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宁社会信用体系

睢宁大众信用体系之建设于2010年首见诸报端。在该体系中，江苏省睢宁县政府部门会给公民的信用进行评分并定期公布评分变化，还会根据评分高低进行优先照顾或者从严审查。江苏省睢宁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尝试引入个人信用评分的地方，引发了巨大的媒体争议。国内媒体普遍担心该系统将会助长政府滥权的形势，官方媒体甚至将信用评级制度与二战时期日军发放的良民证相提并论。尽管如此，睢宁县政府认为“社会各界认可，人民群众欢迎，没有发生任何社会震荡，已初步显现出了具体效果”，但在此后不再公开运行此体系，且删去了闹访、缠访扣分等争议标准，直至2014年，这一体系再次进入媒体视野，并再度引起争议。此后，这一体系常被媒体用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一同提及。

背景

道德危机

参见：2010年中国大陆和胡温新政

2002年胡錦濤和溫家寶執政以來，中國高速成長，經濟總量翻了四倍，使得中國成功躍居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評論家普遍指出，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政治和司法體制改革停滯不前，社會矛盾不斷加深。「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染色饅頭」等諸多食品安全醜聞的相機發生，引發民眾擔憂與恐慌，進一步侵蝕社會互信。醫藥行業商業化和商品化的過程中，醫生和患者的關係普遍惡化，普遍不尊重也不信任彼此，並引發大量醫鬧糾紛。中國社會學家彭泗清就指出，因為劣質商品與服務的存在，中國社會中廣泛存在六種不信任，共同助推了社會整體的互信缺失，即：

1. 對市場的不信任、
2. 對服務業者和陌生人的不信任、
3. 對朋友和親屬的不信任、
4. 對執法人員的不信任、
5. 對法律和法制的不信任、
6. 對社會基本道德觀念的不信任。

2007年的南京彭宇案中，彭宇自稱扶助摔倒老人去醫院並墊付醫藥費，卻被老人為人身傷害而索賠，而法官認為沒有人會平白無故救助陌生人，因此認定彭宇是推倒老人的人，要承擔事故責任並賠償，引發公眾憤怒。2011年10月31日，一名兩歲女孩在佛山街頭被麵包車反覆輾壓，路過事故現場的十餘名路人竟無一人伸出援手，進一步引發社會對不道德行為的譴責和反思。小悦悦被碾轧身亡事件後，环球网联合环球舆情调查中心針對中國人的道德發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八成的網友認為中國人的道德相比起十年前有著巨大的滑坡。

面對社會道德滑坡的指控，溫家寶承認當今中國道德堕落和信用丧失之嚴重。学界、律师呼吁效仿西方，建立信用体系。是故，國務院也推動社会信用体系之規劃，並且透露將會以社会成员信用信息的记录、整合和应用为重点，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但在2000年代，社会信用大抵只是关于经济和金融领域，而不涉及社会治理层面。

維穩體制

参见：维稳和和谐社会

然而，黨內也有聲音強調意識形態與文化領域鬥爭，以反對道德滑坡論調，《光明日報》和《求是》先後曾經批评“道德滑坡”论，認為應當防範西化、分化中國之企圖。儘管胡錦濤和溫家寶都曾指出，腐敗會威脅到共產黨執政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世界银行治理调查顯示中國的腐敗排名不斷下滑——官方的腐敗也導致普通中國人感受到普遍的道德真空，因而變得憤世嫉俗。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孙春晨就曾指出，官德败坏正是社会道德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面對日益深化的社會矛盾，中國政府提出了“維穩”的口號，以強力手段壓制社會爭議，以維持社會穩定。2000年5月起，中共中央设立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以通过舆论监控、网络屏蔽和信息員密報制度等手段，将各类不稳定因素扼杀于萌芽状态。為了避免不滿之群眾引發更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政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構築了由警方和志願者等構成的維穩體系，以杜絕如六四事件一般的軍警上街鎮壓民眾之情形。

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经济成长，进行征地拆迁，并默许企业排放污水废气，瞞報食品安全醜聞等事件，進一步引發社會信用淪陷之探討。由于地方政府拥有当地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受到影响的民众无法进行申诉，或者注定申诉失败。據江天勇律师介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往往不是法官根据具体的事实和法律的规定来进行裁判，往往也多受到官员的影响，因此人们对司法程序不信任、对司法权威不认可，更傾向於尋找更高權力者進行申訴。

因此，信訪制度日益成為民眾向政府表達對社會不公之不滿的渠道。儘管中國憲法和信訪條例均要求保障信訪者的權益，不得進行報復和打壓，但地方官員為阻止民眾上訪，採取威胁、恐吓、监视、骚扰、软禁、绑架、拘押、劳教、判刑等形式者屢見不鮮。一方面，信訪單位權力有限，難以解決信訪涉及的問題；另一方面，對官方而言，大量的信訪群眾構成了極大的不穩定因素。部分信訪單位不僅沒有妥善接待信訪群眾，甚至還和地方當局相互配合，威脅、恐嚇，甚至非法囚禁信訪者。

縣治改革

参见：睢宁县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

中國有2800多個縣市區，縣一級政府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根基，但卻存在著權責劃分不清、權力運行不透明、官員貪污腐敗等弊病，引發民眾不滿。2008年的睢寧縣是江蘇省經濟較為落後的縣級行政單位，人口少，農業弱，財政窮，工业总量、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敬居末席。睢宁民間矛盾多，官民關係差，时常有民眾有圍堵官員的情況發生，上訪數量也居於江蘇省前列，因此也被稱為“人民来信之乡”。当地官员认为经济表现和社会风气有很大关系，很多人不知道遵守红绿灯，且民众好讼：不仅上访多，当有消息传出要提拔某位干部时，纪委短时间内便会会收到大量的诋毁此人的消息。

2008年4月，王天琦就任睢宁县委书记後，開始著手進行政府改革，自我限权並严管干部；首先在春節起實施幹部禁酒令，查處局長、鎮長等違規幹部。为推进政府公开透明之运行，睢寧縣先后出台了100多项改革制度。睢宁县出具政府权力清单，厘清政府权责，并实行了县委和县政府否决权和议决权之分离，以限缩县委书记权力，避免其独揽规划项目、土地项目、工程项目大权从而滋生腐败。此外，睢寧縣公開縣長和縣委書記的手機號碼，並且公開各镇、 各部门领导干部手机号、 职责分工，並且要求官員承諾為民眾限期解決問題，并通过县电台、电视台和网站现场直播县委县政府的重要会议。此外，县政府还通过网络平台和手机短信平台收集民众意见，并为民众解决问题。

睢宁县的改革使得睢宁上访情况大为好转，经济总量和税收都大幅改善。2008年年底，中共中央组织部到睢宁开展调研，肯定了睢宁“严管干部”的改革举措以及其成效。2009年3月，中央纪委、中组部將睢寧縣确定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县，以期从试点中寻找好的经验以供全国推广。为了改善社会风气，促进经济发展，睢宁县酝酿建设信用体系，其中既包含个人信用评分，也包含“睢宁好人”评选以树立道德榜样。制度设计者对“信用”进行了宽泛的解释，个人信用不仅仅被用来解释经济金融领域的行为，更是家庭和治安问题的源头，违反法律和道德的事情都被认为是失信。

酝酿阶段

参见：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

出台经过

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认为，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应当以行政手段辅助和衔接法律约束和道德规范，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因而从2008年起构思大众信用系统，并选择政法学校毕业的专业人士成立小组来起草规章。睢宁县政府先后从法院、政法委中选派人员，到日本及欧美国家、上海、深圳等地进行调研考察，并到南京学习《信用管理条例》，从而构思出信用管理的文件，并开始征集民意：2008年8月份将讨论稿刊登到《今日睢宁》上向民众征集意见，2009年1月又向全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征求意见，8月初又到乡镇同民众、村镇干部、企业主进行沟通商讨，最终修改完善了《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

2009年9月4日，中共睢宁县委全体会议通过《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及《睢宁县大众信用信息评估细则》，此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对大众信用进行评估的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于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为确保规定之实施，睢宁县委、县政府成立正科级的大众信用征集管理办公室；为征集信用数据，还在各个乡镇村设立信息员进行数据采集。此外，还通过招标程序，委托一家位于深圳的软件公司研发征信管理系统。

实施细则

部分奖惩项目（2010年版）

項目	分數
网上诋毁他人	-100
闯红灯	-50
围堵冲击党政机关、 企业、工地、缠访、鬧訪	-50
行贿受贿	-50
醉酒驾驶	-50
参加邪教活动	-50
不赡养老人	-50
两次欠还信用卡	-50
制假售假	-35
恶意欠缴电话费	-20
见义勇为	+10
拾金不昧并被公开表扬	+15
受到国家表彰	+100

依据《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睢宁的个人信用档案包括以下信息：

大类	项	分值
商业服务信用信息	银行借贷	50
	信用卡使用	50
	合约履约	30
	P2P贷款	20
	合计	150
社会服务信用信息	个人纳税	50
	水电费缴费	35
	社会保险缴纳	35
	合计	120
社会管理信用信息	城管信息	25
	制假售假	35
	传销	35
	计划生育	35
	参与邪教	50
	家庭道德	50
	社会治安	50
	偷盗抢劫	50
	交通违法	50
	行贿受贿	50
	造谣诽谤	100
	合计	530
社会信用特别信息	民事诉讼	50
	行政处罚	50
	刑事处罚	100
	合计	200
表彰奖励信用信息	额外加分项
社会公益信用信息
总分		1000

通过汇总以上信息，大众信用管理系统为全县130万人中的114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加分减分，从而制定个人信用档案。根据具体的违规行为，扣分在两年至五年内会自动消除。依照《睢宁县大众信用信息评估细则》，每个个人以1000分为基准分，进行加分与减分，从而将个人分为A、B、C、D四个等第，其中：

• 分值在970分以上即为A，称为诚信级别；
• 分值在850-969分之间即为B，也叫较诚信级别；
• 分值在600-849分之间即为C，也叫诚信警示级别；
• 分值在599分以下则为D，也叫不诚信级别。

依照规定，信用被评为A级的，将在入学、就业、低保、社会救助等方面受到优先照顾，符合入党、提干、参军条件的优先考虑，个人创业、经办企业的，在政策和资金上优先给予扶持；对于信用评级较低者，则“取消资格”、“严格审核”或者“不予考虑”。

曝光与争议

2010年1月23日，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在人民网地方新政论坛上为睢宁县的社会信用体系作介绍，指出睢宁县会按照按照信用评级标准为个人评定ABCD四个等级，并优待信用等第高者，制约信用等第低者，以促进良好民风。睢宁县官员表示，采取这一做法是为了倡导“守法、守信、向善、向上”的民风，即让群众“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制约”。

3月15日，睢宁县大众信用征集管理办公室在西祠“睢宁论坛官方版”上公布《全县2010年1-2月份大众信用信息征集及信用分值加减情况》，以公开1至2月的奖惩情况。3月21日，有记者在睢宁进行采访，受访者普遍表示不了解“大众信用管理”，以及信用管理的后果，但其名字、住址、扣分原因都被在网上公布。西祠论坛上，多数意见指出大众信用管理，但也有认为这样的评分很天真的个别意见。22日，睢宁县大众信用征集管理办公室公布第二批信用加减分情况。当日，睢宁县征信办主任朱品武接受记者采访，记者指银行征信只允许个人查询，但大众信用则公开个人信息有隐私顾虑，朱品武则表示负面信息由公开渠道采集得到，并指大部分人不受影响且受影响者也可以打电话申诉。

据统计，2010年1到2月份，1014名体制内人员及50名体制外人员获得信用加分，16名体制内人员和1909名体制外人员获得信用减分。90%的体制内人员加分的主要原因是利用活动和空余时间到孤儿院看望孤儿，而体制外的普通民众加分的主要原因则是“招商引资”、“服务大局”及“身边好人”等。体制内人员减分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党内处分和行政撤职，三分之二的普通民众被减分的原因则是个人欠贷，其余的原因还包括违规建房、违规停车、乱设摊点等违反社会管理相关规定的行为。

舆论争议

3月26日，《南方都市报》发表《县政府给公民“评级”鞭策群众优待“良”民》一文，将该系统称为“全国首家由政府直接给公民信用打分评级的系统”，引发媒体争议。《京华时报》也指出，个人信用评分在国际上通常应用于金融领域，政府给个人打分可能是睢宁县首创。媒体指出，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存在多重争议：

1. 在立法程序上违法，在立法前未公布、为由公众讨论、未听证，而且办法并非县人大或是县政府通过，而仅仅是县党委一致通过，
2. 依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义务的决定。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征信办法违反法定职权，涉嫌刑事违法，如县党委无权在执照审核中对公民进行行政许可。
3. 征信办法侵害公民权利，如低保等政府救济不能因为公民不守信而被剥夺。将“无理闹访、缠访等记录”与就业、入学、低保、社会救助挂钩，实际上限制公民的申诉权。公开其个人信息可能侵害公民隐私权。
4. 信息收集过于宽泛，将社会信用等同于社会道德和民风建设，难以衡量评判标准之合理性。政府给民众打分显示出政府的道德傲慢，与当下服务型政府的努力方向却背道而驰。民众参与的程度和力度均有所不足，普通人加分渠道非常有限，而公务员更容易得到加分。

政府回应

3月28日晚，睢宁县委宣传部透过中国新闻网发布《中共睢宁县委宣传部致〈南方都市报〉编辑部的函》，信中提到《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乃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信用制度和本地实际情况制定而成，虽肯定《南方都市报》报道客观，意见中肯，但也指出睢宁县的信用评级给官员和民众均会打分，并称“‘良’民”的说法会误导广大读者和社会舆论。信中还欢迎《南方都市报》记者再度来睢宁采访报道，共同支持中国的改革。

朱品武指出，睢宁县曾经对规划局、国土局等13名干部进行问责并对其信用进行减分处理，而信用情况将会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依据，所以信用评级机制官民平等。他还介绍称，评级标准之确定曾经历过近一年的社会讨论、人代会征求意见过程，期间共召开468次座谈会，发放5万余份调查问卷，睢宁县最终结合民众意见制定现时之评级标准。针对侵犯隐私的质疑，他表示起草规定是称咨询过法律专家意见，因此《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对如身体形态、病史、个人生活隐私等禁止征集的信息进行了规定，并且对卖淫嫖娼、借款数额等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并未公布。

3月30日，睢宁政府网站上刊登《能听睢宁说句话吗？》，以万言长文回应媒体质疑。文中认为给民众评级和发放“良民证”的手法并不属实，并且指出自规定推行以来，规定受到社会各界之认可，并没有发生社会动荡，且已经小有成效。

4月2日，针对舆论对于为什么不给官员搞评级的质疑，王天琦在《南方周末》上指出，睢宁县正是先管官风，其后才管民风。针对舆论提及北京、上海市政府采用第三方征信做法，王天琦辩解称，中国所有的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都是挂靠在政府机关名下，并且质疑如果公权力不可信赖，但非政府组织也不一定更加可信赖，因此评级必须由政府来实施，因此睢宁的改革不应该被媒体全盘否定。

朱品武接受网易新闻采访时表示，“良民证”的说法是误导舆论，并指出制度实施以来，睢宁县人民来信、进京上访数字、比例大幅下降，民间借贷情况好转，还指出民众可以通过选举评议员来评价政府官员的作为，但对政府官员比老百姓更容易加分、法律并没有规定资源要向善分配等质疑表示尚未思考过，会继续研究。

低调运行

4月12日下午，睢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军拒绝《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请求，并称会埋头苦干，等实践成功后再邀请媒体采访。据5月7日《文汇报》报道，该报记者查阅到睢宁县原规划局局长被扣30分，显示规定对官民平等，但睢宁县委宣传部谢绝采访请求，但表示《大众信用管理办法》将会持续运作下去。争议过后，睢宁县于当年删除了闹访、缠访扣分，获得加分将受到低保评选优待等二十多项评分标准，同时还删除了包括招商引资等在内的只有机关干部才有机会做到的机会性条款等。此外，睢宁县还取消了A到D的评级。

大众信用体系之建设和宣传在2010年1至7月间最盛。2010年7月以后，大众信用体系的执行力度逐步减缓，自2011年起逐步淡出民众视野，但征信办公室照常运营。

2011年3月，睢宁一五岁女童被车碾压，导致肺部出血、脊骨受伤、脚部严重骨折。事故后，在上海工作的江苏睢宁人高国龙在网上发帖指责交警偏袒肇事车主，批评法院立案以及调解后的执行工作。其中，魏贤光指责负责执行调查的法官韩宁收听其电话时态度傲慢，不回答实质性问题，并在8月9日晚呼吁对睢宁法院强制执行不满者给他留言。8月16日，睢宁县法院派出两名法官和两名便衣，在上海警方的配合下对高国龙进行逮捕，并以诽谤法官韩宁为理由，将其拘留15日罚款1万元的处罚。睢宁县委工作人员指这是为了“引导人民说实话”。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批评。

2011年11月和2012年3月的调查显示，比起普通民众，公务员群体对大众信用体系有着更多的认知，县城居民对该体系的知晓程度高于经济发展好的城镇，后者又高于经济发展差的城镇。五分之一的受访民众认为该体系效果非常好，三分之一的受访民众认为效果一般，另有三分之一不置可否。超过六成民众对体系表示支持态度。

2012年6月，江苏省政府将睢宁与江阴、兴化和南京六合区一同确立为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县。

2014年至今

地方社会信用体系设立时间（2010-2018）

年份	省份	城市
2010	江苏	睢宁
2014	山东	荣成
2016	上海
2017	浙江	义乌
	安徽	芜湖
2018年	山东	潍坊
		五莲
		威海
	江苏	宿迁
		江阴
		太仓
	福建	厦门
		福州
	河南	汝州
		濮阳
	浙江	杭州
	黑龙江	绥芬河
	陕西	安康

2011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专注于经济治理，但随着当年《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发布，信用被定义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之集合，社会治理逐步成为信用体系之目的。

2014年6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提出要在2020年以前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法规，对于民众实施基于信用的奖惩机制，对于政府则要求促进执政公开透明，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政府信誉之维护。

再度曝光

6月19日，新华社发布对江苏睢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系列调查报道，使得睢宁的社会信用体系尝试再度收获舆论争议。新华社的报道中称，睢宁县在2010以来的四年中一直坚持这一社会信用体系：睢宁县的大众信用信息分值以1000分为基准分，根据拖欠信用卡水电费、乃至违法乱纪来扣除该市114万市民的分值，并依据最终得分给予A、B、C、D四个评级，A级可享受一定优待，D级处处受限。但报道也指出了针对这项尝试的质疑声。睢宁县征信办坦言，目前分数只在干部提拔和国土部门查询招投标人是否有过往失信记录等方面有作用，但正逐步引入第三方征信。

报道一经刊出，即引发媒体争议。然而，记者向睢宁县征信办寻求修改后的评分细则后遭到了拒绝，指不愿意新的细则公布后再度引发媒体争议。《新京报》记者通过实地采访发现，当地民众并不了解信用评分系统，被扣分者也未全部被通知，接受采访的幼儿园和银行也称未听说过在政府信用评分中加分者有获得优待的例子。

2018年，《徐州日报》报道睢宁县先后出台《睢宁县政务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睢宁县政务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睢宁县政务信用信息征集管理办法》《睢宁县机关事业单位信用等级评价办法》等文件，着力建设政务诚信，并对政府失信进行整治。

国内影响

新浪网的线上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网友不赞同睢宁的征信措施。《京华时报》评论指出，睢宁县的大众信用管理既有传统信用评级相关的内容，又有和上访等相关的维稳性质的内容，将维稳和信用评价、政治待遇和公共权益联系起来，未来需要在現代社會信用系統和傳統的政府治理的两套逻辑上进行区分，不再以该系统贯彻政府维稳意志。还有评论批评指评分标准难以捉摸，并担心或批评政府越权。有评论认为，除非有全国诚信立法，睢宁县的改革无法持续下去，并提议建立官员打分机制。

在2010年时，国内自由派媒体强有力地影响着人们对社会信用体系的认知和看法，但随着中国政府对媒体和公民社会的打压愈演愈烈，这种影响也有所淡化。新华社在社评中指出，相比起四年前，对睢宁试验表示支持的人越来越多，并认为睢宁的社会信用体系是构建公民社会的一次积极尝试。南京《新华日报》则称睢宁信用体系中的争议评分条款已经修改，媒体争议属于炒作，并引述南京大学传媒教授陈堂发，指出媒体不应该一味怀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应该将政府行为与个人信用简单对立。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对《南方都市报》表示会防止信用数据录用、失信行为认定、信用惩戒措施扩大化。

自睢宁之后，各地方政府也逐步开始建立各自的社会信用体系。其中，荣成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就较少得到国内媒体曝光，争议也较少，被视为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海外影响

尽管官方将社会信用体系描绘为对失信者的惩戒，有大量评论将该体系形容为政府监控人民的工具，将不利于异议人士。其中，峨山政策研究院将社会信用体系称为“奥威尔式梦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尝试引入个人信用评分的地方，睢宁的试验往往在媒体谈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时被一同提及。

2023年，《华盛顿邮报》对睢宁县的大众信用系统进行了报道，但当地官员拒绝了该报的采访请求。《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则认为《华盛顿邮报》错误地将睢宁的试验描述为“奥威尔式”的，并指出睢宁的社会信用试验仅仅是“昙花一现”（英語：a flash in the pan）。该报承认，该项目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并且指出睢宁的社会信用体系不应该涉及到公众政治立场，而应该关注社会和经济生活，并总结说实现社会信用体系需要更大的智慧。

参见

• 社会信用体系

参考资料

期刊论著

新闻报道

评论声明

推荐阅读

• 陈日佳. 我国应引入中国社会信用制度. 星洲日报 (八打灵再也). 2019-07-21 [2024-03-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3-08） （中文（马来西亚））. 
• 唐健. 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考察报告 睢宁规矩.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115-0183-7 （中文（中国大陆））. 
• 唐健. 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考察报告 睢宁短信.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115-0182-0 （中文（中国大陆））. 
• 唐健. 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考察报告 睢宁网事.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115-0181-3 （中文（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