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倫堡後續審判
| 紐倫堡後續審判 | |
|---|---|
 克虜伯審判中的法官；從後至前分別為: Daly, Anderson 和 Wilkins | |
| 法院 | 紐倫堡 |
| 案件全名 | 紐倫堡軍事法庭前的戰爭犯審判 |
| 起訴下達日期 | 1946年12月9日於Nuremberg |
| 判決下達日期 | 1949年4月13日 (最後訴訟) |
紐倫堡後續審判（英語：The subsequent Nuremberg trials），正式名稱為在紐倫堡軍事法庭審判前的戰犯審判（the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主要戰犯首輪審判後國際軍事法庭前，於1946年至1949年，由美國在紐倫堡司法宮針對納粹德國領導層所犯戰爭罪行所成立的12個軍事法庭。[1]
背景
[編輯]雖然最初計劃在國際軍事法庭上舉行不止一場的國際審判，但盟國（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間日益加劇的分歧使之變得不可能。然而，盟國管制理事會於1945年12月20日發佈的管制委員會法第10條，授權任何佔領當局在其各自的佔領區內審判嫌疑戰犯。 根據這項法律，美國當局在主要戰犯的首輪審判結束後，在紐倫堡進行了另外12次的審判。 所有這些審判中的法官與檢察官均為美國人。 檢方首席檢察官是德福·泰勒準將。其他佔領區也進行了類似的審判。[1]
審判
[編輯]美國於1946年12月9日至1949年4月13日，在紐倫堡軍事法庭前所進行的12次審判。[1] 審判如下：
| # | 審判名稱 | 日期 | 被告 |
|---|---|---|---|
| 1 | 醫生審判 | 1946年12月9日–1947年8月20日 | 參與T-4行動在戰俘和集中營囚犯身上做醫學試驗的23名納粹醫生 |
| 2 | 米爾希審判 | 1947年1月2日–1947年4月14日 | 納粹德國空軍元帥艾爾哈德·米爾希 |
| 3 | 司法官員審判 | 1947年3月5日–1947年12月4日 | 利用法律以「種族純潔」迫害猶太人和納粹黨反對派的16名高級司法官員 |
| 4 | 波爾審判 | 1947年4月8日–1947年11月3日 | 黨衛軍集中營管理機構的領導人奧斯瓦爾德·波爾及17名黨衛隊官員 |
| 5 | 弗利克審判 | 1947年4月19日–1947年12月22日 | 大量使用外國強制性勞工的弗里克總裁弗里德里希·弗利克及其公司的5名董事 |
| 6 | 法本公司審判 | 1947年8月27日–1948年7月30日 | 齊克隆B製造商法本公司董事會 |
| 7 | 殺害人質審判 | 1947年7月8日–1948年2月19日 | 在東南歐巴爾幹戰役反游擊戰中殺害人質的12位將軍 |
| 8 | 種族和移民局審判 | 1947年10月20日–1948年3月10日 | 參與種族清洗和重新安置的14名黨衛軍高級官員 |
| 9 | 別動隊審判 | 1947年9月29日–1948年4月10日 | 「黨衛隊特別行動隊」的奧倫多爾夫等24名主要官員 |
| 10 | 克虜伯審判 | 1947年12月8日–1948年7月31日 | 克虜伯集團的12名董事 |
| 11 | 威廉大街審判 | 1948年1月6日–1949年4月13日 | 涉嫌破壞和平罪的納粹德國外交部高級官員及其它政府部長等共21名高級官員 |
| 12 | 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審判 | 1947年12月30日–1948年10月28日 | 14名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將軍 |
審判結果
[編輯]在紐倫堡共有3,887起案件被受理，其中約3,400起案件被撤銷，489件受審，涉及1672名被告。共1,416人被判有罪；不到200人被處決，另有279名被告被判處終身監禁。截止20世紀50年代，幾乎所有罪犯均被釋放。[2]
1951年，高級專員約翰·J·麥克洛伊的法令使許多長期徒刑大幅縮短，而別動隊審判的10項未決死刑判決則被改判有期徒刑。同一年的大赦釋放了許多曾經受到監禁的戰犯。
批評
[編輯]部分的審判因為認定了針對平民的「騷擾轟炸」（包括以核武器形式）是合法行為的結論，及判決允許在特定情況下處決平民以作為報復行為，而遭受到了批評。 [3]
起訴的執行
[編輯]在2005年華盛頓郵報的採訪中，美國陸軍在別動隊審判的首席檢察官本傑明·B·費倫茨，透露了他在德國期間的一些活動。「那些不在那裏的人永遠無法真正了解情況是多麼的不現實」他說，「美國人至少將一些德國低級別黨衛軍嫌犯送往流離失所者的營地，目的是讓他們接受流離失所者的處決，而無需事先進行審判或判決。 根據當時的軍事法律，將嫌疑犯移交受害人進行進一步質訊是合法的。[4]「我曾經看到流離失所的人們毆打一名黨衛軍，然後將他綁在火葬場的鋼床上，將他滑入焚化爐，打開爐子，再把他拉出來，再打他，然後把他放回去，直到他被活活燒死。我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阻止這些行為，我想我可以拿出我的武器或者向空中射擊，但是我不想這樣做，這是否使我成為謀殺的共犯？」[4]在採訪中，費倫茨還指出，當時的軍事法律規範允許許多在今天是不可能允許的行動：「你知道我是如何得到目擊證詞的嗎？我會進入一個有美國飛行員跳傘降落並被活活打死的村子，讓所有人排在牆邊站好。然後我會說『任何說謊的人都會被當場槍決。』我從來沒有想過，在脅迫下採取的言論是無效的。」[4]
參見
[編輯]- 日內瓦公約、海牙公約、非戰公約、紐倫堡原則
- 1947年在波蘭克拉科夫舉行的奧斯威辛審判中，對奧斯威辛集中營死亡工廠的40名黨衛軍成員進行了審判。
- 1963年－1965年的法蘭克福奧斯維辛審判。
- 邁達尼克審判，歷史上最長的納粹戰爭罪審判，跨越30年。
- 在波蘭和德國進行的海烏姆諾審判，對海烏姆諾滅絕營的全部工作人員進行判決。這些案件幾乎與事發時相隔了二十年。
- 索比布爾審判於1965年在德國哈根舉行，涉及索比布爾集中營。
- 20世紀60年代中期第一次慕尼黑地方法院前的貝爾賽克審判，貝爾賽克滅絕營的八名黨衛隊成員受審。
- 1945年在呂訥堡進行的貝爾森審判
- 指揮責任分層問責原則
- 達豪審判於1945－1948年在前達豪集中營的圍牆內舉行。
- 1946年－1947年的毛特豪森-古森集中營審判
- 拉文斯布呂克審判
- 馬克斯普朗克學會
參考文獻
[編輯]- ^ 1.0 1.1 1.2 Kevin Jon Heller. The Trials. Introduction: the indictments,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and the verdicts.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and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85– [10 January 20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5-21） （英語）.
- ^ Nelson, Anne. Red Orchestra: The Story of the Berlin Underground and the Circle of Friends Who Resisted Hitler. Random House. April 2009: 305–6 （英語）.
- ^ Heller, Kevin Jon.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and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 （英語）.
- ^ 4.0 4.1 4.2 Brzezinski, Matthew. Giving Hitler Hell. The Washington Post. 24 July 2005 [6 October 20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6） （英語）.
延伸閱讀
[編輯]- Dubois, Josiah E. The Devil's Chemists (PDF).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52. ASIN B000ENNDV6.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2年6月17日）.
- Priemel, Kim C., and Alexa Stiller, eds. Reassessing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Transitional Justice, Trial Narratives, and Historiography (Berghahn Books; 2012) 321 pages
外部連結
[編輯]- The NMT proceeding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at the Mazal Library.
- An over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