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內容

何文鼎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何文鼎(1903年9月13日—1968年5月20日),別字靖周,別號繼周,陝西周至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國民革命軍中將軍長。[1]

生平

[編輯]

周至縣西鄉高等小學畢業。陝軍陸軍混成旅軍士養成所肄業,任陝軍第一師騎兵團見習官。1924年春由于右任保薦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2]在第三隊畢業後主動投奔閻錫山部任連長,[3]北伐戰爭後期在閻錫山部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十軍,後屬高桂滋部。1929年往武漢向顧祝同匯報反蔣,蔣介石說他是「忠黨愛國的好學生」,留在中央軍任營長、團長,胡宗南第一軍第四十九師少將副師長,參加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西安事變後任西安警備司令。中央訓練團將官班、陸軍大學將官班甲級第二期畢業。

1938年任陝西抗日義勇軍司令,在芮城靈寶一線組織民團。1939年6月授陸軍少將,任第三十四集團軍總部新兵補訓處處長,後所部改編為新編第26師,任師長,駐防固原,封鎖陝甘寧邊區

1940年傅作義發動五原戰役,何率新26師第77團千餘將士支援,在五原縣西山嘴與日軍激戰,為五原大捷創造了條件。1941年伊盟警備總司令陳長捷、新26師師長何文鼎騎七師師長朱鉅林等率部3萬多人進駐伊盟,計劃建立包圍陝甘寧邊區的北線防共封鎖線。中共中央為避免在綏遠抗日前線的伊盟同國民黨軍發生摩擦,指示伊盟工委、八路軍騎兵第三營撤回陝甘寧邊區。陳長捷借鑑十年前閻錫山搞的綏遠後套屯墾經驗,成立伊盟「屯墾督辦公署」,宣佈開墾牧場30萬畝,在很短的時間內,達拉特旗發動4次「獨貴龍」運動。1943年3月26日伊盟事變發生後,國民黨當局指令陳長捷何文鼎朱鉅林以伊盟守備軍、騎7師、新26師軍事鎮壓。中國共產黨從堅持團結、堅持抗日的大局出發,主張、促進「伊盟事變」和平解決。在軍事鎮壓失敗和全國輿論的壓力下,蔣介石、傅作義不得不同意和平解決。伊盟事變當事方向國民黨當局提出:陳、何、朱的部隊立即撤出伊克昭盟;嚴懲肇事罪魁陳長捷何文鼎朱鉅林,釋放被捕蒙胞;賠償蒙胞損失,救濟被難蒙胞,撫恤被害蒙胞家屬;保證蒙胞享有自治權、信教自由及保存風俗習慣的權利;保證蒙胞人權,不得任意更換軍政職員和殺害蒙胞;免徵蒙胞土地、駝馬牛羊及糧食。經過4個月的反覆談判,國民黨當局被迫答應將陳長捷撤職、暫緩開墾蒙地和征派糧畜、暫撤駐扎薩克旗王府的軍隊、「宣慰」扎薩克、烏審兩旗。1943年10月組建第六十七軍,任軍長。1943年冬中央嫡系騎兵第7師改隸第六十七軍(軍長何文鼎),朱鉅林升任第六十七軍副軍長調離騎7師。1944年夏,何奉命討伐德王偽蒙軍。1944年8月到重慶覲見蔣介石,蔣對何「勖勉備至」 ,並送何手槍四箱、衝鋒鎗兩箱。

1945年8月日軍投降,第六十七軍在第十二戰區司令傅作義指揮下進佔包頭,八路軍發起綏遠戰役,傅作義部迅速收縮,何部行動慢了一步,10月25日何部第六十七軍新編第26師在卓資山地區被晉綏軍區賀龍部隊重創,何收拾殘部退守包頭。11月12日起,包頭又被八路軍包圍,傅作義急派董其武空降包頭指揮,八路軍戰力衰退後,傅作義派第107師解圍成功,蔣介石向何頒發了青天白日勳章。但第六十七軍損失過重被撤銷。1945年末第十七軍軍長高桂滋調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調何文鼎回陝西接任第十七軍軍長。1946年為整編第17師師長。整十七師師部當時正由武威返回平涼途中,轄三個整編旅,第十二旅旅長陳子干擔任蘭州城防,第四十八旅旅長何奇駐防彬縣封鎖陝甘寧邊區,第八十四旅旅長任子勛同師部駐平涼四十里舖訓練。7月27日何到平涼就職。7月31日率領整84旅由平涼徒步出發,晚間到了平涼東南約八十里路的安口窯。8月1日乘汽車一百輛離安口窯鎮,晚上到陝西隴縣住宿,當日汽車壞了十餘輛。8月2日乘車趕到寶雞,換乘火車赴西安在三橋站下車,進山圍剿中原突圍王震三五九旅部隊:250團開往戶縣山口,251團赴周至縣城。何同任子勛帶整84旅部到達周至縣城,齊天然的251團已進田峪口子(在周至縣東南),梁鐘的250團已進入了辛口子(在周至縣南),兩團糧秣均在周至縣補給。

1947年3月攻佔延安後,整編第17師進駐甘泉,擔任延安至鄜縣的護路任務。此時整編第十七師副師長梁文鐵、參謀長宋質堅,轄三個整編旅,即第十二旅(旅長陳子干)、第四十八旅(旅長先是何奇,後為康莊)、第八十四旅(旅長張淇)。1947年8月5日蔣介石飛抵延安,住在南關西坡的邊區外交賓館,8月6日早上何趕到延安,在蔣吃早飯時覲見;早飯後蔣乘專機飛離。胡宗南轉達:「總裁指示,今後在陝北作戰,不要穩紮穩打,要用急進猛打的戰法,補救過去的缺陷。」「共軍圍攻榆林,想誘我們去解榆林之圍,在米脂以北地區,設伏殲滅我軍,我們現在再不上他們的當了。總裁指示,解榆林之圍,我們主力緩緩地沿咸榆公路北上,叫鍾松整編第三十六師由左翼急進出擊橫山,沿長城北邊東進,側擊榆林附近的共軍。榆林解圍之後,乘共軍未遠退時,我們北上主力配合榆林南下的整編第三十六師,在榆、米之間同共軍決戰,這是一個關鍵戰役。」8月20日前後,沙家店戰役整編第三十六師被打垮,整編第一二三旅旅長劉子奇被俘。北上的董、劉主力到處白跑,進退維谷。胡宗南對陝北戰事採取以守代攻的戰略,保持綏德清澗瓦窯堡三點,仍以原來駐守上述各地之部隊防守,將整編第一軍和幾個整編旅調到洛川以南地區,逐漸轉移到關中;另一面把遭受嚴重打擊的幾個旅抽調到川北、豫西去接新兵,補充實力。1947年10月8日,胡宗南令整編第17師移駐延安,何文鼎兼任延安警備司令。整17師(欠整84旅)接替整27師防務並擔任延安至甘谷驛的守備任務,維護延安到洛川咸榆公路交通線的安全;整27師擔任甘谷驛至黃河西岸的守備任務。這時,整17師建制內只有整12、整48旅,整84旅已於5月間派往豫西接新兵去了。10月11日清澗戰役整76師被全殲,師長廖昂、參謀長劉學超被俘,接着綏德、瓦窯堡守軍也在救援清澗的整編第一師和整編第九十師掩護下棄城南逃。胡宗南便放棄了守延河南岸計劃,而代之以「固守延安,誘敵攻堅,內外夾擊」計劃。按照這個計劃,整編第十七師的任務是迅速增強延安城郊工事,準備固守;整編第二十七師控制於金盆灣地區,以備解放軍攻打延安時內外夾擊,達到消耗對方和拖延時間的目的。延安指揮所主任裴昌會指示:「現在我們不能在野戰方面同共軍決勝負了,只有依靠強固工事來打消耗戰,目前共軍主力仍在延安以北地區,若能把工事趕快修好,消耗戰的目的定會成功的。」10月20日前後,胡宗南由延安回西安。裴昌會接替謝甫三陝東兵團指揮官,12月下旬延安指揮所撤銷,控制在金盆灣的整27師調到洛川以南地區,只剩下延安一座孤城,內外夾攻的計劃破產。咸榆公路時斷時通,延安補給全賴空運。為了確保延安,達到消耗戰的目的,延安原有工事修理完整,並添補新的石碉。把延安周圍高地川道分為三個守備區:以清涼山、東關飛機場包括東川道為第一守備區,由第三十四團團長齊天然負責防守;寶塔山包括南川道為第二守備區,由第三十五團團長吳子清負責防守;延安西城高地包括北川道為第三守備區,由第三十六團團長王粲輝負責防守。整編第十二旅旅長陳子干擔任指揮,負責督修工事。延安周圍高地都削成兩三丈高的峭壁,使人無法攀登或通過,重新增添石碉群,達到攻不破、摧不毀的強度。把延安城內外東、南、北三個川道和各山腹溝道均用極厚的石條,構築成上下兩層的石碉群,每個石碉配合三個到五個小伏地碉,作為鞏固主碉補助射擊之用。這種石碉曾用山炮試驗過,確實做到了打不垮的程度。為了修建石碉,把延安城關住人的石窯洞拆毀了四五十個,城內外路兩邊的石條統統挖掘出來,令工兵第八團用風鑽在南山打了數百塊石塊,才湊齊將近200個石碉的石塊。石碉所用的木料計有千餘條,拆掉了延安西邊的煉鐵廠、國際醫院,橋兒溝天主堂、西北局辦公大廳、北關黨校七處住房和黨校大禮堂的地板。石碉完成後還認為不堅固,向延安要了500民工,將延安東、南、北三個川道,各挖深3公尺、寬4公尺兩道外壕,壕內均放滿了水。在北關路北為掃清射界還拆除百姓的房舍,強迫他們遷移。為了防止解放軍便衣隊混入城內,在三個川道口設置了檢查站,盤查出入商民。每周舉行特種會報一次,督令警備隊在夜晚抽查戶口,遇有可疑之人,即逮捕起來,送交警備部軍法處管押。延安經常食糧、馬料不足,尤其在1948年3月下旬到4月中旬,延安成為孤島期間,因此,名為出外游擊,實則到處搶劫食糧、馬料,將延安百里以內弄成了無人區。

1948年3月初宜瓦戰役剛落幕,孤懸於陝北的何文鼎多次向胡宗南請求撤退,為了躲過正在延安以南黃龍山區休整的解放軍西北野戰軍,確保絕對安全,何文鼎提議率領部隊繞個大圈,重武器空運西安,部隊輕裝由延安向北,經安塞、靖邊、定邊,取道寧夏、甘肅回關中的方案。這樣雖然要多走上千公里,但沿途各省都是國民黨統治區,可以確保萬無一失。遭胡宗南斷然拒絕。1948年3月29日在南京召開「行憲國大」,蔣介石在大會報告:「國軍仍然是有力量的,要佔領共產黨的政治中心延安,就能夠佔領延安;要佔領共產黨的經濟中心煙臺,就能夠佔領煙臺。」

1948年春,西北野戰軍宜瓦戰役後出關中,發起西府隴東戰役。4月7日,共軍地方游擊隊佯攻延安清涼山,駐守寶塔山的部隊急忙收縮陣地,放火燒毀碉堡,引起彈藥爆炸,一時響聲震動全城。4月19日胡宗南確定西野主力集中到寶雞一帶,4月20日派西安綏署參謀處長裴世禺與西安的空軍第3軍區副司令易國瑞、西安綏署二處處長金樹雲,向何文鼎下達了命令:4月21日率指揮延安所有部隊及國民黨黨政機關撤離延安南下,「整十七師即秘密破壞延安工事,焚毀不能攜行軍品及物資,於四月二十一日放棄延安,先解洛川之圍,會合洛川守軍楊蔭寰旅(第47旅),取捷徑,加速南下,準備與暫二旅會師耀縣。」4月21日天剛亮,何文鼎下令隨身攜帶了5天的糧食,放火燒毀了帶不走的糧食物資,攜帶隨軍眷屬和城內各級黨政機關(陝北行署、延安專署、延安縣政府等)官員,以整編第48旅、整編第17師師部、延安警備司令部、山炮營、重炮連、戰車連、工兵第8團、兵站和醫院、整編第12旅的次序出發,突然南撤。隊列綿延約10公里,部隊達2萬多人。在西府地區作戰的彭德懷給還在包圍洛川的西野第三縱隊司令員許光達發電報,讓出洛川通道,在敵人南撤途中尋找戰機:「何文鼎馬(21日),全部南撤。由於野戰軍在涇、渭間繼續擴大勝利進攻,川陝與西蘭交通均截斷,敵有被逼放棄延安、洛川模樣。三縱隊應以一個團,附電台,派得力指揮員率領,於二十三日前,位置於交口、中部、偏橋之線,節節阻擊南逃之敵,待敵先頭退至偏橋時,該團主力應靈活隱蔽集結偏橋以西,以便配合縱隊主力,東西伏擊南退敵之後尾一兩個團。以一個營,寬正面繼續阻擊,引敵主力南退。縱隊主力隱蔽集結偏橋東南地區。伏擊得手後,不顧一切猛追。」4月21日晚到甘泉。4月22日到茶坊。4月23日晚抵達洛川會合了整48旅之第143團及整編第61旅楊蔭寰部。由於4月10日解放軍圍攻洛川,修建的防禦工事妨礙了部隊通過,且部隊疲勞,何決定在洛川休整一天。4月24日下午胡宗南緊急致電何文鼎,稱據空軍偵察,洛川以南經中部縣宜君縣耀縣咸榆公路被破路嚴重,車輛難以通行,公路兩側高地有共軍伏兵。胡宗南命令改走東大路,即洛川白水蒲城渭南。何文鼎決定為了安全起見,又裹脅了2000多名老百姓,以便遇到共軍堵截時當擋箭牌。4月25日凌晨先派了一個團沿西包公路南下,行抵常家塬發現可疑情況,折回縣城報告,遂決定改出東門沿洛白大道南逃。故此,4月25日上午10時才從洛川出發。西北野戰軍第三縱隊偵察到敵人攜有重武器,勢必從西包公路南逃,主力於黃陵、宜君間阻擊圍殲。洛川游擊隊偵察得知蔣軍改道洛白大路,一面在谷咀溝、賀桌、白家咀沿途阻擊,拖住敵人行程,並斬斷敵人南逃必經之路的鄜城橋,一面迅速通知西野三縱。何文鼎自恃武器優越而不願丟棄輜重,洛白大路年久失修,只走了40里,4月25日晚宿槐柏鎮及以南的白家咀村。4月26日拼力趕修鄜城橋,行軍趕到元圪塔、吳家莊時天色已晚,只好就地宿營。許光達部西野三縱從黃陵、宜君兼程趕來,於4月26日晚趕到石頭鎮及以北的吳家莊,國軍大隊人馬已經通過。許光達遂改變計劃,指揮部隊窮追猛打直至白水城郊。4月27日早上出發後,先頭部隊在史家河南梁與共軍爆發激烈的近距離遭遇戰,激戰至日落,團長王粲輝被擊斃。4月28日,全軍失控,形同潰退,爭先恐後,經縱目於下午14時抵達洛河北岸,洛河水位高漲,將坦克、汽車、重炮及車輛都無法過河,飛機空投西安綏署通報澄城縣北邊有共軍騎兵群向西活動,令其迅速過河到白水縣與迎接部隊匯合。西野三縱又尾追而至,何文鼎只得率部匆忙徒涉過河,重武器和車輛盡被三縱繳獲。當夜何文鼎電告胡宗南,要求派飛機去炸毀丟棄在洛河北岸的重武器。胡宗南復電何文鼎,要他次日(4月29日)率部回洛河北岸,重新奪回這些重武器。心有餘悸的何文鼎沒有勇氣折回北岸,他指揮的軍隊更是軍心渙散,無法再打。4月29日早上,何文鼎部與胡宗南派來接應的接應部隊夏禹卿暫編第2旅會合,一同繞過白水縣,當晚進抵蒲城。5月1日,逃軍全部在蒲城收攏。在蒲城清查,該師計陣亡官兵370餘人,受傷500餘人,逃亡與被俘近3000人,損失榴彈炮2門,山炮13門,野炮8門,戰車8輛,載重汽車48輛,小吉普車7輛,彈藥、被服數量更多。西野三縱統計,此役殲滅整編第61旅182團、整編第17師師部與野炮營、整編第48旅144團各一部,斃傷敵千餘人,俘敵1500餘人,繳獲汽車、坦克、榴彈炮、山炮、野炮等全部重武器,計有重炮2門,山炮13門,野炮8門,戰車8輛,汽車48輛,吉普7輛。5月10日蔣介石、胡宗南召其到長安縣太乙宮,蔣同其他人談完話後,斥責何「怕死,無恥」之後,再沒說一句話,即時出了太乙宮乘飛機回南京,何被「撤職查辦」。

後出任秦嶺中部守備區中將司令官,駐周至縣城,守軍全系新兵。1949年5月中旬,第一野戰軍發動陝中戰役[4],何的渭河防線被摧毀,第三次撤職,率殘部南撤四川廣元。1949年10月被任命為第七兵團中將副司令官,駐防四川溫江。1949年11月蔣介石在成都召見何,將秦嶺至四川溫江的國民黨軍隊指揮權及名存實亡的西安綏靖公署交給何。1949年12月25日與第七兵團司令裴昌會在四川德陽通電起義,並電促徐經濟(黃埔一期)率新五軍投誠。

1950年10月因佔據延安期間的歷史反革命罪行,押送北京戰犯管理所。1961年12月特赦。1964年分配到西安市剪刀廠工作。

198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確認其為起義人員,撤銷1961年特赦令。

著作

[編輯]

著有《在秦嶺山區堵截八路軍三五九旅親歷記》[5]、《整編第十七師從擔任護路到守備延安的經過》[6]、《蔣軍胡宗南部進犯延安及其由延安逃跑潰敗經過》[7]等回憶文章。

榮譽

[編輯]

參考文獻

[編輯]
  1. ^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何文鼎》,来源: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发布时间:2020-05-20. [2021-11-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1-28). 
  2. ^ 趙金康:「黃埔軍校一期學生入校簡況」,《史學月刊》,1994年第4期,第105-106與第67頁。
  3. ^ 劉育鋼:「關於黃埔軍校一期中共黨員學生的若干問題考辨」,《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21-126頁。
  4. ^ 蕭超然, 樑柱, 汪其來. 《中共黨史簡明詞典》. 解放軍出版社. 1986年: 295頁.
  5. ^ 何文鼎写于1963年9月1日:“在秦岭山区堵截八路军三五九旅亲历记”,发表于《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2021年11月28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年11月28日). 
  6. ^ 何文鼎:“整编第十七师从担任护路到守备延安的经过”,发表于《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第二章胡宗南进攻延安,宁、青二马出动配合”,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01月版,ISBN 9787503400650. [2021-11-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1-28). 
  7. ^ 何文鼎:“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及其由延安逃跑溃败经过”,发表于《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2021-11-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1-28). 
  8. ^ 國民政府令. 國民政府公報 (國民政府文官處). 1946-01-01,. 渝字第947號: 3頁 [2023-11-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