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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棚 5號線 7號線 8號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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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關村 6號線 16號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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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機場 2號線 武孝城際鐵路
沌陽大道 3號線 武漢車都現代有軌電車T1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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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雄路 2號線 武漢光谷現代有軌電車L1線
佛祖嶺 2號線 武漢光谷現代有軌電車L1線
光谷七路 11號線 武漢光谷現代有軌電車L2線

填坑[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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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武漢市軌道交通網絡化客流成長特徵及啟示[編輯]

牽引系統[編輯]

  • 2號線一期(4號線一期):株洲西門子牽引設備有限公司、西門子(中國)有限公司、西門子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聯合體中標
  • 機場線:北京縱橫機電技術開發公司[1]
  • 3號線一期:株洲南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 4號線二期:株洲南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 蔡甸線:北京縱橫機電技術開發公司
  • 5號線: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 6號線一期:中車大連電力牽引研發中心有限公司[2]
  • 7號線一期:株洲南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 7號線南延: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 8號線一期:北京縱橫機電技術開發公司
  • 8號線二、三期:中車大連電力牽引研發中心有限公司
  • 11號線東段二期、葛店段、三期首開段: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 16號線一期: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 3號線一期增購: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城·長】第四期:28年規劃夢,輕軌1號線打通漢口東西交通大動脈[3][編輯]

截至2019年底,武漢市在運營軌道交通線路已有9條,運營總里程達339公里,居全國第五位,超過巴黎、倫敦等特大城市地鐵里程。 從無到有,從0到339公里,武漢軌道交通規劃建設的趕超速度驚人,而其中很少人知道武漢第一條軌道交通——輕軌1號線從謀劃到試運行整整歷經了28年時間,一代規劃人的聰明才智、青春熱情付諸於此,終見花開。 1號線建成後,「武漢從此邁入了軌道交通時代,為城市發展帶來了新機遇,也為武漢後來的跨越式發展奠定了基礎」,在《城市這樣生長——武漢規劃回眸》一書中,武漢市原市長、曾在1983年4月至1984年4月期間任武漢市革命委員會城市規劃管理局局長的趙寶江對這項工程給予高度評價。現在,讓我們一起探尋軌道交通1號線規劃建設背後的故事吧!

錢少、技術落後的年代,建輕軌是最優選擇[編輯]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武漢就開始研究軌道交通,當時規劃師們已經意識到,建設軌道交通項目是解決特大城市「大容量、長距離」交通的最好辦法。 原武漢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市政規劃管理處處長杜賢錦介紹,1976年,武漢市人防辦提出興建地鐵的建議,但修建地鐵一來耗資巨大,二來技術也難以實現。特別是武漢大江大湖的獨特地形,造成了地下結構非常複雜,在沒有盾構機的時代,建設軌道交通只能紙上談兵。 「當時國家窮,地方很多城市借債修地鐵,國家不再批准地鐵規劃。但武漢作為一個特大城市,非常需要能承擔大客流量的公共交通。我們想了很多辦法,最後決定建輕軌,因為輕軌跟地鐵相比要便宜不少」,時至今日趙寶江談起當時的決策過程還有淡淡心酸感覺。1號線最終拍板是借鑑了比利時的經驗,杜賢錦介紹,「1984年比利時軌道交通公司代表團到訪武漢,他們利用原有的有軌電車線路改造成輕軌,對武漢建軌道交通很有借鑑意義,輕軌建設成本比地鐵便宜,可行性高。」 1987年底,在武漢市第八屆人大會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要積極籌建輕軌。1991年,隨着京漢鐵路正式外遷,武漢市基本確立了利用城市既有鐵路線建輕軌的方案,明確線路從丹水池到太平洋一段,即軌道交通1號線的一期線路。

方案改了20多版,只為輕軌能進入東西湖區[編輯]

在具體建設方案上,規劃師們產生了極大的爭議:是修略高於地面的「路堤式」輕軌,還是鋪設全程高架橋。前者可以節約投資,但高路基會分割城市空間,不利於長遠發展;選擇高架橋則需要拆遷沿線部分建築,增加輕軌造價,但不會割裂城市空間。 1992年9月,武漢市軌道交通建設領導小組、武漢市軌道交通建設公司相繼成立,軌道交通建設正式提上議事日程,最終選定了「高架」方案建設1號線輕軌,還產生了從建設一條軌道「線」到建設一個軌道交通「線網」的想法。 2004年,歷經四年建成的1號線一期從宗關至黃浦路站開通試運營,武漢成為全國第七個擁有軌道交通的城市,雖然這條線路當時僅有10.2公里。 回憶當時的規劃歷程,武漢市交通發展戰略研究院軌道交通室主任孫小麗坦言,最大的‍困難在於審批。一方面,武漢市申報力度非常大,迫切希望通過發展軌道交通,解決城市交通擁堵問題。另一方面,國家審批工作人員不斷質疑,建成後的輕軌能否達到預期客流量,建設資金是否充足等問題。「方案經常被打回來。」 她清楚記得,申報1號線二期規劃方案時,團隊極具想象力地將終點放在東西湖區,而當時的東西湖客流量不大,審批人員覺得這個規劃「太超前了」。「但是我們希望輕軌不僅能方便中心城區市民出行,更能帶動新城區的發展。」 為此,團隊做了不少努力,在申報的兩年內方案都改了20多版,向國家發改委、住建部等相關部委進行技術匯報,不記得開了多少次溝通會、匯報會。最終,2006年項目獲批。 一期運營6年後,到2010年,輕軌1號線東段東吳大道至宗關通車,西段黃浦路至堤角正式通車。與此相伴的是一批大型商超項目、房地產項目相繼落戶東西湖區,在輕軌的引領下,東西湖區駛入了發展的快車道。 2014年,西段堤角延伸至漢口北,歷經三期建設,輕軌1號線貫穿東西湖、礄口、江漢、江岸、黃陂五區,整個大漢口沿長江、漢江一線被串連起來。

武漢走進軌道交通時代,開啟跨越式發展[編輯]

居住在東西湖區額頭灣的胡女士乘坐輕軌已有10年,她介紹,剛開通時乘客還比較少,如今乘客越來越多了。回憶起之前沒有軌道交通時,周末從武漢音樂學院回一次家,簡直就是一場拉練。「換乘2次公交,走走停停的,2個小時才能到家。有時很累,站在車上都能睡着,經常坐過站。」 1號線建好後,雖然仍要換乘,但是一趟可節省半小時,「位子多,環境好,利用乘車的閒暇時間,還能讀幾本好書!」她高興地說。 供職於金融公司的彭先生擇「線」而居,幾年前購買了一套輕軌沿線的二手房。如今,他家住丹水池,工作在黃浦路。「5分鐘走到輕軌站,上班見客戶從來沒遲到過。」如果沒有1號線,他在交通上花費的時間和費用將成倍增長。 輕軌1號線建成後,武漢市厚積薄發,大步走向「地鐵時代」,軌道交通建設一路高歌猛進,城市發展進程也隨之提速。如今,沿着1號線漫步,你會發現沿線地區高樓林立,成片成規模的住區、商業中心拔地而起,城市面貌為之一新。 「武漢軌道交通1號線使武漢多了一條貫穿東西的快速通道,成為了當時全國少數幾個擁有軌道交通的城市之一。武漢從此邁入了軌道交通時代,為城市發展帶來了新機遇,也為武漢後來的跨越式發展奠定了基礎。」趙寶江如是說。

知乎:武漢市中心醫院怎麼了?為什麼已經有好幾位醫生感染去世了?[編輯]

(財新網的回答:)

謝邀。

昨天,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退休返聘副主任醫師朱和平,因感染新冠肺炎,經搶救無效去世,享年66歲。

朱和平是武漢市中心醫院一個月來的第四位、十天以來的第三位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醫生,也是該醫院眼科去世的第三人。此前,該院眼科醫生李文亮、甲狀腺乳腺外科主任醫師江學慶、眼科主任醫師梅仲明,分別於2月7日、3月1日和3月3日殉職。

根據財新記者了解的數字,擁有4000多名職工的武漢市中心醫院,已經有超過230人確診感染新冠肺炎,雖然總數字尚比武漢幾家大醫院少,但醫務人員感染比例和死亡人數均列武漢各醫院之首。

武漢市中心醫院遭受重創,該院多位醫生做了分析:

首先,中心醫院是距離初期主要疫源地華南海鮮市場最近的幾所醫院之一,早期接診的病人本就在所有醫院中是最多的;

其次,新冠病毒第一代毒性可能更高,李文亮、梅仲明等醫生可能是被同一名病人傳染的;

再次,1月初開始發熱症狀的病人越積越多,當時唯一的傳染病醫院金銀潭醫院又僅接受有海鮮市場接觸史的病人,大量病人沒有出口沒有床位,轉到其它科室治療住院,從而導致不少沒有傳染病處置經驗、對疫情缺乏信息的其他科室醫護人員「中招」;

最後,該院主要負責人都不是醫生出身,院長長期從事辦公室工作,書記是市衛健委原人事處長,對醫學尤其是傳染病了解不夠,對疫情不僅不重視,更強令各科室和醫生不得傳遞疫情信息,導致醫生警惕性不足。

除此之外,該院一位科室主任對財新記者總結道:

相關部門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的錯誤信息,讓數以百計的醫生護士在對疫情並不知曉的情況下全力投入救治,甚至在病倒後也無法上報給這些相關部門知道。 衛健委行政干預上報程序 近日,財新獲得一份來自武漢中心醫院的內部材料,題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處置情況說明》。多位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向財新記者表示,該內部材料屬實。武漢中心醫院宣傳科和公共衛生科拒絕就此事作出回應。

《疫情處置說明》顯示,2019年12月29日下午,武漢中心醫院後湖院區急診科接診了4例來自華南海鮮市場的病人,CT、查血檢查均是病毒性肺炎表現。武漢中心醫院公衛科向江漢區疾控中心傳防科科長王文勇報告了這些病例。王文勇回應稱,近期已接到其他醫院的類似報告,但送到市里查了各項病原均無結果,針對中心醫院的病例,將向領導匯報後再給回復。

中心醫院公衛科立即告醫務處,組織院內專家會診,並通知院感辦做好消毒隔離。當日16時,該院呼吸內科專家到急診科會診後,發現呼吸內科也有幾例來自華南海鮮市場的病例,病例增至7例。半小時後,公衛科再次致電江漢區疾控中心傳防科王文勇和武漢市疾控中心應急辦主任金小毛報告情況。當晚20時左右,區疾控中心和市應急辦抵達中心醫院後湖院區,對7例病人進行了流調和採樣,並連夜送至市疾控中心檢測。

上述武漢市中心醫院的《疫情處置說明》顯示,在江漢區疾控中心完成7個病例的流調和採樣後,12月31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公衛科致電江漢區疾控中心主任張艷,詢問採樣結果,張艷告知需等通知。1月3日,公衛科再次致電江漢區疾控中心傳防科科長王文勇,詢問前期電話報告的7例病毒性肺炎,是否應該報告傳染病報告卡。王文勇回復,對於此類特殊傳染病,等上級通知後再上報,具體上報病種等通知。

1月4日,中心醫院公衛科收到武漢市衛健委下發的一份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工作指導手冊,該手冊顯示,對於疑似病例,院內需12小時內組織專家會診,會診不能排除時應立即上報傳染病報告卡。但第二天5日,江漢區衛健局組織各醫院開會時又稱:疑似病例,各醫院組織院內專家會診不能排除的,應上報區衛健局,由區里組織專家會診,不能排除後再上報傳染病報告卡。

1月5日會後,中心醫院公衛科與區衛健局醫政科溝通上報流程事宜。區衛健局醫政科回復稱:中心醫院屬於市屬醫院,應由市級專家會診,區衛健局無法會診市級醫院。中心醫院公衛科立即致電市衛健委醫政處,後者表示,醫院應該由屬地管轄,區衛健局的理解有偏差。經市衛健委醫政處協調,區衛健委醫政科同意由區里組織專家會診。

據《疫情處置說明》披露,1月8日至10日,中心醫院公衛科陸續上報了14張不明原因肺炎報告卡(1月8日9例,1月9日4例,1月10日1例),其中1月9日晚,區疾控中心對當日上報的4個病例進行了流調和採樣。

1月11日,湖北省「兩會」開幕。上報程序再度改變。

1月11日,後湖院區一例患者經院內會診不能排除不明原因肺炎,中心醫院醫務處按之前程序將會診意見交區衛健局醫政科後,區衛健局醫政科要求該院自行聯繫區疾控中心採樣、流調;中心醫院立即聯繫江漢區疾控中心主任張艷,但張艷表示需等醫政通知。

之後,本就複雜的上報程序再度加碼。1月12日中午11點30分,湖北省衛健委執法監督處一位徐姓處長帶隊到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督導發熱門診相關工作,徐處長作出指示:傳染病報告卡報告需慎重,需要省市聯合確定後才能報卡——也就是說比之前又平添了市、省兩級會診。

1月13日上午9點,武漢市衛健委疾控處吳風波處長和江岸區衛健局疾控科一行到中心醫院本院(南京路院區),傳達最新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報精神。和湖北省衛健委執法監督處的說法一致——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報。吳風波更具體要求:發現的病例首先要在院內完成各項檢驗和相關檢查,經院內專家組會診為不明原因肺炎後,再報區衛健委會診並通知區疾控採樣,經區、市、省級逐級檢測,依然為不明原因肺炎後,經省衛健委同意才能進行病例信息上報。

1月13日上午9時許,江漢區疾控中心傳防科科長王文勇致電市中心醫院,要求該院將1月10日上報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訂正為其他疾病。

當天下午15點,市中心醫院公衛科致電江漢區衛健局疾控科,告知前述1月11日上報的病例,區疾控中心一直未來進行採樣、流調,致無法上報,區衛健局醫政科說醫院自己通知區疾控中心,區疾控中心又說要等醫政的通知,詢問衛健局疾控科該怎麼辦。區衛健局疾控科回覆:等。

一等又是三天,區疾控一直沒有過來採樣,病例遲遲無法報卡。期間市中心醫院公衛科向周邊醫院詢問,得知他們近期也都未能報卡。

一直到1月16日16時,也就是湖北省「兩會」閉幕前一天下午,武漢市疾控中心終於派出兩名工作人員到武漢市中心醫院進行採樣,而此時,中心醫院的不明原因肺炎疑似病例已增至48例。1月17日晚,湖北省疾控中心也來到中心醫院,對前一日採樣的病例進行流行病學調查並收集相關病例臨床資料。

1月18日凌晨,武漢市衛健委通報,新增4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而在此前1月12日-1月17日,武漢市衛健委的每日例行通報,均稱前一日「本市無新增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多位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向財新記者講述的診治經過,與該醫院公衛科的這份記錄相吻合。事實上,來自衛健委對新冠肺炎病例上報的行政干預,尤其是1月12日-17日期間設置的讓醫院無法上報的障礙,並不只針對一個武漢市中心醫院,武漢市多家醫院都有同樣的遭遇。

無法確診成為上報新障礙 根據2007年原衛生部印發的《全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監測、排查和管理方案》,醫療人員發現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義的病例後,應立即報告醫療機構,「醫療機構在12小時內組織專家會診和排查,仍不能明確診斷的,應立即填寫傳染病報告,註明『不明原因肺炎』並進行網絡直報」。

但是,從以上武漢市中心醫院內部的《疫情處置說明》和財新記者在武漢實地採訪的多家醫院具體實施情況看,當地醫療機構在1月下旬之前,並沒有獲得自行填寫傳染病報告卡進行網絡直報的權利。

「這個傳染病報卡本身很簡單,我們直接在自己電腦填個傳染病報告卡確認就行了,但是填傳染病報告卡前要先下診斷。」武漢市中心醫院一位醫生告訴財新記者,「在新冠肺炎之前,像我們接診了乙肝或其它烈性傳染病,我們都可以直接在電腦打診斷,然後會跳出來一張傳染病報告卡的窗口,填好後點OK上傳。」

但此次新冠疫情,醫生們最初遇到的問題是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疾病——他們大多給出的診斷是發熱待查或者社區獲得性肺炎可能,然後收治入院。社區獲得性肺炎是由細菌、病毒、衣原體和支原體等多種微生物所引起的一類肺炎總稱,主要臨床症狀為咳嗽、伴或不伴咳痰和胸疼。

很快,醫生們發現一些病人的病情與已知的社區獲得性肺炎都不太一樣,大部分社區獲得性肺炎,包括甲流、乙流等,主要感染的是上呼吸道,其肺部影像學特徵並不明顯。而這些病人CT片中明顯可見磨玻璃樣浸潤影,並常常很快發展為雙肺可見病變,抗生素治療無效,血常規、血生化及呼吸道病毒七項檢測也證明病原體並非甲流、乙流、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副流感病毒等。

武漢中心醫院呼吸內科主任醫師趙蘇教授曾向財新記者介紹,醫院經常會遇到這類病情有些特殊、診斷有困難的病人,這些年一種常見的辦法是花錢找基因測序公司進行NGS檢測,希望利用其基於宏基因組學的二代高通量基因測序技術(mNGS)找出病原體,「自華大基因利用測序技術起家以來,國內大大小小出現了好多家基因測序公司,我們各類醫學研討會上,二代高通量基因測序技術不斷被介紹,這些公司也派出醫藥代表到各大醫院宣講,事實證明也確實管用」;另一種辦法就是跟一些科研機構合作,藉助這些機構的科研手段查出病因。

這兩種方法各有利弊。找第三方基因測序公司檢測需要收費,相當於個性化的外部檢測服務,大概3000元測600萬個鹼基對,好處是快,一般三天就能出結果,一位武漢協和醫院的醫生介紹,「這3000元能查出來病原體究竟是什麼病毒或者細菌,就可能救命」。找科研單位合作,相當於醫生的臨床治療與研究機構的前沿科研課題結合起來,對科學研究和臨床應用是雙贏,而且一般是免費的,缺點是周期相對較長。

財新此前曾報道,2019年12月15日,一名65歲的華南海鮮市場張姓送貨員開始發燒,12月18日在武漢市中心醫院本院(南京路院區)急診科看病,醫生懷疑其社區獲得性肺炎,以「發熱查因」收治入院,12月22日,這位病人病情加重,進入呼吸重症病房,醫生們使用了各種抗生素治療無效後,12月24日對其進行氣管鏡採樣,然後將病人的肺泡灌洗液樣本送到廣州的微遠基因科技有限公司進行NGS檢測,結果發現樣本里有一種跟SARS相似度約81%的新型冠狀病毒,12月27日微遠基因電話通知武漢市中心醫院,並將數據共享給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所。

12月27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急診科又接診了一名41歲的陳姓病人,其12月16日無明顯誘因發熱,當日患者在該院呼吸科ICU做支氣管鏡取樣,樣本送至北京的博奧醫學檢驗所有限公司。12月30日,北京博奧醫學檢驗所將這位病人的基因測序報告反饋給了醫生:經NGS檢測,病原體是SARS冠狀病毒。

當日,北京博奧醫學檢驗所的這份檢測報告出現在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的微信中,她把這份報告發給了自己的同學,還傳到科室群讓大家注意防護。傍晚17時48分,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在同學群中轉發了這份報告截屏,並發布預警信息:「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在我們醫院急診科隔離」。

然而,預警引發不滿,吹哨人們很快感受到了壓力。李文亮在截圖傳播出去當晚,即12月31日凌晨一點半即被醫院領導叫到武漢市衛健委詢問情況,天亮上班後又被醫院監察科約談,並在此後應要求寫下了一份《不實消息外傳的反思與自我批評》。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訓誡。此前一天的1月2日,艾芬也被醫院監察科談話,稱其行為加劇社會恐慌,影響武漢發展大局。

1月3日晚,武漢市中心醫院緊急召集各科室主任開會。根據財新記者獲得的會議記錄,會議首先通報,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檢測和病因溯源工作正在進行,已完成對華南海鮮城的衛生消毒工作,已發生44例,重症11例,暫未發現人傳人現象;會議透露,武漢市衛健系統已經進入戰時狀態,成立應對不明原因肺炎指揮部,要求各醫院進入戰時狀態值班,嚴格請假制度,原則上不安排休假,外出離開武漢必須報告。會議更強調要嚴明紀律,「講政治、講紀律、講科學」,不造謠、不傳謠,各單位看好自己的人,嚴明保密紀律,要求醫務人員不得在公共場合透露涉密信息,也不得通過文字、圖片等可能留存證據的方式談論相關病情。

針對基因公司等第三方檢測的控制也空前收緊。一位基因測序公司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衛健委一位官員電話,通知他武漢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樣本送檢,不能再檢;已有的病例樣本必須銷毀,不能對外透露樣本信息,不能對外發布相關論文和相關數據,「如果你們在日後檢測到了,一定要向我們報告」。

1月3日,國家衛健委辦公廳發布《關於在重大突發傳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強生物樣本資源及相關科研活動管理工作的通知》,這份國衛辦科教函(2020)3號文稱,針對近期武漢肺炎病例樣本,依據目前掌握的病原學特點、傳播性、致病性、臨床資料等信息,在進一步明確病原信息之前,暫按照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第二類)進行管理;各相關機構應按省級以上衛健行政部門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檢測機構提供生物樣本開展病原學檢測並做好交接手續;未經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機構和個人提供生物樣本及其相關信息;已從有關醫療衛生機構取得相關病例生物樣本的機構和個人,應立即將樣本就地銷毀或送交國家指定的保藏機構保管。

無法確診,成為了醫院上報疫情新的障礙。「之前,醫院通過給第三方檢測公司做病毒檢測,就算市裡的診斷沒下來,無法報卡,但醫生至少知道是什麼病,可以對症進行治療並進行防護。」 中心醫院一位醫生向財新記者表示,3號文出台後,沒有一家醫療機構還敢再送樣本去第三方檢測機構檢測,只能將樣本送至轄區疾控中心。

傳染病報告卡停止上報 由醫生填寫、醫院統一上報的傳染病報告卡,無疑是疫情上報的關鍵一環。《傳染病信息報告管理規範(2015年版)》中顯示,傳染病報告卡由首診醫生或其他執行職務的人員負責填寫;現場調查時發現的傳染病病例,由屬地醫療機構診斷並報告。醫療機構傳染病報告管理人員(一般為醫院公衛科)須對收到的紙質傳染病報告卡或電子傳染病報告卡的信息進行檢查,對有疑問的報告卡必須及時向填卡人核實。

在上述文件中,疾控中心的職責是:對轄區內報告的傳染病信息進行審核,對有疑問的報告信息及時反饋、核實,對誤報、重報信息應及時刪除。對甲類傳染病、部分乙類傳染病、不明原因疾病暴發的報告信息,應立即調查核實,於2小時內通過網絡完成報告信息的三級確認審核。而地方衛健委的主要職責是對上報的傳染病疫情進行分析、利用及發布。

由此可見,無論是地方衛健委還是疾控中心,都無權不讓醫院或醫生填報傳染病報告卡,只能在報告卡提交上來後,進行核實和上報。然而,武漢市衛健委的諸多做法與《傳染病信息報告管理規範(2015年版)》有不同之處。

在武漢市中心醫院、湖北省新華醫院上報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湖北省、武漢市及各區三級疾控中心啟動應急處置工作流程後,12月30日,武漢市衛健委向各醫療機構負責人發布《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提及武漢多家醫療機構陸續出現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並與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有關聯,要求各醫療機構向轄區疾控部門和衛健委醫政部門上報近一周接診過的具有類似特點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市衛健委還在當天召集全市疾控中心的負責人開會,每個區準備成立一個專門流調應急隊伍,對病例進行調查、處置。這等於將疫情報送全部納入到當地行政官僚系統掌控之內。

12月31日,國家衛健委第一批專家組抵達武漢。同日,武漢市衛健委首次向社會發布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信息:目前已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嚴重,其餘病例病情穩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轉擬於近期出院。專家從病情、治療轉歸、流行病學調查、實驗室初步檢測等方面情況分析認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調查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此時,上述武漢市中心醫院1月3日緊急會議中所提到的武漢市衛健委「應對不明原因肺炎」指揮部,開始發揮作用。中心醫院一位副主任醫師介紹,從12月29日,「指揮部」陸續通知各醫院將相關病人轉到金銀潭醫院,截止1月2日,中心醫院轉了七個病人過去,「都是指揮部發通知,然後派救護車過來轉運,但並不是全轉,他們只轉有海鮮市場接觸史的,包括我們快治好了他也一鍋端都轉到金銀潭去了,沒有海鮮市場接觸史的他們一律不要」。

他記得醫院裡還收治有幾名類似症狀的病人,但沒有海鮮市場接觸史,就沒有得到轉運通知,「問醫院怎麼辦,醫院說指揮部沒通知轉院,只能先辟出一個20多張床位的隔離病區」。

武漢市衛健委「指揮部」的這個選擇性轉院,後來被財新記者調查了解的一份《入排標準》所證實。一位湖北省屬醫院醫生向財新記者透露,在1月15日國家衛健委第一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出來之前,1月4日,武漢市衛健委在金銀潭醫院對當地醫院做了一次培訓,培訓中下發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醫療救治工作手冊》。工作手冊共收錄有十份文件,第一份是《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二份是《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標準》。兩者對「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臨床診斷標準有明顯差異。

「《試行診療方案》應該是湖北省專家組和最早一批國家衛健委專家組一起編制的,《入排標準》則是後來由武漢市衛健委編制,武漢很多醫院都是按照後者進行診斷和上報。」上述醫生介紹,所謂入排標準,就是指導一線醫生對病人能否診斷為某種疾病並上報的納入和排除的原則標準。

財新記者獲得的一本工作手冊顯示,在《試行診療方案》中,對於「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病例定義一共四條:發燒;具有肺炎的影像學特徵;發病早期白細胞總數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細胞計數減少;經規範抗菌藥物治療3天,病情無明顯改善或進行性加重。定義稱:同時具備這四條,不能明確診斷為其他疾病的肺炎病例,定義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如果患者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或有類似病人接觸史,滿足前三條即可。位於漢口的華南海鮮市場被認為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疫源地,早期確實大部分患者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

武漢市衛健委《入排標準》則比《試行診療方案》要求更為嚴格。其開篇第一句就規定,同時具備流行病學史和臨床表現者納入。其中,臨床表現要求與「國家專家組標準」病例定義列出的四條基本一致,僅對其中發熱一條進一步定義為≥38度;更大的改變是要求必須具有流行病學史,即2019年12月1日以來,長期在華南海鮮市場從事交易活動的商戶、僱傭者和工作人員,或發病前兩周內曾在海鮮市場從事加工、售賣、宰殺、處理和搬運等工作三小時以上者,或發病前兩周內曾在海鮮市場有禽類、野生動物明確接觸史者,以及與符合病例定義者共同生活、居住、學習、陪護、同病房的人員或未採用有效防護措施的診療、護理的醫務人員。

病例定義是疾病的診斷依據和排除依據,一般包括流行病學史、臨床表現和病原學證據三方面內容。在1月9日國家衛健委宣布確定武漢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明確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之前,臨床醫生並不知道病原體是什麼,沒有病原學證據,臨床診斷只能通過流行病學史和臨床表現這兩方面。「從事後看,《試行診療方案》給出的病例定義總體是穩妥的,既重視了病人流行病學史方面的內容,但又沒有拘泥於海鮮市場這一個可能的疫源地,對沒有類似接觸史的病人沒有簡單排除。如果嚴格按照這個方案中的病例定義執行,不會出現大量與海鮮市場無關的病人漏診的情況,人傳人現象也會更早被發現。」這位人士說,「我不太能理解為什麼《入排標準》要將與海鮮市場有關的流行病學史改為必要條件。」

一位接近湖北省專家組的人士透露,國家和省專家組成員看到武漢市衛健委這個《入排標準》後還很生氣,要求武漢市衛健委收回小冊子重新編印,武漢市衛健委後來重新編印了一套綠色封皮的工作手冊,去掉了《入排標準》,但各醫院所執行的診斷和上報標準並沒有改變。

《入排標準》列入海鮮市場有關的流行病學史,一個重要後果就是病毒在人際間傳播的「中招者」被排除在外。事後回顧,許多醫生都認為,疫情從2019年底的幾百例迅速增加到1月20日左右的數千例,與此應有關係。

這份武漢市衛健委下發的工作手冊還指出,對於疑似病例,院內需12小時內組織專家會診,會診不能排除時應立即上報傳染病報告卡。這個規定表明,各大醫院有自行上報傳染病報告卡的權利。

然而僅僅過了一天,1月5日,江漢區衛健局組織轄區內各醫院開會時卻稱:對於疑似病例,各醫院組織院內專家會診不能排除的,應上報區衛健局,由區里組織專家會診,不能排除後再上報傳染病報告卡。

對此,一位疾控部門人士向財新記者解釋,未知傳染病的上報事關重大,醫院診斷較為慎重,一般會逐級上報,完成流調和檢測後,經當地衛健委審核後再按要求進行報告卡填報。然後當地衛健委再向上一級匯報,以求「步調一致」。

雖然此時上報傳染病報告卡需要區里會診同意,但整個上報程序尚能進行。財新記者獲得的一份文件顯示,截至1月11日,武漢協和醫院共計上報11名(11日突擊報告9名),新華醫院共計上報9名(11日報告6名),中心醫院共計報告11名。

1月12日開始,上報程序戛然中止。前述《疫情處置說明》顯示,省市兩級衛健委官員均指出,新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報,需在之前區衛健局會診的基礎上,增加市級和省級衛健委逐級檢測,依然為不明原因肺炎的,經省衛健委同意後才能進行病例信息上報。

事實上,這條變得繁瑣的上報路徑在此後五天裡從未走通過。「當時就是不給報,不讓報了。」武漢市中心醫院一位醫生向財新記者表示,根據當時的流程規定,遇到類似病例,先使用抗菌藥物治療三天,三天抗生素無效後,要院內專家組會診,然後才能上報區里,由區專家組會診並通知區疾控採樣,然後再請市里來,再請省里來……「要經過四級會診、逐級檢測,依然為不明原因肺炎後,經省衛健委同意,整個程序都審批完成確診後,醫院和醫生才能填報傳染病報告卡。」

「中間設了很多卡,很多臨床醫生、醫院根本無法操作。」他說,「醫院每天都有記錄,送去採樣的都是危重的沒有辦法觀察了,每天都過篩了的,能扛的自己在扛。」

1月12日之後,這個流程更是根本就走不通了,因為區里、市里和省里就沒有明確下過診斷,檢測結果也不反饋了,這樣醫院也沒法報卡,更沒辦法轉到金銀潭醫院了,病人完全沒有出口,「結果就是隔離病房很快收滿,只好後湖和南京路院區又各多開了三個病區。病區又滿了,只能在門診吊水,醫院排起了長隊」。他認為大量醫務人員被感染與當時隔離病區收滿有關。「病人越積越多,很多病人就是想住院打針,你呼吸科、急診科住滿了沒有床位,他們就跑到其他科室看病要求住院,想着住上院再轉科,而那些科室接診的醫護人員缺乏足夠的防護」。

該醫生的說法和前述內部的《疫情處置說明》相符合。中心醫院一位科室主任表示,到1月中旬,基本就是壓着不讓上報了。他告訴財新記者,從一開始每位病人臨床診斷後,就得走會診程序,武漢市中心醫院本身是市級醫院,在12月30日就在內部組建了醫療救治專家組,包含呼吸科、急診、ICU等科室專家,一共12人。經過會診確診完成後,由公衛科負責上報,通知疾控進行流調。「起初還有幾個上報後可以轉到金銀潭,後來就一動都不能動,所有通路都癱瘓了。」他說,會診之後的流程變得遙遙無期。

位於武昌區的武漢市第三醫院也遇到一樣的難題,該院一位醫生向財新記者表示,該院第一個高度疑似的病人是1月3日前來就診的一個91歲老奶奶,她感染了自己的三個女兒、醫院的兩位醫生、五位護士,以及同病房的另外兩位病人。

1月9日,三醫院將這個老奶奶的樣本收集,並上報了市衛健委醫政處和市、區兩級疾控中心。「之前他們都不願意來,我們說,這麼重的病人,你們不來,出了問題,你們是要負責的。」該醫生說。後來,市衛健委和市疾控中心就來醫院進行了會診,沒等來結果,這位老奶奶於當日晚間去世。

1月10日至12日之間,三醫院又將與這位老奶奶相關的家屬、醫護人員的感染情況、樣本全部上報到市衛健委和市區兩級疾控中心。「我們院內會診做得比較詳盡,當時的情況我們覺得很嚴重,那麼多醫護人員感染。但我們當時申請的市裡面專家會診,就一直沒有來。」該醫生表示,「當時市里給我們反饋說樣本需寄送到北京檢測,時間比較長,所以要等結果出來才能會診。」直到大概七八天後,終於有了樣本檢測結果,全部是陰性。於是,醫院組織第二批採樣送檢,才將這批感染者確診為新冠肺炎病人——而這已經是第三批專家組來過之後的事了。

作為省屬醫院的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情況也沒有好多少。該院醫生向財新記者表示,醫院1月初收治了一位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高度疑似病人。「他當時呼吸困難,CT顯示雙肺嚴重感染,已經成了大白肺。由於當時醫生群里已經有流傳SARS出現的傳言,我很警覺,立刻上報給了院領導。」

收治當日,中南醫院醫政處就上報了市衛健委和市疾控中心,要求他們來採樣檢測。與此同時,醫院緊急將ICU改建成隔離病房,設置了16張床位,到1月10日,這些床位全部收滿,後收進來的疑似患者大多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

「病房都住滿了,市里還沒有動靜,我們急了,多次向市衛健委,後來向省衛健委繼續匯報。」該醫生表示,直到1月12日,市衛健才委派了三個專家來到醫院。開會時,專家表示,要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才能上報做核酸檢測。這一說法遭到部分醫生質疑,因為會遺留下很多病症類似但沒有海鮮市場接觸史的病例,標準過於苛刻。

但市衛健委專家反過來要求中南醫院要謹慎申報檢測,控制檢測名額,表示「你們報太多了」。1月中旬,中南醫院醫政處再次向省市兩級衛健委反映上報問題,遭到口頭警告,並批評中南醫院「政治覺悟不高」。

位於礄口區的武漢市第四醫院也是如此。該院一位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大概在1月10日左右,該院也接治了類似的肺炎病例。「當時醫院希望能報卡,希望區疾控能有人過來做採樣和流調,但區疾控遲遲沒有派人來,後來因為這批患者都是輕症,我們就用普通肺炎的辦法給治好了。」

「1月中旬的時候所有人都在捂蓋子,從省里到市里到院裡,省里不讓市里報,市里不讓院裡報,院裡不讓科里報,就這麼一層層捂下來了,導致黃金防控期一再錯過。」武漢市中心醫院的上述醫生向財新記者感嘆。

另一位醫生回憶,大概一直到1月底,醫院才通知醫生,讓大家有一個報一個,自己做診斷後,在電腦上自己就能填。「但一切都晚了。」他慨嘆道。

以上。[4]

發哨子的人[編輯]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過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她用紅色圈出「SARS冠狀病毒」字樣,當大學同學問起時,她將這份報告拍下來傳給了這位同是醫生的同學。當晚,這份報告傳遍了武漢的醫生圈,轉發這份報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訓誡的醫生。

這給艾芬帶來了麻煩,作為傳播的源頭,她被醫院紀委約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嚴厲的斥責」,稱她是作為專業人士在造謠。

此前的一些報道,艾芬被稱為「又一個被訓誡的女醫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將她稱為「吹哨人」,艾芬糾正了這個說法,她說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個「發哨子的人」。

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漢醫生》的第二篇報道。

文|龔菁琦

編輯|金石

攝影|尹夕遠

接到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同意採訪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點,大約半小時後,3月1日凌晨5點32分,她的同事、甲狀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學慶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兩天後,該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過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已有4位醫護人員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發生以來,這家離華南海鮮市場只幾公里的醫院成為了武漢市職工感染人數最多的醫院之一,據媒體報道醫院超過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個副院長和多名職能部門主任,多個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維持。

死亡的陰影籠罩着這家武漢市最大的三甲醫院,有醫生告訴《人物》,在醫院的大群里,幾乎沒有人說話,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討論。

悲劇原本有機會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過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她用紅色圈出「SARS冠狀病毒」字樣,當大學同學問起時,她將這份報告拍下來傳給了這位同是醫生的同學。當晚,這份報告傳遍了武漢的醫生圈,轉發這份報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訓誡的醫生。

這給艾芬帶來了麻煩,作為傳播的源頭,她被醫院紀委約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嚴厲的斥責」,稱她是作為專業人士在造謠。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接受了《人物》的專訪。她一個人坐在急診室辦公室中,曾經一天接診超過1500位患者的急診科此時已恢復了安靜,急診大廳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漢。

此前的一些報道,艾芬被稱為「又一個被訓誡的女醫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將她稱為「吹哨人」,艾芬糾正了這個說法,她說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個「發哨子的人」。採訪中,艾芬數次提起「後悔」這個詞,她後悔當初被約談後沒有繼續吹響哨聲,特別是對於過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評不批評,『老子』到處說,是不是?」

關於武漢市中心醫院和艾芬本人在過去的兩個多月中到底經歷了什麼?以下,是艾芬的講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訓斥

去年12月16日,我們南京路院區急診科接診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燒,一直用藥都不好,體溫動都不動一下。22號就轉到了呼吸科,做了纖維支氣管鏡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測序,後來口頭報出來是冠狀病毒。當時,具體管床的同事在我耳邊嚼了幾遍:艾主任,那個人報的是冠狀病毒。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個病人是在華南海鮮做事的。

緊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區又來了一個病人,是我們科一位醫生的侄兒,40多歲,沒有任何基礎疾病,肺部一塌糊塗,血氧飽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醫院已經治療了將近10天左右都沒有任何好轉,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監護室住院。同樣做了纖維支氣管鏡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檢測。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濟醫院工作的同學發了一張微信對話截圖給我,截圖上寫着:「最近不要去華南啊,那裡蠻多人高燒……」他問我是不是真的,當時,我正在電腦上看一個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錄了一段11秒鐘的視頻傳給他,告訴他這是上午來我們急診的一個病人,也是華南海鮮市場的。

當天下午4點剛過,同事給我看了一份報告,上面寫的是:SARS冠狀病毒、綠膿假單胞菌、46種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細看了很多遍報告,下面的注釋寫着:SARS冠狀病毒是一種單股正鏈RNA病毒。該病毒主要傳播方式為近距離飛沫傳播或接觸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種具有明顯傳染性,可累及多個臟器系統的特殊肺炎,也稱非典型肺炎。

當時,我嚇出了一身冷汗,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應該呼吸科上報這個情況,但是為了保險和重視起見,我還是立刻打電話上報給了醫院公共衛生科和院感科。當時我們醫院呼吸科主任正好從我門口過,他是參加過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說,我們有個病人收到你們科室,發現了這個東西。他當時一看就說,那就麻煩了。我就知道這個事情麻煩了。

給醫院打完電話,我也給我同學傳了這份報告,特意在「SARS冠狀病毒、綠膿假單胞菌、46種口腔/呼吸道定植菌」這一排字上畫了個紅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視。我也把報告發在了科室醫生群裡面,提醒大家注意防範。

當天晚上,這個東西就傳遍了,各處傳的截屏都是我畫紅圈的那個照片,包括後來知道李文亮傳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裡當時就想可能壞事兒了。10點20,醫院發來了信息,是轉市衛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關於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隨意對外發布,避免引起群眾恐慌,如果因為信息泄露引發恐慌,要追責。

我當時心裡就很害怕,立刻把這條信息轉給了我同學。過了大概一個小時,醫院又來了一份通知,再次強調群內的相關消息不能外傳。一天後,1月1日晚上11點46分,醫院監察科科長給我發了條消息,讓我第二天早上過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沒有睡着,很擔憂,翻來覆去地想,但又覺得凡事總有兩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響,但提醒武漢的醫務人員注意防範也不一定是個壞事。第二天早上8點多一點,還沒有等我交完班,催我過去的電話就打來了。

之後的約談,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嚴厲的斥責。

當時,談話的領導說,「我們出去開會都抬不起頭,某某某主任批評我們醫院那個艾芬,作為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你是專業人士,怎麼能夠沒有原則沒有組織紀律造謠生事?」這是原話。讓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號人一個個地口頭傳達到位,不能發微信、短信傳達,只能當面聊或者打電話,不許說關於這個肺炎的任何事情,「連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說」……

我整個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評你這個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個武漢市發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個人破壞了。我當時有一種很絕望的感覺,我是一個平時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工作的人,我覺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規矩來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麼錯?我看到了這個報告,我也上報醫院了,我和我的同學,同行之間對於某一個病人的情況進行交流,沒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當於是醫學生之間討論一個病案,當你作為一個臨床的醫生,已經知道在病人身上發現了一種很重要的病毒,別的醫生問起,你怎麼可能不說呢?這是你當醫生的本能,對不對?我做錯什麼了?我做了一個醫生、一個人正常應該做的事情,換作是任何人我覺得都會這麼做。

我當時的情緒也很激動,說,這個事是我做的,跟其餘人都沒有關係,你們乾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說我現在這個狀態不適合在這個崗位上繼續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時間。領導沒有同意,說這個時候正是考驗我的時候。

當天晚上回家,我記得蠻清楚,進門後就跟我老公講,我要是出了什麼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帶大。因為我的二寶還很小,才1歲多。他當時覺得莫名其妙,我沒有跟他說自己被訓話的事,1月20號,鍾南山說了人傳人之後,我才跟他說那天發生了什麼。那期間,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門要戴口罩。

外圍科室

很多人擔心我也是那8個人之一被叫去訓誡。實際上我沒有被公安局訓誡,後來有好朋友問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說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個發哨子的人。

但那次約談對我的打擊很大,非常大。回來後我感覺整個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強打着精神,認真做事,後來所有的人再來問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讓急診科重視防護。我們急診科200多人,從1月1號開始,我就叫大家加強防護,所有的人必須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記得有一天交班有個男護士沒戴口罩,我馬上就當場罵他「以後不戴口罩就不要來上班了」。

1月9號,我下班時看見預檢台一個病人對着大家咳,從那天后,我就要求他們必須給來看病的病人發口罩,一人發一個,這個時候不要節約錢,當時外面在說沒有人傳人,我又要在這裡強調戴口罩加強防護,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時間確實很壓抑,非常痛苦。有醫生提出來要把隔離衣穿外頭,醫院裡開會說不讓,說隔離衣穿外頭會造成恐慌。我就讓科室的人把隔離服穿白大褂裡面,這是不符合規範的,很荒謬的。

我們眼睜睜地看着病人越來越多,傳播區域的半徑越來越大,先是華南海鮮市場附近可能跟它有關係,然後就傳傳傳,半徑越來越大。很多是家庭傳染的,最先的7個人當中就有媽媽給兒子送飯得的病。有診所的老闆得病,也是來打針的病人傳給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傳人。如果沒有人傳人,華南海鮮市場1月1日就關閉了,怎麼病人會越來越多呢?

很多時候我都在想,如果他們當時不那樣訓斥我,心平氣和地問一下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再請別的呼吸科專家一起溝通一下,也許局面會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醫院內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號大家都這樣引起警惕,就不會有那麼多悲劇了。

1月3號下午,在南京路院區,泌尿外科的醫生們聚集在一起回顧老主任的工作歷程,參會的胡衛峰醫生今年43歲,現在正在搶救;1月8號下午,南京路院區22樓,江學慶主任還組織了武漢市甲乳患者康復聯歡會;1月11號早上,科室跟我匯報急診科搶救室護士胡紫薇感染,她應該是中心醫院第一個被感染的護士,我第一時間給醫務科科長打電話匯報,然後醫院緊急開了會,會上指示把「兩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報告改成「兩肺散在感染」;1月16號最後一次周會上,一位副院長還在說:「大家都要有一點醫學常識,某些高年資的醫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嚇死人的。」另一位領導上台繼續說:「沒有人傳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後,1月17號,江學慶住院,10天後插管、上ECMO。

中心醫院的代價這麼大,就是跟我們的醫務人員沒有信息透明化有關。你看倒下的人,急診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沒有那麼重的,因為我們有防護意識,並且一生病就趕緊休息治療。重的都是外圍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學慶是甲乳科的。

江學慶真的非常好的一個人,醫術很高,全院的兩個中國醫師獎之一。而且我們還是鄰居,我們一個單元,我住四十幾樓,他住三十幾樓,關係都很好,但是平時因為工作太忙,就只能開會、搞醫院活動時候見見面。他是個工作狂,要麼就在手術室,要麼就在看門診。誰也不會特意跑去跟他說,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沒有時間和精力打聽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麼關係?就是個肺炎。」這個是他們科室的人告訴我的。

如果這些醫生都能夠得到及時的提醒,或許就不會有這一天。所以,作為當事人的我非常後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評不批評我,「老子」到處說,是不是?

雖然和李文亮同在一個醫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認得他,因為醫院4000多號人太多了,平時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電話借急診科的心臟按壓器,說李文亮要搶救,我一聽這個消息大吃一驚,李文亮這個事整個過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訓斥之後心情不好有沒有關係?這我要打個問號,因為受訓的感覺我感同身受。

後來,事情發展到這一步,證明李文亮是對的時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樣,不是激動、高興,而是後悔,後悔當初就應該繼續大聲疾呼,應該在所有的人問我們的時候,繼續說。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時間能夠倒回來該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關部門的朋友打電話問我武漢市急診病人的真實情況。我說你代表私人,還是代表公家。他說我代表私人。我說代表個人就告訴你真話,1月21號,我們急診科接診1523個病人,是往常最多時的3倍,其中發燒的有655個人。

那段時間急診科的狀況,經歷過的人一輩子都忘不了,甚至會顛覆你的所有人生觀。

如果說這是打仗,急診科就在最前線。但當時的情況是,後面的病區已經飽和了,基本上一個病人都不收,ICU也堅決不收,說裡面有乾淨的病人,一進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斷地往急診科涌,後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診科。病人來看病,一排隊隨便就是幾個小時,我們也完全沒法下班,發熱門診和急診也都不分了,大廳里堆滿了病人,搶救室輸液室里到處都是病人。

還有的病人家屬來了,說要一張床,我的爸爸在汽車裡面不行了,因為那時候地下車庫已封,他車子也堵着開不進來。我沒辦法,帶着人和設備跑去汽車裡去,一看,人已經死了,你說是什麼感受,很難受很難受。這個人就死在汽車裡,連下車的機會都沒有。

還有一位老人,老伴剛在金銀潭醫院去世了,她的兒子、女兒都被感染了,在打針,照顧她的是女婿,一來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聯繫呼吸科給收進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個有文化有素質的人,過來跟我說謝謝醫生等等的,我心裡一緊,說快去,根本耽誤不了了。結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謝謝雖然幾秒鐘,但也耽誤了幾秒。這句謝謝壓得我很沉重。

還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監護室的時候,就是他們見的最後一面,你永遠見不着了。

我記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來交班,我說我們來照個相,紀念一下這個大年三十,還發了個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沒有說什麼祝福,這種時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點失誤,比如沒有及時打針,病人都可能還去鬧,現在沒人了,沒有人跟你吵,沒有人跟你鬧了,所有人都被這種突然來的打擊擊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屬有很傷心地哭的,因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屬也不會說醫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醫生說,唉,那就快點解脫吧,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因為這時候每個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發熱門診門口的排隊,要排5個小時。正排着一個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應該是很講究的一個中年女性,可是沒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護士、醫生來去扶她。

1月30號我早上來上班,一個白髮老人的兒子32歲死了,他就盯着看醫生給他開死亡證明。根本沒有眼淚,怎麼哭?沒辦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個外來的打工的,沒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沒有確診,他的兒子,就變成了一張死亡證明。

這也是我想要去呼籲一下的。在急診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沒有診斷、沒辦法確診的病例,等這個疫情過去之後,我希望能給他們一個交代,給他們的家庭一些安撫,我們的病人很可憐的,很可憐。

「幸運」

做了這麼多年醫生,我一直覺得沒有什麼困難能夠打倒我,這也和我的經歷、個性有關。

9歲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個時候我就想着長大了當個醫生去救別人的命。後來高考的時候,我的志願填的全部都是醫學專業,最後考取了同濟醫學院。1997年我大學畢業,就到了中心醫院,之前在心血管內科工作,2010年到急診科當主任的。

我覺得急診科就像我的一個孩子一樣,我把它搞成這麼大,搞得大家團結起來,做成這個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這個集體。

前幾天,我的一個護士發朋友圈說,好懷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診,那種忙跟這種忙完全是兩個概念。

在這次疫情之前,心梗、腦梗、消化道出血、外傷等等這些才是我們急診的範疇。那種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確,針對各種類型的病人都有很通暢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幹什麼,怎麼做,出了問題找哪一個。而這一次是這麼多危重病人沒辦法去處理,沒辦法收住院,而且我們醫務人員還在這種風險之中,這種忙真的很無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點,我們科一個年輕醫生跟我發微信,也是蠻有性格的,說我今天不來上班了,不舒服。因為我們這裡都有規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說好安排,你到8點鐘跟我說,我到哪裡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對我發脾氣,說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領導的急診科放回社會,我們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為作為醫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說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診科主任,你該怎麼辦?

後來,這個醫生休息了幾天後,還是照樣來工作。他不是說怕死怕累,而是遇到這種情況,一下子面對這麼多病人感到很崩潰。

作為醫生來說,特別是後面很多來支援的醫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這種情況懵了,有的醫生、護士就哭。一個是哭別人,再一個也是哭自己,因為每個人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輪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醫院的領導也陸陸續續地都病倒了,包括我們的門辦主任,三位副院長。醫務科科長的女兒也病了,他也在家裡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時間是沒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兒戰鬥吧,就是那種感覺。

我身邊的人也開始一個接一個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點半,我們倒的第一個醫生,他說主任我中招了,不燒,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會兒,隔離病房負責的一個責任護士,告訴我說他也倒了。晚上,我們的護士長也倒了。我當時非常真實的第一感覺是——幸運,因為倒得早,可以早點下戰場。

這三個人我都密切接觸過,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結果一直沒倒。全院的人都覺得我是個奇蹟。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會抑制這些病毒在肺內沉積。

我總覺得我們做急診的人都算是有情懷的人——在中國的醫院,急診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當中應該是比較低的,因為大家覺得急診,無非就是個通道,把病人收進去就行了。這次抗疫中,這種忽視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時候,物資不夠,有時候分給急診科的防護服質量非常差,看到我們的護士竟然穿着這種衣服上班,我很生氣,在周會群裡面發脾氣。後來還是好多主任把他們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給我了。

還有吃飯問題。病人多的時候管理混亂,他們根本想不到急診科還差東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擺一大排,我們這裡什麼都沒有,發熱門診的微信群里,有醫生抱怨,「我們急診科只有紙尿褲……」我們在最前線戰鬥,結果是這樣,有時候心裡真的很氣。

我們這個集體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線。這次,我們急診科有40多個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個群,本來叫「急診生病群」,護士長說不吉利,改成「急診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沒有很悲傷、很絕望、很抱怨的心態,都是蠻積極的,就是大家互相幫助,共度難關那種心態。

這些孩子們、年輕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這次疫情過後,國家能加大對急診科的投入,在很多國家的醫療體系中,急診專業都是非常受重視的。

不能達到的幸福

2月17號,我收到了一條微信,是那個同濟醫院的同學發給我的,他跟我說「對不起」,我說:幸好你傳出去了,及時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傳出去的話,可能就沒有李文亮他們這8個人,知道的人可能就會更少。

這次,我們有三個女醫生全家感染。兩個女醫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個女醫生的爸爸、媽媽、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個人感染。大家都覺得這麼早就發現這個病毒,結果卻是這樣,造成這麼大的損失,代價太慘重了。

這種代價體現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們「急診加油群」里,大家經常會交流身體狀況,有人問心率總在120次/分,要不要緊?那肯定要緊,一動就心慌,這對他們終身都會有影響的,以後年紀大了會不會心衰?這都不好說。以後別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遊,他們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還有武漢。你說我們武漢是個多熱鬧的地方,現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靜靜的,很多東西買不到,還搞得全國都來支援。前幾天廣西的一個醫療隊的護士在工作的時候突然昏迷了,搶救,後來人心跳有了,但還是在昏迷。她如果不來的話,在家裡可以過得好好的,也不會出這種意外。所以,我覺得我們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經歷過這次的疫情,對醫院裡很多人的打擊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幾個醫務人員都有了辭職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幹。大家之前對於這個職業的那些觀念、常識都難免有點動搖——就是你這麼努力工作到底對不對?就像江學慶一樣,他工作太認真,太對病人好,每一年的過年過節都在做手術。今天有人發一個江學慶女兒寫的微信,說她爸爸的時間全部給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過無數次的念頭,是不是也回到家做個家庭主婦?疫情之後,我基本上沒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幫我照顧孩子。我的二寶都不認得我了,他看視頻對我沒感覺,我很失落,我生這個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時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還一直餵奶的,這一次也斷了奶——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我有點難過,我老公就跟我說,他說人的一生能夠遇到一件這樣的事情,並且你不光是參與者,你還要帶一個團隊去打這場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等將來一切都恢復正常以後大家再去回憶,也是一個很寶貴的經歷。

2月21號早上領導和我談話,其實我想問幾個問題,比如有沒有覺得那天批評我批評錯了?我希望能夠給我一個道歉。但是我不敢問。沒有人在任何場合跟我說表示抱歉這句話。但我依然覺得,這次的事情更加說明了每個人還是要堅持自己獨立的思想,因為要有人站出來說真話,必須要有人,這個世界必須要有不同的聲音,是吧?

作為武漢人,我們哪一個不熱愛自己的城市?我們現在回想起來以前過得那種最普通的生活,是多麼奢侈的幸福。我現在覺得把寶寶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個電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過,到現在來說都是一種幸福,都是不能達到的幸福。[5]


參考文獻[編輯]

  1. ^ 纵横机电获“武汉轨道交通机场线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北京縱橫機電科技有限公司. 2017-02-23. 縱橫機電參加了武漢軌道交通機場線的建設,負責提供車輛的牽引系統和制動系統產品,其中牽引系統是縱橫機電第一個通過市場化投標方式中標的城軌牽引系統項目,同時該項目還是公司第一個牽引系統和制動系統同時中標的項目,在公司發展過程中具有重大意義。 
  2. ^ 中国北车大连电牵公司获武汉地铁牵引系统订单. 中國工業新聞網. 2015-03-19. 3月7日,武漢地鐵集團有限公司與大連電牽公司的武漢地鐵6號線一期工程40列地鐵A型車牽引系統採購合同正式簽訂。   武漢地鐵6號線A型車輛牽引系統於2014年6月完成全球招標,在與阿爾斯通、新譽集團等全球5家供應商的激烈競標中,中國北車大連電牽公司脫穎而出、成功中標,後經與業主、車輛中標方、信號中標方嚴謹的技術商務交流,最終完成合同簽訂。該項目合同的簽訂,是大連電牽公司在2013年成功取得地鐵車輛牽引系統自主化配套供應商資質,並成功組織了大連快軌3號線、大連202延長線車輛牽引系統配套項目之後,首次在國內力克全球競標強手、獲得A型地鐵車輛牽引系統的批量訂單,意味着中國北車在地鐵車輛核心技術自主化配套領域又邁進了一大步,夯實了運用核心技術突破全面自主供應軌道交通核心裝備的基礎。   大連電牽為其量身定製的牽引系統,以中國北車精心打造的,含機車、動車組、城軌車輛牽引與控制核心技術和關鍵產品完全自主配套服務的「北車心」牽引與控制技術平台為骨架,具有明顯技術優勢和核心競爭力。   本次武漢地鐵6號線40列A型地鐵車輛的牽引系統配套項目實施,將藉助北車武漢電牽公司——北車在武漢的牽引與控制業務推廣基地,實現武漢地鐵牽引系統項目的全範圍、零距離、深層次的本地化製造和服務,確保實現武漢地鐵核心系統武漢本地配套,加速「北車心」產品向中原城市軌道交通市場的覆蓋。   未來,大連電牽公司還將繼續把握「核心技術自主化」思路,繼續承擔我國軌道交通裝備關鍵系統全面自主化配套重任,為「中國智造」軌道交通裝備服務全國、走向世界做出更大貢獻。  參數|quote=值左起第56位存在換行符 (幫助)
  3. ^ 武漢市自然資源和規劃信息中心(武漢市地理信息中心 武漢市自然資源和規劃檔案館). 28年规划梦,轻轨1号线打通汉口东西交通大动脉. 2020-08-08. 
  4. ^ 武汉市中心医院怎么了?为什么已经有好几位医生感染去世了?. 2020-3-10. 
  5. ^ 龔菁琦;金石;尹夕遠. 接哨 《人物》被删文章:发哨子的人.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