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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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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時代的高汾在看書

高汾(1920年—2013年11月20日),女,江蘇江陰人,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記者。[1][2][3]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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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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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的高集、高汾

18歲時,高汾進入《救亡日報》當記者,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救亡日報》停刊後,她來到茅盾領導的香港文通社工作,後來又到贛南的《贛州日報》工作。[1][2]

1944年秋,高汾離開贛南赴陪都重慶,進入《新民報》擔任記者,負責報道文化新聞。剛來到重慶的高汾缺少落腳之地,便住進文化人聚居的「碧廬」,這是回國參與抗日戰爭的華僑唐瑜建造的一座竹結構簡易房,專供自上海等地來到重慶後沒有栖身之處的人士居住。音樂家盛家倫、燈光師沈剡、劇作家吳祖光、電影演員金山張瑞芳呂恩、民主人士薩空了沈求我、女畫家方菁、《大公報》記者高集等人都曾居住在此。這些人中,除高汾、高集是記者之外,其他人當時都無固定職業,生活近乎「流浪」,他們便戲稱自己像「二流子」。一次,郭沫若前來看望他們,開玩笑說:「我看你們這裏就叫做『二流堂』吧。」於是「二流堂」之名便在重慶的文化人中叫開。當時,「二流堂」是這些文化人議論時政、交流文藝的場所。高汾抵達重慶後,她的中共組織關係轉至曾家岩的中共辦事處,所以有機會在中共辦事處見到周恩來鄧穎超,鄧穎超叫她「小高」,並問起她的姐姐高灝在江西的情況。[3]

1945年3月18日,高汾和高集結婚。高集是報業巨頭張季鸞的內侄,高集的父親曾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鐵道部秘書、煙酒稅局局長,高集是重慶的知名記者。成婚當天,郭沫若為他們寫下一首賀詩:「宏抒康濟夜深時,各具生花筆一枝。但願普天無匱乏,何勞雙鯉系相思?域中潮浪爭民主,海上風雲漾曙曦。特取巴黎公社日,朋簪聚賀泛瓊卮。」當時周恩來恰好回延安了,返回重慶後,便特地設宴款待高集和高汾、金山和張瑞芳、黃苗子郁風這三對新婚夫婦。1945年,周恩來和鄧穎超自延安回到重慶時,帶來一批陝甘寧邊區延安人民土法生產的毛料,贈給高汾、高集一份。[3]

任職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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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下關慘案」後高集、高汾在醫院

抗日戰爭勝利後,高汾進入《大公報》,和高集共同呼籲民主、和平,報道國共和談,被同人們戲稱為「夫唱婦隨」。1946年5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同年4月,高汾隨高集乘坐美國軍用飛機赴南京,任《大公報》南京辦事處記者,高集任《大公報》南京辦事處副主任,二人繼續報道國共和談。同年6月13日,在南京下關慘案」中,高集等人被中國國民黨打手毆打受傷,周恩來連夜赴醫院慰問。當時已懷孕的高汾和郁風等人赴現場聲援。[3]

1947年,高汾、高集被調往上海,高汾擔任上海《大公報》記者,高集則任上海《大公報》夜班編輯。[3]

1949年6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籌備會(俗稱「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開幕。高汾奉上海《大公報》派遣,赴北平採訪。《周恩來年譜》記載,1949年7月12日,周恩來胡喬木中南海頤年堂請新聞界友人聚餐,並且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高汾和新聞界名人朱啟平鄧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岡儲安平薩空了胡愈之劉尊棋宦鄉應邀赴中南海。在胡喬木的陪同下,周恩來到會見廳和眾人一一握手,並詢問每個人的近況。當時,正在天津任職的高集因病住院,周恩來讓高汾轉達他對高集的問候。事後,周恩來親自過問,安排高集轉到北京治療,並且親赴醫院探望。[3]

1949年9月中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各項籌備工作基本就緒,各地的政協代表先後到達北平。9月13日,高汾對新政協特邀代表、出版家張元濟進行了兩小時的訪談。9月17日,新政協最後一次籌備會舉行,會間休息時,記者們圍住毛澤東,毛澤東遂與大家一一握手並交談。高汾擠到前面說道:「毛主席,你比1945年到重慶蔣介石談判的時候胖了。」毛澤東仰頭大笑,隨後指着高汾穿的半高跟空花皮鞋問:「你知道不知道,上海對你這種皮鞋叫什麼?」高汾一時沒答上來。毛澤東說:「上海給這種鞋子叫『空前絕後』。」在場記者都被逗笑了。[3]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當日下午6時半,高汾作為上海《大公報》赴北平採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的記者,與《解放日報》的林淡秋、《文匯報》的唐海、《新聞日報》的陸詒等記者一同受到毛澤東接見。[3]

調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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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高集、高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高汾任《大公報》首都記者組組長。丈夫高集則被范長江請到《人民日報》領導報道國際新聞。高汾先後寫下了《新社會把鬼變成人——記北京封閉妓院》、《從黑暗到黎明——記北京妓女改造工作》、《臭水坑變成了美麗的新湖——記北京陶然亭龍潭的疏浚工程》等報道。1950年的一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和鄧穎超邀請高汾、高集夫婦來到中南海西花廳吃飯,同席的有孫維世、張瑞芳、金山等人。飯後,周恩來向高汾了解《大公報》駐北京辦事處的工作情況,稱讚《大公報》多年來培養了許多人才,幹部的事業心強,一些辦報經驗值得借鑑,並且勉勵高汾做好工作。[3]

1951年10月,高汾當選為中國婦女代表團成員,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婦女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她撰寫了《團結友愛的大合唱》、《和平使者在農村》等等會議側記。大會舉行之後,她先後發表了《愛倫堡聶魯達在北京》、《訪法國作家羅阿》、《訪蘇聯芭蕾舞蹈家烏蘭諾娃康德拉托夫》等報道。[3]

1953年11月,韓戰停戰不久,高汾赴朝鮮訪問,寫下了《訪金日成元帥的故鄉和故居》、《每個人都是建築工人——記平壤蓋房子的熱潮》、《人比鋼鐵更強——訪朝鮮降仙煉鋼廠》、《從廢墟上建立的平壤紡織廠》、《他們偉大的理想將加速實現——記平壤金策工業大學》等報道。[3]

1950年代初,高汾發表了大批新聞作品。但同時,高汾的姐姐高灝卻因病常年臥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幾度住進精神病院,再未重拾新聞事業。[3]

右派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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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高汾進入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恰逢反右運動爆發,她被打成「右派」,發往黑龍江北大荒勞動。1959年底,摘去右派帽子返回北京,重新回到《大公報》社,被安排在《大公報》副刊「文化園地」編輯室工作。在此期間,她發表了《在江幼農同志家裏作客》、《張瑞芳談李雙雙》、《永遠做人民電影的先鋒——記新聞電影戰線的優秀攝影師》等報道。[3][1][2]

1963年11月,《大公報》約請向來對青年教育十分關心的鄧穎超就話劇《年輕的一代》發表看法。同年11月8日,鄧穎超特地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高汾。見面後,鄧穎超拉着高汾的手,邊端詳邊說:「瞧你活得不賴嘛!」後來鄧穎超一再說「今天瞧你不錯,我很高興。」顯然鄧穎超了解高汾被打成「右派」後的經歷。高汾十分感動。鄧穎超還問高汾有幾個孩子,高集身體怎麼樣,高灝、朱潔夫夫婦的情況,希望高灝早日病癒出院。正在說話時,周恩來走進來,一下便認出高汾,叫她「小高」。談到話劇《年輕的一代》時,周恩來、鄧穎超都認為此劇頗有現實意義,認為對幹部子弟的教育是迫切問題。臨別時,鄧穎超對高汾說:「以後有機會再來看我。」高汾對此次會面終身難忘,晚年還在《老報人的回憶》、《記者生涯記事二則》中提及此次採訪。[3]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7年高汾被列為專政對象,下放到新華書店郵購部當店員。1970年,高汾的姐姐高灝逝世,享年53歲。高汾難忘當年與姐姐高灝在《救亡日報》一起工作的情景,曾抄錄姐姐的多篇作品收藏,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未丟棄。[3]

改革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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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高汾獲得平反,重新投身新聞工作,先後在《財貿戰線》、《中國財貿報》、《經濟日報》任副刊編輯。1982年6月,在參加全國記協舉辦的老新聞工作者讀書班後,她寫下《旅順口吊萬忠墓》、《棒棰島採石》等文章。此後,她接連發表《葉淺予杭州》、《童心未泯美好心靈 ——張瑞芳演陶奶奶》、 《在那溫馨的小院——記詩人艾青的一天》、《一個老黨員的一天——記中顧委委員夏衍同志》等人物專訪。[3]

1982年秋,高汾回到家鄉江陰,採訪全國農業先進典型華西大隊。隨後她寫出《珠耀龍騰》一文,文中寫道:「我感到華西令人神往的,不光是物質的富足,更是精神上的美!文明新風吹拂着這個錦繡村莊!」「華西人用自己的雙手改造了大自然,也給自己創造了幸福的生活。」高汾對華西村的報道、采寫的《項南福建經濟建設》、對夏衍的專訪等發表之後都獲好評。[3]

1985年5月8日,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在北京會見自國外來訪的老記者陸鏗趙浩生及多位當年在國統區工作過的老編輯、老記者。高汾也應邀來人民大會堂台灣廳,再度見到了鄧穎超。高汾的丈夫高集此時出差在外,未克出席。二十多年沒見,鄧穎超依然能叫出高汾、高集、高灝的名字。在為時一個多小時的會見中,鄧穎超和大家暢敘友情。高汾後來在《老報人的回憶》一文中寫道:「我站在大姐身邊,感到一股幸福的暖流流遍全身。大姐,您永遠是我們的大姐,永遠是我們的親人。」[3]

1986年,高汾自《經濟日報》社離休後,復刊不久的上海《新民晚報》聘請高汾擔任駐北京特派記者,為該報在北京采寫新聞並且組稿。[3]1980年代後期,作為上海新民晚報》駐北京記者,她在北京採訪過幾十位文藝界名人,包括劉海粟李可染白楊秦怡于是之黃永玉蕭乾潘虹劉曉慶馬蘭六小齡童吳天明張藝謀李淑賢陳道明瓊瑤等。直到80多歲,她還為《新民晚報﹒夜光杯》撰稿及約稿,獲同事譽為「終身榮譽職工」。[1][2]

在幾十年的新聞生涯中,高汾先後採訪過毛澤東周恩來宋慶齡葉挺等政界領袖,愛倫堡聶魯達烏蘭諾娃等文化名人,寫出了報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的新聞《開幕盛典》、報道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震撼世界的一日》等知名新聞。[1][2]1991年,高集、高汾夫婦從他們寫的新聞作品及散文中選出64篇,出版了《天涯集》一書。1992年起,高汾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5年6月,在北京召開「首都女新聞工作者表彰大會」,高汾等70多名從業幾十年的女性新聞工作者受到大會表彰。[3]

2013年11月20日,高汾在北京病逝,享年93歲。她是抗日戰爭時期重慶二流堂」成員中最後一位逝世者。2013年11月28日,高汾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梅廳舉行。高汾逝世後,其好友袁鷹曾敏之邵燕祥譚文瑞等人紛紛撰寫文章或輓聯輓詩悼念。[1][2]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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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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