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乐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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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的俱乐部模型(英语:Club Model of Terrorism)是用来解释恐怖主义以及宗教激进化的一个经济学学说,在200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雅纳寇尼英语Laurence Iannacccone伊莱.倍儿曼英语Eli Berman、以及政治学家大卫.莱廷英语David D. Laitin建立[1][2]。此理论认为许多宗教恐怖主义会出现并具能持续运作,是因为当地政府效能不佳,许多重要资源只能透过具宗教背景的公益组织取得,这些组织为了解决公地悲剧中的搭便车问题,便发生了激进化,来排除搭便车的人。

此学说使用经济学中的供需法则以及赛局理论,并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哈玛斯黎巴嫩真主党阿富汗塔利班会兼有公益组织和恐怖组织的双重身份,并能够取得成功[2]

俱乐部和公地悲剧[编辑]

在经济学,俱乐部财是指具有排他性(可以阻止其他人使用),但没有竞争性的资源[3]。俱乐部模型认为,许多宗教背景的公益组织是一种俱乐部,他们掌握一定的资源,并且可以决定哪些人可以享有这些资源。只要俱乐部的成员数量有限,或者成员贡献给俱乐部的资源不低于他们拿取的资源,资源就不会用尽。

然而,当所在地区缺乏基本的社会资源如医疗、教育、治安、借贷等等,造成宗教慈善组织成为取得这些资源的重要管道时,许多人会为了取得这些资源而加入这些组织,然而这会造成公地悲剧,每个人都过量使用这些资源,造成资源被用完。此外,若政府提供优惠给这些宗教公益组织时,也会吸引更多人为了这些优惠而加入,加剧困难。[4]

激进化[编辑]

为了减少这些只享受不付出的搭便车成员,许多组织采用的解决方式是激进化,用严格的纪律要求成员必须付出大量的成本,例如志工活动、宗教教育训练、禁欲、饮食禁忌、服装规定、以至于高风险的武装活动等等,以此劝退较为自私的成员,留下最忠诚的成员[2][5]

除了规范自己的成员,当这些组织掌权时,也可能在管辖地区立下极为保守的规范,来避免既有的成员把资源用在组织之外或是被花花世界吸引而退出,例如强制女性穿罩袍、禁止烟酒、禁止男女互动等等。[4]

也有些宗教组织解决公地悲剧的方式是和平的,例如重浸派基督教的阿米什人,透过“走跳期英语Rumspringa”(宾州德语:Rumspringa)的活动让年轻人到城市中生活,体验外面的世界,被外界吸引的成员就会自愿退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将年轻的信徒派到世界各地传教,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生活,若是耐不住考验或被异国文化吸引,就会脱离教会。哈雷迪犹太教则要求极长的叶史瓦宗教训练,男性必须把所有时间投入到研读犹太教经典直到三、四十岁,而不学习其他有利于谋生的技能。这些机制也都能确保只有最忠诚的成员留下。[6]

恐怖攻击的能力[编辑]

有公益活动背景的恐怖组织,相较于没有此背景的恐怖组织,有两大优势。一是成员忠贞,二是有社群支持。

成员忠贞的主要好处是可以防止人员叛逃或通风报信;对武装组织来说,人员叛逃的损失远大于人员被击毙[7][4]。忠贞的成员也有利于执行自杀攻击。根据俱乐部模型的分析,自杀攻击属于高成本的攻击,必然损失至少一名成员,并且可能因违反主流文化的价值观而降低组织的声望;但由于严密的反恐维安,造成恐怖组织不得不出此下策。由于激进化后留下的成员特别忠诚,因此有办法执行自杀攻击[8]

社群支持,则有利于招募新成员、募捐物资、以及避免通风报信。

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研究显示,有公益活动背景的恐怖组织,发动自杀恐攻的次数更频繁,而且每次攻击造成的死伤人数也更高[2]

对于反恐的见解[编辑]

此学说将恐怖主义的成因归咎于经济发展不均,宗教只是催化剂,神学教义并不是造成恐怖主义的根本因素;恐怖份子的核心特质是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并且他们的行为符合经济理性,不是出于无知、盲信、仇恨或无助[7]。由于恐怖组织能在理性分析后使用不对称战争的手段,正规军要打赢必须符出高额的成本;相较之下,改善民生条件使人们没有动机加入宗教慈善组织,并提供奖励让激进派的人员退休,可能会是更有效的反恐策略[9][10]

参考资料[编辑]

  1. ^ Berman, Eli; Iannaccone, Laurence. Religious Extremism: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Deadly (PDF). Cambridge, MA. 2005-10 [2023-11-11]. doi:10.3386/w1166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8-06-02) (英语). 
  2. ^ 2.0 2.1 2.2 2.3 Berman, Eli; Laitin, David. Religion, Terrorism and Public Goods: Testing the Club Model. Cambridge, MA. 2008-01. 
  3. ^ Buchanan, James M.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ica. 1965-02, 32 (125) [2023-11-11]. doi:10.2307/255244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09). 
  4. ^ 4.0 4.1 4.2 Berman, Eli. The Defection Constraint. Radical, Religious, and Viol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errorism. The MIT Press. 2009: 29–59 [2023-11-11]. ISBN 978-0-262-51667-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11). 
  5. ^ Iannaccone, Laurence R. Sacrifice and Stigma: Reducing Free-riding in Cults, Communes, and Other Collectiv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04, 100 (2). ISSN 0022-3808. doi:10.1086/261818. 
  6. ^ Berman, Eli. Sect, Subsidy, and Sacrifice. Radical, Religious, and Viol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errorism. The MIT Press. 2009: 95–119 [2023-11-11]. ISBN 978-0-262-51667-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11). 
  7. ^ 7.0 7.1 叶多涵. 誰想當恐怖份子?一篇文章讓你搞懂恐怖組織. 风传媒. 2017-03-27 [2023-11-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11) (中文(台湾)). 
  8. ^ Iannaccone, Laurence R. The Market for Martyrs.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Religion. 2006, 2. 
  9. ^ Berman, Eli. Constructive Counterterrorism. Radical, Religious, and Viol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errorism. The MIT Press. 2009: 183–209 [2023-11-11]. ISBN 978-0-262-51667-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11). 
  10. ^ Gaibulloev, Khusrav; Sandler, Todd. What We Have Learned about Terrorism since 9/11.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9-06-01, 57 (2). ISSN 0022-0515. doi:10.1257/jel.20181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