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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標：76°31′40″N 69°16′55″W / 76.52778°N 69.28194°W / 76.52778; -69.2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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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1968 Thule Air Base B-52 crash、1968年圖勒空軍基地B-52墜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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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圖勒空軍基地B-52墜毀事件
一架B-52G轟炸機，與在圖勒空軍基地墜毀的飛機外觀相似。
事件概要
日期1968年1月21日
摘要空中起火
地點格陵蘭圖勒空軍基地西方12.1公里（7.5英里）遠處（早期地名為皮圖菲克（英語：Pituffik））
76°31′40″N 69°16′55″W / 76.52778°N 69.28194°W / 76.52778; -69.28194[1]
飛機概要
機型B-52同溫層堡壘戰略轟炸機
營運者美國空軍戰略空軍司令部第380戰略轟炸聯隊（英語：380th Air Expeditionary Wing）
註冊編號58-0188
起飛地普拉茨堡空軍基地（英語：Plattsburgh Air Force Base）
中停地巴芬灣（等待航線）
目的地普拉茨堡空軍基地[2]
機組人員7
死亡1
受傷0
生還者6

1968年美國圖勒空軍基地B-52墜毀事件是一起發生在1968年1月21日的飛機墜毀事件，事件中一架美國空軍的B-52轟炸機於丹麥領地格陵蘭的美軍圖勒基地附近墜毀。這架B-52轟炸機攜帶了4顆B28FI氫彈，執行冷戰期間的鉻穹頂行動（英語：Operation Chrome Dome），在飛越北冰洋的巴芬灣時，因為機艙起火迫使機組人員在迫降至圖勒基地前棄機逃生。6名機組人員成功脫險，但其中1名因為沒有彈射座椅，在試圖跳傘時死亡。飛機隨後墜入格陵蘭北極星灣（英語：North Star Bay）[a]的海冰上，導致4顆氫彈頭破裂並擴散，產生大範圍的放射性污染。

美國和丹麥啟動了一次集中清理和恢復工作，但其中一顆彈頭未被找到。事發後美國戰略空軍的《鉻穹頂行動（英語：Operation Chrome Dome）》立即終止，這更加突出此任務的安全和政治風險。隨後一系列的安全措施被加強，並研製出供核武器使用更穩定的常規炸藥。

1995年，有報告揭發丹麥政府（英語：Cabinet of Denmark）有意對格陵蘭的核武器事故保持緘默，這違反了1957年丹麥的無核區（英語：Nuclear-free zone）域政策。參與清理的工人因為核輻射產生相關疾病，一直在尋求賠償。2009年3月，時代雜誌評選本次事故為世界上最嚴重的核事故之一[4]。

圖勒監控任務（Thule Monitor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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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線上有四座金屬結構組成的天線陣列，右側有一個看起來像高爾夫球的雷達罩。
圖勒空軍基地的彈道飛彈早期警報系統（英語：Ballistic Missile Early Warning System）（BMEWS）天線陣列，右側有一座現代化衛星控制網絡雷達罩（英語：Radome）。

1960年，美國空軍戰略空軍司令部開啟『鉻穹頂行動（英語：Operation Chrome Dome）』，該行動是由托馬斯·鮑爾（英語：Thomas S. Power）將軍策劃的冷戰空中警戒計劃，此方案預計在蘇聯邊境上空24小時常駐12架裝載核武器的波音B-52同溫層堡壘戰略轟炸機。[5][6]當蘇聯發動第一次核打擊時，這些常駐於空中的轟炸機可在美國遭受打擊後保有戰略空軍司令部攻擊能力，[6][7]自1961年開始，B-52轟炸機秘密飛往圖勒空軍基地執行『硬頭任務』（Hard Head mission，或稱為『圖勒監控任務』；Thule Monitor Mission）。『硬頭任務』屬於『鉻穹頂行動』的一部分，該任務目的是維持長期空中監控給具有重要戰略性的彈道飛彈早期警報系統（英語：Ballistic Missile Early Warning System）（BMEWS），達成早期24小時全年監控蘇聯導彈發射的空中警戒任務。[8]這確保了如果北美空防司令部與基地之間的通信連結被切斷，那麼機組人員可以確認通訊中斷是由實際攻擊造成，或僅僅是技術故障引發的。[6][9][b]當指定的飛機抵達巴芬灣75°0′N 67°30′W / 75.000°N 67.500°W / 75.000; -67.500航點（英語：Waypoint）並在11,000米（35,000英尺）的高度時開始執行監測任務，駕駛員將持續以8字形圖案盤旋在指定航點和空軍基地之間的等待航線上空。[8]

Map of Greenland showing the location of Thule on its northwestern shore
圖勒基地
圖勒基地
巴芬灣航點
巴芬灣航點
圖勒基地與75°0′N 67°30′W / 75.000°N 67.500°W / 75.000; -67.500巴芬灣航點的相對位置。

1966年，因預警衛星已開始運行，同時美國軍方逐步採用導彈當作攻擊平台，於是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提議削減「鉻穹頂行動」的航班，逐漸淘汰現有轟炸機，削減後每年可節省1.23億美元（換算至2024年該幣值為11.6億美元）。戰略空軍司令部與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此計劃表示反對，經過討論後雙方對減少航班上達成妥協，即每天由4架轟炸機組成較小的編隊處於警戒狀態。儘管1966年發生帕洛馬勒斯B-52墜機事件，凸顯了航班減少所造成的飛行風險，但戰略空軍司令部仍繼續部屬1架B-52在圖勒空軍基地上空執行監測任務。這項任務是在美國民政當局不知情的狀況下執行，因為戰略空軍司令部認為美國民政當局沒有「需要知道（英語：Need to know）」這些特殊行動訊息。[10]

斷箭（Broken A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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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月21日，一架編號58-0188的B-52G同溫層堡壘轟炸機，呼號為「HOBO 28」[11]，原隸屬於紐約州普拉茨堡空軍基地（英語：Plattsburgh Air Force Base）第380戰略轟炸聯隊（英語：380th Air Expeditionary Wing），該機在收到『硬頭任務』執行命令後自普拉茨堡空軍基地起飛至圖勒和附近的巴芬灣海域。[12]轟炸機機組包括5名常規人員，主要人員有機長約翰·豪格（John Haug）上尉、替補導航員柯蒂斯·克里斯（Curtis R. Criss）上尉[13]、代理第三飛行員阿爾弗雷德·德馬里奧（Alfred D'Mario）少校等。[11]

轟炸機起飛前，德馬里奧坐在下層機艙尾部的領航教員座椅上，他先是在座椅下方的加熱通風口頂部放置三片包着布套的泡棉墊，起飛後不久又在座椅下方多放一個坐墊。轟炸機起飛後一直很順利，直到在抵達與KC-135空中加油機進行空中加油的預定位置前，機上自動駕駛發生錯誤無法運作，機組人員只得改為手動駕駛。加油完過一小時後，轟炸機已抵達指定區域上空並開始盤旋，機長豪格指示副駕駛倫納德·斯維堅科（Leonard Svitenko）休息，由德馬里奧暫代其職。儘管加熱器已用可變電阻調高溫度，但機組人員仍感到寒冷不舒服，因此德馬里奧打開了發動機供氣閥，將額外的熱空氣從發動機歧管送入加熱器。[8]然而加熱器後來發生故障，熱空氣從發動機歧管流向機艙加熱管道時幾乎沒有冷卻，使得機艙內溫度在接下來半小時突然飆高，讓人員感到非常燥熱，[3]同時點燃存放在領航教員座椅上的座墊。[14]起初沒有人發現異樣，直到一名機組人員報告他聞到橡膠燃燒的氣味後，所有人才開始尋找起火點。一名導航員搜查下層機艙兩次後，才在一個金屬箱後面發現着火處，接着他試圖用2具滅火器撲滅火災，但無法將其撲滅。[15][16]

圖勒空軍基地的航拍照片，此時陸地以被雪覆蓋，但海灣還未結冰。
照片前景為圖勒空軍基地，遠方為北極星灣（英語：North Star Bay），事故發生時北極星灣正被海冰覆蓋。

由於火勢無法撲滅，豪格只好在美國東部時間15點22分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此時該機距圖勒空軍基地以南140公里（90英里）處飛行已超過6小時。豪格同時告知圖勒航空交通管制中心飛機失火，請求允許飛機緊急降落在空軍基地。 [17]通知完不到5分鐘，飛機上的滅火器就用完了，機上電力中斷，駕駛艙內充滿煙霧，導致飛行員無法讀取儀表。[12][18]隨着情勢持續惡化，機長意識到已無法降落飛機，僅能通告所有機組人員準備棄機逃生。他們先等待德馬里奧確認飛機是否已在陸地上空，當確認飛機已在圖勒空軍基地發出的光源上方時，4名機組人員先彈射出來，豪格與德馬里奧緊隨其後。副駕駛斯維堅科在後備飛行員接替時放棄使用彈射座椅，轉而透過一個下部舷窗嘗試跳傘逃生，然而卻因頭部受到致命創傷而喪命。[16][19][20]

所有人逃生後，無人駕駛的轟炸機最初仍向北飛行一段距離，接着左轉180度。最後於北美東部時區15點39分，飛機與地平線以夾角20度墜毀在北極星灣（英語：North Star Bay）海冰上，此處距圖勒空軍基地以西約12.1公里（7.5英里）。[c]機上4枚1.1百萬噸級[21]B28FI熱核炸彈的常規高爆炸藥部位在撞擊時引爆，使核彈變得如同髒彈般，內含的放射性物質污染大片面積。[22]慶幸的是，由於該類型核彈安裝改進的引信和觸發系統，確保核彈意外墜落後不會引發核爆炸。[23]在墜機後的五到六個小時內，大火燃燒102公噸（225,000英磅）航空煤油，產生極高熱度融化海洋冰蓋，導致轟炸機和炸彈殘骸沉入海底。[24]

基地周圍的因紐特人與美國空軍合作處理圖勒空軍基地B-52轟炸機墜毀事件，當時僅能以雪橇到達墜機地點。

豪格和德馬里奧跳傘後降落到空軍基地，並在10分鐘內與基地指揮官取得聯繫。他們向指揮官通知，至少有六名機組人員成功彈射逃生，同時機上攜帶四枚核彈；[13]基地指揮官立刻召集所有未值勤的工作人員來搜救剩餘的機組人員。由於極端的天氣條件、北極極夜、以及無法航行的冰層影響，該基地主要依靠丹麥國營企業皇家格陵蘭貿易部（英語：Royal Greenland Trading Department）圖勒代表延斯·靳格勒森（Jens Zinglersen）在當地招集的狗拉雪橇隊進行搜索。[25]三名倖存者降落於距基地2.4公里（1.5英里）的範圍內，並在2小時內獲救。[26][27]為了感謝靳格勒森在最初搜救行動以及後續清理中協助處理事故，美國大使懷特（K. E. White）於1968年2月26日頒給他一枚空軍聘僱人員服務績優獎章。第一個從機上彈射逃生的克里斯上尉在離基地9.7公里（6英里）的地方着陸，然而他在浮冰上迷路了21小時，長時間在−31 °C（−23 °F）的溫度下導致克里斯失溫，但他把自己裹在降落傘布裏取暖而活了下來。[13][27]

事後立即對墜機現場進行空中勘測，但只尋獲六個發動機、一個輪胎、以及在黑色冰面上散落的小塊碎片。[28]該事故後來被定義為『斷箭（英語：United States military nuclear incident terminology）』（Broken Arrow），泛指涉及核武、核彈頭或核元件的意外事故，但是無釀成核戰的危險。[29][30]

冰冠計劃（Project Crested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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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機現場的航拍照片，顯示一條長長的黑色痕跡，看起來像是一條在白紙上的墨跡。
墜機現場的黑冰航拍照片，撞擊點位於照片頂部。

由事故中心點產生的爆炸和火災摧毀了散佈在1.6乘4.8公里（1乘3英里）區域內的許多組件。[31]墜機區域以北3.2公里（2英里）處發現了部分炸彈艙（英語：Bomb bay）殘骸，這表明轟炸機在墜落前即開始解體。[32][33]撞擊點的冰面被破壞，暫時暴露出直徑約50米（160英尺）的海水區域，海面散佈着上翹和移位的浮冰。[34]墜機點以南區域，可以看見一塊1,300乘7,200英尺（400乘2,200米）的黑色冰面，顯示轟炸機燃料雖已燃燒，但該區域被JP-4噴射燃油及放射性元素嚴重污染[34]，其中包括鈈、鈾、鎇、氚等，[35][36][37]其中事故現場測得鈈含量高達每平方公尺380毫克。[22]

事故現場的放射性物質種類[37]
核素 半衰期 衰變類型
鈾-238 45億年 α衰變
鈾-235 7億年 α衰變
鈾-234 250,000年 α衰變
鈽-239 24,000年 α衰變
鎇-241 430年 α／γ衰變
鈽-240 6,600年 α衰變
鈽-241 14年 β衰變
氚 12年 β衰變

美國和丹麥官員事後立即啟動《冰冠計劃》（英語：Project Crested Ice，另一非正式名稱為《Dr. Freezelove》[d][39]），該計劃是一項清除碎片殘骸並遏制環境破壞的行動。[40]儘管當時北極是寒冬季節，執行人員必須在極夜與寒冷的天氣下工作，但考慮到春季時海冰將會融化，可能使更多污染物沉積到海裏的狀況，因此整個行動要在融冰季前完成清理工作的壓力相當大。[41]

事故現場所設立的「亨齊克營」（Hunziker）營地。

事故現場的天氣條件變化極端；當地平均氣溫為−40 °C（−40 °F），有時還會降至−60 °C（−76 °F），低溫的同時還伴隨着高達40米每秒（89英里每小時）強風。在這樣的氣候條件下，設備故障率偏高，電池在寒冷條件下的工作時間也較短；操作員後來改裝使用的科學儀器，使電池組能用人員的外套攜帶，以便能延長電池使用壽命。[42]整起行動在2月14日太陽升起前都僅能在黑暗中進行，直到2 月14日後陽光才逐漸開始出現。[40][43]

執行人員在墜機現場建立一座大本營，並以負責此次行動的美國空軍理察·奧弗頓·亨齊克（英語：Richard Overton Hunziker）將軍命名為「亨齊克營」[44]；該營區包括一座直升飛機場、冰屋、以及發電機和通訊設施。墜機4天後的1月25日，執行人員繪製一條基準線，將1.6乘4.8公里（1乘3英里）的區域圈起來，用以測量區域內α粒子的污染狀況。[45]該基準線隨後用於控管出入人員（英語：Human decontamination）及車輛的去污作業。為了方便出入，執行人員從事故地點到圖勒間修建一條冰路。隨着後續第二條更筆直的道路完工，第一條道路上的冰面就不會因過度使用而發生危險。[46]該營地後來進行擴建，包括一座大型組合屋、兩座滑雪建築、幾間小屋、一輛洗消拖車和一間廁所，這些設施可在墜機現場24小時全天運行。[47]

一台起重機將受污染的冰裝載到一個大型鋼罐中。
在《冰冠計劃》（Project Crested Ice）期間，受污染的冰在圖勒裝入鋼罐中。

美國空軍與丹麥核科學家接下來合作策劃清理方案，由於黑色冰面區域受到洩漏燃料嚴重污染，當夏季冰層融化時，放射性燃料會漂浮在海面上，隨後有擴大污染整個海岸的疑慮，因此丹麥方堅持必須移除整個黑色冰面區，以避免發生上述可能性。[48]丹麥一方還堅持清理行動完成後，核廢料不能留在格陵蘭島，因此要求亨齊克必須將受污染的冰塊和殘骸運往美國進行處置。[49][50]美國空軍人員使用平地機集中受污染的冰雪，並在墜機現場直接裝入木箱中。這些箱子隨後轉移到圖勒空軍基地附近一個被稱為「Tank Farm」存放區，[51]接着在上船運送前這些受污染的廢料還須先轉移至鋼罐內，之後才能送回美國本土。[52]殘餘的武器碎片送往德克薩斯州潘泰克斯核子工廠（英語：Pantex）進行評估，[53]裝有廢料的鋼罐則運往南卡羅來納州薩凡納河區（英語：Savannah River Site）。[54]根據亨齊克事後公開聲明，已有93％受污染廢料從事故現場移除。[55]

然而在1987—88年以及2000年，丹麥媒體曾報導稱其中一枚核彈尚未尋獲，[56]但戰略空軍司令部在事故發生時卻表示，4枚核彈已全部摧毀。2008年，BBC發表一篇文章揭露當時僅找到3枚核彈，該文章基於部分解密文件，而這些文件則是透過多年前資訊自由法管道獲得的。這些文件似乎證實在事故發生後的幾週內，調查人員意識到只有3件核彈可以被查明。其中一份標註日期為1968年1月的解密文件內詳細描述一處黑色冰面，重新凍結時結冰內含有武器用降落傘的吊傘線（英語：shroud lines）：「猜測可能有某種物質熔穿了冰，像是初級（英語：Python (nuclear primary)）燃燒或次級燃燒。」[57][e]一份1968年7月的報告指出：「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對回收的次級元件分析顯示，僅回收85％的鈾與94％（按重量計算）的三個次級元件，同時尚未識別出第四個次級元件的任何部分。」[58]

BBC團隊還聯繫上幾名參與善後工作的主管，其中一位是威廉·錢伯斯（William H. Chambers），他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擔任核武器設計師。錢伯斯在工作中領導一個處理核事故的團隊，處理過的事務包括圖勒空軍基地B-52墜毀事件。他向BBC解釋放棄搜索決定的背後邏輯：「對於無法全部回收元件，可以說有一些失望...如果我們無法找到這些機密部件，其他人要想恢復它們將非常困難。」[57]

乘載架上的四枚銀色 B28FI核彈，準備裝載到飛機上。
一套四枚B28FI核彈，與圖勒墜機事故中的核彈是同類型。

1968年8月，美國軍方曾派出一艘『Star III』微型潛艇到圖勒基地搜尋武器殘骸，特別是次級核彈的鈾-235彈芯。[59]兩年前在西班牙帕洛馬勒斯發生的核事故進行過比這次規模大得多的搜尋行動，當時一架執行『鉻穹頂行動（英語：Operation Chrome Dome）』的B-52轟炸機與KC-135同溫層加油機在地中海加油時發生空中相撞意外墜毀[60]，機上1枚B28FI核彈曾失蹤80天才尋獲。[61]丹麥國際問題研究院（英語：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斯溫·奧格·克里斯滕森（Svend Aage Christensen）聲稱，在圖勒的水下搜索行動對丹麥當局來說目的明顯，這與其它報導暗示其真正目的被隱瞞的說法相反。[62]然而在較低的層次上，這些潛水行動受到一定的保密限制。根據1968年7月的一份文件寫道：「這次行動包括搜索物體或遺失武器部件的事實應被視為機密（Confidential），不得對外公開（NOFORN）。」這意味着這些搜索行動結果不得向非美國國民透露；該文件繼續寫道：「在與丹麥人討論時，應將此次行動稱為測量。重復對撞擊點下方底部進行測量！」[57]進一步關於搜尋的跡象可以在美國原子能委員會於1968年9月發佈的一份臨時報告中尋獲，該報告指出：「根據進一步的推測，鑑於其彈道特性，失蹤的<被刪除字眼>可能已經掉落在目前觀察到的重型殘骸聚集區之外的地方。」[63]上述報告是指其中一個次級元件的鈾柱在搜索行動中未能搜獲。[64]

於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展出的『Star III』微型潛艇，白色外觀且形狀像又短又粗的雪茄。
『Star III』微型潛艇用於水下搜尋失蹤的核彈零件。

水下搜索行動被當時技術所限，解密文件中包含的圖表和註解已清楚表明，以當時技術根本無法搜索整個墜機殘骸所散佈的區域，最終水下的行動僅能放棄。搜尋人員在海冰上找到4個彈藥儲存器、1個幾乎完整的次級元件，以及相當於2個次級元件的部分殘骸；這相當於有1個次級元件的部分殘骸尚未找到。[65][66]搜索還發現一個武器電纜罩（英語：cable fairing）、極地帽、以及一個0.30乘0.91米（1乘3英尺）大小的彈道彈頭殼殘骸。[66]

美國空軍透過對現場人員進行鼻拭子檢測來監測空氣中的核污染。在採集的9,837份鼻拭子樣本中，有335個樣本檢測到可檢測的α粒子活性，但沒有一個超出可接受水平。此外，現場人員還接受尿液分析，但在756份樣本中均未檢測到任何鈽的蹤跡。[67]

到行動結束時，來自兩國700名專業人員以及超過70個美國政府機構已經在污染區努力清理9個月，[39]這些人員往往缺乏足夠的防護服裝或去污措施。最終送至儲罐場的受污染液體超過550,000美制加侖（2,100立方米），外加30桶裝有各式各樣廢棄物及受污染物質的儲罐。[68]當最後一桶鋼罐於1968年9月13日裝載上開往美國的貨船時，代表冰冠計劃正式結束；[51]整個行動估計耗費940萬美元。（換算至2024年幣值相當於8236萬美元）[40]

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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鉻穹頂行動（Operation Chrome D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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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起事故發生後於數年間引發爭議，同時提高對格陵蘭人的危害，包括圖勒空軍基地核事故風險與潛在超級大國衝突等潛在因素。[69]由於在短短兩年間，接連發生帕洛馬勒斯空難與圖勒基地墜機兩起重大事故，導致《鉻穹頂行動》在政治及營運風險上已站不住腳，最終結束了該項空中警戒計劃。[70]政治學學者兼反核作家史考特·薩根（英語：Scott Sagan）假設，如果「HOBO 28」監測飛機墜毀在彈道飛彈早期預警系統（英語：Ballistic Missile Early Warning System）陣地而不是巴芬灣，在北美空防司令部第一個時間內將顯示無線電鏈接到《硬頭》飛機和彈道飛彈早期預警系統均已摧毀，但未檢測到核爆的場景，這與圖勒被常規導彈突襲的場景相匹配，進而可能使軍方判斷錯誤，同時顯示從圖勒連接至美國本土間的唯一一條海底通訊電纜將成為印證真實消息的唯一來源，而僅靠一個來源來印證是相當不可靠的。[71][72]為了確保圖勒與美國本土間有更多的資訊管道，軍方於1974年建立了衛星通信鏈結。[73]

據綠色和平組織聲稱，美國與蘇聯政府對1961年B-52轟炸機戈爾茲伯勒空難、1966年B-52轟炸機帕洛馬勒斯空難、以及本起B-52轟炸機圖勒空軍基地空難等非常關注，雙方皆同意加強措施確保未來不再發生核事故，避免另一方因錯誤地解讀成已發生第一次核打擊而引發嚴重後果。[74]美蘇兩國後來於1971年9月30日簽署《降低核戰爭風險措施協議》（Agreement on Measures to Reduce the Risk of Nuclear War）。各方同意若發生可能提高核戰爭風險的核武器事故、或是未經授權、無法解釋等事件時須立即通知對方；[75]並且雙方同意使用剛升級的美俄熱線進行通信。[76][77]

到1964年4月時，美國戰略決策傾向透過洲際彈道導彈當作投射平台，執行警戒任務的轟炸機航班已明顯減少。[78]

武器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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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洛馬勒斯空難與圖勒基地墜機兩起空難事故，是美國幾起因核彈內的常規炸藥意外引爆和擴散放射性物質的案例。[79]調查人員事後得出結論，現行核武器使用中的高爆炸藥化學穩定性（英語：Chemical stability）不足以承受空難事故中發生的應力；另外還確定武器安全裝置的電路在火災中很容易發生連接短路，使安全裝置變得不可靠。這些發現使美國科學家加強對常規炸藥安全性與核武器防火外殼研究。[80]

勞倫斯利佛摩國家實驗室為此開發一套名為《蘇珊試驗（英語：Explosives safety）》的測試方法，該測試使用一種特製彈殼，將藥粉裝進該彈殼後在金屬表面間進行擠壓和夾鉗動作來模擬飛機事故；[80]另外還測試彈丸在受控條件下射向硬材質表面，來測量不同爆炸物對沖擊的反應和臨界狀態。1979 年時，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開發一種新型且更安全的低敏感度高爆炸藥（英語：Insensitive munition）（Insensitive high explosives，）用於美國核武器；[81][82]物理學家兼核武器設計師雷·基德爾（英語：Ray Kidder）推測如果當時已使用低敏感度高爆炸藥在核武上時，帕洛馬勒斯空難與圖勒基地墜機事故後核武可能不會引爆。[83]

圖勒門政治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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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的無核區政策起源於1957年，當時聯合政府在巴黎北約峰會前決定和平時期不在丹麥領土上存放核武器。[84][85]因此當1968年圖勒空難事故爆發後，帶有核武的美軍轟炸機出現在格陵蘭領空引發公眾的懷疑和指責，並認為此舉已違反無核區政策。[86][87][88]事故發生時，《硬頭任務》任務的性質被被官方壓制；[89]丹麥和美國政府初期聲稱該轟炸機不是在格陵蘭上空執行例行任務，而是由於突發緊急情況而被迫改變航線。[88][90]然而1990年代解密的美國文件顯示與丹麥政府立場互相矛盾，[91][92]最終於1995年爆發《圖勒門》（Thulegate）政治醜聞。[88]

丹麥議會委託丹麥國際事務研究所（丹麥語：Dansk Udenrigspolitisk Institut） （丹麥語：Dansk Udenrigspolitisk Institut、DUPI）撰寫一份報告，以便確認美國核武轟炸機飛越格陵蘭島的歷史紀錄，以及圖勒空軍基地在其中的角色。當這兩卷本的報告於1997年1月17日出版時[93]，證實美軍核武轟炸機經常性飛越格陵蘭島領空，但美國此舉是出於善意。該報告還指責丹麥首相漢斯·克里斯蒂安·漢森故意在丹麥—美國安全協議間帶着模稜兩可的態度。報告指出在1957年與美國大使會面討論圖勒空軍基地時，漢森沒有被問及，也沒有提到丹麥官方核政策。漢森隨後也發出一封臭名昭著的信件，指出討論期間沒有提出「特殊彈藥供應」的問題，但他沒有進一步補充。[94]報告最後總結，漢森此舉是默許美國在圖勒存放核武器。[95]

該報告還證實，美國於1965年前就已在格陵蘭島存放核武器，這與丹麥外交部長尼爾斯·赫爾維格·彼得森（英語：Niels Helveg Petersen）的保證互相矛盾，彼得森曾聲稱這些核武器僅在格陵蘭島領空，但從未出現在領地上。[88][95]報告最後披露《冰蟲計劃（英語：Project Iceworm）》的項目細節，這是美國陸軍一直保密的計劃，旨在格陵蘭冰冠下儲存多達600枚核導彈。[96]

工傷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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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水泵操作員正在接受監測，檢查自身是否有放射性污染。

參與清理作業的丹麥工人聲稱，他們長期接觸輻射而引發健康問題。儘管這些工人不在亨齊克營作業，但這些工人在收集受污染冰的「Tank Farm」存放區、運送受污染殘餘物的港口、以及清理工作中使用的車輛維修廠等地工作；另外這些工人也可能暴露在當地大氣中接觸到核輻射。[97]在《冰冠計劃》結束後的幾年內，對工人進行的調查顯示出他們發生許多健康問題。一項於1995年進行的調查發現，在1,500名工人的樣本中有410人死於癌症。[98]

1986年，丹麥首相保羅·施呂特委託對倖存的工人進行輻射檢查。丹麥臨床流行病學研究所（Danish Institute for Clinical Epidemiology）調查11個月後得出結論，與在該項工作前後訪問基地的工人相比，涉及《冰冠計劃》的工作人員癌症發生率高出40％。癌症流行病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ancer Epidemiology）發現，這些工人的癌症發病率比普通人高出50％，但無法斷定輻射暴露是主因。[99]

1987年，近200名前清潔工人對美國政府提起訴訟。儘管該訴訟沒有成功，但導致數百份機密文件公開。這些文件揭示，儘管參與清理的美國空軍人員比丹麥工人更容易暴露在輻射中，但這些人員後來並未接受健康問題監測。[99]此後，美國政府開始定期對相關工作人員進行定期健康檢查。[100]1995年，丹麥政府向1,700名工人支付每人50,000克朗的賠償金。[101]

儘管歐洲法院於2000年裁決丹麥政府需開始為丹麥工人進行定期健康檢查，[102]同時歐洲議會於2007年1月通過決議作出同樣的指示，但這些丹麥工作人員的健康狀況仍未得到定期監測。[100][103]2008年，前圖勒工人協會（Association of Former Thule Workers）將此案提交至歐洲法院。請願者聲稱，丹麥政府未能遵守裁決導致他們對疾病的檢測延遲，從而使預後惡化。由於丹麥於1973年才加入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因此1968年事故在法律上無法受歐盟條約約束：「事故發生時丹麥不是成員國，因此不能溯及既往地適用於歐盟共同體法規。丹麥政府對工人及可能受到的事故影響的民眾們的義務只能源於國內法規。」[104]

丹麥政府否認事故與長期健康問題之間存在關聯，丹麥國家輻射防護研究所（Danish National Institute of Radiation Protection）的Kaare Ulbak博士表示：「我們對癌症發病率及死亡率有非常好的紀錄，我們已經進行非常徹底的調查。」然而工人們表示，缺乏證據是由於缺乏適當的醫學監測所致。截至2008年11月，此案一直沒有成功。[102]丹麥衛生局（英語：Danish Health Authority）於2011年的一份報告發現，根據1968年圖勒事故造成的鈽污染，圖勒地區代表性人員的總輻射劑量低於建議參考水平，即使在極端條件和情況下也是如此。[105]

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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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污染主要發生在海洋環境中，核武器中的裂變材料主要是鈾-235，而放射性殘骸則包含至少兩種不同的「輻射源項」。[f]科學監測工作在事故發生後定期執行，分別於1968 年、1970年、1974年、1979年、1984年、1991年、1997年、2003年進行考察。[107][108]

1997年，主要由丹麥與芬蘭科學家組成的國際科考隊在北極星灣（英語：North Star Bay）開展全面地海底沉積物採樣計劃。[109]分析結果表明，鈽沒有從受污染沉積物中轉移到大陸架上層的海水錶層；由於生物活動的作用，殘骸已被深埋到沉積物裏；鈽向海底生物界的轉移量很低。其它研究表明，鈾從污染顆粒中的浸出（英語：Leaching (chemistry)）速度比鈽和鋂還快。[110]從2003年進行的研究結果得出：「圖勒周遭海洋環境中的鈽對人類構成的威脅微不足道。在相對穩定的條件下，大部分的鈽仍留在遠離人類的拜洛特灣（英語：Bylot Sound）海床下，上方的海水及動物中的鈽濃度很低。然而，如果放射性粒子重新散佈到空氣中成為懸浮粒子，導致容易被人體吸入，位於納爾薩爾蘇克（英語：Narsaarsuk）表層受鈽污染的土壤可能對此處人類構成些微風險。」[111][112]在2003年、2007年、2008年科考中，由丹麥原子能委員會里瑟國家實驗室（英語：Risø DTU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Sustainable Energy）首次在陸地進行採樣，研究結果於2011年發表。[113][114][115]

解密文件的文獻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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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08年的BBC新聞報導，透過解密文件以及相關人士訪談，確認事故後有一枚核彈遺失；[57][116]隨後丹麥外交部審查BBC根據《資訊自由法》於2001年取得的348份文件。2009年1月，丹麥外交部長佩爾·斯蒂·默勒（英語：Per Stig Møller）委託丹麥國際研究所（英語：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進行一項研究，將這348份文件與能源部於1994年發佈的317份文件進行比對，確認這348份文件是否有任何關於在圖勒遺失完整核武器的相關資訊。[117]丹麥國際研究所隨後於2009年8月發表報告，其內容與BBC的報導相互矛盾。這份報告內容表明沒有核彈在事故後遺失，美國的水下搜索行動是尋找次要核武器中的鈾-235裂變核心；[118]該報告還首次對主要核彈頭中的鈽含量進行估計。[119][120]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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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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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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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北極星灣（英語：North Star Bay）通常又被稱為拜洛特灣（英語：Bylot Sound）。[3]
  2. ^ 當時人造衛星還無法執行驗證與監控任務。
  3. ^ 一些來源聲稱較為精準墜機地名為伍爾斯滕霍姆峽灣（英語：Wolstenholme Fjord）。[16]
  4. ^ 《Dr. Freezelove》 一詞來源於1964年電影標題《奇愛博士》（英語：Dr. Strangelove）的雙關。[38]
  5. ^ 「初級」與「次級」的定義來自核武器設計的一部分。
  6. ^ 「輻射源項」（Source Term）是指事故期間釋放出的放射性污染量來當作衡量指標。[106]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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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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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

期刊及報告

網頁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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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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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con 1968 photos of Thule Air Base and surrounds
image icon Underwater photos from the Star III sub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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