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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osohedral/榮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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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卡爾·古斯塔夫·榮格 1875年7月26日 瑞士圖爾高州凱斯維爾 |
| 逝世 | 1961年6月6日（85歲） 瑞士蘇黎世屈斯納赫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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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於 | |
| 配偶 | 艾瑪·榮格 （1903年結婚—1955年結束） |
| 兒女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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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導師 | 尤金·布魯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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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古斯塔夫·榮格（德語：Carl Gustav Jung，1875年7月26日—1961年6月6日）是瑞士精神分析學家和精神醫師，分析心理學的創立者。他的作品在精神病學、人類學、考古學、文學、哲學、心理學[1]、宗教學等領域影響深遠。他曾在蘇黎世伯戈爾茨利精神病院擔任研究員，在精神病學家尤金·布魯勒手下工作。榮格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亦被視為歷史上最重要的心理學家。[2][3]
榮格與精神分析學的創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有深厚友誼，並因對人類心理學的共同願景而維持長久的通信。弗洛伊德不僅視他為自己所創精神分析「新科學」的繼承者，也期望他能為自己的工作賦予合法性：弗洛伊德和其他一些精神分析學家作為猶太人，面臨當時歐洲反猶主義思潮威脅，而榮格並非猶太人，他是基督教徒。[4]因此，弗洛伊德暗中將新建立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主席授予榮格。然而，因學術與個人觀點分歧，榮格最終與舊友分道揚鑣。他在個人層面因此次分離而蒙受痛苦，而他的分析心理學也由此被整理為一個獨立於精神分析的綜合體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哈伊姆·耶路沙米指出，從榮格晚年一些反猶言論中亦可窺探到他早前與精神分析學界的分離緣由。[5]
榮格的分析心理學以個性化為中心觀點，認為人終其一生的心理過程便是區分自身與其他個體的意識或潛意識元素，其亦為人類發展的主要任務。他創造了大量著名的心理學概念，包括：共時性、原型現象、集體潛意識、情結、外向性與內向性等。除心理學工作外，榮格也是位藝術家、工匠、建造師和作家。他的許多作品都在其死後才發表，部份作品時至今日仍未發表。[6]
生平[編輯]
童年[編輯]
1875年7月26日，卡爾·古斯塔夫·榮格[a]出生於瑞士圖爾高州的凱斯維爾市鎮，他的父親保羅·阿基里斯·榮格（Paul Achilles Jung，1842–1896）是一位牧師，母親名為埃米莉·普賴斯維克（Emilie Preiswerk，1848–1923）。[7]保羅·榮格的父親，也就是卡爾·榮格的爺爺也叫做卡爾·古斯塔夫·榮格（Karl Gustav Jung，1794–1864），其為瑞士巴塞爾的著名醫學教授。[8]保羅·榮格從未有機會繼承其父的遺產，並終身都為瑞士歸正會的鄉村貧苦牧師。榮格的母親埃米莉·普賴斯維克亦出生於一個大家庭，她是巴塞爾著名牧師和學者塞繆爾·普賴斯維克（1799–1871）的小女兒。普賴斯維克是希伯來語學家、作家和編輯，曾是保羅·榮格在巴塞爾大學的希伯來語教師。[9]（17-19）
榮格六歲時，父親被指派至萊茵河瀑布邊上的勞芬城堡擔任牧師。也在這一時間，榮格父母之間開始心生嫌隙。榮格的母親性格古怪、抑鬱，常整日待在臥室，並稱有幽靈夜訪。[10]儘管在白天時表現正常，但根據榮格的說法，其母在晚上會變得十分神秘。有一晚他曾看見從母親房間透出幽光，並注意到一個頭和脖子分離的陰影從她房間出來。榮格和父親的關係更好。[10]
榮格的母親曾因不知名疾病在巴塞爾附近醫院療養數月，在此期間榮格被托給姨媽照料。母親的離開在榮格童年心靈中留下了陰影，他後來回憶，童年的經歷令他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總是將女人與「不可靠」相聯繫，而「父親」則總是與可靠卻無能為力聯繫在一起。[11]榮格描述這次事件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創傷。不過上述影響在他後來的人生中得到了改觀：「我信任男人，但他們卻讓我失望；我懷疑女人，可她們並沒有讓我失望」。[12]1879年，在勞芬居住三年後，榮格的父親申請調任至巴塞爾旁的小惠寧根（Kleinhüningen），全家住在教堂附近的牧師住宅。[13]榮格九歲時有了一個妹妹，名為約翰娜·格特魯德（Johanna Gertrud，1884-1935），家人暱稱她為特魯迪（Trudi）。她後來成為了榮格的秘書。[9]（349）
童年回憶[編輯]
童年時的榮格孤獨內向，他認為自己同母親一樣[14]，擁有兩個人格——其一為現代瑞士人，另一個則是屬於18世紀的老派人物。[15]「第一種人格」是那個時代典型的小學生形象，而「第二種人格」則是個來自過去的嚴肅、多疑、遠離人世的老人形象。儘管他與父親關係親密，卻失望於其對基督信仰的學院式態度。[16]
一些童年記憶在榮格心中留下了終身印記。當他還是個男孩時，曾雕刻一個木頭玩偶，並放在鉛筆盒中，藏在閣樓隱蔽處。他還為此找了一塊屬於小人的石頭，圖上水彩，分為上下兩半，和它一起放在閣樓的鉛筆盒裏。榮格會不時地拜訪這尊玩偶，有時帶上寫有隻有自己才能看懂的秘咒的紙條。[17]他後來回憶，這些經歷為童年時的自己帶去了平靜與隱秘。在後續職業生涯中，他發現自己創造的玩偶類似土著居民的圖騰，例如瑞士阿勒斯海姆附近的靈魂石，或是澳洲土著的朱林加。[18]榮格認為，兒時與玩偶舉行的儀式是源自他的潛意識，而他後期關於象徵、原型和集體潛意識的理論，部分源自兒時的這些行為。[19][20]
12歲時，就在巴塞爾的大學預科（Humanistisches Gymnasium）第一學年結束前，榮格在大教堂廣場等待同學時被一個男孩推倒在地，頭部重重的撞到路邊石上，短暫失去知覺。當時一個想法出現在他頭腦——「現在你再也不用上學了。」[21]自此，每當他走路上學或開始做作業時便會昏厥。他在家中呆了半年，直到一次偶然聽到父親向友人提起對自己未來可能無法自謀其生的擔憂。父親懷疑他可能患了癲癇。面對自身狀況與現實的衝突，他意識到自己必須振作起來。於是，榮格去到父親的書房學習拉丁文語法，儘管仍有數次暈眩，但最後他發現自己克服了這個症狀，此病從此不發作了。他後來表示，自己就是在此時明白了，什麼是神經症。[22]
1895-1909：大學和事業初期[編輯]
最初榮格認為自己會成為一個牧師，他的許多家庭成員都從事神職工作，由此感到一種道德驅使。他也曾在一段時間裏期望成為考古學家，但家庭無力送他至除巴塞爾大學以外的學校，而該校並未開設考古學專業。在學習哲學之後，榮格決定背離家族既定的宗教道路，轉而學習醫學與精神病學。[23]很快，他發現自己對這門學科感到痴迷：精神病學充斥着經驗學方法，與生物學和精神性的事實存在着共性，而這正是他一直渴望尋求的東西。[24]1895年，榮格進入巴塞爾大學學習醫學。然而，僅僅一年後，他的父親去世，家庭失去了經濟來源，不得不依靠親屬的資助完成學業。[25]在大學期間，他常與同僚玩笑稱自己的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不過，晚年時他收回了這一逸聞，只表示自己的曾祖母是歌德的侄女的朋友。[26]
1900年，榮格搬至蘇黎世，在伯戈爾茨利精神病院的精神病學家尤金·布魯勒門下工作。[27]布魯勒與奧地利精神醫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通訊往來。1903年，榮格的學位論文《論所謂神秘現象的心理學和病理學：一種精神病學研究》（Zur Psychologie und Pathologie sogenannter occulter Phänomene）發表於《精神病學研究》期刊。該文基於對榮格的表親海倫·普賴斯維克（Hélène Preiswerk）的通靈分析，受到弗洛伊德的同僚西奧多·弗盧努瓦的影響。[28]1902年，榮格在巴黎跟隨心理醫師皮埃爾·雅納學習[29]，並從雅納的潛意識中的固定觀念（idée fixe subconsciente）發展出了情結理論。[30]1905年，榮格被任命為精神病診所的高級醫師，並獲得了蘇黎世大學醫學院編外講師工作。[31]1904年，他與瑞士精神病學家弗朗茨·瑞克林一同發表了《診斷關聯研究》（Diagnoistische Assoziationsstudien），弗洛伊德留有此文的副本。[32][33]1909年，榮格辭去醫院工作，在位於蘇黎世屈斯納赫特的家中開設了私人心理診所。[34]
隨後，榮格與弗洛伊德逐漸發展出了深厚的職業友誼，兩人有密切的通信往來，並往後六年中相互合作。然而，榮格於1912年發表的《無意識心理學》標誌着兩人之間的理論分歧。此後，他們的個人和職業關係受到打擊，雙方都表示對方犯了不自知的錯誤。1913年的徹底決裂後，榮格經歷了一次艱難而關鍵的心理轉變，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更加劇了這個過程。加拿大精神病學家亨利·埃倫伯格稱榮格的劇烈轉變經歷為一次「創造性的疾病」，並將之與弗洛伊德自己的神經衰弱和歇斯底里時期相比較。[35]:173
婚姻[編輯]
1903年，榮格與瑞士企業家約翰內斯·勞珍巴克-申克（Johannes Rauschenbach-Schenck）的長女，比自己小七歲的艾瑪·勞珍巴克結婚。約翰內斯擁有瑞士奢侈鐘錶廠萬國表。1905年約翰內斯去世後，他的兩個女兒以及她們的丈夫成為了鐘錶廠的所有者。榮格的小舅子厄恩斯特·鴻伯格成為該廠主要的所有者，但榮格仍保留了自己的股份，並從中獲得了維持家庭的經濟保障。儘管艾瑪的教育程度有限，但她對丈夫的研究十分感興趣，因此在榮格在伯戈爾茨利精神病院工作期間擔任他的秘書。後來，她也成為了著名的精神分析師。這段婚姻一直持續到1955年艾瑪去世[36]，兩人共育有五個孩子：阿加特、格雷特、弗蘭茨、瑪麗安和海倫。
榮格在婚姻期間至少有過一段婚外情，他曾與病患（後來成為榮格的精神分析同僚）莎賓娜·史碧爾埃有過親密關係。[37][38][39]此外，也有傳聞稱他與同事托尼·沃爾夫有過婚外情。[40]
1900-1912：與弗洛伊德的關係[編輯]
會面與合作[編輯]
榮格和弗洛伊德深受對方思想影響。榮格最初對於精神病學的興趣源於奧地利精神病學家理查德·克拉夫特·埃賓的作品《性精神病態》。1900年，榮格完成學業，進入伯戈爾茨利精神病院，在醫師尤金·布魯勒門下實習。在布魯勒的指導下，他撰寫了一篇關於弗洛伊德的著作《夢的解析》的分析文章，這是他首次接觸到弗洛伊德的思想。在20世紀初，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學科仍處於早期階段，但榮格卻成為了弗洛伊德所推崇的「精神分析」理論的堅定支持者。同時，弗洛伊德也急切地尋求一位合作夥伴與弟子，以增加自身理論的可信力。伯戈爾茨利精神病院享有盛譽，而榮格之前的研究也為他贏得了國際聲譽。1906年，榮格贈送給弗洛伊德了一份他的作品《詞語聯想研究》（Studies in Word Association），並在同一年發表了《診斷聯想研究》（Diagnostic Association Studies）。兩人頻繁通信，最終在1907年3月3日首次在維也納會面。榮格回憶，他們的第一次對話持續了整整13個小時。半年後，時年50歲的弗洛伊德將自己最新的作品集寄給位於蘇黎世的榮格，這標誌着他們六年的密切學術合作的起始。1908年，榮格被任命為新創立的《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學研究年鑑》（Yearbook for Psychoanalytical and Psychopathological Research）的編輯。
1909年，榮格與弗洛伊德以及匈牙利精神分析學家薩德·費倫齊一同訪問了美國，並在9月參加了馬薩諸塞州克拉科大學舉行的一次會議。會議由美國心理學家斯坦利·霍爾主持，與會者包括27位享有盛譽的精神病學家、神經醫師和心理學家。這次會議標誌着心理分析在北美洲學界的接受，並幫助榮格建立了與美國知名學者之間的聯繫。榮格於次年再次短暫訪問美國。
1910年，弗洛伊德計劃任命榮格為新成立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終身主席，將其視為自己的「收養的長子、皇位繼承者」。然而，在維也納同事的強烈反對下，會議同意了榮格的當選，但只批准了他兩年的任期。
分歧與決裂[編輯]
榮格與弗洛伊德的分歧始見於《無意識心理學：力比多的轉化與象徵》（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 a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s and symbolisms of the libido）的創作，涉及到兩人對力比多（性衝動）本質的不同看法。榮格在其理論中減少了對性發育的關注，而主要專注於集體無意識的研究，其中包括一系列榮格認為是繼承自祖先的記憶與思想。榮格承認力比多在個體發展中的重要性，但與弗洛伊德不同，他認為僅僅依賴於力比多並不足以塑造核心人格。
1912年，弗洛伊德前往瑞士克羅伊茨林根拜訪精神病學家路德維希·賓斯萬格，卻並未順路拜訪榮格，榮格為此感到不快，稱此事件為「克羅伊茨林根姿態」，兩人的不和因此達到了頂峰。不久後，榮格前往美國進行訪問，在福坦莫大學舉辦了為期六周的講座。這些講座的內容於一年後整理並以《無意識心理學》（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為題發表，隨後又以《轉化的象徵》（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發表。儘管上述講座內容包含了榮格對力比多的不同看法，但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精神分析的榮格」，而非後續數十年內使他出名的分析心理學理論。此外，榮格聲稱上述作品的發表標誌着自己與弗洛伊德友誼的破裂。
榮格和弗洛伊德之間的另一分歧涉及到他們對無意識概念的不同看法。榮格認為，弗洛伊德關於無意識的理論是不完整的，帶有不必要的負面色彩。他認為弗洛伊德將無意識僅僅看作是情感和欲望的存儲庫。榮格將他和弗洛伊德關於無意識的重疊部分稱為「個人無意識」。然而，榮格對無意識的看法並不是一個靜態的模型，而更像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他還提出了另一種超越個人層面的無意識，稱為類精神狀態（psychoid）[b]。「集體無意識」這個概念不是特定地理群體的總和，而是跨越人類歷史的，對原型角色的總結和歸納。
1912年11月，榮格和弗洛伊德在慕尼黑參加了一次精神分析雜誌研討會。在討論關於阿蒙霍特普四世的精神分析論文時，榮格表達了這篇文章與精神分析運動中實際衝突的關係的看法。在榮格演講時，弗洛伊德突然暈倒，榮格將他扶到一張長椅上休息。兩人最後一次會面是在1913年9月在慕尼黑舉辦的第四屆國際精神分析會議上，榮格在此次會議中談論了心理類型，以及分析心理學中的外向和內向型。
1912-1920：中年孤立[編輯]
1912年，《無意識心理學》的出版標誌着榮格與弗洛伊德友誼的最終破裂。往來信件顯示，弗洛伊德甚至不願考慮榮格在書中提出的想法。決裂之後，榮格原有的朋友相繼離他而去。慕尼黑會議後，他處於自殺的邊緣，寫下了七卷個人日記。這些日記的一部分在2009年被合併整理為《紅書》出版，後來完整地收錄在2020年出版的《黑書》中。榮格聲稱他在1912年創作的《無意識心理學》是一種「部分成功的嘗試」，並於1952年以《轉化的象徵》為題重新編輯出版。1913和1914年，榮格在倫敦心理醫學協會會議上發表演說。儘管隨後爆發的戰爭中斷了原定的計劃，但在康斯坦斯·朗（Constance Long）英文譯作的幫助下，榮格的思想仍然在英國傳播開來。
《紅書》和《黑書》[編輯]
1913年，時年38歲的榮格經歷了一次可怕的「與無意識的對峙」。他被虛幻的圖像與聲音包圍，意識到精神疾病的威脅，幾近精神分裂。而後，他認識到到這是一段有價值的經歷，因此在私下用文字記錄了所見的虛幻圖景。他將這些經歷記錄在日記中，也即他所謂的「黑書」。他表示這本小小的日記包含了一切。這些日記部分手寫，部分由打字機打出，此外還包含「第二層」文字，也即在編輯過程中對日記內容的心理學闡釋。1915年前後，榮格開始使用一本紅色皮革裝訂的筆記轉寫轉寫日記，並附上插圖，這項工作斷斷續續持續了16年。榮格去世前並未對這本他所謂「紅書」有任何指示，英國心理史學家索努·沙姆達薩尼說服榮格的後人將其出版。截至2008年9月，僅有20多個人曾見過這部作品。
2007年，榮格的日記手稿經高解像度掃描，並於2009年10月7日出版。紐約魯賓藝術博物館在2009年10月7日至2010年2月15日期間展出了榮格《紅書》的皮革裝訂，以及《黑書》原本。據這次展出的文本介紹所言，榮格在這兩本書中發展出了他職業生涯中關於原型、集體無意識以及個性化過程的主要理論。作品的三分之二內容是他為文本創作的插圖。
第一次世界大戰[編輯]
1914年，就在一戰發生前，榮格頻繁夢見世界即將發生的巨大變化，他在晚年的傳記中描述道：「我意識到，一場可怕的大災難正在發展之中。我看見了滔天的黃色巨浪，漂浮在水裏的文明的殘片及成千上萬具被淹死的無數死屍……我感到迷惑不解和心裏作嘔，同時又為自己的無能為力感到慚愧。」儘管最初榮格只將這些幻想視為個人的精神危機，但隨着當年8月一戰的爆發，他開始意識到個人潛意識與人類集體體驗的共通性。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榮格作為醫生應召入伍，並很快成為了接收英國士兵和軍官的拘留營的指揮官。瑞士在一戰期間保持中立，因此受到要求拘留來自戰爭雙方越過邊境逃離抓捕的人。擔任拘留營指揮官期間，榮格致力於改善滯留在瑞士的士兵的生活條件，並鼓勵他們參與大學課程。
1920-1953：旅行[編輯]
1910年代末，在陸續發表數篇期刊文章後，榮格逐漸走出孤立時期，並隨後於1921年發表了其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之一《心理類型》。在隨後數十年裏，榮格持續撰寫、出版作品，並開始於世界各地旅行。
英格蘭[編輯]
1920年，康斯坦斯·朗邀請榮格前往英格蘭康沃爾郡參加學術會議。隨後，榮格又在1923參加了由他的英國門徒赫爾頓·戈德溫·貝恩斯組織的會議，以及1925年的另一場會議。1935年，應同事兼好友H·G·貝恩斯、愛德華·貝納特和休·克萊頓-米勒邀請，榮格前往倫敦Tavistock中心發表系列講座，講座內容後續被整理收錄在榮格的作品集中。
1938年，榮格榮獲牛津大學榮譽學位，並在同年7月29日至8月2日舉行的第十屆國際心理治療醫學大會上發表主席致辭，隨後前往拜訪位於柴郡的露絲·貝利（Ruth Bailey）一家。1946年，榮格成為新建立的分析心理學會首任榮譽主席。
美國[編輯]
榮格曾在和弗洛伊德合作期間訪問美國，1909年到馬薩諸塞州訪克拉克大學並舉辦講座，在那裏兩人榮獲該校頒發的榮譽學位。1912年，榮格在紐約福坦莫大學舉辦了一系列講座，後來這些講座內容被整理出版為《無意識心理學》。1924至1925年冬季，榮格受福勒·麥考密克和喬治·波特資助前往美國西部旅行，期間他拜訪了新墨西哥州的酋長山湖。1936年，他再次前往美國，在哈佛大學獲得了榮譽學位，並在紐約和新英格蘭地區為他的追隨者們舉辦了講座。次年，他還前往耶魯大學主講特里講座，內容後續以《心理學與宗教》（Psychology and Religion）為題出版。
東非[編輯]
1925年10月，卡爾·榮格啟程前往東非展開一次名為「布基蘇心理學探險」（Bugishu Psychological Expedition）的探索之旅。同行者還有他的英國友人H·G·貝恩斯以及美國助理喬治·貝克威斯（George Beckwith）。他們在旅途中結識了一位名為露絲·貝利（Ruth Bailey）的英國女人，其在數周后加入了他們的旅程。一行人穿越肯雅和烏干達，一直到埃爾貢山。居住在埃爾貢山附近的當地居民長期與與世隔絕，因此榮格採用對話方式了解和探索當地文化，以期深入理解「原始心理學」。他後來總結認為，自己獲得的多數見解源於自身經歷以及所受的歐洲心理學教育。「血親力比多」（kinship libido）是榮格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意為對某個群體或家族的本能歸屬感，榮格視其為人類體驗的一個關鍵方面，是力比多在家庭層面的體現。這一概念與非洲班圖語中的「烏班圖」概念相似，烏班圖哲學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緊密聯繫，即「我存在，因為你存在」（I am because you are）。
印度[編輯]
1937年12月，榮格再次離開蘇黎世，與福勒·麥考密克（Fowler McCormick）一同前往印度。他在印度時感到自己「直接處於一種異域文化的影響之中」。相比在非洲旅行時受到的語言制約，榮格在印度時可以更自由的與當地人交談。而後，印度教哲學逐漸成為了他有關象徵以及無意識生活的理解中重要的基礎。儘管如此，榮格仍然避免了一次與印度教上師拉瑪那·馬哈希的會面，他稱馬哈希被吸收進了「自我」之中。榮格在旅程中拜訪了維達吉里斯瓦拉寺，並在那裏與一位當地專家探討位於該寺廟瞿布羅（神廟塔門）中的符號與雕塑。這場對話後來被收錄在他的作品《愛翁》（Aion）中。榮格在此次旅程中患上了嚴重疾病，隨後在加爾各答一所醫院呆了兩周。1938年後，他的旅行開始局限於歐洲。
1953-1961：晚年[編輯]
1943年，卡爾·榮格被任命為巴塞爾大學的全職醫學心理學教授。然而，在次年經歷了一次心臟病發作後，他辭去了教職，開始過上更加隱居的生活。1945年，他開始與英國羅馬天主教牧師維克多·懷特通信，而後與其成為了親密好友，懷特定期訪問榮格位於布林根的居所。他的身體狀況在1952年後開始惡化。直到去世前，榮格持續發表作品，包括分析飛碟觀測報告於人類心理意義的《飛碟：有關天空中事物的現代神話（1959）》（Flying Saucers: A Modern Myth of Things Seen in the Skies）。他的最後一部作品是1961年創作的《接近無意識》（Approaching the Unconscious），這部作品在他去世後出版。
榮格的晚年一直受循環系統疾病的折磨。1961年6月6日，他在瑞士蘇黎世州屈斯納赫特去世，享年85歲。
學說[編輯]
榮格早期思想受其家庭影響，母系方面有着對神秘主義和改革派神學的濃厚興趣，而在父親一邊，則是受到兩位重要人物——他的祖父，醫師和科學家卡爾·古斯塔夫·榮格（Karl Gustav Jung），以及博學家、歌德的侄子洛特·凱斯特納（Lotte Kestner）的影響。儘管榮格的主要研究方向在臨床醫學、寫作以及分析心理學，但他的許多作品都是對其他領域，例如量子物理學、活力論、東方和西方哲學（包括認識論、鍊金術、占星術、社會學等）以及文學和藝術的探討。他關於哲學和靈魂相關事物的興趣將其觀點引向神秘主義，儘管他仍偏向於稱自己為科學學者。與弗洛伊德不同，榮格對於哲學概念有深入地理解，並致力於將現代心理理論與認識論分支相關聯。
主要概念[編輯]
集體無意識[編輯]
原型[編輯]
陰影[編輯]
外向性與內向性[編輯]
人格面具[編輯]
靈性[編輯]
觀點[編輯]
超自然現象觀點[編輯]
對量子力學的闡釋[編輯]
鍊金術[編輯]
藝術治療[編輯]
舞蹈/動作治療[編輯]
政治觀點[編輯]
對國家[編輯]
二戰盟軍服役[編輯]
納粹與反猶主義[編輯]
反猶主義[編輯]
納粹主義[編輯]
對同性戀觀點[編輯]
迷幻藥[編輯]
註釋[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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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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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編輯]
- 卡爾·榮格. 回忆、梦、思考. 由於玲娜翻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0. ISBN 978753278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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