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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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公社(德語:Kommune 1K1)是德國的一個政治性公社。1967年1月12日第一公社在西柏林成立,最終於1969年11月解散。[1]第一公社是由60年代德國學生運動議會外反對派英語Auß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APO)發展而來的。它的目的是作為反對小中產階級家庭的反模式,作為對公社所認為的非常保守的社會的反應。

公社最初(從1967年2月19日到1967年3月初)設在作家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爾英語Hans Magnus Enzensberger位於Fregestraße 19號的空房子裏,也設在作家烏韋·約翰遜英語Uwe Johnson位於柏林弗里德瑙Niedstraße 14號的工作室里,他當時在美國。恩岑斯貝格爾從莫斯科的長期學習旅行歸來後,他們離開了他的公寓,並短暫地住進了約翰遜位於Stierstraße 3號的家。然後,他們搬到了斯圖加特廣場的公寓[1],最後搬到了柏林莫阿比特Stephanstraße 60號的一棟公寓後面的二樓。[2]

產生[編輯]

「慕尼黑顛覆行動」的成員(如迪特爾·孔策爾曼英語Dieter Kunzelmann)和柏林的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盟英語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SDS)的成員(如魯迪·杜契克貝恩德·拉貝爾德語Bernd Rabehl)討論了如何擺脫他們認為的狹隘和資產階級觀念。迪特爾·孔策爾曼有創建公社的想法。他們決定嘗試一種 「那些對自身抱有有熱情的人」的生活。孔策爾曼很快就搬到了柏林。在柏林,SDS有了第一個「公社工作小組」,該小組提出了以下想法:

  • 法西斯主義是由核心家庭發展而來的。它是國家最小的細胞,所有的制度都是由它的壓迫性特徵衍生出來的。
  • 男人和女人相互依附地生活着,因此,他們都不能作為人自由發展。
  • 這個細胞(即小家庭)必須被打破。

當有人提議將這一理論作為公社生活的實踐來實現時,許多SDS成員離開了,包括杜契克和拉貝爾,他們不想放棄自己的婚姻和生活方式。最後,九名男女以及一名兒童於1967年2月19日搬進了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爾位於Fregestrasse 19號[3]的空房子和當時住在紐約的作家烏韋·約翰遜位於柏林弗里德瑙的工作室公寓。恩岑斯貝格爾從莫斯科的長期學習旅行歸來後,公社成員離開並佔據了約翰遜在附近的Stierstraße 3號的主要住所。他們自稱第一公社

早期的公社成員包括領導人及主要推動者迪特爾·孔策爾曼、弗里茨·托伊費爾英語Fritz Teufe、達格倫·恩岑斯貝格爾(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爾的離婚妻子)、塔納奎爾·恩岑斯貝格爾(當時9歲的恩岑斯貝格爾的女兒)、烏爾里希·恩岑斯貝格爾德語Ulrich Enzensberger(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爾的兄弟)、德特勒夫·米歇爾英語Detlef Michel(至1967年3月25日)、福克爾·蓋伯特德語Volker Gebbert、漢斯·約阿希姆·哈邁斯特、多羅特婭·里德德語Dorothea Ridder(「鐵人多蘿西」)、達格瑪·澤胡貝爾。萊納·朗漢斯英語Rainer Langhans於1967年3月加入,[4]有時其他人也住在第一公社的房舍里,如達格瑪·馮·德廷歇姆和格特魯德·海默(「阿加特」,"Agathe")。

公社成員首先試圖以在細節上令人痛苦的細緻方式告訴對方他們各自的生平,以打破舊規矩。他們彼此都很不一樣。相應地,他們每個人所扮演的角色也很快不同。孔策爾曼是「族長」,並確保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他對公社目標的定義是基於他作為「情境主義者」和參與「顛覆行動」的一段時期。因此,他贊成擺脫所有有價證券,甚至是金融證券,這就是他鄙視諸如助學金等的原因。想廢除任何財產,任何私人領域。他反對工作原則,但支持快樂原則。每個人都可以也應該做他想做的事,只要它發生在每個人都能看到的地方。

朗漢斯、托伊費爾和其他人在公社婦女的催促下,留着長發,戴着珠子項鍊,穿上軍裝夾克,或者穿上中山裝。很快,他們就得到了採訪和拍照的報酬。在他們公寓的走廊上直白地掛着一個標語,對着記者們:「先付錢,然後說話」。

第一階段:挑釁行為[編輯]

第一公社在它整個存在時期以其策劃的奇特的嘲諷英語Satire挑釁英語Agent provocateur事件而聞名。這些事件激發了「自發英語Revolutionary spontaneity」("Sponti")運動和其他左翼組織的靈感。

「布丁暗殺行動」[編輯]

由於公社的家庭生活太過枯燥,公社成員們決定將他們的內部經驗轉化為行動。

第一次是對美國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布丁暗殺行動」,當時漢弗萊正計劃訪問柏林。1967年4月2日晚,公社成員在約翰遜的公寓裏與他們在示威活動中認識的大約20人會面。在4月6日副總統進行國事訪問之際,孔策爾曼提出了他的向副總統投擲煙霧彈的計劃。除了朗漢斯,其他人都不想參加。

警方檔案顯示,計劃中的襲擊是由一名特務透露的,因為1967年4月5日,11名學生被第一部門(政治警察)的官員逮捕。他們本應在陰謀的條件下遭遇,通過炸彈、裝滿未知化學品的膠袋或其他危險工具(如石頭),對漢弗萊的生命或健康發動襲擊。

被捕的人包括烏爾里希·恩岑斯貝格爾、沃爾克·蓋伯特、克勞斯·吉爾根曼、漢斯·約阿希姆·哈邁斯特、伍爾夫·克勞澤、迪特爾·孔策爾曼、萊納·朗根斯和弗里茨·托伊費爾。[5]德國小報《圖片報》的標題是「漢弗萊將被暗殺」,德國《時代周報》則稱其為「十一個小奧斯瓦爾德英語Lee Harvey Oswald」。就連《紐約時報》也刊登了八名公社成員用布丁、酸奶和麵粉襲擊副總統的計劃的報道。由於這種壞名聲,烏韋·約翰遜急忙要求他的朋友和鄰居君特·格拉斯把學生們趕出他的公寓。第二天,公社成員被釋放,並舉行了第一次新聞發佈會——他們成了名人,而新聞界和警察官員則在公眾面前出了丑。阿克塞爾·斯普林格出版社從此以後稱第一公社的成員為 「恐怖公社分子」。

公社搬到了柏林夏洛滕堡斯圖加特廣場Kaiser-Friedrich-Straße的一棟舊樓里的公寓,後來又搬到了柏林莫阿比特的Stephanstraße 60號。第一公社每周都要在柏林某處奉上某種嘲諷式的挑釁,這些挑釁成為報刊的頭條新聞。其中一次,公社成員爬上威廉皇帝紀念教堂,從上面扔下幾百本小紅書

伊朗沙阿訪問和第一公社的照片[編輯]

1967年6月2日,在柏林德意志歌劇院大樓前舉行示威期間,弗里茨·托伊費爾因抗議伊朗沙阿的訪問(本諾·歐內佐格之死)而被逮捕,並被指控為叛國罪。直到12月,他和許多與他一起的學生開始絕食,才被釋放。在街頭,同情者們舉行了激烈的示威遊行,高呼「為弗里茨·爭取自由」和「把魔鬼趕出莫阿比特!」。莫阿比特是柏林的監獄,托伊費爾(Teufel)是德語中魔鬼的意思)。

在托伊費爾不在第一公社期間,一張著名的公社成員光着屁股裸體背對鏡頭排成一排撐在牆上的照片被展示出來,標題是:Das Private ist politisch!(「個人是政治的!英語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縱火犯訴訟案」[編輯]

1967年5月22日,布魯塞爾一家百貨商店發生火災英語L'Innovation Department Store fire,造成251人死亡。毛主義者和反越南戰爭的抗議者很快被指控為放火者。第一公社以傳單作出反應,描述 「新的抗議形式」,寫道:「Holt euch das knisternde Vietnam-Gefühl,das wir auch hier nichten missen wollen!」(「看看那種我們在國內也不想錯過的越南戰爭的感覺吧!」),並問 「柏林的百貨商店什麼時候燒起來?」 1967年6月6日,對朗漢斯和托伊費爾提起 「縱火犯訴訟」,指控他們叫囂縱火。經過眾多文學教授的作證,他們將傳單定性為虛構和超現實主義的挑釁,法院最終判決朗漢斯和托伊費爾勝訴。[6]後來,他們在1968年出版的《偷走我》(Klau Mich)一書中講述了這起訴訟的故事,這本書也上升到了被狂熱崇拜的地位。

反響[編輯]

公社成員只做他們想做的事,他們的享樂主義態度不僅使資產階級兩極分化,也使政治左派兩極分化。

SDS尤其不喜歡第一公社的挑釁行為。第一公社的挑釁性傳單(「高壓水槍是紙老虎」),其署名縮寫為SDS,這使他們不斷地感到惱火。在其他方面,這些公社成員被指責為沒有政治興趣,而僅沉迷於自我中心主義。因此,1967年5月,SDS開除了 「革命鬧事者」(《圖片報》)。

克勞斯·哈通德語Klaus Hartung (Journalist)在德國《時代周報》上寫道:「幾乎沒有任何一種政治理論比革命者必須要革命的理論更成功,根據這種理論,如果不改變日常生活,社會就不會有變化。」

第一公社發展成為另類思想家解決各種問題的一種避難所;每天都有求助的呼聲到來。這所房子受到了崇拜託伊費爾和朗漢斯的朋友和追星族英語Groupie的名副其實的圍攻。由於女人們的擁擠,特別是托伊費爾造成的,他被趕出了公社。他搬進了慕尼黑的一個公社,這個公社後來屬於六二運動英語2 June Movement

第二階段:性、毒品和烏希·奧伯邁爾[編輯]

到1960年代末,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1968年夏末,公社搬進了Stephanstraße上的一個廢棄工廠,以便重新定位方向。第一公社第二階段的特點是性、音樂和毒品。

1968年9月21日,公社參加了埃森的國際歌曲日德語Internationale Essener Songtage,這是聯邦共和國的第一個地下音樂節。[7]在那裏,朗漢斯認識並愛上了來自慕尼黑的模特烏希·奧伯邁爾英語Uschi Obermaier。她和總部設在慕尼黑的音樂公社阿蒙·杜爾英語Amon Düül住在一起,但很快就搬到了第一公社公社,和他們共住一間臥室。不久,媒體稱朗漢斯和奧伯邁爾是 「APO中最帥的一對」。孔策爾曼不喜歡公開的不關心政治的奧伯邁爾。[1]私人領域的政治化以及朗漢斯和奧伯邁爾對媒體公開談論他們的關係、嫉妒和「享樂機器」的事實構成了對社會禁忌的下一個突破,帶來了性革命。之後,約翰·列儂小野洋子等人也紛紛效仿他們。[8]

突然間,公社接待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客,其中就有知名搖滾樂樂手吉米·亨德里克斯,他有一天早上出現在第一公社的臥室里。奧伯邁爾愛上了他。[9]

她的模特費用急劇上升,她在魯道夫·托默英語Rudolf Thome的狂熱崇拜電影《紅太陽》(Rote Sonne [DE],1969年)中擔任主角,海報和雜誌封面上都有她的照片。《亮點》周刊雜誌花了2萬德國馬克(當時一輛保時捷911的價格)來換取奧伯邁爾的一次採訪和幾張裸照,當時有傳言說這個價格很快就漲到了5萬馬克。

第一公社的結局及遺產[編輯]

最後,第一公社的能量耗盡了。孔策爾曼對海洛英的依賴進一步惡化,1969年夏天,他被驅逐出公社。[1]

1969年11月,一個由三個暴走族青年組成的團伙襲擊了這個公社並摧毀了房間。他們早些時候曾幫助朗漢斯把一些不受歡迎的人趕出公社,現在又回來要求他支付傳言中《亮點》周刊給付的5萬馬克中的一部分。[1]剩下的居住者對第一公社的未來失去了信心,四散而去。奧伯邁爾和朗根斯去了慕尼黑。[9]最終,朗漢斯與四個前模特組成的「後宮」生活在一起,這種組合持續了幾十年。

第一公社一個房間裏的一張桌子被綠黨政治家漢斯·克里斯蒂安·斯特羅貝勒英語Hans-Christian Ströbele買下。在圍着這張桌子開會的過程中,德國《日報》報社和德國混沌計算機俱樂部成立了。這張桌子在1990年被盜,對於它今天的下落,人們有一些猜測(誰提出的?)

文學創作[編輯]

2007年的德國電影《狂野人生》英語Eight Miles High (film)描述了烏希·奧伯邁爾在第一公社的生活。

另請參閱[編輯]

參考[編輯]

  1. ^ 1.0 1.1 1.2 1.3 1.4 Hüetlin, Thomas. Die Tage der Kommune. Der Spiegel. 27/1997. 1997-06-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26) (德語). 
  2. ^ Ulrich Enzensberger, Die Jahre der Kommune I, pp. 105, 108
  3. ^ 關於這座房子的歷史及其住戶,參見cf. Christian H. Freitag: Ritter, Reichsmarschall & Revoluzzer. Aus der Geschichte eines Berliner Landhauses (前言由Hans Magnus Enzensberger作). Berlin 2015
  4. ^ Ulrich Enzensberger, Die Jahre der Kommune I, p. 105
  5. ^ Ulrich Enzensberger, Die Jahre der Kommune I, p. 121
  6. ^ Matussek, Matthias; Oehmke, Philipp. Die Tage der Kommune. Der Spiegel 5/2007. 2007-01-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1-19) (德語). 
  7. ^ Wagner, Christoph. Deutschlands Woodstock. 2003 [2007-12-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9-16) (德語). 
  8. ^ The Guardian 2007-11-16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Accessed 2011-08-17
  9. ^ 9.0 9.1 Keith Richards: The Biography, by Victor Bockris

文獻[編輯]

  • Boyle, Michael Shane. 2011. "Aura and the Archive: Confront the Incendiary Fliers of Kommune 1,"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in Performing Arts Resources: The Tyranny of Documents–The Performance Historian as Film Noir Detective, Ed. Stephen Johnson, New York: Theatre Library Association.
  • Enzensberger, Ulrich. Die Jahre der Kommune I: Berlin 1967 - 1969. 2006 [2020-10-09]. ISBN 97834421536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4-10). 
  • Fahlenbrach, Kathrin. 2004. The Aesthetics of Protest in the Media of 1968 in Germany (conference paper). Proceedings, IX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Empirical Study of Literature, 2004. Available fro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0530161833/http://www.arts.ualberta.ca/igel/igel2004/Proceedings/Fahlenbrach.pdf (PDF)
  • Rabehl, Bernd. 2003. Die Provokationselite: Aufbruch und Scheitern der subversiven Rebellion in den sechziger Jahren. (Teil 2: Die Revolte in der Revolte: Die Kommune 1.)
  • Martin Klimke, Joachim Scharloth (eds.).2007. 1968. Ein Handbuch zur Kultur- und Mediengeschichte der Studentenbewegung. Stuttgart: Metzler. ISBN 3-476-02066-5
  • Dressen, Wolfgang; Kunzelmann, Dieter; Siepmann, Eckhard; Berlin, Werkbund-Archiv. Nilpferd des höllischen Urwalds: Spuren in eine [sic] unbekannte Stadt : Situationisten Gruppe SPUR Kommune I : Ein Ausstellungsgeflecht des Werkbund-Archivs Berlin zwischen Kreuzberg und Scheunenviertel, November 1991. 1991 [2020-10-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4-10). 
  • Rainer Langhans, Fritz Teufel: Klau mich. StPO der Kommune I. Edition Voltaire, Frankfurt am Main and Berlin 1968 (Series: Voltaire Handbuch 2), Reprint (without pornographic insert): Trikont Verlag英語Trikont Verlag, Munich 1977; Rixdorfer Verlagsanstalt, Berlin undated [1982]
  • Christa Ritter, Rainer Langhans: Herz der Revolte. Die Kommune 1 von 1967 bis 1969. Hannibal Verlag, 2005, ISBN 3-85445-258-6.
  • Peter Szondi: Aufforderung zur Brandstiftung. Ein Gutachten im Prozeß Langhans / Teufel. in: Der Monat, Berlin, 19th year, issue 7, 1967, p. 24-29, also printed in: Peter Szondi: Über eine "Freie (d. h. freie) Universität". Stellungnahmen eines Philologen.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3 (Series: es 620)
  • Josep Mº Carandell: Las comunas, alternativa a la familia, Barcelona, Tusquets, 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