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默頓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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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默頓男子
1948年警方拍攝的屍體
出生1905年
逝世1948年12月1日1948-12-01(40-45歲)
澳洲南澳州阿德萊德薩默頓海灘
死因未知
墓地西邊臺墳場英語West Terrace Cemetery
知名於神秘死亡

薩默頓男子(英語:Tamam Shud case,約1905年—1948年12月1日)是一個身份不明的人,他的遺體在澳大利亞阿得雷德的名為薩默頓的海灘被發現。1949年1月14日,在阿得雷德車站發現了一個棕色提箱,於屍體被發現前一天寄存,裡面有一些無法辨認擁有者身份的個人物品,此後在口袋裡發現了寫有「Tamám Shud」的紙條。「Tamám Shud」是《魯拜集》裡面的一個短語。後來又有一男子發現了一本書,它的最後一頁被撕去了,而原書的最後一頁就有「Tamám Shud」這個短語。書的封底寫著一些字母,但是沒有人知道這些字母的意義[1]。2022年,澳洲阿得雷德大學教授宣布確認身份。阿伯特(Derek Abbott)教授說,通過將這名男子頭髮DNA與其他樣本交叉比對,確認他是1905年出生在維州工程師 卡爾·韋伯(Carl Webb)[2]

初步發現與調查[編輯]

發現屍體[編輯]

發現屍體的薩默頓公園海灘位置,標有「X」

1948年12月1日上午6:30,大約11 km(7 mi)左右,有人在位於南澳州阿得雷德西南部的格萊內爾格附近大約11km(7mi)左右的薩默頓公園海灘上發現一具男屍,隨即聯繫警方。 該男子被發現躺在埃斯普拉內德排屋(Esplanade Terrace)與比克福德排屋(Bickford Terrace)交接處的跛腿兒童之家(Crippled Children's Home)對面的沙子裡。 [3] 屍體仰面躺著,頭靠在海堤上,雙腿伸直,雙腳交叉。 普遍該男子於睡覺時死亡。 [4] 屍體外套的右領子上插著一根未點燃的香菸。 [5] 通過對其口袋的搜查後,警方發現一張未使用的從阿得雷德到亨利海灘的二等座火車票;可能尚未使用過的市內公交車票;一把產自美國的鋁製小梳子;一包半空的Juicy Fruit牌口香糖;一個Army Club牌香菸盒,裡面裝有七支另一種品牌名為Kensitas的香菸;另有一盒剩餘四分之一的Bryant & May牌火柴。 [6]

有目擊者稱,在11月30日晚,他們在後來發現屍體的地方看到一個與死者相似的人仰面躺著。 [5] [7] 一對夫婦在七點左右也看到了一名男子,並聲稱曾看到他將右臂完全伸直,隨後無力地放下。 另一對夫婦於下午7點30分至8點也看到一名男子,據該對夫婦回憶,當時路燈剛剛開啟,在那半個小時裡男子沒有做出任何動作,但亦表示印象中男子的位置的確發生了變化。 在看到男子時,第二對夫婦雖然曾私下議論男子對蚊子沒有反應很奇怪,但認為他更有可能是喝醉了或睡著了,因此沒有進一步了解情況。 一名目擊者告訴警方,她看到一名男子在通往海灘的台階頂上低頭看著熟睡的男子。 [8] [9]目擊者稱,他們所看到的屍體位置與警方到場查看時相同。 [9]

1959年,另一名目擊者向警方報告,在屍體被發現的前一天晚上,他和另外三人在薩默頓公園海灘上看到一名衣著考究的男子肩上扛著另一名男子。 作警察報告的警探名為唐·奧多爾蒂(Don O'Doherty)。 [10]

據病理學家約翰·伯頓·克萊蘭 (John Burton Cleland)稱,該男子外貌看上去像英國人,年齡約為40至45歲,身體狀況「非常好」。 [9]死者身高180厘米,灰色眼睛,發色在金色至薑黃色之間, [11]鬢角略帶灰色, [4]肩寬腰細,手和指甲沒有任何體力勞動的跡象,大腳趾和小腳趾呈楔形合攏,就像舞者或穿著尖頭靴的人的腳趾;小腿肌肉明顯較高,與經常穿靴子或高跟鞋或跳芭蕾舞的人相似。 [12]

死者穿著一件白襯衫,戴著紅、白、藍三色領帶,針織套頭衫、長褲、襪子和鞋子為棕色,並身著時尚的灰色和棕色雙排扣夾克,而有說法認為此種剪裁式樣為美國風格。 [13] 死者衣服上的所有標籤均已去除, [11] [14] ,沒有發現帽子(這在1948年並不常見)或錢包, [4] 鬍子刮得很乾淨[4] ,並且沒有攜帶任何身份證明,警方由此認為他死於自殺。 [15] 最後,警方對其牙齒進行檢查,但結果無法與任何已知的人相匹配。 [16]

根據屍檢結果,病理學家估計死亡時間為12月1日凌晨2點左右。 [9]

心臟大小正常,各方面都正常……充血使得大腦中不常見的小血管很容易辨認出來。 咽部充血,食道黏膜表面發白,中間有一片潰瘍。 胃部大面積充血。。十二指腸後半部亦有充血。 胃裡混有血液和食物。 兩個腎臟都充血,肝臟的血管中含有大量過量血液。 脾臟異常龐大……大約是正常大小的3倍……通過顯微鏡觀察,肝臟中葉受損。 ... 胃部有急性炎症大出血症狀,肝臟及脾臟嚴重充血,腦部充血。

屍檢還顯示,該男子的最後一頓飯是死前三到四個小時吃的康瓦爾餡餅[5]但未發現體內有任何異物。 病理學家杜瓦爾博士總結道認為,其非常確信死亡不可能是自然死亡,並認為死者可能死於巴比妥類藥物或可溶性安眠藥。 雖然普遍認為死者死於中毒的可能性最大,但人們並不認為餡餅是中毒的原因。 [8] 除此之外,驗屍人員無法就該男子的身份、死因以及11月30日晚在薩默頓海灘看到的活著的男子是否與死者是同一個人得出結論,因為當時沒有人看見他的面部。 [13] 由於警方無法確認死者身份,屍體於 1948年12月10日進行了防腐處理。 警方表示,這是他們第一次需要對屍體進行此類處理。 [17]

發現手提箱[編輯]

阿得雷德火車站發現的手提箱以及物品。 從左到右分別是偵探戴夫·巴特利特(Dave Bartlett)、偵探萊昂內爾·利恩(Lionel Leane)和倫·布朗(Len Brown)。

1949年1月14日,阿得雷德火車站的工作人員發現了一個已被撕掉標籤的棕色行李箱,該行李箱於1948年11月30日上午11:00後被寄存到車站的衣帽間。[18] 據信該手提箱屬於在海灘上發現的男子所有。 箱子裡有一件紅色格紋晨衣、一雙七碼紅色毛氈拖鞋、四條內褲、睡衣、剃鬚用品、一條褲腳夾有沙子的淺棕色褲子、一把電工螺絲刀、一把裁切的短而鋒利的餐刀,一把磨尖了頭的剪刀、一小塊被認為是用作刀和剪刀的保護套的鋅,以及一個模板噴畫用的刷子,與商船上的三副用來給貨物刷油漆標識的刷子相同。 [19]

手提箱裡還有一張巴伯爾父子牌的橙色上蠟用線繩,這種線繩當時並不常見,並且當時的澳洲也不存在此種線繩,箱子裡的線繩與死者所穿褲子口袋裡用來修補襯裡的線繩一樣。 [19] 衣服上的所有識別標記均被去除,但警方在領帶上發現了「T. Keane」的名字,在洗衣袋上發現了「Keane」的名字,在汗衫上發現了「Kean」的名字,以及三個乾洗標記; 1171/7、4393/7 和 3053/7。 [20] [21] 警方認為,除去衣服標籤的人要麼是漏掉了這三個標誌,要麼是知道Keabe不是死者的名字而故意在衣服上留下「Keane」標籤。 [19] 由於當時仍然實行戰時配給,衣服很難買到。 儘管使用姓名標籤是一種很常見的做法,但在購買二手衣服時人們常常也會去除前主人的標籤。 不同尋常的是,警方並未發現多餘的襪子,雖然發現了鉛筆和未使用的信封,但沒有發現信件。

警方通過檢索得出結論,在所有英語國家中,沒有名為T. Keane的人失蹤。 [22] 其後警方根據乾洗標誌的信息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搜尋,但最終並無收穫。 而從手提箱中唯一可以得到的有用信息為,箱內發現的一件外套的前袖口所用布料和其繡花針跡表明這件外套是產自美國。 澳洲當時並未進口這種外套,表明該男子曾經去過美國,或這件外套為男子從去過美國的類似體型的人處購買所得。 [11] [9]

警方通過檢查火車進站記錄,推斷該男子是從墨爾本、 雪梨或奧古斯塔港乘坐夜班火車抵達的阿得雷德火車站。 [8] 並推測他曾在附近的城市浴場洗澡並刮完鬍子(惟死者身上並沒有浴場門票)後,返回火車站購買了10:50去往亨利海灘的火車票,但出於不明原因,他並未登上火車。 [19] 他在車站衣帽間託運行李後離開了車站,搭乘城市巴士前往格萊內爾格。 [15] 而警方推斷的男子洗澡的地方,雖名為「城市浴場」,但並不是公眾浴場,而是一個公共游泳池。 火車站的洗浴設施毗鄰衣帽間,而衣帽間則在車站北台的南出口旁。 而城市浴場則位於英皇威廉街,可從車站北出口通過一條巷道進入。 [6] [23] 沒有記錄顯示他當天到達的車站的浴室設施無法使用。

驗屍[編輯]

屍體發現幾天後,驗屍官托馬斯·埃斯金·克萊蘭德 (Thomas Erskine Cleland) 開始對該男子的屍體進行驗屍工作,但後來被推遲到1949年6月17日[24] 克萊蘭是一名負責調查的病理學家,其重新檢查了屍體後得出了一些發現。 他指出,這名男子的鞋子非常乾淨,似乎是最近才擦過的,不像是一個在格雷爾遊蕩一整天的人的鞋。 [25] 克萊蘭德補充說,這一證據與該男子死後屍體可能被從別處帶到薩默頓公園海灘的推測相符,也能解釋現場為何沒有中毒的兩個主要跡象(嘔吐和痙攣)的證據。 [25]

克萊蘭德推測,由於沒有一個目擊者能夠肯定地認出他們前一天晚上看到的那個人是否與第二天早上發現的是同一個人,該男子仍然有可能是死在其他地方並被拋棄到海灘。 他同時強調,這純粹是猜測,因為所有目擊者都認為兩者「絕對是同一個人」,理由是屍體與他們發現的男子位於同一個地方,並且躺在同一個獨特的位置。 克萊蘭德也沒有發現任何能表明死者的身份的證據。 [9]

阿得雷德大學生理學藥理學教授塞德里克·斯坦頓·希克斯(Cedric Stanton Hicks)證實,在一組藥物中,特別是他稱之為「1號」是「2號」的藥物變體在服用相對較小劑量時便具有極高的致死性,且在屍檢過程中很難查出,兩者又以「2號」為甚。 他給了克萊蘭德一份文件,上面寫著這兩種藥物的名稱,並標為「物證C.18」。 [3] 兩種藥物的名稱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向公眾公布,因為直到那時普通人才不用出具任何證明就能在藥房買到這兩種藥物。 (這些藥物後來被公開鑑定為地高辛和哇巴因,均為心甾內酯類的強心苷。)希克斯指出,屍體上唯一不存在的支持中毒推測的證據是嘔吐症狀(強心苷中毒常見症狀), 雖然存在沒有嘔吐症狀的強心苷中毒案例,但這仍然使他無法得出「坦率的結論」。 希克斯表示,如果男子是在目擊者最後一次觀察到他活動七小時後死亡,這將意味著即使體內劑量巨大,可能仍無法檢測到。 值得注意的是,目擊者在晚上7點看到的動作可能是死亡前的最後一次抽搐。 [9]

調查初期,克萊蘭德表示估計該男子是中毒身亡,而造成其死亡的毒藥很可能是一種葡萄糖苷,且並非意外服用;但不能證實是死者本人服用的還是其他人下毒。[9]雖然有了上述發現,他表示仍無法確定這名不明男子的死因。 [26] 克萊蘭德表示,如果有證據表明屍體是被移到發現地點,那麼「所有難題都將會解決」。 [10]

調查結束後,調查人員製作了男子的頭部和肩膀的石膏模型。 [24] 由於一直未能成功確定該男子的身份和死因,當局稱其為「無與倫比的謎團」,並認為死因可能永遠無法得知。 [22]

與《魯拜集》的聯繫[編輯]

在死者的褲子裡發現的一張字體獨特的紙片,該紙片是從一本罕見的紐西蘭版《魯拜集》的最後一頁撕下來的

大約在審訊的同一時間,在死者褲兜里的表袋中縫著的一張印有"Tamám Shud"字樣的小捲紙。 [27] 公共圖書館人員被請來對文字進行翻譯,確認出文字出自《魯拜集》最後一頁,意為「結束」或「完成」。 [27] 而紙張的反面是空白的。 警方在整個澳洲進行搜查,以找到反面是空白的《魯拜集》, 並向媒體發布了紙片的照片。 [27] 警方向群眾徵集線索後,最後一頁被撕下的《魯拜集》被找到。一名男子向警方提供了愛德華·菲茲傑拉德(1859年生)翻譯的1941年版《魯拜集》,由紐西蘭基督城的Whitcombe and Tombs出版社出版。負責初期調查的警探萊昂內爾·利恩(Lionel Leane)在公開聲明中有使用化名來保護證人的隱私的習慣,[10]提供這本書的人被稱為「羅納德·弗朗西斯(Ronald Francis)」,其真實身份從未被正式確認。 [10] 而「弗朗西斯」是在前一天看到報紙上的一篇關於該案的文章後才想到這本書可能與此案有關。

這本書被發現時的具體情況並不明確, 一篇報紙文章提到這本書是在屍體被發現前大約一兩周被發現的。 [28] 前南澳洲警探格里·費爾圖斯(Gerry Feltus(他將此事作為懸案處理)認為,這本書被發現於男子在海灘上被發現之後。 [10]而這個時間點很重要,因為一直以來都是根據手提箱裡的信息推測該男子在海灘被發現的前一天抵達阿得雷德。 如果這本書是在發現屍體一兩周前發現的,則表明該男子之前曾來過阿得雷德,或者已經在阿得雷德呆了更長時間。 大多數資料記載,這本書是在停在格萊內爾格Jetty路的一輛未上鎖的汽車中的後排地板或後座上發現的。而大約在同一時間,一位名叫Leslie Francis Wytkin(或Wytkins)的公交車售票員也將一份《魯拜集》交給了都市電車信託基金會;目前尚不清楚這與上文提到的《魯拜集》是同一版本,還是另一個與之無關的發現,和/或懷特金是否就是「弗朗西斯」。[29]

在《魯拜集》背面發現的筆跡, 被認為是暗語。

《魯拜集》的主題是一個人應該充實地度過一生,並且在生命結束時不留遺憾。 警方根據該書主題推測該男子是服毒自殺,但沒有其他證據證實這一猜測。 [28] 這本書的最後一頁缺少"Tamám Shud"字樣,而背面則是空白的,顯微鏡觀測結果則表明男子身上的紙片就是從書中撕下的那一頁。 [30] 書的背面有五行字跡,全部為大寫字母。 第二行文字已被劃掉,而這一特徵被認為很重要,因為第二行字與第四行相近,可能代表寫字的人在留下密語時出現的錯誤。

WRGOABABD
MLIAOI
WTBIMPANETP
           x
MLIABOAIAQC
ITTMTSAMSTGAB[31]

書中第一行的開頭字母是「M」還是「W」尚不明確,但由於該字母與「M」相比差異顯著,人們普遍認為是W。第二行內容「MLIAOI」上的橫線可能表示刪去或下劃線。 而第二行的最後一個字符看起來也像「L」,但仔細檢查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是由「I」和其上橫線的延伸部分組成的, 且字跡上的另一個「L」的字符底部有一條曲線。 字跡中的最後一個「O」上方還有一個「X」,尚不清楚該符號是否重要。

嘗試破譯[編輯]

最初,普遍認為這些字母是外語單詞[28] ,但後來調查人員意識到它可能是暗語。 密碼專家隨即被請來進行破譯,但沒有成功, [32]業餘愛好者也試圖進行破解。 [33]

1978 年,應ABC電視記者斯圖爾特·利特莫爾要求,國防部密碼學家對文本進行了分析。 最終的報告表示,不可能得出「令人滿意的答案」:如果文本是加密消息,其簡潔程度無法提供足夠的信息以供分析其清晰含義,文本更有可能是毫無意義的隨手塗鴉。 [34]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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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