默安全問題聽證會（英語：Oppenheimer security hearing），最終撤銷了奧本海默的安全許可證。後來在聽證會上作證反對奧本海默的愛德華·泰勒來到基地，多蘿西沒給他好臉色看[38]。

隨着聖菲辦公室於1963年6月28日正式關閉，多蘿西光榮退休。布拉德伯里舉行了一個簡短的儀式，為她頒發紀念牌匾。1963年，榮獲原子能委員會恩里科·費米獎的奧本海默邀請多蘿西到白宮出席招待會。多蘿西本打算前往，但總統約翰·肯尼迪遇刺身亡的消息給活動蒙上一層陰影，再加上肯尼迪1962年12月7日視察基地的時候，曾經與多蘿西見面，多蘿西決定不參加。最終奧本海默從新任總統林登·約翰遜的手中接過獎[39]。

踏入1950年代，多蘿西的視力每況愈下，1952年接受了白內障手術，術後需要佩戴厚重的眼鏡[40]。1985年12月17日，多蘿西在聖菲的家中去世，享年88歲[41]。她死後葬在聖菲紀念花園（Santa Fe Memorial Gardens）[42]，洛斯阿拉莫斯歷史博物館（英語：Los Alamos Historical Museum）的多蘿西·麥基賓大廳（Dorothy McKibbin Hall）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而大廳入口處，其實就是宮殿大道東109號辦公室的大門[43]。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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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Howes & Herzenberg 1999，第159頁.
  2. ^ The faces that made the Bomb.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2015-08-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9-03）. 
  3. ^ Steeper 2003，第5–7頁.
  4. ^ Steeper 2003，第13–14頁.
  5. ^ Steeper 2003，第9–10頁.
  6. ^ Steeper 2003，第11–13頁.
  7. ^ Steeper 2003，第13–18頁.
  8. ^ Conant 2005，第7–8頁.
  9. ^ Steeper 2003，第19–24頁.
  10. ^ Conant 2005，第8–13頁.
  11. ^ 11.0 11.1 Steeper 2003，第25–31頁.
  12. ^ Conant 2005，第14–15頁.
  13. ^ Steeper 2003，第36–39頁.
  14. ^ Conant 2005，第16–17頁.
  15. ^ Steeper 2003，第39–41頁.
  16. ^ Conant 2005，第17–19頁.
  17. ^ Steeper 2003，第43–44頁.
  18. ^ Conant 2005，第19–20頁.
  19. ^ Steeper 2003，第51頁.
  20. ^ 20.0 20.1 Steeper 2003，第1–3頁.
  21. ^ 21.0 21.1 Steeper 2003，第3頁.
  22. ^ Howes & Herzenberg 1999，第156–157頁.
  23. ^ 23.0 23.1 23.2 23.3 23.4 Conant 2005，第58–61頁.
  24. ^ Hoddeson et al. 1993，第68頁.
  25. ^ 25.0 25.1 Steeper 2003，第72頁.
  26. ^ 26.0 26.1 Steeper 2003，第76頁.
  27. ^ The faces that made the Bomb.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August 1, 20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9-03）. 
  28. ^ Conant 2005，第82頁.
  29. ^ Conant 2005，第95頁.
  30. ^ Fermi 1954，第234–235頁.
  31. ^ Conant 2005，第162–163頁.
  32. ^ Steeper 2003，第85頁.
  33. ^ Conant 2005，第220–223頁.
  34. ^ Howes & Herzenberg 1999，第158頁.
  35. ^ Steeper 2003，第106頁.
  36. ^ Steeper 2003，第112–113頁.
  37. ^ Steeper 2003，第126–127頁.
  38. ^ Steeper 2003，第134–135頁.
  39. ^ Steeper 2003，第137–140頁.
  40. ^ Steeper 2003，第122頁.
  41. ^ Steeper 2003，第147頁.
  42. ^ Melzer 2007，第355頁.
  43. ^ Steeper 2003，第141頁.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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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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