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西藏镜报

本页使用了标题或全文手工转换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西藏镜报》
1945年12月《西藏镜报》的封面图片，中央是V字胜利手势与佛教八吉祥物，四角为藏英汉蒙四种文字的耶诞与新年贺词。
类型月刊
版式A3[1]:17
创办者多吉·塔钦（Gergan Dorje Tharchin）
出版商藏文出版社（英语：Tibetan Press，1928-1946年）
西藏镜报出版社（英语：Tibet Mirror Press，1946年9月-1963年11月）
编辑更敦群培，江洛金·索朗杰布[2][3]
主编多吉·塔钦
创刊日1925年10月10日
停刊日1963年11月1日
政治立场藏族民族主义，反共[4]:183-184
语言藏文
总部印度噶伦堡
城市噶伦堡
国家地区英属印度（1925-1947年）
印度（1947-1963年）
发行量200份（1929年）
500份（1942年8月-1945年）
最高：1,983份（1947年3月）[5]:85-86[6][7]:297
读者远大于发行量[注 1]
OCLC 编号297170279
售价1925年：一年1.5印度卢比（含邮费）。

1935年4月：一年3卢比（不含邮费），5卢比（国际）。
1943年12月：每期0.5卢比。

1959年5月：每期1卢比。一年国内10卢比，国际15卢比，航空邮件35卢比。[8]:207[5]:83
免费在线档案《西藏镜报》扫描网络版（含224期）

《西藏镜报》是一份早期藏文报纸[注 2]，藏文全名为“ཡུལ་ཕྱོགས་སོ་སོའི་གསར་འགྱུར་མེ་ལོང”；威利转写：“Yul phyogs so so'i gsar 'gyur me long”，意为“世界各地新闻之镜”，又称《明镜》（Melong）或《镜报》（Sargyur Melong）。创刊25周年后，报头附加英文标题“The Tibet Mirror”，即《西藏镜报》。[9]

《西藏镜报》由多吉·塔钦（Gergan Dorje Tharchin）担任发行人、记者兼主编，从1925年10月10日至1963年间在印度噶伦堡不定期出版，并在大藏区流通，读者遍及西藏、蒙古、印度、中国以及欧美各地。《西藏镜报》是第一份由藏人创办的藏文报纸，在早期藏文报纸中，《西藏镜报》是唯一一份持续发行的，也是对藏人最具影响力的报纸。《西藏镜报》除了报导新闻，也传播新知，提倡改革，促进藏人团结，立场倾向藏族民族主义。它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视为“反动刊物”，中文文献中相关的论述不多。[9][10][11][12][13]

历史

[编辑]

背景

[编辑]

噶伦堡东邻不丹王国，西邻尼泊尔王国，成为印度在两国之间的楔子。噶伦堡海拔1,250米，向北仰望青藏高原，噶伦堡经锡金越过则里拉山口到西藏边境只有30英里。它是藏印贸易的重镇，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关闭边界前，藏印贸易约有半数是经由噶伦堡。噶伦堡的文化与种族多元，是多种文化交会之处，也是西藏与外界接触的门户。[5]:60-61

《西藏镜报》的创办人多吉·塔钦（1890-1976年）被当地人尊称为塔钦巴布（英语：Babu (title)）（Tharchin Babu），他是藏族基督徒，生于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金瑙尔县（也有说斯皮提县）。他在苏格兰教会差会担任传教士，精通标准藏语与近古藏语，许多西方人向他学习藏语。[14]他最自豪的杰作（英语：Masterpiece）是从1930年代开始编辑的藏文大辞典，但由于财务原因，直到1960年代才出版两册。[15]

创立缘起

[编辑]

在重视传统的藏区，“新闻”是当时藏人不熟悉的事物。 在《西藏镜报》创办前，虽然拉达克、北京与拉萨发行过摩拉维亚弟兄会传教士与中国政府办的藏文报纸，但是影响有限，也没有一份持续发行。[16][17][1]:13-17

1925年8月，塔钦在苏格兰教会差会主持人约翰·安德森·格雷厄姆（英语：John Anderson Graham）博士的办公室中看到一部损坏闲置的誊写机（英语：Roneo duplicator），塔钦想到用它来创办一份藏文报纸，在塔钦要求下，格雷厄姆博士把誊写机给了他。[18]

塔钦决定用西藏文化中熟悉的符号“明镜”命名报纸，来吸引所有藏区读者。“明镜”在藏传佛教中有重要的意义：五妙欲供中以“明镜”象征色尘（眼所见的对象），放在五种供品的中央。1912年发行的西藏5章噶纸币背面的五妙欲供图也有一面铜镜。某些金刚乘的观想以“明镜”象征法身佛毗卢遮那佛，因为明镜没有偏好的反映一切，没有扭曲，自身不因对象而变，与法身的特性（平等无分别、无无明、不变）相同。藏人也用明镜进行圆光占卜。[1]:21-22[19][20][21]

塔钦修好誊写机后，于1925年10月10日发行《西藏镜报》创刊号，经过短期实验出刊周期，从1926年2月起定为每月发行。[18]

创办初期

[编辑]

1927年5月，《西藏镜报》报导了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共势力扩张，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冲突。[22]塔钦收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来信，表示《西藏镜报》的新闻对他很有用，并赞助20印度卢比。1927年12月中，塔钦到拉萨采访了十三世达赖，回程遇到英国驻锡金助理政务官兼驻江孜商务代表霍普金森（英语：Arthur John Hopkinson），以100卢比赞助《西藏镜报》。[18]

《西藏镜报》第一年的订户只有14份，1927年订户达到约50份，并免费赠阅近一百份给西藏政府官员。由于西藏邮政经常丢失邮件，而且缺乏付款机制，《西藏镜报》的收入一直是个问题。[18]1928年9月，《西藏镜报》开始使用新的油印机出版。[8]:2111929年，订户达到200份，但是仅有37人付款。[5]:831930年民国政府特使刘曼卿出使西藏后，镜报发表了对她的专访。[23]:161935年，十三世达赖和噶厦政府来信祝贺《西藏镜报》创刊十周年。[24]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编辑]

1940年，噶厦政府再度赞助100卢比，《西藏镜报》在首页刊登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彩色全页照片，之后噶厦准许塔钦对外募款，募到300卢比。[8]:246-247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藏镜报》持续报导全球战事，经常附上地图说明某场战役。当时许多印度报纸因为缺乏纸张而停刊，但是英国驻锡金政务官巴兹尔·古德认为《西藏镜报》是唯一一家藏文报纸，属于战时宣传活动，因此供应纸张并争取到政府资助。[25]:476

二战战后时期

[编辑]

二战后，英国驻锡金政务官霍普金森规定申请贸易执照的藏人必须订阅《西藏镜报》，使得《西藏镜报》订户超过一千份，首次财务独立。然而好景不长，印度独立后于1948年取消了这个规定，塔钦一再向印度驻锡金政务官申请赞助，都被拒绝。[5]:83-84

1946年，《西藏镜报》与“西藏镜报出版社”脱离苏格兰教会而独立。在霍普金森的协助下，塔钦获得英属印度政府的无息贷款，用来购买14万卢比的人工捡字排版的脚踏活字版印刷机，以及买地建印刷厂，藏文铅字与印版则来自加尔各答浸信会差会出版社。1948年3月22日，“西藏镜报出版社”举行开幕式，霍普金森等人出席，《西藏镜报》启用活字版印刷机出版了第16卷第5期。《西藏镜报》从此进入活字版印刷时代。[5]:81[8]:211[26][27]:153当时西藏的藏文印刷术还停留在雕版印刷时代，直到1950年代解放军入藏后，西藏才进入活字版印刷时代。[5]:31

解放军入藏时期

[编辑]

《西藏镜报》从1946年起就警告藏人中共入侵的危险，数次重刊1932年十三世达赖的政治遗嘱，包括这些话：“在赤色共产党现在正到处进行恐怖和破坏的时候，我们必须特别警惕自己免受野蛮的暴行。他们积恶至极。⋯⋯为时不久，赤色的屠杀将必闯入我们的前门。无论是我们自起内讧，或是来自外面共产国家的威胁，我们迟早都必须直接面对。⋯⋯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必须随时准备保卫自己。否则，我们的文化和精神传统将被彻底根除。”[4]:186

1950年9月7日（昌都战役前一个月），据《新加坡自由西报（英语：Singapore Free Press）》报导，中共禁止藏人阅读《西藏镜报》，拥有者可能被枪毙，而渴望新闻的西藏人在黑市用高价购买《西藏镜报》。[4]:210-211

1951年1月，《西藏镜报》25周年庆发行特刊，回顾过去历史，并刊出历任英国驻锡金政务官、锡金国王札西南嘉、希腊王子彼得（英语：Prince Peter of Greece and Denmark）等多人贺函。本期有30页，是该报史上页数最多的一期。[28]

1952年3月，西藏“人民会议”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递交请愿书，要求解放军退出西藏。5月，西藏军区和噶厦联合发出布告，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29][30]1952年10月，《西藏镜报》社论呼吁吃糌粑的人（指所有藏人，包括康巴人）团结起来，终结汉人（对大藏区）的占领。[31]

塔钦交游广阔，解放军入藏后，西藏镜报出版社在1950年代成为报导中国在西藏军事行动的新闻交换中心，《西藏镜报》的文章包括了解放军空袭寺院与村庄的插图。[18]1956年10月《西藏镜报》据目击者证词，报导解放军轰炸机轰炸康区格鲁派第一大寺理塘寺，造成数千藏人死亡，并附上理塘寺被炸的插图。据李江琳考证，这是由解放军兰州军区空军独立第4团的杜－4重轰炸机在1956年三、四月间执行。[32][33][34]1957年10月，《西藏镜报》刊登了一首纪念歌，歌词中有：“不要让袁大头收买你，站起来！吃糌粑的人站起来！”[31]1957年夏格巴·旺秋德丹、嘉乐顿珠领导的“西藏幸福事业会”（在印度噶伦堡）将《西藏镜报》偷运入境，在西藏各地散发，呼吁“所有吃糌粑的人团结起来”，“把汉人赶出西藏”。[35]1958年7月，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指《西藏镜报》是“反动刊物”，要求印度政府取缔。[36]印度政府表示对《西藏镜报》破坏中印友谊感到不悦，但是印度新闻自由，依法只能由地方官员警告塔钦。这是中印关系开始恶化的标志。[25]:486[37]

停刊

[编辑]

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经表示只要《西藏镜报》立场从反共转为亲中，可以资助《西藏镜报》使塔钦不赔钱，但是被塔钦拒绝。[38]:175[4]:198

1963年11月1日，《西藏镜报》出版第28卷第8期，之后因财务困难，塔钦年长力衰，而且藏人行政中央开始出版藏文报纸等原因而停刊。[18][39]

《西藏镜报》到停刊为止，38年间出版了28卷，共311期（ㄧ卷通常是12期，但是两期有时并为一份印行，所以ㄧ卷最少时实际只有8期，最多时有13期）。[5]:131-143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了224期，超过《西藏镜报》发行期数的70%。[9]

编辑团队

[编辑]

格西曲吉扎巴[注 3]1930年曾为《西藏镜报》工作。坚塞·贡培拉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后期掌握西藏实权，但在十三世达赖死后失势，1934年初被流放到工布孜岗，结识了因龙厦事件受牵连而被流放的江洛金·索朗杰布[40]，1937年底两人流亡到噶伦堡，他们与旅印的杰出学者更敦群培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藏族知识分子，结识塔钦后为《西藏镜报》工作，提高了《西藏镜报》的水平。西藏共产党的创建者平措汪杰与战友昂旺格桑在1944年左右为《西藏镜报》工作了六个月，木村肥佐生（法语：Hisao Kimura）在1940年代末期也为《西藏镜报》工作。[7]:220[5]:87-88

内容

[编辑]

《西藏镜报》在创刊号的社论表示要服务不同读者群，要为僧侣提供印度佛教过去与现在修行的资料；为商人提供商品产地与市场的新闻；为贵族提供各种新闻；为病人提供药物和疗法的信息；为儿童提供课程和其他教材。[8]:207-208因此《西藏镜报》内容包括政治新闻、最新科技发明（例如潜艇，巡洋舰，驱逐舰，航空母舰，降落伞，英国与美国轰炸机，直升机，飞艇，汽车等）、名人的故事（例如圣雄甘地、泰戈尔等）、短篇教育性故事、外国旅客到西藏的报导，以及地图等。许多文章附带照片或插图。除了知识性内容，《西藏镜报》还提供实用的商业资讯（如羊毛、金、银、麝香、雪豹皮、狐皮、牦牛尾[注 4]的市场价格），广告，以及一些教育、娱乐内容（谜语，卡通），还有关于宗教（基督教和佛教）的文章。[6][8]:227-228[42]

在《西藏镜报》发表文章最多的知名人士是更敦群培。他在《西藏镜报》发表了《旅居印度的反思》、《俗语嵌套诗》（1936年），《Lhasa与Rasa：La与Ra》（1937年），《地球是圆的还是平坦的》、《西藏政治史的重要性》（1938年），以及三篇关于吐蕃帝国与唐朝关系的文章（1943年）。[7]其中《地球是圆的还是平坦的》一文挑战了藏人认为“世界是平坦的”传统观念。该文所附的地球地图与史德文夫人1922年藏文著作中的地图十分相似。[8]:223-224其他名人士如藏学家查尔斯·贝尔发表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传》（1948年），还有约翰·范·曼恩（英语：Johan van Manen）（1926年）、尼古拉斯·洛里奇（1933年）等人的文章。[5]:87

封面设计

[编辑]

《西藏镜报》的封面设计经常包括佛教符号。《西藏镜报》一共采用过六种报头（英语：Masthead (publishing)）设计：[5]:94-98

  1. 1925年10月～1928年11月：手绘报头，图案包括了十字金刚杵。
  2. 1928年12月～1940年2月：十字金刚杵上方是如意宝珠。
  3. 1942年8月～1947年1月：报头除了镶边图案外，没有其他装饰。
  4. 1947年2月～1948年2月：上端是一排花鬘，中央是白色法螺，两侧用图案镶边。
  5. 1948年3月～1948年10月：报头用卍字镶边。
  6. 1948年11月～1963年11月：上端是一排花鬘，中央是白色法螺，两侧用卍字镶边。

这些符号在佛教中各有意义：十字金刚杵象征坚固的信心，如意宝珠代表财富以及满愿，法螺比喻（佛法）法音远播。此外报头也经常包括佛教八吉祥物。

1944年3月的封面则省略报头，而以各种佛教符号、人物与动物构成繁复的镶边。[5]:98-99

影响

[编辑]

在藏文媒体几乎不存在的时代，《西藏镜报》记录了西藏剧烈的社会与政治转型。《西藏镜报》读者包括（十三世和十四世）达赖喇嘛，拉萨、江孜、康区等地的西藏读者，以及经常从拉萨经过春丕河谷到噶伦堡、大吉岭和加尔各答的商人和贵族。[9][38]:173十四世达赖表示，在解放军进藏前，他的新闻来源只有 《西藏镜报》，以及布达拉宫的扫地僧。[43]《西藏镜报》很早就受西方藏学家注意，如1926年荷兰约翰·范·曼恩（英语：Johan van Manen）的《三家藏文报纸》就包括了创刊号，1935年德国莱比锡大学的约翰内斯·舒伯特（英语：Johannes Schubert (Philologe)）已是订户。[8]:214-215[9]各国大报也曾提及《西藏镜报》，例如新加坡的最大报《海峡时报》（1936年10月15日），中国最大的英文报纸——上海《北华捷报》（1939年12月）。[5]:86[8]:225-226虽然《西藏镜报》的发行量不大，但是《西藏镜报》向当时与外界隔绝的藏人报导了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印度独立等全球新闻，因此对藏人深具影响力。[9][38]:173[17]

在《西藏镜报》创办前，青藏高原地区的藏文出版社以寺院与贵族出版的宗教出版物为主，使用雕版印刷技术，也没有非宗教的出版社。西藏镜报出版社是青藏高原地区最早采用油印技术的藏文出版社，除了报纸也出版其他藏文印刷品。[27]:150印度独立前，西藏镜报出版社可能是印度最活跃的藏文出版社。[44]

西藏镜报出版社所在的铁皮屋2005年时门口还挂着“The Tibet Mirror Press”的标志。[45]

相关论著

[编辑]

多吉·塔钦

[编辑]

西藏镜报

[编辑]

注解

[编辑]
  1. ^ 《西藏镜报》经由辗转流传与社区集体阅读，读者人数远多于发行份数。[7]:297
  2. ^ 《西藏镜报》创刊后的计划是每月出版，一度尝试过每周出版，实际上是不定期出版，但是通常将它归类为报纸而非杂志。[5]:22-24
  3. ^ 曲吉扎巴后来编辑了《格西曲扎藏文辞典》。
  4. ^ 牦牛尾用于制造印度教、耆那教与佛教仪式的法器、拂尘、假发、圣诞老人的胡须。白牦牛尾的价钱比黑牦牛尾高。[41]

参考文献

[编辑]
  1. ^ 1.0 1.1 1.2 Shakya, Tsering Wangdu.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ibetan literature : gsar rtsom (博士论文).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4年 [2017-09-28]. （原始内容需要免费注册存档于2020-02-14）. （英文）
  2. ^ Lauran R. Hartley; Patricia Schiaffini-Vedani. Modern Tibetan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06-25: 8页. ISBN 0-8223-8143-5. （英文）
  3. ^ 嘉央诺布. The Myth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Tibet and the Tibetan Language, Part Three. phayul.com. 2005-06-21 [2017-09-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27）. （英文）
  4. ^ 4.0 4.1 4.2 4.3 Isrun Engelhardt. Tharchin's One Man War with Mao (PDF). Roberto Vitali (编). Studies on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ibet and the Himalaya. 2013-12-01 [2017-09-28]. ISBN 978-993750679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6-03-09）. （英文）
  5.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Anna Sawerthal. The Melong: An Example of the Formation of a Tibetan Language Press (PDF) (硕士论文). University of Vienna, Austria. 2011年 [2017-09-27].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6-03-04）. （英文）
  6. ^ 6.0 6.1 Natalia Moskaleva. Sketches of Contemporary Tibetan History in The Tibet Mirror (1949–1963) (PDF).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December 2016, (37): 248-249页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7-09-26）. 
  7. ^ 7.0 7.1 7.2 7.3 Schaedler, Luc. Angry Monk: Reflections on Tibet: Literary, Historical, and Oral Sources for a Documentary Film (PDF) (博士论文). University of Zurich: 567,422–432页. 2007-12-12 [2017-09-27].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7-09-28）. （英文）
  8. ^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Engelhardt, Isrun. Reflections in The Tibet Mirror: News of the World, 1937-1946 (PDF). Gray Tuttle (编). Mapping the modern in Tibet. PIATS 2006: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Eleven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Konigswinter. Andiast, Switzerland: IITB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GmbH. 2011年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2-01）. （英文）
  9. ^ 9.0 9.1 9.2 9.3 9.4 9.5 Yul phyogs so soʾi gsar ʾgyur me loṅ. Columbia University. [2017-09-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06）. （英文）
  10. ^ Tibet Mirror. Beinecke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2017-09-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4-10）. （英文）
  11. ^ 李江琳. 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 联经出版. 2010年7月: 24页. ISBN 978-957-08-3638-7. 
  12. ^ 安乐业. 國際藏學史導論. 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 2016-06-01: 335页. ISBN 978-986-91739-5-7. 
  13. ^ 真云边吉. 达赖流亡真相：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始末【4】. 人民网. 2015年4月17日 [2017-09-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24）. 
  14. ^ Sangharakshita (Bhikshu). Facing Mount Kanchenjunga: An English Buddhist in the Eastern Himalayas. Windhorse Publications. 1991年: 177–178页. ISBN 978-0-904766-52-3. （英文）
  15. ^ Isrun Engelhardt. A Dedicated Initiator of Cultural Exchange: Tharchin's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of Knowledge between the Tibetan and Western Worlds (PDF). [2017-10-0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6-01-31）. （英文）
  16. ^ Benjamin Fleming; Richard Mann. Material Culture and Asian Religions: Text, Image, Object. Routledge. 2014-03-26: 76–77页. ISBN 978-1-135-01373-8. （英文）
  17. ^ 17.0 17.1 次旺卓玛; 尼玛顿珠; 大达娃次仁.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西藏新闻研究综述. 《西藏研究》. 2009年, (第1期)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26）. 
  18. ^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Paul G. Hackett. Kalimpong, Gergan Dorje Tharchin, and his Mirror newspaper (PDF).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2-10）. （英文）
  19. ^ The Handbook of Tibetan Buddhist Symbols. Serindia Publications. 2003年: 29页. ISBN 978-1-932476-03-3. （英文）
  20. ^ Alex Wayman. The Buddhist Tantras: Light on Indo-Tibetan Esotericism.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 1973年: 18页. ISBN 978-81-208-0699-3. （英文）
  21. ^ Wolfgang Bertsch. A Study of Tibetan Paper Money. 2002-07-01: 8–12页. ISBN 978-8186470169. （英文）
  22. ^ Kurtis R. Schaeffer; Matthew Kapstein; Gray Tuttle. Sources of Tibetan Tra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年: 739–740,727. ISBN 978-0-231-13599-3. （英文）
  23. ^ 《西藏镜报》第5卷第1期2-3页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1930年6月27日出版。引自 Fabienne Jagou, Liu Manqing : A Sino-Tibetan Adventurer and the Origin of a New Sino-Tibetan Dialogue in the 1930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no. 17, Octobre 2009
  24. ^ 《西藏鏡報》第10卷第1期第1頁.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01）. 
  25. ^ 25.0 25.1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年. ISBN 978-0-231-11814-9. （英文）
  26. ^ 《西藏鏡報》25週年慶：第19卷第1-2期第2頁. [2017-09-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01）. 
  27. ^ 27.0 27.1 Willock, Nicole. Dorjé Tarchin, the Mélong, and the Tibet Mirror Press: Negotiating Discourse on the Religious and the Secular. HIMALAYA, th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Nepal and Himalayan Studies. 2016, 36 (No. 1 , Article 16)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26）. （英文）
  28. ^ 《西藏鏡報》25週年慶：第19卷第1-2期. [2017-09-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01）. 
  29. ^ 《解放西藏史》编委会. 〈第五章　站稳脚跟，执行和维护协议·第二节　平息“人民会议”骚乱事〉. 《解放西藏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 ISBN 978-7-80199-903-0. 
  30. ^ 蔡文青. 《喜马拉雅风云》. 崧博出版事业. 19 March 2017: 394–396. 
  31. ^ 31.0 31.1 嘉央诺布. In Defense of Tibetan Cooking (Part I). 2011-02-09 [2017-10-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01）. （英文）
  32. ^ 《西藏鏡報》第23卷第11期（1956年10月12日出版）第4頁. [2017年9月26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年2月1日）. 
  33. ^ 解放军飞机轰炸寺庙——李江琳揭示藏区民主改革鲜为人知的史实（图）. 自由亚洲电台. 2011年3月23日 [2017年9月24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年9月24日）. 
  34. ^ 李江琳. 關於理塘寺轟炸的幾份資料. 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 [2017年9月24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年9月21日）. 
  35. ^ 〈第六章　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六年不改”方针的提出·第六节　西藏局部叛乱加剧和中央的方针〉. 《解放西藏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27）. 
  36. ^ 杨公素. 所谓“西藏独立”活动的由来及剖析. 《中国藏学》. 1989年1月15日, (第1期) [2017-10-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01）. 
  37. ^ Notes, Memoranda and letters Exchanged and Agreements sign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India and China 1954-1959: WHITE PAPER I (PDF).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74,78页. [2017-10-01].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7-10-01）. （英文）
  38. ^ 38.0 38.1 38.2 Dagmar Bernstorff; Hubertus von Welck. Exile as Challenge: The Tibetan Diaspora. Orient Blackswan. 2003. ISBN 978-81-250-2555-9. （英文）
  39. ^ Yul phyogs so soʾi gsar ʾgyur me loṅ volume 28, no. 8: Page [1].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01）. 
  40. ^ 索穷，江洛金·索朗杰布——一个藏族宿学的爱国情怀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国西藏(中文版)2005年第6期
  41. ^ Tina Harris. Geographical Diversions: Tibetan Trade, Global Transactio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3-04-01: 30. ISBN 978-0-8203-4573-4. （英文）
  42. ^ Rene von Nebesky-Wojkowitz. Where the Gods Are Mountains (PDF).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56年: 74–75页 [2017-10-02]. ASIN B004VT4B8S.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6-09-28）. （英文）
  43. ^ Rajendra Mathur Memorial Lecture. 达赖喇嘛办公室. 2017-08-09 [2017-10-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03）. （英文）
  44. ^ Sheldon Pollock. Literary Cultures in History: Reconstructions from South A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05-19: 749. ISBN 978-0-520-22821-4. （英文）
  45. ^ 藏人行政中央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图登桑培. The Tibet Mirror: The first Tibetan newspaper, now only a memory. 印度噶伦堡. 2005-05-12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27）. （英文）

外部链接

[编辑]
  1. ^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李江琳2011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2. ^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李江琳2017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3. ^ 李江琳. 《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 联经出版事业. 2010年7月: 355页. ISBN 978-957-08-3638-7. 
检索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西藏鏡報&oldid=79103482”