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李维
| 约瑟·梅臣·李维 Joseph Mason Reev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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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72年11月20日 伊利诺伊州坦皮科 |
| 逝世 | 1948年3月25日（75岁） 马利兰州贝塞斯达 |
| 军种 | 美国海军 |
| 服役年份 | 1894年－1936年 1940年－1946年 |
| 军衔 |  海军上将 |
| 统率 | 朱比特号运煤舰1913-1914 圣路易斯号巡洋舰1914 维克斯堡号炮舰1914 密尔沃基号巡洋舰1914 安那波利斯号炮舰1914 南达科他号巡洋舰1914 俄勒冈号战舰1915-1916 缅因号战舰1917-1918 堪萨斯号战舰1918 匹兹堡号巡洋舰1922 北达科他号战舰1922 战斗舰队（部队）航空指挥官1925-1929, 1930-1931 战斗部队战列舰指挥官1933 战斗部队司令1933 美国舰队总司令1934-1936 海军部长办公室1940-1946 |
| 参与战争 | 美西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
| 获得勋章 | 海军十字勋章 海军杰出服役勋章 |
约瑟·梅臣·李维（英语：Joseph M. Reeves，1872年11月20日—1948年3月25日）是一名美国海军上将，1894年至1936年及1940年至1946年间在役。
李维在1890年入读美国海军学院，在1894年毕业。稍后李维曾参与美西战争，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晋升至战列舰舰长。战后李维投身方兴未艾的海军航空部队，推动连串飞行战术实验，并透过1929年第9号舰队解难演习向海军宣示航空母舰力量，奠定美国海军航空战术基础。这使他与威廉·A·莫菲特并誉为“美国海军航空之父”。1933年李维晋升为战斗部队司令，再在1934年拔擢为美国舰队总司令，最后于1936年退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李维被召回美国海军部长办公室助理事务，直到1946年方再退伍，期间李维曾加入珍珠港事件的调查委员会。1948年李维因病去世，享年75岁。
早年
[编辑]李维生于1872年11月20日伊利诺伊州农村小镇坦皮科，于家中五子排行第二，家族以务农为主业。李维父亲早年曾于美国内战加入纽约一支志愿骑兵队，后随军迁居伊利诺伊州。父亲因曾受教育，偶尔亦到镇上担任教师。李维起初欲追随父亲之路，加入美国陆军，但因众议员的西点军校推荐名额有限，而改为推荐李维加入美国海军。1890年李维加入美国海军学院受训，并成为海军美式足球队的核心人物。[1]
工程军官
[编辑]1894年李维毕业，开始为期两年的海上实习。期间李维曾派驻辛辛那提号防护巡洋舰及旧金山号防护巡洋舰，凭借优异表现，在1896年调往新近服役的俄勒冈号战舰，任助理引擎工程师，并在同年结婚。1897年初缅因号战舰于哈瓦那爆炸沉没，美西战争爆发，李维所属的俄勒冈号绕道南美洲，由东太平洋调往大西洋，并封锁古巴的圣地牙哥。7月3日西班牙舰队离港试图突破封锁，圣地牙哥海战（Battle of Santiago de Cuba）爆发。由于俄勒冈号之航速为当时美国封锁舰队之冠，且其引擎运作得宜，使之成为美军战胜之关键。战后李维获推荐为美国总统游艇的引擎军官。[2]
舰炮军官与驻外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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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海军工程师与水面军官的晋升路线合并，解决缠扰海军多年的内部官职竞争。这使李维由必须学习航海与炮术等事项。同年中李维升任中尉，但不久却因严重阑尾炎而要暂时停职，而李维更因军医误诊而一度有生命危险，最后家人要延聘名医霍华德·凯利为李维施行手术，方得康复。[3]
康服后，李维调到新服役的奇尔沙治号战舰见习，并在舰炮演习上表现出众。同年李维完成水面军官考核，调往华盛顿海军工厂，负责海军舰炮制作及改良。其时海军上尉威廉·西姆斯（William S. Sims）正鼓吹引进英国皇家海军之舰炮技艺，同时采用新式无畏舰设计，以改进美西战争中海军之差劣表现，并与美国海军部、海军武备署及海军航海署的将官激烈争持。期间海军多次于华盛顿海军工厂进行舰炮测试与改良，此股技艺改进风潮对李维有极大影响。[4]
1902年，李维升任上尉，调回三藩市号任舰炮长官。此时西姆斯获老罗斯福赏识，终于可一展所长，并将多年的舰炮改良经验集结成书，获海军派发至舰队作为指引。李维在指引基础上加以发挥，使三藩市号在1904年于埃及阿布基尔湾外的舰炮演练名列前茅。当三藩市号紧接加入远东的亚洲舰队后，李维便因功调往旗舰威斯康辛号战舰。1905年威斯康辛号在1905年的舰队舰炮射击比赛大胜，使李维获新任亚洲舰队总司令查理斯·德伦（Charles F. Train）注目，而将其调任舰队参谋。同年李维随同德伦调到新服役的俄亥俄号战舰，继续负责舰炮改良事宜。1906年李维更为海军研发出第一套火控系统。[5]
1907年李维调任海军学院教官，并升任少校。翌年美国大白舰队启程环球航行，国内军官短缺，李维被提早调离学院，担任新服役的新罕布什尔号战舰武备军官。其时海军正为前无畏舰的射击设计及装填缺陷所苦，李维改良舰炮的经验便大派用场。经过多番尝试后，李维将新罕布什尔号的射击及装填系统彻底改善，使之由服役之初完全无法正常开炮，到于1909年汉普顿锚地射击比赛在27艘军舰中名列第五，令李维在海军崭露头角，调往旗舰康涅狄格号战舰任舰队参谋。然而李维却在同年新引进的年度体检，发现心脏肥大及二尖瓣脱垂，而几乎遭海军勒令退役，幸亏医务署发现多名海军学院的美式足球员均有同样情况，才使李维可继续从戎。接著李维调往蒂伯龙的海军运煤港，监督该处的运煤机械扩建工序，最后在1913年调任朱比特号运煤舰的首任舰长，升任中校。[6]
1914年至1916年间，李维先后指挥了多艘老旧及非主力军舰，包括圣路易斯号巡洋舰、维克斯堡号炮舰、密尔沃基号巡洋舰、安那波利斯号炮舰、南达科他号巡洋舰及俄勒冈号战舰。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海军军官人手紧张，李维先后获委任为新缅因号战舰及堪萨斯号战舰舰长，在美国东海岸训练军兵。战争结束前夕，李维被调到华盛顿海军军令部办公室，但工作既不称心，又不获上司重视。在好友帮助下，李维在1919年调往美国驻义大利大使馆任武官，并与意大利外交人员建立良好关系。在三年的外交生涯，李维先后获授司令级意大利王国勋章（Commendatore dell'Ordine della Corona d'Italia）及司令级圣茂里斯及拉匝禄骑士团（Ordine dei Santi Maurizio e Lazzaro）勋章。返国后李维曾分别出任匹兹堡号巡洋舰及北达科他号战舰舰长，于1923年获准进入海军战争学院研习。[7]
投身航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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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就读战争学院之时，正值学院改革风气大盛。西姆斯中将在指挥欧洲战事后，连续两届出任战争学院院长，期间大力鼓吹海军组织及战术改革，宣称战列舰的主力地位必将被飞机所取代。西姆斯虽因年迈及各种争议而在1922年退役，但新任战争学院院长克劳伦·威廉斯（Clarence S. Williams）及战术系系主任夏里士·朗宁（Harris Laning），均对航空战术持开放态度，并时常于学院内举行研习演练。此股开放风气不但对李维有极大影响，更使他的舰炮改良经验得以发扬。其时朗宁正以日德兰海战为基础，研究英美舰队对抗时航空母舰及潜艇的角色，以及其战术运用方法。在一次模拟战争中，扮演美国舰队司令的李维决定优先夺取制空权，在双方战列舰相遇前，先集中飞机轰炸英国舰队的航空母舰。演习美军虽未能完全制空，但李维的航空调配却是战胜的关键，使他大为朗宁赞赏。当朗宁在1924年调迁时，刚毕业的李维便获选接任战术系系主任一职，继续探究航空部队于传统炮战中的角色及应用方法。年日过去，李维深信航空兵将为未来海战之关键，决心投身航空事业，在1925年主动申请调迁，并获航海署负责人员调动的威廉·李海（李维于俄勒岗号之舰友）及海军航空署署长威廉·莫斐德（William A. Moffett）支持。[8]
奠定海军航空战术基础
[编辑]1925年6月，李维就任战斗舰队的航空指挥官（Commader, Aircraft Squadrons, Battle Fleet），旋即按法律要求考取飞行员资格。一如大部分转入航空事业之军官，李维仅参与飞行观察员（Observer）课程，而没有直接成为飞行员。10月李维登上美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兰利号，开始负责舰队所有航空部队的战术调动。巧合的是，兰利号的前身为朱比特号运煤舰，其首任舰长正是当年初尝舰艇指挥的李维。[9]
李维就任后先观察海军飞行员的执勤表现。他发现舰上的海军飞行员虽热爱飞行，却未有深思飞机在舰队应有的角色。登舰一周后，李维召集全舰飞行员，在演说中说之以理，动之以情，赢取飞行员的信任，以建立海军航空兵的战术模范为共同目标。李维随后将各项飞机的运用问题编成长篇列表，内容包括“战斗机应如何攻击对方战斗机？”、“飞机于空中侦察时应采取何种阵形？”、“飞机与飞机在空中的安全距离为何？”等等，然后要求各小队在飞行期间解答该等问题，并定时再与李维会议、商讨、甚至提出个人见解。李维再定期将该等问题连同最新的答案，以小册子形式分发给各飞行小队。此方法既可引导飞行员开发航空战术，同时又可存留其经验，后人更可青出于蓝。美国航母的战术改革路向便由此而定。[10]
李维同时希望实践自己于战争学院的航空战术构想。按照李维的构思，只要在最短时间派出最多飞机升空，则可将友军舰队的空中打击力度集中，并提升至极；而只要友军飞机较敌军早发现对方舰队，则可更早摧毁敌方航空母舰，从而夺取制空权；当友军舰队夺取制空权后，敌军舰队便无法有效侦察友军，既丧失战列舰的远距射击优势，同时更无法抵挡友军轰炸机的攻击。然而李维初次登上兰利号时，发现兰利号最多竟只可携带八架飞机，而一次最多只能派六架升空，根本不可能做到理想的战术效果。[11]
由于1926年的第6号舰队解难演习在即，李维渴望向海军展示航空兵的潜力，故此不断挑战飞行员的极限，用尽各种方法增加兰利号载机量，同时加快飞机起降所需时间。李维本人更经常在舰桥的梯间亲自指挥飞机起降，并向舰长下达加速转向命令，且乐于接受他人意见，使他深为飞行员信服。当2月演习举行时，兰利号已可一次派出16架飞机，并在演习中“轰炸”巴拿马运河水闸，立下先声。到1926年中，李维与兰利号舰长约翰·陶尔士（John H. Towers）及其他飞行员，已开发出一套系统性的航母运用方法，包括将飞行甲板用作飞机停泊及预热位置、飞机起飞后即时右转，使后方飞机可即时起飞、飞机小队降落前在母舰后方保持盘旋阵形，加快降落效率、甲板勤务人员按职分工，并以不同颜色上衣以示分别、飞机降落后先推往甲板前方停泊，直到全数降落后才推回后方补油，或降回机库维修。这些方法到21世纪仍为美国以至其他国家航母所使用。[12]
1926年中，李维获得美国舰队总司令查尔斯·休斯同意，将战斗舰队所有飞机聚集到圣地牙哥的北岛航空站作夏季特训，轮调其他小队到兰利号作海上训练，并继续向舰上飞行员（包括时任兰利号航空军官马克·密兹契及小队指挥官杰拉德·波根）软硬兼施。此等措施以及同年10月海军少校法兰·威纳（Frank D. Wagner）开发的改良俯冲轰炸技术，再加上1926年至1928年各次大小演习，构筑了美国全甲板攻击的战术雏形；至于莫斐德则全力负责航空兵的行政事务，为李维的航空部队争取来之不易的经费、维修零件、人员替补以及展现战术的机会。两人在职务上虽难免有所冲突，却能一直保持友好互助关系，令美国海军航空兵在内在外均能迈步发展。这使两人最终同被誉为“美国海军航空之父”。1927年李维曾短暂离职，随同美国海军高层参与日内瓦裁军会议，并在会议期间获擢升为少将，成为第二位投身航空兵的将官人物。1928年，李维随同兰利号参与第8号舰队解难演习，此时兰利号的载机量已提升至36架之多。[13]
由于兰利号本身的性能有限，李维要等到列星顿号及萨拉托加号两艘舰队航空母舰于1928年底完成训练，才有机会向海军全面展示航空兵的潜力。1929年初第9号舰队解难演习举行，李维在获得战斗舰队总司令威廉·普瑞特支持及配合下，将萨拉托加号独立编成特遣舰队，然后在28分钟内派出70架飞机，偷袭并摧毁巴拿马运河水闸，使航空兵在海军声名大噪。自此以后，海军内部不再争辩航母是否必须，而是如何在华盛顿及即将举行的伦敦海军限制会议的框架下，将航母部队发展极致。李维的航空事业也在此到达顶峰。[14]伦敦海军会议预备开展前，李维被调入海军事务委员会（General Board）协助处事，直到1930年中才重任战斗舰队的航空指挥官。不久普瑞特成为新任海军军令部长，推行海军架构改制。改制后李维身兼三职，包括第2航母战队指挥官（Commander, Carrier Division 2）、战斗部队航空指挥官（Commander, Aircraft, Battle Force）及美国舰队航空司令（Commander, Aircraft, U.S. Fleet），仍旧为少将职级。期间李维曾与属下恩斯特·金恩分别指挥航母，参与1931年的第11号舰队解难演习。演习后李维循例调回岸上，并被投闲置散，于马尔岛海军船厂等地工作。[15]
美国舰队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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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的仕途最终随著小罗斯福在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而有转机。其时普瑞特即将离任军令部长，向罗斯福大力举荐李维，既可善用其才，亦可定下航空军官再作晋升之路。同年5月小罗斯福任命李维为战斗部队战列舰指挥官（Commander, Battleship, Battle Force）及美国舰队战列舰司令（Commander, Battleship, U.S. Fleet），在6月上任，使李维一跃而为中将。7月1日李维再晋升为战斗部队司令，身兼战斗部队三项要职。到1934年，在军令部长威廉·史坦利（William H. Standley）及航海署署长李海推荐下，李维升任为美国舰队总司令，官至上将。[16]
在此期间，李维参与了橘色战争计画的制订。就在他正式就任战斗部队司令当日，时任美国舰队总司令的大卫·西勒（David F. Sellers），将军令部于1932年提出的“速攻”战略制成行动蓝图，交由李维负责各艘军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的动员与调配。但“速攻”战略在1934年时早已备受海军各方质疑，连军令部内亦有异议声音。假若日本向美国正式宣战，美国舰队难以在短时间内集结两洋军舰，然后避过日占南洋群岛的侦察，解决远洋航行的补给需要，最后增援被日本围攻的菲律宾，或与日本海军决战。此消彼长下，1920年代的“保守”战略方案起死回生，指海军必须以跳岛战术方式，在中太平洋建立反攻基地，然后再与日本舰队决战，最后在海上封锁日本，迫使其投降；菲律宾在战争初段几乎肯定会遭日本夺去。[17]
李维亦倾向了“保守”战略一方。1934年7月，“速攻”战略提倡者完成了“直接之道”（Royal Road）的计画制订，模拟一场三个月的太平洋战争方案，但不论军令部内的审议者、美国舰队总司令李维及军令部长史坦利本人，都已倾向“保守”战略，使此计画不久便要重新修改。12月史坦利将美国舰队西进的终点由菲律宾东移至特鲁克，但终李维及史坦利任内，新的计划仍未尘埃落定。[18]
另一方面，李维于任内亦卷入了海军内部改制的冲突。普瑞特于1931年推行的改制，原意是要将美国舰队架构从马汉的简单集结，改为以舰种为本的分工编组，并强化“美国舰队”在架构上的指挥权及行政权力。但舰种为本的指挥架构，意味著航空母舰可以特遣舰队形式编组，在战术指挥上与水面军舰平起平坐，甚至反过来指挥水面军舰。李维一直鼓吹航母与战列舰分开编组，以免航母容易遭敌军发现，减低舰队丧失制空权的风险。然而海军长久以来，均忧虑航母军官有否资历、能力与经验指挥水面舰艇。此股质疑造成的阻力，使1931年改制未有提升航空司令一职为中将。史坦利出任军令部长后，在舰队改制上的立场倾向保守，且认为美国舰队总司令不向军令部长负责，会造成海军决策上的权力分散，锐意将其权责收回军令部。这使李维与史坦利两人经常意见相左，而互为角力。史坦利多次以军令部之权力干预舰队的训练事宜，并试图将官署的物资调配权力收归军令部，最后仅在罗斯福的阻止下才未有成事。至于李维则在1935年离任前夕反击，向舰队所有少将或以上将官征集舰队改制意见，以编制普瑞特提倡的舰种为本指挥架构，更声言要完全废除“战斗部队”及“侦察部队”此一过时马汉集结舰队产物。然而海军事务委员会未及解决此事，两人俱于1936年退役离任。[19]军令部长与美国舰队的权责冲突，最终要到1942年金恩同时身兼两职才告解决，而航母为本的特遣舰队架构，则在1941年以另一形式实现：当年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哈斯本·金梅尔（Husband E. Kimmel），将列星顿号编入已没有战列舰的侦察部队，使其变相成为航母特遣舰队。[20]
最后，李维亦在任内参与多次舰队演习。在1934年的第15号舰队解难演习，李维以战斗部队总司令一职，尝试将舰队按舰种及任务编成分队，但效果未见理想。至于1935年举办的第16号舰队解难演习，李维原先希望在阿留申群岛及夏威夷举办，模拟日本从北方威胁夏威夷，而美国则从西岸派舰增援；但演习消息在1934年12月28日向外公布之际，正好是日本宣布退出华盛顿及伦敦海军条约之日。日本更宣称将会在千岛群岛进行舰队演习，使舆论猜测两国会否意外相遇而擦枪走火。最终李维将演习改于中途岛举办。[21]
退役、战时供职与晚年
[编辑]1936年6月，李维离任美国舰队总司令，并在同年编入退役名单，终身享有少将军衔。历经数年低调生活后，李维在1940年被召回海军部长办公室，为海军提出工程兵及航空工程人员的晋升及调配的建议。珍珠港事件后，海军部组成了珍珠港事件调查委员会，李维是惟一有海军航空军旅经验的委员。多场会议及听证会中，身为另一委员的史坦利再次与李维激辩。李维认为金梅尔未有派飞机定期巡逻珍珠港外海，负有严重责任，而史坦利则批抨李维对金梅尔过于敌视，且不应将所有责任尽归于金梅尔一人身上，最后仅以大局出发而未有提交不同意见书（Minority Report）。接著李维获罗斯福任命为租借法案的联络军官，并以退役身分于1942年再晋升为上将，一直到1945年12月才离任，到1947年4月才正式离开所有海军职务。此时李维健康已经恶化，并要长期住院。1948年3月25日，李维于马利兰州贝塞斯达离世，享年75岁。[22]
荣誉、纪念与轶闻
[编辑]在48年的海军军旅生涯，李维一共获得以下军事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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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飞行观察员徽章 | ||
| 海军十字勋章 | ||
| 海军杰出服役勋章 | 森逊奖章 | 美西战争奖章 |
| 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奖章 大西洋舰队横扣 |
美国防御服役奖章 | 美国战役奖章 |
|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奖章 | 圣茂里斯及拉匝禄骑士团 司令级 |
意大利王国勋章 司令级 |
美国海军一艘李海级导弹巡洋舰亦以李维为名。李维号导弹巡洋舰（CG-24）在1964年服役，曾参与越战，最后于1993年退役，后作靶舰击沉。
另外，李维亦被传为美式足球中发明头盔的人物。李维在1890年入读海军学院后，海军与陆军军校就在1891年举办军校际足球比赛，两军竞争甚为激烈。后来在一次比赛中，李维头部重伤，使海军学院校监下令李维停止作赛。然而李维却用鼹鼠毛皮等物料制作了一个头盔，并说服校监准其出赛。此后海军的美式足球队便开始有配戴头盔习惯。[23]至于另一传为美式足球头盔发明者占士·纳史密夫，则在1883年入读大学后引进头盔。
注释
[编辑]- ^ Wildenberg 2003，第11-25页
- ^ Wildenberg 2003，第27-44页
- ^ Wildenberg 2003，第45-46页
- ^ Wildenberg 2003，第47-56页
- ^ Wildenberg 2003，第57-66页
- ^ Wildenberg 2003，第67-89页
- ^ Wildenberg 2003，第89-105页
- ^ Wildenberg 2003，第106-119页
- ^ Wildenberg 2003，第109-125页
- ^ Wildenberg 2003，第126-127页
- ^ Wildenberg 2003，第128-129页
- ^ Wildenberg 2003，第128-135页
- ^ Wildenberg 2003，第135-162页
- ^ Wildenberg 2003，第1-10, 180-196页，Nofi 2010，第109-117页
- ^ Wildenberg 2003，第197-225页
- ^ Wildenberg 2003，第224-227页
- ^ Wildenberg 2003，第224-230页
- ^ Miller 1991，第180-212页
- ^ Miller 1991，第212-259页
- ^ Nofi 2010，第312页
- ^ Nofi 2010，第177-203页，Wildenberg 2003，第238-251页
- ^ Wildenberg 2003，第259-266页
- ^ Wildenberg 2003，第18-24页
参考资料
[编辑]
- Miller, Edward S., War Plan Orange: The U.S. Strategy to Defeat Japan, 1897-1945,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英语）
- Nofi, Albert A., To train the fleet for war: the U.S. Navy fleet problems, 1923-1940,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0, ISBN 978-1-884733-69-7 （英语）
- Wildenberg, Thomas, All the Factors of Victory: Admiral Joseph Mason Reeves and the Origins of Carrier Airpower,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Inc., 2003, ISBN 1-57488-486-7 （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