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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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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莉塔
1955年奧林匹亞出版社初版封面
作者弗拉迪米爾·納博科夫
語言英語
主題唯我論、道德、藝術創作、虐待兒童、戀少年、戀童 編輯維基數據
類型悲喜劇、後設作品、confessional fiction、found manuscript、情色、推理小說 編輯維基數據
背景1940年代、1950年代 編輯維基數據
美國、新英格蘭 編輯維基數據
出版資訊
出版機構奧林匹亞出版社
出版時間1955年
出版地點法國
媒介平裝兩卷本
獲獎
華文譯本
譯名洛麗塔、羅麗塔 〔中國大陸〕
蘿莉塔、羅麗泰 〔臺灣〕

《蘿莉塔》(英語:Lolita)是俄裔美籍作家弗拉迪米爾·納博科夫用英語寫作的長篇小說,1955年由巴黎的奧林匹亞出版社首次出版。全書是主人公亨伯特·亨伯特在獄中寫下的自白,記述他對十二歲女孩朵拉芮絲·黑茲的痴迷:他為接近這個女孩而娶了她的母親,母親車禍身亡後帶著她在美國各州輾轉旅行兩年,最後失去她,並槍殺了從他手中帶走她的劇作家克雷爾·奎歐提。「蘿莉塔」是朵拉芮絲名字的西班牙語暱稱,只有亨伯特這樣稱呼她。

小說的寫作始於1948年12月,1953年12月6日完稿。數家美國出版社因擔心被控淫穢而拒絕出版,納博科夫遂通過巴黎的代理人把書稿交給以出版情色讀物為主業的奧林匹亞出版社[a][4]。1955年聖誕號《星期日泰晤士報》上格雷厄姆·格林將它列為年度三佳之一,《星期日快報》主編約翰·戈登隨即斥之為「我讀過的最髒的書」,爭論由此擴散;1956年底法國內政部應英國方面要求查禁此書,法國報界稱之為「蘿莉塔事件」[5]。美國版直到1958年8月才由普特南公司推出,隨即登上暢銷書排行榜首位,英國版於1959年由魏登菲爾德與尼科爾森公司出版[6][7]。

小說以第一人稱寫成,敘述者同時是罪行的實施者、辯護人和自我控訴者。1970年阿佛烈·阿佩爾編注的《注釋本蘿莉塔》出版,是現代小說在作者生前獲得學術注釋本的首例[8]。20世紀60至70年代的批評多集中於書中的語言遊戲、戲仿與結構;20世紀最後二十年,隨著兒童性虐待問題受到公眾關注,朵拉芮絲作為受害兒童的處境重新成為討論的焦點[9]。

《蘿莉塔》使納博科夫由學院內的小眾作家變為國際知名的暢銷書作者,也使他得以在1959年辭去康乃爾大學教職[10][8]。小說兩度被改編成電影,分別為史丹利·庫柏力克1962年版與阿德里安·萊恩1997年版;英語詞彙nymphet(小魔女)由此書進入詞典,「蘿莉塔」一名也成為流行文化中的常用語[11]。小說入選《時代》雜誌「1923年至2005年百大英文小說」,並在2003年英國廣播公司「大閱讀」(The Big Read)調查中入選英國「200本最受喜愛的小說」[12]。

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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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由一篇署名「小約翰·瑞伊博士」的序文與正文兩部構成。序文稱正文是一份題為《蘿莉塔》,或《一名白種鰥夫的自白》的手稿,作者「亨伯特·亨伯特」已於1952年11月16日在法定監禁中因冠狀動脈血栓症去世,距案件開庭只有幾天[13][14]。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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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伯特1910年生於巴黎,父親是有法國和奧地利血統的瑞士人,在里維埃拉經營一家大飯店。他十三歲時與同齡少女安娜貝兒相戀,兩人的親密屢遭打斷,四個月後安娜貝兒「在科孚死於斑疹傷寒」[b][15][16]。他由此形成對九至十四歲少女的執念,並自造術語稱這類少女為「小魔女」(nymphet)[c],強調其區別不在容貌而在一種難以捉摸的魅力[17][18][19]。他在倫敦和巴黎求學期間與妓女來往,後為求生活規律而結婚,妻子維拉麗亞不久與一名俄國計程車司機私奔。

1947年,亨伯特遷居新英格蘭小鎮拉姆斯代爾,原打算寄住在麥庫家,麥庫家失火後轉而察看寡婦夏綠蒂·黑茲的住宅。他本已被屋內的雜亂倒盡胃口,卻在廊上看見夏綠蒂十二歲的女兒朵拉芮絲,認定她是安娜貝兒的重現,遂決定租下房間。夏綠蒂愛慕這位房客,並把女兒送去夏令營以便與他獨處。亨伯特為接近朵拉芮絲而接受夏綠蒂的求婚;婚後夏綠蒂發現他的日記,得知他娶她只為女兒,衝出門去寄信時被汽車撞死。

亨伯特把朵拉芮絲從夏令營接出,謊稱母親住院,帶她到「著魔的獵人」旅館。他在她的飲料里下了安眠藥,打算趁她昏睡時行事,藥卻不起作用;次日清晨反而是朵拉芮絲主動提議試試她在夏令營學到的把戲。事後他才得知她已在營中失去童貞。回程途中他告訴她母親已死,她再無別處可去。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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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以父女名義在美國各州間旅行一年,投宿汽車旅館。亨伯特用零用錢、衣物和許諾換取她的順從,又時常在事後收回許諾[20]。塔米爾-蓋茲統計過散布在書中的這類細節:她無處可去,她夜夜啜泣,他用暴露的威脅使她馴服,把她與同齡孩子隔開,事後還從她那裡偷回給過的錢[21]。此後二人在比爾茲利定居,朵拉芮絲入學並參演校園戲劇,與亨伯特的衝突日增。她提議再度西行,亨伯特欣然同意,以為可以重溫第一年,途中卻始終有一輛車尾隨。在埃爾芬斯通,她住進醫院並從醫院消失。亨伯特循著對方在旅館登記簿上留下的一連串戲謔假名追查,一無所獲。

三年後,亨伯特收到署名「理察·史基勒太太」的來信,向他求援。他找到十七歲、已婚且身懷六甲的朵拉芮絲,她的丈夫是一名貧窮的退伍軍人。亨伯特交給她一個信封,裡面是四百元現款和一張三千六百元的支票,又把賣房所得一併給她[d][22]。她告訴他,當年帶走她的是劇作家克雷爾·奎歐提,此人正是校園戲劇《銷魂獵人》的作者;她因傾慕其才華隨他出走,又因拒絕參與他拍攝色情影片而被趕走。亨伯特請她跟自己走,被她拒絕。

他隨後找到奎歐提,逼他朗讀一首判決式的詩,再將其槍殺。奎歐提始終以插科打諢應對,把這場行刑變成鬧劇[23]。亨伯特在被捕前回憶起山谷中傳來的孩童嬉戲聲,意識到真正令人絕望的不是蘿莉塔不在身邊,而是她的聲音不在那片和聲之中[24]。據序文,朵拉芮絲於同年聖誕節因難產去世,年十七[14]。

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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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博科夫,攝於1973年。《蘿莉塔》帶來的收入使他得以在1959年辭去康乃爾大學教職,專事寫作。

前身與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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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博科夫在後記《關於一本題名〈蘿莉塔〉的書》中自述,最初的靈感出現於1939年末或1940年初的巴黎,當時他因急性肋間神經痛臥床;報上一條新聞說,植物園裡一隻猴子經科學家數月調教畫出了第一幅動物畫作,畫的是囚禁它的籠子的鐵條。由此產生了一篇約三十頁的俄語短篇小說,男主人公是中歐人,女孩是法國人,故事發生在巴黎和普羅旺斯;他對這篇作品不滿意,1940年移居美國後將其銷毀[25][e]。

「年長男子為接近幼女而娶其母親」的構思更早出現在1930年代中期《天賦》中的一個段落里,1939年被寫成中篇《魔法師》,1946年前後才開始向長篇轉化。當時的工作標題是《海邊的王國》,女主角一度名叫胡安尼塔·達克[26]。

素材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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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博科夫此時已改用索引卡片寫作:他習慣先在頭腦中構想全書,因而可以任意次序落筆,寫好一段就把卡片插入既有的一疊中。1950年,因教學與稿約擠占時間、又擔心此書無人敢出,他一度把卡片抱到伊薩卡東塞尼卡街802號後院的焚化爐邊,被妻子薇拉攔下;他後來說,被燒掉的書稿的鬼魂會在他的案頭遊蕩一輩子[27][25]。

為寫出他所謂「創作美國」的任務,納博科夫做了大量採集[f]。他乘校車記錄女學生的談話,以「為女兒擇校」為由造訪學校,並對採訪者說「我們沒有女兒」;他還從一個常來看望兒子的小姑娘身上「取了一條手臂」,從另一個身上取了別的部分,「小魔女就是這樣誕生的」[28]。他查閱《九至十九歲女孩的性成熟與身體發育》一類研究報告,摘錄報紙上的事故與性犯罪報道,其中一條是紐澤西州十五歲少女薩莉·霍納被一名「中年道德犯」劫走,作為「橫貫全國的奴隸」被控制了二十一個月,最後在南加州一家汽車旅館裡被找到;他還查了柯爾特左輪手槍史、槍械目錄、一篇關於巴比妥類藥物的文章,並為小說末段找來一本講拉斯科洞窟壁畫的書[29]。他本人曾以研究鱗翅目動物為目的在美國旅行,這一經歷本身也影響了小說本身:據《說吧,記憶》,他的採集之旅走過四十六個州的兩百間汽車旅館房間,也就是亨伯特與蘿莉塔走過的全部道路[28]。每年夏天外出採集蝴蝶時,他常坐在停放的車後座上寫作,稱那是全美國唯一沒有噪音也沒有穿堂風的地方[30]。

1953年12月6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寫完了《蘿莉塔》,整整五年前動筆。」打字稿共四百五十頁,扉頁上沒有作者姓名[31][g]。

出版與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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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出版社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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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2月,納博科夫把他自稱為「定時炸彈」的稿子帶到紐約,交給維京出版社的帕斯卡·科維奇。一個月後得到答覆:書很出色,但出版者會有被罰款或入獄的風險。此後西蒙與舒斯特以「純粹的色情作品」為由退稿;新方向出版社的詹姆士·勞克林認為出版此書將同時毀掉納博科夫和他自己的聲譽;法勒-史特勞斯的羅傑·史特勞斯退稿,並勸他不要用筆名發表,理由是一旦對簿公堂,唯一站得住的辯護就是「這是一位有聲望的文人以完美的文學分寸處理了一個令人厭惡的題材」;雙日出版社的編輯賈森·艾普斯坦想接,社長聽說題材後當即否決。埃德蒙·威爾遜讀後寫信告訴他:「你寫的東西里,我最不喜歡這一本」;威爾遜的妻子葉蓮娜評價甚高,瑪麗·麥卡錫則表示困惑與否定[32]。納博科夫後來稱這段徒勞的尋找「令人沮喪而惱火」[3]。

在《蘿莉塔》之前,納博科夫在美國算不上受重視的作家,在英國的聲望更低:遲至1959年,V·S·普里切特(英語:V. S. Pritchett)在《新政治家》上介紹他時仍需說明這是「一位俄國流亡作家……在美國的學院圈子裡過了很長一段時間」[10]。杜庇在1959年為這次集體退稿給出的解釋是:作者當時聲望有限;出版界懼怕審查;世界主義的納博科夫在當時流行的美國本土小說譜系中無處安放;而作為唯美主義者,他在一個執著於小說之道德問題的世代里並不受歡迎[3]。

奧林匹亞版與「蘿莉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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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2月,納博科夫將稿子寄給巴黎的代理人杜西婭·埃爾加茲。同年4月,埃爾加茲結識了奧林匹亞出版社社長莫里斯·吉羅迪亞斯。吉羅迪亞斯是1930年代出版亨利·米勒的傑克·卡亨的兒子,1953年起專出被英美審查制度拒絕的英文書,書目中四分之三是色情讀物,同時也包括薩繆爾·貝克特、讓·熱內等人的作品。5月吉羅迪亞斯表示願意立即出版,納博科夫隨即拍電報接受;他日後寫道,若當時知道對方主要在做什麼,「我大概還是會同意,只是不會那麼高興」[33]。整件事由巴黎的代理人經手,納博科夫當時似乎並不了解這家出版社的名聲[3]。

納博科夫最初希望匿名發表。他就此徵詢康乃爾大學的摯友莫里斯·畢曉普,後者認為這個題材在美國絕對犯忌,擔心他會因此丟掉教職,讀完全書也做不到,覺得亨伯特太過下作。納博科夫回答:「這是我寫過的最好的東西。」兩人的友誼為此僵持了數月。1955年6月6日,他與奧林匹亞出版社簽約[34]。吉羅迪亞斯趕在夏季旅遊旺季前出書,納博科夫要求向《黨派評論》、《紐約客》、《紐約時報》等處寄送書評本,並寫信給他說:「你我都知道,《蘿莉塔》是一本有嚴肅目的的嚴肅的書。我希望公眾也這樣看待它。一場醜聞式的成功會讓我難過。」他還要求版權登記在作者名下,吉羅迪亞斯沒有照辦,這既危及此書在美國的版權,也開啟了雙方長達十年的摩擦[35]。同年10月,納博科夫收到兩卷淡橄欖綠封面的平裝本,屬於奧林匹亞的「旅行者伴侶」叢書,裝幀雅致但錯字連篇,版權同時掛在出版社名下[36]。

1956年1月中旬,納博科夫得知格雷厄姆·格林在《星期日泰晤士報》聖誕號上把《蘿莉塔》選為1955年三本最佳圖書之一[37][38]。1月底,《星期日快報》主編約翰·戈登在專欄中回應:「毫無疑問,這是我讀過的最髒的書。純粹是毫無節制的色情作品。任何人在這裡出版或出售它,肯定都要坐牢。」格林隨即提議成立「約翰·戈登學會」,一個專門「審查並在必要時譴責一切有傷風化的書籍、戲劇、繪畫、雕塑與陶器」的機構;學會於3月6日舉行首次集會,克里斯多福·伊舍伍德、安格斯·威爾遜、A·J·艾耶爾等人到場。這場爭論使伽利瑪出版社迅速買下法譯本版權[39]。

1956年12月,巴黎警方查抄奧林匹亞出版社,法國內政部下令禁止在法國銷售《蘿莉塔》及另外二十四種該社圖書。此舉源於英國方面的要求,後者擔心遊客把太多此類書籍帶回國內;直到1959年9月《泰晤士報》報道禁令解除時,這一緣由才公開[3]。吉羅迪亞斯隨即起訴法國政府,法國報界熱烈聲援,出版社又趁勢印行了一本題為《蘿莉塔事件》的小冊子;到1957年1月,此事在法國已被稱作「蘿莉塔事件」[40][7]。其中包含多重反諷:查禁令只能援引一條限制顛覆性政治出版物的法律;被禁的亨利·米勒作品在法國早有法譯本流通;而《蘿莉塔》正由法國最有聲望的出版社合法譯成法文[41]。

英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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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雙日出版社旗下的《錨評論》刊出《蘿莉塔》約九十頁節選,占全書近三分之一,並配以哥倫比亞大學學者F·W·杜庇的長篇導讀。納博科夫為此專門寫了後記《關於一本題名〈蘿莉塔〉的書》,用兩周時間完成。同期美國海關兩度扣下奧林匹亞版又予放行,被視為近乎官方認可[42]。艾普斯坦的策略是讓此書「被學術讚譽和高級批評權威圍起來,從《錨評論》的書頁裡一點一點探頭出來,直到這個國家逐漸習慣她」[43]。與此同時,奧林匹亞版在美國書店以高價私下流通,德國的羅華特出版社(英語:Rowohlt Verlag)、法國的伽利瑪與義大利的蒙達多利出版社(英語: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三家大出版社相繼簽下版權,使此書在歐洲大陸迅速確立了納博科夫的地位[44]。

1957年8月底,G·P·普特南之子公司的華特·明頓接洽納博科夫,並表示願意為此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45]。美國版於1958年8月18日出版。出版當天,明頓的電報報告上午已有三百多份重訂單,到下午三時超過一千份,次日超過兩千六百份[46]。抗議並非沒有:一名參議員要求查禁此書未果,兩家公共圖書館拒絕上架;其中辛辛那提公共圖書館於9月17日作出決定,而下一周此書就登上了暢銷書排行榜首位[47][48]。同年9月,《日瓦戈醫生》英譯本出版,兩書在排行榜上互相追趕,最終《蘿莉塔》被巴斯特納克擠下榜首[h][7]。

英國方面,明頓力主交給魏登菲爾德與尼科爾森公司,1958年11月底簽約。合伙人之一、保守黨議員奈傑爾·尼科爾森在下議院辯論新的《淫穢出版物法案》時為本社的決定辯護,稱「《蘿莉塔》對它所描寫的東西自帶譴責」[50]。1959年英國版出版當日售罄,英國政府決定不予起訴;此後英國法庭再無麻煩,但該版本在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南非一度被禁,其他版本在比利時和緬甸被禁[51]。這場爭論屬於英國文學自由抗爭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1958年英國設立淫穢出版物特別委員會,1959年通過放寬文學作品限制的《淫穢出版物法》,1960年《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未刪節本成為該法的試金石;而稍早關於《蘿莉塔》的廣泛討論已使其中的爭點為人熟知,很可能顯著改變了輿論氣候。此書從「涉嫌色情」到進入大學課堂只用了十來年,佩奇因此說,「在文學史上,一部醜聞式的成功之作大概從未如此迅速地變成指定讀物」[52]。

這個名字隨書流布各地,並在各種語言裡發生變形:在印地語中作Laulitī,在台灣作「羅麗泰」,在日本作Rorita;此外至少有五種未經授權的阿拉伯語譯本[48]。到1959年9月,美國版已在暢銷書榜上停留一年有餘,通過書店售出236,700冊,另有約五萬冊經讀書俱樂部售出[i][53]。

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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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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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莉塔》已有10個以上的中文翻譯版本[55]。書名與主人公之名在漢語中另有多種寫法。台灣早期譯本作「羅麗泰」,此外「蘿莉塔」與「羅莉塔」等形式亦見於各種版本[48]。1959年,譯者趙爾心在《皇冠》雜誌上把它的中譯本《羅麗泰》分批連載。1960年,該一譯本的單行本正式面世。1978年,皇冠發行修訂版。1982年,其他出版社的譯者宋淑雅抄襲該一版本出版,並取名為《一樹梨花壓海棠》。兩人的版本都刪減了含性意味的情節[56]。

1989年,中國大陸的灕江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浙江文藝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都出版了不同譯者翻譯的《蘿莉塔》,譯者分別是黃建人;華明和任生明;於曉丹;彭曉豐和孔小炯[55]。黃建人承認自己因能力問題,沒有翻譯部分非英語內容,於是作刪減。其編輯劉碩良則根據政府規定作部分刪節[55]。1993年,黃建人譯本在台灣經林郁出版公司出版[55]。《新聞晨報》在2006年報導指,1989年至2004年期間,中國大陸已有《蘿莉塔》的譯本,之後亦有不同的譯本,不過都刪節了部分段落[57]。但曾在該一時期翻譯三個版本的於曉丹則反指自己的版本沒有任何刪減[58]。2000年,台灣的先覺出版社推出黃秀慧譯本[57]。2005年,中國大陸的上海譯文出版社發行了主萬譯本[57],次年上架[59],正文之外收有小約翰·雷的序文、納博科夫的後記《關於一本題名〈蘿莉塔〉的書》以及注釋[60]。2011年,台灣的三采出版社推出陳錦慧的譯本[61]。

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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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博科夫的弟弟基里爾和妹妹葉蓮娜曾試譯此書,其結果令他大為不滿,他遂於1960年代自行將小說譯成俄語[62]。譯本完成時他並無立即出版的打算,兩年後由紐約的費德拉出版社刊行[63]。

其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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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譯本由伽利瑪出版社在1956年爭論期間迅速簽下;到1958年,德國的羅華特與義大利的蒙達多利也已簽約,蒙達多利的義大利文版於1959年5月底面世[64]。1958年12月,納博科夫的歐洲代理人又送來日本、挪威與以色列三份合同[65]。並非所有譯本都令他滿意:瑞典的瓦爾斯特倫與維德斯特蘭出版社推出的譯本經過竄改和刪節,納博科夫一度考慮起訴,最終因路途、費用與仲裁結果難料而作罷[66]。

這個名字隨書流布各地,並在各種語言裡發生變形:在印地語中作Laulitī,在日本作Rorita;此外至少有五種未經授權的阿拉伯語譯本[48]。

主題與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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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靠的敘述與說服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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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由亨伯特一人敘述,開篇即以「陪審團的女士們和先生們」稱呼讀者[67]。納米·塔米爾-蓋茲認為,真正掌控修辭效果的始終是作者而不是敘述者:納博科夫讓亨伯特的甜言蜜語只發揮到全書總體效果所需要的程度,同時確保他的論證並不嚴密、足夠多的不利資訊會漏出來[68]。作者在開篇即已作出幾項總體決定:從罪犯的視角講述,由他本人用自己的修辭來講,把他寫成一個有教養、有辯才、中產階級讀者容易認同的人,並且不給讀者任何獨立的旁證——除了那篇帶戲謔意味的「序文」和寥寥數處蘿莉塔的引語之外,全書只有亨伯特連續不斷的話語[69]。

亨伯特由此獲得的最重要特權是「選擇權」:他幾乎不讓蘿莉塔說話,她的直接引語在第二部第一至二十九章中顯著缺席,一次激烈爭吵中,他把她的指控以「她說了些不堪入耳的話」一筆帶過[70]。被壓下的資訊只在少數經過安排的位置漏出:第一部收尾處是一句「你們知道,她實在沒有別的地方可去」,第二部則有那段「她在夜晚的抽泣——每天夜晚,每天夜晚——在我剛假裝睡著時就開始的抽泣」[71][72]。塔米爾-蓋茲因此不同意特里林所說的、小說使讀者「寬容它所呈現的侵犯」:足夠多的細節始終散布在全書中,讀者一直看得見那樁侵犯;而真正贏得讀者同情的,恰恰是亨伯特最後放棄自辯、轉為自我控訴的那一刻[73]。

博伊德的分析與此相近:亨伯特的策略是顯得根本不在為自己辯護,他把一切都招認出來,反覆罵自己是怪物和變態,用這種道德上的嚴苛姿態解除讀者的戒備,從而使讀者接受他真正希望被接受的那個自我形象[74]。納博科夫本人對亨伯特的判斷則很直白。1967年接受赫伯特·戈爾德訪問時,他先否認自己對這段關係懷有強烈的道德判斷:「不,強烈的不是我對亨伯特與蘿莉塔那種關係的不道德感,而是亨伯特的。在意的是他,不是我。」隨後他補充說,亨伯特是「一個設法顯得『動人』的虛榮而殘忍的可憐蟲」,而「動人」這個詞就其真正的、含淚的意義而言只能用在「我那可憐的小姑娘」身上[75]他同時強調,「小魔女是女童,不是明星和『性感小貓』」。

這套修辭還有一層外框。小說正文之前那篇偽序稱「作為一份病歷,《蘿莉塔》無疑會成為精神病學界的一本經典之作」,並以一句勸勉收尾:此書「應該使我們大家——父母、社會服務人員、教育工作者——以更大的警覺和遠見,為在一個更為安全的世界上培養出更為優秀的一代人而作出努力」[14];納博科夫在後記開篇則挑明,自己「曾裝扮過《蘿莉塔》書中撰寫序文的人物,即老於世故的約翰·雷這個角色」[25]。雷切爾·鮑爾比認為,這類外圍文本表面上勸讀者按審美標準看待此書,實際效果卻是讓人幾乎不可能撇開道德問題去讀它,因此對《蘿莉塔》而言「連天真閱讀的幻覺都不存在」[76]。

道德與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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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博科夫在後記中明確否認此書有道德教誨:「不管約翰·雷說了什麼,《蘿莉塔》並不帶有道德說教。對於我來說,只有在虛構作品能給我帶來我直截地稱之為美學幸福的東西時,它才是存在的。」[25]這一自陳並未終結爭論,反而成了爭論的起點。

利蘭·德拉迪朗塔耶的專著《風格即實質:弗拉迪米爾·納博科夫的道德藝術》即以《蘿莉塔》為焦點,處理讀者對亨伯特那種同情與厭惡交織的矛盾感受。他把亨伯特與《絕望》中的赫爾曼並置為「犯罪的藝術家」,認為其根本錯誤在於把藝術的天賦與方法用到生活上,即把外部世界當作可以任意擺布的審美實體;在與蘿莉塔的關係中,他把她由「倫理主體」變成了「審美客體」。德拉迪朗塔耶認為,亨伯特恰恰缺少納博科夫視為作家必備的兩樣東西——共情,即「設身處地進入他人世界的能力」,以及溫柔;他那種「粗暴的感官性」導致了「溫柔的閉塞」,使他對蘿莉塔的內心生活完全漠然。全書的結論是,納博科夫作品中的道德並非可以抽取出來的資訊,而內在於風格本身:那是「一種道德形式與道德內容不可分割、因而只能用作品本身的那些詞而不能用更少或別的詞來表達的藝術觀念」,書名即由此而來[77]。

德拉迪朗塔耶與博伊德在納博科夫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上看法不同:前者強調作家憑想像創造出「完全主觀的」現實,與「平均意義上的現實」無關;後者則援引納博科夫本人的話,認為他像科學家一樣,以最細緻地考察感官世界為己任。評論者哈伯認為,德拉迪朗塔耶筆下的納博科夫既殘忍又以溫柔為最高價值,這種看似矛盾的雙重性可能恰恰是他持久魅力的來源[77]。

早在1957年,霍華德·內莫羅夫已給出一種類似的調和:納博科夫關心的既不是道德也不是性,而是「內在的瘋狂如何與外部的荒誕相配或不相配」;但如果文學中的道德指的是欲望與痛苦之間那種高利貸式的兌換,是快感變成懲罰、惡習被認出與苦難同一的過程,那麼《蘿莉塔》仍然是一部道德作品[78]。

戲仿與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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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佩爾在《注釋本蘿莉塔》序言中寫道,許多讀者「為亨伯特的語言和掌故所困擾的程度,甚於為他對蘿莉塔和法律的施虐」,並稱此書是自《尤利西斯》(1922年)和《芬尼根的守靈夜》(1939年)以來英語中用典最密、語言遊戲最多的小說[79]。戲仿是納博科夫全部作品的結構基礎,是「一場言語雜耍,一連串由作者本人表演的文學模仿秀」[80]。阿佩爾認為納博科夫在這一點上走得比喬伊斯更遠:在《蘿莉塔》和《微暗的火》裡,戲仿與哀感始終重合而非彼此相鄰;他借用瑪麗安·摩爾的名句作比,稱納博科夫寫出的是「一首關於死亡的戲仿之詩,裡面有真實的痛苦」[81]。只盯住書中的諷刺成分,與只盯住性內容一樣片面;納博科夫對《花花公子》說過:「性作為一種制度,性作為一個泛泛的概念,性作為問題,性作為陳詞濫調,這一切我都覺得乏味得難以言表。」[82]

湯瑪斯·弗羅施主張,與其把《蘿莉塔》稱作愛情小說或哀感小說,不如按文類把它歸為「傳奇」:情節由一連串典型的傳奇結構組成,每一種都是追獵的變體,也各自對應一種焦慮——先是克服性障礙的追求,繼而是嫉妒與占有,最後是與奎歐提之間的雙重人故事與復仇故事[83]。書中對梅里美《卡門》和坡《安娜貝兒·李》的戲仿式用典雖多,這些用典合起來所指向的真正「反文本」,是從盧梭到普魯斯特的整個浪漫主義感受方式[16]。弗羅施以安娜貝兒之死那一句為例說明語調的複雜:從高度情色的懸置,到兩個洗海水澡的人起鬨的滑稽,再到「四個月後她在科孚死於斑疹傷寒」的悽愴,三種語調共存於同一瞬間,把其中任何一種當作定論都是誤讀[16]。戲仿在此書中不僅打斷讀者與主人公的認同,也打斷亨伯特與浪漫主義傳統的認同,最終反而重新打開了迷醉的可能[84]。

書中人物姓名與所引詩文多有出處。朵拉芮絲的名字來自西班牙語,是她父母在韋拉克魯斯度蜜月的紀念;亨伯特堅持要按西班牙語而非美式發音念它[85]。全書第一句里「洛—麗—塔」的中間音節即指向坡1849年的詩《安娜貝兒·李》;亨伯特後來更把三個名字疊在一起,稱她為「安娜貝兒·黑茲,別名朵拉芮絲·李,別名蘿莉塔」。由於對這首詩的迴響在第一章及全書各處過於頻密,無法逐一標出,阿佩爾乾脆在注釋中把全詩錄了出來[86]。卡門的意象則在朵拉芮絲出走前後反覆出現,一度使讀者以為她將是被槍殺的對象[87]。

珍妮佛·舒特從修辭層面分析納博科夫如何以句法「描畫」女童身體,使之成為審美對象;這一細讀藉助了約翰·伯格與羅蘭·巴特的理論,為理解亨伯特那種吞噬性的激情提供了另一個角度[88][89]。

俄國背景與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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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最美國」的小說其實與納博科夫的俄國背景關係緊密。納博科夫本人說過他「從來對芭蕾沒有多大興趣」,但他在《葉甫蓋尼·奧涅金》的注釋中梳理過俄國舞蹈史,作品中屢屢出現舞者與雜技演員,也常提到佳吉列夫的俄羅斯芭蕾舞團與尼金斯基[90]。蘇珊·伊莉莎白·斯威尼認為珀蒂帕的《睡美人》為《蘿莉塔》提供了一層重要的潛文本;書中亨伯特反覆以「芭蕾姿態」形容多莉的舉止,從跳繩、騎車到網球場上的動作都被細緻地編排下來,甚至僅憑樓下赤腳練舞的聲音就能復原她的每一個動作[91]。這層互文也說明了想像力對亨伯特的控制之強:這個故事同時是一位王子被自己關於沉睡公主的幻象所俘獲的故事[11]。

時間、命運與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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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伊德借用納博科夫評論普希金時提出的「人生三重公式」來概括此書:過去不可追回、現在不可饜足、未來不可預見[92]。亨伯特把朵拉芮絲當作安娜貝兒的轉世,卻始終無法真正重獲初戀;他得到她之後,欲望並未平息而只是轉入下一階段;他兩度試圖重演過去,兩度發現一切都已不同。

小說同時反轉了偵探小說的格式:讀者在第一頁就知道敘述者是兇手,卻要一直猜測被害人是誰。奎歐提的名字被推遲到全書末段才揭曉,而線索早已散布在前文二十餘處,這一安排的目的正是逼迫讀者重讀[93]。阿佩爾把這類手法統稱為「內卷」,並列舉其中的數字圖案:亨伯特住進草坪街342號的黑茲家,與朵拉芮絲在「著魔的獵人」旅館342號房開始同行,一年之內在342家旅館與汽車旅館登記住宿。這類巧合在納博科夫筆下從一本書延伸到另一本書,因而「已經不是巧合」,而是某個在作品之外重複著它們的人留下的痕跡[94]。

朵拉芮絲·黑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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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弗認為,此書的關鍵是一道時常被讀者忽略的分界:有姓氏的朵拉芮絲·黑茲是夏綠蒂與哈羅德的女兒、學校裡的多莉,而「蘿莉塔」這個名字連同這個形象都出自亨伯特的想像,因而沒有姓氏,也沒有任何世俗譜系可言;對熱戀中的亨伯特來說,前一個人的身份基本上無關緊要[95]。亨伯特的先例應到浪漫主義一系而非精神病學案例中去找:包法利夫人、堂吉訶德、蓋茲比同樣患有無限渴望之症,而亨伯特自己也承認,吸引他的與其說是「純潔而年輕的禁忌童話式美」的清澈,不如說是那種「無限的完美可以填補微小的給予與巨大的許諾之間那道縫隙」的安全處境[96]。這正是長沙發一幕的邏輯:他自稱「沒有損害一個未成年人的品行,就竊取了一陣甘美甜蜜的亢奮」,理由是「我瘋狂占有的並不是她,而是我自己的創造物,是另一個想像出來的蘿莉塔」。派弗由此指出,要占有那個小魔女,他必須先把那個孩子遮蔽掉[97][96]。

亨伯特把一個本該長大的孩子固定在「永遠不長大的女孩」這一童話形象上,不但侵犯了她的身體,也阻斷了她的成長;nymphet一詞除神話中的水澤仙女外,在昆蟲學上還指「不完全變態昆蟲的未成熟階段」,即一種不會經歷完整變態的形態[98]。派弗批評一種流行的誤讀,即把朵拉芮絲看成一個在亨伯特出現之前早已世故、早已失去一切天真可言的十二歲少女;在她看來,這類讀者被少女故作老練的姿態所騙,沒有看出這種姿態在亨伯特面前是何等脆弱[99]。

朵拉芮絲並非亨伯特所稱的平庸孩子。她機敏善謔:亨伯特在旅館裡拿腔拿調地說「兩個人合住一間房,難免會形成一種,怎麼說呢,一種」,她立刻接口「這個詞是亂倫」;她模仿他的腔調,說他「說話像本書」[100]。1958年一些較敏感的書評人不滿於納博科夫沒有把她寫成徹底毀掉的人;博伊德認為納博科夫清楚這類遭遇的後果,但他要寫的是一個以僅剩的方式戰勝自身命運的女孩:她拒絕參與奎歐提的色情影片,三年後面對亨伯特時既不訴苦也不細說,只是決意為孩子過下去[101]。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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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博科夫在後記中說,說他反美這一指控「比起愚蠢地說淫穢不道德來使我痛苦得多了」,並稱自己選擇美國的汽車旅館而非瑞士的旅店,只是因為他要做一個美國作家[25]。一個歐洲流亡者如此出色地重造美國,並因此成為一名美國作家,在阿佩爾看來本身就是一樁非凡的想像力成就[28]。小說在緊盯亨伯特情慾的同時,也帶著讀者走遍美國本土四十八州,以一個外來者的諷刺眼光打量廣告、青少年文化與郊區草坪[102]。

約翰·黑格特把此書同時當作一部美國小說和一部流亡者小說來讀。納博科夫雖堅稱「《蘿莉塔》裡沒有任何自傳成分」,論者仍反覆注意到亨伯特在拉姆斯代爾和比爾茲利的不安生活與作者早年在美國東北部的流亡歲月之間的相似[103]。在黑格特看來,亨伯特對蘿莉塔的痴迷與其說是肉體欲望,不如說是審美的強迫,歸根到底是一種形而上的嫉妒;與「對小魔女的迷狂之樂」這一主題相對的,是他在第二部里日漸清晰的意識:他的理想化努力既在審美上徒勞,在道德上也是越界的,因為它剝奪了蘿莉塔的童年和她作為獨立存在者的地位[104]。亨伯特起初把舊世界的成見強加於美國生活的紛雜,到全書最後三分之一才轉向對這片土地更真切的觀看,而這一轉變恰與他開始承認那個孩子有其自身的存在同時發生[11]。雷切爾·鮑爾比則質疑通常用以討論此書的一系列二分:天真與世故、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藝術與廣告、唯美主義與消費主義;她認為這些對立在小說中被削弱和複雜化,與亨伯特論戰式的修辭正相反[11]。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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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初期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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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小說對不同讀者呈現出不同的面貌,評論者的著眼點因而差別很大:有人把它讀作愛情小說,有人讀作戲仿,有人讀作對強迫症行為的心理研究,有人讀作對美國生活某些側面的呈現,也有人徑直就其道德傾向表態[105]。

美國最早的書評出自約翰·霍蘭德,刊於1956年秋季號《黨派評論》,據其本人說是根據納博科夫贈給哈里·萊文的奧林匹亞版寫成的。霍蘭德認為此書「幾乎每一處都是戲仿,只有那段主線愛情故事除外,而它嘲弄的只是它自己」;在他看來,全書的喜劇天才大半在於文體,在於那種在屠格涅夫式筆法、仿普魯斯特與貢斯當式的愛情分析之間迅速切換的能力。他把此書概括為「納博科夫先生與浪漫小說的一場戀愛」,並以一句「不管怎麼說,這是我記得讀過的最好笑的書」作結[106]。

F·W·杜庇在1957年《錨評論》上反駁了把此書僅僅看作精彩玩笑的讀法:「使反常在文學中產生效果」並不限於臨床、社會學或神話這幾條路,還有更簡單的嚴肅方式[107]。在他看來,亨伯特身處「最假的假位置」卻有足夠的體面感知這一處境;這個角色的力量在於他越是行為出格就越是有趣,而他那一連串假面被一個接一個粗暴地揭去,露出一個尷尬的笑[108]。杜庇特別稱許小說對夏綠蒂·黑茲的塑造,認為她是「不道德的道德家、不愛人的浪漫者、不好笑的喜劇演員」,代表著全美國那種掃興的東西[109]。他也指出這類懺悔體小說固有的緊張:主人公既是罪犯又是法官,必須使勁證明自己壞到足以犯罪、又好到足以懺悔;亨伯特那句「我是一個五腳怪物,但是我愛過你」在他聽來「有點假」[110]。

萊昂內爾·特里林1958年10月在《遭遇》上發表的長文,是早期最有分量的一篇討論。他認為此書「不是關於性,而是關於愛」,並坦承自己在閱讀中「幾乎已經開始寬容它所呈現的侵犯」,「實在拿不出道德義憤的調門」[111]。特里林的解釋是:此書寫的是德尼·德·魯熱蒙(英語:Denis de Rougemont)所說的那種「激情之愛」,一種自亞瑟王傳奇與宮廷愛情以來的歐洲文學傳統;這種愛以醜聞為要素,且必須與婚姻不相容。而在一個通姦已不再構成醜聞的時代,「一個陷於強迫性情慾的男人和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就成了當代寫愛情故事的理想一對」[112]。

美國版出版時,《紐約時報》的奧維爾·普雷史考特斷言此書「不值得任何成年讀者注意」,理由是它「以一種自命不凡、辭藻堆砌而故作狡黠的方式,沉悶、沉悶、沉悶」,而且「令人厭惡」[38][113]。多蘿西·帕克在《時尚先生》上反駁說,她無法把《蘿莉塔》看作色情作品,「無論是純粹的、毫無節制的,還是別的任何一種」;此書「令人痛苦,卻又時而狂野地好笑」,納博科夫「對語言的駕馭是絕對的」。她在文末點名回敬了戈登[38][113]。《民族》周刊的羅伯特·哈奇追問「這本聰明的書何以在一片過譽聲中進入美國市場」,他的答案是:這種聰明特別投合文學專業讀者的胃口,而且此書此前看上去像是一樁注定失敗的事業,人們在抗議時自然把形容詞的調門拔得很高;他預言此書「最終也許更像一個玩笑而不是一部傑作」[113]。《紐約客》的唐納·麥肯強調其諷刺性,認為納博科夫寫出了那類「不以輕蔑、而以深切的驚愕和幾分悲劇性同情去看待惡行與愚行」的上乘諷刺[105]。

1959年,二十一人聯名致信《泰晤士報》,表示如果這樣一部「具有相當文學價值」的作品無法在英國出版,將是一件憾事[38]。普里切特在《新政治家》上稱此書雖是「一本淫穢的書」卻「不是一部色情小說」,因為「色情作者是不笑的」,並說他「想像不出還有哪本書更不可能誘人墮落」[114]。伯納德·萊文在《旁觀者》上列舉了格雷厄姆·格林、E·M·福斯特、特里林與埃德蒙·威爾遜等人的支持,認為圍繞此書「若說存在什麼有分量的『輿論氣候』,那也是主張不受干預地出版,而不是相反」[52]。

英國版出版時,金斯利·艾米斯給出了最尖銳的負面評價。他在《旁觀者》上認為此書「在兩種意義上都徹底地壞:作為藝術品是壞的,在道德上也是壞的」,但明確表示它並不淫穢或色情[115]。他不滿於隨書附上的九頁、來自九個國家三十一位批評家的讚詞,認為把「傑作」一類說法當真是危險的,尤其是這些讚譽的著眼點幾乎都落在「文體」上;在他看來,所謂個人風格往往只意味著寫作中「高度特異的噪音水平」,而書中雙關、典故、新造詞、頭韻與法文拉丁文的「持續喧囂」正是此病[116]。艾米斯把這種「流亡者的綺麗文風」歸因於納博科夫被迫放棄俄語;他還認為,書中大量與情節無關的殘忍筆觸把作者本人也牽扯了進來,而全書「人的迴路」窄得令人窒息:被殺者是又一個亨伯特,蘿莉塔的母親和女友都用亨伯特的腔調說話[117]。他唯一稱許的是蘿莉塔這個形象本身,但隨即指出,亨伯特對她家中的黑暗處境毫不在意,對她究竟是個怎樣的人也毫不好奇;她是「欲望的對象,卻從來不是好奇的對象」[118]。

同期的正面評價同樣有力。菲利普·湯因比(英語:Philip Toynbee)在《觀察家報》上稱此書是納博科夫創作的「一次令人目眩的躍進」,「我們可以在這裡讀到我們時代最靈活、最富想像力也最美的英語散文」;他主張此書首先既不是愛情故事,也不是道德警示或對美國生活的諷刺,而是「一部以現代反諷自救的黑色詩篇」,唯一的缺陷是亨伯特結尾處「不令人信服的悔恨」[119]。華特·艾倫在《新政治家》上認為,納博科夫創造亨伯特是一次「模仿的壯舉」;亨伯特那種炫技式的語言是人物性格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才更襯出小說末尾自我發現的時刻——當他多年後在貧民區的棚屋裡見到十七歲、已婚且懷孕的蘿莉塔,「仿佛他和讀者第一次看見真實的蘿莉塔」,他的防線全部撤除,才在想像中充分認識到自己對她所造成的惡[120]。艾倫並認為,這種文風同時是亨伯特喜劇式觀察美國生活的載體,旅館、汽車旅館、小鎮藥房和加油站被「前所未有地精確釘住」[121]。也有評論者不為所動:麗貝卡·韋斯特嫌書中雙關太多,「大量堆積起來令人疲勞」,並認為「反諷是普遍性的,因而挫敗了它自己的目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英語: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把圍繞此書道德層面的爭論比作當年圍繞王爾德《道林·格雷的畫像》的爭論,並就唯美主義態度與文體兩方面把納博科夫與王爾德作了比較[105]。

學界評價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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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弗把此後的接受史概括為兩個階段。1960年代,在淫穢指控被廣泛的文學讚譽壓下去之後,評論者急於把亨伯特性行為的駭人之處擱在一邊,轉而去解小說的語言謎題、勾勒它精巧的設計;1970年阿佩爾的注釋本出版,本身即是這一趨勢的標誌[122]。20世紀最後二十年,隨著兒童受虐問題進入公眾視野,關於此書如何呈現受害兒童的新問題被提了出來。派弗認為,最好的批評既不迴避小說的題材,也不忽略它的構造,而是處理二者之間的關係;她同時批評了一種反向的失誤:一些論者沒有把握住這位敘述者變換不定的語調與詭譎的修辭策略,轉而去譴責一個並不存在的靶子,即所謂《蘿莉塔》縱容乃至鼓吹成人對兒童的性剝削[123]。菲立浦·詹金斯(英語:Philip Jenkins)在他的歷史著作中指出,20世紀中期的美國流行文化不一定把《蘿莉塔》當中成人和兒童之間的性關係認定為不可接受,它的1962年電影版與之後的其他電影和小說相比,尺度也相對溫和[124]。

學界內部也存在分歧。博伊德在《「連荷馬也會打盹」:納博科夫的可錯性》一文中,針對1970年代至1990年代若干論者的讀法提出反駁。那些論者依據小說年表中的一處不一致(關鍵只在數字6與9之易於顛倒),推斷科爾蒙特的重逢與槍殺奎歐提並未真正發生,而只存在於亨伯特的妄想之中;博伊德列舉了納博科夫在《說吧,記憶》中可以查實的二十一處錯誤(多為日期),說明這位以精確著稱的作家同樣會出錯[125]。

納博科夫其他作品的評價也受到《蘿莉塔》牽動。1957年出版的《普寧》就常被拿來與它對照:《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評論者一面稱讚《普寧》,一面覺得有必要安撫猶疑的讀者,說「許多被亨伯特·亨伯特那種膩味文體倒了胃口的讀者,會發現《普寧》完全令人愉快」[126]。

後世作家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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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伯吉斯在1977年納博科夫的訃聞中寫道:「那些認為它色情的人只知道書名。如果這本書曾經令人震驚,那也是文體上的震驚。」他並認為,「納博科夫作為後喬伊斯時代最好的小說家的生涯,是在他六十歲、《蘿莉塔》出版之後才開始的」[119]。1992年,馬丁·艾米斯稱此書是「一部慢性猥褻的故事」,既是悲劇的又是「令人難堪地好笑」,也許是「英語中最好笑的小說」;他同時提醒,《蘿莉塔》「已被它的名聲部分地孤立和扭曲了」[127]。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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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與文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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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莉塔》改變了納博科夫的處境。此前他在美國只是學院內小有名氣的流亡作家,在英國幾乎無人知曉;這場爭論使他成為暢銷書作者,也使他在1959年得以辭去康乃爾大學的教職、遷居瑞士蒙特勒。他的一位訃聞作者後來寫道,納博科夫年近六十時「仍然更多地以博學而好為人師的校園怪人而非作家著稱,若不是《蘿莉塔》聳人聽聞地介入,他很可能就那樣死去」[128][8]。

nymphet一詞是納博科夫為此書自造的,他本人對它進入英語頗為自得[129]。這個詞此後固定進了英語詞典,而「蘿莉塔」這個名字所指的也不再只是書中的女孩,而成了一種狀態的名稱[7][11]。伍德注意到,初次閱讀此書的人常為自己的反應感到困惑,而隔了一段時間重讀的人則會帶著不安接近它,仿佛害怕從中得知自己舊日的態度或舊日的自己[7]。

派弗認為,這種流行用法恰恰漏掉了小說沉痛寫出的那一面,即那個受害孩子的處境;這既是亨伯特修辭之力的證明,也是納博科夫讀者道德上怠惰的證明[130]。她並指出,誤讀的形態與《弗蘭肯斯坦》的遭遇相似:正如「弗蘭肯斯坦」被人們誤當成那個無名怪物的名字,「蘿莉塔」這個由亨伯特的想像所召喚出來的小魔女,也被誤認成了那個孩子本人;各種平裝本的封面設計與蘇·萊恩在庫布里克影片中的銀幕形象都對這一誤認有所貢獻[99]。在流行觀念中,「蘿莉塔」一名轉而指稱美國青少年那種玩世不恭的世故與近乎放蕩的早熟[131]。

社會評論者瑪麗·溫從另一個方向借用了這個形象。她認為,真正冒犯了1950年代美國人的並不是成人對孩子懷有性圖謀這一念頭,而是蘿莉塔本人「那麼懂事,那麼厭倦,那麼不像孩子」;而在《蘿莉塔》出版後僅僅一代人,1980年代的學童看上去已經更接近納博科夫筆下的小魔女,而不是從前那種「梳著辮子、擦破膝蓋、一味信人」的孩子。派弗由此指出一處自相矛盾:溫聲稱談的是真實的兒童,用來作對照的卻是另一種同樣出於虛構的童年形象[132]。

衍生詞彙與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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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nymphet之外,這個書名還在東亞衍生出了一整族詞彙與一個服裝亞文化。

日語中的「蘿莉塔情結」(ロリコン)指成年及中年男性對少女的迷戀。自1980年代起,這個詞在日本幾乎等同於庫布里克影片開場那個為蘿莉塔塗腳趾甲的鏡頭所呈現的東西,即情感、照護、情色與禁忌的奇特混合。它後來又成為一系列相關癖好的統稱,其中包括源自《愛麗絲夢遊仙境》的アリコン(對學齡前女童的迷戀)、源自《海蒂》的ヘイコン(對更年幼女童的迷戀),以及源自橫山光輝《鐵人28號》中正太郎一角的正太控(ショタコン)[133]。「蘿莉控」等詞彙經由ACG作品進入漢語,「蘿莉」即由此而來[134]。

1980年代在日本興起的蘿莉塔時尚同樣以此書得名,其命名參照的是小說與1962年的庫布里克影片[135]。但服裝樣式本身與小說無關:其參照點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女童服裝,其象徵形象是卡羅爾《愛麗絲夢遊仙境》裡的愛麗絲,即蕾絲、荷葉邊、高領與蓬裙[136]。時尚評論者蕾貝卡·阿諾德認為,這一風格是「對日本文化中女性性化再現的一種反動」,顯示出「一種近乎對抗性的女性氣質,看重優雅與端莊甚於誘惑」[136]。此書在兩地的分量也因之不同:蘿莉塔時尚愛好者莉薩·布勞爾索思說,「在這一時尚的發源地日本,《蘿莉塔》鮮為人知,問題也小;在西方,這本書的戀童聯想纏著我們這個圈子」[133]。

特雷莎·溫格記錄到「日本的蘿莉塔們聲稱自己並不打算顯得性感」,同時追問她們那種「超女性化、超可愛的特徵」是否容易被誤讀;也有學者認為,蘿莉塔時尚從最初就有隻被當作奇觀、被高度性化的男性凝視所利用的危險,而這與納博科夫小說埋下的是同一顆定時炸彈;這一風格由日本輸出到西方之後,往往被簡化為一種視覺化、性化的奇觀[137]。

電影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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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電影改編權以十五萬美元加製片方利潤的百分之十五售予哈里斯-庫布里克影業[138]。1959年7月,史丹利·庫柏力克與詹姆士·哈里斯邀請納博科夫赴好萊塢撰寫劇本,他起初拒絕,原因之一是對方希望影片以亨伯特與蘿莉塔在長輩祝福下結婚收場;同年底庫布里克再度去電,納博科夫接受了四萬美元的報酬,另加獨享編劇署名時的三萬五千美元[139]。

1962年上映的庫布里克版最終很少採用納博科夫的劇本,但署名仍歸他[140][48];納博科夫的劇本另於1974年出版[54]。麥可·伍德認為,庫布里克主要靠演員來複雜化並消解情節劇:詹姆士·梅森的亨伯特陰沉中帶著譏誚,謝利·溫特斯把夏綠蒂的缺乏魅力演到極致,彼得·塞勒斯則把屬於奎歐提的部分整個變成一場滑稽戲,並以數種偽裝反覆出現,恰好複製了小說中「變態者被另一個更變態者追蹤」的偏執圖案;蘇·萊恩飾演的蘿莉塔時而生動,卻「在顯得無聊這件事上有點太成功了」[140]。伍德還指出,兩部影片裡針對夏綠蒂的笑話雖常常好笑,卻都是關於孤獨而做作的中年女性的老套路,而這構成了戀童者為自身癖好辯解的一個隱蔽環節:小女孩不只是小女孩,她們不是成年女性[140]。

阿德里安·萊恩1997年版由史蒂芬·希夫編劇,傑瑞米·艾恩斯與多明妮克·斯溫主演,恩尼奧·莫里科內配樂。影片1997年完成後在義大利、德國、法國上映,卻長期找不到美國發行商,最終由有線電視頻道Showtime買下美國版權,於1998年8月播出[141][54]。伍德認為萊恩要的正是情節劇,影片「遠遠算不上不道德」,但把重點放在兩人關係的敗壞而非性場面上;他同時批評影片讓蘿莉塔的年齡「顯得奇怪地抽象,只是一個觀念」,且若只看銀幕上的影像,她的主要問題似乎不是被亨伯特虐待,而是離開他之後變成了個乏味的主婦[142]。伍德認為,把小說搬上銀幕的根本困難不在故事與人物的轉換,而在於失去語言這一媒介:亨伯特那種自我陶醉又自我出賣的語言正是《蘿莉塔》的命脈,沒有它就只剩下一出情節劇,而且越是沒有他的語言,就越是只剩下他的視角[143]。派弗則認為,這部小說那種「用絕望釀出喜劇、用鬧劇釀出悲劇」的奇特魔力,迄今躲開了包括納博科夫本人在內的一切搬上銀幕的嘗試[54]。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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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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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退稿的出版社數目各家說法不一。博伊德列舉了維京、西蒙與舒斯特、新方向、法勒-史特勞斯與雙日五家;阿佩爾與佩奇均作「四家」。參見[1][2][3]。
  2. ^ 舊譯常作「傷寒」。原文為typhus,主萬譯本作「斑疹傷寒」,與傷寒(typhoid fever)不是同一種病。
  3. ^ 另譯「性感少女」。
  4. ^ 條目舊版作「兩千五百美元支票」。據主萬譯本,亨伯特遞給她的信封內有「四百元現款,還有一張三千六百元的支票」,朵拉芮絲隨即問「你是說……你給我們四千塊錢嗎?」。
  5. ^ 納博科夫所說的這篇俄語小說即《魔法師》(Волшебник),手稿實際保存了下來,1986年以英譯本出版。
  6. ^ 後記原文作:「創作俄國和西歐大約花了我四十年時間,而現在我面臨創作美國的任務。」
  7. ^ 完稿時間兩說略有出入:博伊德據納博科夫日記作1953年12月6日,佩奇則稱此書「完成於1954年年初」。參見[31][10]。
  8. ^ 居榜首的時長兩說不一:博伊德作七周,佩奇作六個月。參見[49][48]。
  9. ^ 全球銷量的口徑差別很大。博伊德稱到1980年代中期全球售出一千四百萬冊;派弗則稱全球銷量逾五千萬冊、譯成約二十種語言。參見[53][5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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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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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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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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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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