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右傾投降主義

王明右傾投降主義指1937年至1938年，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內，與國民黨聯合抗日的策略與思想，以王明為代表。中國共產黨認爲此策略放棄了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權，是錯誤的，具有投降主義思想，所以稱爲「王明右傾投降主義」。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11月，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從蘇聯莫斯科回國。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會後，王明到武漢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使政策貫徹到長江局，影響到長江局。到1990年代以後，史學界對此事有更多不同觀點。

經過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報告的主要內容爲：

• 主張以「抗日」、「降日」，而非階級、黨派，劃分友敵。
• 主張統一戰線，反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獨立自主的思想。
• 主張建立統一的國防軍，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供給，統一作戰計劃。
• 關於群眾運動與組織，主張由國民政府登記、立案，取得合法與統一。
• 反對游擊戰，主張正規戰。

會議在毛澤東等人的堅持下，並沒有形成決議。會議決定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實行集體領導分工負責的原則，張聞天仍主持黨務等日常工作，毛澤東負責軍事，王明負責統一戰線工作。會議決定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由於毛澤東為主的主張已經在全黨占統治地位，王明的錯誤只在局部地區一度產生過影響。例如閩粵邊游擊隊負責人何鳴率部接受國民黨的改編，由於毫無防範，致使近千名游擊隊指戰員被國民黨軍隊包圍繳械，毛澤東把這類現象稱為「何鳴危險」。

王明被分配到武漢去負責中共中央長江局的工作。他到達武漢後，繼續推行右傾投降主義，在未經中共中央同意的情況下發表與中共中央相左的意見，並擅自以毛澤東的名義發表談話，他就在自己2月27日報告的基礎上寫了題為《仨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的長篇文章，在黨刊《群眾》周刊第19期（1938年4月24日出版）上公開發表，把自己的觀點當做政治局的意見加以宣揚。王明在長江局的獨斷專行、不遵守紀律的行為以及在統一戰線問題上過分退讓的言論，引起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的不安。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後，決定派任弼時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共產黨的情況和抗日戰爭形勢。任弼時到達莫斯科後，共產國際負責人從任弼時的匯報中了解到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發展趨勢和前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情況，國共新合作的特點、困難與阻礙，共產黨的方針和任務等方面情況。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就中國革命問題作出決議，肯定抗戰以來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不久，任弼時接替王稼祥，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稼祥準備回國。

王稼祥回國之前，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接見了王稼祥。季米特洛夫很關心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和黨內團結問題。他請王稼祥轉告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都必須支持毛澤東為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他還請王稼祥轉告王明，指出，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王稼祥回國後，在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如實地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講話。

到此，清算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時機已經成熟，中共中央決定召開六屆六中全會。王明不服從中共中央決定，要求中央把六中全會的會址移到武漢。毛澤東和中央堅決拒絕了王明的要求。六中全會於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舉行。會議開始後，王稼祥再次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臨別贈言，這對全會克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起了重要作用。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代表中央做《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會議批評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了全黨獨立自主的領導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和政策。全會確定敵後抗戰總的戰略部署是「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為此，全會決定撤銷王明負責的長江局，設立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和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東南分局改為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仍為項英）；決定充實中共中央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懷、楊尚昆組成常務委員會，書記楊尚昆。長江局的撤銷，代表中共從組織上克服了王明的影響。

評價

1941年10月，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對王明這個時期的錯誤做了以下概括：

1. 對形勢估計問題——主要表現樂觀；
2. 國共關係問題——忽視在統戰下的獨立性與鬥爭性；
3. 軍事策略問題——王明助長了反對洛川會議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
4. 組織問題——長江局與中央的關係是極不正常的，常用個人名義通電給中央與前總，有些是帶指示性的電報。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義發表了許多文件。

毛澤東主張王明等領導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左」傾錯誤是路線錯誤。王明拒不承認錯誤，對毛澤東等的批評逐條進行反駁和辯解。之後，王明藉口有病，不參加中央的會議和整風運動。1943年9月上旬至12月初，中共中央連續召開三次政治局會議，討論王明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戰初期「左」的和右的錯誤。

1977年11月16日，梁漱溟在《一個英雄兩個惡人》中，對王明在這個時期的表現評價極低，「陳紹禹為史達林主持的第三國際內中國黨的代表，其在黨內權勢高，氣焰凌人。我初遇之於武漢，當時他對蔣記國民黨的態度忽左忽右，傳為笑柄。嗣以政府退守重慶，彼此又聚晤於國民參政會。中共在參政會上所提議案由中共諸參政員一同列名，以陳紹禹之名居首，且由他發言做說明。……陳雖氣盛而身軀則短，在參政會場發言，有時或縱身跳躍起來。1946年3月我第二次造訪延安時，陳忽來招待處看我，面容消瘦，意興不佳，自雲一場大病初癒。據傳說陳遭受黨內群眾大會鬥爭也。……陳是否有張國燾那樣許多罪惡行為，我不知道，第以其見惡於人者頗深，即以歸屬於惡人耳。」

胡喬木在1990、1991年《關於黨的歷史文獻的編輯和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幾篇文章》的談話中提到：「在抗戰中，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力量發展壯大起來了。這都是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的結果，都是與王明的右傾主張相反的。王明回國後在延安指責黨中央堅持獨立自主的許多正確作法，到武漢時發表了許多宣揚右傾思想的文章。蔣介石對王明的一套根本不感興趣。蔣介石並不認為王明是共產國際派來的什麼大人物，有什麼分量。所以王明搞的那一套在武漢完全碰壁。以後王明要用他的那一套保衛武漢，結果越來越保不住了。僅僅靠講演、遊行、宣傳，是保衛不了武漢的。本來，長江局如果利用在武漢七八個月的時機著重搞抗日游擊戰的工作，力量就用到點子上了。當然，武漢工作還是有成績的。王明搞了幾個月，犯了右傾錯誤。六屆六中全會上批評了他的錯誤。」

楊奎松則認為，這是基於王明在武漢時期與毛澤東的矛盾，主張王明引起來的矛盾，並不僅僅是與毛澤東個人之間的矛盾，它更多地表現為武漢與延安，即王明與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矛盾；第二，武漢與延安之間的這種矛盾，很大程度上也不僅僅在於雙方對統一戰線方針和策略問題的看法不同，而關於中共中央權威性問題。其中包括王明不經過延安同意，即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各種宣言、聲明，及擅自以毛澤東個人名義發表談話；此外直接或間接地與延安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分庭抗禮，發展到了公然否認延安中共中央書記處權威性的地步。

長期以來，一直把王明在抗戰初期的錯誤稱為「右傾投降主義」。2002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才改變了這種提法，只說王明在抗戰初期犯了「右傾錯誤」，沒有再提「右傾投降主義」。一些學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認為不能再把王明抗戰初期的錯誤看作右傾錯誤。如果站在中共黨史的角度，王明的一些做法當然可以認為是右的；但如果站在中國現代史的角度，就不能認為王明在抗戰初期是右傾的。比如李東朗主張：「王明右傾錯誤，主要不是在理論、認識方面的問題（雖然也存在認識方面的錯誤）。他在提出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口號之同時，又強調了維護中國共產黨根本利益的內容，似乎認識是全面的，談不上右傾錯誤的問題。他的問題是在處理統一戰線和國共關係的具體問題上，不能堅持原則，應對乏力，表現右傾。王明在抗戰初期的最大錯誤是把個人凌駕於中央之上，在組織上鬧獨立性。這是王明抗戰初期錯誤的主要問題，也是其犯錯誤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