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遠
杜重遠（1897年—1943年9月），吉林懷德縣（今公主嶺）人，中國實業家。[1][2]
生平[編輯]
從實業家到抗日分子[編輯]
杜重遠14歲入奉天省立兩級師範學校附中，在中學時曾經參加反對二十一條的鬥爭。後擔任小學教員。1917年，他以官費留學日本，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學習窯業。在日本留學期間，他曾被推為代表，歸國參加反對日本侵占旅順和大連的活動。1923年夏，杜重遠歸國，在奉天（今瀋陽市）集資創辦遼寧肇新窯業公司。1927年3月，因為擴建工廠致使資金出現緊張，他不得不會見張學良請求援助，張學良遂投資12萬元作為個人股本。1929年，該公司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並且獲得了五年免徵營業稅的優待，公司還開辦了子弟學校。1927年，他當選奉天商會副會長，任內成功領導了商民反捐稅運動，並發動商民反對日本在臨江擅設領事分館，成功粉碎的日本的圖謀。1929年，他轉任奉天工會會長，兼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秘書。他曾幫張學良組織東北國民外交協會。[1][2]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到北平出任東北民眾救國會執委會常委兼政治部副部長。他還是張學良在北平成立的智囊核心組成員之一。後來他到上海，結識了鄒韜奮、沈鈞儒、胡愈之等人，並任《生活》周刊主要撰稿人。鄒韜奮讚揚其作品「感人特別的深，使讀者得到的益處特別的厚。」1931年11月底，他在上海經夏衍介紹會見了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中華國貨產銷合作協會在上海成立後，他任該協會常務董事，該協會在多座城市創設國貨公司，促進抵制日貨運動。1933年2月，朱慶瀾任會長的遼吉黑民眾後援會改組為東北熱河後援促進會，杜重遠成為該會的領導之一。此後，杜重遠率學生宣傳隊同朱慶瀾、黃炎培、穆藕初等人赴抗日前線，他和東北抗日義勇軍第二軍團總指揮王化一分別同東北軍將領湯玉麟、孫殿英、李贊廷等人談話，指出打回東北老家去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在江西九江創建了光大瓷業公司，任江西省陶業管理局局長，並援助東北籍流亡學生。[1][2]
《新生》事件[編輯]
1933年12月8日，《生活》周刊被國民黨當局以支持閩變為由查封，鄒韜奮被迫流亡海外。此後杜重遠於1934年2月10日在上海創辦《新生》周刊，並任主編。該刊保留了《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馬。鄒韜奮對此稱讚道：「這好像我手上撐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時即有一個好友不畏環境的艱苦而搶前一步，重新把這火炬撐着，繼續在黑暗中燃燒着向前邁進。」杜重遠還親自為《新生》每期卷首的《老實話》專欄撰稿。[1][2]
1935年5月4日，《新生》因刊載《閒話皇帝》一文，而遭到日本方面抗議，日本方面指使在上海的日本浪人抗議並搗毀了商店櫥窗，並要求上海市市長查封《新生》，嚴厲懲辦《閒話皇帝》一文的作者以及《新生》的編者。杜重遠聞訊從江西回到上海，勸告《閒話皇帝》一文的作者艾寒松暫避，並出庭接受審訊。在審訊中，律師沈鈞儒為杜重遠進行辯護，杜重遠自己則在庭上大聲疾呼：「中國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國還有什麼法律！」但杜重遠最終仍以觸犯「敦促邦交，侮辱友邦元首」的罪名而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零2個月。《新生》周刊也被上海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此事被稱為《新生》事件。[1][2]
1935年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抨擊國民黨當局稱：「日寇要求懲辦《新生》雜誌主筆和新聞記者，《新生》主筆和許多記者便立刻被逮捕監禁了」，「杜重遠等愛國志士為抗日而入獄」，這是在「中日親善等口號下所作的降日活動之露骨無恥行為，簡直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奇聞」。[1][2]
推動聯合抗日[編輯]
在獄中，杜重遠每天都受到工人、學生、實業家、文化界人士、東北軍官兵探監慰問。他還閱讀了周恩來通過中共地下黨員孫達生送來的大量馬列主義刊物，並和來探監的中共地下黨員胡愈之、孫達生等人討論時局。1935年7月，張學良致信慰問杜重遠，信中稱：「幾年來教訓頗多，特別是一年來，由於認識上的錯誤，一誤再誤。決心改弦更張，希望老朋友不要摒棄我。」杜重遠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不斷致信張學良，並托友人到西安面見張學良，勸說他聯合西北軍楊虎城、聯合中國共產黨。張學良接受了杜重遠的意見，和楊虎城、中共都改善了關係。1936年4月，張學良趁赴南京開會的機會，途經上海會見仍在服刑但已轉到虹橋療養院的杜重遠。此次會見由中共地下黨員孫達生安排在療養院外面的小樹林內。杜重遠指出聯合抗日是唯一出路，張學良則告訴杜重遠稱自己已同陝北紅軍達成秘密協議合作抗日。[1][2]
1936年9月，在中國輿論的壓力下，杜重遠獲得提前釋放。出獄後，他隨即於同年11月29日來到西安張學良處，繼續做促進張學良聯共抗日的工作。中共中央十分重視杜重遠的西安之行，葉劍英為報告此次行動而專門向周恩來、張聞天發了電報。[1][2]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後，正在江西景德鎮的杜重遠被國民黨軟禁。在宋子文、宋美齡、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參加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談判中，曾經涉及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問題，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曾經聯合推薦杜重遠、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等人入行政院，以宋慶齡為領導人，杜重遠、沈鈞儒、章乃器分任各部次長，但該方案後來未能實行。直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張學良將蔣介石送回南京並被扣留後，杜重遠才被解除軟禁。[1][2]
在新疆及遇害[編輯]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杜重遠奔走各地，為抗日軍隊籌集武器彈藥以及物資，並經常訪問八路軍太原辦事處、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先後會見周恩來、彭德懷、徐向前、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後來，杜重遠赴新疆考察，並於1938年在武漢徵得周恩來同意後，應盛世才之邀舉家遷居新疆，於1939年1月任新疆學院院長。1939年底杜重遠被盛世才停職、軟禁。1941年5月8日，他被盛世才逮捕，並被以所謂「漢奸」、「陰謀暴動」的罪名長期關押。關押期間，他受到酷刑折磨。1943年9月某晚，杜重遠被秘密殺害。其屍骨至今未能尋獲。[1][2]
著作[編輯]
- 《杜重遠文集》
參考文獻[編輯]
延伸閱讀[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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